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會任朝鮮成為第二個越南
[2830] (201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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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忽視的禮節
在古老的中國傳統中，“郊迎”是一種非常高的禮遇。
在中國古代,“郊迎”就是具有重要政治地位的主人親自到城外迎接來訪者。在一般情況下，主人都是在自己的府邸等候和接待來客。正由于這一禮節是如此的重要，因此中國古代歷史的寫作者都會以一種恭敬的心態，鄭重記錄幾乎所有“郊迎”事件。
在某種意義上，最近前來中國的金正日就得到了中國領導人的“郊迎”禮遇：胡錦濤總書記離開北京，到長春會見這位朝鮮最高領導人。在中國現代外交史上，這種情況并不多見。這可以反映出當前中朝關系在雙方外交戰略中的重要地位。不可思議的是，消息靈通的海內外分析者竟然不約而同地忘記了分析這個禮節的內在意義，于是輕視了這次峰會的真正涵義。
在中朝官方正式報道此次中朝會晤之前，很多國內外分析家過于簡單地認為金正日此次來華，主要目的是為了把接班人介紹給中國，并且爭取中國對遭受水災的朝鮮給予援助。這樣的分析固然有其道理，但其戰略視野無疑是狹窄的，并沒有看到這次峰會的全部戰略意義。
顯而易見，如果金正日此次訪華只是為了解決救災之類的問題，那么他就應該到北京去。這樣才符合他作為求助者的身份。但事實卻是，他并沒有到北京，而是在與朝鮮接壤的吉林、黑龍江進行了長時間的考察，并且在吉林省與胡錦濤總書記進行了會晤。
其實，只要稍有政治頭腦并愿意無偏見地分析問題者，都可以從上述事實中讀出一條重要信息：金正日在中國東北的訪問，并不是“懷舊訪古”那么簡單；他并不是作為單純的求助者來訪，而是帶著某種事關中朝兩國重大利益的東西而來。
盡管現在還難以獲得更為詳盡的信息，但從新華社的報道中，已經找到一些值得注意的細節。基本可以肯定，正是當下的國際形勢，而不是朝鮮的國內形勢促成了這次訪問。新華社的報道指出，“金正日這次是應胡錦濤的邀請，從8月26至30號對中國進行非正式訪問”。留意中朝關系的人士都會注意到，這次“非正式訪問”距離上次中朝高峰會談僅間隔三個月，這足以說明這次訪問具有某種緊迫性，旨在解決某些雙方都關注的重大問題。
從報道來看，雙方討論的主要議題是當前的朝鮮半島局勢，但這只是一個話頭；從這個話頭，顯然已經產生了十分豐富的內容。其中包括一些值得注意的新走向。它們很可能在未來幾十年內決定著東北亞的新格局。
二、中國重擔盟國義務
在中朝長春峰會上，中國多年來第一次重新承諾將擔負起對朝鮮的盟國義務。
如果我們還記得蘇聯解體以來的中朝關系史，那么就不會忘記中國長期以來對于朝鮮的冷淡態度。至少在中國外交官員看來，朝鮮是一個封閉落后貧窮因而不具有交往價值的國家。但是今年以來，在美國采取步步進逼的挑釁戰略的險峻形勢下，這種具有典型市儈心態的經濟至上主義看來已經名聲掃地。在近期“天安艦”風波引起的新一輪朝鮮半島危機中，中國決策者斷然采取強硬路線，逼迫美國作出讓步，不僅捍衛了自己的勢力范圍，也喚醒了自己沉睡近三十年的地緣政治意識。
這次會談正是黃海博弈的續著。胡錦濤總書記談到中國通過影響聯合國安理會對于天安號事件的主席聲明，遏制了國際反朝勢力的冒險主義行動。這充分表明中國對于前一階段的黃海博弈結果感到滿意。同時，“中方主張有關各方為推動朝鮮半島局勢逐步轉圜作出積極努力，緩和當前緊張形勢”，這其實是告訴美國和韓國：你們現在采取的措施都是錯誤的，中國不會容忍任何勢力改變朝鮮半島現狀。
有意思的是，中朝似乎都沒有提及“天安艦”事件。這表明中國已經假定“朝鮮不是‘天安號’事件肇事者”。而且中國顯然認為，即使朝鮮在“天安艦事件”中扮演了挑釁者的角色，也不應再行追究。這樣一來，朝鮮非但不必表示任何自責，反而可以理直氣壯地以“和平衛士”的身份與中國并肩站在一起，對美韓的所作所為指手劃腳。
在美韓看來，中國的這一立場是具有偏袒色彩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卻足以證明中朝兩國的盟國關系得到了強化。因為按照國際慣例，大國必須偏袒陷入爭端的弱小盟國。美國正是這樣一貫袒護以色列等國的，并通過這種袒護行徑彰顯了大國風度。但在過去三十年，中國的“韜光養晦”哲學顯然試圖回避對盟國的義務。事實上，自從蘇聯解體后，這是中國第一次在朝鮮半島危機中斷然拋棄“各打五十大板”的假道學立場，轉而采取有明確傾向的立場，從而亮明了與朝鮮的盟國關系。
這是中國外交思維的一個重要轉變，雖然不符合外交部的思維定式，但顯然是來自最高決策層的決定。
三、朝鮮返回中國星系
朝鮮方面顯然也經歷了一次外交思維的革命。思維幼稚的人士，往往不假思索地斷言金正日是一個封閉保守的獨裁者。但這是閉目瞎想出來的可笑謬誤。其實，金正日在冷戰時代是一個親蘇派，在后冷戰時代則表現出親西方的姿態，可以說是一個具有“開放視野”的人士，而并不是什么“封閉保守”分子。相反，他希望成為朝鮮的鄧小平。不幸的是，他對中國抱有某種也許可以原諒的戒備心理，因而一廂情愿地希望建立一個重點面向美歐的對外開放體系。他的悲劇在于：朝鮮也許有鄧小平式的改革家，但卻沒有一個擁有毛澤東一般膽識和力量的巨人，能夠為他打開面向美歐的大門。于是，盡管他使出各種手段，試圖緩和與美國的關系，但他的所有努力都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美國的敵意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更加強烈。
在進入風燭殘年之時，金正日不得不接受現實，尋求在與中國的同盟關系中獲得生存的基礎和發展的動力。在這次長春峰會上，他表示朝鮮堅持半島無核化的立場沒有改變，不愿看到半島局勢緊張，希望同中方保持密切溝通和協調，推動早日重啟六方會談，維護半島和平穩定。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官話，雙方真正的幕后運作，很可能有異于此。這個問題，容后再敘。
真正值得重視的金正日言論，是他對于中朝友誼和雙邊經貿合作的表態。
據新華社的報道，金正日在會談后的晚宴上強調：在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下，將中朝友誼的接力棒順利交給下一代人，是我們的歷史使命。對此，胡錦濤表示：推動中朝友誼不斷向前發展，并世代相傳，是雙方的歷史責任。由上述對話，可以推斷：金正日已經鄭重向中國方面“托孤”。我們無法斷定這個“孤”就一定是金正銀，但金正日這個姿態足以表明他已經決定把中國作為朝鮮唯一的依靠。同時，中國也表明自己完全了解朝鮮的接班安排，并將繼續支持朝鮮政府。
這樣，一度試圖游向“國際社會”的朝鮮終于回到了中國星系的軌道。
四、中朝經濟圈？
這次會談很可能對中朝星系建設問題作了布局。
在長春峰會中，中朝雙方都表示有意建立更加緊密的關系。可以推斷，這可能正是金正日長時間在吉林、黑龍江視察的原因所在，也是胡錦濤遠赴長春與他會談的原因所在。峰會地點的選擇，已經悄然確立了吉林、黑龍江在未來中朝經貿合作中的樞紐地位。
如果說在黃海危機期間，美韓的威脅是使中朝接近的動因，那么一旦危機過去，經貿合作就將成為維系雙方同盟關系的重要基礎，也是今后朝鮮在敵意重重的國際環境中得以生存發展的重要前提。
據報道，金正日在華期間，先后在吉林和黑龍江兩省考察有關機械制造、軌道交通、化學工業等項目。他說，看到吉林的變化發展，深受震動，感觸良多，他還說要加強朝方同中國東北地區的交流合作。對此，韓國的李明溥奚落說，讓金正日看看中國經濟發展，這是件好事。但這番評論未免證明他太缺乏遠見。其實，在金正日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贊揚后面，很可能存在著令李明溥惡夢起伏的宏大計劃。
這就是中朝經濟圈。
如果這次金正日帶著什么實質性的東西來，那么很可能就是推動中朝經濟一體化的初步設想。雙方把會談地點選在長春，本身就是極富于暗示性的。我們由此至少可以推知：中朝間緊鄰的幾個省、道將開始探索經濟一體化的可能路徑。雖然現在說“一體化”似乎顯得太著急，但倘若過于自信地排除這一前景，則無疑是缺乏想像力的。
現在的問題是：中朝能夠在哪些領域推動經濟一體化進程？這是一個頗難回答的題目。但似乎可以斷言的是，博彩業不應當成為首選。金正日考察吉林制造業似乎證明了這一點。比較現實的答案是：朝鮮利用其優質而廉價的勞動力，為中國制造業提供零部件甚至成品，中國則向農業生產條件不佳的朝鮮出口糧食等產品。事實上，近年來朝鮮的一些工廠已經在為中國企業提供產品。
由于雙邊貿易的互補性，我們不必擔心朝鮮勞動力會使中國勞工失去飯碗。這正如我們不必擔心德國汽車零部件會使中國汽配企業工人失業一樣。
五、失落的中國外交大戰略
中國的東北亞新戰略，反映出中國決策者們試圖重新找回大戰略思維的傳統。這種傳統，曾經貫穿了整個毛澤東時代，但被“韜光養晦”策略所中止。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外交決策者們習慣于用地緣政治的眼光看問題，努力建立遍布全球的戰略盟國體系。
在毛澤東時代的極盛期，中國成功地在周邊布設了一道用于隔離美國勢力的防火墻。這道防火墻，是中國在朝鮮直接與美國交手以及在越南與美國間接對抗的結果，也是在全球范圍內“輸出革命”的結果。由于這個時期的努力，到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已經擁有一個十分安全的國際環境：有限核威懾戰略有效地遏制了北方蘇聯的軍事沖動；1962年中印戰爭的結果，使得印度三十年不敢輕舉妄動；巴基斯坦干脆全面倒向中國；朝鮮試圖采取一條在中蘇之間平衡的路線；越南尚在恢復戰爭創傷：東南亞鄰國遍布中國支持的游擊隊，迫使其政府必須向中國示好以求和平。
現在回顧毛澤東時代的外交，可以總結出很多強有力的潛規則。這里不妨略舉幾條：
——友國的貧窮是我們的財富。那個時代的外交決策不把窮朋友視為一種不必要的負擔。相反，那時的中國善于結交窮朋友。事實上，與窮朋友的關系更容易維系，因為我們只需要付出很小的代價，就可以贏得對方的友誼。
——外援是外交的不可缺手段。“平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不可能存在于現實世界。如果我們不肯出錢出槍幫助鄰國抵御敵對勢力，那么就得準備犧牲國民和經濟以反抗侵略。因此，毛澤東時代出現了“勒緊褲帶支持朋友”的現象，這換來了中國的安全以及國際地位。
——不鼓勵鄰國成為新興強國。1971年，當美國的越南困境日益顯現之時，中國選擇了與美國和解，并且推動越南內戰停火。同時，中國一邊跟緬甸等國政府保持友好關系，一邊公開支持這些國家內部的武裝反抗運動。這些現象顯示，中國希望保持一個有利的周邊力量平衡格局。
這些潛規則在當時是無法形諸文字的，因為它違反中國公開宣稱的外交原則；即使今天談論它們，也仍然是富于爭議的。但它們確實在影響著七十年代中國的外交政策，并且證明是行之有效的。然而，隨后的實用主義短視政策徹底改變了中國的安全態勢。七十年代末，中國選擇與越南交戰；八十年代初，中國放棄對東南亞親華勢力的支持；九十年代中，中國對陷入經濟困境的朝鮮采取鄙視和冷落的態度……這樣，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每當中美爭端興起之時，中國就必然惱火而尷尬地發現：自己的貿易伙伴遍天下，但沒有一個國家愿意在中美爭端中站出來支持中國。
特別是在1990年代以來的臺海危機中，中國總是發現自己不得不孤獨地面對美國的軍事威懾。
這種結果，是中國外交界經濟至上主義所結出的惡果。多年來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其他國家都試圖把外交部辦成不流血的國防部，而中國外交部卻被辦成了愛流淚的外貿部。中國外交官習慣于把經濟利益（賺錢）作為檢驗對外交往成果的唯一標準，因而斷然采取了一種嫌貧愛富的行事準則。毛澤東時代的外援政策被視為一種不賺錢的賠本生意而被大肆批判；很多批判文章紛紛哭著論證當年中國其實不必為友國花上哪怕一個子兒，并且得出一個共同的暗含論點：
——勿友不如己者。
六、越南苦果
越南是中國三十年來近鄰外交中最為經典的失敗案例。
回顧中越交惡的根源，實足令我們苦笑。不過，中國對于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反應，是完全建立在地緣政治合理性的基礎之上的，符合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思維模式。不過，我始終懷疑關于這個歷史過程的書面記錄丟失了某個鏈環，并沒有誠實地告訴我們當時中國外交界的失誤；而正是這種失誤，導致中國沒有采取預防性措施。
似乎也可以說：如果當年中國采取預防性措施，那么中越軍事沖突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不過，這不足以深究。真正有意思的，還是中越關系正常化后的一系列時局演變。
中越關系的正常化，使得越南“革新開放”成為可能；而蘇聯的解體，則大大加快了這一進程。隨著越南“革新開放”的推進，中越關系開始密切化。越南大刀闊斧的改革開放使得不少中國精英艷羨流涎。進入九十年代后，中國的某些媒體甚至有意把越南樹立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典范。在2007年左右，以“太傅”自居的皇甫平還鼓吹“越南人民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昂首闊步向前進”，不過話音未落，越南就陷入金融危機，不得不向皇甫氏所謂“陷入內部爭論不能自拔”的中國人民借錢過日子。
不過那是后來的事。且說當年外交部看到越南“革新開放”欣欣向榮，而朝鮮在“國際社會”的圍困下舉步唯艱，于是采取了厚越薄朝的立場，對存在領土糾紛的越南尊敬有加，對甚少雙邊爭端的朝鮮則冷眼相向。跟外交部的腔調一致，中國媒體贊揚越南“革新開放”的法螺此起彼伏，諷刺朝鮮“封閉僵化”的聲音不絕于耳。
然而，外交部短視的“勿友不如己者”信條很快就得到了報應，而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潛規則再次顯示了其有效性。接踵而來的事實證明：分裂而貧窮的鄰國最符合中國利益。統一而且正在走向富裕的越南很快采取與中國對抗的戰略。在南沙群島，越南公開與中國爭奪領海。在兩國都體認到大炮是科學劃定國界的最佳手段之時，越南干脆請來了美國航母，一道在南海共同切磋如何聯手消滅中國的南海艦隊。
更絕的是：越南方面甚至羞答答地暗示，如果中國在南海對越南動武，越南則可能索性把金蘭灣租給美國作海軍基地。換言之，越南將請來一個自費護院的強悍志愿者。
二十年前外交部制定“互惠互利”外交政策的負責人應已長眠土下。如果他們于黃泉看到這樣結局，不知該作何感想？
七、中國不會聽任朝鮮成為越南第二
中國對越外交的局面固然已難改變，但對朝外交政策尚有余地。
中國最高決策層已經意識到朝鮮有成為第二個越南的危險。在最近的朝鮮半島危機中，韓國當局在叫嚷“武力統一”之余，干脆把射程1500公里的巡航導彈部署到了“三八”線邊。這個姿態，與其說是威懾咫尺之外的平壤，不如說是對北京、上海的公開嚇唬。這個舉動無疑提醒了中國領導人：韓國尚未統一朝鮮半島，就已經把中國視為當然敵人，決心酬以導彈；如果中國聽任韓國統一朝鮮半島，那么這種導彈還將前進數百公里，把更多的中國目標納入其射程。
這就終結了一個中國國內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問題：當年毛澤東決定出兵朝鮮是否是一個錯誤？
現在，中國決策界看來已經認識到：一個統一和繁榮的朝鮮不符合中國利益，無論這種統一是由韓國主導還是由朝鮮主導！即使是由朝鮮主導的統一，它也會在實現統一后步越南的后塵，迅速投向美國的懷抱。因此，中國最好的朝鮮政策，就是維持朝鮮半島分裂的現狀，避免在朝鮮半島崛起一個新興強國。
這正是這次中朝長春峰會需要解決的終極問題。
但實現這個目標尚有很多困難。中國必須按照新的思路重建中朝關系。其中的核心是在加強朝鮮防務的基礎上，建設一個特殊的雙邊經貿關系。這種經貿關系的特殊性，在于它既要有一定的經濟利益，又要有相當程度的援助色彩。其中的道理簡單：如果中朝經濟圈以贏利為唯一目的，那么它將在耗盡朝鮮的資源后自動停止運行，難以形成長期互補的良性循環。
所以，建立中朝經濟圈，必須有類似于馬歇爾計劃的援助項目，由中國幫助朝鮮恢復其在蘇聯解體后陷于瓦解的工業體系，進行必要的技術升級，以適應經濟一體化的需要。只要朝鮮工業品輸出開始增加，它的居民購買力就會相應提高，并推動經濟獲得持續增長的活力。不過，正如前述，要實現這一目標，關鍵在于雙方選定恰當的發展項目。這也許是一個需要花費巨大精力和漫長時間的過程。
但推動中朝經濟一體化所付出的力氣將是劃算的。在雙方建立難以分割的經濟聯系后，朝鮮將不會再輕易離開中國星系。盡管在朝鮮渡過經濟難關后，美國肯定會重新考慮誘使朝鮮疏遠中國，但結構特殊的中朝經濟圈使得朝鮮面臨疏遠中國的巨大經濟風險，于是使得美國的離間圖謀歸于失敗。
考驗大國外交能力的第一個指標，是看它能否有效控制周邊國家。一個大國一旦失去周邊的盟國，那么縱然擁有巨大的GDP，也只能無奈地赤裸著空手面對來自全金屬外殼對手的強有力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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