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中立：中國如何正確應對歐洲債務危機

在美國的次貸危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逐步消退、經濟復蘇跡象越來越明顯之際，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又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從2010年2月初開始，隨著希臘債務危機的發酵，全球金融市場再次出現震蕩。歐元出現大幅度下跌，而美元則節節攀升，美元指數從70多一直上沖到90以上，而歐元與美元的兌換比例從1.45：1左右迅速貶到1.2：1。受此影響，全球股市從2月初以來出現較大幅度的波動。

面對歐洲債務危機的沖擊，國內的宏觀經濟政策面臨調整的壓力，尤其是房地產調控政策，不少權威人士認為在國際局勢不明朗的背景下，中國應該繼續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或者說，宏觀刺激政策不宜過早退出。

筆者認為，歐洲債務危機對中國并非都是壞事，處理得當將成為中國在未來崛起的重要契。中國應該采取的是緊縮而不是擴張的宏觀經濟政策。

一、歐洲債務危機不是局部的危機

歐洲的債務危機從希臘的主權債務危機開始。截止2009年底，希臘政府債務余額已經超過其GDP的110%，財政赤字超過了GDP的12%以上，這些指標都大大超過了歐盟規定的標準（根據歐盟的規定，政府債務余額不能超過GDP的60%，當年財政赤字不超過GDP的3%）。隨著2010年4月份之后不斷有到期的債務需要償還，希臘政府必須要從國際市場籌集大量資金，但因為其債務負擔已經超過規定，信用評級機構將其債券評級不斷調低，希臘政府通過市場籌集資金的成本（債券的收益率）將越來越高，未來償還債務的能力將進一步降低，陷入了惡性循環。

當人們關注希臘的債務危機時，就不能不關注南歐的與希臘類似的一些國家，于是，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的債務問題同樣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就在希臘的國債評級被調低不久，葡萄牙的國債評級也被調低，西班牙的國債也已經被列入觀察的對象。

如果說歐洲債務問題僅僅限于南歐這些國家的話，那么問題不會很嚴重，因為它們都是小國，經濟總量不大。而認真分析歐洲的總體情況后發現，英國、法國、德國等大國同樣有債務負擔過重的問題，這三個大國的債務負擔都超過了歐盟規定的標準，德國的情況最好，政府負債已經占GDP的73%，財政赤字已經達到GDP的3.4%，而法國的財政赤字已經超過了8%。

仔細考察這些國家的債務問題會發現，這些國家的債務大多數債權人都在歐洲，而且是交叉持有債權。如：希臘的債權人主要是法國和德國，分別有500億歐元和300億歐元。而葡萄牙的債權人主要是西班牙和法國，分別有600億歐元、300億歐元、300億歐元。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歐洲的主權債務問題不僅僅局限在個別國家，它涉及到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如果一個國家的債務出現違約風險，會迅速影響到其他歐洲國家。希臘債務危機實際上已經引爆了整個歐洲的債務危機，其影響面之廣、持續時間之長可能會超過美國的次貸危機，需要我們高度關注。

二、歐洲債務危機將導致歐元危機

這場危機暴露了歐元區經濟的內在缺陷。歐元區只統一了貨幣，卻沒有統一的財政，這是歐元的致命弱點。因為沒有統一的財政作后盾，每當出現危機就難以招架。

2009年底希臘出現債務危機之后，各方圍繞如何化解希臘危機的博弈過程就充分反映了歐元制度設計的困境：如果將希臘債務危機交給IMF處理，這等同于歐元區放棄自救，也就意味著在歐元區內部甚至連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都找不到，這對歐元信心將是進一步打擊；而如果由歐洲的大國出面救助，則無疑鼓勵更多的國家不守信用，最終會拖垮歐元。而且歐洲大國（如德國和法國）的國內政治勢力對本國政府出手救助希臘等國存在強烈的反對聲音。

正因為歐元制度設計上的缺陷，使市場對歐元貨幣區是否能夠應對此次債務危機存在擔憂，擔心債務危機會導致歐元的崩潰，使債務危機演變為歐元貨幣危機。即使5月10日歐盟首腦會議和財政部長會議通過了7500億歐元的援助基金方案，但仍然難以徹底扭轉市場對歐元的頹勢。該方案出臺之后曾經給市場帶來一線希望，但市場僅僅反彈了一天，就又重新步入連續下跌甚至暴跌的軌道，歐元對美元的比價已經跌破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時的最低點，并且已經達到近5年來的新低。因為市場對這個方案仍然疑慮重重，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資金的來源存在不確定性。救助資金的最主要提供者德國國內存在著強大的反救助力量，民眾認為不應該把德國人民勤奮工作得來的錢拿出去救助好吃懶做、不思進取的希臘與其他南歐國家。因此，在德國224億歐元的救助方案在議會通過后，德國民間迅速組成了強大的訴訟團體，要求憲法法院阻止這種救助行為，德國的大多數民眾甚至贊成退出歐元區。2010年5月21日德國議會通過了參與歐洲債務危機的救助計劃。但筆者擔心，真的到了需要拿錢的時候，德國政府是否會遵守承諾？

7500億歐元的救助計劃還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拿出2500億歐元參與救助，這本身也會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帶來巨大風險，一旦這些資金打了水漂，那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會面臨破產危險，這也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提供救助資金時不得不反復權衡的事情。

美國也對救助計劃存在爭議。在IMF提供的總計2500億歐元的貸款中,美國作為IMF最大股東,也要間接為拯救方案“埋單”。美國參議院前日以94票對零票一致通過共和黨議員提出的措施,指示IMF內的美國執行董事,IMF援助一些國債超過本土生產總值的國家時,應確保這些國家有可能償還這筆貸款。若認為無法收回貸款,便應投票反對借貸。

其次是，7500億歐元是否能拯救歐洲的債務危機存在疑問。前面我分析過，當前的歐洲債務危機不是局部的危機，是整個歐洲的危機。從危險的程度看，希臘之后是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愛爾蘭。西班牙是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其財政赤字水平與希臘不相上下，其主權債務危機暫時還沒有爆發，是因為其主權債務還沒有到期，短期還不會發生支付危機。一旦西班牙爆發了主權債務危機，那就相當于美國次貸危機中的雷曼兄弟破產，整個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就會全面爆發。根據初步的估計，歐洲的主權債務余額有5萬多已歐元，規模相當龐大，其危機一旦引爆，后果不堪設想。

當市場看不到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被平息的曙光時，歐元就會不斷受到拋售，匯價不斷下跌，面臨崩潰的危險。這并不是危言聳聽，美聯儲前主席、奧巴馬的經濟顧問沃爾克在2010年5月15日就指出，歐元區面臨崩潰的危險。

三、歐洲債務危機的根源在于人口結構老齡化

不少觀察家認為是一年前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導致了歐洲一些國家目前的債務危機。其實，全球金融危機只是讓歐洲債務危機提前引爆，即使沒有全球金融危機，歐洲債務危機同樣不可避免，因為這些國家普遍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國家的產業競爭力顯著削弱，而長期富裕的生活環境養成的高消費習慣無法自動作出調整，而政治家為了選票必然通過政府舉債支出來維持高生活水平與社會福利，導致財政赤字不斷擴大、政府債務高居不下。

人口老齡化是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產物，因為撫養成本越來越高，人們生育孩子的愿望日益降低，使生育率迅速降低。歐洲諸國完成工業化與城市化的時間比較早，出生率一直處在較低的水平，普遍面臨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尤其是二戰以來，歐洲的人口結構變化更加劇烈。二戰之后在歐美等國家出現“嬰兒潮”在2010年后同時進入退休年齡，因此，從20世紀末開始，歐洲的大多數國家的人口結構都進入了快速老齡化的進程。

從國際經驗看，發達國家中第一個進入老齡化的國家是日本，日本的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及總人口的數量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出現拐點，隨之出現的是日本經濟持續的低迷和政府債務的不斷增長。

整個歐洲從現在開始就要重復十幾年前日本的故事了，這意味著這些國家將陷入長期的衰退。這才是歐洲債務危機爆發的真正原因。

從人口結構的情況看，除了上述的日本和歐洲大多數國家同時進入快速的老齡化狀態之外，俄羅斯也已經進入這個行列，美國從2010年開始進入退休潮，但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其他發達國家要慢。中國將從2020年開始加入老齡化的隊伍，歷史留給中國的最佳發展階段還有10年的時間。

四、債務危機有可能演變為歐盟的政治危機

要解決歐洲的債務危機，必然要減少政府和居民的支出，使生活水平出現下降，社會公眾對政府不滿的情緒會上升，政治危機一觸即發。尤其需要關注的是，2010年和2011年是不少國家的大選年份，這些危機可能會因此而引爆。

按照歐盟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救助方案，受援國必須實行嚴厲的財政緊縮政策，在三年內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要降到3%以下，這是主權債務危機嚴重的幾個國家根本不可能達到的目標。救援資金的利率是5%，而希臘今明兩年的GDP增長都不會低于-5%，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償還能力。西班牙目前的失業率已經高達20%，40%的青年處于失業狀態，如果按照救援計劃的要求進一步緊縮財政，那么經濟就會更加雪上加霜，失業率就很可能攀升至30%，社會矛盾就會大規模爆發，經濟走出困境的難度就會更大。因此，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救助難度比美國次貸危機還要大，其拖延的時間也會比次貸危機更持久。

當前的希臘局勢已經為上述推測提供了一個詮釋。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答應給希臘政府通過資金支持時，附加的條件是財政緊縮、減少政府負債的規模，希臘政府在降低政府支出的同時必然要加稅，這就使得普通民眾的工資收入減少而支出增加。當社會公眾認為自己的負擔增加而真正的富人的負擔并沒有增加時（希臘具有龐大的地下經濟規模，而政府對地下經濟的征稅能力非常有限），不滿的情緒自然會突然噴發，引發了全國范圍內的大罷工。

在未來兩年的時間里，危機隨時都會進一步爆發和蔓延，作為歐洲經濟實力較強的國家—德國就很可能退出歐元區，而德國退出歐元區，那就意味著歐元區乃至整個歐盟的解體。歐元區的解體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多個國家爆發危機導致救無可救，最后整個歐元區解體。

如果歐元發生崩潰，那就會使整個歐洲倒退10年，世界經濟也將面臨重大災難。貨幣體系的重建、經濟衰退的結束與國家關系的重整都將經歷十分漫長的過程，即使像德國與法國這樣經濟狀況較好的國家也會被其他國家拖累而在長時期中陷入困境。

五、中國應該從容應對歐洲的債務危機

在分析應對歐洲債務危機的對策之前，我們應該反思一下應對美國次貸危機的得失與教訓。筆者以為，2008年底我們在應對美國次貸危機時有些失策。

從事后的表現看，中國的4萬億投資計劃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的確使全球經濟擺脫了困境，但中國除了獲得廉價的喝彩之外，一無所獲，我們需要花更昂貴的價格采購我們需要的石油、鐵礦石等資源，中鋁與澳洲礦產集團已經簽好的并購協議也因為全球資源價格的上漲而泡湯。

假如2008年和2009年中國的刺激措施力度緩和些：財政政策上象征性地出臺一些刺激計劃，但規模控制在數千億人民幣，信貸控制在5萬億以內。那么，2009年的全球石油等各種資源產品的價格不僅不會大幅度上漲，而且會持續下跌。因為只要資源價格下跌，則依靠資源的國家（如俄羅斯、澳大利亞及中東產油國）的經濟運行將受到重大打擊，到期債務將無法償還，必將以更低的價格賣資源產品，導致這些礦產價格不斷走低。此時，中國的2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將真正派上用場。中國不僅可以獲得當前需要的各種廉價的資源，而可以通過收購的方式獲得全球各地大量的礦山、企業，為中國未來的數十年發展提供資源保障。

歐洲債務危機為中國提供了第二次歷史性的機遇，我們不能再次錯過這次機會。筆者建議如下：

對外政策方面：我們可以適度參與救援歐洲諸國的債務危機，更多地應該表現在道義上，而不是行動上，只有到十分危急的關口，才能真正出手。只有這樣才能獲得最有利的談判條件。切不可過早地出手，犯2008年和2009年的錯誤。

需要關注的是，歐洲很多國家都是反對全球化的，在遇到危機之后，反對全球化的浪潮會更加強烈。因此，中國在外交上必須積極參與對歐洲危機的救援，以增強感情上的聯系。

對內政策方面：我們應該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對資產價格保持高壓態勢，防止自己陷入泡沫化的危機。

從出口看，歐盟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歐洲出現危機必然會導致中國的出口下降。歐洲的危機已經通過兩個途徑影響到中國的出口，一是歐洲的需求將少，二是人民幣相對于歐元和英鎊大幅度升值，降低了中國產品的競爭力。如果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可能會加速企業的破產。

但筆者認為，我們不要過于關注出口的減少。對于中國來說，企業倒閉、工人失業，不會導致西方那樣的社會穩定問題，出口企業的工人大多數是農民工，從年齡上看，大多屬于80后和90后，這些農民工還沒有自立門戶，在決策和行為上還受其父母約束，他們失業后可以到農村的家庭，不會產生重大的社會問題。再過幾年時間，當這些80后和90后自立門戶之后，如果出現大面積的失業，社會風險將比現在大大增加。我們可以把握好這個時間窗口，促進產業結構調整，促進技術升級。當歐洲危機之后，中國的工業實力必然有很大的進步，而歐洲的相對實力不可避免地進一步衰落下去。

內外緊縮的好處是十分明顯的。不僅有利于國內的資產泡沫的消退，而且通貨膨脹的壓力會很快消失。更重要的是，此舉可以有效調整我國的產業結構，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快速轉變，還可以在全球資源價格大幅度下跌的過程中，讓我們的2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發揮更大的作用，為未來十幾年乃至更久時期的經濟增長創造條件。

如果因為歐洲的債務危機，我們立即降低房地產調控的力度，則我們不僅損失中央的決策權威，而且將又一次失去重大戰略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