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壤時，有一天晚上和大金東木在千里馬大街散步，我問他會不會唱一首名叫《腳步》的歌曲？他立刻來了興致，連說會唱，并當場給我唱了一遍。他還解釋說，這首歌是歌頌“金大將”的。我聽后無語，也不再追問他了。我意識到，朝鮮可能確實有安排金日成家族的第三代接班的計劃。
朝鮮，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政治上的世襲制，這兩樣東西放在一起是如此地不協調，以至于那些對朝鮮持非常同情的態度的人，也常常會覺得尷尬，感到很難替朝鮮辯護。
其實，如果仔細地思辨一下，我們就會發現，我們不贊成世襲制，是因為我們接受了這樣一個前提，即認為權力應該通過選舉或者革命來獲得，而不應該通過血統來獲得。在我們的潛意識里，我們認為這個前提不言而喻是正確的，凡是違背了這一原則，就都是錯誤的。
但是，世襲制如果被放在儒家文化的語境里，則即便不是天經地義，也不顯得那么突兀了，比如孔子就主張嫡長子繼承制對據亂世和升平世都適用。黑格爾也曾說過：“其實國家的其他任何一種制度都和各等級一起來保障公共的福利和合乎理性的自由，其中的一些制度，如君主主權、王位世襲制。審判制度等所提供的保障甚至還要大得多。”（黑格爾：《法哲學原理》）黑格爾推崇君主立憲制并主張君主世襲制，把它看成是“實在的合理性”，也自有其歷史的理由。人是歷史中的人，制度是歷史中的制度，歷史的演進有其一定的規律和局限，不同的時代環境對政治制度的要求有所不同。
朝鮮半島自從新羅在唐王朝的支持下統一以來，一直是儒家文化圈里的優等生，朝鮮的文化優越感僅次于中原地區的漢族王朝，比如李氏朝鮮派往北京的朝貢使，在明朝的時候，回到朝鮮后寫的筆記叫《朝天錄》，在清朝的時候，寫的筆記就叫《燕行記》了。實際上，在清兵入關之后，朝鮮在文化上就以“小中華”自居，認為只有自己才保留了中華文明的正統。
儒家文化在朝鮮能夠完整保留，還由于這樣一些偶然或者必然的原因：
1919年，當中國爆發以傳統文化為主要目標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朝鮮已經完全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朝鮮的文化界基本上沒有參與這一運動；1966年，當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的時候，中國和朝鮮雖然在政治上存在結盟關系，但朝鮮出于自己的考慮也沒有介入。
金日成曾經說過“朝鮮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一部分”，強調朝鮮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密切聯系，但朝鮮革命和中國革命的路徑顯著不同：中國革命主要靠通過徹底的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凝聚和團結起社會最底層的力量，以自下而上，翻天覆地方式進行的，最后完成政治革命。而朝鮮革命則不然，金日成早年主要在中國東北境內打游擊，1942年和抗聯一起撤到蘇聯境內，1945年日本投降后隨同勝利的蘇軍直接進入平壤接掌了最高權力，而這個時候，朝鮮的文化革命和社會革命都還沒有開始。其后，在新政權的領導下進行的一系列改革或革命，則明顯地帶有自上而下的性質。
總的來看，在對待傳統的儒家文化方面，朝鮮和中國由于革命的路徑不同而有了很大區別。和中國在近代以來風云激蕩的100多年中，對傳統文化進行了猛烈的批判不同，朝鮮對傳統文化基本上采取了一種照單全收的態度。傳統的儒家文化和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被“焊接”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儒家社會主義”。
從儒家的觀點來看，并不排斥權力來自血緣，只是強調掌權者要“施仁政”，要遵循道德原則。孔子所謂“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其核心是“仁”。在朝鮮的政治生活中，實際上全盤接受孔子的這一思想。現在由于美、韓媒體的刻意放大，人們都知道朝鮮在推行“先軍政治”，其實和先軍政治同樣重要的，是“仁德政治”和“寬幅政治”。
1993年，朝鮮《勞動新聞》在“推行仁德政治的社會主義萬歲”一文中首次使用“仁德政治”一詞。根據《勞動新聞》的解釋，“仁德政治”是“出于對‘政治的主人’人民的偉大的愛護和信任而推行的政治”，領導人“抱著對人民偉大的愛心，推行最優秀的政治”。金正日本人也在1994年的“社會主義是科學”的論文中強調了“仁德政治”。“寬幅政治”則是和“仁德政治”是一脈相連的概念。朝鮮給“寬幅政治”下的定義是：“寬幅政治是將全體人民擁入懷抱的政治”，“不僅基本群眾，家庭周圍環境和社會政治背景復雜的群眾也是革命的永遠同行者，溫暖攜手共前進的政治”。
在朝鮮的政治宣傳和政治生活中，儒家文化的影響可謂比比皆是。比如金日成在一首稱贊金正日的漢詩中有一句“光明星誕五十周，皆贊文武忠孝備”。“孝”的概念在中國的革命文化中具有負面含義，早就不再使用。而在金日成逝世之后，金正日甚至按照中國的古制為父親守孝三年，直到1997年才接任朝鮮勞動黨總書記。朝鮮在對金正日的宣傳中，直接聲稱他“繼承了白頭山血統”，“是游擊隊的兒子”等，把血統純正作為其執政合法性的主要來源之一，毫無避諱。
再比如，在朝鮮的政治制度安排中，萬景臺革命學院是一項很特殊的設置。這所學院專門招收抗日老戰士的后代和烈士的后代，把他們培養到18歲，然后再進入普通高校或軍事院校學習，期間國家負擔他們的一切費用，并身穿統一的制服。朝鮮的上層政治精英，包括金正日本人，主要都是革命學院的畢業生，革命學院學員直呼金正日為“爸爸金正日元帥”——顯然，朝鮮把血統論加以制度化了，這和中國革命剛剛勝利，毛澤東就對出現新貴族高度警惕，親自下令解散干部子弟學校的做法成鮮明對比。
現在，由于西方學說的影響，我們對所謂“專制政權”的想像，總是和秘密警察、集中營等恐怖手段聯系在一起，其實在朝鮮的“儒家社會主義”的實踐中，政權和民眾之間的關系，更具有一種家庭式的溫情脈脈的色彩，朝鮮憲法序言中說“金日成同志把‘以民為天’作為座右銘，一向和人民在一起，為人民獻出了一生，以崇高的仁德政治關愛和領導人民，把全社會變成了一個緊密團結的大家庭。”并非全是虛言。朝鮮所以能夠頂住如此巨大的國際壓力，渡過蘇東劇變后嚴重的經濟困難，和其在“仁德政治”的旗幟下形成的全民團結是有關的。如果朝鮮的統治像美日韓媒體以及中國的自由派朋友所渲染的那樣是單靠刺刀和手銬來維持的話，則10個朝鮮也垮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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