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很在乎臺灣”，這不僅是美國國務院高官的外交辭令，當然與臺灣特殊的地域角色有關，如同2009年11月奧巴馬訪華在北京簽《聯合聲明》后即派美國在臺協會理事長薄瑞光到臺灣安撫臺當局那樣，1月21日中國國家主席結束訪美后，奧巴馬又派薄瑞光于1月23日抵臺，除了與馬英九晤談外，還見了蕭萬長、胡為真（國安會秘書長、胡宗南之子）、“外長”楊進添和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等人。臺灣一向非常介懷中美峰會而牽扯出的若干損害或利益，生怕有“密室交易”。薄瑞光帶去奧巴馬給馬英九的口信是，美國對臺承諾不變，售武繼續進行，宣布時間點美臺再具體商定。支持臺灣有意義地參與國際組織。并報告美方堅拒中方簽署《第四公報》的要求，維護臺灣利益。
馬英九當面給薄瑞光戴上“奧巴馬政府內閣級官員”高帽，說得欠妥，因為這不是事實。但薄瑞光仁兄聞之當然高興，一改對媒體說些不痛不癢的話之作派，隨后以與媒體茶聚形式自曝內幕，稱為“澄清”美中較勁的若干內情。例如，中方欲將臺灣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字句寫進聯合聲明，以此束縛美國軍售，但美方心知肚明，認為上述字眼會給中方擴大解釋空間。在討價還價中，美方抓住中方“沒有聯合聲明”就是訪問不成功的底線，把中方談判者卡在時間陷阱中，因為明年中南海換屆在即，壓力在北京一邊。美方堅稱“如若放進那些字眼，就不簽聯合聲明”，但不反對胡主席在其他場合談核心利益。此“要挾”終于奏效，成功換取中方在最后時刻放棄“核心利益”的寫入。美國外交人士以上世紀八十年代美中簽第三個公報時為例說，中方也是在最后時刻才放棄寫進美國停止對臺軍售的具體時間表的。
北京帶著數百億美元“大餅”而去尋求簽個聯合聲明，但不是第四公報，美方也未嘗不動心。但要達成聲明，相對低層級別的官員在評估階段及討論原則及目標表達時出現三種可能，或許一致，或許談判流產，或許仍需討價還價。此時，只有領導人才會擔當必要的妥協。中美最先舉行的“三對三”私人晚宴是最高層決策者介入了談判，顯示雙方即將達成聲明呈現可靠跡象。須知，政治家永遠不會把自己的“面子”賭在會破裂的正式談判桌上。
美方人士稱，北京偏好以表達原則和意向的模糊形式來作政治協議，也喜歡以新聞稿、公報及聯合聲明的形式公諸于眾，而不是以正式的條約或高度特定性的“契約式”的協議。之所以這樣，是它偏好以模糊的語句為未來的談判創造彈性，或在未來以遵守協議的“精神”為由向美方施壓，也反映出他們不信任以法律形式來處理政治上的問題。中國人認為，只有好的關系和對共同利益的高度認識，才是政治協議的最可靠保證。然而在美國人看來，法律是高于一切的，不管是公報還是聯合聲明，都難以勝過國會一紙法律。畢竟，美國在“與臺灣關系法”的架構下，已對臺灣和自我防衛作出了承諾，與美日安保條約無異。
美國民眾并不樂見子弟兵為了防衛臺灣這個島嶼和日益強大的解放軍日交鋒，根據2006年一項民意調查顯示，中國若進攻臺灣，近乎三分之二的美國受訪者反對出兵。然而，美國要是不能履行協防承諾，則有損美國聲望，弱化美國在亞太的影響力。如果按2010年的民調，反對出兵者只會更多而不會少。所以任何一屆美國政府領導人，都試圖在保護臺灣不被大陸控制之下的同時，避免美中兵戎相見，保障美國安全利益。
針對民進黨和部分國民黨人士質疑《美中聯合聲明》美方希望兩岸進行經濟、政治對話的“政治”部分，薄瑞光請臺灣不必過度解讀，因為中方定義的“政治”或許有“簽和平協議”以及“一中框架”舉措之愿景，但美方定義的“政治”，則是臺灣能有意義地更多參與國際社會，不管是世界衛生大會、世界衛生組織，還是國際民航組織等其它“政治實體”可以參與的機構。美方刻意安排臺灣“立法院長”王金平在1月23日訪美，次日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說，希望美國能持續對臺參與國際組織表達善意和支持。美方此舉亦想提醒他人，除了中國之外，還有一個臺灣“政治實體”單獨存在，有自己的“立法院長”。
臺灣高層對薄瑞光主動透露美國與北京磋商內幕表示感謝，對美方公開贊揚ECFA協議表示肯定。在野的民進黨蔡英文還專門陪薄瑞光參觀她新建的“智庫”。薄瑞光乃中情局出身，在美國解決伊朗人質與尼加拉瓜軍售丑聞事件跌過一跤，但他仍有干勁，有脾氣，在一九八九年擔任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政務參贊時，常常去廣場添亂。1996至1999在上海當美國總領事，之后再去臺北，干到陳水扁呂秀蓮“變天”開始折騰臺灣。
有人問道，何以“美中聯合聲明”，北京方面的中文版與美國方面的英文版有所不同？尤其是美國堅持在“一中政策、三個公報”后加上”與臺灣關系法“這一令北京惱怒的字眼，薄瑞光的回復是：自從1972年以來，類似文字游戲，北京和美國已玩了38年，實在不足為奇。北京官員不時會扭曲正式談判記錄，把重要問題引向對他們有利的方向，如不支持“臺獨”（do not suppot）翻譯成“反對臺獨”(oppose)；美國的文字作業也被北京認為“非常狡猾”，美國前東亞助理國務卿所羅門（Solomon）如是說。
大陸早期“告臺灣同胞書”（1958年10月6日）、葉劍英九條（1981年9月30日）、鄧小平六條（1983年6月26日）、江澤民八點（1995年1月30日）到胡錦濤過去幾年的幾次談話，已漸變為走“以經促統、以民逼官、以商圍政”策略，堅持 “遏獨促統”。北京目前主要目標是在穩定內部鞏固權力基礎，全面發展經濟。除非臺灣用臺獨言行強烈挑戰北京的立場，否則大陸不會有強化統一的言行舉動。美國自然歡迎北京的自我逐步軟化立場，美國之所以曾說“美國對臺軍售有利兩方的緩和”,其理據就是上述理解。雖然中國大陸聽起來很不對勁。
中國在2008年前的軍事理論、軍力結構、國防采購策略、規劃與作戰訓練，主要是針對臺灣，包括算進美國可能干預的后果。但過去兩年以來，針對西南方印度、東北方日本以及西北中亞地區，加上南海、東海動蕩新情勢，解放軍的應策在與時俱進。臺灣私下竊喜大陸分淡對其壓力，但美國則心理壓力加重，不得不要加派軍力重返東亞，重建關島作為前進基地，除了防御解放軍，難道防朝鮮的那幾枚導彈嗎？！
美國對臺政策的死結在于程序，它不知道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議最后會有什么結果，只好鼓勵以和平以及非強制性方式解決。北京當局在與小布什八年對峙中，最大收獲是比過去相信美國會采取行動阻止臺灣在短期內獨立，大陸因而不再加緊短程的統一，轉向全力遏獨，不得不將統一無限期延后。這種作法符合北京側重內部持續發展及維護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政策。美國認識到大棒的作用，尤其是90年代中期“臺海危機”炮艦外交對北京的阻嚇，將繼續奉行“雙向嚇阻”（dual deterrence）政策，要求臺海兩岸避免做出有違未來和平解決政治僵局的挑釁行為。
薄瑞光給臺灣吃定心丸說：美國是臺灣最好的朋友，美國與中國合作的任何時刻，都會為維護臺灣利益不惜與北京角力，時刻把臺灣放在心上，絕不會損及臺灣利益。并稱奧巴馬親自交代捎給馬英九美國對臺政策不變的口信。在臺外媒記者笑言，奧巴馬似乎什么都說改變，但在胡主席訪美前只改變了他的頭發顏色（染黑）。
筆者在去年12月20日預報胡主席今年1月18日訪美，之后一些跟進文章均提到中方急于簽聯合聲明，美方不大情愿，但考慮也要照顧一下中方領導人的歷史定位。記得有人網友跟帖說，不簽還好，免得給留下包袱。其實在2009年奧巴馬訪華前，中方就有意雙方簽“第四公報”，以便可以載入史冊，令繼任者蕭規曹隨，但為美方婉拒。美方只希望中方簽任何承諾不對臺使用武力的協議，公報也可以。但相信沒有一個北京領導人會如此這般。
終于簽署“聯合聲明“，北京外事系統松了一大口氣。至少一方面達到部分共識，一方面又對問題的某些層面保留立場，藉此可與美方建立友好關系的同時，讓自己在日后談判尚未解決的問題時能占據更有利的地位。南方日報也罕見大版專訪外交部參贊，自我感覺良好，印證“成就感”，讓不知情的讀者無所適從。“XX解密”近日由挪威“晚郵報”獨家發消息，內容是美國駐上海總領事2007年發回國務院的報告，提及國家主席上次訪美時遇到的一些不愉快事件，包括有婦人鬧場，奏中國國歌時司儀說成時“中華民國”國歌等。
中美關系中的歧見，或許在雙方妥協下沒有想象中嚴重，但若說北京取勝，則是被高估了。在2011年聯合聲明與2009年聯合聲明對比下，北京關于臺灣問題的闡述明顯降調不少，有開倒車的傾向，對美方確實作了妥協讓步。請看，2009年有一段臺灣和印度最不喜歡的話消失了，即：“雙方重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這一根本原則是指導中美關系的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核心，雙方均不支持任何勢力破壞這一換則的任何行動。雙方一致認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對確保中美關系穩定發展極端重要。”2009年那次薄瑞光赴臺安撫，竟稱中方所講“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與臺灣無關。北京當時相當不悅，但主流媒體盡量不提那些“茶壺里的風波”。
關鍵一段話被蒸發了的此種讓步，乃基于北京的一種判斷：臺執政當局目前以“和為貴”策略，尚不是“麻煩制造者“，臺海局勢的相對穩定減少了中國在周邊的壓力。中國主席坐下來不妨與美國總統敞開心胸談論兩岸議題，或者有一紙長期有效的聲明，擱置問題的癥結，有可能讓中美關系密切，包括軍事關系，因為那才是讓北京在解決臺灣問題上最棘手的。但北京也應想到過，國民黨和馬英九個人，不可能永績執政，臺灣隨時會重新成為”麻煩制造者“，陳水扁雖被判入獄，但臺獨思潮并未入土為安。未來可能的中美聯合聲明有關臺灣部分如何寫，還有重大變數。
馬英九在會見薄瑞光時，呼吁美國盡快對臺軍售，尤其F16C/D戰機，說得非常直接。奧巴馬選擇在哪個月份宣布新一輪對臺軍售？值得觀察，相信不會太久。不管美方出售的軍備包括F-16C/D在內與否，東西總是要賣的，飛機總是要有的。否則軍火制造業人士不會在明年大選投奧巴馬的連任之票。
美國知道中國國內對美中聯合聲明和此次國事訪問有雜音，若干后遺癥待機引發，但不想在曲終人散后刺激北京，以便讓中方可以對國內各階層有所交代。日前，白宮發言人維爾特通過美國廣播公司(ABC)發表聲明，稱郎朗“在白宮國宴的演奏不帶有任何政治意圖。”大陸主流媒體都在跟著美國輿論炒作，報道郎朗在白宮國宴彈鋼琴曲《我的祖國》，見仁見智。但鮮有人提到同一國宴獻藝的美國爵士音樂家漢考克（Herbie Hancock），更是不久前的12月10日在奧斯陸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演奏者。美方的做法無異是告訴中方：你不讓劉某某去聽，沒關系，干脆你自己來聽。白宮當然不會承認讓漢考克演奏是有任何政治企圖或含義。美國還特意讓上個月剛參加奧斯陸頒獎禮的臺灣裔美國眾議員吳振偉，支持“民運”的包柏漪等到場，對應中方代表團鄭必堅（前胡耀邦秘書、中央黨校副校長），說明美國人并不傻。從旁觀者角度看，美方當然也期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能談話，說明聯合聲明有關臺灣部分有所變化，不帶有新的政治意涵。然而，北京與華盛頓在聯合聲明出爐前后的爭拗和大陸民眾的疑慮會逐步緩解嗎？聯合聲明的折衷取向是否能指導兩強相處下一個二十年甚至更長？北京不必拘泥于韜光養晦的“凡是”論，宜有尊嚴地做好本份之事，對付世界頭號強國美國，過亢時機未到，過卑亦不可取，否則只會有兇險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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