亨廷頓談普世價值
戈平 (香港)
硬實力產生軟實力（Hard power generates soft power.）
普世主義是西方對抗非西方文化的意識形態。（Universalism is the ideology of the West for confrontations with non-Western cultures）
西方文化的普世性面臨三個問題：錯誤，不道德，危險。
（The universality of Western culture suffers three problems，it is false, it is immoral, it is dangerous.）
--亨廷頓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20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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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國防部戰略顧問亨廷頓雖已作古，他的著作仍是西方政治學界必讀的作品，影響之大使他的校內同事們稱他為「使哈佛成其為哈佛」的那類學者。《文明的沖突》是他影響最大的著作，他本人指出全書的中心主題是分析西方普世價值論的錯誤，認為推行這種錯誤的觀念是不道德的，對世界和西方都有危險的后果。
價值的歷史是差異的歷史
亨廷頓同意人類各群體之間在行為上存在著一些共同的“常數”，但這些常數不能解釋歷史，相同的是表層，深層是差異。他引用了社會心理學的區別理論（Distinctiveness ）,認為人類通過區別他者來確立自我的認同，例如區別東方來認同西方，區別美洲來認同歐洲，區別他國來認同本族，直到區別男性來認同女性。只要這種心理存在，人類難以認同以單一文明為標準的普世價值。
歷史是由文明的差別組成的，從最古老的兩河文明，印度河文明，和尼羅河文明開始，每種文明都自成一體。歷史的發展使文明的差別擴大，地中海文明分化成伊斯蘭，基督教，和東正教；而東方則出現古印度, 中華文明。在互相接觸中雖然互相影響，但每種文明都以我為主來吸收外來影響。印度佛教傳播到中國，中國并沒有變成印度；中華文化影響日本，日本也沒有變成中華。伊斯蘭，基督教，猶太教互相影響的歷史就是征服與反征服敵對歷史。
普世價值是大國的幻想，每種文明都曾認為自己的價值觀是普世價值。希臘羅馬，莫臥兒， 奧托曼，伊斯蘭，中華帝國，甚至日本，德國這樣的中小國家也這樣。事實卻是歷史上每種文明都難逃興起和衰落的命運。當一種文明認為自己是普世文明時，往往是盛極而衰的開始。歷史上的文明大國先后衰落，歷史否定了一個又一個單一文明的普世價值。亨廷頓不認為西方文明在這方面有什么特殊，美國為首的西方正在重復歷代文明古國衰落的軌跡。現代西方的勢力在1920年到達頂點，從那時開始，西方的版圖一直在縮小中。大英帝國的日落早已成事實。而如保羅.肯尼迪所預言，隨著非西方國家的興起，美國為首的西方也在衰落中。二戰后美國的制造業占了世界的50%，那是由于戰爭對其他國家的削弱，是非常態的；而今天中國已經成為最大的制造業國家，這是符合歷史常態的，因為中國人口最多，直至1800年都是世界最大的生產國，而中國和伊斯蘭世界走在對抗西方文化的前線，西方普世價值觀只是狹隘的“關榮與夢想”
普世價值論的來源
冷戰思維。冷戰時期的兩個陣營對立，形成了長期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蘇聯陣營的垮臺，被認為是西方的勝利，西方價值觀成了唯一的替代品，要來統一世界，終結歷史。但事實證明，，蘇式共產主義之外有更多非西方的文化和意識出現，最明顯的是各地區的本土文化和宗教的復興，挑戰大一統的意識形態。亨廷頓引用日本學者T.Umehara的話語“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是西方自由主義破產的前奏。西方自由主義不但不是共產主義的替代品和結束歷史的統治性意識形態，反而會是下一個倒下的多米諾骨牌。“(P306) 目前由于金融風暴引起的對安格魯-薩克遜式自由主義的質疑，是一個例子。
一些人認為西方在文化傳播和媒體的優勢是普世價值的證明，亨廷頓指出這是膚淺的誤解。牛仔服，可樂和好萊塢電影的的流行并不能帶來文化的統一。反美的恐怖分子可以穿牛仔服，喝可樂，同時按照美國電影的橋段用民航飛機去轟炸紐約。在非西方世界，大量的人民抵制西方流行文化，認為西方媒體帶來的是文化帝國主義。不僅在本土，就是移民群體也是這樣認為。法國的伊斯蘭移民堅持穿傳統的黑色罩頭服裝，政府以法律禁止，帶來武力抵抗。美國的墨西哥移民在示威游行時高舉墨西哥國旗。德國的土耳其后裔在足球比賽中一面倒支持土耳其球隊。
至于貿易的全球化會帶來普世價值全球化的看法也是經不住歷史實證的，1913年全球貿易量達到空前的程度，結果第二年就爆發世界大戰。事實是國際貿易是雙刃劍，生意好時促進關系的密切，反之又會造成貿易戰爭。
“西普”將現代化等同西方化，認為西方在現代化方面領先世界，因此現代文明等于西方文明，這是徹底的錯誤。（P69）西方區別于非西方世界的文化遠在西方現代化之前就出現了。（P69）亨廷頓詳細列舉了西方價值觀的八個方面：民主，代議制，多元，個人主義，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法治，這些是西方古代以來的傳統，并非現代化的產物。亨廷頓在另一本著作《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指出，美國的政治體制實際上來源于英國的都鐸王朝。在該書中他舉例指出西式民主與現代化沒有必然的聯系。每個國家必然按自己的文化傳統前進，西方現代化的道路只是這種觀點的證明，而不能證明西普是普世價值。亨廷頓總結說：現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對非西方國家來說西方化比現代化更困難。現代化加強了非西方地區的實力，減少了西方影響。世界越是現代化，就越是非西方化。（P78）
全盤西化的徒勞
為了追求現代化而推行全盤西化的嘗試，至今無一例成功。俄國的彼得大帝為將俄羅斯變成歐洲國家，不僅學習西方技術，模仿西方文化和穿著打扮，連首都都由莫斯科搬到西部的彼得堡。但幾百年來，俄國的本質仍是中央集權的農業國，彼得自己的統治方式就是個人權威，無論是貴族還是農奴都沒有西歐式的個人主義，人權，法治的空間。以后的任何改革，在俄國只有靠中央推動才能成功。馬克思主義在西歐沒有成功而在俄國成功是因為其思想模式符合俄國社會傳統。列寧，斯大林都是彼得大帝式的強人，首都也由彼得堡搬回莫斯科。以西方自由主義為師的戈巴喬夫徹底失敗，接替他的葉利欽和普京都繼承彼得的強人傳統，今日俄國仍然是東正教文化的國家。
在中東，土耳其在凱馬爾領導下進行了幾十年激進西方化的改造，伊斯蘭教與政府割離，傳統服裝被禁止，阿拉伯文字被改成羅馬字母，宗教學校被關閉，日歷改成公歷，法律按瑞士法律世俗化，政治上加入北約，冷戰期間一直跟隨西方反共圍堵蘇聯。但冷戰后加入歐盟的申請一直被拒絕，國內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伊斯蘭學校復活，阿拉伯傳統服裝又被允許，民間反西方意識強烈。西方各國認為土耳其是典型的穆斯林國家而不希望她加入歐盟。土耳其本身企圖復活古代的突厥文化圈。
在美洲，美國的鄰國墨西哥自1910 年革命建立了一黨制國家，一直抵制美式的自由民主文化。自1980年，政治領袖決定加入北美自貿區，要將墨國由拉丁國家變成北美國家。但首先美國內部強烈反對接納墨西哥，認為墨西哥文化不符合美式自由和法治。而隨著民主化，墨國人民的本土意識在增加，與主張北美化的精英不同，他們更堅持印第安拉丁文化，那些已經進入美國的移民仍然效忠墨西哥國旗就是例子。亨廷頓指出墨國人民由于民主化而非西方化，從而退出北美自貿區的前景不是沒有可能的。
隨著亞洲經濟的增長，澳大利亞政治領袖有推動澳洲加入東南亞共同體的想法。但民眾并不歡迎，不愿意放棄本地文化。而亞洲國家同樣不歡迎西方文化統治的澳洲。馬哈蒂爾的言論是有代表性的：「我們反對澳洲加入東盟，不是因為膚色，而是因為文化。澳洲是歐洲人，并按歐洲的價值觀對他人指手畫腳。」
亨廷頓認為新興國家最好的結局是像日本那樣結合自己的文化去現代化。盡管日本精英自稱脫亞入歐，日本一直沿著和魂洋才的道路發展，文化和西方有著本質的不同。二戰后美國對日本的西化改造不得不妥協，天皇崇拜被保留，大財閥，軍閥又回到政經上層，日本在40年的一黨執政下經濟起飛，不同于歐美的輪流執政；西方的人權和個人主義價值并沒有改變日本的重群體和社會，講資歷和性別差別的文化，從政人士的普遍家族繼承，強政府導向的計劃經濟和集體主義的日本式管理是西方人難以理解的，也造成與美國的文化沖突。一旦日本軍事獨立成為「正常國家」，和美國的價值觀念將越行越遠，因為日本早已開始說不了。
普世價值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的意識形態
亨氏指出現代普世價值觀念是西方文化的產物。開始是法國，然后在德國，隨后是英美，西方白種人試圖按自己的觀念構建一個適合全人類的價值規范。而實際上「普世主義是西方對抗非西方文化的意識形態。」（P66）他指出「軟實力跟隨硬實力」，西方文明在世界的傳播是西方有組織的武力征服的結果，這才是歷史真相。西方人常常忘記他們祖先的暴力擴張歷史，但非西方人沒有忘記。西方人認為是普世價值的東西，非西方人卻認為是西方的價值，伊斯蘭世界，中國，東南亞，拉美地區和美國印第安人都是這樣。亨廷頓指出，在當代關于普世價值的討論中，東西方學者普遍忽略了硬實力是軟實力的基礎這個基本常識，顯示價值觀對社會科學方法的誤導，值得警惕。
西方普世價值論是謬誤的，強制推行錯誤的觀念是不道德的，它違反西方本身鼓吹的民主和自決的原則，必然帶來文化帝國主義。民主的本質是一個自決和本土化的過程，民主主義高漲將使西方遇到本土文化高漲的問題。民主的國家不一定親西方價值，親西方價值的的國家不一定民主。美國本身在冷戰時期違反民主價值，支持大批反共的亞洲，非洲，和拉美的軍事獨裁政府，而CIA則策動推翻智利民選的阿連德政府，這種支持“友好的獨裁者”理論被美國自己的民主學家認為是“民主的恥辱”，亨廷頓指出這典型的顯示美國推行西普的矛盾和不道德。今天，善于選舉的哈馬斯和拉丁美洲左傾政府，以及信奉亞洲價值的國家，會使美國遇到更多這類問題。
推行普世價值的危險
亨廷頓認為：“西方普世主義對世界是危險的，因為那將帶來文明核心國家之間的大沖突和導致西方自身的失敗。”（P311）”在多元文明的世界, 西方對其它文明事務的干涉可能是世界不穩定和潛在政治沖突的最危險的來源。“（P312）他認為西方的價值在于其獨特性，而不是普世性。在西方正在衰落的階段，它的硬實力不再能保證軟實力的推行。比如美國限制核武器的目標已降為防止核擴散，而防止核擴散也越來越難。在人口方面，西方人口不但下降而且老齡化等素質問題也日益嚴重，不得不依靠外國移民，而移民將帶來文明的沖突，這是西方進退維谷問題。在人權方面，美國和西方對中國的壓力在國際舞臺上屢戰屢敗，即使日本，南韓也不是大力支持。而伊斯蘭的年輕人口正在激增，中國和其它金磚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早已超過西方諸國，在全球實力分布上，西方的份額會越來越小，“西普”的說教很快就會變成笑話，西方自身要準備東方的硬實力帶來的軟實力的沖擊，日本不是責備美國過度的個人至上和享樂主義，中國不是在勸說美國人應該勤儉和提高儲蓄率嗎？
達沃斯文化與人類共同價值
“西普”流行的一個來源是達沃斯文化。每年在瑞士的達沃斯召開有1000多人的年會，出席者是各國政界，學界，商界的精英，他們多有高學歷，講英語，認同西方的個人自由，政治民主，市場經濟等價值觀，由于他們的社會地位使普世價值在世界文化上層流行，但在非西方世界跟從他們的不會超過5000萬人，占世界之中人口不到1%，達沃斯文化只是少數人的文化，在非西方的大眾中沒有根基。相反，由英國留學歸來的李光耀，很快放棄了英文名字Henry Lee,領導社會從多種族文化的共同點總結出新加坡社會的共同價值：國家，團體，家庭，和諧，強調吸收西方的科技文化的同時，保持新加坡的亞洲價值。亨廷頓贊成這種作法，認為真正的普世價值不會來自一種文明，而是來自各種文明的共同點，這些共同點成長為普世價值需要長期的對話與交流，在此之前，世界應該接受多種文明的共存。比起達沃斯文化，亨廷頓的共同價值觀應該更令非西方人民感到民主。
（《縱橫》雜志第六期 歡迎轉載請注明出處 電郵[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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