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負責任大國”韓式解讀的重要意義
“中國應該成為國際社會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或者叫做“負責任的大國”），很長時期以來，“國際社會”就這般吵吵，而中國似乎也認可了這個要求的正當性欲合理性，多次表示確實想做并努力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現在看來，“負責任的大國”一詞簡直成了現代中國國家關系中的時髦詞匯，不僅一眾“專家”、“學者”們捧為利器，就連鄙等老百姓亦耳熟能詳。但說歸說、做歸做，到底怎樣做才是“負責任”，到底做成什么樣子才算得上是“負責任的大國”，應該說，言人人殊，一直沒有確切的答案，使我們這些老百姓對“負責任的大國”這個玩意一直難窺究竟。所幸的是，國際事務豐富生動，最近幾天，圍繞朝鮮首腦金正日訪華問題，韓國方面倒給中國之所謂“大國責任”來了一個韓式的解讀。
盡人皆知，因為“天安號”爆炸沉沒，朝鮮被韓國死死盯上，在韓國輿論中，朝鮮很可能就是該爆炸的罪魁禍首，于是展開了緊鑼密鼓的調查。偏偏這個時候金正日又訪華，于是，韓國就很不高興了。在韓國看來，中國是唯一能對朝鮮施加直接影響的國家，在“天安”號事件上，中國應該發揮一個“戰略合作伙伴”應有的作用。韓國的想法大概是，中國非但不應該邀請金正日訪華，反而要對朝鮮施壓才對。于是就找碴，說對于金正日訪華“未事先通報韓方”，這不是中國 “負責任的態度”，并且認為，“這種做法不符合在國際舞臺上有影響力的國家風范”，說韓國遭到了中國的“背叛”，進而指責中國“毫無原則地追求實際利益的外交戰略再一次擺在了世人面前”等等，甚至不無威脅地聲稱：“韓國國民對中國反應的判斷將左右今后100年的兩國關系”。據報道，5月4日，韓國統一部長官召見了中國駐韓大使，聲稱：“現在比任何時候都需要中方發揮負責任的作用”，正式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直接拿“中國責任”說事，似乎是只要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就應該為“天安艦”負責，為韓國負責，就應該幫助韓國對朝鮮施壓，不應該在這個時候邀請金正日訪華。總之，如果中國能認真擔負起一個“負責任大國”的義務，就應該幫助韓國修理朝鮮，使之孤立、使之難受，甚至使之不得好死，否則，就不是一個“負責任大國”應有的風范。
這就是韓國對中國這個“負責任大國”角色與功能的認定和解讀。筆者以為，這個解讀的意義十分重要。
一、明確了“責任”的對象
許多中國老百姓乍聞“負責任大國”這一名頭，一般都鬧不清該“對誰負責”、“負什么責”，筆者亦然。韓國的這一表現給中國人民提供了一個如何做“負責任大國”的客觀實例，使我們終于明白所謂的“負責任”的對象與內容了。在韓國來說，中國“負責任”的對象就是韓國，相關內容就是韓國的利益與訴求。在媒體報道了有關韓國對中國這個態度后，國內許多人不理解，以為韓國的要求近乎無理取鬧。這很可能是沒有領會“負責任大國”的精神實質，如果我們深刻領會了“負責任大國”的精神實質，就能明白，所謂“負責任大國”并不是空洞的原則，也不是泛性要求，而是具體的和實在的。具體地說，韓國要說應該對韓國負責，日本要說對日本負責，美國必定要說對美國負責、對世界秩序負責等等，是要一個一個地負責下來的。猶如不順從韓國的心意就不是負責任的大國應有的風范一樣，對上述這一系列國家不負起應有的責任來，中國無論如何也是難以被他們稱為“負責任大國”的。
二、明確了利益的主次先后
責任從來都與利益掛鉤，沒有利益的責任與沒有責任的利益都是不存在的。但利益分主次先后，比如，在金正日訪華問題上，按照韓國的觀點，中國就應該把韓國的利益擺在突出的位置，他們不是不知道中國的利益，他們指責中國是“毫無原則地追求實際利益的外交戰略”，這就是說，盡管中國有自己的實際利益，但中國的實際利益是下位的，位在韓國語匯中的“原則”之下。那什么是韓國口中的“原則”呢？想來想去，這大概就是西方的制訂或者約定俗成的“規則”吧，按照他們的“規則”辦事，肯定就是“負責任”了，如果不按照他們的“規則”，中國還要有自己的考慮與需要，那一定就是不“負責任”了。對于這一點，中國的許多“專家”、“學者”就深明巧要，5月7日《環球時報》上發表的題為《為國爭權，要玩好“游戲規則”》一文所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要尊重并遵從西方的“游戲規則”。這一點非常重要，記得中美空中撞機、海上碰船的時候，屢屢聽聞西方指責中國不“專業”，不懂“游戲規則”，大概也是指責中國還沒做到凡事先看看“國際社會”的臉色。
三、明確中國成為“負責任大國”的價值取向
讓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為什么這樣重要，為什么“國際社會”要把這個看似很具體的問題上升到戰略層面，從韓國的事例中同樣可以找出相應的答案。這個答案就是，，“負責任大國”能服從和服務于他們的利益，這是中國成為“負責任大國”的最基本價值取向。正因如此，所以韓國才理直氣壯地說，中國應該發揮一個“戰略合作伙伴”應有的作用，否則就是“背叛”。這真是一個奧妙無窮的戰略設計，這個設計說遏制不是遏制，說枷鎖不是枷鎖，說榮譽不是榮譽，但不管是什么，這至少是一條很有用的鞭子，平常時候也還罷了，關鍵的時候，搖動起來甩上幾響，中國就不敢搗亂拆臺了，一定能幫忙補臺，來一個什么“同舟共濟”、“共克時艱”之類，否則就打入““另冊”，什么“專制政權”、“邪惡軸心”之類，大概中國怕的就是這個。一頂帽子，弄得一個大國團團轉，這是多么好的妙計啊！遺憾的是，韓國還是太小了點，同樣是“國際社會”的一員，美國等可以行得通做得到的，到了韓國這里蠻不是這回事。這大概也是韓國很憤憤然不平的原因吧。
但是，韓國雖小，眼界卻高。一個“天安號”爆炸，一個金正日訪華，韓國上下立即把事件的意義上升到中國能否成為“負責任大國”的戰略高度。這真是一件大好事。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必得由衷地感謝韓國人才好，因為我們可以從韓國人的要求中看到“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殷切期望，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是多么盼望中國在發展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負責任、越來越馴服于“國際規則”啊，這樣的中國必定會成為“國際社會”中的一支建設性力量。
問題是，現在看來，韓國的愿望已經破產了，難道美國就不會重蹈覆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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