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漢.麥金德.杜黑
--工商文明與戰爭
工商文明的社會是一個內在不穩定的社會，只有靠外來的利益輸入，才能維持社會內部的穩定。所以，任何國家，只要走上了工商文明的道路，早晚會因內部壓力向外擴張，而擴張必然導致戰爭。于是，一部工商文明的發展史同時就是一部戰爭史。
十九、二十世紀中，最搶眼的歷史劇莫過于主權國家間的爭斗，兩次世界大戰前無古人，而無數的生靈則成為主權國家間爭斗的“成本”。在這場爭斗中，中國的命運極為悲慘。中國人口常年維持在1億之下，從16世紀后期開始，人口加速增長，1834年內突破了4億。這是道光年間，清王朝已走過它的“盛世”，內部矛盾急速積累。然而，中國非但沒有走上向外擴張的道路，反而成了列強擴張的獵場。結果內部壓力加上外來的侵略，使中國長期陷于戰亂。
二十世紀一開頭，在中國領土上就爆發了日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日本人和俄國人彼此以“騎士精神”相待，而戰區內中國人的生命則被視如草芥。就在這期間，京師大學堂的日本教員巖谷孫藏“痛詆”講臺下諸同學：“中國學生俱屬亡國性質！”
戰爭的慘禍迫使當時的知識界從戰爭的視角來觀察一切。1903年一位署名“云窩”的作者在《江蘇》第三期發表《教育通論》，指出：
“地球列國，權利之得失，事勢之盛衰，變幻紛紜，莫可究詰。自表面觀之，鮮不謂兵戰、商戰、農戰、工戰之足以興人國亡人國也；自內部審之，則此兵戰、商戰、農戰、工戰之所以勝所以敗者，無一不以學戰為總樞紐。”
“亡國亡種，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強國強種，人人不必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
不但兵、商、農、工均被視為戰爭，連教育都被視為“學戰”，而且是一切戰爭的“總樞紐”，關系到國家、種族的存亡。
一個世紀后的今天，中國的學界沉醉在盛世繁華之中，已沒有了先輩“云窩”們那種椎心泣血的感受，有意無意地淡忘了戰爭。而此時，工商文明的“全球化”正走向頂峰，日漸沸騰的世界告訴我們，戰爭并未遠去。我們迫切需要一個有效的視角和思路，來觀察和思考戰爭問題。
既然工商文明中的戰爭源自擴張和征服，既然工商文明以理性著稱，讓我們先從征服者的視角來觀察，看看理性的征服者們是如何思考戰爭的？
克勞塞維茨：戰爭與政治
克勞塞維茨被西方視為現代戰爭理論的鼻祖，但他的思考集中在戰爭行為內部。《戰爭論》一書中討論了八個主題，七個涉及戰爭的內部問題，順次為：戰爭理論、戰略、戰斗、軍隊、防御、進攻、戰爭計劃。僅在第一篇“論戰爭的性質”的第一章“什么是戰爭”中附帶而有限度地涉及到了戰爭的根源：
“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把戰爭看作是獨立的東西,而應該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從這種觀點出發,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戰史發生矛盾,才有可能對它有深刻的理解”
至于政治為什么會選擇戰爭作為自己的工具，在什么條件下會選擇這個工具，克勞塞維茨沒有涉及，從《戰爭論》里我們找不到觀察戰爭根源的視角。
馬漢：擴張與海洋
美國海軍軍官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出生于1840年（道光年間），他著名的《海權論》遠超越了純粹的軍事分析，而是直接從工商文明社會生存發展的角度看問題。作為殖民者的后裔和軍人，馬漢直率地將海權、貿易與國家生存聯系起來，認為海上貿易是致富的重要途經，是民族繁榮和強盛的主要因素。馬漢注意到“荷蘭的土地不太可能養活其八分之一的居民”，而這就是荷蘭面向大海的原動力。面向大海，造就了一代海上霸主，而海權的喪失則導致荷蘭帝國的衰落。同樣的故事在西班牙、法蘭西、不列顛身上輪番演出。馬漢進一步指出
“一個有機體絕不可能自己養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東西，而這些不可或缺的外來養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經濟團體的對外商業活動，它使國家獲得外部資源的支持。”
工商文明誕生于西歐沿海地區，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麥哲倫開辟環球航線，打開了它們向外擴張的空間，尋找黃金是第一批擴張者的原始動機，隨后就是占領、瓜分殖民地，掠奪資源。理性的征服者們關注的是商業航運承載的核心利益，而非耀武揚威：
“如果不重振商業性航運，會有這樣一支海軍嗎？這是值得懷疑的。歷史已經證明，一位獨裁君主可以組建起一支純粹軍事性的海上力量，正如同路易十四的所作所為那樣。然而，盡管從表面上看，這樣一支海軍威風凜凜，不可一世，經驗顯示，他的海軍就如同沒有根系的植物一樣，不久就便會枯萎。”
事實上，海上的擴張與工商文明的發展壯大同步，它使原本局促在西歐邊陲之地的少數民族，將自己的勢力范圍擴張了數十倍。并從海上建立起了對全球的統治。1800年盎格魯.薩克遜人僅1500萬，到現在，他們的后裔有2.1億，增加了14倍（見易富賢《歷史表明馬寅初人口論是錯誤的》）；與之對比，同期中國人口只增加3.2倍，而中國的人口數量一直被當作“問題”，受到國內外的關注，反觀急速膨脹的盎格魯.薩克遜人，卻悠然自得地扮演著現代化主宰的角色，沒人想到追問他們的人口膨脹問題。由此不難理解為何哥倫布、麥哲倫受到西方的極大尊崇。在我上小學時，世界地圖上還標有“麥哲倫航線”。
從馬漢的視角看，工商文明賴以生存的海上“商業性航運”，就是戰爭的根源。凡有可能獲得資源、市場的地方，一旦受到阻礙，就面臨戰爭的陰影；凡是“商業性航運”的航線，都是戰略要地，而海權則服務于商業性航運：
“在盡可能的范圍內，合眾國的貿易、商業狀況不會受到外部戰爭的影響，這對于整個國家的福祉都是至關重要的。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使敵人無法靠近我們的港口，而且還要遠離我們的海岸線”
海外貿易決定國運，必須以海權保護之。海權考慮的不是“邊界安全”，而是“安全邊界”----那里涉及到國家利益，海權就要覆蓋到那里。這就是馬漢立論的基礎，所有軍事層面的分析都是為此服務的。
中國人的切身體驗證實，馬漢的立論，絕非虛妄。據不完全統計，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的百余年間，英、法、日、俄、美、德等帝國主義列強，從海上入侵中國達84次，入侵艦艇達1860多艘，入侵兵力達47萬人。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八國聯軍侵入、直至抗日戰爭，外寇接踵從海上登陸，海防蕩然無存。國土淪為外人的租界乃至戰場。直到人民解放軍大軍渡江，英國軍艦仍肆無忌憚地在長江上向我開炮。
1912年12月，中華民國第一任海軍總司令黃鐘瑛病逝。孫中山先生發出了“傷心問東亞海權”的浩嘆。其實那個時候我們真正面對的問題是“海防”（coast defence），是抵御外寇從海上入侵，我們還沒有資格考慮海權（sea power）問題。直到今天，我們才剛剛開始觸及“海權”問題，而馬漢的子孫們早已設置了“第一島鏈”、“第二島鏈”試圖圍堵我們。事實上，美軍一直將臺灣當作“不沉的航空母艦”，用它來遏制中華民族的復興。盡管在198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八一七公報》）的第六條中，美方明確承諾：
“美國政府聲明，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后近幾年供應的水平，它準備逐步減少它對臺灣的武器出售，并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后的解決。”
但二十多年過去了，美國對臺軍售從未中斷。最近媒體報道，美國借口“天安艦”事件，計劃將喬治.華盛頓號核動力航空母艦派往中國與朝鮮半島之間的黃海部署，這是前所未有的威脅性舉動，一旦美國航母進駐黃海，中國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都將處于其攻擊范圍之內。
馬漢的重要性在于坦白地指出了現代戰爭的根源：工商文明不可避免的擴張趨勢。馬漢的著作是寫給他的“自己人”看的，不是為中國人寫的，因而無需披上后來才編織的“政治正確性”外衣。閱讀馬漢，能幫我們理解美麗的外交、學術辭令后面冷酷的現實。
馬漢的邏輯告訴我們，分析戰爭的危險需要關注海洋。但戰爭的歷史告訴我們，僅關注海洋是遠遠不夠的。事實上，上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都爆發、展開于歐亞大陸，且都是資本主義工商文明國家之間先打起來。這又給我們什么啟示？
麥金德：封閉空間與霸權
比馬漢小21歲的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注意到，哥倫布時代的基本特征是歐洲幾乎是在沒有抵抗的情況下進行擴張，西方人忙于在剛發現的遙遠地方，實施并記錄下他們的“實際的完全的政治占有”。到了1904年，他寫作《歷史的地理樞紐》的年代，“在歐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亞，除文明國家或半文明國家之間的戰爭結果以外，幾乎沒有留下一塊需要確認所有權申明的土地。”
于是工商文明面對著一個再無擴張空間的封閉環境：
“我們不得不再一次與封閉的政治制度打交道，而且這將仍然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問題。每一種社會力量的爆發，不會在周圍的某個不為人知的空間和野蠻的混亂中消失，而是在地球遙遠的一邊引起強烈的反響，其后果是世界上政治和經濟有機體中的薄弱成分，將被震得粉碎。”
從開放性空間到封閉性空間，以擴張為生存前提的工商文明面對生存環境的根本變化。麥金德思考一個工商文明社會該如何適應這一變化。他很自然地從現代工商文明的前身--基督教文明尋找靈感，因為基督教文明也存在于一個封閉的環境中。“哥倫布時代的基本特征是歐洲幾乎是在沒有抵抗的情況下進行擴張，而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則被圈在一個狹窄的地區內，并受到外部的野蠻世界的威脅。”
麥金德注意到：“在一千年內，一系列從亞洲興起的騎馬民族，穿過烏拉爾山和里海之間的寬廣空隙，踏過俄羅斯南部開闊的原野，取得了歐洲半島的中心匈牙利；由于反對他們這一需要，于是形成了周圍的每一個偉大民族——俄羅斯人、日耳曼人、法蘭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臘人的歷史。”
據此，他將歐亞非大陸視為“世界島”，并提出了著名的判斷：“誰統治東歐，誰就能主宰心臟地帶；誰統治心臟地帶，誰就能主宰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就能主宰全世界。”
換而言之，工商文明諸國間從擴張的競賽轉向了霸權的競賽。仿佛是要印證他的判斷，《歷史的地理樞紐》發表13年后，出現了橫跨歐亞大陸的蘇聯。這個起步于窮困落后的國家，在短短二十余年間就崛起為主要的世界強國，成為戰勝希特勒德國的首要力量，并于上個世紀中葉達到了自己的“盛世”。
在蘇聯瓦解之前，東西方之爭披上了鮮明的意識形態外衣。蘇聯瓦解后，天真的人們以為意識形態問題解決了，葉利欽的俄羅斯接受了“華盛頓共識”，華約瓦解了，北約也無需存在了。而事實上北約非但沒有解散反而不斷強化，竭力東擴，硬生生地在俄羅斯逼出了一個強硬的普金政權。而麥金德早就指出，戰爭另有根源：
“人類的歷次戰爭簡而言之是陸地國家對于海洋國家的戰爭。海洋國家為擴大貿易，移植人口，于是拼命向大陸國家擴張，而大陸國家為安全所故也不斷地向海洋擴張，以尋求出海口。”
俄羅斯學者杜金回顧道：
“早在20世紀下半葉之前，當時還沒有‘冷戰’這個詞的時候，地緣政治學家就預測到海洋的盎格魯.撒克遜的大西洋文明與歐亞大陸大國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對峙……地緣政治因素遲早會影響世界的兩極，地緣政治沖突不可避免地會加劇。引發這種沖突的不是個別人或是以‘軍國主義’為方針的政治家，而是地理現象的客觀邏輯。”
于是“美國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仍然認為民主的俄羅斯是自己的潛在對手，并在其軍事理論中確定了這一點。”“北約東擴是十分自然的，因為它反映出世界上的一個集團企圖依靠吞并另一個集團最大限度地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即北約集團吞并掉集團歐亞大陸。”（杜金《冷戰為何總是不能結束》紅星報1997.4.25）”
麥金德的思路告訴我們，當工商文明占據了整個地球之后，一個集團的擴張只能靠吞并另一個集團來實現。只要工商文明的內在機制不改變，爭霸和吞并就是國際政治永恒的主題，恰如在經濟領域中收購和兼并是永恒的主題。
對此，美國精英集團的謀士們是高度清醒的。布熱津斯基于1986年發表《競賽方案：美蘇競爭的地緣戰略綱領》，指出美國世界戰略的最高理想是謀求控制心臟地帶和統治歐亞大陸，建立一個以華盛頓為中心首都、北美洲為中心大陸的美利堅世界帝國，從而確保美國在全球的主宰地位。
回顧歷史，上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美國制服了試圖挑戰現行利益格局的德國、日本，取代了被戰爭拖得精疲力竭的英國，成了西方世界的盟主；又在冷戰中戰勝了蘇聯，此后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將全球絕大多數人口納入了一個生產體系。“全球化”的“領導機構”WTO組織提供的數據，展示了全球各大區的經濟地位，圖一是各大區間的凈出口，箭頭寬度與凈出口量成正比。
圖一：各大區間凈出口 數據來源：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2007_e/its07_world_trade_dev_e.htm
數據顯示，世界經濟舞臺上的主角是北美、歐洲、亞洲、中東。美國無疑處于產業鏈的頂端，其余六大地區的財富都向它凈流出。歐洲是一個次級中心，大量獲得來自亞洲和獨聯體的財富，同時向北美進貢。而中東的能源流向亞洲后，驅動這個“世界工廠”主要為美國和歐洲生產財富。
這樣一個美國主導的世界生產體系，距布熱津斯基期待的美利堅世界帝國，只有一步之遙。按照哈耶克“財富控制權力”的準則，全球的政治體系需與之相適應，即需要一個美國主導的世界政治體系。無論小布什的“單邊主義”還是奧巴馬的“smart power”(“巧實力”),都服務于此。而那些與之相悖的勢力都是它必須征服的對象。
中國的地位值得玩味，在經濟上，中國已經被牢牢地綁在美國主導的全球產業鏈上。以至于美國人興高采烈地稱之為“Chimerica”，“一時看起來這像是天作之合。Chimerica里東邊的人（中國人）存錢，西邊的人（美國人）花錢。”（尼爾·弗格森《金錢的崛起》）
“難怪美國國內有學者說，中美利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緊密地連為一體，他們甚至把美國叫“Chimerica”,這就是經濟全球化的結果，誰也沒有選擇，誰都不能逃避。”（《記住這樣一個新詞：Chimerica》現代快報2008年11月21日）
為保證中國安于這樣的地位，需要使中國的政治系統服從于美國的控制。事實上，不難看出，一批主流的政客與學者正竭力鼓吹這樣的前景。
如果中國不安于這樣的地位，勢必與美國的核心利益正面沖突。其后果是嚴重的。經濟上，我們現行的經濟機器以掙美元利潤為核心動力。是資本利潤極大化導致了國內需求嚴重不足，導致資本家們扮演包工頭的角色，靠廉價勞力為歐美“代工”，以掙取美鈔為利潤，盡管眼看著美元節節貶值。如果放棄美鈔利潤，資本家們的動力何在？改變這一動力無異于一場革命。
如果中國真的出現了這樣的革命，圖一顯示的世界經濟格局勢必瓦解，美國能坐視這樣的態勢出現嗎？它會作何反應？
杜黑：機動性與空間維度
麥金德看到了無限擴張與封閉空間的差異，看到了航海能力造就的大西洋盎格魯.撒克遜集團與歐亞大陸集團的差異。他敏銳地意識到，這其實是機動能力的差異。在哥倫布時代之前，歐亞大陸的游牧民族具有最強大的機動能力--騎兵；而西歐的基督教世界只能被動地承受騎兵一波又一波的打擊。到哥倫布時代，西歐集團靠海軍可以在全球投放兵力，“哥倫布一代的偉大航海家們開始的變革，賦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廣大的除飛翔以外的活動能力。”
其結果是，基督教世界大大的擴充了自己的“生存空間”：
“在水域中間發現的空曠土地上，創造了許多新的歐洲，對于歐亞大陸來說，現在的美洲和澳洲，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說，撒哈拉外側的非洲，就是以前歐洲的不列顛和斯堪的納維亞。”
從機動性的視角，麥金德注意到了鐵路：“鐵路在草原上創造了更加偉大的奇跡，因為它直接代替了馬和駱駝的機動性；發展公路的階段在這里被省掉了。”
麥金德生長在沙俄帝國興建西伯利亞大鐵路的時代。早在19世紀中期，有關部門就已進行了大量論證工作。1890年，沙皇亞歷山大三世正式頒發命令，決定從最東端的海參崴動工。在麥金德發表《歷史的地理樞紐》的1904年，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干線通車，收尾工程則延續到了1916年。或許，正是這一巨大的工程，觸發了他“心臟地帶”、“世界島”等概念。
然而，工商文明帶來了機動性的高速發展，就在麥金德寫下“哥倫布一代的偉大航海家們開始的變革，賦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廣大的除飛翔以外的活動能力。”的前一年，美國萊特兄弟的飛機試飛成功，一場機動能力的革命出現了。比麥金德小8歲的意大利軍官朱利奧·杜黑Giulio Douhet（1869.5.30--1930.2.15）注意到了飛機的戰略意義。
1921年，杜黑發表了《制空權》，這是麥金德發表《歷史的地理樞紐》后的17年。杜黑意識到機動能力的增強帶來的革命性變化：
“由于出現飛機這種新武器，戰爭的影響范圍將不再限于地面大炮的最遠射程之內，而將在交戰國數百英里的陸地、海洋范圍內直接感受到。安全和平靜的生活區域不再存在，作戰也不再局限于戰斗人員。相反，戰場已擴大到交戰國整個國境，全體公民都將成為戰斗人員，因為他們都將暴露在敵方空中進攻之中。士兵和平民不再有任何區分。”
據此，杜黑主張建立獨立的空軍，并認為獨立空軍的重要性將迅速增大，而陸軍和海軍的重要性將相應減小。其實早在1909年杜黑就提出：僅靠空軍的力量就能夠在空中完全地結束戰爭。
然而，杜黑的預言直到冷戰結束后才被部分地證實。劉亞洲分析了這期間美國發動的三場戰爭：
“四十二天海灣戰爭，有三十八天是空中打擊，地面戰爭只有一百小時。美軍以損失一百余人的代價，殲滅伊拉克四十二個師，擊斃擊傷十萬人，俘虜十七萬人，摧毀坦克三千八百輛，裝甲車一千五百輛。”
科索沃戰爭，北約“不分晝夜地轟炸了七十八天，直至南斯拉夫屈服。南聯盟士兵走下空蕩蕩的戰場時一言不發，一如他們沒有射出一粒子彈的槍膛。”
阿富汗戰爭，“美國人僅用二十天就漂亮地結束了戰爭，一步踏進西方幾百年來夢寐以求的中亞。它僅僅使用了空軍。不錯它曾派出小股地面部隊，但那是為空軍精確打擊服務的。現代空軍的遠程、精確、猛烈突擊威力，在阿富汗之戰中表演得酣暢淋漓。”（劉亞州《百年空軍》）
就此，作為空軍軍官的劉亞洲自豪地總結道：
“在二十世紀一百年時間里，空中力量走過了一段作戰工具—重要作戰手段—主要作戰手段的歷程；經歷了小角色—配角—主角的過程；完成了次要作用—主要作用—決定作用的躍升。至阿富汗戰爭結束，空中力量發展到了一個光輝的頂點。”
“空中戰爭時代不是人類戰爭史上的最后形態，但肯定是截止目前為止的最高形態。海洋決戰已成為歷史。地面決戰將成為歷史。只有天空決戰這史詩性的一頁正在被揭開。”（同上）
其實飛機帶來的變革不只是機動性的飛躍，更是空間的擴張。
陸戰、海戰都是二維空間上的戰爭，而空軍則將戰爭擴張到三維空間。在二維空間中形成的前線、后方、縱深、防線等概念，在三維空間中失去了意義。一支只有二維空間作戰能力的軍隊，在擁有三維空間能力的對手面前，就像在X射線機前的病號一樣。飛機的出現，導致了“領空”的概念，一個國家至少在法律上可以宣稱自己的“領空”不可侵犯。但隨著飛機發展為航天飛機，航天飛機發展為空天飛機，大氣層與外太空的界限日漸模糊，“領空”日漸失去其意義。當任何人都可以從GoogleEarth上看到任何一個國家的國防部大樓，甚至可以數一數它的窗子時，連007們都開始黯然失色。于是美國人詹姆斯·奧伯格發表了《天權論》，提出了天權和制天權問題。
“我們”、“他們”與戰爭
從克勞塞維茨到杜黑，我們看到了工商文明中強勢者對戰爭的理性思索。工商文明顯然在印證圣經中的《馬太福音》：“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多余；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強勢者與弱勢者間，戰爭能力的差距迅速擴大。當年中國人體驗過“大刀長矛洋對槍洋炮”，這只是冷兵器與熱兵器間的對抗，雙方還同屬于二維空間；而今人們看到的是二維空間戰力與三維空間戰力間的對抗。
邏輯上，戰爭問題似已無懸念--在美國人擁有絕對優勢的條件下，任何對抗都是非理性的，世界只能生存于美國霸權下的和平之中。“人民戰爭”一直是我國軍事思想的基礎，面對新的態勢，劉亞洲表示了質疑：
“今天的戰爭屬于進攻，而且是快速進攻。戰爭形式已不僅是大吃小，而是快吃慢。當人民準備戰爭的時候，戰爭可能已經結束了。在高科技高歌猛進的現代，軍隊業已小型化，打擊業已精確化。戰則速決。一支龐大的常備軍和‘全民皆兵’，均不足以威懾敵人。”
他這樣說是依據有的：
“正如美國太平洋戰區司令布萊爾所說：我們尊重人民解放軍在大陸上的權威，但我們必須讓他們明白，海洋和天空是我們的。”
劉亞洲的結論是：“天空成為主戰場，‘人民’愛莫能助。”（見劉亞州《百年空軍》）
劉亞洲的思考無疑是理性的。然而觀察被他引為范例的阿富汗戰爭和海灣戰爭及隨后的伊拉克戰爭，美軍早已大獲全勝，而這兩地依然動蕩不已，至今看不到任何可行的方案，能使這里恢復平靜。發動阿富汗戰爭的目的是消滅“恐怖主義”，而恐怖主義卻蔓延到全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布什政府都宣稱要樹立“民主”的樣板。然而西方民主需要一個基本的經濟條件：利潤極大化導致的社會內部矛盾能用外部的利益輸入緩解，否則激化的內部矛盾只能導致極端的社會行為。試想，沒有了中東的石油，在人們動輒拔槍的美國，如何維持其民主秩序？
在全球格局中，阿富汗、伊拉克都處于利益的凈輸出地區。在馬太效應盛行的工商文明中，全球大多數人口只能生存在這樣的位置上。正如一位經濟學家所言：“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經濟學家和布什一樣，當然不屬于“他們”，沒有興致從“他們”的角度思考問題。于是超強軍事霸權控制下的世紀秩序必然像硬幣一樣，由正反兩面構成，“正面”是G7國家的富足、文明、秩序、民主，而其反面則是其它國家的貧困、野蠻、戰亂、專制。沒有了“反面”，“正面”將立即解體。所以對于正面，反面“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
英雄所見略同，今年5月中旬，奧巴馬在白宮接受澳大利亞電視采訪時稱：“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采訪中奧巴馬承認：“中國的生活水準和工業產值目前只達到美國1910年的水平。”僅美國百年的這點水準，就讓奧巴馬們對中國側目而視，嚷嚷著要讓中國明白“海洋和天空是我們的”。控制了海洋，意味著可以隨時掐斷中國的石油供應，控制了天空意味著可以隨時對中國實施“精確打擊”。對美國而言，且不說中國成為世界性大國，就是成為區域性大國都是不可忍受的：
“中國作為東亞占主導地位的地區大國的狀況如果繼續下去，將對美國的核心利益構成威脅。美國與中國沖突的潛在原因，是兩國在東亞未來均勢問題上的根本分歧。”
“一個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與美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松散的西歐聯盟，不會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但是一個統一的、強大的和自我伸張的中國可能構成這種威脅。在必要時進行戰爭以阻止中國在東亞的霸權，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如果中國的經濟繼續發展，這可能是21世紀初美國政策制定者面臨的唯一最嚴峻的安全問題。”（亨廷頓《中國恢復亞洲霸權》）
注意，用戰爭阻止中國發展是“21世紀初美國政策制定者面臨的唯一最嚴峻的安全問題。”美國人早已極為理性地思考與中國的戰爭。
事實上，美國每隔幾年就對中國進行一次軍事戰略測試。1993年，美軍在公海攔截“銀河號”，1996年派出兩個航母編隊到臺灣海峽監控解放軍演習，1999年以誤炸為名轟炸中國駐前南斯拉夫大使館，2001年派偵察機到中國海南進行偵察，并將一架解放軍戰機撞毀。2009年，在黃海中國專屬經濟區內，美國軍艦2個月至少與中方對峙5次。而今又欲派航母陳兵黃海。
問題的嚴重性事實上已經超越了中、美兩國。
上個世紀上半葉，面對后發資本主義國家德、日的挑戰，美國在戰爭中征服、占領了這兩個國家，再讓它們以小伙計的身份加入“富人俱樂部”，為其充當冷戰的馬前卒。1950年西德不到5千萬人，日本剛超過8千萬人，兩國共占全球人口5.18%。
而2008年中國人口13.28億，占全球人口19.57%。同年由北美、西歐、日本、澳大利亞組成的富人俱樂部共7.363億人，中國人口是它的1.8倍，已經面臨深刻危機的富人俱樂部還可能擴容1.8倍嗎？
況且，同為“金磚四國”的印度、俄羅斯、巴西都在高速發展，都力爭加入富人俱樂部。這四國共28.14億人，占全球人口的41.7%，為現有富人俱樂部的3.82倍！絕大多數人辛苦，少數人享樂，這是經濟學家們認同基本秩序，“金磚四國”的發展態勢意味著，現存富人俱樂部將不得不面對嚴峻的挑戰。
站在以美國為首的富人俱樂部的立場上，理性的對策何在？顯然，決不能容忍這一態勢發展。“槍打出頭鳥”，首先必須遏制的就是中國。必須迫使中國人老老實實地呆在“Chimerica”里當長工，別的休要妄想。為實現這一目標，最徹底的方法是肢解中國，分而治之。早在晚清時代，列強們就打著這個算盤，1887年，日軍參謀部提出的《征討清國策》中，就曾明確地提出要把中國分成七塊，這就是東北、華北、江南、蒙古、西藏（含青海）、新疆（準葛爾）、甘肅。當年是義和團運動使列強們意識到，此路不通，這讓一批夢想“今夜我是美國人”的精英們痛心不已，所以至今仍在渲染義和團的“愚昧”。
然而，這一念頭從未消失。1949年美、蘇都希望國共劃江而治，以維護它們私定的雅爾塔體制。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人中山島嶺雄提出，將中國分為12塊，即12個小國家，互不隸屬，各自為政。宮崎正弘主張將中國分裂成16個小國。日本政客石原慎太郎主張將中國分為六個國家。臺獨分子、陳水扁政權駐瑞士“代表”王世榕（筆名“王文山”）則主張，將中國大陸分成東北地區、內蒙古自治區、新疆、西藏、蜀黔滇桂，再加上華中以長江為界分割的南北兩國，共七個小國家。他筆下的中國患在貧、病、愚、癡、貪“五病”和錢、色、食“三孔”，中國人口眾多，素質低下，義和團式的、褊狹的民族主義十分危險邪惡，中國可怕而神秘，手上還握有核武器，所以必須肢解。李登輝的“七塊論”即源于此。
這就是中國所處的大環境，令人想起百多年前先輩“云窩”的疾呼：“兵戰”、“商戰”、“農戰”、“工戰”、“學戰”！是“亡國亡種”還是“強國強種”？而此時，劉亞洲意味深長地告訴我們：
“敵人已不是當年的敵人。我們也不是當年的我們。戰爭當然也不是當年的戰爭。”（劉亞州《百年空軍》）
是啊，當年的“我們”是毛澤率領的農民、工人，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而今天的“我們”是誰？是失去土地的農民還是代工工廠里的工人？是豪華辦公樓里的裸官還是胡潤榜上的富豪？是主張兩極分化是“好事”的學者還是宣稱中華民族只是梁啟超所“虛構”的文人？
讓我們回到麥金德的視角，全球化使工商文明走進一個高度擁擠的封閉空間，一個個資本集團在這空間里相互兼并，帶動著一個個政權實體相互對峙。冷戰時期，核武器無差別的大規模毀滅能力阻止了大國間的戰爭，而今高科技的美國人轉向“smart power”，速度與精確性取代了大規模殺傷力，核門檻越來越難于遏制戰爭。五角大樓2月初公布的2010年《四年防務評估報告》顯示，美軍準備發展一種新式常規攔截導彈，名為“即時全球打擊”，從美國發射，能在1小時內擊中位于全球任何其他地區的目標。這一計劃引導美國沿杜黑指引的路線狂奔，以鞏固其在戰爭力量上的霸主地位。
面對這樣的態勢，必須思考并回答劉亞洲提出的問題：
“我們”是怎樣的“我們”？
“敵人”是怎樣的“敵人”？
戰爭是怎樣的戰爭？
問題是，該由誰來思考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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