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與日本模式的危機

新自由主義與日本模式的危機[①]

劉鳳義

 中國政治經濟學教育科研網

內容摘要  戰后調整增長時期形成的日本模式合理內核在于：它通過一種特殊的社會結構，把市場經濟納入政府、企業、勞動者共同協作的創新與競爭模式之中。然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選擇了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擺脫經濟困境的“良方”，結果導致了金融泡沫的形成與破滅和經濟的長期低迷，曾經輝煌一時的日本模式走向衰落。進入新世紀以來，日本模式非但沒有在堅持自身合理內核的基礎上進行調整，反而進一步強化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加劇了日本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結構性矛盾，在美國金融風暴的沖擊下，日本模式進一步陷入了危機。如今，日本模式中的合理內核仍然有其存在的價值。日本模式需要在削弱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從深層制度結構上進行調整，從而使其經濟績效和社會績效得到均衡發展。

作者：南開大學經濟學院  副教授

關鍵詞   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日本模式；日本新自由主義模式

2010年新年伊始，日本豐田公司因為“踏板門”事件，在全球范圍內召回大量汽車，據估計召回的數量將達到豐田公司全年的總銷售量。豐田公司作為“日本模式”的縮影，在世界金融危機蔓延之際出現這一事件，使本已陷入嚴重衰退的日本經濟雪上加霜，由“豐田危機”引發的“日本模式危機”的聲音隨之出現。人們不禁要問，日本模式到底怎么了？曾經作為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領頭羊”的日本模式，為什么自從20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裂以來始終一蹶不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日本經濟變得積重難返和如此脆弱？對此，理論界說法不一。有人認為是結構性問題，有人則認為是政策失誤的原因，也有人歸結為政局不穩定，還有人歸結為日本模式的“制度疲勞”，等等。本文認為，日本經濟出現的問題在具體原因上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則在于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選擇和堅持了新自由主義政策取向作為擺脫經濟困境的“良方”，致使日本模式面對經濟全球化和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浪潮，沒有能夠在堅持自身模式合理內核的基礎上進行及時調整，其結果導致日本模式的合理內核與新自由主義政策取向之間不斷產生矛盾與沖突，造成了日本經濟發展的政策不連續、政局不穩定、經濟模式僵化等問題。最終，在美國金融風暴的沖擊下，“日本新自由主義模式”也陷入了危機。[②]

一、日本模式的特征及其內核

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形成了不同模式，如美國模式、萊茵模式、北歐模式、日本模式等。每一種模式作為生產關系的具體實現形式，都是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與具體國情相結合的產物。通常，我們認為決定和影響經濟模式的基本要素有四個：科學技術水平、階級關系（包括勞資關系和企業之間的關系）、政治體制和綱領、文化傳統。這四個因素的相互作用，構成了特定市場經濟模式的制度結構。

每一種市場經濟模式的具體特征都是動態的、可調整的，不同模式之間也可以相互學習和借鑒。但一般說來，一種有競爭力的模式，總有其“合理內核”，這種內核可以使其通過對生產關系的不斷調整來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只要一種經濟模式的內核不發生變化，僅僅是一些管理方式或局部特征的調整，并不意味著這種模式本身發生了改變。一種模式的發展應該是“經濟績效”和“社會績效”的統一，經濟績效包括增長水平、就業水平、勞動生產率等指標，社會績效則包括收入差距、社會平等、教育、健康等與人自身發展相關聯的指標。兩種績效的統一實質上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和諧統一。實踐證明哪種模式在經濟績效和社會績效之間保持均衡發展，哪種模式就具有可持續性，反之則容易出現各種經濟和社會問題。^[1]

戰后日本經濟經過短暫調整后便進入了高速增長時期，并迅速創造了經濟奇跡，形成了舉世矚目的“日本模式”。日本模式的主要特征包括：（1）在生產力層面，日本企業注重通過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形成國際競爭力。戰后的日本為了迅速發展生產力，一方面積極學習歐美等國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另一方面，又結合當時技術特點和社會需求不斷創新，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生產方式，其中“全面質量管理生產方式”（TQC）、“豐田精益生產方式”（TPS或LP）和“經營保全生產方式”（TPM）最具代表性。20世紀70年代，日本的這些生產方式已經得到歐美等發達國家的認可。日本生產方式的總體特征是不僅重視企業技術創新，更是把企業作為一個系統，進行全方位、立體化的管理，在采用準時化和自動化生產方法的基礎上，追求產品的高質量、低成本、小批量、多樣化特色。這顯然與追求大批量、低成本的美國“福特制生產方式”明顯不同。

（2）在生產關系層面，日本企業的勞資關系和企業之間的關系都有其獨特特征。在勞資關系方面，企業內部實行終身雇傭、年功序列和企業內部工會制度。這三種制度保持了雇員與企業長期穩定的關系，所以企業在雇員心目中更像一個合作性的團隊。在企業之間的關系方面，日本企業不像美國企業那樣相互之間突出競爭關系，而是強調以大企業為中心的合作關系，具體表現：一是日本特有的企業集團化和系列化制度。這一制度對非成員企業，往往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因此，日本公司的股權結構通常呈現出法人持股比例高和法人股東持股較穩定的特點。二是主銀行制度。日本企業與銀行之間關系密切，其中主銀行的功能很強大，不僅包括對企業的融資，還包括結算賬戶、股份持有、公司債權的發行和經營參與。這一特征導致大銀行與大企業之間形成相互依賴的關系。

（3）在政治體制和綱領層面，日本是資產階級多黨制政體。但戰后至今多數時間日本政壇都是自民黨執政，該黨派的總體政治傾向偏右。與自民黨形成有力競爭的政黨是民主黨，這一黨派總體政治傾向偏左。但不論哪個黨派執政，都認可日本政府獨特的“行政指導”功能。行政指導是政府行政機關以協商的辦法誘導和勸告企業或個人按照政府認為可取的那些方式進行活動的一種行政行為，它使政府與企業之間形成相互依賴、相互妥協的較為穩定的長期關系。

（4）文化傳統。日本是一個善于學習的國家，在文化方面也有所體現。日本的文化傳統既有東方文化的底蘊，如講究合作、誠信、集體主義等，也包含西方文化的元素，如強烈的競爭與創新意識，精明的理性算計等?？梢哉f，日本模式中的文化特征是“中西合璧”的產物。

日本模式在20世紀50—60年代曾經創造過輝煌，這一時期，日本人均GDP增長率為9.7%，從1873美元增加到11107美元，增長率近500%，其增長速度處于主要發達國家首位；與此同時，日本的失業率僅為1.7%，處于主要發達國家最低水平。^[1]盡管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后，日本經濟也遇到了挫折，但經過短暫調整后，逐漸恢復了增長。1969-1990年，日本GDP平均增長率為4.9%，而同期的美國為3.1%，七國集團為3.3%。所有經濟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日本為3.7%，美國為1.2%；七國集團為2.25%，顯然日本也最快。^[2]41這一時期，日本社會比較平等，在社會保障制度方面，雖然沒有瑞典等福利國家那樣健全和完善，但相對于美國等發達國家來說，還是健全得多。

總體而言，從戰后到20世紀80年代，日本模式經濟績效突出，社會績效明顯，一度曾經成為美國人模仿的對象。日本模式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有競爭力的市場經濟模式，與其模式中包含的合理內核密切不可分。這一模式的合理內核在于：它通過一種特殊的社會結構，把市場經濟納入政府、企業、勞動者共同協作的創新與競爭模式之中。日本企業的創新力和競爭力使人們認識到，合理的政府干預、團隊精神下的創新與競爭，比純粹原子式的個人主義競爭更符合現代社會復雜的生產體制，尤其是適合后福特主義的生產體制，這也是當年“豐田模式”引起人們強烈興趣的原因之所在。然而，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日本模式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卻沒有在堅持自身合理內核的基礎上，進行很好的調整，相反倒是陷入新自由主義的漩渦之中不能自拔，致使日本經濟一次又一次地卷入危機之中。

二、轉向新自由主義：金融泡沫的形成、破裂與日本模式的衰落

20世紀70年代以來，石油危機引起的經濟滯漲使發達國家經濟普遍陷入了困境，新自由主義正式登上了歷史舞臺。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的經濟政策開始轉向了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是作為臨時行政改革路線被引入了日本的：削減公務員定編，控制社會保險、醫療、教育等各項財政支出，取消各種財政補貼，實行國有企業民營化，對各個領域放松管制等等。^[3]19

在自由化政策的指導下，日本政府對金融市場采取了“去管制”的政策：利率自由化，銀行準備金越來越少，對公司的債務限制門檻也不斷降低。銀行業開始尋找利潤更高的行業和企業去投資，其中給中小企業尤其是房地產行業貸款，開拓消費信貸業務，增加家庭貸款成為日本銀行的重要發展方向，這為催生房地產行業的泡沫提供了條件。

1985年日本在美歐等國家的打壓下，被迫簽訂“廣場協議”，同意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升值，這進一步加劇了日本經濟的泡沫化。一方面，“去管制”吸引了很多外國跨國公司來東京發展，尤其是對房地產的投資，這進一步推動了日本房地產價格的上升。^[4]另一方面，日元升值使日本出口企業遭受了致命的打擊，它迫使很多制造業企業走向了“金融化”之路。日本銀行借貸占GDP的比例從20世紀70年代的70%上升到1990年的108%，貸款的組合形式也發生了急劇變化，制造業部門貸款比例從1977年的25%下降為20世紀80年代的不足15%。與此同時，同一時期，房地產和金融公司的貸款比例卻急劇上升。^[5] 金融化和房地產泡沫在一定程度上催生出了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從1986年到1991年，日本GDP實現了年均增長4.8%的增長率，而同期的美國GDP的增長率僅僅為2.9%，德國的GDP增長率為2.1%。^[2]41

然而，好景不長，1989年，日本出現了通貨膨脹跡象，日本央行將其官方利率從1989年中期的2.5%逐漸上調到年末的4.25%，到1990年夏季，上調到了6%。利率上調使股票價格開始崩盤，到1992年底，日本股票市場價值僅為1989年高峰時的38%，股票市場的市值損失高達430億日元。1989年12月29日日經指數創下38915的歷史高點后，隨著泡沫經濟破滅，日經指數一路下滑。到2003年，日經指數跌到了8000點。隨后，房地產泡沫開始破裂，從1980年到1991年，房地產價格翻倍增長，但從泡沫破裂開始一直到2003年，地價一直在下跌，比1991年最高峰下跌了45%。商業房地產的價格下跌更為嚴重，到2003年比最高值下跌了60%。20世紀90年代中期，估計有大約1000萬億日元的資產市值被蒸發，從20世紀90年代末到2003年，地價下跌就損失了高達120萬億日元，房地產價格至今沒有恢復到20年前的水平。

經濟泡沫的破滅使日本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的平均增長速度僅為1.2%，為發達國家中最低水平，有些年度還出現了負增長。失業率從1990年的2%上升為1998年的4%，2002年又進一步上升為5.7%，達到戰后的最高水平。這次金融危機后日本經濟一蹶不振，被稱為“失去的十年”。 [③]更為嚴重的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給日本經濟的各個層面帶來了深刻的影響，曾經輝煌一時的日本模式開始走向衰退。

1、新自由主義政策破壞了日本企業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以平均4.2%的速度增長，其中2%是由科技革新進步所帶來的，技術進步構成了日本經濟發展的引擎。然而，日本在90年代的IT技術革命中卻落伍了，1993年日本在進口的3224件新技術中，僅計算機軟件就有1623件，超過一半，其中的70%是從美國引進。^[12]很多人認為，新一輪技術創新是以計算機和信息技術為主導，這種創新適合于在中小企業中進行，而日本的創新體制一向是以大企業的自主開發為特征，因此，日本模式不適合IT技術的創新。然而，這種說法不能解釋兩個問題：一是為什么日本不支持中小企業來完成這一技術革命？二是為什么日本大企業技術創新也面臨問題？這究竟是日本模式的弊端，還是模式調整方向上出了問題？筆者認為，問題出在后一方面。

20世紀80年代，日本大企業利用信息技術完成了技術更新，大企業的技術更新主要通過自有資本或股票市場直接融資完成的，這的確對日本傳統的“主銀行制”提出了挑戰。但同時，這也恰恰為銀行把貸款貸給中小企業鼓勵技術創新提供了機會。然而，日本政府的“去管制”政策導向卻使銀行資本大量流向了房地產公司和個人消費信貸方面，迅速催生了經濟泡沫。泡沫破裂后，日本銀行業長期無法擺脫不良債權的困擾，這又導致日本的銀行“惜貸”，中小企業面對“借貸難”的困境。因此，90年代以來，日本企業的研發經費已經下降為5%以下，泡沫經濟崩潰后曾一度出現負增長的局面，而80年代這一經費增長率保持在5%—10%之間。^[6]盡管日本政府也強調科技立國戰略，但在研發上僅側重于制造業領域。在IT產業方面，日本則明顯滯后。美國將家電市場讓給日本，騰出力量去建設“信息高速公路”，而日本的“IT革命”喊了10年，卻沒見到任何成果。手機堪稱為信息技術的代表性產品，如此眾多的日本電子廠商，加在一起居然還不如一家諾基亞規模。^[7]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2008－2009全球競爭力報告》中，日本排名第10位，遠遠落后于排在第一位的美國；路透社公布的2009年“通訊科技應用國報告”中，按照科技技能、通訊技術應用等多項指標對全球50個國家評分，日本也僅排在第10位，遠遠落后于排在第一位的瑞典和第二位的美國。^[8]

日本在IT產業的滯后性，使其失去了危機之后經濟重新復蘇的生產力基礎。美國前國務卿賴斯對日本創新能力不足的評論也許有一定道理：當信息時代到來時，日本人仍然用工業化時期的舊方法著手計算機和軟件產業，并熱衷于大型計算機，那時未來已經屬于個人電腦和互聯網，而這要求迅速轉變思維和創造性的調適。^[9]

從企業層面上看，在技術創新方面也受到了急功近利價值觀的影響，丟掉了日本企業“精益求精”的精神。當前豐田公司因為15美分的剎車板所引發“豐田危機”就是典型例子?！柏S田模式”曾是日本模式的縮影，豐田汽車也是因為技術領先、質量可靠、服務一流而譽滿全球，2008年豐田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制造商。然而，豐田公司從2002年開始急劇擴張，為了節約成本，忽視了技術創新，同時，在全球雇傭更多的臨時性工人，這些工人大多不懂豐田技術和豐田文化，豐田公司這些做法無疑嚴重損害了“豐田模式”的合理內核。2010年2月日本豐田汽車公司一些機密文件曝光，顯示這家全球頭號汽車制造商早就知道突然加速是它所生產車輛的主要安全隱患之一。然而，與美國政府協商后，豐田只在2007年召回數量有限的缺陷汽車。眾議院監督和政府改革委員會成員、共和黨人達雷爾·伊薩的發言人說，文件讓人懷疑“豐田是否在游說監管者放松監管，以維持利潤”。^[10]類似的問題也曾經出現在索尼等其他日本大公司身上。上世紀80年代以后，為壓縮人工費，90%的日本企業將很多生產基地從日本國內轉移到了海外，從而造成了國內產業的“空洞化”和創新能力的衰退。^[11]

2、新自由主義政策強化了資本力量，加劇了生產與消費的矛盾。理論界許多人認為日本模式中的企業與工人之間的長期合作關系，越來越不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這種說法很難得到經驗的支持，正如伊藤誠指出的：“可以肯定，以正式職工的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工資制及企業工會為主要構成要素的日本式經營，可以通過有效地確保工人對企業的忠誠而不斷地強化競爭力?！?SUP>[3]24企業與雇傭者之間的合作關系，不僅在微觀層面有利于形成企業競爭力，而且在宏觀層面，有利于形成生產與消費之間的良性互動。因此，本文認為，資本家與雇傭工人之間的合作關系，是日本模式合理內核的重要構成部分。

然而，日本模式在調整中，卻不斷破壞這一合理內核。日本工會組織化程度在戰后初期曾一度高達50%，但到1983年降到30%，到2003年不足20%，日本工人已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通過工會和自己的政黨進行集體討價還價的能力。^[12]工會力量的削弱，必然加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日本工人的工資增長率80年代以來呈明顯的下降趨勢，1979-1990年工資增長率下降為1.6%，1990-1995年進一步下降為0.6%，1995-2000年僅為0.2%。^[2]41盡管勞動者的工資仍然呈現微弱的上升趨勢，工作條件也在改善，但其福利水平在發達國家卻淪落到最低水平。

在勞動力市場上，政府放松了管制，企業為了降低成本，寧愿雇傭大量的臨時工，而不愿意雇傭正式合同的工人，日本臨時工增長率已經從1990年的20%增長為2008年的34%。臨時工在工資收入和個人消費方面形成雙重的向下壓力，臨時工比正式工人工資低、保障差。日本勞動力市場的二元化結構，一方面，加劇了正式工人和非正式工人收入及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另一方面，損害了企業的創新能力，因為企業節約的成本往往不會用來培訓工人，最終會影響企業的勞動生產率。^[13]在世界范圍內生產過剩的條件下，日本經濟復蘇要靠擴大內需來實現，而收入差距的拉大顯然加劇了生產與消費的矛盾，與刺激經濟的目標背道而馳。

3.新自由主義理念導致日本各政黨在“大政府”與“小政府”的職能轉換中不斷錯位。

日本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通過政府干預增強企業競爭力。一些人據此也認為日本模式這一特征已經不適應全球化條件下競爭的需要，日本應該減少干預，像“小政府”方向調整。這種認識顯然是片面的，政府為企業競爭力形成提供條件，這是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應有的職能之一，本身并沒有問題。日本政府產生問題的癥結在于其在職能定位上徘徊于新自由主義和日本模式之間，導致政府職能錯位造成了諸多矛盾，從而把日本模式的劣勢進一步放大了。反映在政治上，就是黨派之間互相爭斗，政治局勢不穩定；反映在政策上，就是政策制定缺乏及時性、連續性，很多政策之間矛盾重重，使得日本長期以來不能擺脫金融危機后遺癥。

日本政府在1981年提出了在不增加稅收的條件下重建政府財政的主張。在新自由主義政策引導下，日本政府一方面減少企業稅收，另一方面削減公共福利支出。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公司稅率從42%減到30%，最高個人所得稅從75%降為37%，遺產稅率也做了大幅度有利于高收入者的降低。與此同時，消費稅卻不斷提高，個人支付的醫療費用份額從原來的10%提高到1997年的20%，到2003年又進一步提高30%。^[12]與此同時，大量公共資金被用于救助銀行、刺激經濟等項目上。從這些政策取向上不難看出，無論是減稅還是壓縮公共支出，顯然都是對資本所有者有利而對勞動者不利的政策。

在日本經濟泡沫破裂之初，自民黨政府制定了1992年財政刺激計劃和1993年“新綜合經濟措施”，但由于政府試圖保住“小政府”改革成果，不愿運用過大的赤字財政政策，所以經濟刺激的規模和力度顯然不夠。自民黨也因此于1993年下臺，新上臺的聯合政府通過減稅、增發國債、增加財政赤字，進一步刺激經濟。結果1996年GDP回升到2.4%，經濟出現了復蘇跡象。然而，這時日本政治中的保守主義再次發起攻擊，宣稱現在日本的凱恩斯主義政策應當終結了。于是，日本政府在經濟步入復蘇的關鍵時刻，政策突然出現了180度的大轉彎，財政政策從擴張轉為緊縮，許多公共投資項目被削減。1997年4月，日本政府開始增加消費稅，對于內需嚴重不足的日本經濟而言無疑加劇了矛盾。^[14]

政府職能錯位也是日本政府救助金融系統不利，留下長期后遺癥的重要原因，具體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對銀行業救助不及時。泡沫破裂8年以后，日本政府才被迫對一些金融機構采取國有化方案，9年以后才下決心把75億日元注入了15家主要銀行。^[5]第二，對金融危機救助信息不透明。日本政府對金融危機最初采取的對策是“掩蓋真相”，擔心公布實情會影響社會信心，救助措施會遭到納稅人的反對。然而政府的做法適得其反，不僅失信于民，而且救助行動成為黨派之爭的政治話柄。最終日本金融系統給納稅人留下了長期、沉重的負擔。第三，救助過程沒有規避“道德風險”。日本政府在救助銀行過程中，沒有明確救助目標，沒有實施嚴格財務審查和破產制度，也沒有追究銀行管理者和監管者的責任，致使一些壞賬嚴重的銀行也獲得了救助，其結果出現了大量“僵尸銀行”（Zombie bank）。有些金融機構利用政府無法對其資產準確評估的漏洞，本來資產狀況良好，仍然向政府申請資助，進行冒險行動。這樣納稅人的錢被用于救助資本家，而不是金融系統本身。^[15]

三、強化新自由主義：結構性矛盾的深化

2001年小泉純一郎上臺，他以強硬改革派的形象贏得了選票。然而小泉及其追隨者在長達六年多的執政過程中，不僅沒有改變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取向，反而更加義無反顧、態度堅定地強化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為建立“小政府”，小泉政府大刀闊斧地削減社會保障支出，對公共機構實行私有化，尤其是對日本有130多年歷史的郵政系統進行了私有化改革。為強化資本力量，政府進一步削減稅收，削弱工會勢力，推行臨時工制度。這些政策似乎給日本經濟注入了“強心劑”。自2002年2月到2007年10月，日本經濟持續增長了69個月，超出了自1965年開始的、持續57個月的“伊奘諾景氣”，成為日本戰后最長的經濟增長期。^[16]很多人也據此歡欣鼓舞，有人甚至喊出了“日本時代又到來了”的口號。

然而實踐證明，強化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不過是飲鴆止渴，不僅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卻進一步加劇了日本經濟內部的結構性矛盾。

首先，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性加強。小泉政府迷戀經濟自由化信條，期望依賴制造業出口拉動經濟增長。因此，在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創新方面，沒有堅持引導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形成競爭力的日本模式內核，而是利用低利率和日元貶值政策保護原有的產業結構，這無形之中加劇了日本經濟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性。^[17]232002年至2007年，日本經濟實現了年均2.2%的增長率，但這并不是通過提高日本出口產業自身的競爭力實現的，而是由于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對日本制造業需求擴張及日元貶值帶來的。^[17]21

其次，國內產業結構不平衡加劇。小泉執政期間制造業利潤率有所改善，但建筑、商品零售及批發等服務業的利潤卻沒有提升，而且部門之間、地區之間和大小企業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2002年以來，出口制造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7%以上，而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仍低于2%。^[13]日本的服務業在價值創造和就業方面的貢獻很大，是日本與OECD國家之間差距縮小的基礎，但服務業的效率改善顯然與其社會地位不相稱。這不僅導致日本國內產業結構的脆弱性，也成為擴大內需的障礙。

第三，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盡管日本經濟連續6年實現增長，但工人并沒有從企業利潤的增加中受益。日本經濟的增長主要由制造業帶動，而日本80%的就業人口是分布在非制造業領域。與制造業相比，非制造業勞動者成為收入最低的群體。英國《經濟學家》雜志指出，日本非制造業員工的工資從2001年到現在降低了10%。^[11]《朝日新聞》社論也指出：“根據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小泉執政五年來，認為生活水平‘已經改善’的被調查者只有18%，而感到‘生活變壞’的被調查者則占42%?！泵裰鼽h黨首小澤一郎指出：“因為小泉改革導致了日本社會兩極分化，這是小泉改革名下推行無原則自由競爭的結果，小泉一直無視這樣的理念——保護民眾的安定生活是政治的重大責任。”^[18]

第四，生活質量下降。日本失業率在20世紀90年代平均在5%以上，而2003年至2007年，失業率下降為4.5%左右。[④]2003年末21-24歲年輕畢業生的失業率高達9.8%，甚至高于歐洲國家程度。此外，即使雇傭數量有所改善，但在雇傭質量上卻極大地惡化了，2002-2004年小時雇傭工人增加了150萬，正式職工雇傭人數減少數量超過了這一規模。其結果就是平均工資水平的下降。受失業問題的困擾，加之社會福利的削減，日本年輕人生活壓力增大，結婚、生育、教育等方面個人負擔加重，晚婚和單身人數持續增加。^[3]40-41正如日本政論家森田實則評論指出的：“小泉構造改革的實質是減少勞動力成本，這是讓家庭經濟變得拮據的政策。”^[18]日本的單位人口自殺率在主要發達國家中最高，超過美國兩倍之多。

第五，政府債務問題愈加突出。2002-2007年，日本的公共消費壓縮從39%減到36%，公共投資也從1996年占GDP的8.4%下降為2008年的4.0%。在小泉政府的改革中，日本公共部門已經成為OECD成員國中規模最小的國家之一。然而，這一切并沒有給日本帶來福音，2006年小泉政府下臺，日本政府財政赤字占GDP的6%，公共債務總額占GDP的160%，都遠遠超出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財政赤字不超過GDP的３％、公共債務不超過GDP的60％的標準，其中公共債務比例在所有發達國家中最高。^[13]

這樣，小泉政府的政策給日本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一系列悖論：政府規模在縮小，但政府負債在增加；經濟活力在恢復，但社會需求在減少；經濟增長在提高，但國民福祉在下降。這些悖論恰恰是小泉政府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造成的結果，它預示著日本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改革和復蘇，注定是脆弱的和不可持續的。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進而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給日本經濟帶來的致命性打擊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在美國金融風暴中，日本金融系統雖然沒有遭受嚴重破壞，但由于其自身很脆弱，加之對美國經濟的高度依賴性，因而對美國經濟的波動格外敏感。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和日本政府都認為，美國經濟自2007年12月陷入衰退，而此時的日本也開始衰退了。事實上日本經濟的衰退速度和程度更甚于美國，并且在很多指標上創下了歷史新高。

以股市為例，與美國相比，若將2007年7月最后一周的日經指數平均值16978定為100，則2008年11月25日股價水平僅為49.0；而若將2007年7月最后一周的道瓊斯指數平均值13182定為100，則2008年11月25日的股價水平為64.3。^[17]6這說明日本股市跌幅超過美國。東京股市在2008年的第一個交易日就下跌600多點，7年來第一次以大跌開局。2008年12月30日日經股指與2007年最后一個交易日相比，一年內下跌了42.12％，成為日本股市的歷史最大年跌幅。在股市大幅下挫的同時，日元匯率卻不斷上升。2008年12月30日日元對美元比價升至90.26比１，與2007年末相比，升值了約25％。^[19]據估算，日元兌美元匯率每上升10個點，就意味著其GDP將收縮0.27%。

金融危機導致日本制造業遇到了空前的“寒流”。日本財務省2008年12月3日公布的三季度企業統計顯示，三季度企業設備投資同比減少24.8%，連續10個季度同比下降，為自2002年納入對軟件的投資統計以來第2大降幅，如除去對軟件投資統計，則降幅達25.7%，為1955年有統計以來最大降幅。其中，由于汽車等運輸機械、信息通信機械、半導體等制造業的低迷，制造業投資下跌40%，創歷史最大跌幅。^[16]

日本兩大支柱產業——汽車與電器業在金融風暴中受到巨大沖擊：豐田、馬自達、三菱汽車、富士重工都預計2008財年出現凈虧損。其中豐田、日產、三菱等汽車公司也像美國汽車企業一樣，紛紛向政府乞援。日本9大電器廠商除三菱電機有可能保持盈利外，日立、松下、索尼、東芝、富士通、夏普、三洋電機和日本電氣公司等8大廠商均將出現虧損。^[11]汽車行業的不振引發了機床、鋼材等產業的連鎖反應，自2008年8月起，日本機床訂貨金額開始呈加速下滑態勢，按同比計算8、9、10月分別下滑14%、20%和40%，11月更是暴跌62%，創單月跌幅歷史最高紀錄。^[16]

日本中小企業破產數量持續增加，日本東京商工調查公司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2008年1至12月日本累計破產的中小企業己達14284家，創下2003年同期以來最多；累計負債總額創下2002年以來新高。^[11]制造業出口受挫，導致2008年日本經常項目順差為162,803億日元，同比下降34.3%，創歷史最大降幅。^[16]

2008年日本完全失業率自2006年1月以來首次重新攀升到4.4%。裁員浪潮已由非正式員工波及到正式員工。2008年10月——2009年6月間失去工作或將要失去工作的非正式員工達到19萬人，其中制造業占94%。2009年2月有效求職人數增加4.9%，但企業招聘崗位減少6.7%，該指數較上月下降0.08，惡化的幅度創1974年12月第1次石油危機以來近34年來的新高。目前在就業形勢緊張的狀況下，一旦失去工作，就可能陷入長期失業狀態，日本國內要求政府推出新的經濟刺激計劃的呼聲增強。^[16]日本內閣2009年12月2日公布數據說，2008財年（2008年4月至2009年3月)日本的實際經濟增長率為-3.5%。

面對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日本政府不敢怠慢，迅速出臺各種措施應對危機。為穩定金融市場和增加流動性，日本央行采取了一些貨幣政策，如日本銀行（即日本中央銀行）提供額外支持，制定計劃為公司融資提供資金便利；增加對政府債券和商業票據以及公司債券的購買；央行和政府還購買銀行股份，以保證銀行的資本充裕；此外央行還降低利息率，2008年從原來的0.5%降為0.1%。然而，由于日本利息率幾乎在零點上運行，這表明貨幣政策已經沒有太多空間，所以，財政政策自然成為刺激經濟的主要手段。

2008年以來，日本政府多次連續實施財政刺激計劃，總規模占到2008年GDP的4.7%。這一刺激力度高于OECD財政刺激占GDP3.9%這一平均水平。^[13] 2008年8月，日本政府公布了《為實現安心生活的緊急綜合對策》，提出了緩解百姓不安、加速向可持續發展型社會轉變、適應新的價格體系和強化企業活力等3個目標，增加財政專項資金1.7萬億日元；2008年10月，針對美國雷曼兄弟等金融機構相繼破產的現狀，政府公布了《生活對策》，核心內容包括3個方面，即確保百姓安心生活、確保金融經濟的平穩安定和挖掘各地區的發展潛力，新增28萬億財政專項支出用于百姓生活、就業和醫療等。2008年12月，基于“現在的金融情況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這一基本認識，日本政府公布了《關于確保生活安定的緊急對策》,本次緊急對策提出的財政專項支出約為4萬億日元。^[20]2009年3月27日，日本國會批準了總額高達88.5萬億日元的2009年度財政預算。預算案包括新設立1萬億日元“經濟緊急對應預備金”，這也是日本歷史上資金總額最多的財政預算。^[21] 2009年12月8日內閣會議上，正式確定了以“為了生活安心、經濟增長的明天”為主題的7.2萬億日元的緊急經濟刺激計劃。^[22]

日本政府靠財政赤字刺激經濟，預計到2010年財政赤字將達到GDP的10%，而公共債務總額上升到GDP的200%，創歷史最高紀錄，也居發達國家之首。這表明，日本財政赤字政策也已經到達了極限，如果日本經濟還繼續惡化，日本政府將可能束手無策。

所幸的是，受經濟刺激計劃及亞洲經濟復蘇的影響，2009年第一、二季度起出口降幅縮小，環比呈現正增長。2009年10月份，日本出口總額與2008年9月份出口額相比，已經恢復了約70%。^[23] 2009年10月份，作為經濟狀況的重要指標之一的工礦業指數均有改善；個人消費在增加；企業狀況繼續改善。聯合國近日公布《2010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稱，世界經濟將在今年實現2.4%的增長，日本的復蘇增長預期為0.9%，盡管這個增長水平在發達國家中最低，但至少表明日本經濟可能已經擺脫了歷史上最艱難的時期。

   四、新自由主義的終結與日本模式的未來

美國金融風暴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的終結，這一點，不僅得到了一些有良知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承認，也得到了像英國首相布朗、法國總統薩科齊、德國總理默克爾這些追隨新自由主義的政客們的認可。在日本一些曾經倡導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們，也開始了反思和懺悔。日本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中谷巖的觀點也許具有代表性，他曾在小淵惠三內閣和小泉純一郎內閣時期擔當政府智囊。美國金融危機后，他在《資本主義為什么自滅？》一書中懺悔到：“日本套用基于美國個人主義價值觀形成的新自由主義思想推進改革，結果導致日本喪失優良傳統和產業競爭力，日本社會開始分裂。我要坦率地寫下自己的觀察。”他坦言，在新自由主義者具有主導影響力的社會，主流觀點認為貧富差別是個人責任。近20年，日本年收入200萬日元以下的貧困人口激增，臨時工增加，不平等意識蔓延，原本以凝聚力而自豪的日本社會急劇分化，缺少了原有的“人情”和“溫暖”。這種隱性損失難以估量。^[24]

的確，日本模式本來有其自身的特點和優勢，然而，在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的指導下，卻一步步走向危機。這說明新自由主義試圖使資本主義回歸到“純粹的市場經濟”中去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今天，“日本新自由主義模式”終結了，但這并不意味著“日本模式”的終結。日本模式中的創新與競爭意識、合作與團隊精神、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相互結合以及政府對市場的合理干預，這些屬于合理內核的內容仍然有其存在的價值。日本模式可能會在弱化新自由主義政策導向的基礎上，從深層制度結構上進行調整，使國家在社會平等、教育、健康、社會福利等方面承擔更多的責任，堅持經濟績效和社會績效的均衡發展。

日本政府在此次危機治理的思路中，更加注重百姓民生和新興產業，加大了對弱勢群體、社會福利、個人消費方面的投資。尤其是2009年9月民主黨派的鳩山出任首相，更加強調“民生牌”，他在2010年首相施政演說中指出：日本以出口為導向的傳統增長戰略己經失效，將把國內需求作為經濟增長戰略的中心。要控制“沒有道德的商業”和“不勞而獲的財富”的過度發展，重新實現經濟發展為人的幸福服務，而不是人從屬于經濟發展。將充實醫療、護理事業變為推進“生活革新”、創造新崗位和為健康長壽社會作貢獻的機會，等等。^[25]如果這些理念能夠貫穿于日本模式的調整之中，并結合自己的國情，走適合自己的道路，日本模式轉向良性發展還是大有希望的。盡管日本的政治、經濟還充滿不確定因素。

當然，以上認識不應該使人們發生這樣的誤解：日本模式只要能夠堅持自身的內核進行調整，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就可以避免。其實，無論哪種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都無非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一種調節模式而已。隨著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越來越難以容納高度發展的社會生產力，僅僅局限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范圍內的調節空間已經變得越來越小，資本主義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也會日益頻繁，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局限性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如今面對世界范圍內的大危機，發達國家的普遍恐慌和中國模式的從容應對，形成了鮮明對比，正如本·法因所指出的：“現在看來似乎該貶低的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在理論上非常完美，但是它在實踐中無法運作?！?SUP>[26] 中國模式的成功顯然昭示著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一種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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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題目、摘要、關鍵詞、作者簡介

 The Neo-Liberalism and Japanese Model’s Crisis

LIU Feng-yi

Abstract: The reasonable core of  Japanese model has been formed during the post-war adjustment of growth,it is that the market-oriented economy was embedded in the model which government, businessand workers were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together through a special social structure. However, Japan chose the neo-liberalism  ideology as an economic quagmire of the " sound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 neo-Liberalism; Japanese model; Japanese neo-Liberalism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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