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雜的南海--南海爭端中的國際法困境

三聯生活周刊2010年46期封面

石油改變了亞洲國家對南海的“價值判斷”。

中國艦艇在南海巡邏

李國強

　　發現并爭奪這片海域的歷史

　　復雜的南海

　　◎李鴻谷

　　10月28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以夏威夷為起點，開始了她新一輪的亞洲之行。出行前，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在介紹此行時特意指明：這是希拉里上任來“第六次”訪問亞洲。這次為期兩周的訪問，“復雜、持續時間長”。兩年不到的時間，6次亞洲之行。希拉里的行程，當然在注釋著奧巴馬立志要做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太平洋總統”的戰略——如此背景下，觀察南海問題，它的復雜程度將遠超過預想。

　　建立南海問題的觀察框架，我們必須回到“二戰”結束后，重新被劃分的國際格局。這個時期，相對清晰而明確地描述美國政府亞洲地理與軍事政治上戰略安排的是前國務卿杜勒斯，1951年，他提出“島鏈”——北起日本群島、琉球群島，中接臺灣島，南至菲律賓、大巽他群島——如此構成一個島鏈(“第一島鏈”)，在“冷戰”時期封鎖紅色中國及蘇聯。在美蘇對峙的“冷戰”階段，南海之于美國的價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者艾瑪紐爾·尤茲科告訴本刊：“自由航行權是美國在南海的主要利益。”

　　“島鏈”的政治含意被豐富或者說被部分調整的機緣，來自“埃默里報告”——1968年，美國學者肯尼斯·埃默里與日本學者新野弘在中國東海與黃海進行了為期6周的地球物理勘測。這次聯合了12位專家的考察，受到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的贊助。其報告稱：“在臺灣島與日本之間的這片海域，將來也許會成為一個世界規模的產油區。”

　　石油，首先改變了亞洲國家對這一海域的“價值判斷”。這中間尤其突出的是日本。由于新野弘是此次考察的重要參與者，他的國策建議“直接觸動了日本搶占釣魚島和插手東海石油資源開發的敏感神經”。中國南海研究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長劉鋒如此分析。由東海往南往西呢？即使從美國人的觀察來看，“在東南亞，日本比美國有更大的直接利益”。1971的《華盛頓郵報》由此有文分析：“(日本)正在為獲得能源進行大量投資。一面在全世界尋找新油田，一面尋找濃縮鈾的新來源以供應他們新生的原子能工業。”

　　南海的價值，在美蘇對峙的政治格局里，就有了新的內容。

　　1969年4月，“埃默里報告”刊布，因對石油貯量的預測，直接引發周邊地緣政治變動。韓國與我國臺灣地區隨即通過單方面立法主張“采礦區”，而日本當然明確宣示，“(這些主張)在國際法上無效力”。隨后，日本亦加快與美國談判，要求沖繩“回歸”。與地緣政治變化相對應的另一種力量，不可小視。《石油戰爭》的作者威廉·恩道爾對本刊分析：“以英國石油公司和美國石油公司雪弗龍為代表的歐美石油公司，在南中國海地區十分活躍。美孚公司從上世紀70年代‘越戰’時期，就在南中國海鉆探，還跟越南人佯稱這里什么都沒有。”有著更為先進技術，并且更為強悍的牟利沖動的石油公司的介入，石油公司所在國利益以及公司開發石油地區的國家利益混雜，南海開始更復雜化。

　　越南戰爭以美國的失敗而告結束，同時隨著中美建交，“美國不再反對中國在南海的行動”。新的均衡由此在重新建立中。不過，這時離“冷戰”的結束尚待時日——在美國軍隊撤離越南后，蘇聯的地理學家和地球化學家很迅速地就與越南建立了合資企業，發現了包括九龍盆地白虎油田在內的兩塊油田。它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誘因——“于是，美國人又想回到這里。”

　　之后，“冷戰”雖然結束，但大國對南海的實際爭奪其實一直在針鋒相對，南海也因此成為各大公司、各國力量交叉滲透的區域。它的復雜性，不僅因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導致的諸國主權要求重疊，不僅因為公司利益、國家利益對南海資源的爭奪，還因為復雜的地域政治較量的因素。

　　由此，我們真應該重新來認識美麗而富饒的南海。■

　　南海爭端中的國際法困境

　　“南沙有180多個島，許多島嶼還存在主權爭端。不同國家根據同一個島劃定200海里，就形成主權要求的重疊。所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既規范了國際海洋法秩序，同時也引起了新的主權要求重疊。針對這種情況，公約只提出以公平原則，相關國家協商加以解決，沒有具體方案，等于沒說。”

　　主筆◎吳琪   記者◎徐菁菁  俞力莎

　　南海圈地的催化劑

　　1984年，美國學者喬治·勞里亞特就在《遠東經濟評論》上發表了題為《混戰還是合作？》的文章。“‘海洋法’的規定本身已在亞洲引起了類似敵友之間的新爭端，在亞洲沒有一個國家聲稱的大陸架界限或劃出的200海里專屬經濟區不會與其他國家所聲稱的造成沖突。”勞里亞特寫道，“有些在20世紀50年代難以想象的沖突，僅由于‘海洋法’的規定而發生。”

　　勞里亞特文中的“海洋法”，即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1945年，美國率先宣布其領海的管轄延伸至其大陸架，緊接著，眾多國家宣布將領海延伸到12海里或200海里不等。面對傳統“公海自由航行”受到的挑戰，聯合國從1958年開始召開多次會議，以擬定國際海洋法。1982年12月4日，來自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以及50多個國際組織的觀察員，歷時10年、11期會議后，終于在牙買加簽訂了公約，以國際法的方式界定了領海、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的概念。

　　這樣一部以解決國際海洋權益爭端為目的的法律，為何會成為勞里亞特眼中南海爭端的催化劑？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里有個基本原則就是以陸定海，它有很嚴格的規定，一個島嶼才是一個陸地，這個島歸你了，你才可以以這個島為中心，以200海里為半徑來主張周圍海域的管轄權。這樣粗算下來以后，大約是43萬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積。”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國強告訴本刊，“南沙有180多個島，許多島嶼還存在主權爭端。不同國家根據同一個島劃定200海里，就形成主權要求的重疊。所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既規范了國際海洋法秩序，同時也引起了新的主權要求重疊。針對這種情況，公約只提出以公平原則，相關國家協商加以解決，沒有具體方案，等于沒說。”

　　由于地理位置的鄰近，在這場“藍色圈地運動”中，東南亞相關各國提出的南海海域權利的主張出現了復雜的重疊。如馬來西亞對越南占領的安波沙洲提出主權要求，在校尉礁歸屬問題上與菲律賓沖突，在南通礁問題上又與文萊沖突；而菲律賓則與越南在司令礁提出的要求重疊。“在南沙，中國主張的200萬平方公里的版權面積，大概有150多萬是重疊的。所謂南海問題的核心點就是島嶼歸屬和海域劃界，首先立足于先解決島的問題，這些島歸誰，海域劃界的前提是島嶼歸屬要確定。”李國強告訴本刊記者。

　　為了審查沿海國為200海里以外大陸架的界限所提出的各種主張，便利《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執行，1997年聯合國根據《公約》附件規定成立了大陸架界限委員會，2001年規定，凡是在1999年5月13日以前正式批準或加入《公約》的國家，都需要在10年內向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提交大陸架外部界限主張案。去年5月，隨著這一截止期限的到來，南海爭端再次升溫。越南不僅和馬來西亞聯合向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提交200海里“外大陸架劃界案”，還單獨向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提交南海“外大陸架劃界案”。兩次“劃界案”所附資料包括了2007、2008兩年的專門調查報告，對海洋的水深測量、電磁力、萬有引力和地震數據等在內的資料。為準備這些資料，越南不僅召集了眾多官方和研究機構參與，還專門聘請了英國南安普頓的國家海洋學中心擔任科技顧問。

　　但實際上，各國提交的劃界案對解決爭端的作用依然有限。“大陸架界限委員會的職責是審議沿海國提出的關于擴展到200海里以外的大陸架外部界限的主張和資料，向這些國家提供科學和技術咨詢意見，但是這些建議并不能夠在實際上約束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間大陸架界限的具體劃定。”加拿大阿爾伯特大學中國學院的洪農博士對本刊記者說。

　　李國強告訴本刊記者，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的21位相關領域的科學家會針對各個國家所提出的科學依據的審定，但同時它遵循一個意識原則：如果涉及有爭議海域，對所有有爭議國家所提的劃界案不予審議。“越南提出劃界案以后，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先后兩次提出照會，指出他們涉及了中國在南海的主權、管轄權和海洋權益，屬于有爭議的，根據海洋規則，我們反對把它列入審議的劃界案里。在51個劃界案里，越南的兩個就停止了，沒有予以審議。”“既然這些國家明知道這個議事規則，為什么還要提？我覺得有兩條，一個是它努力尋求實現劃界案，二是向國際社會進一步闡述在海洋權益上的主張，即使不審議，也能夠表明立場。”

　　“國際上解決爭端問題無非三個途徑，一是外交途徑，通過和平談判解決；第二個是軍事途徑，通過武力解決；第三個是通過國際法庭，通過第三方仲裁方式解決。”李國強說，“聯合國只是規范了海洋秩序，給你設定了一些制度。出了問題，怎么解決呢？公約告訴你，找國際海洋法庭解決。”

　　國際海洋法庭設在德國漢堡，旨在裁判因解釋或實施《公約》所引起的爭端。目前中國國家海洋局海洋戰略發展研究所所長高之國正在擔任國際海洋法庭大法官。但在李國強看來，國際海洋法法庭在法律依據的方面未必能符合各國的實際國情，很難在仲裁中照顧到各方的利益，因此“我們一直主張這是雙邊外交問題，需要雙邊外交談判解決”。

　　公約之外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一個致命弱點是它并不對全球所有國家具有約束力。李國強告訴本刊記者：“美國是較早倡議簽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國家，但是最后由于國際海洋法新秩序并不符合美國的戰略，所以它最后不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締約國，于是它就不承認公約規定的制度。美國覺得，如果你們沿海國都具有這個權利的話，那它的施展空間只有公海，公海對于它來講，權益損失就比較大。”2009年3月8日：美軍偵測船“無暇號”闖入中國在南海專屬經濟水域，遭5艘中國船包圍。針對這一事件，“美國的邏輯是，它不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締約國，所以專屬經濟區部分它視同為公海”。《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所有國家在公海都享有6項自由：航行自由、飛越自由、鋪設海底電纜和管道自由、建造國際海洋法所準許的人工島嶼和其他設施的自由、捕撈自由、科學研究自由。但從中國的立場看，“美國的測量船進入我們的專屬經濟區之內，我們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締約國，所以專屬經濟區我們有排他性的管轄權，所以你不可以進來，這就是和美國的爭執點”。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出現確實讓南海爭端國的行為方式從過去單純的軍事對抗轉化為強化自我主張與進行多方合作，使得南海問題有了和平解決的可能性。但是相比《公約》在其他地區扮演的積極角色，聯合國在南海問題上實際沒有太多發揮影響力的空間，依靠第三方解決問題的途徑也并不是亞洲國家所習慣的模式。”加拿大阿爾伯特大學的洪農博士說。

　　《共同開發南中國海資源》一書作者，美國著名海洋政策學者、鸚鵡螺安全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馬克·瓦倫西亞從1974年開始為聯合國計劃開發署下屬的東亞、東南亞地學計劃協調委員會工作。在他看來，在南海具有相關利益的許多國家對資源開采的興趣，遠遠大于對劃界談判的興趣，而近年來的海域劃界實踐和判決都傾向于避免干擾已經長期存在的資源開發行動。當許多國家都在同一個地區有開采行動時，解決問題的辦法往往就是大家來分享資源。他說：“《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這方面的作用主要是指導性的，指導爭端各方達成作為其行為準則的共同宣言。”

　　南海周邊的國家也正在為此努力。2002年中國和東盟各國已經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但瓦倫西亞認為，《宣言》中的規范還有待完善。它強調：“爭端各方應對自己的行動包括對無人居住島礁的占領進行自我克制，以避免將糾紛擴大化、復雜化。它們應當同意通過談判對爭議地區做出實際性的臨時安排，以便管理和共享資源。它們還應當相互通報任何懸而未決的活動，包括在雙方感興趣的海域所舉行的軍事演習。而區域外勢力則要鼓勵爭端國家遵守共同宣言。”■

　　(實習記者林楠對本文亦有貢獻)

　　東南亞南海爭端國頒布的法律文件及相關規定

　　越南

　　越南于1977年5月12日發表了《關于越南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聲明》，宣布了其12海里的領海、12海里的毗連區和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越南確定的領海基線為連接越南海岸線最突出點和沿岸各島嶼最外點的沿岸最低低潮線，其毗連區是與越南領海外部邊線相連的寬度為12海里的海域，其專屬經濟區為從領海基線量起200海里，其大陸架采用自然延伸原則確定，自然延伸不足200海里的，擴展到200海里。事實上，越南主張的大陸架范圍，大部分在我國南海傳統海疆線內，而它宣布的專屬經濟區，很大部分也屬于有爭議的水域。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于1969年發布的第7號緊急法令規定領海寬度為12海里，測算領海寬度采用直線基線。它與文萊在海上的分界線是按照等距離原則劃定的。1969年10月27日馬來西亞與印度尼西亞在吉隆坡簽訂了兩國之間大陸架劃界協定，并于1969年11月7日生效。該劃界的東段包括了南沙群島海域從安波沙洲、柏礁、南海礁、簸箕礁、榆亞暗沙、司令礁、校尉暗沙、南樂暗沙到都護暗沙一線以南的廣大區域，油氣資源蘊藏豐富的曾母暗沙盆地和文萊沙巴盆地都被劃入馬來西亞的大陸架。1980年4月，馬來西亞政府發表聲明，宣布建立“從領海基線起擴展至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它所主張的專屬經濟區與大陸架外部界限基本上是一致的。

　　菲律賓

　　菲律賓的領海是在群島最外緣各島和干礁最外緣各點上選取80個點作為領海基點，連接這些點的80段直線構成了其領海基線，這樣，菲律賓的領海最寬處達270英里，最窄處則不足2英里。1978年6月11日在《菲律賓第1599號總統法命》宣布設立專屬經濟區，規定該專屬經濟區應從測算領海基線量起，向外擴展至200海里的距離。該專屬經濟區的外部界限，侵入了我國的“九段線”以內。

　　文萊

　　文萊直到1984年才擺脫英國殖民地地位，成為獨立國家，其海洋立法深受英國影響。文萊的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是在《1982年文萊漁業法案》中予以宣布的。它要求的專屬經濟區伸延至我國“九段線”內，并與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等國的要求相互重疊。

　　印度尼西亞

　　印度尼西亞政府于1960年2月18日頒布了《印度尼西亞第四號法令》，其中規定“印度印尼西亞的領海是一條寬為12海里的海水帶”。此項法令還明確規定了關于海上劃界的中間線原則。1980年3月，印度尼西亞宣布建立從領海基線向外量200海里為專屬經濟區，主張大陸架從群島基線量起，至少應擴展到200海里，在200海里距離內可以不考慮海底的地質、地貌特征。印度尼西亞所劃的大陸架邊的范圍伸延至我國“九段線”內，雖然未對南海諸島的島礁構成威脅，但其專屬經濟區水域與我國傳統海疆線內水域重疊。　(俞力莎)

　　(資料來源：高偉濃：《東南亞國家的海洋法實踐》，見《東南亞研究》1996年第2期；李金明：《21世紀南海主權研究的新動向》，見《南洋問題研究》2001年第1期，《南海主權爭端的現狀》，見《南洋問題研究》2002年第1期；李國強：《南中國海研究：歷史與現狀》，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暴雨臺風令潭門許多漁船沖毀，漁民們開始修補漁船

蘇承芬

潭門漁民的絕活，潛水捕魚

　　風雨下的潭門港：在南中國海打魚

　　潭門是海南島距離西沙和南沙最近的港口之一，距離偏遠的南沙不過500多公里，熟悉海路的船長，駕駛著20多噸的小帆船，只需要兩天兩夜就能夠到達南沙的島嶼和礁石。因為地理優勢，潭門漁民很早就不在近海捕魚，而是選擇了在西沙、南沙為漁場。他們的經歷，是南海現實的一種寫照。

　　主筆◎王愷   攝影◎張雷

　　接連幾天的陰雨，讓瓊海市的潭門鎮沉浸在水氣中，港口就像睡起了午覺——75歲的經驗豐富的船長蘇承芬看看天上的云，告訴我們，至少還得3天才能行船出海。

　　離港口最近的海面，卷起了兩三米高的暗綠色海浪，而遠處在我們目力之外的西沙和南沙，據老船長說是七八米高的浪頭，潭門鎮兩三百噸的捕魚船，去那里沒有回旋余地。

　　潭門在中國的漁港中顯然是特例，他們很早就不在近海捕魚，而是選擇了下南洋之路。幾個世紀前，潭門漁民就靠帆船漂流出海，駕著只有今天漁船1/10大小的小船，闖蕩西沙和南沙。因為捕鮮魚獲益不大，索性下南洋，將珍稀海產曬干出售。漁港小鋪里，愛喝紅茶和咖啡的人們，延續了那個年代的習慣。

　　這種不在近海捕撈的習慣一直到1955年才終止。由于國內的政治局勢，南海捕撈一直在1985年后才開放，不過，此時潭門村的漁民再次前往南海諸島的時候才發現，不少島嶼都已經有了各國駐軍。從此，捕魚不再是單純的技術話，風險除了臺風，還多了如何避免各國部隊的侵擾。

　　潭門漁民們最讓人佩服的，是他們坦然地接受了這種命運。在漁民們看來，打魚就是一種生計，苦難和風險，不過是這種生計的組成部分而已。

　　尋找“更路簿”

　　發達的漁民后代們搬到鎮里，沿海蓋起了兩層小樓，可是老漁民還不肯放棄不知道修建于何年月的老屋子。90歲的老漁民王詩好就坐在自家門檻上，腳掌扁平，腳指頭張開，簡直像蟹足。陪同我去的村里人解釋，老漁民駕駛帆船，手腳并用是習慣，多年下來就成這樣了。

　　沒想到，王詩好寫得一手好字，手抄本“更路簿”上面的字跡清晰有勁道，是他82歲時抄寫的。在海圖傳到這里前，潭門的漁民們始終靠代代抄寫的“更路簿”航行，所謂“更”，是指角度，360度的方位被劃分為24更，而“路”則是里程，從西沙某礁石到南沙某礁石，怎么行走，全靠這文字記載。這還不是“更路簿”的全部，粗粗翻閱，里面記載著某片海域的島嶼和礁石的形狀、大小，還有每個月份的水流速度和流向，是此地漁民獨具的航海小百科。

　　很難想象潭門的漁民多年以來就靠這個航海，可是確實如此。在鎮漁業協會的辦公室里，會長麥邦奮告訴我，1940年，潭門有了第一張航海地圖，是他父親在新加坡買的“英國繪制的航海圖”。

　　可是，航海圖并沒有取代“更路簿”，王詩好告訴我們，憑借他家祖傳的那本小簿子和羅盤，他當了30多年的水手，其中20多年是船長。“不僅是西沙到南沙，整個海南島周圍的海面我都去過，包括瓊州海峽。里面幾月份水流是什么樣，有多少暗沙，全知道，而且都加在我的簿子里面了。”也就是說，“更路簿”沒有定本，每家漁民都可以把自己的經驗再添加到其中，最后形成了潭門漁民的航海經。一直到航海地圖傳入多年后，許多船長還是靠“更路簿”外加羅盤航海。

　　蘇承芬是整個潭門鎮公認的好船長。“看‘更路簿’和海圖，看羅盤，包括能辨別方向，是當好船長的三個必須條件。”13歲就上船的蘇承芬20歲就當上船長，當年之所以能成為潭門人公認的好船長，在1985年派遣他帶領4艘漁船去南沙“探途”，就因為海路辨別得清楚，從潭門到西沙群島，再從西沙到南沙群島，對暗礁、風向、流速，包括風暴何時來臨都有自己的判斷。潭門至南沙，最短的航線也要50小時左右，還要看航速。

　　在潭門，包括沒怎么上過學的船長，抄起“更路簿”來，人人都認真。蘇承芬這本，比起王詩好那本抄于2002年的本子更古老，具體抄寫的年份不記得了，不過本子是上世紀60年代生產的，發黃的紙面，還記載了歷次分配收入情況——1980年，一次航海就收入過千。他笑著說：“拿命換回來的。”

　　漁民也沒想到“更路簿”還是文物，都是抄完新的，把老的扔了。當瓊海市檔案部門開始搜集解放前的“更路簿”的時候，都沒收藏到。目前只有廣東省博物館有若干本解放前的老“更路簿”，研究者證實，最早的“更路簿”傳自明代。

　　即便是今天，潭門的土地貧瘠也是一望而知的，每戶人家的土地只有兩分，航海成為唯一的選擇。蘇承芬說自己1948年上船，當時的目的地，就是南洋。“行船海上，最大的收獲就是海參和公螺，我們也叫馬蹄螺的，在船上或者礁盤上曬干，運到新加坡、馬來西亞，然后換煤油、布和輪胎回來。”捕魚是不賺錢的，再好的魚，也都自己吃了，那是那個年代的經濟選擇。潭門也有不少人去了南洋定居，麥邦奮的爸爸到了新加坡后，就沒有回國。

　　在衛星導航系統、航海地圖和天氣預報體系已經整體安裝上漁船的時候，“更路簿”就只能放置起來。不過潭門人還有一項引以為榮的絕技延續下來：潛水捕撈。麥邦奮有點自豪地提及這一點：“廣東沿海也有下南沙捕撈的，不過他們是垂釣；更多的人是網捕，只有我們潭門人，潛水潛了幾百年，早年只有兩片玻璃做潛水鏡，那時候能潛15米，現在有了氧氣瓶，可以潛30米。”

　　上了漁民的大船，潭門的大漁船是200噸左右的，因為潛水捕撈的方式，所以大船上至少裝載了五六只小艇。到了西沙和南沙，大船放下小艇，小艇再放下潛水的船員。在船上看不到漁網，這是一種非常特別的捕撈方式。

　　時間流逝，潭門漁民的打魚方式沒有改變，捕撈的海產品倒是有了巨大變化：“過去看見魚蝦是不抓的，因為不值錢，主要是撈海參和貝類。現在不行了，沒那么多海參，開始捕撈蘇眉和龍蝦，包括紅頭魚。野生的值錢，兩斤上下的蘇眉，在三亞能賣到1000多元。”有趣的是，在香港售價很高的石斑魚反而價錢一般，“因為養殖的越來越多，我們捕撈的賣不出價錢”。

　　在漁船上看見了全套潛水裝備，腳蹼、護目鏡和長長的氣管，一應俱全。不過，潭門漁民和專業潛水隊員比起來，還是有缺陷，他們的保護意識差了很多。麥邦奮說：每次出海，總有人為了撈一條魚，或者一只龍蝦，一下子深潛到了40米，超越了潛水極限。壓力過大，潛水病就成為這里的常見病。“每年總有四五起漁民死亡事件，或者被外國軍隊槍殺，或者是因為潛水過深而死亡。”潭門的漁民總數也就4000人左右，因為臺風等惡劣天氣而死亡的人還不包括在內，漁民的死亡率非常高。

　　我們由浪漫的想象被拉回了現實，在南海打魚，究竟有哪些風險？

　　中斷30年的探途之旅

　　符明喜大概是整個潭門唯一會暈船的漁民了。他說他每次出海都暈船，18歲上船，到了22歲還沒有克服，“吐得死去活來”。后來索性上岸，開了家漁民的工具店。而他說，離開海洋的另一個原因，是太不安全，他沒有經歷過1955年之前在南沙自由自在捕魚的狀態，第一次出海，是1997年，剛到南沙，就遇見了越南守礁盤的部隊索取賄賂，“用小鏡子反射陽光，一閃一閃，我們明白意思了，靠攏過去送了煙酒，被允許在那礁盤打兩天的魚”。

　　更多的不安全，包括對漁民射擊，被抓進監獄、被毆打、被搶劫，在潭門鎮的漁民中，這不是新鮮事，甚至是他們必須應對的生存現實。

　　而這些風險，對于參加1985年的“南海探途”的那些老漁民來說，聞所未聞，在他們心目中，南沙就是他們從小闖蕩的自由王國。蘇承芬說：“唯一的問題就是臺風，我本來以為，只有臺風才會要人的命。”他說他最慘痛的經歷，是一次船漏了，在海面上和臺風搏斗了三天三夜，用衣服包沙子堵在漏洞里，最終停在西沙的一個小島上，才保住了自己的命。

　　1955年，國內政治局勢緊張使南沙捕撈陡然中斷，西沙捕撈還被允許，可是南沙是禁地。蘇承芬說，那是不太平的年代，甚至西沙也常有風云變幻。“我們80多人就被抓去3天。”老蘇記不清楚具體年份，“我們被抓到蜆港，沒受虐待。大家都傳說，是毛主席命令越南人，不能讓我們受一點委屈，胖一斤瘦一斤都不行。可是回來的路上遇見臺風，結果，硬是走了13天才回到家里。”還是瘦了不少。當年的西沙工委也控制漁民隨意作業，遇見漁民遠航，一定要阻止。

　　相比起西沙，南沙則更是未知之地。“到了1980年，事情有了轉機，經濟放開了，西沙的魚我們打撈得差不多了，想找新的漁場，潭門人都想到了南沙。加上去過南沙的老船長已經不多了，所以我們潭門人重新開發南沙漁場，1985年，叫我帶隊，去南沙探途，目的就是把航線和漁場重新挖掘出來。”

　　蘇承芬說得輕巧，可是，南沙的恢復漁船作業真的這么簡單？79歲的許書林，是潭門鎮的一位老公社干部，也是1984年去北京向農牧漁業部匯報恢復南沙漁場作業的人，老人滿口銀牙，身體非常好。他向我解釋，事情還真簡單：“多年不允許我們去南沙漁場作業，1984年，因為西沙資源少了很多，我們開始向上面寫信，包括給廣東省的農牧漁業局，過了幾個月，他們帶著我和瓊海縣的一位干部上北京反映情況。到部里，干部們告訴我，農牧漁業部從來沒有禁止過我們去南沙。”

　　“一共下撥了80萬元的經費給廣東農牧漁業局，結果給我們一半，被廣東臺山拿去一半。”許書林對于1985年初的航海探途印象清晰，費用主要用于船行所需的柴油，包括對講機等裝備。

　　一直到今天，去南沙捕撈還是奉行嚴格的登記制度，要先到漁業協會開單，然后去邊防檢查站記錄在案，路過西沙的時候，還需要在西沙工委再蓋個章，這是為了安全。

　　而參加1985年探途的蘇承芬記得，當年的安全措施更是嚴格：“每個上船的漁民都要審查出身，每條大船要帶著對講機，每隔一小時，就要匯報一次。”因為當時的西沙工委，包括國家各部委，對南沙的真實情況都不了解，漁民的“探途之旅”名副其實。蘇承芬的大船走在最前面，一共4條大船組成船隊，因為他航海技術最好。“從西沙的浪花礁出發，走了兩天兩夜，到了南沙的奈羅谷礁。”100多人的隊員中，包括老蘇在內，只有4人去過南沙，4人的共同感慨是，今昔兩重天。

　　南沙島嶼中，最大的太平島現在被國民黨士兵占領。麥邦奮說，這個潭門人很清楚，1945年，國民黨軍隊上島時，不少潭門漁民都在場。“當時的軍艦叫‘伏波號’。島上情況很惡劣，我們還種了幾棵椰子樹。”

　　當年除了太平島有駐軍，其他島嶼都是空白，可是1985年，他們統計下來，越南軍隊占據了20多個島嶼，菲律賓和馬來西亞也各自占領了幾個，而我方尚未占據一個。蘇承芬說，南海的探途中，遇見了大量攜帶著槍支的菲律賓小漁船，也遇到了越南幾千噸的軍艦載著士兵換防，還碰到了馬來西亞的石油探測船。最危險的一次，還有菲律賓漁船對我們開火。蘇承芬還記得：“幸虧是晚上，我們趕緊把燈滅掉，摸黑開出礁盤外，那就是靠船長的經驗了。”

　　盡管危險重重，可是，那次收獲也出乎意料，時隔近30年，蘇承芬還記得：“撈起來的全部是海參，一堆堆的，又肥又厚。菲律賓人和越南人都是靠網捕，技術不如我們。這些海參在海底過了30年的安靜日子。”邊說邊露出滿口的白牙，也許是因為皮膚黑，牙齒更顯得白。

　　伴隨著危險的生計

　　因為不能出海，多數潭門船員們都悶坐在鎮上的小飯館里喝酒聊天。坐在邊上，聽他們談論柴油漲價，魚越來越少，還有誰家蓋新樓了，一片輕松話題。好奇地追問，誰給越南士兵占領的島嶼上送過禮，俗話叫“拜山”？結果一片笑聲，幾乎所有船老板都去越南和菲律賓占領的島嶼上“拜過山”。

　　丁之平也是參加過1985年“探途之旅”的船員，他說，25年過去了，他拜過的“山頭”不下幾百個。“規矩是這樣的，到了南沙，往往島嶼或者礁石附近的海面收獲更大，肯定要靠，可是一靠近，對方軍隊就有反應了，遠遠地，你就得把國旗降下來，掛上白襯衫之類的。船頭和船尾各站一個人揮手，島上的各國軍隊得明白你沒有惡意。”到了島上，給士兵和軍官們一點禮品，他會同意你在附近的海面打撈兩三天，沒有一定之規。

　　“從前送的只是煙酒，我記得上世紀90年代去的時候還很簡單。有的礁盤上甚至沒有房子，只搭了個棚子當堡壘，有時還請進去坐坐，算客氣。可是到了90年代后期，魚越來越少，我們越靠越近，他們的要求也就水漲船高了：先是一二百元人民幣，后來是金子，一個金戒指，打撈3天。如果能撈到一條蘇眉，那也劃算，不過這屬于偶然性。我們現在都說，蘇眉也不值錢，為什么這么說？因為你不能保證每天撈到，撈到完全是意外之財，意外之財值錢嗎？”

　　丁之平有自己的船，所以，要對船員的安全負責，包括遇見事故時的賠償。“如果總能順利拜山就好了，問題是，一撥換防了，誰也不知道下一撥是什么想法。”他說，2002年，他帶著船員去南沙火艾礁附近捕撈，不知從哪座礁石上飛來了子彈。“我們那個船老大一下子從船桅上掉下來了，我以為他受傷了，沖過去一看舒了口氣，是他自己跳下來的。結果這口氣沒完，另一個船員被打中了，子彈從肩膀這里進去，從脖子后面出來，當時就躺倒了。”嚇壞了的丁之平說他一邊開船逃走，一邊用衛星電話聯系潭門的漁業協會。

　　麥邦奮還記得，那天丁之平的聲音在電話里發抖。“其實船長膽子都大，可是碰到這種要命的事情還是害怕的。當時我就問，能不能沖到西沙永興島？到了那里，有我們部隊醫院，治療了再說。”到了西沙簡單治療后，麥邦奮聯系好的南海救助隊的直升機已經在那里了，把受傷船員接往陵水機場，直接送往陸地醫院搶救。

　　這名船員后來搶救了過來，卻落下終生殘疾。丁之平賠償了20多萬元，此次航行以虧本告終。這筆費用中還不包括出動直升機、部隊醫院搶救的費用。麥邦奮說：部隊和南海救助隊都屬于義務幫助，出動直升機，一次費用就需要8萬元，不是船主能負擔的，所以必須要靠潭門漁業協會的協調。“我們非常慎重，只有人命關天的大事情，才會請求幫助。”

　　也許是風浪經多了。丁之平說到這些風波，一如既往的滿面笑容：“都是生計，沒辦法，我除了開船也不會別的。”

　　還有一次更糟糕的事情，發生在他自己身上。“船開久了，很能判明各國軍隊的風格，比如越南人比較貪；菲律賓人比較狠，常常軍艦就出來了，我們漁船的速度比不上他們的速度，常有被抓上岸，投進監獄的事情。不過最可恨的是馬來西亞軍隊，我們一靠近，他們就開著軍艦圍堵過來，抓住我們就打，一群人打一個，說什么我們聽不懂。后來有一次，有個說廣東白話的翻譯在船上，他向我解釋，他們是害怕中國人有功夫，會反抗，所以一上來就打。”

　　就是那次，因為被幾個馬來西亞士兵圍著打，丁之平說他從十幾米高的船上跳下了海里，沒多久又被撈上來了，“他們把我們的船拴在軍艦后面，往他們海岸線開，心里真害怕，走了兩小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繩子斷了，我們趕緊往回開船，他們也沒追”。

　　海上的風波險惡，丁之平了解甚深，可是這沒能阻止他前往南沙。“南沙的漁場是最好的，我們在那里一次，至少能賺上幾萬塊。西沙相比之下就貧瘠多了。”而船長的天職，在他看來，就是尋找最好的漁場。

　　一個漁民與變幻的國際風云

　　陳則波看上去比丁之平還要輕松，邊說邊笑，他是飯館里唯一進過菲律賓監獄的人。“是1995年3月的事情，南沙海面的外國船很多，那天開過兩艘菲律賓漁船。我們雖然害怕軍隊，但說句實在話，各國的漁民之間相處非常好。越南和菲律賓的漁船都比中國船小，他們漁民也明顯比我們窮困，我們還經常周濟他們，常給他們一些糧食、酒，包括鐵鋸條什么的，有時候他們也給我們一些大海龜、淡水。大海上飄著，大家都是同樣的活路，我12歲上船，今年43歲，和外國漁民沒有過矛盾。”

　　他說，那天兩艘菲律賓船靠近，開始還以為是漁民過來要東西，可是沒想到，靠近的船上面掛著國旗，是軍警船，旁邊的一艘大艦上，更是有機關槍炮，結果中國的幾艘漁船被裹挾進了菲律賓的巴拉望島，隨后到了馬尼拉港。港口一堆記者，因為對方聲稱中國漁民越界，所以被抓進菲監獄準備判刑。“我們語言不通，那些記者問來問去也問不出什么，拖了若干天后，終于被投進了監獄。”

　　“中國大使館的人很快來了，幫我們請華僑照顧我們，尤其是飲食，菲律賓監獄里吃飯是一人一盤，沒有刀叉和筷子，也讓我們用手抓，我們哪里吃得慣？還是華僑好，捐款的、幫忙的都有。關了3個月才被放回來。”中間還經過了開庭審判，想讓漁民承認非法入境，可是陳則波說：“我們最基本的覺悟是，中國人在自己的南沙打魚，不存在什么非法入境的問題。”

　　事實上，凡是國際關系緊張的時候，南海的潭門漁民就能感受到：軍艦多了，風險也增加了不少。

　　麥邦奮說，雖然害怕，但是潭門的漁民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接受一種觀念，就是漁民去南沙出海捕魚，是最廉價的、最基本的保護祖國海域的辦法。政府也是在90年代開始給予漁民補貼，每艘船按照出海時間和馬力大小，補助一定的費用，包括柴油費和出海費，算總賬，基本能占到總成本的1/4。

　　這種做法，南海上的各國漁船都在奉行。以越南為最盛，越南漁船出海，全部柴油費用都由國家補貼，漁民的孩子上學看病完全免費，近幾年，越南的漁船越來越多。

　　陳則波說自己只上到小學三年級，可是普通話比起很多人要好。旁邊的丁之平解釋：“那是你和我們軍隊的交道打得多。”

　　陳則波說他會按時上我軍駐守南沙的8個小島。“偶然的機會大家熟悉起來，我上島礁去討淡水和藥品，送他們魚感謝，一來二去就熟悉了。結果每次我路過都上去，到過永暑礁，那座礁石之所以出名，是因為那里本來不能住人，是我們的軍隊運上去水泥，硬是造出一個人工島來，在礁上還吃過蔬菜，是解放軍用補給船上運來的土堆了個小菜園，成了人工菜圃。”

　　陳則波最自豪的，是陪著中央民族大學來南沙考古的教授王恒杰，上南沙去過各國占領的許多島，他還去過曾母暗沙。這是連蘇承芬這種老船長都沒有去過的地方，“那是一片灰綠色的海面，現在靠經緯度很清晰就能分辨，沙在水面下。有時候去那里，我們會拿出酒來祭天，也祭那里的曾母娘娘，她是南海的守護神”。

　　麥邦奮告訴我，去過曾母暗沙的漁民不多，因為遙遠，而且礁石多，比較危險。“老祖宗把疆界定在那里，為什么在那里，我們也不明白，但就是那里了。”對于祖國的疆界，一般漁民有著天然開朗的心態。

　　在漁業協會看到的地圖上顯示，目前南沙的島嶼和礁石中，越南占據22個，菲律賓占據9個，馬來西亞占據5個，中國駐扎的有8個。

　　潭門鎮的分配結構

　　漁民一般的生活，絕對不像想象中浪漫。陳則波有兩艘船，一艘有300噸，算是大船了，可是船艙要分配出淡水艙和魚艙的空間，上去看，發現船員們的船艙小得可憐。“在船上誰都不管誰，橫七豎八睡下來了。到了船上，男人不穿衣服，隨便得很。”因為苦，也因為船上都是男人不太方便，所以潭門的女人至今不上船，她們在岸上等著自己的家人回來，恍如幾百年前的場景。

　　出海周期一般是一個月。“現在魚越來越少，要花比較長的時間才能掙回成本。國家補貼不多，不過要是不算補貼，往往柴油費就抵消了出海的收入。”陳則波和麥邦奮詳細地給我算賬，一艘漁船出海一次的航海收入大約有10萬元左右，船員分六成，船主拿四成，這樣一來，船主的收入刨去成本還真不算高。陳則波說他也覺得沒意思，可是潭門人除了捕魚，還真沒有其他一技之長。他說：“我們就像農民，除了種地不會干別的，海就是我們的土地。”

　　甚至連賣魚的活，都被一些外來船主壟斷，“他們不會潛水，只管跟著我們出海，我們捕到了魚他們立刻收購，然后去賣。80年代是賣到香港，那時候石斑、蘇眉都值錢，現在是賣到三亞。”三亞富裕了，多貴重的魚都賣得出手。

　　所以船主最期待的，是國家補貼增加，“那樣才有錢賺”。

　　船主和船員的關系并不固定。麥邦奮解釋：“他們像是合作關系，所以最后的收獲也分成。”船主要想收獲多，一定要找到好船員，可是好的船員除了分紅，還需要一定的定金，有時候還需要船主額外負擔一些費用。現在船員中有很多外地人，風險也大了些，麥邦奮說：“我們協會這兩年面臨的最大問題，其實是法律問題，船員出了事，怎么賠償？雙方沒有合同，最后基本上都是靠我們一一說服的。”

　　賠償非常低，一個船員因為臺風死亡，可能船主只賠償幾十萬元，麥邦奮經常被別人罵，說他只保護船主。“其實我不是在保護船主，而是保護漁業。你想想，臺風死亡事件里面，往往船主的船也沒救了，船主賠償完常常傾家蕩產。”潭門有不少船主后來放棄了船，開始給別人打工，因為那倒旱澇保收。

　　正說著，船上有衛星電話打到了漁民協會，麥邦奮接到兩個不好的消息。一是一艘船因為臺風無法回來，只能停靠西沙，結果船上的幾十噸紅頭魚，這種在海南本地能賣到60元一斤的鮮魚全部死亡，虧損幾萬元。另一個是，某船員下潛過深，得了潛水病，血管被堵塞，需要麥邦奮聯系西沙的醫院搶救，包括到瓊海上岸后的搶救工作。“我68歲了，一身病，還在干這個活，一個月工資才1000元，所以我常說，乜官都有人搶，就是這個會長的位置沒有人要。”麥邦奮感嘆說。

　　68歲的麥邦奮確實是個人才，1.80米的身高，站起來像個黑塔，說起道理來，頭頭是道。他的另一項日常工作是維護和軍隊、南海救助隊以及海南各大醫院的關系。“為什么要一次次幫助我們？不嫌漁民麻煩？不靠利益關系，有時候真得只能靠溝通。”船主、政府、船員各方利益，需要靠協會來平衡，不能偏廢一方。他說：“協會的存在就是靠他們，每條船每年要出1000元，協會的費用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當然得讓他們看見我們存在的價值。”

　　潭門本沒有漁業協會，90年代不斷發生的各國抓捕中國漁民事件催生了此協會。作為首任會長，要對付的是各種談判。“漁業補貼就是我爭取來的，每次中央或者省委有領導下來，我就爭著去發言，主題是什么？很簡單，就是漁業是保護祖國海域的最廉價最有效的辦法。”漁業還不能過于興旺，“潭門現在有4000個漁民，可是就這點漁業已經讓南沙快被捕撈干凈了，現在的漁船，出海回來收入越來越低”。

　　在潭門鎮的商店閑逛，經常看見柜臺里有明清的瓷器出售，這是明的；暗的則是國家禁止捕撈的海龜等保護動物也在販賣。麥邦奮說：“海龜越來越熱門，很多有錢人買了掛在家里，說是可以鎮邪消災，虧本的船總在為自己尋找新的收入來源。”

　　蘇承芬說：“最高興的，是自己一輩子平平淡淡活過來了，自古行船半條命。活著就很了不起了。”他這輩子，在普通人眼中還真是驚心動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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