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視角下的拉美21世紀社會主義
[美]詹姆斯·彼得拉斯著 官進勝譯 《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1期
摘要： 2009年1月6日http://wwwrebelionorg網站刊登了詹姆斯·彼得拉斯題為《歷史視角下的拉美21世紀社會主義》的文章，認為拉美中左勢力不斷在各國大選中獲勝，開始為執政尋求一種全新的政治理念。左翼理論家與在任總統共同醞釀提出了“21世紀社會主義”，并稱這一理論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政治經濟模式，作者以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玻利維亞三國的政治實踐為例證，分析了21世紀社會主義與20世紀的各種類型的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政治經濟模式的異同，并分析了其優點和缺陷。文章內容如下。
一、21世紀社會主義對種思想的批評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新自由主義在拉美的危機與衰亡催生了奉行21世紀社會主義的中左政權，一系列的公民運動更是加速了新自由主義的消亡與中左政府的執政。這些政府摒棄了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經濟模式，允諾進行有利于多數民眾的根本變革。盡管拉美各國中左政權在具體政策層面存在分歧，他們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還是呈現以下的共同之處。
?。?）他們摒棄市場在國家中的優先權與統治地位，反對把資本利潤最大化作為制定公共政策的內在邏輯。在2000—2002年的經濟衰退中，以市場為導向的資本主義走向滅亡，銀行和公司倒閉，中產階級的存款蕩然無存，大批民眾失業，最終人們不再相信新自由主義的“理性市場”教條。
?。?）奉行21世紀社會主義的政權譴責經濟缺乏立法，導致對生產資本的不斷投機。在新自由主義主導政府政策時期，大蕭條之后的法律法規被廢除，金融監管政策讓位于市場從業人員的“自我監管”，不可避免衍生出資本投機、金融欺詐、侵占公共與私人財產。
（3）金融對生產的控制是21世紀社會主義政權反對資本主義的主要內容，其觀點含蓄表明應當把不提供產品和服務而獲取財富的“邪惡”資本主義與產生社會實用生產價值的“良善”資本主義區分開來。
?。?）在對新自由主義的全面批評中，一些具體的批判內容為降低關稅壁壘、公有企業以低于市場價值進行私有化、國家放松對戰略資源的控制以及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
?。?）21世紀社會主義政權認為新自由主義政府屈服于國外銀行和私人資本，中左翼政治領導人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批評，誓言與這種新自由主義模式的資本主義決裂，但并沒表示要與其他模式的資本主義分道揚鑣。
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吸引了大批普通民眾，但21世紀社會主義者也不接受20世紀社會主義，目的主要是穩定中產階級和有產者，并重申政府不會侵犯私有財產。
對20世紀社會主義的批評世紀社會主義者不僅批評新自由主義，而且也不認同20世紀社會主義。他們的這一立場不僅是應對社會主義批判者的政治策略，而且承諾要建立一種與時代相適應的全新社會主義。為了彰顯與20世紀社會主義的不同，他們對20世紀社會主義進行了如下的批評。
?。?）舊有的社會主義體制中官僚主義盛行，資源配置不當，遏制創新與個人選擇。
?。?）舊有的社會主義無論在執政方式還是選舉方式上都極端專制，通常都是一黨執政，壓制公民權利與市場行為。
（3）21世紀社會主義把民主視為一種制度，通過選舉可以上臺執政或實現政權更迭，同時反對以武裝斗爭，尤其是游擊戰獲得政權，盡管拉美3個21世紀社會主義政權都是在洶涌的公民運動中通過選舉開始執政。
?。?）根據21世紀社會主義者的主要觀點，舊有的社會主義沒有考慮每一國家的具體實際，而他們則強調種族、民族、地域、文化、歷史傳統以及政治實踐的差異。
?。?）21世紀社會主義重視新世紀世界范圍內國家政權的構成狀況，指導21世紀社會主義政府的政策制定與未來發展。在影響國家政權的各種新因素之中，他們十分關注蘇聯的解體、中國轉向市場經濟與崛起、美國經濟實力的衰減、委內瑞拉倡導的新興地區聯盟、拉美中左政權紛紛執政以及亞洲和拉美不同類型的市場經濟等。
?。?）21世紀社會主義政權宣稱，“國家與社會的新體制”并非照搬舊有或現今社會主義國家模式，似乎每一種機制與政策都完全自己設計，原創與創新是其增強政權合法性的依據。
?。?）21世紀社會主義政府強調其政權過去或現在都與共產主義不存在絲毫聯系。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公開拒絕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分析工具或政策制定的理論基礎，而查韋斯的理論也不過是馬克思主義與西蒙·玻利瓦爾（Simon Bolivar）思想相互融合的產物。厄瓜多爾的科雷亞（Correa）與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Morales）都逃避階級分歧，以“公民革命”對抗腐敗的寡頭政治，以文化上遭受壓迫的印第安社會對抗美國和歐洲的霸權。
二、21世紀社會主義在各國的不同實踐與評析盡管21世紀社會主義政府都已清晰表達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他們的政策與機制特征還是令人對其革命的訴求以及滿足選民期待的能力產生疑問。一些政治領導人和政治追隨者都在宣稱自己是21世紀社會主義的擁護者，然而他們之間的理論認識與實踐觀點卻存在巨大差異。以批評的視角具體審視不同國家的不同實踐不僅有助于了解這些國家間的差異，而且有助于了解這些國家的制度創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原創性。
委內瑞拉：21世紀社會主義的策源地作為21世紀社會主義的倡導者，查韋斯總統的講話以及政府的政策都表明21世紀社會主義具有激進的特質，在對外政策上挑戰華盛頓的戰爭政策，在國內進行大規模社會經濟改革。然而，委內瑞拉的21世紀社會主義雖有創新，但仍然具有強烈的激進民粹主義特征，與先前拉美和歐洲福利國家改革中的民族主義政權非常相似。
委內瑞拉21世紀社會主義的最顯著創新就是融合玻利瓦爾的民族主義、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以及拉美的民粹主義。查韋斯總統的思想深受玻利瓦爾的著作和行為所影響，與帝國主義勢力毅然決裂，依靠民眾的支持抗衡國內為維護個人利益而出賣國家利益的社會精英。雖然查韋斯并沒有提及他的思想融合了玻利瓦爾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但他的思想和行為明顯帶有民族主義的特征。雖然支持古巴革命，與菲德爾·卡斯特羅關系親密，但是他并沒有照搬古巴模式，只是在國內成立了適合本國國情的類似群眾組織。
在經濟上，基于對勞資沖突和國內穩定的政治考量，查韋斯的經濟政策主要是對石油、鋼鐵、電信等大型企業實行國有化以及土地改革。在政治上，查韋斯在多黨制的框架下領導成立委內瑞拉統一社會黨，推動全民公投以修改憲法。他的創新之處在于鼓勵成立基層自治組織，擺脫國內低效、敵對與腐敗的官僚束縛，目的似乎在于以工廠、社區自治為特征的直接民主取代職業政客所操縱的代議制民主。在社會政策方面，查韋斯實施了一系列改善下層民眾生活的具體項目，其中包括全民享受免費醫療與教育、引進古巴2000名醫生以及在農村建立流動診所和醫院等，先前被資本主義政府遺忘的底層民眾能夠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并且在全國設立國營超市，以政府補貼低價向低收入家庭出售食品。在對外政策方面，查韋斯堅決反對美國在中東和南亞進行的戰爭，挑戰以反恐為藉口的帝國戰爭的邏輯依據。
基于以上分析，人們便會對委內瑞拉的21世紀社會主義產生這樣的疑問：（1）它是否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并與20世紀各種類型的社會主義完全決裂？（2）查韋斯的社會主義改革如何與現存的資本主義經濟實現平衡？（3）委內瑞拉的社會變革究竟在何種程度上縮小了社會差距并使多數民眾在轉型期受益？
今天的委內瑞拉是一個混合經濟體，私營企業在銀行、農業、商業與對外貿易中仍占統治地位，同時國有企業的力量不斷壯大，石油資源收入優先在全社會配置。委內瑞拉的混合型經濟與“二戰”后初期歐洲的社會民主政體模式十分相似，但還是存在一種主要區別，即委內瑞拉國家控制大部分利潤豐厚的對外貿易部門以及是國家外匯收入的主要受益者。
盡管委內瑞拉政府不斷擴大社會支出，規模遠超先前的社會民主政府，但還是未能解決國內財富過分集中的問題，貧富差距遠遠超過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與目前拉美其他國家并無區別。在國有企業，尤其是石油及其相關產業中，上層與中上層管理人員的收入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同行收入基本相當。
集體企業的自治在委內瑞拉屬于新鮮事物，超越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互助計劃，但目前這種自治僅限于五、六家企業，遠沒有在全國推廣。查韋斯親自領導的激進農業改革并沒有能夠改變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關系。雖然在土地分配方面取得一些進展，政府至今還無法向土改受益者提供金融、基礎設施以及社會保障等服務。此外，國民警備隊無力阻止地主買兇殘害土改領導人及其支持者的行徑，截至2009年底200多名農民被殺，至今案情毫無進展。
世紀社會主義的支持者十分關注政府把石油產業收歸國有，但是他們卻并沒考慮委內瑞拉與中國、俄羅斯、伊朗和歐盟的跨國公司新近成立的合資企業不斷增加。盡管美國跨國集團在委內瑞拉的作用日漸式微，投資伙伴的更替使得委內瑞拉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有所降低，但外資對礦產和石油的投資還是明顯增長，國家的社會主義經濟因素沒有任何增長。
委內瑞拉的21世紀社會主義最惹人爭議的內容就是國家對石油這種單一商品的依存度達到70％，并且出口市場主要為美國這一敵對、不穩定的單一市場。查韋斯政權受到威脅的另一方面源自國內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內政部和警察的無能以及與基層組織缺乏協調使得政府嚴重缺乏社會動員能力，也顯示出公民運動的局限性。
查韋斯努力實現玻利瓦爾反殖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相互融合，與拉美先前盛行的新自由主義完全決裂。然而，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仍在國內重要經濟部門占統治地位，私營和公有產業內部的階級差距繼續擴大的情況之下，人們應當牢記的是，社會主義不是靜止的思想，而是不斷發展的進程，應當在工廠和社區不斷擴大公民的權力。
厄瓜多爾的21世紀社會主義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接受了21世紀社會主義的理論，并在外交政策上有所體現。厄瓜多爾終止了與美國的曼塔（Manta）軍事基地租賃協定，對先前政府所欠部分債務提出質疑，批評哥倫比亞入侵邊境與軍事打擊游擊隊營地，對美國的自由貿易政策提出批評以及支持委內瑞拉的地區一體化建議。在國內政策方面，科雷亞總統反對傳統右翼政黨與寡頭政治。因此，他被民眾與傳媒普遍認為具有左翼思想。然而，他的21世紀社會主義的政治主張只是體現在他反對的人與事方面，并未體現在其進行的社會結構變革之上。
科雷亞的國內成就主要表現在對其他主要政黨提出批評，支持與領導國內公民運動，成功推翻美國支持的右翼政權以及召開制憲大會制定新憲法。他的這些法律與政治變革構成其激進主義的外在特征，也為其倡導的21世紀社會主義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盡管科雷亞的這些國內外政策奠定了他中左翼領導人的地位，但從廣義的社會經濟結構模式的視角分析，他的這些政策還無法構成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
與21世紀社會主義理論最為背道而馳的是厄瓜多爾政府堅持與繼續擴大外國私人資本對本國戰略資源的控制權，57％的石油被外國跨國集團控制，與外國礦業集團簽訂長期開采合同，這些集團控制了國家大部分外匯與貿易收益。更為嚴重的是，科雷亞強烈壓制印第安人社團反對資源外包的抗議活動，拒絕與之協商，并斥之為“一小撮落后分子”。盡管外國石油公司開采導致的水源、空氣和土地的污染已造成民眾的嚴重疾病和死亡，科雷亞還是堅定地把外國礦業集團對本國的剝削作為國家主要發展戰略，他的“反寡頭政治”的政策實質并非反對資本主義。
科雷亞成功開展公民選舉運動，在多黨競爭中贏得大選的勝利，支持率超過70％?？评讈啱@勝主要由于承諾增長工資與給小企業優惠貸款等短期妥協，但是這些措施與世界經濟持續蕭條的背景卻不相吻合。他批準私營企業壟斷電信行業、反對土地改革、禁止工會罷工，卻不對政治體制進行任何變革，結果導致更多的游行與抗議。更有甚者，政府不斷強化資本，尤其是國外資本對金融體系、商品貿易與礦業開采的控制。
世紀社會主義只是一種象征與修辭，只是一種對外宣傳的口號，科雷亞根本沒有在國內變革階級關系、財產所有權與公民權利。厄瓜多爾的21世紀社會主義似乎是一種把新型對外政策與新自由主義現代化發展戰略相互融合的便捷方式，政府起初激進的措施逐漸變得保守，原來對先前政府所欠外債進行質疑但最終還是全額償付。
玻利維亞的21世紀社會主義莫拉萊斯在其執政的前5年（2005—2009年）進行了無數的社會變革，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些改革是否符合社會主義的內在本質或者屬于為向社會主義轉型而采取的措施。
莫拉萊斯在九大政策領域實施了社會政治變革，其中最重要的國內改革就是保障印第安原住民的政治、文化與司法權利。玻利維亞政府保障印第安城市享有自治權，促進印第安民族語言在教育和地方事務中的應用，國家重視印第安宗教與民族節日，加大力度懲治侵害印第安公民權利的事件。
玻利維亞政府適當增加了跨國合資企業中政府的收益比例，提高出口到巴西和阿根廷的天然氣的價格，在增加國家政府收入分配比例的同時降低省級政府收入分配的比例。2005—2008年間的農產品和礦物出口價格達到新高，盡管出現官僚體制導致生產和服務業投資實質滯后的現象，地方政府的稅收還是大為增加。與此同時，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得到改善。但是，這些改善與莫拉萊斯競選時最低工資翻番的承諾相距甚遠，與政府稅收大幅增長的事實也不吻合。
玻利維亞政府最大的驕傲就是國家外匯儲備從20億美元升至60億美元，并嚴格控制社會支出與平衡收支。莫拉萊斯的這些措施更加符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與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的擴張性經濟政策完全不同。然而，國家外匯儲備翻了三番，多數農村印第安人依然貧困。聲稱在一個貧困人口比例達60％的國家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卻執行這樣的政策的確新奇。
莫拉萊斯鼓勵發展工會組織，避免壓制礦工與農民運動，而與此同時他不斷委任各種行業組織新的領導人。事實上，盡管社會差距繼續擴大，政府與各種公民社會組織的這種新型關系使得這些組織對政府的容忍度不斷增加，罷工和獨立階級運動的數量也因此下降。此外，農業與礦產跨國集團、中小資本家以及印第安工會運動三方聯合，共同支撐莫拉萊斯的經濟戰略政策。政府投入幾百萬美元的補貼成立“合作社”，而這些“合作社”實際上由中小礦業主擁有，礦工的工資通常低于大型企業的水平。
莫拉萊斯領導的玻利維亞政府的最大變化表現在其外交政策與外交辭令方面。玻利維亞與委內瑞拉結盟，支持古巴和伊朗，在一些重要領域反對美國的政策。玻利維亞反對美國制裁古巴以及在哥倫比亞建立軍事基地，反對洪都拉斯的軍事政變并取消其關稅優惠待遇。莫拉萊斯強烈反對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譴責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打擊，一直支持不干預政策。
玻利維亞經濟政策的最大特征是外資擁有的跨國集團對礦產開采投資規模不斷擴大。近100家跨國集團目前正在開采玻利維亞的礦產和能源，利潤豐厚，工資低廉，幾乎不受環境法規的約束。2009年9月，莫拉萊斯在馬德里的一次演講中告訴西班牙的銀行家和投資者，只要他們不干涉政治以及同意資產共享，就歡迎到玻利維亞進行投資。其實，無論外國資本能帶來多大的利益，這一行為還是曲解了21世紀社會主義，以國外的首席執行官與當地的管理技術精英取代無產階級和農民，或許是實踐社會主義的一種嶄新方式，但這可能更加接近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
在對國外礦業集團開放的同時，莫拉萊斯向農業和商業提供高額補貼與低息貸款，甚至對那些支持極右政治團體的大農場主也毫不吝嗇。他無視大農場主的政治敵意，為他們擴大勢力提供資金支持，明確表達了他注重資本主義的發展，絲毫不關注農民的可替代發展模式。玻利維亞農村與城市貧民窟的狀況依然如故，貧富差距沒有任何改變，圣克魯斯（Santa Cruz）最富有的100個家庭繼續擁有80％以上的肥沃土地，而80％以上的農民仍然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礦業、批發與零售以及銀行信貸依然被寡頭掌控，其勢力近年又在向其他產業擴展，與全球跨國資本的聯系更加緊密。莫拉萊斯不僅實現了保護經濟精英的諾言，而且還把跨國集團的首席執行官與待遇豐厚的相關政府高級管理人員納入統治階級的范疇。
盡管多數社會主義人士認為大地主幾乎不可能是社會主義運動的同盟，莫拉萊斯還是主要依靠他們增加農產品出口，忽視當地農民的糧食生產。農民的生活狀況幾乎沒有任何改善，成千上萬名印第安人仍被當作奴隸受到剝削。對于政府而言，官員們更加關注生產、出口與國家財稅的增長，農民受到的嚴酷剝削幾乎得不到重視。盡管國家出臺了勞動法規，但這些法規在農村根本沒有實施，勞動督察也極力避免與地主發生任何沖突。農民占有土地的幾次行動都遭到政府詆毀，在未開墾地區推行土改的草根運動也受到政府的強烈反對。莫拉萊斯政府的21世紀社會主義更加強調“文化與政治”的內涵，把更多的時間和經費用在弘揚印第安的傳統節日和音樂舞蹈之上，根本不去考慮把富饒的土地分配給營養不良的印第安民眾。
為了分散對農業改革的注意力，政府把無地的印第安人安置在偏遠的集體土地之上。這一“殖民計劃”其實是一種災難，印第安人被運抵這些疾病蔓延的偏遠地區，沒有農具、種子、化肥與住所。不到兩周，這些印第安人紛紛要求回到他們原先生活的貧窮村落，那里的狀況也要遠優于瘧疾橫行、缺乏規劃的偏遠之地。為了彌補實施不力的農業改革，莫拉萊斯組織了幾次盛大儀式向中小農戶贈送拖拉機，各類媒體廣泛宣傳。與其說這是社會改革的組成部分，不如說這是選舉政治的考量結果。
莫拉萊斯經濟與政治政策的兩個顯著特征是重視發展傳統的礦產出口以及建立以社團主義為基礎的選舉機器。在其執政的第5年，與跨國集團簽訂礦產開采和原材料出口的合資企業的附加值幾乎沒有增長，工業化水平以及提供大量就業的產品深加工規模也幾乎沒有任何擴大。農產品出口也是如此，多數糧食與其他農產品的加工并不在玻利維亞進行，否則將會給窮困潦倒的印第安人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政府的外匯儲備增長迅速，但對本國工業卻不提供金融和政策支持，以取代資本與耐用消費品的大量進口。
莫拉萊斯的政治策略與半個世紀前的民族革命運動極為相似，工會和農民運動與占統治地位的黨派—國家政治緊密結合。政府沒有進行重大的社會經濟變革，主要依靠黨派的政治操控，忠實于黨派的民眾總是受到青睞，而莫拉萊斯的政治庇護策略就是再次強調印第安的身份認同與團結。
莫拉萊斯的21世紀社會主義實踐遠非創新與“社會主義”，在政治模式上更加類似20世紀的社團主義。對玻利維亞的歷史有略微了解之人都會知曉，迷戀象征主義政治的記者與作家都輕易給那些僅在言辭上懷疑自由市場理論的政客貼上社會主義的標簽，莫拉萊斯政府也因此被冠以激進與社會主義的形象特征。
三、21世紀社會主義的比較與歷史分析鑒于不同21世紀社會主義政權在各國的不同實踐，有必要把這些政權放在更廣泛的歷史比較框架中進行分析，以真正理解21世紀社會主義對拉美社會的影響。
盡管政治評論家不吝溢美之詞，21世紀社會主義政策的最大特征就是這一理念與先前并無新穎與特別之處：混合型經濟政策以及與自由資本主義國家相同的政治操控，使得他們的政策實踐與20世紀40—70年代的歐洲社會民主黨并無明顯區別。除查韋斯政權略顯不同之外，其余的21世紀社會主義政權最多也就是把破產的私人企業國有化、增加本國在合資企業的股份以及提高農產品和礦物出口的稅收。
玻利維亞與厄瓜多爾的“民族化”與20世紀30年代“印第安美洲主義”的思想具有相同之處。與21世紀社會主義的倡導者不同，這些中美洲的政治先賢進行了大規模的農業改革，重新分配幾百萬英畝被充公的肥沃土地，反對以農產品出口為主的發展模式。早期的民族主義運動總是伴隨著巨大的社會變革，而當代的民族主義主要依賴身份認同的政治操作。
21世紀社會主義與20世紀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世紀社會主義進行的社會經濟變革的廣度與深度都與20世紀社會主義無法比擬。我們分析一下依靠選舉政治上臺執政的三個社會民主主義政權：危地馬拉的阿本茲政府（Arbenz，1952—1954）、巴西的古拉特政府（Goulart,1962—1964）以及智利的阿連德政府（Allende,1970—1973）。這三個社會民主主義政權都進行了影響極其深遠的農業改革，受益的農民人數遠超過21世紀社會主義的改革，甚至是外資企業的國有化程度也超過多數21世紀社會主義政權。
在外交政策的宣傳與實踐方面，反對帝國主義的言辭具有相似性。然而，當時的社會民主主義政權比現在沒收了更多的外資，如阿本茲沒收了聯合果業公司（United Fruit）的土地，阿連德沒收了阿那康德銅業公司（Anaconda Copper），而當今的21世紀社會主義政權鼓勵、邀請外資開采礦藏與開墾農田。不同的經濟政策反映出政府所依賴的不同國內階級結構與經濟聯盟。與先前的社會民主主義政府形成對比的是，21世紀社會主義政權已經與技術官僚、跨國集團以及國內的農業與礦業精英形成了妥協，這些人士對決策層的影響力遠遠超過社會底層的印第安人與工人。
21世紀社會主義：新歷史形態還是循環政治進程？
回顧拉美近60年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拉美的政治模式不斷在左右之間循環，美國通過政策干預、軍事援助和民選政治代理人等方式支持建立的政權與依靠民主和社會主義運動上臺執政的中左政權不斷斗爭。問題的關鍵在于，最近幾年上臺執政的中左政權是循環模式的產物，還是已經具有堅實的國內外基礎，能夠持續執政？
“二戰”后的拉美經歷了約5次左翼與右翼政權的更替。“二戰”結束，法西斯主義覆滅后，世界范圍的民主、反殖民主義與社會主義革命風起云涌，拉美也不例外。1945—1952年間，中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力量、民粹主義者以及各種公民聯合政府在智利、阿根廷、委內瑞拉、哥斯達黎加、危地馬拉、巴西和玻利維亞紛紛上臺執政。阿根廷的胡安·庇隆（Juan Peron）和愛娃·庇?。‥va Peron）實施鐵路國有化，推出多項福利措施，外交上追尋“第三條道路”以擺脫美國的影響。智利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激進力量聯盟贏得了1947年大選，承諾進行廣泛的勞動與社會變革。玻利維亞的社會革命推動了錫礦國有化與農業改革，并成立了工人和農民的武裝組織。
世紀40年代末期，杜魯門主義興起、美國出兵朝鮮以及冷戰的加劇都促使美國干涉拉美地區的中左翼政權。在華盛頓的默許之下，拉美的金融寡頭與美國的大財團在50年代支持一系列軍事政變和獨裁政權上臺執政。秘魯的奧德里亞將軍（General Odria）、委內瑞拉的佩雷斯·希門內斯（Perez Jimenez）、危地馬拉的卡斯蒂羅·阿馬斯將軍（General Castillo Armas）都在本國奪取了政權。1955年阿根廷的民選總統庇隆被軍事政變趕下臺，巴西總統瓦加斯（Vargas）被逼自殺，智利的左翼聯盟解散，共產黨組織也被宣布為非法。極右勢力的興起、中左政權的傾覆、勞工運動受到血腥鎮壓，這一切都確保了美國的霸權，符合美國的冷戰政策，也為經濟入侵拉美打開了方便之門。
世紀50年代末，美國的霸權與剝削、社會民主主義運動被殘酷鎮壓以及經濟寡頭對公共財產的侵占導致了公民運動的興起與左翼運動的回歸。1959—1976年間，眾多左翼政權在這一地區又開始上臺執政或成功挑戰極右政權。1959年的古巴革命以及1958年的委內瑞拉革命都獲得勝利，巴西的古拉特（1962—1964）、智利的阿連德（1970—1973）與阿根廷的庇隆（1973—1975）等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政權又開始執政。這些政權都在某種程度上挑戰美國的霸權，都受到公民運動的鼎力支持，紛紛宣布要進行激進的社會經濟改革，對戰略經濟部門實行國有化，并實施了多項反對資本主義的重要措施。
然而，除古巴外，拉美革命都極其短暫。即使在20世紀60—70年代的左翼運動中，美國及其軍事代理人還是進行強力干涉，阻止社會進步運動的發展。1964年和1971年，巴西的古拉特政權與玻利維亞的托雷斯政權（Torres）都被美國支持的軍事政變推翻。隨后，智利的阿連德政權（1973年）和阿根廷的庇隆政權（1976年）也被美國中央情報局與軍事組織聯手趕下臺。風起云涌的20世紀左翼運動也因此銷聲匿跡。
—2000年間，右翼勢力處于上升態勢，這些政府的長期統治使得拉美左翼運動受到嚴重削弱。軍事政權以及獨裁的新自由主義民選政權取消了所有關稅和金融監管，盲目實行自由市場與依賴美國的經濟政策。在此期間，5000多家國有企業被私有化，其中多數由跨國集團掌控，超過15萬億美元以利潤、利息、逃稅、洗錢等形式被轉移到國外。但是，20世紀90年代美國資本的“黃金期”卻是經濟停滯、社會嚴重分化以及危機頻發的時期，誘發了這一地區新千年的公民進步運動與新一輪的左翼政權上臺執政，也促使我們思考這些新左翼政權的生命力是否能夠持久？
世界歷史結構的變革拉美左翼運動出現循環的最主要因素就是美國的超強經濟實力與干預能力，但近年來美國的這兩種能力均出現相對衰落。美國已不再是一個債權國家，也不再是巴西、智利、秘魯和阿根廷的主要貿易伙伴。除墨西哥外，美國的經濟影響力在拉美地區日漸式微。在其“后院”的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區，幾個國家與委內瑞拉簽署了石油補貼協議，而華盛頓則在哥倫比亞增加了7個軍事基地，增強第四艦隊在拉美的軍事存在，以彌補其經濟在這一地區的衰落。盡管美國增強了在拉美地區的軍事力量，但拉美以外的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戰爭以及與伊朗的長期對抗還是嚴重削弱了美國的干預能力，使得它無力在拉美開辟第四戰場。
因此，美國只有依靠金融和當地的軍事雇傭動搖和推翻中左政權。世界市場的發展，特別是亞洲市場的不斷擴大，拉美可以實現市場與投資伙伴的多元化，限制了作為國務院政策執行者的美國跨國集團的政治干涉。同時，美國經濟的金融化削弱了自己的工業基礎，對拉美的農產品和礦物需求非常有限，拉美國家也轉而依賴新興經濟大國。此外，在經歷金融危機之后，拉美各國加強了對資本流動的管理以及限制美國銀行的投機行為。華盛頓高唱“自由市場”，實際卻在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和出口補貼。作為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倡導者，美國在拉美的意識形態影響力遭受重創。
拉美左翼運動的起伏與循環主要源自美國，而今美國的實力結構大為削弱，左翼政權的生命力可能更為持久。然而，美國仍是影響這一地區的關鍵因素，仍與本地區的右翼軍事和經濟力量聯系緊密。其次，中左政府依賴外國和國內經濟精英擴大農產品和礦產出口，國際市場的不斷波動，如此的發展戰略容易給本國帶來危機。最后，中左政權沒有能夠消除地區和社會差距，也未能夠掌控戰略經濟部門。
以上因素的考量又不禁讓人懷疑這些拉美中左政權的生命力，因為能夠阻止新自由主義復辟的國家結構與階級結構幾乎沒有發生任何內部變革。當前的21世紀社會主義政權是邁向真正社會主義的基石，還是復辟親美的新自由主義模式之前的過渡階段？這一結論還有待公開討論。
四、結語世紀社會主義是否優于20世紀社會主義，關鍵在于我們選擇比較的不同模式以及進行比較分析的政治準則。盡管提及20世紀社會主義，人們便不禁想起蘇聯模式，但是20世紀社會主義并非只有單一的蘇聯模式。20世紀社會主義政權至少存在4種不同的激進模式，其內在政治結構也不盡相同。
革命的一黨政權，主要包括古巴、朝鮮、中國、越南和蘇聯。除蘇聯外的4個國家都把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解放運動相結合，在不同階段言論與個人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這4個國家都曾奮力反抗美國的侵略，遭受制裁與禁運，也都采取過嚴厲措施平息社會的動蕩。
通過選舉上臺的社會主義政權，主要包括智利（1970—1973）、格林納達（1981—1983）、圭亞那（20世紀50年代）、玻利維亞（1970—1971）、尼加拉瓜（1979—1989）。多黨競爭甚至以犧牲國家安全為代價，這些政權容易受到軍事干預、軍事政變與經濟制裁影響。
自治的社會主義于20世紀4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在南斯拉夫的工廠付諸實踐，1963—1964年阿爾及利亞也進行了短暫實驗。美國和歐洲支持的分離主義運動導致南斯拉夫解體，阿爾及利亞的社會主義實驗也終止于一次軍事政變。
以大規模、長期的社會福利計劃為基礎的社會民主主義制度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尤其是瑞典，得到實施，國家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管理。
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只在東歐實行，并且經常爆發社會變革與民主運動，如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20世紀80年代的匈牙利。同樣，21世紀社會主義也具有不同的政治模式。
委內瑞拉把石油、鋼鐵、水泥、銀行和電信等重要產業收歸國有，沒收大量農田并安置10萬多戶農民家庭，實行全民免費醫療與義務教育，鼓勵建立社區委員會和工人自治組織。
玻利維亞沒有實施國有化運動。相反，莫拉萊斯鼓勵公私合營，引進十多家外國礦業集團，支持擴大印第安人公民權利的政治改革，增加住房、基礎設施和扶貧等社會支出，但并未實行農業改革。
世紀社會主義最保守的模式出現在厄瓜多爾，政府在礦業和石油產業上作出重大讓步，實行電信私有化，對國內商業精英進行補貼?？评讈啗]有實行土地改革，卻把印第安人的土地轉讓給礦業公司。社會主義的特征主要體現在增加社會開支、取消美國的軍事基地、批評美國的軍事和貿易政策。然而，科雷亞卻繼續保留美元主導的經濟模式，限制擴張性的財政政策。
假如我們采用公認的準則來評判20世紀和21世紀的社會主義，我們就能在經濟獨立、社會公正與政治自由方面對其進行客觀的判斷。
在公有制方面，除斯堪的納維亞模式以外，所有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有制規模都要超過21世紀社會主義國家，只有目前的委內瑞拉最為接近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綜合比較公有制、公私合營與私有制對經濟增長和生產力提高的貢獻，20世紀的公有企業既有高速增長，也有停滯不前；公私合營企業易受變化莫測的國際市場和需求的沖擊，在繁榮期的高增長與蕭條期的壓縮生產中循環。在社會關系、社會福利與工作條件方面，公有企業總體優于合營和私有企業，雖然私營企業的工資報酬可能高于公有企業。
在農業改革方面，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重新分配土地，瓦解了地主階級的權力，但21世紀社會主義國家在此方面都不甚成功。20世紀社會主義的土地改革與21世紀社會主義的農業出口戰略形成鮮明對比，這一戰略進一步加劇了土地的集中與農村的社會差距。但是，古巴和中國的農業改革措施不力，導致了第二次農業改革，把國有土地重新分配給農民與合作社。
在社會福利方面，21世紀社會主義國家擴大社會支出，提高最低工資，但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卻提供全民免費醫療與義務教育制度。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雖存在城鄉差距，卻能在農村提供免費醫療和基本社會保障制度，而21世紀社會主義國家還無法做到這一點。
在反帝斗爭方面，20世紀社會主義遠優于21世紀社會主義。古巴向南部非洲派遣軍隊和提供軍事援助以抗擊種族主義政權的侵略；中國出兵朝鮮抗擊美帝國主義；蘇聯向越南提供武器和導彈以支持越南的民族解放斗爭，并且向古巴提供大量經濟和軍事援助以抗擊美國的制裁。21世紀社會主義卻幾乎沒有為民族解放斗爭提供物質支持，巴西、玻利維亞、智利和阿根廷甚至還出兵支持以美國為首的軍隊占領海地。21世紀社會主義最多也就是譴責美國支持的委內瑞拉和洪都拉斯的軍事政變以及在厄瓜多爾和哥倫比亞建立軍事基地，拒絕簽署以美國為中心的自由貿易協定。
盡管21世紀社會主義缺乏激進性，與理想的社會主義還存在遙遠的距離，但21世紀社會主義還是舉起反對美國軍事主義和干涉主義的大旗，鼓勵開展各種公民運動，而這些都是值得期待的社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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