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蜱蟲，我一開始比較陌生，從沒有聽說過這種蟲子，而且還咬死了人，奇怪。但我突然想到曾看過的一個美國人寫的揭露美國政府進行病毒實驗的一本書《257實驗室》。里面就提到美國的病毒實驗室由于管理不嚴，導致病毒傳給蜱蟲。而蜱蟲又把病毒傳給附近萊姆鎮，導致了奇怪的病癥，由于無法界定故被醫學界成為萊姆癥。
建議大家也好好看看這本書。
莫非我們又被攻擊了。
烏有之鄉編者按：
最新新聞：衛生部門分離出蜱蟲所攜新型病毒 或為致病元兇
http://news.sina.com.cn/h/2010-09-13/023321088622.shtml
“河南蜱蟲叮咬事件”的元兇或將鎖定為一種新型的布尼亞病毒，而衛生部也正在組織專家制訂“人感染新型布尼亞病毒病診療方案”，從臨床診斷和治療方法上，對發現的感染病例，進行有效的界定和治療。
布尼亞病毒疑為蜱蟲事件致命真兇
[日期： 2010-09-11]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作者：馬曉華
http://www.fz.chinanews.com.cn/show.aspx?id=6715&cid=273
以下是《257實驗室》中涉及蜱蟲的章節。烏有之鄉網站已經多次刊登有關美國生物武器的資料，但沒有引起相關注意。
關于《257實驗室》-詳情資料請參閱：
《257實驗室》-美國政府操控的病毒實驗室內幕（全文）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004/147013.html
保護人類！徹查美國生化病毒武器實驗室！ [李晶][2010年6月20日][1073]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006/160274.html
緊急號外！徹查美國生化病毒武器實驗室 [秦川牛]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6/160410.html
三只鼠疫老鼠失蹤 看美國257實驗室內幕
萊姆關節炎、口蹄疫、西尼羅河病毒均源自該實驗室?
奇云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056/3733292.html
這幾天，美國人被三只老鼠“整”得不輕。大約2周前，美國實驗室內三只感染了鼠疫的老鼠突然神秘失蹤。人們擔心，這些老鼠一旦落在恐怖分子手里，可怕的恐怖襲擊可能隨時降臨。
目前，FBI和CDC的調查工作正在加緊進行。盡管如此，這一事件還是引起美國民眾對于實驗室安全性的擔憂。
FBI搜索三只失蹤小鼠
“9·11”事件發生后，美國在鼠疫和鼠疫疫苗方面的研究比以前多了3倍。這意味著，各個實驗室里被注射了鼠疫桿菌的實驗小鼠比以前多了很多。9月15日，美國多家媒體在頭版醒目位置披露，在美國新澤西醫學與牙科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的一個實驗室里，3只感染了鼠疫桿菌的實驗小鼠突然間“人間蒸發”。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8月18日，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將24只小鼠注射了鼠疫桿菌。3天后，只有8只小鼠幸存，其余16只小鼠都死于鼠疫。小鼠究竟是哪一天失蹤的，研究人員也搞不清楚。但8月29日那天，他們猛然間發現原本活著的8只小鼠只剩下7只了，16只死小鼠的尸體也只有14只。就這樣，3只感染鼠疫桿菌的小鼠莫名其妙地失蹤了！
研究鼠疫的實驗室屬于高度戒備地點，其生物安全級別為3級（最高為4級），因此專家們對這次小鼠失蹤事件也感到震驚。由于新澤西醫藥與牙科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是一家專門為聯邦政府做反生物恐怖襲擊方面研究的機構，所以事故發生后，美國官員感到十分緊張。他們擔心，這些小鼠一旦落在恐怖分子手里，災難性的生物恐怖襲擊就隨時可能降臨。
為找到這3只神秘失蹤的小鼠，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和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在全國范圍展開大搜尋。目前初步斷定，3只感染鼠疫桿菌的小鼠沒有落在恐怖分子手里，那只活著的小鼠很有可能會死于注射的鼠疫桿菌。
盡管如此，這一事件還是引起了美國民眾對實驗室安全性的擔憂。羅格斯大學的微生物專家理查德·埃布賴特批評說：“美國政府資助的反生物恐怖襲擊研究項目現在越來越多，但安全措施卻很不力。《257實驗室》一書中披露的內幕新聞正在更多的實驗室里重演！”
《257實驗室》震撼美國
2004年，一本名為《257實驗室》的書震撼了全美。書中披露了一個令人異常震驚的秘密：在緊挨著紐約市的普拉姆島上，存在著一家絕密生化實驗室。從上個世紀60年代到本世紀，在美國本土先后莫名其妙出現的萊姆關節炎、變異口蹄疫、西尼羅河病毒等怪異的疾病，均是源于該實驗室！
這本書是紐約曼哈頓的律師邁克爾·卡洛爾在調閱了大量軍方絕密檔案和已解密的政府文件基礎上，費時7年實地調查研究后得出的結論。卡洛爾在書中所提到的257實驗室，就是普拉姆島上的“動物疾病研究中心”，257是它的軍方代號。半個世紀以來，這個代號和實驗室的內幕一樣，絕密不為人知。
卡羅爾在書中寫道：“第一例萊姆關節炎，1975年源于康涅狄格州的萊姆小鎮。這個小鎮就在普拉姆島西南數英里處。根據絕密檔案記載，當時“動物疾病研究中心”養著成千上萬只虱蠅，而這恰恰就是萊姆關節炎病毒的宿體和傳播者。美國政府的絕密檔案還準確記載著，在萊姆關節炎大規模暴發兩三年之后，安全檢查人員發現實驗室主樓的房頂居然有多處四分之三英寸的裂縫，空調系統也有外漏現象，而按要求，整個實驗室是不容許有絲毫裂縫的，因為這意味著實驗室的病毒極可能會外泄。”
1999年，讓美國人聞之色變的西尼羅河病毒暴發。卡羅爾寫道：“就在第一例西尼羅河病毒感染人類事件發生之前數周，普拉姆島附近北福克的13匹馬暴病而死，事后發現是西尼羅河病毒在作怪。第一例人類感染西尼羅河病毒是1999年8月2日，是在紐約的皇后區，恰恰是在普拉姆島的另一端。8月8日，距離普拉姆島不遠的布洛克斯動物園內大量動物染病，同樣離普拉姆島不遠。”
卡羅爾指出，這家曾經被美國稱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實驗室”現在卻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實驗室”。它棲身在美國人口最密集的城市邊，收藏有地球上最危險的多種病原微生物，而它的安全保衛設施還不抵美國普通中學的生物實驗室。
實驗室安全警鐘長鳴
《257實驗室》一書的真實性到底有多大？現在我們還無法評判。但是不能否認的是，隨著實驗室技術的不斷發展，人類對各種微生物研究的不斷深入，實驗室泄漏事件日益突出，甚至形成公害。
經美國權威機構鑒定，從2001年以來，在美國境內屢屢制造恐慌的炭疽病毒，來自于美國軍隊的生化實驗室。這一可怕病毒已造成數人死亡，幾十人染病。
2003年1月11日，美國得克薩斯理工大學的微生物學家巴特勒教授檢查實驗室的時候發現，實驗室中30份鼠疫桿菌樣本不翼而飛。60多名聯邦調查局的特工緊急搜查后，并沒找到這批鼠疫桿菌樣本，且實驗室似乎也沒遭到入侵跡象。
發生于美國密執安州立大學布氏桿菌病實驗室的一起布氏桿菌泄露事件，共感染了45人，死亡1人。美國華盛頓國立衛生研究院的一次Q熱實驗室感染，導致153人發病，1人死亡。
2001年，在英國波布特萊爾實驗室東北方向50公里的布倫特伍德地區首先發生了口蹄疫。據分析，口蹄疫病毒很可能就是從波布特萊爾實驗室里泄漏出來，經過空氣傳播到布特伍德的地區，從而造成了大規模的口蹄疫爆發。
最恐怖的事件要算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實驗室泄露事故。1979年4月3日，在位于前蘇聯烏拉爾南部的大工業城市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生物武器實驗室發生爆炸，約10公斤的炭疽芽孢粉劑泄露，爆炸釋放出大量的細菌毒霧，造成附近1000多人發病，數百人死亡。
這一樁樁、一件件恐怖事件，人們不禁要問：生物實驗室，到底是否安全？
世界衛生組織（WHO）一直非常重視生物實驗室安全問題。早在1983年就出版《實驗室生物安全手冊》，將傳染性微生物根據其致病能力和傳染的危險程度等劃分為四類；將生物實驗室根據其設備和技術條件等劃分為四級；其相應的操作程序也劃分為四級，并對相應級別的實驗室及程序進行規范。
2003年4月，《實驗室生物安全手冊》（第三版）以電子版形式在WHO網頁上問世，再次強調良好的專業訓練和技術能力對安全健康的實驗室環境的重要性，以及研究人員對自身、同事、社會和環境應負的責任；尤其強調在對新發現的病原體進行研究時，一定要具有高度的責任感，預先評價其危險性。
《257實驗室》第一部分 疫病大爆發
全文見：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004/147013.html
第一部分 疫病大爆發
第1節：前言
第2節：萊姆病的關聯
第3節：“紙夾”計劃
第4節：萊姆病
第5節：《白俄羅斯的秘密》
第6節：萊姆島
第7節：玩火自焚
第8節：毒襲擊紐約州東岸
第9節：當時可真神秘
第10節：鴨子的死亡
第一部分 疫病大爆發 前言(1)
1998年5月，蘇爾坦·巴希魯丁·馬赫默德（Sultan Bashiruddin Mahmood），這位受過西方教育的巴基斯坦籍核物理學家，在伊斯蘭堡擁擠的街道上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作為巴基斯坦原子能協會的主席，在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幫助下，馬赫默德和其他工作人員合作研究開發出了核武器，并于當年5月成功進行了首次原子彈試驗，以對抗其勁敵鄰國印度的一項核試驗。巴基斯坦舉國慶祝馬赫默德和其伙伴的成功，慶典之規模和隆重程度不遜于巴基斯坦的獨立日。
馬赫默德成了國家英雄。
但在2002年，他卻被處以24小時房屋監禁，財產也隨之被凍結。
馬赫默德于20世紀70年代早期畢業于英國，在90年代中期成了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者。作為極端宗教分子，他敦促巴基斯坦采取其鄰國阿富汗塔利班的生活方式，并強烈反對《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Nuclear Test Ban Treaty），力爭發展炸彈試驗，正因如此，明智的巴基斯坦高層強制把他調離了原子能項目。于是，馬赫默德來到了阿富汗的首都喀布爾，并在那里建立了名為UTN的慈善機構，該組織也稱為伊斯蘭社會重建基金會。
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后的一個月，美國軍方的情報機構和中央情報局截獲了馬赫默德和塔利班領導人毛拉穆罕默德奧馬爾（Mullah Mohammed Omar）之間的電話 。此時，由奧馬爾所領導的、支持恐怖分子活動的龐大帝國已經被美國軍隊逼到了分崩離析的邊緣。美國政府宣布，所謂的慈善團體“伊斯蘭社會重建基金會”，實質上是恐怖分子陣線組織。此組織的資產被巴基斯坦的主要銀行查封、沒收，巴基斯坦軍隊也逮捕了他們的核英雄，并把他交給了美國的權威機構。中央情報局局長喬治特內特（George J. Tenet）也立即趕往伊斯蘭堡，親自負責馬赫默德事件。
在審訊過程中，馬赫默德宣稱，電話內容只涉及了奧馬爾的個人安全問題，以及他想為自己的慈善機構在坎大哈建一個面粉廠。但是，他卻沒有通過接下來6個測謊儀的檢測。馬赫默德把檢測結果的不同歸結于技術瑕疵。但是，同時他也承認，除了在多個場合會見過奧馬爾之外，他還見過沙特阿拉伯的百萬富翁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以及其首席代表阿爾扎瓦西里（Al Zawahiri），最近的一次就在2001年8月。他描述的會面場景和全世界廣為流傳的錄像帶顯示的一樣。只是在那段錄像中，本拉登還在與他的同僚策劃破壞行動。馬赫默德告訴審訊者，除了學校和面粉廠之外，本拉登其實還有別的設想，他說他擁有放射性原料，想建立“臟彈”核設備（馬赫默德的兒子阿西姆晚些時候也確認了這一會談，同時還表示，拉登還有“別的計劃”）。
由于擔心本已灰頭土臉的核能項目將面臨更尷尬的處境，巴基斯坦于2002年早些時候對馬赫默德進行了公開審判，這位伊斯蘭圣戰組織權威刊物《克什米爾擁護運動》（Kashmir Jihad）2001年12月的封面人物，被巴基斯坦政府判處了侵犯國家安全罪。時至今日，馬赫默德仍處于房屋監禁中，并被剝奪了言論自由，囚禁在他自己兩層樓的家里。
巴基斯坦方面逮捕了馬赫默德，美軍也控制了喀布爾及周邊地區，作為對恐怖主義宣戰的一部分。中央情報局和美軍陸戰隊搜查了馬赫默德在喀布爾的住宅，以及UTN組織在此地的辦公室。在這兩處，美軍除發現了馬赫默德的著作之外，還發現了很多足以使馬赫默德獲罪的原始材料。其中一項是氦氣球結構圖，用于向空氣中釋放大量的炭疽熱孢子，另外還有一份大型文件，名為《細菌：你所需要知道的》（Bacteria：What You Need to Know），以及一個厚厚的文件夾，里面是一捆從互聯網上搜索的研究炭疽熱疫苗的文稿。
此外，還有一本卷宗，內容是關于紐約的普拉姆島外國動物疾病中心的信息。在這本卷宗中，甚至還有一篇《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介紹這個島嶼的文章。
為什么與本拉登有密切關系的人會對這個地處紐約、不為人知的小島這么感興趣呢？
如果說普拉姆島在美國并不是家喻戶曉的話，那么對于像馬赫默德這樣的人，它卻是如雷貫耳。當然，對這座島嶼的關注，在馬赫默德與其同伴來說，顯然不是因為海岸沙灘和搖曳多姿的棕櫚樹。
這個占地約341平方公里、不為外人所知的小島距紐約大約137公里，距長島東端則不到3.5公里。絕大多數的地圖上都沒有它的標記，即便個別地圖有，所標示的顏色也非紅即黃，印有“美國政府—危險動物疾病限制區”的字樣。
在長島東端的奧連特尖岬與康涅狄格州之間，每天都有6艘能夠裝載1000人和120輛汽車的大型渡輪往返，途中就能看見這座小島。盡管每年夏天，約有100多萬人會在漢普頓度假，但是卻很少有人知道這個豬排形的小島，即便它就坐落在美國最大的人口聚集中心旁邊。至于島上是否有人居住，以及為什么地圖上沒有任何標示，則更鮮有人能說出個所以然了。
很多人問我為什么決定寫普拉姆島。1992年夏天，我的一個朋友從康涅狄格乘渡輪到紐約。按照慣常的習慣，我把車開往燈塔方向，停在25號高速公路旁一條小土路的盡頭，徒步穿過蔓延約2公里的海灘上茂密的雜草，就到了長島的盡頭。我爬上高大陡峭的巖石峭壁，峭壁斜對著沙丘，沙丘與海水相接，延伸到遠方。遠處的古老燈塔與其說有預警作用，其實更像一尊鑄鐵的咖啡壺。站在峭壁上，我看著長島海峽的海浪與加德納斯灣的洋流融合在一起，拍打著這大西洋邊的懸崖，在空中濺起巨大的浪花，又回濺到海岸上。在薄霧中，我還可以看見北方約16公里處康涅狄格州長長的海岸線。燈塔再遠處，就是一片廣袤的綠色土地，除了一個藍灰色的水塔像從一片綠色的帳篷中鉆出來似的矗立在那里，那看起來簡直就像是片荒廢的土地。那就是普拉姆島。這島嶼激起了我一連串的遐想：關于生化戰爭實驗的謠傳，致命的病毒實驗的傳說。萊姆關節炎據說就是從這里起源的，還有某個曾在島上工作過的男人在暴風雨中得了某種奇怪而又無法診斷出來的怪病的故事，等等。但是，這個小島看起來卻是那樣質樸無華！那邊到底發生了什么？
巨大的白色渡輪慢慢駛入了普拉姆海峽, 也就是橫亙在峭壁與普拉姆島之間的一條狹窄的海峽。當我回到車上時，我決定，終有一天，我要解開普拉姆島的秘密。
這些就是我10年前的思緒。幾年后，當我剛從法律學校畢業時，我重返故地，試圖把零星的線索拼湊在一起，從而揭開故事的真相：普拉姆島那扇深鎖的大門背后曾經發生了什么（而且還在繼續）。為了讓自己知道更多的東西，我投入到了很多生僻領域的學習當中：地質學、殖民歷史、動物疾病、人類疾病、動物心理學、微生物學、細菌戰、沿海炮兵、恐怖主義、燈塔以及美國印第安人的研究。我跟科學家、政府官員、當地居民、歷史學家，以及曾經或正在普拉姆島上工作的人員交談，搜集這片不為人知、令人費解的土地的第一手資料。朋友們都覺得我對此近乎癡狂，他們沒有錯，這個“李子”（那些了解內幕的人這樣稱呼普拉姆島），已經完全占據了我的心。
對普拉姆島的研究可謂五花八門，比如“人間大浩劫”、“無處可逃的山姆大叔之島”，或者是“能與007系列小說媲美的傳奇”，我最喜歡的名字則是：“尋找普拉姆島，就好像尋找科學怪人居住的古堡。”但當地的一家報紙卻提出了相反的觀點，他們那樣描述那些在島上工作的科學家：“他們每天乘坐渡輪上班，回家后享受天倫之樂，和普通的白領一樣。只不過，他們的工作是進行動物實驗。”但是，當我深入研究、構思這個故事時，我卻越來越覺得這很像小時候讀過的科幻小說，只是，事實比科幻小說更加震撼人心。
我也逐漸意識到，美國農業部并不像我們想得那樣聲譽清白，其研究人員也不是那種給寵物看病的和善獸醫。當故事逐漸成型時，我對他們的好感卻隨之灰飛煙滅。350多年以來，普拉姆島一直都非安靜祥和之地：原先它是印第安人捕魚的前哨；后來成了英國殖民者飼養牛羊的牧場；1812年，這里成為英國人屠殺印第安人的戰場；再往后，普拉姆島又先后作為國防要塞、海軍潛水艇制造工廠，以及美軍生化武器實驗室。自1954年開始，普拉姆島上的動物疾病中心就負責保護國家價值上億的畜牧業，使之避免受到國外病毒的侵襲，比如2001年在歐洲肆虐的口蹄疫。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之后，普拉姆島的任務則轉向了生化細菌戰研究。
今天，島上不僅有美麗的海灘、巖石、森林、池塘、公路、其他建筑物，以及人——更重要的是，還有曾經在地球上肆虐的致命病菌。
在我上次訪問普拉姆島的時候，也就是我的第六次訪問，普拉姆島前技工本羅賓斯（Ben Robbins）陪我同行。本對普拉姆島可謂了如指掌，因為幾十年來，他每年都要為該島繪制地圖。我很快就感覺到，普拉姆島就像一塊疏于管理的保護區。“這里生長著有毒的常青藤。”順著本指著的方向望去，我看到路邊一蓬蓬的灰色雜草，長得非常濃密茂盛。這片地處東海岸的茂密叢林，可能是這一帶最荒蕪、最疏于養護、最原始的土地了。
我們來到島東岸高高的懸崖峭壁上，這里有一個美軍氣象觀測站。沿著窄窄的石階我們來到觀測室，里面有風速檢測儀和手繪的信號旗，以及氣象專用的摩斯代碼字母表。雜草從破碎的窗子和厚厚的鳥糞中冒出來，探頭望去，外面是壯觀、驚險的大西洋。
走出觀測室時，我發現一樓的門背后有個儲物盒，拂去盒蓋上厚厚的塵土，我看到一行小字：噴霧器——化學用品——工程人員——軍需物品。我很奇怪，不知道這是用來做什么的。這里是島上的制高點，如果進行室外病菌噴射或昆蟲帶菌試驗，那么應該從這里開始吧？但這時，本在外面喊我，我只好出去和他會合，繼續我們的旅行。
當我們坐面包車回實驗室吃午餐的路上，我低頭看了看我的卡其布褲子，突然發現，每個褲腿上都粘著大約七八個黑色的小圓點兒，一下子我汗毛倒豎——這不正是蜱蟲 嗎？我把它們一個個小心地撣到面包車的地板上，然后想：我怎么會這么不小心？怎么能穿著無袖襯衫，也不戴帽子，就去穿越一人多高、茂密的灌木叢呢？看著在副駕駛座上和司機談笑風生的本，我才注意到，他戴著紅色棒球帽，穿著長袖襯衫。我想盡量保持冷靜，但卻仍然焦躁不安。
正在這時，我們忽然聞到一股烤焦東西的味道，那種濃烈的味道很難描述，就像是在灼燒什么有害物質散發出來的。然后，我們看到一團濃厚的烏云向島的西南方緩緩移動。“看，他們在焚燒動物。”本先生把頭轉過來對我說。烏云現在向加德納斯灣及附近的島嶼飄去，再往前就是賽格港和漢普頓地區了。
當我們回到實驗室后，我趕緊跑進了洗手間。我在T恤上發現了7個蜱蟲，褲子里也有4個。我如臨大敵，把頭對著鏡子，一寸一寸仔細地捋著頭皮。接著，我又跑進洗手間的隔斷，脫下衣褲，仔細地檢查每寸衣服和身體的每個部分。結果，我又發現了4個蜱蟲。還好，我沒有被它們叮咬。在剩下的時間里，我又從衣服上撣下了更多的蟲子，尤其是徒步經過樹下時，我一直都用雙手護著頭部。
當我的研究逐步深入時，我發現，西尼羅河病毒、萊姆病和普拉姆島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不可分。當然，你無法要求一個島嶼開口為自己辯解，要想揭開島上的重重黑幕，就必須設法讓那些與這個島有過接觸的人開口。他們中的有些人在島上工作過，1個月或是35年，而有些則從未涉足過這片土地。但是，正是他們，或多或少地塑造了今天的普拉姆島。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不愿泄露這里發生的事情。在這本書中，重要的人物有杰里卡利斯博士（Jerry Callis），一位在佐治亞州農場長大的科學家，他畢生從事動物疾病研究，主管普拉姆島四分之一個世紀。杰里博士的繼任者，英國的羅杰布里茲博士（Roger Breeze），他因欽慕美國知識界的成就，來此尋求更高的科研境界。另外，還有一些受害者，比如菲利普皮加利（Phillip Piegari），以及弗朗西斯德莫雷斯特（Frances Demorest），前者作為維護人員，經歷了生物安全防范系統的徹底崩潰，后者則是島上工齡最長的雇員，由于泄露秘密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如果我們說，島上出產三頭雞或五條腿的牛，肯定要遭到農業部的恥笑。但是，接下來你會在書里看到納粹細菌戰科學家、細菌戰士、病毒獵手、炭疽熱的發現者、紐約后方爆發的疫病，以及生化危機與毒害環境等一系列的焦點、熱點事件。
普拉姆島這個題材，不僅要從正反兩方面，更應該從各個方面綜合考慮。對它進行研究的個人，他們所持的心態也不應該是揭露政府腐敗浪費，或者尋求、發現什么陰謀理論。相反，本書的目的在于探索半個多世紀以來島上生化細菌實驗的內幕，以及在這些生化實驗及科研成果的背后，被層層遮掩而又令人發指的管理詬病與懈怠。普拉姆島上的這群人就像江湖上的暗殺手，只不過，他們手里的暗器卻是人類的致命病毒。
我希望本書能夠提供普拉姆島故事的真相。同時，我也希望它能喚起公眾與政府的注意，為保護我們及下一代展開更公開、更深入的討論，不至使那些本可預防的事演變為無法避免的災難。
第一部分萊姆病的關聯
親愛的安：
你聽說過萊姆病么？我知道，你能夠幫助成千上萬的人認識到這種病的嚴重性，所以給你寫了這封信。我已經與它搏斗了18年，老實講，我覺得現在越來越糟糕了。
這些年它帶給我的精神和肉體上的痛苦無以言表。我已經42歲了，結婚快20年了也有了自己的家，那些扛?5公斤重的東西在自家后院漫步的年少歲月已一去不復返了。
我現在甚至提不動2.5公斤面粉。而以前，我卻能夠彈奏9種樂器，在教堂的唱詩班里唱歌，還曾擁有自己的小公司。自從得病之后，我保存每一份氣力，用來對付萊姆關節炎。
治療所需的費用很高，一個療程的抗生素就需要150~475美元，我們已經把房屋貸款的1/3都投進去了。如果一開始我就知道治這個病要花那么多錢，還不如當初就買一劑15美元的抗生素直接吞下去自殺了事呢！
謝謝你，安，愿意了解我的病情，還愿意幫助其他的人。
S.J.N．紐約
保衛一個核工廠可不是件小事。1980年，位于長島的Shoreham核能工廠初建時，動用了175名全副武裝的民兵重點防護。此后，這個民兵連就在核能工廠周邊巡邏。一支由50個全副武裝的人所組成的特遣部隊，每8小時換一次崗。他們在保護區內的小路和沼澤四周巡邏，時刻警惕著可能出現的入侵者。一個身材矮小、金色胡須的保安長官回憶說，他至今仍記得1987年10月下午3點到晚上11點當班時的情景：當時他正指揮全排人馬把大約三四十頭野鹿趕回峽谷中，突然，他覺得左腳的踝關節好像被蜇了一下，當時還以為是新軍靴不合腳的原因。晚上回家洗澡時，他發現左腳踝關節上一個小的紅色標記。“該死的靴子。”他想道，然后就睡覺了。
當他第二天早上醒來的時候，踝關節的腫皰更厲害了，于是他就從浴室拿了個小鑷子把它刺穿了，突然，他發現傷口處有個東西在蠕動，這才意識到那根本不是個腫皰，而是一個小蟲子，他猛地往下一戳，蟲子斷成了兩截，但它肚子里面的東西卻流到了他的傷口中。
72小時過后，他覺得自己好像得了感冒；一周之后，他的關節開始疼痛。
很多人都以為鹿不會游泳，實際上它們游得很好。生長在美國和加拿大本土的白尾鹿最遠能夠游6.5公里。
他們的天敵狼、熊、山獅、山狗在東北部都早已絕跡了，不過還有一種——蜱蟲。這種小小的蟲子呆在草葉上，安靜地等待著路過的任何一種溫血動物，比如鹿、鳥、老鼠，然后就黏附在它們的身上，用鋒利的嘴刺穿它們的皮膚吸血，并且寄生在它們身上。別看蜱的個頭很小，它們的胃口卻很大，能連著吸整整兩天的血，身體膨脹到原來的3倍以上。同時，這些小寄生蟲還會把自己的粘液留在寄主身上，這些粘液是足以致命的。
老萊姆鎮位于康涅狄格州，鎮上的居民對蜱的這種習性和鹿能夠游泳的現象一無所知。作為美國最古老的城鎮之一，老萊姆鎮擁有安靜的街區、漂亮的殖民風格的房子，馬路兩旁綠樹成蔭，美國北部風格的建筑坐落其間。當美國正準備慶祝自己獨立200周年的時候，老萊姆鎮卻已悄悄迎來了300周年紀念日。但就在1975年7月，一股奇怪的暗流改變了這一切，把老萊姆鎮從一個安寧、溫馨、魅力十足的小鎮，變成了一個充滿恐懼和絕望的地方。
老萊姆鎮在長島海峽北邊，這里的夏天天氣是典型的康涅狄格海濱氣候：潮濕、悶熱。1975的仲夏也不例外。小點兒的孩子們正在無憂無慮地玩耍，全然不顧夏天的燥熱天氣；而大一點兒的孩子們則坐在門廊上，享受著涼爽微風。突然，孩子們的母親波莉默里（Polly Murray）和朱迪思曼茨（Judith Mensch）發現有些不太對勁，孩子們的身體和精神出現了一些難以名狀的不安。兩個警覺的母親馬上打電話給她們的鄰居，發現鄰居們的孩子也有類似情況。不僅如此，社區中的很多孩子，甚至大人都出現了莫名其妙的皮疹、間歇性頭痛、關節腫脹、疼痛等現象。
波莉和曼茨很快向康涅狄格州衛生部反映了她們的擔心，衛生部馬上派遣耶魯大學的醫生前去調查。一開始，醫生把39個孩子和12個大人的病癥誤診為一種青少年風濕性關節炎，并且根據發病的地點命名為“萊姆關節炎”。兩年后，科學家發現了萊姆關節炎與鹿蜱叮咬之間的關系。1981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研究員沃利伯格多夫博士（Dr.Wally Burgdorfer）在蜱的粘液中發現了螺旋菌。他證明，這種新發現的螺旋菌不僅是萊姆關節炎的罪魁禍首，也是一種新疾病——萊姆病的根源。
沃利博士發現的螺旋菌被命名為伯氏疏螺旋體。它能以多種方式進攻人類，這也是它很難診斷的原因之一。除了面神經麻痹和脖子及關節的僵直、囊腫這些典型癥狀之外，它還能引起其他的病變，如腦膜炎和腦炎（這兩種都是腦部腫脹），以及心臟疾病如房室傳導阻滯、心肌萎縮、心臟擴大癥等。由于伯氏疏螺旋體攻擊的是中樞神經系統，因此還會引發劇烈的頭痛、綜合性疲勞、發燒、喜怒無常和抑郁癥等。
核工廠保安踝關節上的腫皰就是蜱的杰作。它的個頭比英文的句號還要小，所以極難被發現。叮咬那位保安的蜱不是鹿蜱就是獨星蜱，它們在吸完血之后能夠膨脹到原來尺寸的100倍以上。當它們離開傷口時，就把成百上千個螺旋狀的伯氏疏螺旋體留在了被叮咬者的血液中。
蜱是完美的細菌攜帶者和傳播者。這就是為什么對細菌戰的早期設想中，納粹德國、日本軍國主義以及前蘇聯、美國都把它當作細菌武器的原因。通過感知哺乳動物呼出的CO2，它能夠找到寄主，并牢牢地黏附在寄主身上，很難甩掉。蜱身上有一種特殊的荷爾蒙，能幫助它與寄主的抗體進行搏斗；它還可以分泌出一種止癢的粘液，使寄主很難覺察它的存在。
如果說蜱是完美的帶菌傳播者，那么伯氏疏螺旋體就是非常聰明的細菌。它的外部結構極難破壞，內部的細菌病原體又能抵抗免疫系統的反應和抗生素的攻擊。伯氏疏螺旋體附在蜱的蛹和幼蟲的嘴里和唾腺上，還能在雌性蜱的子宮里存活。因此，攻擊鹿之后產下的成千上萬的卵里也帶有這種細菌（細菌對鹿沒有什么作用），這在鳥和老鼠身上也很常見。目前，美國已經出現了五種伯氏疏螺旋體的亞種，還有100多種的變體。
但是，專家卻無法解答：為什么在1975年的夏天，這種疾病會突然降臨到老萊姆鎮？
“紙夾”計劃的記錄引出了普拉姆島
“我認為，關于保護二戰后的德國人，我們不應該提供任何保證……他們當中有戰爭罪犯，至少參與了納粹活動，應該遭到逮捕……”
——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944年)
“勝利恰恰是由于敵人的失誤。”
——美國參議員威廉姆馬西（William L. Marcy）（1832年）
在1956年普拉姆島貢獻日的演講中，米切爾博士（C. A. Mitchell）回憶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經常想，如果我們的日耳曼敵人在細菌戰方面的開發更積極一點的話，我們將會怎么樣。當我想到這些時，我就覺得顫栗不安。據說，有些納粹科學家就曾建議利用人工播種對家養動物散播疾病。好在德國人的陣營也會像我們一樣犯錯誤，科學家們的這種想法被認為是空想，沒有真的付之實踐。如果在當時，對生化武器投入的時間和金錢能向轟炸機看齊的話，那么我們所謂的‘自由世界’將變得不堪一擊。”
聽到博士的這番話，底下的聽眾不禁竊竊私語，為此感到慶幸。不過，有一個人的出席引起了全場的騷動——普拉姆島的主管莫里斯謝安（Maurice S. Shahan）以私人名義邀請的貴賓，來自西德蒂賓根市新病毒實驗室的主管。這位棕色頭發的客人臉上有一道傷疤，一直延伸到上嘴唇。他的心里好像存著巨大的秘密。當他坐在那里，用他那棕褐色的眼珠盯著米切爾博士的時候，也許他在琢磨，究竟有多少人知道他的過去。
此人就是埃里希特勞布（Erich Traub），納粹德國的生化細菌戰專家。
令人詫異的是，這位來自德國的“敵人”倒是有充足的理由光臨此地，因為他就是后來普拉姆島細菌戰動物疾病實驗室的奠基人之一。
第一部分“紙夾”計劃
二戰結束后，為了爭奪霸主地位，美國和前蘇聯爭相招募德國科學家為自己工作。代號為“紙夾”的頂級機密計劃就是美國出的一張牌。通過簽訂雇傭合約，軍方把納粹科學家帶到美國，發給他們美國護照。此項計劃本來應該招募那些只參與過普通納粹活動的人，但薔方卻狂熱地招募?000多名科學家，且其中很多人都著罪惡的納粹經歷 。
美國科學家把這些德國人看成自己的同行，很快忘記了在那場可怕的、喪失了數百萬人生命的戰爭中，這些人恰恰是敵對的一方。由于害怕前蘇聯人對納粹的野蠻行徑進行報復，有些科學家選擇了與美國人進行合作，以便得到特赦。還有些人則是兩面派，為了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他們同時為前蘇聯和美國提供服務。二戰后，前蘇聯一直在找埃里希特勞布博士的麻煩，他們命令他為前蘇聯進行細菌武器病毒研究。于是在1949年，特勞布博士攜帶家眷逃到西柏林，并申請為美國的“紙夾”計劃服務。他說他希望“到美國從事科學工作，成為美國公民并受到保護，從而避開前蘇聯的報復”。
隱秘的納粹細菌戰實驗室建在波羅的海一座新月形的小島上，埃里希特勞布博士就是那里的主管，他直接為希特勒的副手、蓋世太保頭子希姆萊進行活體細菌培育工作。在那里，他負責將口蹄疫病毒制成生化武器，并通過德國空軍的炸彈散播到前蘇聯的牛群和馴鹿的身體上。依照希姆萊的要求，他還親自到土耳其黑海沿岸的安納托利亞地區，尋找一種致命的牛瘟病毒對付同盟軍。二戰初期，他是德國的陸軍上尉，專門研究傳染性動物疾病，尤其是馬類的。他和他的獸醫部隊研制了一種名叫“馬鼻疽”的生化武器，攻擊美國和羅馬尼亞的馬匹。同時，他還是國家社會主義運輸團的成員，這是個非常有勢力的軍事組織，僅次于納粹沖鋒隊和納粹黨衛軍。事實上，這個組織的第一個成員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時間是1930年4月。20世紀30年代，特勞布加入了一個名為“西格弗里德”的德籍美國人俱樂部。這個俱樂部位于長島雅浦漢克地區，在普拉姆島以西大約50公里處，是美國納粹運動的國家指揮部。在紐約地區，大約有4000多人乘坐各種交通工具來這里參加納粹活動。每個周末，他們列隊操練，佩戴納粹十字軍徽章，焚毀美籍猶太人的塑像，并高唱種族滅絕主義的歌曲。他們還莊嚴宣誓，誓死效忠最高元首希特勒和第三帝國。
諷刺的是，二戰之前，特勞布一直在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在美國專家的領導下進行病毒和細菌的研究，但就在開戰前夕，他卻回到了德國。雖然特勞布過往的經歷并不光彩，但是美國海軍不記前嫌，仍然聘請他做科學設計，并把他分配到馬里蘭州貝瑟斯塔的海軍醫學研究所工作 。
就在特勞布和“紙夾”計劃的合同生效之后幾個月，位于馬里蘭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堡軍方細菌戰實驗室（以下簡稱德特里克堡實驗室）,以及中央情報局的相關人員邀請他進行了一次談話，談話被記錄在一份頂級機密卷宗的總結中：
特勞布博士是德國和歐洲著名的病毒和疾病專家。從細菌戰的角度講，此次談話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動物疾病項目方面的信息。特勞布博士講述了二戰期間德國動物疾病實驗室的工作,以及當此實驗室被前蘇聯控制后，他們所從事的活動 。
特勞布對當時納粹德國秘密實驗室的詳盡講述，以及他在戰時和后來為前蘇聯所作的事，成了德特里克堡指揮部在普拉姆島建立細菌戰動物疾病實驗室的藍本。這樣一來，特勞布也就成了普拉姆島上實驗室的奠基人。
公眾對特勞布為美國軍方所做的工作毫不知情。在信息自由的法案通過之后，他主持的兩份研究的名稱才得以公開，分別是“口蹄疫應用于雞胚胎的實驗”和“對雞血中的紐卡斯爾疾病病毒體外繁殖的研究”，不過具體內容卻沒有人能夠看到。特勞布博士的實驗室助手安妮伯格（Anne Burger） 于1951參與研究，他們一起對40多種致命性病毒進行了大型動物實驗。
特勞布還在農業部的馬里蘭州貝茲維爾實驗室中工作過。他在那里分離出一種生化武器病毒，并對其感染人類的機理進行了研究——如何通過無休止的進攻，從而感染人的神經和腦組織。一年以后，這種強效病毒在普拉姆島上的第一個病毒實驗中感染了人類。
1953年，西德認識到了建立自己的細菌戰實驗室的重要性。于是，他們在蒂賓根市建立了高度機密的病毒實驗機構，并請特勞布博士回來擔任主管。特勞布獲得了美國的許可，附加的條件是：“我們認為特勞布博士是業界受全世界認可的權威人士，同時，我們也看到他的專長在軍事領域里應用的潛力很大。因此，在我們允許他回到德國之后，有關方面仍然應該對他的工作進行適當的監控。”換句話說，中情局將年復一年地緊盯著他。當西德的生物實驗室開始運轉后，特勞布向普拉姆島要所需的病毒，它們很快就被運到了西德，而美國農業部的官員也經常到西德旅行，訪問他的實驗室。
埃里希特勞布和普拉姆島
在納粹的細菌戰中有一項名為“癌癥研究”的核心項目，特勞布在里面擔任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他還曾經為納粹的蓋世太保頭子希姆萊工作過。但是，似乎每個人對他這些骯臟的過去都不計較，對他在20世紀30年代瘋狂效忠納粹俱樂部的行徑也不在意。實際上，美國農業部非常器重他，不僅粉飾了特勞布可疑的過去，還兩次安排他擔任普拉姆島新建實驗室的主管。1952年，就在對選擇普拉姆島這個地點修建實驗室進行公眾聽證的前幾個月，謝安先生還打電話給在海軍實驗業奶乩筒跡和他討論建立實驗室的方案以及安排的職務?
六年后，也就是在特勞布參加普拉姆島貢獻日活動儀式之后僅兩年時，當時島上的高級科學家雅各布特勞姆博士（Jacob Traum）退休了。那么，由誰來接任呢？農業部認為需要找到一位 “具有杰出才干、聲譽卓著、在國際國內都有廣泛影響” 的人物。但是找來找去也沒合適的美國人能接這個班。于是農業部又說：“最后的辦法就是雇用一位能夠擔當此任的外國人。” 在農業部看來，“從任何方面來說，特勞布都是合適的人選。”于是我們就看到了1958年農業部備忘錄中“有關埃里希特勞布博士的雇傭說明”，這份文件輕而易舉地抹掉了特勞布在二戰中的行徑，還特意強調了特勞布的“創新性、科研能力以及作為一名研究者的綜合能力”，并說這些都是在洛克菲勒研究院中鍛煉出來的。
普拉姆島的創始人威廉姆黑根博士（William Hagan）寫信推薦特勞布擔任普拉姆島的首席科學家。他說：“我希望你們能夠盡一切努力爭取到特勞布，他在戰前和戰后德國的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作為康奈爾大學獸醫學院的院長，黑根博士在描述特勞布二戰期間的所作所為時非常有選擇性。最終拍板定音的則是特勞布的美國朋友，即他在洛克菲勒研究院時的老板理查德肖普博士（Richard Shope）。他指出，特勞布是“認真、技巧高超、碩果累累又具獨創性”，“世界上最棒的濾過性病原體學者之一”。肖普博士對特勞布在戰爭中的評價也是輕描淡寫的：“戰爭期間他在德國，為德國軍隊服務。”
但是，特勞布并沒有接受農業部的邀請，而是繼續留在德國，不過他倒是常常訪問普拉姆島。1960年，由于有人懷疑他涉嫌財產侵占，特勞布被迫辭了主管之職，但還是陸續做了三年的實驗室研究之后，最終離開了德國，謀求更好的發展。20世紀70年代末，倍受尊敬的羅伯特肖普博士（Robert Shope），理查德肖普博士的兒子，在一次出差到慕尼黑時，順路看望了特勞布。當時，特勞布已退休約10年了。“我跟特勞布共進晚餐，一起回憶了舊日時光。”肖普說，“當時，他看起來非常糟糕。”1985年5月18號，埃里希特勞布在西德去世，時年78歲。
這個唯利是圖的納粹生化專家曾服務于三個不同的勢力：納粹德國、前蘇聯和美國，但他卻從未因戰爭罪而被調查過，也因此躲過了對他在戰爭年代行徑的任何質疑。時至今日，他的某些所作所為已被公開，但是，其主要部分卻被美國軍方和中情局以國家安全的名義束之高閣。不過，從有限的資料中，我們已經能看出事情的大概了。
第一部分萊姆病
“我開始覺得自己像是用玻璃做的，被人用棒球棒狠狠地從頭到腳打碎了。” 史蒂文諾斯特姆（Steven J. Nostrum），這位核工廠的保安回憶說，“我長這么大從來沒有感受過這樣撕心裂肺的痛苦。”他的手已經扭曲變形，聲帶也變薄了，完全無法說話，左側身體也已麻木。和1975年老萊姆鎮那些孩子一樣，風濕病專家對他的診斷也是錯誤的，他們都被診斷為風濕性關節炎。其實，除了關節炎，他們都還有神經學上的病變。史蒂文的情緒很不穩定，有時候平靜，有時候又很狂怒，會不自覺地大聲叫罵。對光線的敏感使他像個囚犯一樣呆在家里，整天拉著簾子，不能開燈。對他來說，噪音就像放大了100倍，任何輕微的聲音都成了酷刑。他咳得很厲害，折斷了三根肋骨，并咳出大量血塊。當他告訴醫生，他懷疑自己被誤診、而真正的病因應該是萊姆病時，醫生甚至還取笑他。但是，史蒂文的妻子是注冊護士，在她的幫助下，他發現自己與萊姆病40個癥狀中的38個相符。檢測結果顯示，他身上的伯格疏螺旋體病毒劑量是全紐約州最高的，然后他住進醫院，進行靜脈抗生素治療。但是，根據另一個患者的說法，用口服或靜脈注射抗生素治療萊姆病，就像“用易拉罐裝水去撲滅森林大火”一樣，徒勞無功。
被蜱叮咬后，開始的6個月病癥不太明顯，但再過5個月后，癥狀就會顯現出來，因此靜脈注射的抗生素劑量就要加大。史蒂文回憶說：“我記得我對家庭醫生說，‘醫生，你知道，我快要失去意識了。’”他的心臟已經進入了垂死掙扎的階段，不能再承受大劑量的化學藥物。他開始什么都不在乎了，決定用盡他所剩不多的一點力氣再做點兒事，這是他最后的希望。作為一個虔誠的宗教信徒，他已經在自己教區的教堂里服務了25年，他決定更好地利用最后的這點力量。
“我再也不能說話了，關節的疼痛令人無法忍受，而手指則疼得想把它切下來。我向上帝祈禱，‘如果不能說話，我還怎么布教呢？’這時，我聽到上帝對我說，‘你還有打字機，你可以打字啊！’我只剩下左手小拇指還能活動，而我又習慣用右手。”但他沒有放棄，他開始用指頭一下一下地按，把他想到的點點滴滴都鍬枷呂礎５彼打第一個字母“我”時用力過度，打字機掉到了地上。?0歲的我哭得像個孩子，卻又發不出任何聲音。”他說。但他最終還是寫成了一封信。“這是我有生以來寫過的最謙卑的一封信。” 這封寫得歪歪斜斜、磕磕絆絆的信，史蒂文以為沒有人會讀，但是安蘭德斯（Ann Landers），這位全國聞名的專欄作家不僅讀了這封信，還發表了它。
接下來發生的事就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了。他接到了萊姆病患者及其家人打來的成百上千的電話，他們都能理解他遭受的痛苦。受到這些鼓勵，史蒂文開始幫助別人，再說這樣也有助于自己的恢復。他在自己家里的地下室成立了全國第一個萊姆病幫助團體，并每月開辦一次活動。通過這個組織，他發布時事通訊，出版錄音帶，分發宣傳品，還在有線電視臺開辦了一個在全國范圍內播出的節目，每月一次。他還在市政會議、教堂、學校演講，并且在一次美國議員針對萊姆病召開的特別會議上作證。
“雖然我已為基督教部門服務多年，但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迫切地感到此事的重要性。”史蒂文說，“而現在，我可以告訴你，我真的認為應該挖掘此事的真相，不是從政治角度，而是站在教育和預防的立場。”對萊姆病的鉆研，將把他帶入一個更令人驚訝的領域。
美國司法部建立了名為特別調查辦公室的部門，用于揭露納粹戰犯，以及隱藏在美國內部的納粹分子。律師約翰洛夫特斯（John Loftus）于1979年被這個機構所雇用，對此展開調查。在塵封了35年的秘密卷宗中，洛夫特斯發現了美國戰后招募納粹人員的黑幕。1982年，他公開挑戰政府的錯誤行為，并告訴《60分鐘》（60 Minutes）欄目：美國國務院和中情局曾經保護和雇傭過納粹高級官員。
“《60分鐘》欄目獲得了艾美獎。” 洛夫特斯說，“但我的家庭卻受到了死亡的威脅。”
當洛夫特斯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白俄羅斯的秘密》（The Belarus Secret）之后，就有間諜勸他把手稿交給政府進行審查，刪除敏感的部分以保證國家安全。另外這些幽靈般的人物還交給他一些秘密卷宗，告訴他一些內幕故事。通過這些線索，洛夫特斯查到了奧地利前總統、擔任過聯合國秘書長的庫爾特瓦爾德海姆（Kurt Waldheim）也曾是納粹分子。洛夫特斯披露，在二戰期間，瓦爾德海姆曾是德國軍隊的一個官員，并在南斯拉夫犯下了很多罪惡的勾當 。經過這樣的曝光，瓦爾德海姆終于在國際舞臺上消失了。
在《白俄羅斯的秘密》的前言里，洛夫特斯講到了他通過自己的間諜網絡搜集來的一些信息：
更讓人懊惱的其實還是那些來到美國的納粹德國細菌戰科學家，他們曾經用蜱試驗那些病毒，然后通過飛機投放這些攜帶罕見病毒的蜱。根據我所掌握的資料，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曾在普拉姆島上進行過這種有毒蜱蟲的實驗。絕大多數有關細菌實驗的記錄都被銷毀了，但是有一份美國的頂級機密文件證實，當時確實有“秘密攻擊農作物和動物”的事情發生。
自1949年從前蘇聯的控制中逃出來后一直到1953年，埃里希特勞布一直為美國的生化細菌項目工作。我們知道，他和德特里克堡實驗室的科學家，及中情局的工作人員談過這個問題。而當時，他為美國農業部工作，所以，他曾在1952年定期和謝安博士通話，后來還曾三次親自到普拉姆島。一次是1956年的貢獻日，另外兩次分別在1957年和1958年的春天。謝安曾明令禁止任何外部人員到訪普拉姆島，但是特勞布的幾次訪問都是經國務院特批的。
在國家檔案館三份關于美國農業部的文件中，有兩份標為“蜱研究”，另一份則標有“埃里希特勞布”的字樣。但裝這三份文件的袋子都是空的，上面厚厚的塵土說明自20世紀50年代被塵封以后，至今都沒有被打開過。
雖然這聽起來非常荒謬，但在那個年代，進行秘密的室外生化細菌實驗其實是非常普遍的。1952年，軍隊參謀部的領導成員一致認為：“應該進行有組織的、大規模的生化武器實驗項目，各個感興趣的機構都可以參加。”當年的晚些時候，在一封寫給國防部秘書的信箋上這樣寫到：“我們應該在德特里克堡、普拉姆島等地區建立相應的設施，進行生化實驗，還應該開辟一座島嶼作為實驗基場”。那么，這個實驗基地是不是就是普拉姆島呢？一點也沒錯。當初軍方在檢測普拉姆島在冷戰中的作用時，就把當地的風速、風向制成了圖表。他們非常驚喜地發現，島上的風是吹向海邊的，而不是吹到相鄰的陸地上。
當時“感興趣”的機構之一就是美國農業部，它在中西部建立了很多實驗點，研究危害農作物的噴劑在空氣中的傳播問題。駐在德特里克堡的特別行動組曾做過“易受攻擊性程度實驗”，工作人員攜帶著裝有沙雷氏病菌的手提箱游走在華盛頓和舊金山。這種病菌就是由特勞布的上司、納粹德國細菌戰權威專家、紐倫堡的戰犯庫爾特布洛梅（Kurt Blome）推薦的。它能夠透過細微的缺口，因此，不久之后，就有11名上了年紀的男女感染了這種從未見過的沙雷氏細菌，其中一個還因此喪命。當這項實驗在幾十年后曝光時，軍方否認應對此負責。此后，一份國防部的報告指出，這種細菌是“生存能力非常強的病原體……能引起心內膜、血液、傷口、泌尿和呼吸系統的感染”。1966年夏天，特別行動組的成員還在紐約市的三個地鐵站內投放了裝有枯草芽孢桿菌的化學彈。雖然這種細菌沒有毒副作用，但是由于地鐵列車能在整個系統中傳播細菌，理論上，這樣的病毒投放能夠造成數百萬乘客死亡。
針對動物的活性劇毒細菌實驗也在進行之中。在佛羅里達州的埃格林空軍基地，兩枚裝有豬瘟病毒的導彈就投放在豬舍方圓460米的范圍內。另外，在威斯康星大學的農場里，人們還試圖用攜帶紐卡斯爾病毒的火雞羽毛感染其他動物 。
軍方從未真正放棄過用細菌武器對付家畜的努力。在美國軍方向農業部推薦了普拉姆島之后的兩年，也就是在艾森豪威爾總統獲知此事后的第三年，軍方停止了所有對家畜的生化武器實驗。但是，他們仍建議應該把“對付家畜的細菌武器與軍隊的需要”結合起來，而且這樣的工作還應繼續進行下去，另外還應該把“針對食物的細菌實地實驗與軍用相結合”。比如1957年11月，美國軍方就研究了切斷前蘇聯的食物供給所需要的卡路里數：
只有在某個動植物生長季節內，使人均攝入的熱量由2800卡減少到1400卡，才有可能威脅到前蘇聯的整個國民經濟。換句話說，1400卡的攝入量就是其饑饉線。如果能夠把食物的供應量降到這個水平，并維持12個月，那么，災禍產生的可能性就會增長20%，體力勞動者的生產力就會下降95%，腦力及輕體力勞動者的生產力就會下降80%。
在1964到1965年間，美國軍方至少進行了6次戶外牲畜圍欄試驗。在沃斯堡、堪薩斯城、圣保羅、蘇福爾斯市以及奧馬哈市，都曾經使用過模擬噴霧劑進行牲畜圍欄試驗，以便確定破壞食物供給所需的口蹄疫病毒的數量。
那么，軍方有沒有把普拉姆島作為其戶外實驗場所呢？在這方面，農業部也逃脫不了干系，就像它曾在西部填埋過一些大型的實驗場。總而言之，正是美國軍方和農業部之間關于普拉姆島的協議，才使得軍隊能夠從農業部借到這塊土地，并借著保護國家利益的名義進行所需的實驗。
當時可能正是特勞布在監控這些實驗的進行。根據一位曾于1950年間在普拉姆島工作的線人透露，動物飼養員和一名科學家曾經一起在島上的戶外場所投放過蜱。“他們管那位科學家叫納粹科學家，在1951年剛來島上時，他們就開始對這些蜱進行配種了。”這位工作人員還曾看到過一張照片：“動物飼養員手指著島上的一塊地方，表明他們就在那里釋放蜱。”特勞布博士在二戰期間就曾在德國研發過病毒空氣噴射劑，并在德國占領的前蘇聯領地上進行過實驗。他還為蓋世太保的頭子在土耳其做過戶外實驗。而且，特勞布的同事也曾經在飛機上空降活甲蟲，進行昆蟲實驗。所以，對特勞布而言，進行戶外蜱病毒實驗也在情理之中。
第一部分《白俄羅斯的秘密》
在一次萊姆病支持小組的集會上，有人給了史蒂文諾斯特姆一本《白俄羅斯的秘密》。史蒂文了解普拉姆島上的秘密活動，又知道它距離老萊姆鎮很近，他早就開始懷疑普拉姆島與萊姆病之間的關聯，但從來沒有公開過自己的猜想。由于沒有統計資料和事件的支持，史蒂文害怕因此失去他在社團中已建立起來的威信。但是現在，他手里有了這樣一本書，書的作者是司法部的律師，上過《60分鐘》節目，還曾經揭露過前聯合國秘書長的內幕。于是，史蒂文在電視上披露了普拉姆島和萊姆病之間這種可能的聯系。另外，他還在自己的一檔電視節目中邀請了一位新聞記者，正在調查普拉姆島官員舞弊情況的卡爾格羅斯曼先生（Karl Grossman）。當問及為何會在報紙的專欄中提到這本書時，格羅斯曼說：“就是為了能夠讓公眾知道，讓真相浮出水面。在我看來，這本書的作者是一名追捕納粹逃犯的獵手，同時也是個信譽卓著的律師。這并不是某些不可靠的人提供的無聊新聞。”
1995年10月，史蒂文闖進了農業部難得召開的一次公眾會議。在會場，他向農業部和聽眾宣讀了《白俄羅斯的秘密》一書中的相關章節。經過歲月的磨礪，他的金色胡須已經花白了，他顫抖著，大聲說道：“我不知道書中寫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他看了看講臺，繼續說：“但是，如果事實真的像書里講的那樣，那就必須要對此展開調查；如果不是，作者就該被起訴。”他講完之后，有些聽眾鼓掌了，有些則非常震驚，還有些人呆若木雞，似乎認為史蒂文是個瘋子。而農業部的官員又是何種反應呢？史蒂文回憶說：“如果他們的目光能殺人的話，當時我就死了！”
在這塊巨大的秘密面紗后隱藏了多年的農業部，又一次厚顏無恥地打斷了史蒂文：“有人認為那兒藏著些綠色的小人。”他們和史蒂文針鋒相對：“請相信我們，這個世界上沒有外星人，也沒有什么五條腿的牛。”這換來了一陣笑聲。“你們這么說不就是為了詆毀我嗎？”史蒂文說，“但是，我既然能這么說，就能用文件來證明我說的話。”
但是有一個人——國會議員邁克爾福布斯（Michael Forbes），農業部卻不能如此輕易地取笑。在讀完卡爾格羅斯曼的專欄后，福布斯和他通了電話。卡爾回憶說：“國會議員跟我談了整整一晚上，并且告訴我，他明天就準備去秘密探訪普拉姆島。”福布斯還邀請卡爾跟他同去，希望輿論的力量也能起到作用。
就在1995年俄克拉何馬城汽車爆炸案的第二天早上6點45分，福布斯與格羅斯曼以及麥克唐納（McDonald）——紐約《新聞日報》（Newsday）的一位記者，一起踏上了前往普拉姆島的征程，他們準備從奧連特尖岬坐渡輪到普拉姆島。在港口，福布斯對船長說：“你好，我是國會議員邁克爾福布斯。”
船長的反映只能用兩個字來形容：恐懼。他利用各種通訊方式向普拉姆島匯報這個情況。等得不耐煩的福布斯沒有心情閑逛，他重復道：“我是國會議員，我今天一定要坐上這艘船。”幾分鐘后，他們順利地上了船。到了島上之后，這個不請自來的客人馬不停蹄地拜訪了普拉姆島新到任的主管哈利穆恩（Harley Moon）。穆恩原先在愛荷華州的艾姆斯實驗室工作，研究的是危險性相對小一些的美國國內病毒。盡管穆恩并不愿意來這里，但由于普拉姆島遇到了管理上的困難，他仍愿意幫它度過難關之后再卸甲歸田。從未到過普拉姆島的福布斯問了穆恩很多高質量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是卡爾幫他準備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在《白俄羅斯的秘密》一書提到的普拉姆島與萊姆病之間的關系。
卡爾回憶說：“議員先生真的是想解決問題。他行動起來就像颶風那樣敏捷，而普拉姆島上的細菌戰問題就像在滾桶里攪動的衣物，錯綜復雜。”他繼續說道，“島上的科學家非常緊張。由于島上沒有公關人員，所以穆恩只好派6、7個科學家一起解釋他們到底在干什么。福布斯先生并不是好對付的，我們三人幾乎同時向這些科學家發問。我敢說，那一天恐怕是他們一生中最難熬的了。”
接著，福布斯議員向穆恩提出了《白俄羅斯的秘密》一書的主張：“很多人都對萊姆病在長島東部流行表示懷疑。”福布斯步步緊逼，“而且那里的感染程度是全世界最高的。”
穆恩略帶歉意地回答了議員先生的質疑，他說：“我很抱歉，議員先生，疾病流行時我還沒有來這里。”“我真的不知道。”“我們這里沒有任何關于此事的記錄。”“在農業部接管之前，軍方在這個島上到底干了什么我真的不敢說。”穆恩說的其實也都是實情，他怎么會知道在20世紀50年代進行的戶外蜱實驗呢？畢竟他剛剛來到島上不過兩個月的時間（他后來也就呆了約10個月，之后就接受了愛荷華州立大學研究主任的任命，離開了這里），即便有文件對這些問題有所記載，它們也早就不復存在了。因為剛剛銷毀了一批核心文件，所以穆恩的推諉倒也確實無懈可擊。
“我同意您所說的，我們這里看起來確實和萊姆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穆恩說，“但是，這也許是因為診斷能力的提高。”在送他們出來的路上，穆恩又說：“總而言之，我們的原則是不做有害的事情。進行外國動物疾病研究是否存在危險，我不能說絕對不存在，但可能性是很小的。在實驗之前，我們計算過風險系數，計算出的風險與收益比率告訴我們，這樣的研究還是值得做的。”
在返回長島的郵輪上，福布斯顯得焦慮不安。這次訪問并沒有真正探訪到事情的真相，也沒有找到希望的答案，反倒使問題越來越多。但是，這位勇敢的議員先生和他的兩位記者朋友并沒有氣餒，他們都感到普拉姆島上還潛伏著巨大的危險。對這一點，福布斯先生非常肯定。“只要我還是國會的一員，” 議員想，“我就會像老鷹一樣警惕著，隨時監視普拉姆島的一舉一動。”
第一部分萊姆島
截止到1990年，長島東端都保持著萊姆病的最高發病率。這究竟是為什么呢？
地理位置 在美國地圖上圈出萊姆病感染最嚴重的地區，你就可以找到病源點。把你畫的圈再縮小一點，直到它變成一個點為止。此時，你可以看出，它就是普拉姆島。島嶼及周邊地區是美國境內萊姆病感韭省⒎⒉÷首罡叩摹?
帶菌者 在20世紀50年代，你經常能在普拉姆島上聽到槍聲，這是保安們在射殺從大陸游過來的鹿。但是這樣的槍聲越來越少了，因為來回的鹿越來越多，它們就成了蜱攜帶者。而且，即便能夠防范鹿群，也無法阻止那些野生鳥類。已退休的科學家吉姆（Jim House）和卡蘿爾豪斯（Carol House）夫婦在普拉姆島上觀測鳥類已經有20多年了，一次也沒有缺席奧杜邦協會志愿者發起的“圣誕節野鳥調查”活動（奧杜邦協會是美國最早的鳥類保護組織——編者注）。吉姆說：“普拉姆島上有紫色磯鷂，丑鴨、知更鳥、絨鴨、鶚、丘鷸等等。”島上甚至還棲息著鷲和禿頭鷹，它們來這里獵食加拿大鵝的雛鳥。“這是禿頭鷹春天最喜歡的地方。”因為成群的加拿大鵝生活在島上，在這里禿頭鷹就不愁找不到食物。當地的一位工人說：“我們把這些鵝叫做加拿大空軍。” “這里的鳥類有至少140多種。”卡蘿爾說，“我曾經數過，光褐色的旋木雀就超過200只。”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在7萬平方米的大海鷗島上建立了野生鳥類培育中心，該島嶼就位于普拉姆島的東邊，這就難怪普拉姆島會有那么多的鳥了。
普拉姆島恰好位于候鳥的大西洋遷徙路線的中部，候鳥從繁衍棲息之地遷徙到冬天溫暖的處所，往返于加勒比海地區、弗羅里達州海濱和格陵蘭島東岸。
生活在島上的鳥類，如加拿大鵝、鶚和海鷗都在島上筑巢，但經常飛往長島和康涅狄格州做短途旅行。春天，各種各樣的鳥類成群結隊地在普拉姆島上休息，然后它們穿過長島海峽及康涅狄格河谷地區，再飛往緬因州或加拿大的新斯科舍。這些鳥最終會在何地安居，其實是根據風向決定的。一般說來，它們都會選擇第一次著陸的地方。
這個著陸點一般是南邊的長島和西邊的漢普頓，以及康涅狄格的海濱地區和北部的老萊姆鎮。如果鳥兒不繼續遷徙，它們就會往返于長島、普拉姆島、康涅狄格之間，尋找食物和配偶。正是由于鳥類的這種習性，普拉姆島上傳染病病毒的攜帶者才會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蜱對食物可謂不挑不揀，從小鳥（雛鳥是它們的最愛）到大型的野生鹿，以及成千上萬的老鼠和田鼠，它們來者不拒。這些動物也是蜱撫育幼蟲的食物來源。可以說，普拉姆島簡直就是萊姆病的溫床和導火索。
由于野生動物這類帶菌者是無法控制的，普拉姆島上的安全措施只能是內部防范。對于普拉姆島來說，唯一能夠保證安全的方式，就是將進行病毒實驗的生物血液樣本和細菌密封，并且冷凍在實驗室的冰柜里。
但是，穆恩博士指出，實驗室需要正常工作，就必須解凍這些細菌、病毒，此時就是最易爆發感染、出現問題的時刻。
“我們也只能面對它。”島上的科學家道格拉斯格瑞格博士（Douglas Gregg）有一次對記者說，“在這個島的防護方面，并沒有絕對的安全措施。”
理論 科學家們試圖對萊姆病的起源做出解釋，但是他們的理論非常缺乏說服力。有一種普遍的理論認為，蜱一直都是伯氏疏螺旋體病菌的攜帶者，因為與這種病菌相似的細菌在歐洲和亞洲已經存在了300多年，近年來發生感染是因為人類改變了蜱的生存環境。根據這個理論，在一個世紀以前，美國的樹木要比現在少得多，鹿幾乎都要絕種了。現在，由于保護區運動愈演愈烈，森林替代了農場，所以鹿、鳥類和小動物才又多了起來。在這樣的環境中，蜱的數量也在成倍增加。城市郊區的發展也是這樣。就像拉爾夫蒂爾諾博士（Ralph Tierno）的推理：“20世紀70年代中期，由于人們的集體行動，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萊姆病的蔓延。這件事遲早會引起人們的注意，要求采取相應的保護措施……我們自己制造了疾病的溫床，結果只能是自己躺在里面，除此以外別無選擇。”
這種理論認為，萊姆病是逐漸發展起來的，但事實并非如此。1975年，老萊姆鎮爆發了這種人們一無所知的疾病，感染了39個小孩和12個大人。這已經屬于傳染病的中等流行程度了。這個特定區域爆發的這次疫病，終于使在它以南16公里遠的普拉姆島露出了馬腳。這個布滿蜱、鳥、鹿、鼠的沆瀣之地還有兩座高危病毒實驗室，里面儲存的異域病毒又無任何安全性防護措施。
白尾鹿經常穿越普拉姆島和長島之間3.2公里寬的普拉姆海峽，往返其間的還有海鷗、加拿大鵝和鶚，它們的活動范圍包括康涅狄格海濱、長島和普拉姆島。這些候鳥在美國東海岸的南北方之間遷徙時，經常會停留在普拉姆島上，而老萊姆鎮則是必經之地。在20世紀50年代，島上實行相對嚴格的安全措施，游到島上的鹿都會被射殺，甚至連工作人員的寵物狗也會遭到安樂死的命運。但到了1975年，島上的病毒數量和毒性在不斷地增加，而安全措施卻反而減少了。
病毒實驗本該在密封環境中進行，不過有內部文件顯示：在實驗室屋頂上有很多保持空氣流通的小洞，小蟲子可以自由出入；而且，動物都被關在室外的欄圈里，在完全敞開的食槽里吃食，當然也在戶外接受病毒疫苗的注射。普拉姆島的工作人員就曾經見過鳥兒在欄圈里飛來飛去，吃食槽里的食物。工作人員甚至還發現過野鹿到食槽里來吃食。
如果特勞布繼續與軍方合作，進行室外細菌實驗和室外蜱實驗，那么蜱蟲就可能把病毒傳播給島上的鼠、鹿、鳥類等160多種野生動物。鳥類會把糞便排放到老萊姆鎮和其他地方，就像它們在全美境內傳播西尼羅河病毒一樣。
某些科學家試圖證明萊姆病在1975年以前就存在。他們宣稱，在20世紀40年代晚期，從謝爾特島和長島采集的蜱蟲體內就有伯氏疏螺旋體病毒。那段時間正好是埃里希特勞布來美國參加“紙夾”計劃的時候，也正是那時，美軍確定了普拉姆島作為海上細菌戰實驗室。
農業部的發言人桑迪米勒海斯（Sandy Miller Hays）并不相信萊姆病與普拉姆島存在任何聯系，她說：
第一個確診的萊姆病患者是在1948年發現的，而所謂的普拉姆島六年后才出現。所以當有人因為此事指責軍方時，我不免會想：這事兒其實一點也不復雜，試想一下，在大戰中拯救過全世界的美國軍隊會做出這樣的舉動嗎？讓蜱成為病毒攜帶者，然后把它們扔到康涅狄格州的人堆中？這簡直是笑話。
聽到這樣的故事我們都笑了，不過這故事倒確實不壞，因為我是最鄙視納粹科學家的。
你想知道“科學家”是怎樣阻止母牛變傻的嗎？或者是有毒的蜱和納粹科學家的故事？這可比那些恐怖故事好聽多了。
作為公關專家，桑迪可謂完全控制了2000年6月《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雜志對相關問題的報道。在那份報道中，他們這樣形容桑迪：“她告訴我們，‘現在我們（農業部）仍然被人問到關于納粹科學家的問題。’從她的聲音中我們就能聽出，對于此類質疑她早已疲憊不堪。” 《科學美國人》可謂是聲望卓著的業界雜志，但它當年所刊登的這份報道，只把眾人對普拉姆島的懷疑形容為“不切實際、小說般的空想”。
無論桑迪女士和《科學美國人》怎樣調侃此事，事實就是事實：在美國境內，農業部和軍方進行了無數次室外生化細菌實驗。他們共同在普拉姆島上修建了細菌實驗室，又從納粹德國招募了曾經為希姆萊工作的頂尖細菌戰專家。在中情局和德特里克堡研究所對其進行聯合審問后，美軍獲知了德國當時建立生化武器實驗室的內幕，并要求這名科學家為美國作相同的事情。而且，他自己也親口承認曾經三次到過普拉姆島。
這些根本就不是什么“不切實際、小說般的空想”或“恐怖故事”，這些就是血淋淋的事實。我們能夠、也應該從這些事實中得出結論。
軍方和農業部都拒不承認曾在普拉姆島上進行過這樣的實驗，而公眾也受到了長期的蒙騙。但是，每隔幾年，媒體會公開一些美國政府長期否認的生化實驗，如2002年的《紐約時報》發表了五角大樓對1964年生化實驗問題的解釋：
五角大樓今天承認，在冷戰時期，國防部曾經把活性神經毒劑和生化病毒載體投放到船只和船員中,以便測試海軍對抗病毒的能力。當時共進行了6個實驗……上百名船員參加……在這6個名為“甲板”、“危險”和“西鯡魚”等的實驗中，3個使用了沙林（甲氟膦酸異丙酯，一種用作神經性毒氣的化學試劑）和VX神經毒氣 [這也是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用來對付自己的伊拉克人民的武器]，一個使用了葡萄球菌腸毒素B作為化學武器，另外一個則使用了粘質沙累氏桿菌——原本以為這種毒劑沒有毒副作用,但事實證明,它也是非常危險的……有4300名軍隊士兵被確認參加了“西鯡魚”計劃。
第一部分玩火自焚
普拉姆島的第二任主管杰里卡利斯博士認為，把普拉姆島和萊姆病扯上關系完全是荒謬的。他不耐煩地說：“我們和萊姆病根本沒有任何關系，這種病在歐洲已經存在很多年了。關于這一點，我已經講過至少3遍了！”當問及普拉姆島上是否進行過蜱蟲試驗時，他給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回答：
“我們確實用蜱做過試驗，但是我們有嚴格的控制，它們都裝在特定的容器中。而且我們喂養這些蜱、在它們身上注入病毒就是為了試驗它們能夠繁衍多少代，直到由于病毒的侵襲而絕種。最近，我們才重建了蜱蟲培養區。”
蜱蟲培養區？
卡爾曾向普拉姆島實驗室的頭頭們詢問過《白俄羅斯的秘密》一書中提到的病毒，但查爾斯梅布斯博士（Charles Mebus）對此的回答是：“我覺得那本書說的都不是真的。”但是，他和穆恩一樣，在20世紀50年代時根本就不在島上。他向記者先生講述了他所知道的第一手資料：“不僅是以前，島上現在仍然在對軟蜱蟲做實驗，這類蜱蟲能夠傳播諸如藍舌病、非洲豬瘟等病毒，但通常不知道它們還能傳播伯氏疏螺旋體病菌。”但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
這位科學家忘記提到的是，島上也用硬蜱蟲做實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前普拉姆島協會官員托馬斯唐尼（Thomas Downey）曾主持了一次調查，這份早已被人忽略的調查文件透露了這一點，同時也顯示了普拉姆島與萊姆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農業部一份1978年名為“非洲豬瘟”的文件的注釋部分提到，在1975到1976年間, 也就是老萊姆鎮爆發怪病的時候，“Abylomma americanum 和 Abylomma cajunense的成蟲和幼蟲不會寄生或傳播非洲豬瘟病毒。”去掉這些專業術語，用我們普通人的話來講，這里說的就是當時在島上對豬進行病毒實驗的兩種蜱蟲——獨星蜱和卡宴蜱。這份文件說它們不會傳播非洲豬瘟，但事實上，它們很可能把伯氏疏螺旋體病菌傳染給研究人員或帶菌者。獨星蜱是一種硬蜱，由其雌性背上的星形白色斑點而得名，是鹿蜱的近親，也是傳播萊姆病的兇手之一。有趣的是，獨星蜱本來產于得克薩斯州，但今天，它的身影已遍布于紐約、康涅狄格和新澤西州，誰也不知道它們是怎么從遙遠的德克薩斯遷移到東海岸來的。
隨著對蜱蟲研究的影響日益擴大，昆蟲學家理查德恩德里斯（Richard Endris）也于1981年加入了普拉姆島。他與島上豬瘟研究小組組長威廉姆赫斯博士（William Hess）一同前往喀麥隆和非洲其他地區捕捉蜱蟲。。他們把落葉鼓風機的芯兒翻過來，再粘上濾網，制成特制的捕蜱器，這樣一次能從潮濕的泥土中吸出成百上千的蜱蟲。他們還用干冰誘惑蜱蟲，然后看蜱蟲爬向升華的干冰（因為干冰升華成的CO2迷惑了它們，使它們誤認為哺乳動物，即其寄主，就在附近了）。恩德里斯主持修建了兩個高危昆蟲實驗室，一個在101實驗室后面，另一個在地下室。每個實驗室都配備了帶照明設備、內部盛有沙土的孵卵器，孵卵器的端口都用強力膠水粘牢，還貼有保護膜，它的窗戶和排水口也都是密封的，里面關著無毛的幼鼠，它們在里面生長繁殖。孵卵器里面還關著20多萬只各種各樣的軟蜱和硬蜱 ，它們就依靠幼鼠的血生活。恩德里斯對這個孵卵器可為照顧備至，他用小刷子把做實驗的蜱蟲轉移到一個容器中，這是個像提取尿液樣本用的杯子那么大的容器，開口處封有塑膠薄膜。在做實驗的時候，科學家先把患病的豬、山羊、老鼠、小牛麻醉，然后把蜱放在這些動物身上。蜱蟲會馬上用嘴伸到動物體內吸血，吸過幾個小時血之后，科學家再用鑷子把蜱夾開。
恩德里斯自來到島上之后，他的實驗安全保衛工作做得相當不錯。但是，在他之前的蜱研究專家是赫斯博士，他在20世紀60、70年代進行的獨星蜱和其他實驗中卻存在著安全漏洞。恩德里斯認為：“普拉姆島當初根本就不是為了研究蜱而設計的。” 1980年，島上的勘漏檢查委員會曾向農業部提出申請，要求派遣一位“經驗豐富的醫學昆蟲學家”，并稱之為“緊急任務”，咨詢專家也“強烈要求”普拉姆島能夠擁有“現代化、經過批準的安全建設，以便達到未來研究的需求 ”。赫斯博士自1953年開始領導蜱實驗組以來，委員會對他的操作一直都很不放心。
1988年，當時的新主管羅杰布里茲就解雇了恩德里斯和赫斯，也立即關閉了蜱實驗室。他停止了實驗，把病毒冷凍在冰庫，把蜱放入高壓滅菌器，用100℃以上的高溫進行銷毀 。被調去默克制藥的恩德里斯奚落那些對萊姆病的懷疑，“認為萊姆病和普拉姆島有關的人根本就是不了解萊姆病。”在被布里茲博士解雇之前，恩德里斯還在南漢普頓的萊姆關節炎治療別動隊中任過職，他說他從不相信萊姆病跟普拉姆島有任何關系。
但是，恩德里斯博士在1975年時還沒有來到島上，6年之后他才開始蜱的研究實驗。很不幸的是，能夠使蜱實驗的真相大白于世的赫斯博士卻在1999年于新罕布什爾州去世。他無疑對自己35年來的細菌科學研究非常自豪，囑托家人把他的骨灰撒在普拉姆海峽。
加思尼科爾森博士（Garth Nicolson），一位美國知名的免疫系統專家，對萊姆病在生態學上的解釋并不滿意，他說：“萊姆病很可能就是由于實驗室內的病毒載體被泄露而引起的。這個病源也許就是普拉姆島上的鳥類，它們從島上飛到大陸，造成大面積的感染。” 尼科爾森博士是加州一個醫學研究所的主管，曾經在美國國會上為海灣戰爭綜合癥作證。他證實，伯氏疏螺旋體經常伴隨支原體病菌一同出現，后者能引起萊姆病的衰竭癥狀。這種在國外發現的支原體細菌最初就是被帶到普拉姆島上進行研究的。20世紀70年代，這種病菌可能和伯氏疏螺旋體交叉感染后又從實驗室傳到了外面。
那位發現了伯氏疏螺旋體的伯格多夫博士說：“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那些帶菌的蜱到底來自何處。”他認為從歐洲進口的鹿攜帶著這種帶菌蜱，后來又傳染給了其他的兩種本土蜱。當我問及普拉姆島與萊姆病的聯系時，他說：“觸及這樣的問題可能會陷于更多的麻煩中，要想把它說清楚，就必須系統地了解20世紀60到70年代這方面的發展和演變過程，但是這又是不可能的。”
“除非，”他繼續道，“他們在普拉姆島上培育過帶菌蜱蟲，并讓它們秘密地在動物或人身上吸血，這樣才會產生伯氏疏螺旋體病菌。”博士并不準備證明普拉姆島和萊姆病之間的聯系，但是他的話卻提供了重要線索：“現在已經證明，普拉姆島存在安全問題。”在一份標為生物安全四級的普拉姆島文件中，博士曾提及：“即便普拉姆島上對生物研究安全性的要求是最高級的，但并不表明它就是絕對安全的。”
最普遍的估計就是普拉姆島疏于對野生鳥類和鹿的管理，導致它們受到帶有病菌的蜱蟲叮咬，從而交叉感染。理論上說，做到這一點只需要有一只獨星蜱從實驗室逃出來，隱藏在草尖上，再搭上鳥類的便車，就能把病毒傳播到康涅狄格州和長島等地區。被有毒蜱叮咬后的鳥或鹿到了陸地上之后，又會被別的蜱叮咬，就相當于把病毒傳給了健康的蜱，然后被傳染的蜱再把疾病傳染給更多的老鼠和鹿……周而復始，疫病就會大面積流行。到目前為止，記錄在案的就有15萬患者受到感染，沒有被記錄的則更多。
伯氏疏螺旋體病毒的來源和它的趨向都十分重要。在美國東部發現的蜱蟲中有2/3都攜帶了這種病毒。現在，美國45個州以及哥倫比亞地區都發現了萊姆病患者，每年還以1300名的速度增長。但是，還有更多的感染沒有被發現，因為只有60%到80%的病患會出現萊姆病典型的癥狀——慢性游走性紅斑。有些患者會出現紅色、橘紅或紫色皮疹，形狀也有橢圓、三角不等，有些病例甚至沒有皮疹出現。
但是不管怎么說，萊姆病的高發地區確實是普拉姆島周邊地區。也正是在這里，關于伯氏疏螺旋體病毒、三個頭的雞和五條腿的牛的傳聞此起彼伏。
史蒂文諾斯特姆說：“世界上最齷齪、最可怕、最毒的蜱蟲要算政客（poli-tick）了。”（這是作者的雙關語，因為蜱蟲的英文名稱是“tick”,而這正和“政客”的英文后半部分發音一樣——譯者注）他知道，萊姆病是個人人都不愿捅的馬蜂窩，特別是這種病還跟美國黃金度假區的一個神秘島嶼有關。10年多來，史蒂文試圖讓本地的報紙在首頁刊登相關的報道，以便提高人們的警惕，但是都失敗了。有一次一位記者偷偷告訴他：“你知道為什么做不到嗎？要知道，我們的主要贊助商和廣告商都在私底下跟我們講過，要是我們膽敢寫萊姆病、普拉姆島或蜱蟲的報道，他們馬上就把廣告撤下去。”總而言之，對萊姆病的恐懼會影響生意，更可能會破壞當地賴以生存的旅游業。但是，史蒂文并沒有氣餒，他給學校送了上千份萊姆病宣傳手冊，教育人們如何預防蜱蟲叮咬，但是卻一份也沒有發出去。“我們就生活在萊姆病的高發地帶，但是卻沒有人關心這一點。”史蒂文說，“這到底是怎么了？”
其實，我們都應該感謝像史蒂文這樣的熱心人，正是他使公眾知道了這種病的影響，以及如果進行最好的預防。史蒂文還是第一個公開抵制葛蘭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生產的萊姆病疫苗的人，因為盡管這種疫苗是在2000年2月才開發出來的，但其效果甚微 。身患萊姆病的史蒂文至今仍未完全痊愈——實際上，只要患上這種病，它就永遠不可能被完全治愈。他經常受到劇烈的關節疼痛的困擾，這個曾經在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國家級歌唱比賽中獲獎的人，現在再也不能演奏樂器或唱歌了。如今，他最大的愛好就是跟自己的小兒子一起觀測星空，或者開著他那輛牌照為“萊姆先生”（他妻子的車牌號是“萊姆夫人”）的車到海邊，漫步或是收集沙石和貝殼。
看著從頭頂上空飛過的鳥兒，聽著它們漸漸遠去的鳴叫，史蒂文知道它們是在飛越長島海峽，飛向那個病菌肆虐的島嶼。正是從那里流竄出的病毒，奪去了他生命中很多最美好的部分。
現在，留給他的，只有無盡的疑惑。
第一部分毒襲擊紐約州東岸
當人們因為個人喜好或需求而飼養寵物時，他同時也接受了它們身上可能攜帶疾病的威脅。
——威廉姆米德爾頓博士（William Middelton）（1956年）
美國最大的城市動物園——紐約布朗克斯動物園的鳥全都瘋了！它們有些不停刈圈，有些已經死在了籠子里。主管的獸醫特蕾?amp;#8226;麥克納馬拉（Tracey McNamara）非常擔心這24只鳥兒——鴨子、貓頭鷹、一只禿鷹、一只黑冠蒼鷺, 還有喜鵲, 1999年的8月，它們都遭受了疾病的折磨。
麥克納馬拉才剛剛參加了普拉姆島舉辦的外國動物疾病培訓，培訓中特別講授了如何診斷外來疾病，以及如何對此進行回應。但是,當她撥打報告外國動物疾病的急救電話時,她才發現，號碼已經成了空號。這個項目是由當時的普拉姆島主管李安托馬斯博士(Lee Ann Thomas)主持的，但自普拉姆島的早期主管羅杰布里茲離任以來，繼任主管一直都頻繁更換。據說，由于羅杰仍然在幕后操縱島上的管理，沒有人愿意擔當此任。托馬斯的前任是阿方索托里斯（Alfonso Torres），阿方索的前任是哈利穆恩。而哈利則是羅杰的繼任者，但他上任沒多久就離任了，在1996年返回了老家愛荷華州。
在那年8月的最后幾天里，一家小型英式醫院的傳染病專家德博拉阿斯尼斯醫生（Deborah Asnis）發現了一個不尋常的現象：一開始，醫院里的兩個老年病人出現了高燒，還伴隨有頭痛、肌肉無力、精神紊亂的癥狀，并最終出現暈厥。接著，又有兩位老人也出現了相同的情況。幾天以后，醫院里出現了第五個病人，而且隔壁醫院也發現了這樣的三個病人。據調查，這些病人最近都曾在晚上外出活動，而且都住在靠近法拉盛地區的科羅納公園附近。那里的蚊子是長島海灣一帶最猖獗的。美國疾病控制中心（以下簡稱為“疾控中心”）經過血液樣本和脊髓抽取測試，把這種病診斷為圣路易斯腦炎。這種疾病主要是國內的一種蟲媒病毒（由飛蟲傳播的病毒）引起的，帶菌者是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附近的蚊子。紐約市立即懸賞600萬美元征求殺蟲劑，并開始噴灑馬拉硫磷殺蟲劑（一種強力神經毒素致癌物），又向紐約消防隊分發了30多萬瓶化學驅蚊劑避蚊胺。這種大規模的行動已經引起了公眾的恐慌。
45歲的麥克納馬拉堅持不懈，她不斷地打電話，直到找到能夠對此負責的機構：她把病鳥組織采樣寄到了農業部愛荷華州埃姆斯的家畜疾病實驗室。作為專業的病理學家，麥克納馬拉知道圣路易斯腦炎病菌會感染動物園中的雞。然而，動物園中的雞都很健康，于是她懷疑：她的鳥和阿斯尼斯醫生的病人感染的是另一種病毒。她打電話給疾控中心，說自己已經把所有鳥的尸體都冷藏了，同時還表示了自己的擔心——鳥類病毒能夠感染人類。但是，疾控中心的一位科學家卻覺得麥克納馬拉大驚小怪：“你處理的只不過是普通的獸類疾病。” 同時他拒絕了她送檢樣本的想法。后來，麥克納馬拉告訴馬德琳德雷克斯勒（Madeline Drexler），《隱秘的帶菌者：感染的威脅》（Secret Agents：The Menace of Emerging Infections）一書的作者，她覺得疾控中心認為她是“傻瓜，一個臨近更年期的紐約市女獸醫而已”。但是，麥克納馬拉還是把受到感染的鳥類組織樣本寄了過去，其中包括一只白色的貓頭鷹、幾只罕見的智利火烈鳥和一只鸕鶿，只是依然沒有引起疾控中心的重視。
接著，麥克納馬拉又與德特里克堡實驗室聯系，他們要她立即把感染樣本寄過去。正是由于麥克納馬拉堅持不懈的努力，實驗室才能最終確認感染鳥類和腦炎患者的是同一種病毒：西尼羅河病毒，一種從未在西半球發現過的病毒。這種病毒的帶菌傳播者正是曾經傳播過裂谷熱病毒和其他很多致命病毒的昆蟲——蚊子！
公眾對此事的反應空前劇烈。家長把孩子關在屋子里不許出去，電視上也在演示如何噴灑化學藥劑，以及避免這種病毒的小竅門，因為西尼羅河病毒更易攻擊老人、孩子或免疫能力低的人，例如正在接受癌癥治療的病人。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鎮的官員頒布了一個宵禁令，規定下午5:00以后禁止一切戶外活動。《紐約客》（The New Yorker）上刊登了暢銷書作家理查德普里斯頓（Richard Preston）[《伊波拉浩劫》（The Hot Zone）一書的作者，該書后被改編成同名電影，由達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主演——譯者注]撰寫的一篇文章，稱一位伊拉克叛徒（薩達姆侯賽因的替身）透露，西尼羅河病毒是伊拉克生物武器的一部分。更糟糕的是，這種率先由德特里克堡實驗室分離出來的病毒還被發現與俄國人手中的某種病毒相似。疫病爆發后的幾周，曼哈頓西乃山醫院的醫生說：“這是時疫大流行，而且仍呈現增長趨勢。”到1999年年底，共有62人被確診感染了西尼羅河病毒，其中有7人死亡。
這種病毒最先是1937年在烏干達尼羅河沿岸的沼澤地發現的，現在它通過蚊子和鳥類在美國43個州四處蔓延（最遠到達西部的蒙大拿州）。2000年，它造成了21名病患感染，2名死亡；而在2002年，感染總數急劇增加了4156人，并造成284人死亡。僅路易斯安娜一個州就有329個病例，那里的蚊子猖獗，人們甚至開玩笑說州鳥應該是蚊子。伊利諾伊州被感染的人最多，是884例，其中64人死亡。而化學殺蟲劑更是海陸空三方并用：飛機噴灑、皮卡車以及人工噴灑，貫徹到了每家每戶。
本著消除民眾恐慌、減緩疾病威脅的目的，新聞記者采訪了一些醫生。在一次“NBC晚間新聞”節目（NBC Nightly News）中，有名醫生說道：“只有60歲以上的人才容易感染此病。”另外一位國家健康官員則說：“被感染的機會是非常非常小的，完全不需要對它采取任何預警措施。”但是，兒童感染的趨勢正在逐漸上升，而且，老年人感染的年齡層也在下降。其實，即使這種病毒攻擊對象是老年人，那也有3200萬人，因為每8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就像來自路易斯安納州72歲的歐內斯特亨特先生（Ernest Hunt），為了慶祝國慶日，他和家人、朋友在湖邊燒烤，但因為遭到蚊子叮咬，三星期后他就不治身亡。危險降臨到那些喜愛園藝、喜歡在夏夜外出散步的人身上，因為西尼羅河病毒就潛伏在那里，你無處躲藏。
截至2003年的勞動節，有報道的感染已經增加到5000人，其中95人死亡。疾控中心預測到年底又會有100人因此死亡。據估計，自1999年8月開始流行之后，已經有20萬人感染了此病毒，死亡人數已接近400人，而且還在繼續上升。但目前還沒有根治的方法和疫苗問世。
根據科學家的說法，1999年8月西尼羅河病毒在紐約的肆虐源于日益增長的國際貿易和人員流動。那些把萊姆病歸咎于人類對土地使用形式改變的科學家，又一次宣揚西尼羅河病毒是外國乘客帶到美國的。有位醫生甚至設想出了這樣的情形：1998年，有位遭到帶菌蚊子叮咬的乘客乘坐以色列航空公司（El Al）的飛機來到美國，飛機在紐約市肯尼迪國際機場降落后，這名乘客回到了自己在北皇后區的家中。在家里，他遭到了本土蚊子的叮咬，于是這個蚊子就攜帶了西尼羅河病毒，然后它可能在附近長島灣的沼澤地區產卵，因為這里潮濕的環境是蚊子最佳的繁殖場所，這樣一來就會有更多的蚊子被感染。于是1999年，在蚊子猖獗的季節疫病就爆發了。顯然，這種理論本身就似是而非，而且缺乏科學依據。“除非你能證明，”一名科學家說，“否則你就無法確定它進入美國的途徑。”
雖然，有些研究人員認為，西尼羅河病毒的爆發其實是某個敵人發起的生化恐怖襲擊，且最有可能的就是伊拉克，但其他人對此并不確定。“疾病的爆發當然可能是人為的。”對生化恐怖襲擊比較熟悉的科學家說：“敵人只需攜帶一個裝有大約20只染病蚊子的瓶子，在肯尼迪國際機場下機，然后到布朗克斯動物園，或是法拉盛灣把它們放出來就行了。”這位科學家并不同意患病乘客帶毒的說法，因為1999年被感染的所有人中沒有一個是從外國來的。
除了這些假想之外，科學家仍然不能指認1999年疫病爆發的來源。
這些有經驗的病毒獵手設想了所有可能，唯獨沒有考慮過紐約州附近的病毒實驗室。紐約衛生部的一位發言人說得很坦誠：“我們并沒有想到這一點。”疾控中心的主管詹姆斯休斯博士（James Hughes）的說法則更加有趣：“這個問題的答案本身就難以琢磨的，也許大自然并不總是向我們袒露她的秘密。”
但是大自然又有什么秘密需要隱藏呢？
第一部分當時可真神秘
西尼羅河病毒的爆發再一次顯示了動物和人類疾病病毒之間存在血緣關系。這說明像西尼羅河熱、裂谷熱、伊波拉熱以及炭疽熱和流感等疾病，是非常容易從動物身上轉移到人身上的，而且能夠導致可怕的災難。例如，馬就同人類一樣，容易遭到西尼羅河病毒的攻擊。然而公眾不知道的是，就在紐約皇后區的人們正因病毒侵害而垂死掙扎的時候，長島農場和普拉姆島農場卻在悄悄掩埋患病的馬匹。其實，以色列商用飛機上的帶菌者可能性不大，反倒是馬匹染病進而傳染給人更有可能。
當麥克納馬拉和阿斯尼斯醫生正在分別照料染病的鳥群和病人時，離他們以東120公里遠的馬場上，農場主們也正在瘋狂地給馬蒂吐克-勞雷爾獸醫院的約翰安德烈森醫生（John Andresen）打電話。長島東端北福克地區的13個農場主都發現自己心愛的馬兒都失去了運動協調性。它們行動紊亂、后腿站立不穩、磕磕絆絆，并伴有抽搐、抽筋的癥狀。安德烈森回憶說：“當時可真神秘。”他一般一年才接到4起左右跟馬有關的電話，而當時一周就接到13個。在調查中他發現馬存在神經學上的病恙，這對馬來說非常罕見。有匹馬在馬廄中倒下，根本沒有能力支撐自己站起來，在安德烈森將診斷結果告訴馬主人之前，它就已經斷氣了。看到這么多馬都有相似的病癥，安德烈森提高了警覺，他報告了紐約州的首席獸醫專家約翰亨特利（John Huntley），后者又叫來了農業部緊急反應小組。這個病毒界的“特種部隊”踏上北福克地區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78年，小組的先頭部隊就對普拉姆島上的一次病毒流行展開過調查。
截止到1999年8月26日，也就是阿斯尼斯醫生把她的發現報告給紐約市衛生部的前3天，北福克地區的3個村莊13個馬場共確診了18例這種怪病，有10匹馬死去，一些是由于疾病，另一些則是為了減輕痛苦而實行了安樂死。頂尖的流行病專家從肯塔基、愛荷華以及威斯康星等地飛來，與安德烈森一同進行會診。他們從當地146匹馬身上抽取了樣本，結果發現有1/4呈西尼羅河病毒陽性反應。同時他們也發現，每個農場排水渠的水都受到了帶菌蚊子的污染。
所有的感染都發生在方圓8公里之內，集中發病的地區距普拉姆島外國病毒實驗室不到35公里。
在1999年紐約市的各個縣中，薩福克縣被感染的蚊子和死亡的鳥是最多的。而馬匹被感染的事則引起了更大的懷疑。過去幾年的記錄說明了西尼羅河病毒是如何擴散的：2000年，受到感染的是7個州，共出現了60個案例，其中有20例死亡；2001年，范圍增加到了20個州，共738例確診和156例死亡。根據圖表顯示，在1999年疾病爆發的時候，紐約、康涅狄格、馬里蘭州的27.1萬匹馬、騾、驢等馬科動物中，只有長島北福克地區的檢測結果呈西尼羅河病毒陽性反應 。同時，在120公里外出現的鳥類感染和人類染病的實例，也證明了病毒爆發的核心地點是在普拉姆島正對面的北福克，而不是紐約市的肯尼迪國際機場。
很多農場主都靠飼養和銷售馬匹為生，因此他們更傾向于對病毒感染之事秘而不宣。就在8月份緊急反應小組結束工作之后，農業部從各農場收集了病畜的全部資料，并在18匹病馬身上收集了血液、脊髓樣本，甚至是整個腦部，然后小心迅速地把它們用渡輪送到普拉姆島。普拉姆島上的病理學家對畜體進行了解剖，將腦組織制成切片進行顯微鏡觀察。他們記錄了臨床征兆，把樣本密封、貼上標簽后冷凍起來，而馬的尸體則用焚化爐銷毀得一干二凈。
如果說原先普拉姆島對西尼羅河病毒漠不關心的話，那么現在可全變了。1999年10月，就在疫病肆虐的時候，普拉姆島101實驗室對4匹美國本土常見的馬匹進行了實驗，他們從動物園感染哪襠砩喜杉了西尼羅河病毒，然后對馬匹進行靜脈注射。隨著馬匹病情的加劇，他們每天做進一步的觀測檢查。科學家發現，在感染后的?0天，馬的血液里檢測不到病毒，但在45天之內，馬全部死亡。他們對尸體進行了解剖，為病毒實驗室增添了四種新的“馬匹適應”的病毒。綣說在馬感染?0天內檢測不到西尼羅河病毒，那么就可以推斷，北福克的馬實際的感染時間應該是1999年的7月份，很可能更早。
這一切都指向一個問題：在西尼羅河病毒蔓延的時候，普拉姆島是否已經存儲了這種病毒？截止到1995年，羅伯特肖普博士在他紐黑文的實驗室冰柜中存了27種西尼羅河病毒菌株，后來在轉移到德克薩斯大學時，他也帶上了這些菌株。耶魯大學蟲媒病毒研究所經常和普拉姆島交換病毒樣本， 比如1977年交換了裂谷熱病毒。那么，肖普博士有沒有和他的朋友、普拉姆島的主管羅杰布里茲共享過西尼羅河病毒呢？要知道，普拉姆島是經官方批準、可進行外國動物病毒研究的唯一機構。當我向普拉姆島第二任主管杰里卡利斯問及此事時，他說他并不認為在1999年的8月，島上就存有這種病毒。他說：“我不覺得這有多重要，這種病毒危害性很小，并不會引起嚴重的動物疾病。”但是對鳥類它仍然足以致命。其實，卡利斯博士在1987年就離開了普拉姆島，布里茲才是當事人。農業部的官員懷爾達馬丁內斯（Wilda Martinez）也和卡利斯一樣，向公眾解釋，在疾病爆發之前，普拉姆島并沒有研究西尼羅河病毒，但是，她拒絕說明當時實驗室中是否存有這種病毒。
但是，安德烈森博士在康奈爾大學的同學吉姆豪斯認為，1999年以前島上就已經有這種病毒樣本了。“當時確實已經有病毒樣本了。這一點并沒有清楚地傳達給公眾，他們在此事上撒了謊，這也是公眾難過的原因。”確實很難相信，身為國內最大的外國動物疾病研究中心，普拉姆島上會沒有西尼羅河病毒，尤其是擁有27種西尼羅河病毒菌株的耶魯大學蟲媒病毒研究所就坐落在對面，也就是長島海峽的另一端。而且，爆發病毒的北福克馬場是蚊子和鳥類從普拉姆島到大陸的第一個理想休息處，之后它們才一路向東，把病毒傳播到其他地區。農業部雖然派遣了緊急行動隊到馬場展開調查，但實際上，真正應該調查的是他們自己。
1999年，馬丁內斯告訴《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普拉姆島有頂級安全措施并不代表它具有頂級機密。”但是，當我在聯邦信息自由法案許可的范圍內，向普拉姆島病毒圖書館申請借閱病毒分類目錄清單時，他們卻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了我。
第一部分鴨子的死亡
你看，我們普拉姆島確實起到了重要作用。
——普拉姆島副主管
不只是由于西尼羅河病毒和萊姆病的疫病爆發，普拉姆島才受到懷疑，其中還有長島養鴨場爆發的鴨瘟。
1873年，紐約商人愛德華麥格拉斯（Edward McGrath）、詹姆斯帕爾默（James Palmer）從中國進口了北京鴨，以滿足美國的食品消費。長島東部的小溪、池塘和沙土非常適宜養鴨，于是，這里建起了很多養鴨場。到19世紀末，長島已經擁有30多家獨立的養鴨場了。養鴨業最興旺的時候，美國每年要消費掉800萬只北京鴨，而僅長島地區的產量就有650萬。全國各地都掀起了吃烤制或腌制的“長島鴨”的熱潮。但是今天，“長島鴨”這個名稱依然存在，而北京鴨卻見不到了。
1967年冬天，繁榮的長島養鴨業突然遭遇了寒冬。在三個相鄰的農場中，三個月到兩年大的鴨子成批死亡，其他鴨子也都顫抖、打晃，無法正常站立。它們再也不像以前那樣歡快地拍動著翅膀，嘎嘎地高聲叫，而是蔫蔫地匍匐在地上，無精打采。種種癥狀顯示，這些鴨子體質虛弱，精神萎靡不振。無論是何種疾病導致了這樣的情形，總之情況非常嚴重，超過半數的鴨群已經死亡。此時農業部插手對此事進行了管理，在他們要求下，6000只鴨子立即被毒死，5000多只鴨蛋被銷毀，農場主因此而損失了數百萬美元。經過檢測發現，鴨子感染的病毒是“荷蘭鴨瘟病毒”（也叫“鴨病毒性腸炎”），一種在荷蘭、比利時和印度都能找到的地方性鳥禽疾病，這也是這種病毒在美國本土的第一次爆發。兩位發現鴨瘟的動物醫學專家對疫病爆發的緣由提出了疑問：
在美國大陸發現這種病毒確實有必要去探究它的源頭。它是否已經在美國潛伏一段時間了？或者是從國外傳播進來的？還是說，它是經由被感染的動物間接帶來的？由于長期以來，長島養鴨業從未出現過這種疾病的懷疑或報道，因此，病毒在長島已經潛伏一段時間的可能性很小。
曾經有一個農場雇傭過荷蘭工人，還請過荷蘭人來參觀，但是疾病與此的聯系不值得懷疑。“通過這樣的途徑傳播鴨瘟很困難，幾乎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沒有人能對這樣大面積的病毒感染做出解釋。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普拉姆島上的科學家曾對這起就在附近爆發的疫病作過任何調查，以及島上的實驗室與此次事件有所關聯。但是，在農業部一份《鴨瘟：舊世界時代的疾病來到了新時代》的宣傳單中寫道：“雖然經過了仔細的調查，此次疫病爆發的源頭仍然沒有找到。”
三年后，農業部宣稱已經徹底根除了鴨瘟病毒，同時還表彰了長島養鴨場的農場主，說他們在鏟除鴨瘟的戰役中做出了巨大貢獻。而普拉姆島實驗室也開發出了相應的鴨瘟疫苗。但是對農場主來說，這樣的表彰實際上是非常空洞的，因為他們已經一無所有。當他們的鴨子感染荷蘭鴨瘟時，他們所在的薩福克縣受到鄰近的漢普頓房地產大亨勢力的左右，所有的鴨舍都被銷毀了，附近的小溪、池塘里到處都是那些被遺棄的患病的京白鴨。在“保護環境”的名號下，政府下令關閉了所有養鴨場，曾經是長島東岸經濟支柱的家庭農場也隨之消失殆盡。隨后，在農業部的宣傳冊上，印著這樣的字句：“由于管理及時、得力，這次疫病得到了有效控制，沒有擴散到紐約州以外的地區。”
不幸的是，農業部對這次疾病戰役的估計是錯的。1967年的圣誕節前夕，《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題為“長島野生鴨發現致命疾病”的文章，預示了這種疾病在未來的爆發，但是這并未引起人們的注意。這則短小的報道指出，在佛蘭德灣，即長島南北兩角的末端，發現了61只野生黑鴨死亡。一個內務部官員承認，這次發現比農場爆發的鴨瘟更為嚴重。他是對的，野生水鳥的遷徙旅行是無法控制的，從長島養鴨場感染鴨瘟的野鳥把病毒傳播給了北美各處的大雁、天鵝、藍翼水鴨和綠頭鴨。1970到1971年，感染病毒的水鳥遍布賓西法尼亞州和馬里蘭州，到1973年，病毒又傳播到了南達科他州的國家野生動植物保護區，導致了4萬只綠頭鴨和加拿大鵝的死亡。它們的尸體被堆積起來焚燒，場面慘不忍睹。到了1975年，疾病已經擴散到了墨西哥灣和加拿大。
直到今天，這種病毒仍在擴散。
當鴨瘟率先在三家農場出現的時候，兩名當地的獸醫把尸體和組織切片送到了普拉姆島實驗室，以便確認感染的是荷蘭鴨瘟病毒。普拉姆島的官員告訴記者，這種病毒不可能是從島上流傳出去的，因為他們是從疫病爆發之后才開始研究病毒的，這和幾年后對待西尼羅河病毒的態度如出一轍。但是，正是普拉姆島確認了這種疾病是外國鴨病毒，所以，我們至少能夠斷定，普拉姆島配備了相應的診斷工具，而且他們的資料庫中有這種病毒樣本。再怎么說，只有當病例樣本與他們資料庫中的病毒樣本吻合時，他們才能做出這樣的論斷。關于這種在他們自家后院發現的新病毒，普拉姆島上的科學家是這樣評價的：“長島被指認的鴨瘟是由一種新病毒引起的，看來，它是從外面引入薩福克縣的鴨農場的。”那么，這次的鴨瘟病毒會不會是從實驗室中泄漏出去的呢？早在1970年，普拉姆島就開始了對鴨瘟病毒的研究，并且感染了一名患有肝炎的人。島上研究小組的科學家寫道：“研究結果顯示了兩個我們不愿意看到的情況。第一，這是我們國家從外面引入的一種新型鳥禽疾病，第二，這種病毒很可能是導致新的人類病毒（結合鴨瘟和人類感冒病毒）的罪魁禍首。”
今天，長島的養鴨場早已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漢普頓價值百萬的房地產項目。曾經輝煌的養鴨業只留下了兩個小小的見證。一個是一尊6米高的水泥鴨塑像，是1931年一位農場主為了賣鴨子和鴨蛋鑄在路邊的，現在，它成了縣公園大門旁邊的裝飾。另外一個就是本地名叫“長島鴨”的棒球隊，這支隊伍成立于2000年，它的名字代表了紐約州已經消失的傳統的一部分。但是，恐怕這支棒球隊的球迷十有八九都不知道球隊名字的來歷。
與西尼羅河病毒和萊姆病一樣，自從在美國本土被發現以來，荷蘭鴨瘟一直都沒有停止過蔓延的腳步。而且，和那兩種病毒一樣，沒有人知道它是怎樣傳入美國的。
雖然，對于當時的鴨農來說，1975年開發的病毒疫苗已經來得太晚了，但是在談到為長島養鴨業準備的疫苗時，普拉姆島的副主管約翰格雷夫斯博士（John Graves）說：“你看，我們普拉姆島確實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種傳染性病毒——伯氏疏螺旋體病毒、西尼羅河病毒和鴨腸桿菌病毒都是外國病毒侵入美國本土的實例。這三種病毒都在相同的地理位置發作，都在一個專門研究外國病毒的實驗室附近爆發。而這個實驗室雖然號稱保衛嚴密，但的確發生過病毒外泄的事件，而且造成過實驗室工作人員的感染。事實上，實驗室的安全保衛工作也確實存在隱患和漏洞。但是，公眾卻被迫接受這樣的解釋：這三種疾病沒有一種與普拉姆島實驗室有任何關聯。
這大概就是通常所說的“盲從”了。
如果您繼續讀下去，不妨考慮考慮這樣的斷言到底意義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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