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的制度--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世界危機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失敗的制度——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世界危機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作者：[美]約翰•貝拉米•福斯特著 吳娓 劉帥譯

  本文的標題為《失敗的制度》，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制度從任何意義上看已經走到了盡頭。“失敗的制度”是指全球經濟和社會秩序在現實與理論之間呈現出越來越多的致命性矛盾。在我們的時代，它不僅威脅人類的福祉，而且還將影響生活在星球上的眾多有知覺的生命形態的延續。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三個關鍵矛盾構成了當代世界危機：(1)當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處于停滯或蕭條狀態;(2)地球面臨著日益嚴峻的生態崩潰威脅;(3)世界霸權轉移和對資源的爭奪引起全球不穩定。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可能會說，該體制的結構性缺陷是過去資本主義所謂成功的產物，但當前卻引發了災難性的問題和失敗。因此，今天我們如何采取行動以應對這一失敗的體制是人類所面臨的最重大的問題。
　　一、 金融危機、經濟停滯與經濟衰退

　　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首的世界經濟正經歷著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這次金融危機的嚴重程度是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在美國和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所不曾經歷的，這次危機引起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大幅下滑，并有可能造成世界性經濟蕭條。目前的形勢如此嚴峻，在2008年11月舉行的中央銀行行長和國家財政部長的20國集團首腦會議上，甚至是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在他準備的一份書面報告中也認為，如果政府不采取果斷行動，“情況可能比大蕭條還嚴重”。

　　要想很好地理解世界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可以拜讀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所著的《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一書，他獲得了200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本書最初是為發生于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所寫。現在，這本書有了新的版本，名為《蕭條經濟學的回歸與2008年金融危機》。克魯格曼所指的當然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所著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通論》出版于1936年，當時經濟正處于大蕭條時期。每個人都會同意，從某種意義上說，凱恩斯和他的“蕭條經濟學”又回來了。但是哪一個凱恩斯呢?如果我們認為凱恩斯是資本主義的批判者(盡管程度有限)，那么難道沒有必要進一步追溯到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全方位批判的偉大的卡爾•馬克思嗎?

　　在《通論》中，凱恩斯將資本主義經濟的“顯著缺陷”稱為：收入分配嚴重不平等以及無法維持均衡的充分就業水平。這些顯著的缺陷會使資本主義的投資進程中出現不穩定因素，而投資是積累的引擎。根據凱恩斯的觀點，資本主義是一個不確定性的系統。當新增投資的預期回報率不理想時，投資就會失去動力，這主要是因為受到當前和預期需求的制約。由于投資渠道消失，資本轉而進入投機領域，從而催生資產泡沫，引發金融動蕩和對未來危機更嚴重的預期。

　　凱恩斯對薩伊定律提出了質疑，薩伊定律認為供給自身創造了需求。凱恩斯認為正統的經濟學從來沒有從這個錯誤中解脫出來，正統經濟學在其基本分析中隱含的假設是“經濟體系的運行一直處于充分就業狀態”。這就意味著正統的觀點對于解決失業和商業周期是無能為力的。凱恩斯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的主導趨勢變為失業均衡和生產能力過剩。凱恩斯是這個制度的捍衛者，但是他提倡的政策超越了資產階級所愿意接受的范圍，對這些問題他提議的解決方法是：“食利者的悄然消失”，即大幅度減少資本對收入的分享比例，以及部分“投資的全面社會化”。凱恩斯還指出，應當增加政府開支以彌補有效需求不足，推動經濟達到充分就業下的均衡。他同時還強調對國際資本流動進行限制。

　　在凱恩斯的分析中，他將“通論”與傳統的新古典經濟理論區別開來，并將傳統的新古典經濟理論所得出的結論稱之為“特例”，認為這個“特例”不會發生在我們所生活的經濟社會中，并且會導致“誤導性和災難性”的結果。①20世紀30年代，許多經濟學家和商界觀察員承認凱恩斯對大蕭條的分析是正確的，并掀起了“凱恩斯革命”浪潮。然而，凱恩斯的有關通過居民和政府的消費支出以刺激有效需求的建議在當時是行不通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使美國和其他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擺脫了大蕭條。戰后，麻省理工學院的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等人認為凱恩斯的分析是庸俗的，因此其有時候被稱之為“新古典—凱恩斯主義綜合”，或更經常地被稱之為“新古典綜合”。凱恩斯的年輕同事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人們通常戲稱他為“雜牌凱恩斯主義”，在他的分析中把凱恩斯的很多具有革命性的觀點排除在外，瓊•羅賓遜的分析被歸為新古典主義理論。主流的經濟學家得出的結論是，通過微調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可以有效管理資本主義經濟體的運行，他們尤其強調貨幣政策的運用。這是因為經濟的運行被再次隱含地假設為遵從薩伊定律，經濟運行會自然地趨于充分就業時的狀態，現在我們把其稱之為“自然失業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監管的放松、對資本流動管制的取消、新型復雜的金融結構創新等，被視為是世界經濟發展規律的本質。

　　因此，在20世紀70年代(在70年代滯脹危機后更是如此)，凱恩斯理論被認為只是“蕭條經濟學的一個特例”，僅僅適用于貨幣政策不能再有效地促進經濟發展之情形。但這種情形不再認為是與經濟現實相關聯，正如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盧卡斯在2003年美國經濟協會就職演說中所說的那樣，從本質上說，蕭條問題和商業周期問題已得到解決。2004年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官員伯南克(目前是美聯儲主席)重申了這一觀點。對伯南克而言，大蕭條在理論上不再具有重要性，相反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大穩定”(Great Moderation)，即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了波動減弱的現象。伯南克認為最需要解釋的是商業周期結束的原因，他將其歸因于實行了更復雜的貨幣政策，最初這些政策是出自于米爾頓•弗里德曼貨幣主義學派的理論主張。

　　現在，上述部分結論面臨著來自克魯格曼的挑戰，克魯格曼代表了凱恩斯經濟學的回歸，但這并不意味著他是凱恩斯對資本主義制度根本缺陷的理論批判的回歸。相反，是凱恩斯主義作為“蕭條經濟學”的一個“特例”的回歸，此時貨幣政策不再有效，需要優先考慮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占主導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本身并沒有受到挑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也沒有遭到質疑。克魯格曼認為是貨幣政策和監管制度出現了錯誤，將經濟推向了凱恩斯“蕭條經濟學”中的“特例”。

　　凱恩斯所稱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顯著錯誤”幾乎沒有涉及這個問題。因而其政策重點在于財政刺激、適度的收入再分配、金融法規的修訂和國際貨幣交易的改革。這次危機被視為是一次外部的沖擊，克魯格曼將其稱之為一種未知病毒的擴散。經濟衰退的嚴重性意味著危機與某種長期的力量(超出了正常的商業周期因素)有關。然而，事實上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存在著固有矛盾，尤其是在發展后期越來越顯示出其不合理性，但這超出了主流經濟學范疇，甚至也不被克魯格曼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認同，即便他們被認為是偏離了主流經濟學。

　　凱恩斯的分析存在的部分問題是，雖然他的思想對于其試圖捍衛的制度來說過于偏激，但同時又偏激得不夠徹底。他的理論沒有充分揭示資本主義的核心矛盾。對于能真正合理解釋資本主義制度所面臨的積累與危機的一般理論而言，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仍然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本質在于之間的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貨幣資本(M)轉換為商品(C)，通過生產商品C，轉化為新的商品，然后新的商品又被售出轉換為貨幣資本(或者是，這個增殖額即為剩余價值)。這個過程是沒有止境的，又被投入到下一階段的生產過程中，得到貨幣資本，等等，如此循環往復。從這個意義上講，資本積累過程中的任何中斷都會發生危機。而且，按照這種模式所組織的系統在面臨有效需求不足時，就可能引發危機。馬克思從來沒有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產生懷疑，馬克思認為：“一切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限度。”②關于資本擴張和危機，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寫道：“整個生產領域充滿了過剩的資本，其結果是越來越多的利潤進入投機領域。”“如果這種新的積累由于缺乏投資機會，難以找到用途，也就是說，各生產部門過分膨脹，借貸資本供給過多，這些過剩的可貸貨幣資本就表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局限性。接著而來的信用欺詐證明，這種過剩資本的應用，并沒有什么實際的障礙。唯一的障礙，是由于資本增殖的規律、由于資本作為資本能夠增殖的界限而產生的。”③“信用欺詐”產生于貨幣資本成為財富積累的基礎(馬克思如此表述)，因此崩潰不可避免。“在危機爆發前，企業經營情況總是看上去非常良好。”在馬克思看來，經濟下滑時期最自然的事情是出現清償危機，這個時候資本就會急于轉換成現金。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對貨幣的追求與積累無所不用其極，他模仿《圣經》詩篇42寫道，資本主義對財富的渴求如同鹿對清水的渴求。

　　然而，如果說馬克思最早構建了一個研究資本主義及其危機的一般理論，由于資本主義體系在不斷演化，因此他的分析沒有包括當前存在的許多具體的問題。就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從希爾弗丁、列寧和盧森堡所處的時代開始，20世紀初資本主義體系發生的最主要變化被認為是進入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經常將其稱之為壟斷資本主義。這反映出20世紀資本主義結構發生了重大改變，由于馬克思所稱謂的生產的集中和積聚的作用，導致了巨型公司和現代信用體系的出現。

　　最有雄心和恒心試圖分析在巨型公司時代資本積累的方式發生了怎樣的改變的學者是米哈爾•卡萊茨基(Michael Kalecki)、約瑟夫•斯坦德爾(Josef Steindl)、保羅•巴蘭(Paul Baran)、保羅•斯威齊(Paul Sweezy)和哈利•馬格多夫(Harry Magdoff)。卡萊茨基是波蘭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凱恩斯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先于凱恩斯做出了許多與通論相關的重大創新。斯坦德爾是奧地利經濟學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和卡萊茨基在牛津大學統計研究所工作。他們致力于拓展對國家作用的分析和宣傳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的著作《壟斷資本：論美國的經濟秩序》(1966)。后來，斯威齊和馬格多夫在他們所寫的一系列論文和著作中，運用這些理論觀點對世界經濟發展的特點和20世紀70、80、90 年代緩慢的經濟增長進行了解釋。這些思想家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并不是自然趨向于高速增長。對于任何時期的強勁增長，都是與特定的歷史“發展因素”的出現有關。對于壟斷資本主義而言更是如此，壟斷價格和壟斷利潤的形成與某些對積累的特定約束有關。對于壟斷企業而言，積累的主要問題在于如何為龐大的日益增長的可支配剩余找到足夠的投資渠道。由于缺少增加投資渠道的新的歷史性發展因素，剩余資本找不到出路，資本積累過程勢必崩潰。因此，巴蘭和斯威齊認為，壟斷資本主義的正常經濟狀態是停滯。

　　二戰結束后的數十年里，美國和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一段繁榮時期，后來被稱為“黃金時代”。這是一些特定歷史因素促成的結果，比如： (1)二戰結束以后消費者的流動程度較高;(2)受到戰爭破壞的歐洲和日本經濟在戰后的重建;(3)汽車制造業的第二次發展浪潮(其推動了橡膠產業、鋼鐵產業、玻璃工業的發展，州際高速公路系統的建設和鄉村城鎮化建設);(4)廣告的大量使用和與促銷有關的其他手段的使用導致銷售量的大幅度上升;(5)亞洲的兩場地區性戰爭使軍費開支上升。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這些反停滯的因素所起的作用逐漸減弱，導致經濟增長速度迅速下滑。美國的凈投資下降，大部分新增投資來自于公司計提的折舊基金。在這種情況下，需要為公司的盈余(利潤)找到新的投資渠道。

　　這種情況發生在 70年代，而在80至90年代更甚，這在規模和持續時間上是前所未有的，80至90年代龐大的企業盈余主要通過發展金融來解決。由于缺少投資機會，越來越多的資本涌入金融投機領域，同時，金融服務行業需要提供更多的新型工具來吸收這些資金。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一個深受凱恩斯、卡萊茨基和漢森(Hansen)影響的經濟學家，提出了著名的金融不穩定假說，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金融不穩定是“不可避免”的。明斯基的分析是以凱恩斯的觀點為基礎，即資本積累過程是有缺陷的，在資本積累過程中，伴隨著的是因投機資金推動的資產價格上漲速度超過了“實體經濟”的增長。然而，凱恩斯和明斯基認為這種現象主要發生在經濟繁榮的高峰期。

　　與此相反，馬格多夫和斯威齊認為，早在1970年，“由于對經濟周期‘成功’控制”的假定，“長期以來流動性持續減弱”。其結果是，美國經濟面臨著日益嚴重的“債務擠出”問題，這就需要在未來的某個時候必須使債券的真實價值與票面價值協調一致。如果不大幅度削減債務，債務膨脹的時間越長，那么它帶來的問題就越大。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數十年來，金融擴張的過程一直在持續，在此過程中僅進行過相對較小規模的信貸調整或“信貸緊縮”，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2007—2009年的美國金融大危機的爆發。

　　馬格多夫和斯威齊將這一長期的矛盾稱之為“停滯和金融爆炸”(他們所著的一本書的書名)，他們認為這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共生性”。最后，他們將資本主義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長時期的金融膨脹現象稱為資本主義“金融化”，壟斷資本發展為“壟斷金融資本”。經濟變得越來越依賴于一個又一個膨脹的金融泡沫。美國經濟中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從1959年的151%上升至2007年的373%，債務余額不斷擴大，但債務的質量卻不斷下降，但是對于債務的膨脹，實體經濟變得越來越容忍甚至上癮——需要更多的債務但效果卻在降低。上世紀70年代，每增長1美元的債務，美國GDP就會增加60美分，在本世紀初，已經下降到每增長1美元債務僅增加20美分GDP。

　　美國發展為世界資本主義金融化中心的關鍵因素在于美元確立了作為世界貨幣的霸權地位，從本質上來看，這種霸權地位可以使美國在需要資金的時候發行美元，也可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向世界其他國家借款，這就使美國成為了世界經濟的最后消費者以及世界最大的債務國。美國巨大的、日益增加的經常項目赤字意味著美國必須每年至少吸引貿易伙伴國數千億美元的資產(這些資產是虛擬的)。這一過程即將結束，未來一年美國政府需要發行史無前例的巨額債務，先前的所有泡沫將聚集為“國債泡沫”。

　　2008年12月中旬，一位有著敏銳洞察力的德意志銀行分析師吉姆•萊德(Jim Reid)在他的博客中寫道，“如果2009年發生可怕的事情，那很可能就是對主要儲備貨幣的擠兌或政府債券市場的崩潰。”他認為，“英國仍然是發達市場中最不發達的一個。”④假設英鎊的地位下降，這仍然可視為正常的經濟事件。雖然美元也承受著同樣的壓力，其規模較英鎊更大，但美元作為全球結算和國際儲備貨幣的角色意味著它的崩盤不可能被想象成是一件正常的經濟事件，而只能視其為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發生了重大變化。

　　 1997年，保羅•斯威齊聲稱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期趨勢，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6世紀和17世紀。全球化趨勢在某些時期具有重要意義，如中國的崛起并成為了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他認為，在20世紀末影響世界資本積累的因素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1)世界總體經濟增長率放緩; (2)全球范圍內壟斷型(寡頭壟斷型)跨國公司增多;(3)資本積累過程的金融化。很顯然，金融化是最令人震驚和最不穩定的一個發展。斯威齊還認為，如果金融化過程發生逆轉甚至放緩，那么經濟將陷入更深的停滯，沒有人知道它會何時發生。馬格多夫和斯威齊表示金融化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不過，如果債務的持續增加，超出了作為最后貸款人的資本主義政府能夠對經濟進行有效干預的能力，那么就會導致金融崩盤，一場空前的經濟危機就此引爆。這樣重大的具有歷史性的資本主義危機，其發生的條件也是前所未有的，它的發生不只是意味著像正統的經濟學家們所理解的那樣，是“蕭條經濟學的回歸”，而且意味著整個金融化積累制度的瓦解，這將給真實世界帶來深遠影響，其最可能的長期后果是經濟增長趨勢深幅放緩。

　　2007年至2009年金融大危機的爆發使美國經濟出現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基于對資本主義體系發展歷史的認識而做出的預期成為了現實。由于經濟前所未有的低迷(僅與20世紀30年代相比)，就全球勞動大眾的情況而言，顯然最糟糕的情形還沒有出現。

　　對于新興經濟體,金融危機對它們的影響可能是最痛苦的，他們發現其出口市場大幅萎縮。就中國而言，2001年至2006年其出口總額超過GDP 的30%，凈出口額占GDP的比重接近4%。美國、歐洲和日本等國市場的萎縮，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中國目前正在經歷3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滑坡，出口總額下降，汽車銷售額受到重創，城市就業機會減少。當前中國主要城市的房價還在下跌，對不動產的投資急劇下降。這意味著中國正面臨一個更大的金融危機。中國數以百萬計的外出務工人員失去了在城里的工作崗位，而被迫返回農村。中國經濟增長的大幅度下滑和通貨緊縮苗頭隱現，恐怕會讓世界經濟趨于零增長。在一定程度上講，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膨脹有助于中國實體經濟增長，而美國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機，將導致中國經濟減速。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現象，但是經濟災難卻影響了整個世界經濟的運行，一方面它影響了美國經濟;另一方面它對中國經濟也產生了影響，這是二戰以后尚未出現的情況，而且這場危機還沒有結束的跡象。

　　二、日益嚴重的全球生態崩潰威脅

　　在談到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失敗的制度時，我首先著重分析了當前正在發生的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但是這并不是當今世界所面臨的最嚴峻問題。當前最危險的問題是地球正面臨日益嚴重的生態崩潰威脅。生態崩潰的危害比全球經濟危機更加嚴重，但是還有很多人尚沒有意識到危機的嚴重性，也沒有普遍呼吁要求立即采取大規模行動阻止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惡化。正如瑞典泰勒柏里基金會在其發布的2008年報告《理解氣候危機對人類的挑戰》中所說：“目前國際金融體系面臨崩潰，其后果是驚人的，金融危機蔓延至世界各地，尤其是窮人遭到了最沉重的打擊，恐慌情緒上升。本來以為人們對地球的主要構成部分瀕臨崩潰(對森林的濫砍濫伐、對魚類的過度捕撈、淡水匱乏和北極冰山的消融)也會產生同樣的擔憂，如同對金融危機的恐懼一樣。但是關于上述事件的報道很多，可引起人們的關注程度卻非常之低。”⑤當然，最嚴重的生態威脅是全球氣候變暖，它正在引起廣泛的、多層面的氣候變化，它將給地球上的生命帶來災難性的影響。但是，從更廣泛意義上說，全球環境危機涉及到多方面的問題，不能夠僅簡化為全球氣候變暖。在全球經濟范圍內，這些危險來自于以下原因：物種滅絕、對熱帶雨林的破壞(以及對森林生態系統的破壞)、對海洋生態的污染和破壞、珊瑚礁的損失、過度捕撈、淡水資源供給的減少、對湖泊和河流的污染、土地沙漠化、有毒廢物的排放、酸雨、臨近枯竭的石油資源、擁擠的城市、大型水壩帶來的有害影響、世界饑餓、人口過剩等等問題。這些威脅構成了對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生存挑戰。

　　全球氣候變暖正在快速逼近災難的臨界點。北極地區的海冰正在消融，一些科學家認為，未來10年內北極的夏天將不會有冰川。北極冰川的大量融化將對人類的生存造成極大的威脅，生態學認為北極冰川的大量融化會導致對太陽輻射的反射率降低，從而促進全球氣溫升高，此即反照率逆變效應(albedo flip)。與此同時，未來10年內，西南極洲和格陵蘭島冰層的融化將達到一個不可逆轉的“引爆點”，這預示著將抬升全球海平面，最終會淹沒低洼地區，其也為人口密集地區。環境巨變的臨界點以及加速氣候變化的正向反饋機制使越來越多的氣象學家相信，無法挽回的災難性氣候變化將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在未來10 年左右時間里，采取行動大幅度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大氣層已接近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排放的最大限度，這將會使全球平均氣溫上升2攝氏度，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一直致力于避免達到這個臨界點。此外，如果人們不采取有力的措施，仍然像往常一樣生活，那么在本世紀里全球平均氣溫將上升2至3倍，屆時地球上的生命將過著“地獄”般的生活。

　　事實上，最新的科學數據表明全球氣溫上升2攝氏度，其本身將是一場災難，因為氣溫上升導致海平面升高，氣溫上升通過反饋機制的強化，使氣候變化步伐加速。這意味著允許大氣層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550ppm(parts per million)，這是《斯特恩報告》中所設想的數值(但是主流經濟學家認為，在控制碳排放量上這是一個比較激進的反應)，或是將碳排放量定在 450ppm(這符合全球平均氣溫上升2攝氏度的極限標準)，上述措施現在被許多頂級科學家認為，這是在冒可能帶來災難性后果的風險。

　　美國宇航局戈達德空間研究所所長詹姆斯•漢森(James Hansen)和其他氣象學家認為，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排放水平必須從現在的387ppm下降到350ppm或更少。這就意味著凈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須“接近于零”，為此需要在能源和土地使用上做出重大調整，并進行大范圍的社會改組。漢森和他的同事的研究結果表明：“如果二氧化碳的含量長時間超出了目標排放量 350ppm，就可能帶來不可逆轉的災難性后果。”事實上，如果溫室氣體排放量繼續增長，即便是僅在今后10年的時間里，它也喪失了短期內使大氣成分回到低于臨界值(將引起災難性后果的排放量)的機會。當前世界氣候環境與全新世時期的差距越來越大，這種趨勢似乎是不可逆轉的，而全新世時期溫和宜人的氣候環境被認為是整個人類文明能夠延續下去的環境條件。

　　頂級氣象學家們所發出的這些新的可怕警告，是由于他們發現早期所建立的大多數氣候模型存在缺陷，這些模型沒有充分考慮氣候變化反饋過程的長期效應，比如，“冰層融化、植被遷移、土壤、凍土或者是海洋沉積物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因此，現在人們認識到，即使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比先前所假設的臨界水平還低，氣候變化也可能加速且無法控制。漢森和他的同事們并沒有依賴氣候模型，而是基于對過去和現在氣候變化的經驗事實和對古地質氣候數據的充分利用而得出上述結論的。

　　如果我們想要避免災難性后果的發生，科學家將告訴我們時間已經不多了，而主流經濟學家卻宣稱我們還有足夠的回旋余地。美國正統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在分析全球變暖問題上比較有名，他同意“氣候政策斜坡理論”(climate policy ramp)的觀點，認為短期內適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從長期內來看將帶來更多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然而，諾德豪斯設想大氣中最優的二氧化碳濃度是2050年大約升至480ppm，2100年達到586 ppm，2175年達到最高點700 ppm。諾德豪斯和其他主流經濟學家聲稱，上述二氧化碳的排放將導致全球平均氣溫比前工業化時代上升5攝氏度，但溫度上升所帶來的風險，可以被經濟體中一些其他改善民眾福利的投資所抵消。但現實是，這違背了對生態環境所進行的所有科學評估，我們知道，這將給人類文明和地球上的生物帶來災難性后果。

　　事實上，只有一種方法可以對之做出解釋，主流經濟學家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力量，即便是冒著把地球變成人間地獄的風險，這是主流經濟學家作為資本主義制度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捍衛者，以及作為資本不惜任何代價追逐利潤的觀點的鼓吹者所應該扮演的角色。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將其總結為，經濟學是無罪的詐欺，這是他最近所寫的一本書的書名，沒有比這句話更能清楚地說明這個問題了。曾任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署長的詹姆斯•古斯塔夫•史伯斯(James Gustave Speth),在他所著的一本書里寫道：“我們今天所知道的資本主義是無法維持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的。”⑥向主流的經濟學家請教問題的答案，是當前政策所犯的嚴重的、也許是致命的錯誤。

　　揭示出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生態缺陷這一事實主要是由批判型政治經濟學思想家所做出的，他們或者是馬克思主義者，或者深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在美國，環境社會學主要受到馬克思的兩個批判性概念的深刻影響，一個是“踏輪磨房的生產方式”，另一個是“代謝斷層”。踏輪磨房的生產方式是指資本主義經濟首要的是要保持指數級增長態勢，馬克思將其歸納為：若年增長率保持在3%，則約25年后，經濟產出就可以翻番。商業周期會使這一指數級增長過程中斷，但不會終止。經濟擴張的推動力是資本的積累，和對利潤永無止境的追求。過去一段時間里，經濟增長最強勁的國家當然是中國，據彭博資訊 (Bloomberg.com)報道，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增加了69倍。這個數字相當離奇(同時又讓人有點懷疑)。但是指數級增長(假如比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要慢)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一般特征，雖然近幾十年來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呈現出經濟增長速度放慢或者是停滯的現象。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馬克思寫道： “我們可以看到，生產方式和生產手段在不斷的轉化、變革，勞動分工之后必定是更細致的勞動分工，機器運用之后必定是更大范圍的運用。大規模生產之后必定是更大規模的生產。”⑦上述規律一次又一次地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擺脫了舊的生產模式而得以不斷創新，由于資本加強了對工人的剝削與壓榨，所以資本也促進了勞動生產力的提高，這個規律也使資本的積累過程永不停息，它會對資本不斷地低語：“繼續吧!繼續吧!”

　　在馬克思眼里，踏輪磨房的生產方式還束縛住了工人，雖然這種生產方式使他們在該體系內的相對地位降低，但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時候，短期內工人的狀況還是可以忍受的，但這也使得他們對資本家更加倚賴。

　　當然，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這一制度不惜任何代價追求利潤的增長(這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將世界經濟發展與環境的可持續性直接對立了起來。近幾十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對環境也造成了創記錄的破壞。中國近幾年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已接近于美國，雖然人均排放量遠遠低于美國。然而，盡管資本主義經濟和地球生態之間存在嚴重的沖突，捍衛該制度的經濟學家們普遍反對試圖阻止氣候變化以拯救自然的任何重大的嘗試。與此同時，經濟學家們毫不猶豫地倡導花費數萬億美元援助銀行。新任總統奧巴馬的經濟顧問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因其反環境言論而臭名昭著，他不止一次說過將資金投資在各種非環境項目上以提高未來福利(比如公路、橋梁等基礎設施建設)與在保護生態環境上的投資，它們的經濟意義是相同的。在解決全球變暖問題上，1992年薩默斯說道：“最悲觀的估計是全球氣候變暖將導致未來兩個世紀世界經濟年增長速度下降不超過0.1個百分點。”⑧然而，根據氣象學家那時的最悲觀估計，若仍然按照過去的方式發展，全球變暖將對地球上的生命和人類文明構成威脅，這一點現在已經得到證實。事實上，薩默斯和其他正統的經濟學家認為，地球可以被毀壞，而資本主義經濟仍能像以前那樣繼續發展。沒有比這個想法更瘋狂的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前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放緩，減少了對世界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可以暫時減輕生物圈所承受的日益嚴重的負擔。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應對經濟危機通常的措施是減少過去保護工人和生態環境等方面的開支，因此，經濟衰退可能會導致對生態更大程度的破壞。

　　資本主義日益擴大的經濟規模及其給有限生物圈造成的壓力還不是問題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它最終會對地球生態系統的完整性造成破壞和對生物地球化學過程產生不利影響。在這里，馬克思的代謝斷層理論有助于我們理解資本主義對環境的破壞不僅僅是廣泛的而且具有徹底性。從一開始，馬克思的視角就包含著生態因素。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寫道：環境的破壞是由工業資本主義所造成的，這種破壞是以“大城鎮普遍受到污染”的形式出現的。對于馬克思來講， “人依附于自然，即自然就是人的身體，如果人要活著就必須保持與自然持續不斷的對話。”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生態問題的批判集中體現在 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上。馬克思受到德國著名的化學家李比希所寫的《對英國的工農業批判》一文的影響。在李比希的分析思路啟發下，馬克思指出將食物和紡織品運輸到數百甚至數千英里的城市中心(這是日漸加劇的城鄉差異的體現)，反映了工業化下的資本主義農業實際上正在耗盡土壤中的一些基本營養元素(如氮、鉀、磷)。這造成了19世紀歐洲和美國的土壤危機。馬克思把這描述成一個“在相互依存的社會新陳代謝過程中無法彌補的裂痕，而新陳代謝是生命本身的自然法則”。他認為，社會需要“恢復”可持續的人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而這只有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社會下才能完成。馬克思對可持續發展概念分析得非常透徹，他寫道：

　　“從更高的社會經濟形態來看，把地球上的東西說成是個人的私有財產就好像是把一個人說成是另一個人的私有財產一樣荒謬。甚至整個社會、一個國家，或者所有現存的社會體加在一起都不是地球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地球的使用者、受益者，必須將改善的地球傳給后代，正如羅馬元老院的元老一樣。”⑩近10 年里，出現了大量運用馬克思的代謝斷層理論來解釋全球生態斷裂的研究，這些研究涉及到資本主義對土壤的壓榨、森林的毀壞、海洋的污染、和對碳循環系統的影響等等問題。這些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用環境社會學家布雷特•克拉克和理查德•約克的話說)：“資本主義無法用一種合乎環境要求的可持續方式來協調社會與自然之間的代謝關系。其行為違反了自然和代謝修復的法則。不斷進行的資本積累過程加劇了對社會代謝的破壞，把資本的追求強加給自然，而不顧對自然循環所造成的后果。”[11]面對生態危機，資本主義體制沒有進行任何嘗試去探詢社會關系問題的根源，而這個問題正在摧毀馬克思所稱的“人類生存的重要條件”。相反，資本主義“一次又一次地繼續執行著同樣的失敗戰略”[12]，把這個問題轉移至別處，結果導致多種生態災難的發生。

　　正如李比希和馬克思所談到的，19世紀資本主義提出解決土壤危機的方案不是恢復人與土壤之間的循環代謝關系，而是發展人造的、特別是以氮為基礎的化肥，這標志著現代農業的開始，并且這是全球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由于石油的大量使用)，也導致海洋出現死亡帶。資本主義通過現代農業方式來解決農業生產問題，使財富和貧困的兩極分化進一步加劇。聯合國發布的數據顯示，在當前60多億世界人口中，大約有10億人口處于饑餓之中，并且絕對和相對貧困的人口數量還在增加，2007年在美國就有3600多萬人屬于“食品無保障”群體，約占其總人口的12%。

　　資本主義解決生態問題的最終方法是技術性的，因為對資本主義體系內部進行根本性的改變是有限度的。但資本主義發展模式造成了對生態環境的廣泛破壞，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貪婪性所決定的，在自然資源利用上的任何技術改進，其作用的發揮均將被這種貪婪的發展模式所淹沒。因此，就生態的可持續而言，資本主義是一個失敗的體制。

　　三、 全球資本主義的不穩定性

　　前面所論及的問題需要從資本主義作為一種世界制度的角度來對其進行分析。資本主義誕生于15世紀和16世紀歐洲的小角落，隨后迅速擴散開來，其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全球化的經濟。但是最初的全球化存在著中心和外圍的區分，因此本質上講它具有帝國的性質。這種制度最早就是用來滿足中心區資本積累的需要的，或者說是為了滿足世界最高等級制度的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外部地區已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因此，就資本在全球的支配地位而言，全球化現在或多或少已經完成。最近幾十年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中國迅速融入世界經濟(還有解體的前蘇聯集團和隨后加入的衛星國)。

　　然而，要了解資本主義制度在其發展的每一特定階段的資本積累的動態過程，全球化本身不是一個很有用的方法。斯威齊認為，可以把這種制度的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緩慢增長階段(含資本主義的中心地區和整個世界經濟)、通過跨國公司實現的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金融化階段。金融化所伴生的正在進行的全球化，已經產生了諸如資本主義體系的一些理論家所宣揚的“世界是平的”錯覺。然而，資本主義仍然是一個世界性的經濟體系，這個體系是由各個相互獨立且具有不同權力資源的國家所構成的，這些國家之間充滿矛盾，但不可能超越資本主義體系。與此同時，中心國家跨國公司的增長已經歷史性地服務于把全球的經濟剩余從邊緣國家移向中心國家。中心國家權力(含經濟的、軍事的、金融的、信息的)的集中是資本主義成為世界性體系的本質，雖然構成中心或邊緣(或半邊緣)的特定國家會改變。因此，世界經濟不對稱地集中在滿足核心國家資本積累的需要上。當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由一個霸權力量所統治時往往是穩定的，比如19世紀的英國霸權和20世紀的美國霸權。在霸權不穩定且世界經濟出現危機期間，這一體系就會爆發全面的危機，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前面所提及的世界經濟災難和全球性的生態災難正發生在一個資本主義體系內部權力的重構過程之中。美國的相對實力繼續下降，但當前沒有任何單一力量或組織能夠直接挑戰它，特別是在前蘇聯解體后。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一直尋求獲得對戰略資源和地緣地帶的控制，這將催生“美國新世紀”時代，顯然它是一個 “赤裸裸的帝國主義”時代。這就導致了一個新的官方戰略(即先發制人的戰爭)的制定，以及對該戰略的執行，如發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與此同時，華盛頓一直是推崇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主導力量，將哈耶克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強加給世界，并不是為了創造一個更為平坦的世界，而是為了鞏固已經處于實力巔峰的權力。

　　然而，這一具有全球野心的國家不可避免地會把世界從霸權穩定引向霸權不穩定。資本主義全球化趨勢并不能從政治上整合以形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統治。相反，美國通過軍事實力以強化其經濟地位從而達到恢復和擴大其全球霸權的企圖，正在把帝國主義帶入歷史上最危險的時期。美國最近將自己的基地擴大到世界各地多達70個國家和地區，而美軍的活動范圍比上述范圍還要廣闊。根據公開的數字顯示，美國軍事開支在2007年是 5520億美元，幾乎是世界其他所有國家軍事開支的總和。而實際的美國軍費開支在2007年達到了1萬億美元。阿米亞•庫馬爾•巴格奇(Amiya Kumar Bagchi)，印度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把這稱為是“第三軸心時代”，他說：“在這個時代里，美國已成為超級帝國主義者，如果美國認為符合其國家利益，就沒有任何國際法或國際組織能夠阻止它采取的行動(意思當然是美國大資本的利益)。與此同時，在超級帝國主義軍事實力支持下的大資本繼續進行著對利潤的無止境的追求，在一系列政策的作用下(取消金融管制、削弱國家的力量、通過立法剝奪工人對資本的權利)，全世界工人階級處于弱勢地位，談判能力低下。” [13]正如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伊斯特萬•梅扎羅斯(István Mészáros)所指出的，毫無疑問，當前美國的國家安全機器正把中國看成是它的“最大威脅”。最近幾年特別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美國國家安全部門接二連三發布報告指出，要警惕中國對非洲逐漸增加的影響和對非洲石油儲備的接近，美國方面認為控制非洲及其石油儲備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2)美國情報部門繼續擔心中國—伊朗或中國—俄羅斯—伊朗聯盟;(3)美國試圖與印度達成一項軍事條約;(4)對中國在太空領域的進步表示密切關注;(5)關于西藏、臺灣、北朝鮮和中國海洋的可能沖突等。雖然目前美國通過跨國公司的產品及貿易、匯率等因素與中國經濟聯系緊密，以至于這兩個國家似乎是一種共生關系，但伴隨著美國霸權地位的衰落以及中國力量的崛起而導致的地緣政治對抗使雙方的關系有可能發生變化。

　　當前即使中國支持美元體制，但華盛頓高層明顯感到的擔心是美元繼續作為世界貿易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的地位問題。華盛頓高層明白中國盲目地支撐美元是有問題的，特別是在美聯儲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持有美元的債權人將面臨巨大貶值風險的情況下。中國持有6520億美元國債(2007年末僅4590億美元)，中國持有的美元國債占美國公共債務余額的10%。美元貶值將被看成是對中國財富的掠奪，如果繼而發生的是中國拋售美元，哪怕是有限的，都將急劇動搖美國在整個世界經濟秩序中的支配地位。

　　同時，正如華盛頓擔心中國對美國霸權地位的潛在威脅日益增加一樣，它也正努力限制或削弱比如俄羅斯、伊朗和委內瑞拉等國對全球的影響。毫無疑問，當世界經濟和生態危機惡化到一定程度后，將動搖資本主義體系的穩定，并且加劇其體系內部的緊張程度。

　　早期的地緣政治理論認為一個單一國家只要控制了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就能夠控制全球。美國目前的戰略是以中東為中心，因為中東的戰略性石油是歐亞大陸的軟肋，但其主要目的是通過潛在的經濟和軍事對抗來保護和擴大其自身正在弱化的全球統治權。隨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美國試圖鞏固其全球軍事和經濟上的支配地位的企圖本質上鼓勵了這些武器的擴散)，不難想象事情失去控制的后果。經濟的、生態的、地緣政治的不穩定導致了全球大規模的恐怖活動就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危險。而這些恐怖活動主要是因為美國和它的盟國以色列拒絕接受其失敗的中東政策以及相關的世界能源資源的不當管理所引起的。這一嚴酷的現實表明在維護世界和平方面，這是一個失敗的制度，是美利堅治下的災難而不是美利堅治下的和平。

　　四、 超越這一失敗的制度

　　以上分析表明，目前的世界正面臨著通貨緊縮和經濟蕭條的威脅，這比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任何蕭條都要嚴重。生態問題已經威脅到我們現在生活的整個地球。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正走向終結，相伴而生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美國霸權地位的衰落，以及試圖通過所謂的恐怖主義的戰爭從軍事上恢復其全球霸權的行為，可能導致更大的戰爭和核威脅。上述三大危機發生的共同原因是當前世界處于資本主義的壟斷金融資本階段。按對地球的危險程度來說，生態斷層問題是最顯而易見的。正如玻利維亞總統埃沃•莫拉萊斯最近指出的：“在資本主義體制下，我們不是人而是消費者。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地球母親之說是不存在的，相反地球只是原材料供應地。”實際上，“地球遠比華爾街和全世界的股票交易要重要得多。然而美國和歐洲卻總共拿出了4.1萬億美元以幫助其處于困境中的銀行擺脫金融危機(而此次危機是由他們自己的行為引起的)，但對全球氣候改變研究項目的投資比前者少了313倍，僅僅花費了130億美元。”[14] 當前世界經濟危機是如此的嚴重，以至于美國政策的辯護者、《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也警告說，世界貿易的整個體制可能面臨類似于20世紀 30年代那樣的崩潰。毫不奇怪，沃爾夫把責任歸咎于具有大量外部盈余而內需不足的中國、德國和日本。而中國是罪魁禍首。這些所謂的“重商主義”國家被控采取以鄰為壑的政策，從而使貿易赤字國家(主要是美國)和整個世界為之付出巨大代價。現在我們已經到了可以追問如果作為全球多邊貿易支付手段和儲備貨幣的美元崩潰的話，其可能帶來什么樣的嚴重后果的時刻，而這使沃爾夫和其他大西洋主義者們近乎歇斯底里。正是這些“重商主義”國家才可能是新全球多邊貨幣體制的核心。這對大西洋主義者來講，是難以言狀的害怕和恐懼。從而增加了抵制任何多邊貨幣體制形成的地緣政治緊張程度。

　　顯然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已經結束，資本主義將長期處于危機之中。我們現在面臨著的是“蕭條經濟”時代，這不是特例而是常態。正如世界體系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曾經指出的，從全球范圍來看，過去幾十年里所謂的“全球化”時代實際上是一個“轉型的時代”，是把目前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往其他方面進行轉型的時代。

　　至于轉向何處，我們不得而知，此刻也不可能知道：因為這不僅取決于各個國家和企業的反應，更重要的是取決于世界人民的反應。除了階級隔離、剝削和資本主義在每個層面上的不平等之外，我們現在正面臨著不斷擴大的全球斷裂。到目前為止，拉丁美洲的人民 (包括古巴、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已經意識到解決問題的唯一答案就是進行革命(建立一種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巴西、墨西哥、尼加拉瓜等國也在為此進行不懈的斗爭。拉丁美洲，一個首先受到新自由主義正面沖擊的洲，是除中東以外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里受到軍事干預最多的地區，也是美國國際霸權最初的基地，現在正給世界指明前進的方向，不僅為爭取獨立平等而斗爭的人民指明了方向，而且也關系到把這個星球從資本主義體系中拯救出來。正如莫拉萊斯所指出的：“如果我們能與自然休戚與共、互相補足、和諧相處，而不是競爭、利潤和對自然資源瘋狂的消費，那么人類就能夠拯救地球。”[15]

　　注釋：

　　①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p.376–78.

　　② Karl Marx, Capital, vol. 3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p.484 (chapter 30).

　　③ Marx, Capital, vol. 3, p.507 (chapter 32, section 2).

　　④ Jim Reid quoted at the Financial Times blog, Alphaville, December 15, 2008. See also John Bellamy Foster, Harry Magdoff, and Robert W. McChesney, “What Recovery?” Monthly Review 54, no. 11 (April 2003): 8–13.

　　⑤ Bo Ekman, Johan Rockstr?m!, and Anders Wijkman, Grasping the Climate Crisis (Stockholm: The T?llberg Foundation, 2008), 8, http://www.tallbergfoundation.org.

　　⑥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Economics of Innocent Frau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4); James Gustave Speth, The Bridge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63.

　　⑦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in One Volum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4), p.88, p.90.

　　⑧ Lawrence H. Summers, “Summers on Sustainable Growth,” The Economist, May 30, 1992; see also John Bellamy 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pp.60–68.

　　⑨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74), p.302, p.328.

　　⑩ Marx, Capital, vol. 3, p.911 (chapter 46).

　　[11] Brett Clark and Richard York, “Rifts and Shifts: Getting to the Root of Environmental Crisis,” Monthly Review 60, no. 6 (November 2008),pp. 22–23.

　　[12] Ibid., p.23; Karl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vol. 3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1), pp.301–10.

　　[13] Amiya Kumar Bagchi, Perilous Passage: Mankind and the Global Ascendancy of Capital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5), xvii.

　　[14] Evo Morales, “Save the Planet from Capitalism,” November 28, 2008, http://links.org.au/node/769.

　　[15] Morales, “Save the Planet from Capitalism.”

譯自《monthl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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