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構建新型民主制度
《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9期
官進勝 譯
2009年7月12日“委內瑞拉分析”網站(http://venezuelanalysis.com)刊登了委內瑞拉著名政治學者瑪爾塔·哈內克爾題為《拉美的民眾權力:創造以不出現錯誤》的文章,介紹了以委內瑞拉為代表的拉美左翼政府正擯棄新自由主義,構建一種超越資產階級代議制的新型民主制度:高度強調人民對公共事務管理的參與,并通過建立社區委員會、工人委員會、學生委員會以及農民委員會實現這種參與,這些措施使地方持續發展、公民更加滿意、更好地懲治了腐敗。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新自由主義政策最先在拉美強制實行,最終導致這一地區貧困與社會差距擴大,環境遭到破壞,工人與民主運動被削弱。然而,拉美也是世界上最早擯棄新自由主義的地區。歷經20多年新自由主義的磨難之后,這一地區呈現出一種新的希望。
一、擯棄新自由主義的先鋒地區
東歐與蘇聯的社會主義運動失敗后,拉美開始涌起革命的浪潮。致力于人民斗爭的左翼政府不斷涌現。1998年,委內瑞拉的查韋斯在這一地區率先上臺執政。不久,智利的拉各斯(Ricardo Lagos)、巴西的盧拉(Luis Inacio Lu-la)、阿根廷的基什內爾(Nestor Kirchner)、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Evo Morales)等左翼候選人都在本國的選舉中獲勝。2009年3月,福尼斯(Mauricio Funes)在薩爾瓦多也贏得選舉的勝利。左翼候選人高舉反新自由主義的旗幟在如此眾多國家上臺執政,這在拉美的歷史上尚屬首次。
二、拉美左翼政府的現狀與挑戰
拉美地區多數國家的總統都是民主選舉產生,受到左翼力量的支持。這些國家的政府雖存在差異,但都具有三種共同特征:社會平等、政治民主以及國家主權。
1、左翼政權的特征與關系
拉美左翼政府實際上存在巨大差異,一些分析家把這些政府分為三類:促進自由貿易的政府,包括哥倫比亞、墨西哥及多數拉美國家;把新自由主義與社會政策相互協調的社會民主主義政府,包括智利、巴西和烏拉圭;運用社會與經濟保護主義對抗美國的反帝政府,包括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
激進左翼組織通常忽視分析各種左翼力量間的相互關系,只是要求采取像委內瑞拉政府相同的措施,絲毫沒有考量這一政府面臨的國內國際具體狀況。只有準確分析左翼政權的國內國際相互關系,才能判斷這些政府應當與不應當采取何種措施。
2002年,巴西總統盧拉在大選中的支持率遠遠超過1998年當選的查韋斯。然而,人們不能忘記,這是大選競選聯盟贏得的勝利,盧拉所代表的巴西勞工黨在國會仍然屬于少數黨。盡管一些市長和州長由勞工黨出任,但勞工黨在國家層面仍屬少數黨。此外,巴西對外資的依賴程度遠超過石油收入豐厚的委內瑞拉,但盧拉不需要軍方的強力支持,而查韋斯必須以軍方為后盾。巴西勞工黨國際事務部主任沃爾特·波馬爾(Valter Pomar)認為,巴西的國內外關系、體制機制與經濟環境都決定了巴西不可能走委內瑞拉的道路。
2、左翼政府的阻力
媒體的影響巨大,多數民眾與機構總是相信媒體的宣傳,根本不去懷疑資本家對宣傳過程的控制。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高壓政策在今天已經不再像先前那樣重要。諾姆·喬姆斯基曾精辟評論,對于資產階級民主而言,輿論宣傳就如集權國家的高壓手段一樣重要。只要世界上的反動勢力能夠通過媒體控制民眾,他們就樂于接受這種民主游戲。帝國主義與右翼力量深諳此道,反對派手中的媒體這一武器的威力遠超過拉美多數國家政府。
拉美地區的民主模式通常被稱為“有限民主”或“被指揮的民主”。盡管選民人數過去幾十年急劇增加,選舉欺詐愈加困難,但是這一地區民選政府的權限并未擴大。許多重大決策不是在議會中表決通過,而是由議會無法控制的機構來制定,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此類的國際金融機構、跨國公司以及證券機構等。今天,寡頭組織能夠容忍左翼候選人的勝利,原因在于左翼政府幾乎沒有可能改變當前的游戲規則。
為擺脫束縛,我們必須弘揚玻利瓦爾的思想,致力于拉美地區一體化。彼此孤立,我們將一無所獲。團結起來,我們將贏得尊重,努力探索經濟、政治與文化發展之路,積極減少對大國集團的依賴。此外,在這種有限民主體制之下,我們一定要爭取改變現有游戲規則,仿效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政府的做法,動員選民進行全民公決以制定新憲法。
3、重構拉美地區的國家關系
我曾在拙作《21世紀初的左翼:使可能成為不可能》中提出,政治藝術總是通過構建自己的實力將不可能的行為變為可能。我們應當改變拉美權力間的相互關系,使今天不可能之事將來成為可能。
為此,我們必須拋棄在各種國際機構都欲獲得發展空間的思想,培育一種社會力量來擴大政治勢力。拉美政府應當明白,它們需要構建一種社會力量,在國內外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變拉美各國之間的相互關系,使不可能在未來成為可能。
現實中,拉美各國政府間存在分歧。一些政府欲進行社會變革,而另一些卻認為別無選擇,只有屈從于國際金融資本。然而,各國領導人必須明白,拉美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民眾運動如何組織、發展與變革,應形成一種決定性力量,以利于民眾運動的壯大和發展。只有如此,我們的目的才能達到。此外,左翼與進步力量領導人還需明白,有序組織、具有政治覺悟的人民能夠推進我們的事業向前發展,防止我們的斗爭偏離方向。人民應該處在斗爭的前沿,而不是棲身于政黨之后。
制定一份共同綱領或建立一種斗爭平臺,匯聚拉美各種左翼力量,各種社會與政治組織攜手努力,向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模式發起挑戰。這一平臺可以有效調動各種新社會組織,形成巨大的社會力量,支持左翼政府并孤立反對勢力。同時,我們還必須極力為各種社會力量的發展提供空間,保持各種政治力量的獨特性,為共同目標團結奮斗,構建一種新型的社會。
4、適應新挑戰的政治工具
為實現我們的目標,尤為重要的是變革原有的政治文化,重建適應新社會的政治工具,迎接新世紀我們面臨的挑戰。
傳統觀點認為,工人運動需要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提高階級意識。然而,誰擁有理論?誰是真理的擁有者?是黨還是黨的理論家?黨的主要功能是什么?是否就是培訓干部、介紹理論以及開辦干部學校?其實,這一思想正是對馬克思正統理論的背離。
這種思想缺乏什么?革命實踐。這一觀點根本沒有理解馬克思所堅持的在社會實踐中提高工人階級的意識的理論。階級意識的提高源于革命的實踐,并且只有通過實踐一個階級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羅莎·盧森堡曾說,人們無法從宣傳冊中學到一切,在實踐中學習非常必要。革命的實踐蕩滌工人的心靈,改變了他們的世界觀,使他們認識到只有團結起來形成一種力量,才能打敗資本主義。工人們在斗爭中找到自我,愈加堅信能夠實現自己的目標,并逐漸成為革命斗爭的主體力量。假如我們承認革命實踐對工人解放以及民眾運動的重要性,我們的政治工具就需要變革形式,以與理論相適應。
那么,我們應當擁有怎樣的政治工具?我們不應強調把理論引入工人運動,不應擔心理論如何形成,而應該利用或創造人民實踐的機遇,利用群眾對資本主義的不滿,創造性開展不同形式的斗爭,形成反對當前不平等制度的強大社會力量。
假如我們承認實踐斗爭對提高民眾意識十分重要,我們的政治工具就必須尊重民眾運動,給予民眾運動自我發展的空間。我們還必須形成這樣的理念,不僅僅是政治領導才擁有思想與策略。相反,民眾運動自身就可以提供許多可供借鑒的經驗。在每日的斗爭實踐中,民眾運動總結教訓,尋找新的斗爭方式,這些都對理論的形成大有裨益。
政治工具不能由只懂得“服從與命令”的軍人掌握,也不能由愚弄民眾的民粹主義野心家控制。政治領導人必須是深受民眾愛戴的教育家,能夠把世界視野融入民眾智慧,充分利用人民的傳統文化取向與實踐斗爭經驗,調動人民的革命積極性。
三、左翼政府的評判準則
假如我們要評判左翼政府的行為表現,我們將采用何種準則?我們不應強調他們邁向目標的速度,重要的是確定這些政府前進的方向,因為前進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他們在征途中如何克服困難。以個人之見,詳細分析左翼政府在以下這些問題上的態度與立場,我們就能較為客觀地判斷這些政府的前進方向。
1、對待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總的態度
○對待新自由主義,或總的來說,對待資本主義的態度如何?
○他們是否揭露資本的真相,在意識形態上進行批判,并利用國家機器削弱資本?
○他們是否努力消除貧富差距,使窮人能夠享受更多的教育與醫療服務?
2、對待原有體制與機制的態度
○原有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是建立新型社會的最大阻力,他們是否通過憲法程序改變體制規則?
○赤貧群體通常無法參加選舉,他們是否努力擴大選舉的參與范圍?
3、對待經濟與人類發展的態度
○他們是否把滿足人類需求放在經濟增長之上?
○專制國家把人民淪為乞丐,無法促進人類的發展。只有通過實踐,給予人民發揮積極作用的更多空間,才能實現人類的發展。他們明白這一道理嗎?
4、對待國家主權的態度
○他們反對外國軍事干涉、建立軍事基地以及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嗎?
○他們重新奪回國家對自然資源的控制權嗎?
○媒體霸權至今掌控在保守勢力手中,他們在努力尋求這一問題的解決方式嗎?
○他們鼓勵保護民族文化傳統嗎?
5、對待女性作用的態度
○他們尊重并且鼓勵女性發揮積極作用嗎?
6、對待各種歧視的態度
○他們在不斷消除性別、種族、宗教等方面的歧視嗎?
7、對待生產方式的態度
○他們通過改變生產方式繼續增加社會財富,并鼓勵工人積極參與生產管理嗎?
8、對待民眾行動主義的態度
○他們動員工人和民眾采取行動以強化他們的權力嗎?
○組織良好、政治性強的民眾能夠弱化原有的國家機器,推動改革進程,它們明白這一點嗎?
○他們了解人民是先鋒隊而不應身處二線嗎?
○他們傾聽人民的聲音并讓人民發言,以及依靠群眾糾正前進道路中的失誤嗎?
○他們讓人民擁有資源并管理社會嗎?
○他們力爭讓人民當家作主,在政府管理中發揮積極作用嗎?
假如作為基礎的文化、經濟條件尚未完備,我們如何以國家為起點,向共產主義的地平線邁進?委內瑞拉副總統阿爾瓦羅·李耐拉(Alvaro Garcia Linera)曾提出這樣的問題并給出答案。我們可以采取三種方式:(1)努力培育社會自治組織;(2)擴大工人階級的基礎與工人運動的自主權;(3)有效管理各種形式的國有與集體經濟。李耐拉認為,沒有必要通過控制民眾運動與民眾組織來實現以上目標。
四、21世紀社會主義的理念與取向
向共產主義地平線邁進的步伐是否存在?我們認為拉美地區已經邁出了重要的步伐,特別是在委內瑞拉這一國家。
1、獨特的社會主義
2005年2月,查韋斯在巴西阿雷格里港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的閉幕式上首次提出他的目標是超越資本主義并建設社會主義,并強調不會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否則將重蹈蘇聯的覆轍。他清晰地闡明了自己提出的社會主義與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區別,批評斯大林背離黨的宗旨,導致一黨專制。“一切權力歸蘇維埃”最終演變為“一切權力歸于黨”,這就是為何蘇聯解體之時工人沒有到街頭捍衛這一政權的真正原因所在。
“21世紀社會主義”這一術語的提出是為了把這種社會主義與蘇聯和東歐模式的社會主義區分開來,并指出社會主義的根本要素:經濟轉型、政治參與式民主、社會主義價值觀以及全體成員的博愛、團結和平等。對查韋斯而言,社會主義必須是適應本國現實的民主政權。這是一種新型的生產和消費體制,這種制度必須建立在各種民眾組織之上,通過社會機構、合作社、自治組織等方式積極參與社會建設。
1999年,委內瑞拉制憲大會通過的憲法明確強調公民應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無論對個人還是集體而言,積極參與是全面發展的保障。憲法中多個條款都涉及這一內容,最全面的闡述是第62條,強調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和管理是保障個人與集體全面發展的必要方式,國家和社會有職責和義務為公民參與提供便利條件。第70條又強調了公民參與的具體形式:自治、合作社、民主決策、參與各級預算等。
在地方管理方面,公民可以參與決策、預算和審計。市級層面設立地方公共決策委員會(LCPP),政府機關代表和社區代表共同參與決策,但政府機關與社區代表的比例為49%對51%,清晰反應鼓勵公民積極參與的政策傾向。然而,如果不為公民參與提供合適的空間,這些規定不過是一紙空文。為此,查韋斯先是提出成立社區委員會,后又建議成立工人委員會、學生委員會以及農民委員會等,使民眾真正具有管理公共事務的權力。
2、社區委員會
委內瑞拉政府的革命性措施之一就是推動成立基層自治組織——社區委員會(Commu-nal Council)。這一委員會的前身是另一種組織形式——分隊(Platoon),后者保障了查韋斯在2004年大選中的勝利。
2004年大選前,支持查韋斯的政黨無法保證大選的勝利,而且查韋斯必須取得大勝才能讓反對派接受大選結果。因此。他領導成立了一種新型的公民組織,支持他的所有民眾能夠積極參與大選活動,盡可能獲得更多的選票。這一做法首先是在全國的支持者中成立分隊。每分隊由10名成員組成,每位成員負責聯系10名選民,共負責100名選民,并要求成員拜訪每一個選民家庭,讓其了解大選中擊敗反對派的重要性。
這一方式使得成千上萬的支持者在大選中不需依靠黨派的領導,獨立從事具體的政治任務。正是由于這種策略,反對派三次推翻查韋斯政權的企圖最終大敗,查韋斯的得票數高出對手200多萬張,保障了委內瑞拉的革命能夠繼續前行。
大選之后,政府曾打算把選舉分隊改為社會分隊,但是他們后來發現有必要把政治選舉組織與公民參與組織區分開來,社區委員會便應運而生。這種小規模的組織在拉美地區先前從未存在,人口稠密的城市每200-400戶家庭成立一個委員會,農村地區是50-100戶,原住民區域甚至更少。
這一做法旨在鼓勵民眾在小范圍內更多地參與管理自己的事務,經過廣泛討論與成功實驗之后在全國普及。委內瑞拉的人口2600萬,擁有約5.2萬個社區。每個社區選出一個機構來發揮政府的作用,這一機構就被稱為社區委員會。
社區委員會成員由每個社區居民大會推選。委內瑞拉民眾拒絕使用“代表”(repre-sentative)一詞,因為這一詞語在資產階級的代議制中具有貶義。代議制的候選代表大選期間光臨社區許下豪言,當選后蹤跡全無。因此,民眾使用另一詞匯“代言人”(spokesper-son)稱呼當選成員。當民眾不再信任這些代言人,他們也就停止為這一社區代言。
歷史上也曾出現過非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制度,當選代表不僅不脫離選區,而且與選民保持密切聯系。這種制度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俄國革命前期以及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南斯拉夫等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進行過此類實踐。馬克思認為,巴黎公社的代表制度顯現了一種新型國家的雛形,超越了傳統的資產階級代議制,具有重要意義。
這種代言人制度的目的是廢除資產階級的代議制,保障選民與各級決策機構的直接聯系。鑒于目前城市的規模,工人與公民直接參與社會和社區公共事務的決策在現實中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需要代言人充當基層社區與行使政府職能機構之間的橋梁。
這一制度不僅與資產階級的民主代議制不同,而且能夠保障工人與多數民眾而不是精英分子行使權力以及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代言人必須善于匯聚選民的觀點,積極參與決策過程,創造性地制定政策措施。同時,他們應當善于談判與調解,因為工作中總會出現其他社區比自己社區更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公共設施建設項目。稱職的代言人應有能力說服自己社區的選民理解為何優先解決其他社區的問題。然而,假如選民認為代言人不能為他們真正代言,可以并且應當對其進行罷免。
3、民眾權力不僅限于社區委員會
社區委員會屬于地域性民眾組織,只是民眾行使權力的一種方式。鑒于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民眾的權力不僅體現在社區,而且也應體現在單位與各種利益群體之中。
為了解和參與單位的決策,工人們應組織起來,不僅維護自己的當前利益,而且要提升整個社會生產者的狀況。作為掙錢人,工人的目的就是為自己的勞動力爭取更高的報酬。作為社會生產者,工人們就要為社會的發展方向與單位的未來建言獻策,以使本單位的產品和服務能更好地滿足人民的需求,并積極參與自己相關領域的地方和國家規劃。這些對社會的高效發展尤為重要。
工人委員會應代表所有工人,無論他們是否是工會成員。不僅在生產和服務部門,還要在手工藝人、小農和自謀職業者中成立各自的委員會。此外,各種不同社會群體或行業組織,如學生、青年、殘疾人、環保人士以及衛生、教育、文化、體育等行業,也可以成立各自的委員會,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
4、構建新型的政治制度
這一民眾直接參與制度不應局限于小范圍的實踐,而應當超越社區和工廠,參與更廣泛的地方管理,直至在國家事務中行使公民權力。工廠也應如此,不僅建立車間委員會,也應當成立公司與產業委員會。這些公民權力不同的表現形式保障了公民能夠參與社區和社會事務的決策過程。因此,構建一種能夠超越資產階級代議制的新型代表制度就顯得尤為必要。
這樣的新型政治制度是一種自我管理的政府,小范圍的直接民主與各級選舉產生的代言人大會相輔相成,代言人大會同時管理不同政府機構。
社區委員會之上的機構被稱為公社(Com-mune),不同社區在公社中共存,擁有共同的歷史、文化傳統、理想以及相同的經濟職業,自我發展與自我管理,不斷適應新的形勢變化。
公社的經濟立足自身,實現可持續發展。足夠的資金支持,較少依靠外部資源在公社內從事生產活動與服務,擁有各種區內可利用資源,滿足內部需求并支付自己的開支。每一個公社都應通過社區組織、合作社以及其他創新的方式,致力于建設一種新型的生產和消費的公共制度,體現公民對社會生產的管理權。顯然,公社的重心之一就是為社區與國家財富提供生產或服務。
每一公社都應建立多家公司,使用當地勞動力為當地居民生產產品與提供服務,主要包括面包店、市場、運輸公司、自來水公司與加油站等。為了進行生產和服務,就要根據當地的特征和需求,允許公民參與制定公社發展計劃,完善各種生產部門的流通體制和商業化,最終實現盈利。
此外,公社應當建立自治政府,市政廳要把大部分功能與公務管理逐漸向公社轉移,市長辦公室保留的僅有功能就是支持這一變革。公社的物質與精神狀況要保障生產的發展并能滿足居民的物質、社會、文化和其他集體需求,動員民眾廣泛參與,積極發揮公社發展規劃的功能。
為了確保公社的立法功能,每一公社都要成立議會,公社成員可以在此行使決策權。議會成員由公社內的社區委員會、工人委員會與其他專門委員會的代言人組成,起到公社民權大會(Assembly 0f Popular Power 0f the Com-mune)的作用。公社民權大會未來應當主導成立公社政府,建立各種機構和組織,行使市政廳轉移而來的社會管理權力。此外,民權大會還應選舉代言人在憲法規定的行政、司法、道德和選舉4個權力機構任職。這些當選代表如不能履行職責,可以被召回并被問責。
公社的規劃委員會應鼓勵民眾參與制定社區政府的長期發展規劃以及年度計劃。這些規劃應借鑒其他地區的發展計劃,同時納入國家戰略發展規劃。公社銀行負責管理公社政府的各種資金。國家在資金分配時應保證公平,資源匱乏、長期被國家忽視的公社應得到更多撥款。
公社政府應當接受社會的有效監督,民眾能夠通過一定的方式與機制監督政府提供的服務質量,民眾有權罷免行為受到質疑的官員。年度計劃、收支賬目、公務員的錄用、工程招標等一切公共事務都要公開透明,也構成公社政府的一大特征。
公社的建設過程就是政府根據國家發展規劃分配權力與資源的過程,鼓勵公民的積極參與。這一切措施將會強化而不是弱化中央政府,因為地方持續發展、公民更加滿意、更完善的懲治腐敗工具,以及所有州長與市長,無論贊成與否,都要接受公民的監督,都將使中央政府更為強大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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