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強：從重慶談判看中美博弈（一）
——謹以本文紀念毛主席誕辰117周年
2010年，其實是以今年初的美國對臺大筆軍售始，而以明年初的中國元首國事訪美終，期間貫穿了迫使人民幣升值、天安艦事件、美韓黃海軍演、美國介入南海主權爭議、馬尼拉人質事件、釣魚島撞船事件、第二輪量化寬松以及當前的朝韓延坪島炮擊事件等等，美國伙同日韓方面炮制出如此密集、如此強度的一連串針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動作，使得2010成為中美戰略角力白熱化的一年。從表面上看，這些都不過是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例行公事”，但若聯系中國國內所發生的一系列政治、經濟及社會事件，則不難解讀出美國正在內外兩線發動一場對華戰略總攻，威逼利誘中共政權屈從其政治意志，企圖將中國“改革”為美國的附庸國及殖民地，并通過貨幣戰、基因戰等非常規戰爭手段掌控中華民族的生存命脈?！ ?/p>
就在當前美韓、美日輪番進行大規模軍演，朝鮮半島面臨“千鈞一發”的緊張局勢之際，據香港《大公報》本月14日報道，美國的智庫提出了一份新的美中大戰略協議，這份由巴尼特、懷特和戴敏等人六易其稿的“新美中大戰略協議”（即所謂《懷特—巴尼特方案》），最突出的重點就是“中國保證在美國總統的安排下直接向美國企業投資一萬億美元”，其余內容涵括中美雙方關于處理臺灣、朝鮮、伊朗、南海、東海、軍事、戰略、經濟、參與國際事務以及中國在美投資等牽涉廣泛的各項重大議題，“旨在設計全面整體的解決方案”。這幾位美國智庫人士近日已前往北京拜訪了中央黨校和北京外國語大學等機構并向中國學者推介此一“新協議”。他們聲稱該方案是基于對中國“雙贏”與“和平共處”立場的理解和認同，明年一月的“胡奧會”如能簽署該協議，將從根本上解決美中關系長期起伏不定的不利狀況，也將成為“影響21世紀世界的政治、經濟、軍事新地圖”云云?！ ?/p>
自蘇聯解體及冷戰結束后，共濟會與美聯儲主導下的美國迅速進入了金融帝國主義時期，它在世界各地所刻意挑起的“顏色革命”或地區沖突，以及蓄意炮制的經濟危機或侵略戰爭，已經不僅僅是為了實現傳統的地緣政治戰略目標，更主要的是為了控制國際金融的流向或轉移，通過維持美元霸權地位及掌控國際金融體系來持續掠奪全球財富，從而實現其永久統治世界的帝國美夢。換言之，美國對外政策方面的政治、經濟、軍事及外交行為，基本上都屬于貨幣戰爭以及大國博弈的重要手段和組成部分。筆者認為，美國在今年所打出的一連串對華“組合拳”，實質上就是一場新形式的、綜合性的侵華戰爭，而這個所謂“美中大戰略協議”，正是美國發動這一場對華戰略總攻（或稱為‘全方位博弈’）的“戰利品”。如果我們將之稱為當年中日《馬關條約》的翻版，似乎略顯夸張，但若將其視為一份美國迫使中國屈膝求和的“城下之盟”，應是毫不為過。此情此景，不禁讓人想起了六十五年前那一場決定中國前途命運、同時也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重慶談判”?！ ?/p>
重慶談判與中國命運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與共產黨成為能夠決定當時中囯前途命運的兩大政治軍事集團，中國隨即面臨著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重大歷史抉擇。中國共產黨要領導全國人民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蔣介石卻罔顧全國各階層民眾要求“和平建國”的強烈愿望，一意孤行地要發動內戰以消滅中共、鏟除異己，企圖建立一個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法西斯獨裁政權。中國共產黨為了避免內戰、爭取和平，自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毛澤東主席親赴重慶與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進行了為期43天的和平談判，在中共作出一定的政治及軍事讓步后，國共雙方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俗稱《雙十協定》），此一重大事件史稱“重慶談判”?！ ?/p>
眾所周知，蔣介石在當年主動邀請毛澤東舉行國共和談，并非真心誠意地促使戰后的中國進入和平建設時期，而是一個爭取備戰時間以及實施軍事部署的“緩兵之計”，同時也是一個意圖推卸挑起內戰責任、蒙蔽國內外輿論的政治陰謀。然而，解放戰爭僅僅打了三年，擁有美式裝備的數百萬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中共方面取得了甚至連毛主席本人都意想不到的快速勝利。關于蔣介石喪失大陸而退守臺灣的原因，大陸史學界基本上總結為政治獨裁、派系傾軋、官僚腐敗、經濟崩潰、民心盡失、戰略失誤、情報失靈、作戰失敗等等?！ ?/p>
筆者認為，這些其實都是“果”而非“因”。蔣介石作為舊中國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表，其政治本質決定了他只是一個貪圖短期利益的投機政客，同時也是一個意圖歩袁世凱后塵的專制帝王，而非一個審時度勢、高瞻遠矚并且代表全中國各階層民眾利益的政治領袖。這個致命缺點使得他始終背離全國人民的政治意愿，無法把握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而屢屢作出悖逆歷史潮流的錯誤決策，這才是蔣介石丟掉大陸政權的根本原因?！ ?/p>
事實上，歷史曾經兩次給予蔣介石主導20世紀中國前途命運的關鍵機會。其一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時期，當日本帝國主義已經暴露其日益膨脹的侵華野心，并且已經作出了明顯的侵略行徑之際，蔣介石卻以“國力弱小”為由，一再宣揚并實行“不抵抗主義”，甚至將“攘外”與“安內”截然對立起來，一方面對日本侵略者無原則地妥協退讓，另一方面卻極力消滅中共蘇區、以及削弱吞并地方派系，終于導致“西安事變”及“七七事變”的相繼爆發。在此我們可以作出一個“反向推演”，如果蔣介石當年能夠審時度勢，率先打出“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政治旗號，必然能夠獲得全國民眾的擁護和支持，同樣可以藉此遏止中共發展、趁機收編地方軍閥；同時在國際上除了積極爭取英美的支持外，更須主動與蘇聯修好，借助蘇方來制衡日本，促使日本國內的對華主和派較為有效地制約關東軍的少壯派勢力。如此這般的“攘外”與“安內”并舉，雖然不能說可以避免后來的日本侵華戰爭，但肯定能夠奠定蔣介石作為中國領袖及三軍統帥的政治聲譽和個人威望，亦足以鞏固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基礎及執政合法性。實際上，僅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已經足以反證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時期推行“不抵抗政策”的荒謬及失誤。
其二，當然就是抗戰勝利后的“重慶談判”時期。本來，美蘇兩國鑒于二戰結束后各國民眾的反戰情緒及國際輿論的和平呼聲，同時也為了避免因卷入中國內戰而導致美蘇直接沖突，故此兩國均不希望發生國共內戰，而又偏向“扶蔣抑共”。蘇聯不僅與中華民國迅速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斯大林還連發兩份語帶警告的電報，“督促”毛澤東赴渝和談；美國則意圖通過“以中共交出軍隊”為條件而給予“合法地位”的“民主途徑”來推動國共聯合，從而實現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統一。但蔣介石因獲得巨大的“抗戰紅利”，其國內及國際聲望如日中天，更由于得到美國的巨額軍援，一時間其專制獨裁的政治野心急速膨脹，同時亦盲目迷信自以為強大的軍事力量，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韙對抗國內外的和平要求，亦不顧國民黨政權當時所面臨的各種實際困難，悍然撕毀《雙十協定》發動了全面內戰，最終落得個大敗虧輸的歷史下場，同時導致中國喪失了在國際上爭取和鞏固抗戰勝利果實的歷史時機。相反，如果蔣介石當年能夠真心實意地順從各方的和平意愿，大力發展民生經濟、推行各項社會建設，特別是加上同時獲得美蘇兩國的政治支持，如此不僅可以避免后來尸山血海的國共內戰，更能藉此逐步爭取全國民眾的政治擁護，有效實施如對日占領、收復琉球、全國統一等等功在千秋的民族大業，從而使得蔣本人及國民黨擁有無可動搖的領導權威及執政合法性。
當然，我們都明白歷史既沒有“如果”，也不能“假設”。但在探討歷史經驗教訓方面，針對那些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關鍵事件進行“反向推演”，卻可以幫助人們通過逆向思維走出固有的思維定勢。當人們再次面臨類似性質的歷史關頭時，能夠“以史為鑒”而作出一個正確的歷史抉擇。倘若蔣介石當年能從國家民族長遠利益出發，以國際政治家的戰略眼光及全民領袖的政治胸襟，在重慶談判后抓住美蘇冷戰前夕較為有利的“戰略機遇期”，盡量維持國共合作的政治局面，盡量爭取戰后國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此既能避免日后中美決裂所造成的軍事對抗，又能避免中共迫于無奈的“對蘇一面倒”，更能避免因兩岸分治而讓美日漁利的民族悲劇，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及世界歷史就會改寫。事實上，當年中國人民在付出巨大犧牲及慘重代價而贏得抗戰勝利后，本來已經獲得了相對崇高的國際地位以及十分有利的國際環境，完全可以就此開展現代化的經濟社會建設，以及逐步構建民主政治制度，使得中華民族能夠在二戰后即與西方國家處于開啟現代化進程的“同一起跑線上”，20世紀中國將會呈現一個更為美好的歷史面貌，中華民族亦會擁有一個遠較今天更為優越的生存環境，抗日先烈的生命以及全國民眾的血汗也就沒有白費。然而，令人痛惜不已的是，此一美好前景竟然淪為蔣介石個人權欲及國民黨集團利益的歷史殉葬品，第二次國共內戰的歷史惡果至今仍然嚴重困擾著國家與民族的生存和發展?！ ?/p>
歸根到底，蔣介石在面對外敵入侵時，不僅看不到全民抗戰的偉大力量，反而不惜出賣國族利益以及犧牲人民生命以求維護一己私利；在面臨和戰抉擇時，不僅談不上尊重廣大國民的政治意愿及合法權利，反而不惜將全國民眾推入戰火以求滿足獨裁私欲。由于犯了上述兩個關鍵性的決策失誤，蔣介石無疑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叛徒，導致中華民族至今仍然為國共內戰的歷史惡果繼續付出難以估量的巨大代價。因此，蔣介石不僅沒有資格被稱為民族主義者，反而應被判決為中國人民的全民公敵，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p>
10、12、25、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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