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沖突”與世界政治新時代

作者按：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在一個批語中寫道：“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政治。”這當然是指國家大事。歷史一再證明，改革開放和全球化問題，千頭萬緒，關鍵也在政治，在歸根結蒂對誰有利。不懂國際政治，沒有防人之心，或者一廂情愿地以為全球化就是“先富后富”，等于魯迅先生說的，“中國人倘若被軟刀子割頭，則一定要完。”90年代以來進入世界政治新時代，新時代的關鍵在于有人將“文明沖突”上升為國際戰略或稱全球地緣政治戰略。矛頭指向誰人？全球剩余資源爭奪戰和“文明沖突”（需要讀懂其真實含義）戰早已打響，在這種關系民族生存的重大政治問題上豈可掉以輕心？聯系近年來薩斯、轉基因主糧和新型疫苗等一系列問題引起的爭論，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深刻思考和嚴重關注。

 “文明沖突”與世界政治新時代

                                          鄭彪

    與此同時，主要是人類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歷史進程中，由于消滅剝削和私有制引起反動勢力的拼死抵抗，導致各種政治集團、國家集團和國際集團（包括跨國公司）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意識形態等等領域斗爭的尖銳化，造成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在20世紀下半葉對社會主義國家施加的外部壓力急劇加大。在這種主要以冷戰為形式的巨大外部壓力下，也由于種種內部原因包括政治和文化原因，社會主義陣營發生分裂，社會主義國家、政黨內部在思想、政治等方面發生異變，導致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曲折和低潮。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中國極“左”路線的長期錯誤和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發生了蘇聯衰落和入侵阿富汗的十年戰爭，以及后來的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于是出現了全球性的社會主義價值被一時顛覆，同時資本主義的弊端也再次充分暴露。這種歷史曲折造成的價值真空是世界各國重新從自己的文明中尋找精神歸宿和凝聚力的根本原因。從長遠看，這種趨勢具有歷史暫時性；但是從現實看，文明因素作為國際權力資源要素的地位上升，如同70年代以來石油作為國際權力資源要素的地位上升一樣，正在成為在近幾十年內影響世界政治進程的一種不可忽視的趨勢。因此，世界政治正在經歷一次深刻的地緣文化整合。這里，在對世界體系進行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基礎上，有必要進一步引入文明的分析。

一、文明成為影響世界政治格局的重大因素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上，文明是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因素。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是仁，不含有種族主義的因子；西方文化的核心價值與基督教義相聯系，卻有濃厚的種族主義。15-16世紀西方興起的重商主義，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意識形態。資本原始積累的歷史證明，西方的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是同義詞，與西方的民族主義是近義詞。中國的民族主義是被壓迫民族的反抗主義，更與種族主義無關。這是東西方民族主義的一個根本區別，不可以混淆。

    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使得西方的資本主義旗幟沾滿血腥，經過18世紀的啟蒙主義和法國大革命以后西方文化的整合、提升和自由、民主、人權等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形成，此后西方種族主義有所收斂。但是狐貍尾巴根本夾不住，種族主義時不時就冒出來。20世紀后半葉世界殖民體系土崩瓦解，殖民主義聲名狼藉，“文明沖突”被“主義的沖突”和冷戰所掩蓋，但是在西方新殖民主義背后，種族主義仍然時隱時現。到20世紀70年代羅馬俱樂部向人類發出“增長的極限”警告之后，西方實際上以“黃金十億”的國際戰略思想來應對。“黃金十億”只涵蓋歐美國家，本質上還是種族主義。戰后不同的意識形態之間，東西方政治對抗的背后，既有“主義的沖突”和地緣政治沖突，也有民族和文化之間的沖突。相同的意識形態之間，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地緣政治矛盾、民族和文化的矛盾。美國與歐洲之間是如此，其他不同文明體之間，也是如此。20世紀90年代以來，兩極世界傾覆導致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作為決定世界格局的主要因素的地位相對下降，國際政治撕去了意識形態面紗；不是意識形態不再重要，而是以往被忽視的，被冷戰、意識形態斗爭掩蓋起來的文明沖突背后的西方種族主義重新暴露出來，于是文明作為國際政治權力要素的地位迅速上升。2009年4月20日聯合國反種族主義大會遭到美國等西方國家抵制，就是突出的表現。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說：“廢除種族主義，是時候了。”西方的抵制表明，他們認為“還不是時候”，或者不想廢除。亨廷頓說文明已經取代了意識形態的地位，其實文明始終是最重要的國際權力資源要素，只是到了20世紀意識形態的意義凸顯，無所謂誰取代誰，也取代不了。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美國衰竭，掀開了世界政治的新時代，在這個新時代，不同國家之間最重要的區別既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經濟的、也是文化的。“人民和民族正試圖回答人類可能面對的最基本的問題：我們是誰？”（47）與此相聯系，一切與過去的時代相聯系的事物，如民族、歷史、祖先、宗教、語言、文物、價值、習俗、體制等等更加重要，人們不僅用政治來促進自己的利益，不僅用意識形態來界定自己，而且用文化來界定自己，來促進自己的利益，或者干脆說，文化變成了政治，變成了國際政治。人類的國際行為，不僅受追求財富和權力的動機支配，也仍然有意識形態的理想追求，同時也日益受文明認同的影響。這個變化，不是什么人為的規定，而是一個國際事實。這個事實，提升了民族國家在當代全球化條件下作為國際政治主體的地位。民族國家作為影響國際事務的主要因素，比以往更加重要，因為文明決定世界政治格局，文明共同體的分量決定國際話語權。從這個意義上說，國際政治似乎又回到19世紀以前，亨廷頓甚至于說“現在，各種復雜的，多層次的國際秩序的出現已更加接近中世紀時期的情況”（48）。這樣一來，世界就不僅按照財富劃分為三個世界或四個世界，更加為國際認同的是世界劃分為七八個主要文明帶，新的世界體系格局的競爭據說將主要在文明帶之間進行。亨廷頓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并且以維護后美國霸權地位的立場和目的論證了世界體系重構的思路。因此，他提出，“冷戰結束后的幾年中，人們的認同和那些認同的標志開始發生急劇的變化。全球政治正在沿著文化線被重構。”（49）這其中一個原因是“黃金十億”思潮背后的西方種族主義抬頭，導致與此相適應的民族主義在全世界狂飆再起。為什么小布什總統嘴邊掛著十字軍東征，他的周圍多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其實美國一直就是暗地里秉持種族主義原則 地緣政治原則，自由、民主、人權等口號只是涂上去的意識形態油彩。所以二戰期間羅斯福可以與斯大林合作，暗中算計西歐，與蘇聯瓜分歐洲，縮小西歐的地緣政治實力。冷戰期間，又與西歐合謀算計蘇聯。蘇聯解體以后，就輪到算計中國了。這就是美國“文明沖突”的戰略輪盤賭。

二、“文明沖突”論具有種族沖突的含義

上文提到，近代以來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之間的沖突具有濃厚的種族主義色彩。馬克思說資本原始積累是“血與火”的歷史，實際上就是西方種族擴張史，是殖民地人民的“血與火”。這種“悲情”是客觀存在，歷史上被宰割，卻不允許人民有歷史“悲情，豈非咄咄怪事？一些人出于故意或被洗腦，歪曲歷史，掩蓋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真相，美其名曰“以文明為主線”，其實是為虎作倀。終于圖窮匕見，現在人家圍堵過來，殺將上來，甚至兵臨城下，虎視眈眈，而且打出“文明沖突”的旗幟，窗戶紙已經捅破，甚至公開叫囂戰爭，再不言語，就會被視為愚昧和軟弱可欺，會引狼入室。亨廷頓直言不諱地說：“在這個新世界中，區域政治是種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沖突取代了超級大國的競爭。”（50）聽話聽聲，鑼鼓聽音。這句話的真實意思是，全球不過是擴大的區域，全球政治也是種族的政治，不過是換上文明的概念，比較“文明”一些。只不過他沒有這樣直接赤裸地表述，但是至少已經在暗示，必須讀懂。其實，“文明沖突”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含義是：基督徒已經摧毀了東正教（蘇聯），現在需要摧毀儒教和伊斯蘭教。雖然美國衰落，但是軍事優勢尚存，必要時不惜一戰。20世紀下半葉世界范圍內宗教的復興，特別是宗教原教旨主義的復興，美國起了重要作用。這個問題在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的《美國道德危機》和喬治·索羅斯的《美國的霸權泡沫》中有所揭露，但是他們都是美國要人，話說得相對含蓄。對此揭露最徹底的是俄羅斯學者瓦西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的著作《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一書（以上都有中譯本）。亨廷頓說：“在所有這些宗教中原教旨主義運動都專注于對宗教教義、體制的凈化，其方式是好戰的，并根據宗教信條來重塑個人、社會和公共行為。原教旨主義運動是劇烈的，并可能產生巨大的政治影響。”（51）不是“可能”產生，而是已經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特別是在美國。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文化背景就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對政治的影響，所以索羅斯稱新自由主義對市場的崇拜為“市場原教旨主義”，這不是偶然的。揭示新自由主義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助于理解其好戰性和種族意義。亨廷頓還說，冷戰結束以后“發生了大量的種族沖突和‘種族清洗’”，“在柏林墻倒塌五年之后，世界比冷戰時代的任何五年都更頻繁地聽到‘種族滅絕’一詞。”（52）在這些發生在非西方文明國家的種族滅絕現象的背后，是否有西方“看不見的手”在為之推波助瀾？是什么人最希望世界大亂和非西方文明發生種族滅絕？用種族沖突來概括21世紀的國際政治，明示或暗示21世紀人類將面臨一場種族決戰，對誰有利呢？其實，對誰都不利，那將是人類毀滅，這是不正確的，也是不能接受的，但卻是弱勢文明必須給予高度重視和切實認真應對的。中國人由于文化原因，既善良又不熟悉宗教，更由于一個時期以來的“去政治化”，對新自由主義的認識往往忽略其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和種族主義背景，特別容易吃虧。

亨廷頓說：“馬克思主義是歐洲文明的產物，它既沒有在那兒扎根，也沒有在那兒取得成功。而現代化和革命的精英把它引入到非西方社會，列寧、毛澤東和胡志明使它適應了他們的目標，并用它來向西方的權力挑戰，來動員其人民，堅持民族認同以及自己國家對西方的自主。”（53）在亨廷頓看來，中國人爭取獨立自主，恢復民族尊嚴，過人應當過的日子，就是向西方挑戰。難道中國人注定要永遠給西方當馬騎？這還不是種族主義？這恰恰說明過去中國的路走對了，今后也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實現中華復興的偉大目標。他還預言：“未來的危險沖突可能會在西方的傲慢、伊斯蘭國家的不寬容和中國的武斷的相互作用下發生。”（54）伊斯蘭國家為什么“不寬容”？西方又豈止“傲慢”？中國更何嘗“武斷”？這都是哪兒跟哪兒？終于，亨廷頓憋不住，索性挑開天窗說了亮話：“中國的崛起則是核心國家大規模文明間戰爭的潛在根源。”（55）這是預見，還是挑唆？或是詛咒？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有不少深刻的觀察，同時也散發著一種西方沒落悲觀的種族主義氣息，對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充滿敵意，不少人竟渾然不覺，甚至有盲目崇拜者，也是咄咄怪事。

三、世界向文明多極化轉變的歷史進程加速，這個進程的一個基本特征是西退東進

20世紀世界政治運動的基本態勢和特征是從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向東方崛起和多文明復興的新的世界體系過渡，這個歷史起點是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和1949年的新中國成立。亨廷頓也承認，馬克思主義首先在俄國，然后在中國“掌握了政權，這代表了從歐洲國際體系向后歐洲多文明體系過渡的階段。”（56）兩極世界格局具有歷史過渡性質，這一格局傾覆帶來的單極化本質上是一種歷史的錯覺，如同其理論表現——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被證明是歷史的錯覺一樣。蘇聯政治解體，美國金融崩潰也證明了這一點。事實是，“全球政治地理因此從1920年的一個世界走向60年代的三個世界，然后走向90年代的六個以上的世界。”（57）“六個以上的世界”，大部分屬于非西方文明。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兩極政治格局崩潰，引發了全球性的政治混亂和文化認同危機。原有的陣營解體，許多國家特別是中小國家失去了國際政治方向，到處都有國家在問：“我們是誰？”“知向誰邊？”“誰跟我們一伙兒？”世界政治格局以地緣政治文化為劃分標志，這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產生以前的特征。亨廷頓說：“全球政治正沿著文化的界限重構。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國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國家則分道揚鑣。以意識形態和超級大國關系確定的結盟讓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確定的結盟，重新劃分的政治界限越來越與種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界限趨于一致，文化共同體正在取代冷戰陣營，文明間的斷層線正在成為全球政治沖突的中心界線。”（58）在冷戰時代，一個國家可以選擇結盟或不結盟。選擇結盟是為了利益和安全；選擇不結盟，同樣是為了利益和安全。在兩極世界格局傾覆和一個充滿變數的“文明沖突”時代，不在文化認同中結盟可能意味著既沒有利益也沒有安全。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到處都在忙活文化結盟：歐盟吸收了前中立國奧地利、芬蘭和瑞典，前華約組織的天主教、新教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羅的海三國；東正教的結盟和伊斯蘭教的結盟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這在巴爾干地區的爭奪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那里“‘正在形成兩個軸心，一個穿著東正教的長袍，另一個戴著伊斯蘭的面紗’”。（59）在中亞，蘇聯的穆斯林加盟共和國正在加緊重新加盟周邊的穆斯林，而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都在為發展同這些國家的關系競相付出巨大的努力。在北美洲，美、加、墨三國的一體化取決于墨西哥在文化歸屬上的選擇：是北美，還是拉美？在拉美，基于共同文化的經濟一體化發展很快。在東亞，香港、澳門回歸祖國，海峽兩岸經濟關系的迅速發展正在推動政治關系發展，特別是美國衰落背景下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效應，正在發生越來越大的地緣政治影響。

導致90年代以來出現世界政治格局文化重構的根本原因，是兩極世界格局解體后各國尋求自身利益和安全的需要。無論大國小國富國窮國，在世界上都不能獨處，都需要朋友。在人類歷史上長期是按地緣文化劃分政治格局的，只有到了20世紀由于西方衰落，才出現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政治對抗，才形成了超越文化的不同的政治陣營。兩極世界傾覆，不僅蘇聯東歐集團解體，西方集團其實也在解體。同時，也使得原來處于“中間地帶”的中小國家的地緣政治地位上升，并正在按照文明重新集結。

四、隨著世界范圍內新自由主義失敗，“去政治化”、“去民族化”思潮已經退潮，“普世文化——達沃斯精英文化”正在湮滅，政治-民族-階級意識重新興起，匯成新的世界思潮

    20世紀70年代以來興起的伊斯蘭復興運動，是尋求伊斯蘭文化與現代化的結合，明確拒絕西方化，表現出鮮明的政治意識和民族意識。90年代以后，隨著世界范圍內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義運動發展，在發達國家內部和發展中國家政治意識、階級意識和民族意識被重新喚醒，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民族主義普遍高漲。2009年主要發達國家發生的一系列大規模群眾游行具有政治性質，雖然這些運動缺乏政治領導和理論武裝，但是表明人民群眾的政治意識正在被重新喚醒，西方國家的精英政治和精英文化時代正在終結。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推動下，隨著世界經濟中網絡、房地產和金融泡沫泛起的是“普世文化”泡沫，或稱“達沃斯文化”，即所謂精英文化。亨廷頓說，普世文化是指“西方文明中的許多人和其他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假定、價值和主張。這可以被稱為達沃斯文化。”（60）關于普世文化，亨廷頓嘲笑它是一些“深刻而不恰當，恰當但不深刻，以及既不恰當又不深刻的”觀點。（61）因為“普世主義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62）“達沃斯文化”語出“達沃斯論壇”，也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一年一度在瑞士阿爾卑斯山腳下一座美麗的小城舉行。每年都有一千名左右主要來自發達國家的，也有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世界級的富商巨賈、金融寡頭、政府高官、學者名流和媒體人士云集于此。這些人一般具有顯赫的地位和學位，有資深的經濟政治文化背景，有自由主義的共同理念，受雇于著名跨國公司（銀行）、政府機構和學術機構，享有豐厚的經濟收入或巨額資產以及較高的社會知名度，操著熟練的英語，在國內國際上層社會擁有廣泛的人脈資源，享受一種超高質量也超高度西化的生活方式，擁有社會精英的美譽和心理。他們被稱為達沃斯人，自視是一種掌握了“金融煉金術”的“超人”；他們的文化也稱達沃斯文化。達沃斯人由于掌控了所有國際機構、跨國公司和大量重要的政府職位，因此達沃斯人及其文化的影響力，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相當廣泛而巨大。但是，隨著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破產和世界金融、經濟泡沫的破滅，世界金融機構、金融體制、經濟政治秩序的變動和重組，“普世文化-達沃斯精英文化”日益處于尷尬的境地，其文化也正在迅速湮滅。2009年達沃斯論壇沒有邀請經濟學家就是一個證明。正如亨廷頓所說：“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義，對非西方來說就是帝國主義。”（63）達沃斯人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富豪、政客和學者，據估計在發展中國家總計不到500萬人，占世界人口不到0．１％，占發展中國家人口的比例更是微乎其微。亨廷頓說：“它遠不是普遍的文化，而且那些在達沃斯文化方面有共性的領導人不一定在他們自己的社會確保權力控制。”（64）

另一方面，即便是通俗大眾文化和消費文化在全球流行也不意味著正在創造一個普世文化，恐怖主義者也穿牛仔褲，喝可樂，跳迪斯科；好萊塢大片的轟炸和通訊全球化也沒有導致各國價值觀和信仰趨同；德國統一后，那些英語嫻熟的德國學者在國際會議上說德語，成為一種引人注目的趨勢。這一點與前幾年在中國某些城市舉辦的某些國際學術會議規定必須一律說英語形成鮮明對照。亨廷頓甚至設想“在遙遠未來的某一天，中國取代了西方成為世界上占優勢的文明，英語作為世界的共同語言就將讓位于漢語普通話。”（65）亨廷頓是思想家，他的這個設想至少在理論上是正確的，在實踐上是不無根據的。

現存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正在崩解之中，未來世界體系正在形成和構筑之中。亨廷頓正確地揭示出世界格局正在發生按照現存各種文明進行整合的趨勢。與此同時，亨廷頓“漏掉”或“省略”了影響現存世界體系解構的另一個最重要的趨勢，就是世界范圍內的反美浪潮和趨勢。后一種趨勢表現為世界范圍內的反全球化運動、反新自由主義運動、發達國家的新社會運動（具有反對資本主義的性質，特別是以“生態社會主義”面貌出現的“綠黨”運動）、反戰運動、世界各種力量與美國的明爭暗斗的加劇以及美國金融海嘯以來世界各國解構美國金融霸權的形形色色的斗爭，等等。這些運動的矛頭都不約而同地指向資本主義制度和世界體系，指向美國。

    20世紀80年代以來東西方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加劇引起世界格局進一步改變，目前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在亞洲，預計到2020年亞洲將進一步擁有世界五大經濟體中的四個和十大經濟體中的七個。（66）這無疑意味著亞洲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持續提高。當前世界體系正在進行文明整合，對這種世界政治的地緣文化整合及其趨勢進行分析很有意義。

首先來看西方文明的整合。中世紀以來基督教的分裂在20世紀末以來的世界地緣政治上得到鮮明的表現——基督教新教的美國、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歐盟、東正教的俄羅斯，這是西方文明中一種三分天下各有其一的態勢。但是三分天下的局面并不像三腳架那樣穩定，而且正在發生迅速的戲劇性變化，決定性因素在于美國以何種速度衰落以及結果如何。這里需要區分兩種可能的情況。一種情況是如同奧巴馬政府正在做的——極力控制和延緩美國衰落速度和進程，爭取“軟著陸”，防止金融海嘯導致全面崩潰。目前美國國際戰略收縮還只是剛剛開始，遠不到位。隨著美國地位的削弱，美國最終退回到西半球也不是不可能的。另一種情況就是俄羅斯學者伊戈爾·帕納林所預言的2010年美國解體。美國面臨解體威脅，這在一般局外人看來像是笑話，對于西化論者更是匪夷所思，其實不然。在筆者看來，長期以來美國和政治、金融寡頭合伙拿美國國運作賭注，結果是金融上賭贏了錢，政治上賭輸了美國的國運，于是這場金融海嘯不幸成為美國命運的拐點。這是“上帝”對美國寡頭極端自私和不負責任的報應。一旦美國真的解體，各種地緣政治災難將接踵而至。按照帕納林的觀點，將主要由歐洲基督教和東正教勢力為其料理后事。（67）換言之，西方將長期忙于文明內部的地緣整合，尤其是歐盟長期不能“用一個聲音說話”，談何世界領導力？

伊斯蘭世界的整合相對不那樣順利，也在于其領導核心的不確定性。帕納林認為，俄羅斯作為中東的主要玩家，將逐漸從中東淡出。歐盟將成為該地區的主要調停者。恐怖主義是一個復雜和特殊的問題，中國歷來是伊斯蘭世界的朋友，是有助于其團結和穩定的力量。儒家文化圈與伊斯蘭文化圈的友好相處將大大提高亞洲的地位。

    無論美國解體與否，隨著美國衰落，最富戲劇性的地緣政治變化或遲或早將會在東亞發生。有人希望東北亞發生政治危機甚至發生戰爭，以日本和韓國作遏制中國的炮灰，這是完全違背東北亞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當前美國金融海嘯深化，如此需要中國，應當立即廢止《對臺灣關系法》。如此，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不僅是兩岸雙贏，而是中華民族共贏。東北亞和東亞的局面將根本改觀，東亞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將促進新型儒家文化圈形成，亞洲的國際地位立馬鯉魚翻身。亞洲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屆時世界新體系將具有日益鮮明的亞-歐特征。

（本文系拙著《中國軟實力》（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一章的一個子目，題目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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