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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美國特工所經歷的“東亞金融危機”

俞飛龍 · 2010-04-15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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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美國特工所經歷的“東亞金融危機”
作者:俞飛龍

按語:雖然人類在3000年前,就發明了“公平”這個具有崇高內涵的詞匯,但顯然,“公平”至今并沒有完全融入我們的社會生活,以它本來的含義參與制度或文化建構,這讓我們處身的世界并不平靜,在本次金融危機依然在四處蔓延之際,從一個直接的視角重溫十年前發生的東南亞金融,也許有助于幫助我們直觀地理解理解美國,理解經濟,理解金融,理解這個世界,理解一些金融資本的圖謀,理解那些被包裝得五光十色的“市場模型”和“創新理念”的真正用心。
在危機全面逼近人類之際,我們需要找到對策,而在這個過程,獲知這個世界的“真相”,顯得格外重要。
那么,讓我們一起來分享有關這個世界的部分真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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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馬尼拉當晚,克勞特就拉我參加了一個神秘的儀式。參加這個儀式的只有3個人,克勞特,一個叫“海西里因”的程序設計師和我,海西里因是一個約30歲、看上去有點憔悴的年輕人,克勞特主持了整個儀式。
在這個嚴肅而神秘的小型儀式上,我和海西里因被告知,從今天起,我們在情報方面的交流級別上升到了“機密級”。
長期以來,CIA實行的是塊狀和樹形管理,各部門之間,彼此獨立,只對上級負責,并履行繁復的保密條款,如果沒有上級安排的合作,兩個為不同部門服務的人,哪怕在各自部門都呆了10年以上,也可能彼此不認識,而在部門內部,實行的則是嚴格的樹形管理,比如克勞特,他在當地有自己的一個小團隊,這個小團隊是他根據工作需要發展的,對我這樣的工作伙伴也不公開。
“祝賀你,邁可,我花了5年時間,才得到這樣的權利”,儀式結束后,克勞特過來,友善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這是對我工作的鼓勵和認可,我沒有理由不高興。
“嗨,很高興認識你”,海西里因笑著向我伸出手。
“謝謝,我也很高興,你一直呆在這邊嗎”?
“是的,我在這邊已經呆了4年,在為一些銀行服務”,海西里因笑著說,“在為他們設計一些程序”。
“他是我們里面真正的專業人士,不屬于我們這個部門,但是根據上面的安排,這次需要我們一起合作”,克勞特頓了一下,“先生們,我們可以開始一些更重要的事了嗎”?
在隨后的兩個小時,克勞特詳細介紹了那個“重要任務”——密切關注東南亞的資本市場動向并及時作出妥善安排。
為了更好地理解這個“妥善安排”的說辭,總部為我們提供相當豐富的背景材料,這些背景材料顯示:
早在1996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年會上,西方主流社會實際已經發出了東南亞將出現危機這一信號,在這屆年會上,來自世界各主要國家的政治界、經濟界的領袖人物一致認為,中國,而不是此前為世界輿論熟悉和推崇的亞洲“四小龍”,“四小虎”,是今后經濟增長最快、最值得去投資的國家。
這是一個措辭微妙的說法,有著豐富的潛臺詞。
因為,兩年前的1994年,專門為次發達和欠發達國家政府貸款的世界銀行,大張旗鼓地出版了《東亞奇跡》,這一被譽為“深刻洞察了亞洲的過去和未來趨勢”的長篇分析報告,刻意回避了中國,而將這一地區的其他8個國家的發展經驗恭維成是一個“奇跡”,認為這個“奇跡”有著相當大的共同點,就是巨大的市場潛力、成功的教育、廉價的勞動力和政府靈活的政策導向。
亞洲開發銀行的杰哈博士,還為這個“亞洲奇跡”提供了一份數據確鑿的報告,這份在亞洲經濟界、輿論界受到廣泛追捧的報告顯示,在過去20年里,東亞經濟年均增長率達到了驚人的8%,大大超過同期世界平均速度的2.8%,世界發達國家平均增速的3%;60年代,亞洲GDP只占世界的4%,而到90年代,這個數字漲到了25%。
美國《新聞周刊》也摻和進來,預言“到2000年,東亞的GDP就將占世界的30%以上。”,韓國慶北大學的《亞洲研究》雜志不甘落后,高調撰文稱,“急劇發展的東亞地區將對美國造成很大的影響,亞洲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橋頭堡,這是50年來也是下一個世紀最大的變化”。

一系列權威機構和權威人士所傳播的樂觀情緒,繼續有效刺激著東南亞各市場體的發展預期,拉高這些地區資本市場的資產價格,同時,資本市場的這種樂觀,也非常順利地傳導到了各大產業,形成了由資本市場支撐而非需求支撐的產業發展計劃和規模。而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產業的擴張,又固化了對這一發展預期的路徑依賴,從而讓其成為了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一道“死穴”。
“因為基本格局已經形成,所以這將是一場沒有懸念的獵殺,”克勞特吐了一口煙,得意洋洋地笑著說了句總結性的話,“唯一的懸念只在于如何選擇時機,如何選擇對手,說實在的,我嫉妒你們如此年輕就有參與這種大場面的機會”。
“克勞特先生說得沒錯,我查過我所在銀行的交易數據,發現這些地區資本市場的資金結構,以短期債務和熱錢為主,大約占到了6成,其他銀行情況也差不多,所以可以說,相對于這些國家經濟規模巨大的投機和泡沫而言,它們握在手里、可以用來‘滅火’的區區數百億美金的外匯儲備,完全可以用杯水車薪來形容”,海西里因說起話來有很強的技術分析特征,“我模擬過他們對市場進行反擊的幾種方式,可以說都不足為道,因為它們是在用很微弱的力量捍衛泡沫,從理論上來說這是個笑話,從現實來說這不過是為做空者添加一兩塊肥肉,如果做空者力量足夠強大又來勢迅猛,那么市場會很快跟風‘做空’,市場也就很快見底,這種方式有種風卷殘云的痛快,卻很難撈到市場之外的‘油水’,我想這不是那些國際大炒家的風格。他們掏空這個市場的理想方式,可能會選擇這樣一個操作模型:根據資本市場的交割情況,在期貨市場做空這些國家的貨幣,但開始做空的量不是太大,以誘導所在國政府發生錯誤判斷,以為動用一些外匯儲備就可以穩定幣值,于是用這種思路干涉市場,炒家順勢讓市場出現微弱反彈,但很快是一個更大幅度的跌落,于是政府再拿出外匯儲備干預,市場再反彈,然后再跌落,如同貓戲老鼠,直到耗干它們身上的最后一滴油,那時,真正大規模的獵殺才正式開始”。
“沒想到您竟如此專業而富于遠見”,海因西里的這一番話讓我大開眼界。
“不,不是我有遠見”,海西里因對我微微一笑,“我說的這些手腕,在300多年前的荷蘭郁金香案例,200多年前的密西西比泡沫案例,100多年前的英國南海泡沫危機案例,1929-1933年的大蕭條,甚至1992年的英鎊危機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使用,可以說沒有多少新鮮感,如果投機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一定會想盡辦法套取與目標市場相關的一切利潤,而不僅僅只是市場中的利潤,這就像一個稱職的賭徒,他的目標是對手口袋里全部的錢,甚至能憑‘信用’借貸到的錢,而不僅僅是擺在桌面的錢”。
“是的,這并不新鮮,也不深奧,人類之所以不斷重復自己的錯誤,在于這么多年來,他們都沒有改變自己的貪婪”,克勞特深深地吸了一口煙,似笑非笑地望著我們,“現在正襟危坐的你我,不也具有這同樣的秉性么”?
我的臉有些發燙——我得承認,他們說的這些,我了解得太少了,我小心翼翼地問,“那么,接下來我們該干什么”?
“接下來,你的任務是繼續熟悉資料,也許我手里的一些錄音什么的,對你也有點用,至于海西里因,我已經看了你遞交給總部的未來數月市場交割總量數軸圖,資金流量和債務統計表,它們做得棒極了,我想,未來你需要跟進的,是更具體的資本動向,這對我們而言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環節”,克勞特若有所思,不緊不慢地說,“當然,除了你倆,我們還有一些人在做其他方面的工作。你們可能想象不到,這是一場多大規模的戰役,可以這樣說,這場戰役,也許稱得上是二戰后最大的一場戰爭,不費一槍一彈,卻將可能改變一些國家的歷史,我甚至在想,也許,到我孫子讀10年級的時候,他會在歷史課上讀到這場新型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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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勞特這番聳人聽聞的形容,讓我對當時東南亞看上去風和日麗、朝氣蓬勃的局勢充滿了一種難以名狀的肅穆感、緊張感——難道現實和真相之間,真的存在這么大的差距?東南亞真的已種下禍根?并將很快遭來無法抵擋的致命一擊?在想這些問題的時候,我手里正拿著一份當地的報紙,在這份專門針對該國所謂的“高端人士”發行的媒體上,一位在菲律賓頗有名氣的經濟學家正在分析新加坡新聞部長楊榮文幾年前在瑞士達沃斯世界說出的豪言壯語,“亞洲將成為世界真正的領袖”。
看得出,這位經濟學家非常認同這個說法,并使用了相當繁冗的數據比較——連續20年的高增長,教育,政府,市場,儲蓄,技術,成本,潛力等等——來論證菲律賓應該在這個趨勢中占據重要位置。
在我的印象里,這也是在這個地區得到長期附和的觀點,呆在馬尼拉近1年的時間里,我幾乎沒在報紙和電視上看到過什么反面意見,只從總部傳來的資料里,見過一個叫“克魯格曼”(10年來,他已從當初的一個無名小卒變得赫赫有名,并在不久前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家伙,曾在《外交》雜志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認為東南亞的增長是“建立在浮沙之上,遲早會幻滅”,但這個觀點,不但遭到了美國主流經濟學家的反對和嘲笑,而且也激怒了東南亞本地的多數專家和領導人。
因為小史迪威那個關于“收入和生活規劃”的比喻,我很容易就認可了克魯格曼文章中的某些憂慮,同時對一個問題百思不得其解:為什么我這個菜鳥級別的家伙,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弄個大致明白的觀點,卻會惹惱一干博學多才的大人物,難道他們反對的姿態背后,真的僅僅只是因為貪婪和利益?
“不,不是這樣,實情遠比這復雜得多”,除了提到“那個女人”的晚上外,克勞特總是顯得精力充沛熱情洋溢,“親愛的邁可,我很高興和你探討這個問題,實際上,這類問題確實值得我們去一再咀嚼,當然,咀嚼它不是為了得到什么新穎觀點去發表在刊物上,以圖獲得公眾的喝彩,而是在于,他們的問題所在,正是我們的機會,不是嗎?哈哈”。
在克勞特看來,克魯格曼和反對他的那些人,使用的都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在分析問題,而如果僅僅是從主流經濟學倡議的成本、效率、投資、儲蓄、增長來衡量,反對者確實有足夠的理由來駁斥克魯格曼,因為東南亞的增長模型完全符合這些要素要求,在這樣的框架下,克魯格曼的質疑,就變成了對當地政府權威、誠信和執行力的懷疑,這是包括新加坡那個李光耀和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會公開駁斥他的原因。
“他們都沒看到問題的實質”,克勞特慢悠悠地吸了一口煙,“問題的實質在于,實際成本與市場預期之間的矛盾,以及那些邊緣性國家的政府想駕馭開放市場的資本圖謀的狂妄,你可以把這種狂妄理解為是對尊嚴和秩序的需要,但在我看來,這其實是無知,是對全球化時代市場體系的發育和特征的無知”。
“我想我遇到了新問題,克哥,聽起來,你似乎對主流經濟學不太感冒?我可以這么理解嗎”?
“其實,你完全可以這么說,在我看來,主流經濟學確實存在不足,但是,它已成為世界的趨勢和標準,至少在今天,東南亞這些國家,還無法與這個趨勢和標準抗衡,而這就是我們的機會”。
“可是,我還是不太明白,為什么你會說他們狂妄”。
“噢,這個嘛,我想,是他們完全沒弄懂他們發展經濟所依賴的市場和貨幣的奧妙,特別是美元的奧妙”,克勞特神秘一笑,“這些沉迷在自己的傳統和歷史中的東方國家官員,太迷信權利了,以為他們手中的權利可以掌控一切,這對今天的世界局勢而言,其實就是一種狂妄……對了,你注意到這里面有個叫李光耀的人了嗎”?
“實際上,我很關注這個新加坡人,他似乎很活躍,在這個地區也挺有影響力”。
“呵呵,準確地說,他應該是整個東南亞,不,也許是整個亞洲最可笑的人,一個彈丸之地的暴發戶,我不太了解他為什么喜歡喋喋不休,老喜歡以這個地區掌舵人的方式發表‘高見’,但是我想說,他可能連新加坡為什么會成為東南亞的金融中心的原因都沒搞明白,或者不愿意去搞明白……那里之所以能成為金融中心,完全不在于它是什么交通樞紐經濟發達,事實上,完全不是這些,而是它最無能”。
“最無能”?
“是的,要說對東南亞的輻射方便,吉隆坡、馬尼拉、甚至雅加達的位置,都強過新加坡,為什么金融機構在這個地區選擇的卻是新加坡,而不是上述這些城市?原因就在于,在與西方的關系中,它最沒有反抗能力,它必須妥協,也只有妥協這唯一的一條路,并按這個路子來安排完全能滿足各大金融機構需要的一竿子政策……這些機構甚至不會為這些優厚的政策支付任何成本”。
“這么說來,香港,也屬于這種情況”?
“耶~~,你有見過這兩個地方,出臺過什么與西方國家過不去的政策了嗎”?克勞特端過茶幾上的茶杯,舒舒服服地靠在沙發上,一臉微笑。
“還真有些道理……可是,克哥,除了金融之外,這兩個地方在其他方面也很有影響力呀”。
“沒錯,也許,它們都還有其它一些影響力,是那種西方國家需要的影響力”,克勞特揶揄地注視著杯子里黑紅色的茶水,微微抿了一口,“你明白這其中的奧妙嗎——它們沒有能力抗衡西方,又想分享西方通往亞洲的好處,你覺得它們會拿什么來作為回報,或者說作為籌碼”?
“原諒我對這個問題所知不多”。
“你來亞洲的時間不長,不了解這些也正常,不過它們并不是秘密……你知道,這兩個地方的人都以華人為主,他們不傻,實際上,他們很聰明,知道我們這些國家需要什么,也明白自己要扮演什么角色,才能滿足這些國家潛在的戰略需求,說得更赤裸一點,就是‘才不會被西方拋棄’,所以我們都看到了,新加坡最喜歡評頭品足的國家,不是與它相鄰的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或者印度,而是中國——沒人喜歡中國插手這個地區的事務,那么這個地區的輿論就需要保持一種氣氛,拉開它們與中國的距離的氣氛,讓它們對這個與自己存在了上千年聯系的國家保持敵意和警惕,這一點,新加坡做的很成功”。
“可是,克哥,新加坡和中國的關系似乎很密切呀”。
“哈哈,邁可,這就是我說它們聰明的地方,因為它們懂得如何挖掘這種戰略價值的潛力,只是,我覺得這個叫李光耀的家伙聰明得有些過了頭,最近幾年,他似乎太投入了”。
“中國有句俗話,‘穿久了龍袍,就以為自己真是皇帝了’,您想說的,是這個意思吧”?
“還真是個恰當的說法,對了,邁可,你得去準備一下,過兩天,我們可能要去曼谷住上一段時間”。
“又要出差嗎?可是,克哥,對于你交代的事,我還一點頭緒都沒有”。
“你是說頭緒?邁可,這就是我們出差的目的,我想你也明白,有時候,需要用耳朵,而不是大腦去找頭緒……還記得我告訴你已經有人在布局的事嗎?幾天后,這個人將攜帶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去曼谷度假了……我想他會指點我們到底該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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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勞特提到的“這個人”,正是國際投資界聞之色變的索羅斯。無疑,直到今天,他依然是個富有爭議的人物,有人說他是惡魔,有人說他是現代“賞金殺手”,也有人說他是不世出的天才。1992年他率先挑起的阻擊英鎊一役,不但重創英鎊,讓英國和意大利黯然退出了歐洲為歐元誕生而啟動的匯率機制,也讓他賺得盆滿缽滿、聲名鵲起。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甚至嘲弄在索羅斯面前敗下陣來的英格蘭央行行長萊蒙,在公眾面前“沮喪地背著手,看上去像個囚犯”。
阻擊英鎊的戰役大功告成后,索羅斯并沒有急著離開倫敦這個是非之地,而是在那里坦然接受了倫敦《每日電訊》的采訪,公開為自己的投機行為辯護,并得意洋洋地宣稱,由于英鎊暴跌,自己獲得了超過10億英鎊的利潤。
此人性格之強悍不羈,由此可見一斑。
克勞特所謂的“指點”,當然不是去找他當面請教,而是依靠一種我們熟悉的方式:竊聽——它遠比當面指點更為可信。
收拾好行頭,我和克勞特在第二天就抵達了曼谷。
曼谷,這座東南亞著名的旅游城市,在12月的日光下顯得格外溫馴,也許這是它一年中最好的季節之一。不太冷,也不太熱。不過,我想直到現在,我也沒弄明白,為什么它會成為一座能吸引全世界的游客來此觀光的旅游勝地。除了佛塔和人妖這兩個極端對立的事物,我沒看出這座城市還有什么特別的地方,倒是它凌亂的街道、擁擠的交通和一種酸溜溜的檸檬,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按照我們得到的消息,索羅斯要第二天才抵達曼谷。住進曼谷方面的人員為我們安排的住處后,克勞特對著手里的一張紙,邊在房間踱步,邊思考著什么。我則打開曼谷方面遞交過來的一口精致的小皮箱,仔細查看里面的裝備。
“邁可,你覺得索羅斯會對人妖感興趣嗎”?克勞特一手托著下巴,笑嘻嘻地盯著他一直沒放下的紙片,突然冒出這么一句不著邊際的話。
“噢,也許,很多人都說他是頭怪獸,沒準,他真有那種特別的口味”,我一邊關上皮箱,把它放進抽屜,一邊打趣道,“要不,他怎么會大老遠來這個地方過圣誕節”。
“如果我能拍下一張他和人妖共舞的照片,倒是件送給兒子的好禮物”,克勞特一屁股坐在沙發上,“對今天這個迷人的東方之夜,你難道不應該有點想法嗎”?
“我想再仔細研究下索羅斯,這個人實在太有趣了,他身上有很多我看不明白的東西”,我老老實實地回答。
“哈哈,邁可,你太緊張了”,看著我一副認真的樣子,克勞特哈哈大笑,“其實,完全沒必要這樣,我不是說過,這是一場沒有懸念的戰爭嗎?索羅斯,沒錯,他是個操作方面的技術天才,我們這趟過來,不過是想從他那里得到一些時機方面的信息而已,這是個簡單的工作,放松些,去喝一杯怎么樣,我知道這里有幾個很不錯的酒吧”。
“不了,真的,我想我沒必要去破壞那里的氣氛”,黛米的事,還在我心中留著濃厚的暗影。
“可是,你沒覺得,如果你不去,也會掃了我的興嗎?”,克勞特半真半假地笑望著我。
“好吧,只要不看人妖和泰拳格斗”,我走過去,拿過桌子上的車鑰匙。
曼谷方面配給我們的,是一輛銀灰色的卡迪拉克,我剛拉開車門,克勞特在后面拍了拍我的肩膀,“邁可,還是我來吧,這個城市的交通糟糕透了,你來開車的話,我擔心我們會在這個龐大的鄉村公園里迷路”。
草草吃完飯,克勞特就熟門熟路地把我拉到當地最富盛名的夜總會,一直玩到凌晨一點,才興意未盡地打道回府。
回來的路上,克勞特突然想起什么,“邁可,你說你對索羅斯很感興趣,覺得他有很多地方看不透,能說來聽聽嗎”?
“噢,我還以為你不感興趣”。
“是的,與一個美麗的姑娘比起來,我也許對后者興趣更大,但是,現在咱們不是已盡興而歸了嗎?哈哈”。
“呵呵……我想也許,也許索羅斯比那些報道堆砌的說辭更神秘,克哥,你想想,假如,一個賭徒,在賭桌上贏了一個蠻有實力的家伙很多錢,散席后,他最可能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趕緊離開,那地方對他而言,可是個是非之地”。
“問題就在這里,索羅斯在重挫英鎊后,并沒有立即離開倫敦,而是在那里炫耀他的勝利”。
“這沒必要大驚小怪吧——可能與他強悍的性格有關,你知道,很多天才都有與常人迥異的地方”。
“單獨來看,這可能有些道理,但是,我總有個揮之不去的感覺,他那些過分夸張的言辭里面,還包含了另外的東西”?
“噢?另外的東西”?
“是的,我覺得問題并非報道所說的那么簡單”。
實際上,我對索羅斯產生疑慮的緣由,來自南斯拉夫之行,那趟遠行,不但教會了我永遠不要從事情的表面去看問題;也讓我對本國政府對歐元的擔憂和背后的一些謀劃,有了非常直接的了解。
索羅斯不合常理的高調,讓我不由自主聯想起了另外一些事。
1992年2月7日,歐盟12個成員國簽訂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啟動“歐洲匯率體系”,用以評估各國貨幣與歐元的比值。如果美國政府不樂意看到一個強大的歐元誕生,除了通過推動東歐劇變,試圖以此讓歐盟的組成復雜化外,它還會怎么做?
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某種方式,摧毀歐元,以中斷歐洲一體化進程,實在不行也得削弱歐元的價值。事實上,索羅斯做到了,他狙擊英鎊和里拉的投機,讓英國和意大利退出了這個“匯率機制”,確實給醞釀中的“歐元”帶來了重創。正如一個退休的法國外交官當時在接受采訪時說,“盎格魯一薩克遜的投機商破滅了歐洲的希望”。
無疑,這是美國政府樂意看到的一個結果。索羅斯這種與美國政府對歐洲的策略具有驚人一致性的原因,難道只能用“巧合”來解釋?如果將這種一致性假定為有某種聯系,索羅斯的行為或許才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釋,在這種聯系下,索羅斯需要大張旗鼓宣揚英鎊的失敗,以增加整個英國的挫敗情緒,從而達到逼英鎊主動退出“匯率機制”這一目的。
“邁可,你的腦袋瓜子還真有點與眾不同”,我的分析顯然引起了克勞特的興趣,“不過,我覺得沒必要過多思考這類問題,它們完全在我們的職責之外,記住,現在我們正處在一場大仗的邊緣,而索羅斯,是個能給我們帶來好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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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的泰國之行果然低調,甚至低調得有些別扭。
除了自己那位也許意在掩人耳目的花枝招展的模特妻子外,此行他只帶了兩個保鏢,連一向形影不離的助手都沒跟在身邊。
我們的車靜悄悄地跟在他保鏢的車后。
“哈羅,老朋友,我正在去住處的路上,你那里完事了嗎……噢,不,不,這完全是蘇珊(注:索羅斯第二任妻子)的主意,她想趕在下一個雨季前,來這個東方國家的海灘散散步”,索羅斯乘坐的那臺車里,傳出了一個老年男子帶有輕微鼻音的聲音。
“當然,如果你有什么提議,我倒樂意當一個聽眾……好的,待會見”,隔了大約5分鐘,監聽器里再次傳出那個老年男子的聲音。
索羅斯一行的車,停在了悅榕度假酒店的門廊下。這是一間剛剛開業不久的5星級酒店,里面全是套房,在曼谷可謂獨此一家。
“果然是他”,克勞特盯著車窗外,嘴里嘀咕出了一句。
“誰?”
“一家英國銀行在泰國方面的負責人”,克勞特對窗外酒店的門廊方向努努嘴,我伸頭看了看,一個大腹便便的西方男人,正艱難地把自己從寬敞的奧迪A8中扒出來。
“真是個不知節制的家伙”。
“這倒挺符合他們這個行業的本性,我說,邁可,你猜他們會談什么”?克勞特譏諷地癟癟嘴,若有所思地盯著那個家伙的背影。
“不知道,也許他們會賭明天早餐甜餅的顏色”。
“這么說其實也沒錯,他們愛好此道……噓”,監聽器通過聲波特征檢測,終于定位出了那個帶鼻音男人的聲音——
“親愛的,那不過是一個老朋友而已”。
“喬治,難道你想看到我們走過的海灘,留下的是三個人的腳印”?聲音聽起來很嬌媚,應該是蘇珊。
“噢不,我想這只是禮節性的拜訪……我保證,當我們在海灘漫步的時候,后面干凈得連一條狗都沒有……等等,他可能就在門外了,我去迎接他一下”。
“哈羅,喬治,在這里見到你真是太意外了,蘇珊,我的大美人兒,你沒把喬治折磨得連我們這幫老朋友都記不起了吧”?
“啊哈,杰克,5年不見,你還是一肚子花花腸子”。
一陣熱鬧的寒暄后,兩人的對話直奔主題——
“喬治,能透露點你了解到的消息嗎?格林斯潘怎么看這邊的情況?我不相信你來這里,只是為了過一個浪漫的圣誕節,別瞞我,在你心里,最浪漫的,永遠是聽到數不清的鈔票嘩嘩流進自己口袋的聲音”。
“看來什么都瞞不過你,我想我在這邊的公司那些資本項目下的交易情況,你也該是一清二楚啰”?
“嘿嘿,您是大人物,我們哪敢怠慢,實際上,我們不但將您那幾家公司私自列入了特殊賬戶,而且還串接了它們在花旗銀行,渣打銀行、盤古銀行、京都銀行的交易記錄”。
“真是頭敬業的老狐貍,那你也該知道,我已經在這賠進去了兩千多萬,難道你沒有點義務為你的客戶說點什么嗎”?
“喬治,我要說的是,也許,這次你又選對了目標”。
一陣沉默,也許索羅斯在笑而不語。
“我們是生意人,喬治,我只從生意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你知道,這10年來,泰國的經濟規模在急劇擴大,自信心也空前膨脹,我想他們腦子現在已經不知道轉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許在天堂,也許,在月球上,因為投資的拉動,錢來得太容易了,這成為一輪又一輪刺激經濟的理由,而且政府也提供了很多便于資本流動的寬松政策……我想,現在他們用以支付信用的戰略資源已經消耗得差不多了,今年的官方統計雖然還沒正式公布,但已經出來了,是負增長,明年他們那些超過兩百億的短期債務,恐怕會出現償還問題——前幾天我們幾家銀行開了個碰頭會,發現最近幾個月的壞死賬,與去年同期比上升了200%……”。
“看來確實不錯,泰國是東南亞最薄弱的環節”。
“天哦,喬治,你說什么?難道你要對整個東南亞動手”?
“如果有機會,為什么不抓住它呢”?
“這這這……這超出了我的想象,喬治,你可要小心你的胃,也許它裝不下這么多東西”。
“當然,單靠我一個,肯定不敢貿然行動,但是你們,還有布魯斯、約翰遜、保羅、高盛、摩根、美林這些家伙,難道對此真的無動于衷?”
“這倒是個不錯的主意,你想怎么辦”?
“我需要泰國所有銀行的壞賬和潛在壞賬的資料,你那里能收集嗎?還有,你們能借給我多少泰銖,如果按以往那樣的條件”?
“所有銀行倒不敢說,但主要銀行的壞賬資料,應該沒問題,我們可以通過行業風險協調委員會調到這些資料……至于泰銖嘛,我們這里的存量還是比較充裕的,可以按老規矩拆借給你們”。
“我是說真的,老規矩,即使美聯儲加息后也不能變”。
“噢,美聯儲真要在這節骨眼上參與打劫嗎”?
“不,不知道,我只說‘假如’,你們那不會有問題吧”。
“我想應該不會有什么問題”。
“好吧,明天我的助手會從美國通知這邊的公司去和你們簽署一份協議,我就不露面了,杰克,你可別乘我不在,搞什么小動作”。
“嗨,喬治,這是哪里話,如果有什么散失,我親自登門謝罪,先讓蘇珊把我剝個精光,您再一槍崩了我——我知道您收藏了好幾把19世紀中期的左輪槍”。
“別盡想美事兒了,杰克,我想在這里盡快約見一些人,完了好陪蘇珊去芭提雅,這是我許下的諾言,你不會見怪吧”。
“不,不不,我完全理解,很高興能和你再有合作的機會,我想我該告辭了……蘇珊,美人兒,我差點忘了,我這里有一件送你的禮物,瞧,喜歡嗎?……”。

整個會面,沒超過30分鐘,我疑惑地看著克勞特,“這么簡短”?
“不,我倒覺得,他們至少交流了5年以上的情況”,克勞特緩緩啟動車子,跟在了杰克的車后面,直到看到那輛車開到匯豐銀行門口,那個叫“杰克”的家伙再次艱難地從車里把自己扯出來,步履蹣跚地走進銀行大門,才掉頭返回悅榕度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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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來的兩天里,索羅斯馬不停蹄地會見了當地一些外資銀行的負責人,對話內容大同小異,實際上,都比不上第一次那么坦誠直接——看來這些人中,杰克和他交往最深。
不過,雖然索羅斯隨后的談話更隱晦,但所有被約者,幾乎都在頃刻間對索羅斯的意圖心領神會,同意了他的一竿子合作建議。
我還沒從那些枯燥的對話中聽出多少門道,索羅斯就帶著他老婆離開了曼谷,住進了芭提雅。
“這就完了?”看著克勞特開始準備打道回府,我有些泄氣,在我看來,索羅斯那些文縐縐的交談和拆借合約,并不能和克勞特吹噓的一場“大仗”匹配。
“你還想聽什么?聽他和老婆做愛時發出的那種野獸般的嚎叫”?克勞特揶揄地看著我。
“這個這個,當然不是”,我臉一紅,“我只是覺得這太簡單了,簡直像個蹩腳的學術交流,克哥,你不是說這是一場可以改變歷史、寫進課本的戰爭嗎”?
“不錯,難道你沒看出來,好戲已經開始了”?
“這就開始了”?
“是的,你就等著瞧吧!我想,不久,海西里因就會把交易板后的一些驚人數據傳給我們”,克勞特給曼谷方面交代了如何繼續緊盯索羅斯后,就返回了馬尼拉,在公司召開了一次董事會。
過了十多天,好戲真的開始了,先是泰國公布頭一年出口和經濟均為負增長,隨后格林斯潘宣稱,將對美元加息。緊接著,媒體上出現了唱衰泰國經濟的文章——東南亞這個最薄弱的環節,需要為它連續20年的高速增長買單了。
美元加息是個準確無誤的信號,吹響了潛伏在東南亞的各路投機資本的行動號角,泰銖對美元一改1996年下半年以來的交易疲軟態勢,交易量和價位開始出現了急劇波動。
海西里因那邊不斷傳遞過來消息:泰國各銀行的壞賬截止1996年底,為235億美元,1997年上半年需要償還的短期債務超過300億美元……索羅斯從匯豐拆借了20億泰銖看空泰銖,一邊拋售泰銖現貨一邊購入泰銖對美元遠期合同;保羅從渣打拆借了10億泰銖跟進;美林投入10億看空泰銖;高盛投入5億泰銖購入美元遠期合同;摩根暫未有動靜;新加坡投行投入3億泰銖看空泰銖;京都銀行接盤;泰國軍人銀行接盤……
一組同時涉及到現貨、匯率、貨幣、股票、期指市場的攻勢,毫無先兆地在1997年1月全面拉開,并在突然轉向的媒體輿論的配合下,開始在證券市場引發出所謂的“羊群效應”,短短十多天,泰銖比美元的價格就下跌到26.18,跌到了10年前的最低點。
“天哦,泰國政府在這個時候,還會主動拋售泰銖?這不是在加速泰銖貶值幫我們的忙嗎”?拿著手里厚厚一摞資料,我覺得泰國政府實在是太愚蠢了。
“不,邁可,我倒不這么看,我倒覺得泰國這招棋很有深意,除了試探對手外,還有暫時擴大市場容量,以及主動貶值以從市場囤積美元,便于未來進行反擊的意圖,我想沒人比他們更清楚未來半年泰國需要償還的壞賬數目和國內經濟的泡沫程度了,他們可能對泰銖貶值有個心理價位,市場一旦突破這個價位,他們才會開始反擊”,這十多天,克勞特忙得團團轉,整天煙不離手,整個人似乎都夾裹在煙霧中,“只是,事情到現在這種程度,就是上帝來也救不了他們了”。
果然,當泰銖價位突破1986年12月以來的最低點后,泰國政府終于忍不住了,開始從市場正面組織反擊。
也許是從美聯儲的突然加息,泰國方面覺察到了這場戰爭的來者不善,感到就算自己主動拉低幣值為市場放血,也依然不敵對手,只有團結起東盟其他國家,大家一起向市場發力,才有勝算的可能,于是,泰國政府一邊拉高利率,動用外匯儲備填倉,一邊糾合盟友,在曼谷召開了一個“東盟國家央行行長碰頭會”,討論這一已在泰國浮出水面,并開始波及到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證券市場的貨幣投機事件。
碰頭會確定了“在可能的情況下,動用外匯儲備主動干預市場,以平息市場投機”這一策略,但基于“對市場的尊重”,也同時確定了各國可以用于干預市場的資金的最高額度。
這正是索羅斯們希望的策略。確定下這個策略的當晚,索羅斯和保羅有這樣一個簡短的通話——

“喬治,他們準備圍捕我們”。
“那好吧,我們就從大洋這邊瞄準他們”。
“這些國家的外匯儲蓄,加起來可是接近2000億美元”。
“我希望它們成為咱們的囊中之物,保羅,如果這個地區的投資人早一點對市場失去信心,也許會減小我們付出的成本和代價”。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想大家都這么想”。

在得到東盟國家的口頭支持后,泰國政府吃了一顆定心丸,泰國央行隨即召開新聞發布會,否認市場上關于泰銖要繼續貶值和將放棄聯系匯率的傳聞,并開始加大反擊的力度,不斷往市場投入美元貨幣,一時間,市場硝煙四起,出現了波動劇烈的拉鋸戰。與此同時,輿論界出現了一股聲音,聲討起前段時間政府的決策失誤來,認為“此前政府主動拋售泰銖加劇了泰銖貶值風險,有人應該對這一決策負責”,矛頭直指當時的財政部部長林日光博士、商業部部長納隆才博士和央行行長仁猜·馬拉甲。
在輿論的追逼下,泰國央行不得不公開一些金融公司在房地產方面的壞死賬,要求提高壞賬準備金,并要求撥出總額500億泰銖的備付金。
這一真相的公開,引發了泰國政府一直呼吁的“市場信心”的雪崩,眼看干預市場資金的限定額度快用完了,泰銖下跌的勢頭卻依然不減,泰國政府于是再次采用“以市場的手腕解決市場問題”策略,忍痛出賣泰銖未來利益,向市場拋出了150億泰銖的遠期合同,希望通過繼續擴大市場盤面這招,把泰銖穩定在低價位置。
可是,泰國政府把投機商的力量和野心想象得太小了,投機商迅速吃下了這150億泰銖遠期合同的8、9成后,開始耐心等待另一路狙擊者的出現。
1997年4月,新的狙擊者閃亮登場——
4月11日,世界著名評級機構——美國穆迪通過新一輪評估,將泰國大城、京都、泰國軍人三家大銀行的信用級別由A2降到A3級,兩周后,又將它們的級別由A3降到極度危險的B1級,由此,泰國銀行向國際資本市場的融資之路被活生生地割斷了。
被截斷了“國際水源”的泰國央行,不得不再次縮回打出的拳頭,終止了向市場無限量拋售泰銖遠期合同這一行為,開始真金白銀一次性拿出4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拋向市場,與投機資本赤搏,同時向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發出了求救信號。
但是,一切都已經晚了,幾個月前就已經潛伏在期貨市場、需要交割的合約,量突然變得非常之大,最重要的是,市場已經失去信心,國內的中小投資者開始紛紛跟風,看空泰銖,反對黨也感到找到了壯大自己、打擊對手的好時機,乘機通過媒體撰文、集會、演講,向現政府發難,泰國政壇一時風聲鶴唳、最高當局感到左右為難——他們發現,無論怎么做,最后的結果都是錯誤,并遭來公眾和反對黨潮水般的指責。
所以,雖然日本、香港、新加坡、馬拉西亞、印尼、菲律賓出于穩定本地區金融的需要,在5月都與泰國簽署了緊急資金援助協議,中國、香港、日本分別向泰國提供了10億美金的緊急貸款,并讓匯率市場的泰銖比美元的價位一度出現反彈,但終究還是沒擋住泰銖下跌勢頭。
6月,幾個月來一直處于風頭浪尖的財政部長林日光博士和商業部部長納隆才博士,因為沒能阻止泰銖一路走低,而被迫辭職,新任部長是獲得過美國西北大學企業管理博士學位,并曾在日本橫濱大學攻讀經濟學的他儂——又一個備受尊敬的老海歸。
他儂放出的第一把火,是“斷流”,要求16家資金不足的上市金融公司中斷股票上市交易,停業整頓,并令這些公司和五家財力雄厚的金融公司的任意一家合并。以使金融公司擁有充足的資本金,從而達到降低金融風險的目的。
但是,這一招,也等于在向世人宣布,泰國金融業已經面臨資金不足的嚴重局面。一些媒體抓住這個能吸引眼球的好線索,開始預測金融業的黑洞到底有多大,這無異是在對泰銖走向深淵推波助瀾,于是,多米骨牌倒下的聲音,變得更加密集響亮,外國金融機構見此情形,紛紛停止向泰國金融機構貸款,索羅斯乘亂首次亮相,預言“泰銖將繼續狂跌20%,甚至可能更多”。德國《法蘭克福衛報》迫不及待將這位“偉大的投資家”的結論傳向全世界……以索羅斯的行業地位和影響而言,這等于給正被架在火上烘烤的泰銖判了死刑。
市場信心徹底崩潰,出現了更大更勢不可擋的拋售泰銖潮,幾天時間,泰銖的下跌幅度就超過了20%,很多投機者一夜之間傾家蕩產。一些虧了錢的兼職投資散戶,成群出現在泰國一些城市的大街上,憤怒焚燒索羅斯畫像……

29

“可笑,真是可笑,這些可憐的、所謂的投資者”,克勞特拿著一疊刊載著“泰國投資者憤怒焚燒索羅斯畫像”大幅照片的報紙,面帶譏諷的神色連連搖頭。
“我倒挺理解他們,難道不正是索羅斯讓他們虧錢了嗎”?這半年以來,我天天忙著整理經由海西里因傳遞過來的情報,對此感觸尤深。
“不,我不這樣看,我并不覺得索羅斯比他們更貪婪,也不覺得他們比索羅斯更高尚……當這些蠢貨每個交易日能賺1000泰銖,或者更多鈔票的時候,他們是否想得起去燒索羅斯的畫像?他們哪個不在那些每天只能賺100,或者50泰銖的農夫,小商販面前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可是,親愛的邁可,正是因為他們每天能賺1000泰銖或更多,才引發了今天這個局面,索羅斯和他們一樣,不過是在利用這個市場賺錢而已,是的,也許他發現了漏洞,并利用了這些漏洞,但這只能說明他比別人更聰明,也更有力量,更能左右局勢,如果英鎊不高估自己的幣值,以想在歐元誕生之日占更大的便宜,索羅斯會成功嗎?如果泰國不盲目擴大經濟規模,預期市場不顯得那么狂熱,今天的泰銖會像瀑布那樣暴跌嗎?這些可憐的蠢貨也許到死也不會明白,當他們輕易能從市場掙來比一般人更多錢的時候,他們也為自己掙來了被人耍弄和蹂躪的命運,這不是報應,而是一種必然……你明白這個道理嗎”?
當然,我想我對這個道理——在小史迪威和克萊特的熏陶下……不再象一年前那樣陌生,但我還是被克勞特那些多少有點憤世嫉俗的言辭嚇著了。
“克哥,您這樣說當然有道理,可我覺得,今天你……”。
“有點憤世嫉俗,有點堂吉訶德?有點牛虻?不,邁可,不是這樣,這一切只是因為,我非常尊重,是的,非常尊重索羅斯,看到這些蠢貨把憤怒發泄在我所尊重的人身上,我只是覺得這群蠢貨不但可憐,可悲,也完全不值得同情。如果一個從不參與金融投機的人去指責索羅斯,我想我不會用這樣激烈的態度對他,相反我會很尊重他,因為確實,也許這種市場的設置在強行剝奪他的利益,并強行要他承擔投機所產生的災難,但是,你瞧,恰恰是這群昔日像狗一樣卷縮在證券所投機的家伙,現在在大街上成群結隊地辱罵那個狠狠給了他們一耳光的偉大的證券戰略家索羅斯”。
“沒想到索羅斯在您心中有這樣高的位置”。
克勞特神情稍稍緩和了下,他輕蔑地扔下報紙,回頭望著我,“邁可,我想,你也應該尊敬他,你可知道,這半年來,他幫我們掙了多少錢嗎”?
“不知道”,我確實對這個一無所知,公司的投資事宜,一直都是克勞特和那兩個美國過來的副總裁在專門負責。
“這半年,我們獲得了120%的利潤,也就是說,差不多有一個億,”克勞特臉上換上了一副得意洋洋的表情——這才是我熟悉的克勞特。
“哦上帝,這太意外了,克勞特,你創造了奇跡”!我確實為這個數字大吃了一驚。
“邁可,別這樣,我不是說過,這是一場規模僅次于二戰的戰爭嗎?這不過才剛剛開始”。
“真心祝賀你,克哥,祝賀你這么快就實現了夙愿,我想最多一年后,你可能就是整個中情局最富的人了”!
“邁可,這其實等于也在祝賀你自己——你也有份,不是嗎?不過說到中情局最富的人,我可差遠了,即使我將來應得的那份再加十倍,也比不上弗蘭克,他才是迄今中情局最富的家伙”。
弗蘭克?讓湯姆失去了所有朋友和一條腿的那個弗蘭克?
我心里一動,表面不動聲色,“噢,弗蘭克?沒聽說過這名字,他真的那么富有嗎”?
“是的,他是一個前輩,一個傳奇,我進入中情局的時候,他才退休不久,你沒聽說過他很正常,這么說吧,他的財富多得象一座寶庫,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里那樣的寶庫……他現在改名叫索拉亞·邁拉黑,很別扭的一個名字,就隱居在馬尼拉,我去拜訪過他幾次,都吃了閉門羹,也許,超級富翁都有著某些常人看不透的怪癖”。
“也許吧,對了,克哥,印尼那邊的事怎么樣?還順利吧”?我有意避開這個話題,我答應過湯姆,不去碰這個人。
從曼谷回來后,為了讓我能全力投入這場“戰爭”,克勞特把印尼方面的事務,交給公司一個叫“岡薩雷斯”的本地中年人去負責了。
“噢,還挺順利,現在的路已經差不多修了三分之一,新的鎮政府修建也開始4個月了,只是據說有一家農戶,其實就是一個60多歲的孤寡老人,怎么勸說也不離開自己的屋子,給他一倍于原有面積的新房也不搬,岡薩雷斯正在想辦法處理這事……公關公司也有好消息傳過來,說是他們已經安排了好幾次國際慈善活動讓伊梅爾達,也就是馬科斯夫人露面,她在那些場合表現得很活躍,還領著一些媒體記者參觀了她收藏的鞋子——這真是個奇怪的女人,她對鞋子表現出的喜好簡直讓人瞠目結舌,我想,也許她用在那些鞋子上的錢,就可以改變菲律賓三分之一的窮人的處境……”。
1997年7月2日,一個震驚東南亞,繼而震驚全球投資界的日子!在這一天,泰國政府在耗盡國庫里全部美元儲備也沒能阻止泰銖下跌后,終于被迫放棄實行15年之久的聯系匯率制,宣布泰銖實行浮動匯率制,把主宰泰銖的權力拱手交給了市場,泰銖全面失守了。
走投無路的泰國,終于一步步走進了那個投機者們精心設下的埋伏圈,7月3日,泰國政府對外宣布,決定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
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隨即開出了一份苛刻的清單,要求泰國政府按照市場的要求,全面私有化,泰國國內的所有經濟資源,都必須交由市場支配,政府只能用稅收來支付所有開支,并要保證盈余。
面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遞交過來的條件清單,幾個月前還雄心勃勃、運籌帷幄的泰國政府傻眼了——這哪里是什么經濟援助,分明是一場比革命還徹底的社會變革!
絕望的泰國政府只好暫時擱下伸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橄欖枝,一邊采取守勢,將商業銀行利率由12.5%提高至14%,一邊把希望寄托在即將在中國上海召開的亞太央行行長會議上。

30

但是,國際炒家并沒有給泰國突圍的機會,而是開始了真正的大戰役——開始分頭圍獵東南亞其他國家的匯市和股市。印尼盾、馬幣、比索、新元比美元的價格,在各路投機資本的包抄下,頓時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跌。緊跟著,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先后出馬,表示非常關注“最近幾個月在泰國發生、并有向周邊地區擴散跡象的金融混亂”,并把它和兩年前發生在墨西哥的比索危機聯系在了一起。
整個東南亞的上空驟然烏云密布,在泰國的前車之鑒下,這些國家誰也不知道明天等著自己的究竟是什么,在國際國內一片唱衰東南亞的輿論聲中,亞太央行行長會議在上海拉開了序幕。
“你覺得這個會會讓事情有轉機嗎”?在去上海前一天,我問克勞特。
“不可能,邁可,你是否記得今年2月份那個東盟會議,我覺得這半年的局勢,實際是在嘲弄東盟秘書長辛格在那個會上的倡議,2月份的那個會表明,加入東盟的這些國家,現在對彼此間合作的信任和認同,還沒達到1992年歐盟各國簽訂《馬斯特里赫特條約》那樣的水準,這個地區在經濟上最有實力的國家日本,還受制于廣島協議,實際上還在療傷,中國,在東盟現在還只是個觀察員身份,還被排斥在東盟之外,而且它的外匯儲備也不多,只有1000億美元出頭,加上香港剛剛回歸,我想它不太可能對東南亞的事務參與太深。而且,話又說回來,長期以來,因為受西方、新加坡和印尼方面的輿論滲透,中國在這個地區也沒有得到信任,韓國?很抱歉地說,今年3月以來它的日子就開始不好過了,我想它已經感到自顧不暇,那里的企業正在一個接一個地破產……那么,你覺得還會有誰能扮演拯救者的角色?是剛剛嚷著要靠近亞洲的澳大利亞?還是猴一樣精明的新加坡?還是已經感覺到了狂風來襲的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所以,我認為,它不會改變什么,也不可能改變什么”,克勞特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
隨后幾個月的事實證明,克勞特的這個分析相當正確,黑云壓境的局勢,讓東南亞的新加坡、馬拉西亞、印尼、菲律賓都在驚慌失措地等待屬于自己的“那地動山搖的一刻”,根本無暇過多顧及與自己有唇亡齒寒關系的“兄弟”泰國。唯一的失算是克勞特忽略了澳大利亞,8月初,當哀嚎遍野的泰國投資者在泰銖、股市失守,把目光轉向黃金并立即導致黃金價格飆升后,澳大利亞悍然出手,開始向市場傾銷性地拋售黃金,擋住了黃金的漲勢,讓索羅斯及其伙伴早就埋伏在遠期黃金期貨中的合約沒有實現其盈利意圖。
7月23日,我和克勞特提前兩天,抵達了這座遠東最著名的城市——上海,讓我意外的是,這次在機場恭候我們的,并不是我們這邊的人,而是一位自稱是上海總領事館的商務領事鮑勃。
克勞特顯然和鮑勃很熟,兩人在機場寒暄了一陣后,我才明白過來,原來,這次上海會議,會議主辦方已臨時決定啟用一套全屏蔽系統,這套系統將徹底隔斷會議室與外界的聯系,保證會議室里的一個電子也溜不出去。幸好這次會議邀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參加,他們將安排克勞特作為基金組織方面參會者的秘書進入會場。
“嗨,很高興認識你,聽克勞特說,你是后輩中少見的精英”?鮑勃笑瞇瞇地望著我。
“謝謝,不過也許我只是比別人幸運,遇到了很多足以作為我導師的人”,我說這些可沒半點謙虛的意思,而是發自肺腑的真心話。
“還挺謙虛,我喜歡這樣的年輕人”,鮑勃微笑著掉頭對克勞特說,“我想你們之間的合作一定愉快極了”。
“是的,他堪稱我的忘年交”,克勞特也笑嘻嘻地看著我。
當天晚上,鮑勃做東,把我和克勞特拉進了外灘附近一家據說有很棒的酒吧歌手和頂級妞的酒吧。
“你瞧,那就是外灘,我爺爺曾是那里一家銀行的主管,我從小就聽他講那些虛無縹緲的東方故事,沒想到有一天我也來到了這個地方,和他工作,也許戰斗過的地方只隔了幾條街”,鮑勃多愁善感地端著啤酒杯,對著外面不遠處燈火通明的外灘大發感慨。
“也許有一天,你還會在這里碰到你爺爺交好的那個德國人的孫子”,克勞特湊趣地接上鮑勃的話,看來,他們兩個以前經常在一起喝酒聊天。
“是呀,如果不是那個德國人,我爺爺也許就挨了日本人的槍子兒了,戰爭真是件可怕的事……但感謝上帝,它沒有摧毀外灘——當我把現在的外灘照片拿給他看的時候,老頭子高興得手都抖了,他甚至看出了一些建筑的裝飾花紋都沒變”,鮑勃和克勞特湊在一起,似乎有說不完的話,直到樂隊鼓手“咚”的一聲敲響了架子鼓,他才停下來,向我和克勞特介紹起在他看來是“中國最前衛的本土酒吧樂隊和酒吧主唱歌手”來。
架子鼓一響,酒吧的氣氛跟著也上來了,伴隨著永不過時、密集的重金屬鼓點,主唱歌手閃亮登場,在前臺漂浮不定的橘紅色的燈光效果下,她隨著腳下一路向前、制造氛圍的煙霧款款而行,并不時向臺下那些喝彩的酒客點頭致意,既顯得矜持又落落大方,看上去很美,很年輕。
“怎么樣?和你們想得不一樣吧?它其實不像酒吧,而象個沙龍,這是我一有時間就喜歡泡在這里的原因……如果你閉上眼睛,也許你會聞到空氣里有那么一股子懷舊的味道,很熱烈,很純粹,還有些你一直在琢磨,卻一直琢磨不透的東西,嗯,就像我們熱鬧而盲目的大學生活”,當鮑勃得意洋洋地這樣介紹我們置身其間的酒吧的時候,我明白了他和克勞特特投機的原因——他們的骨子里,有著某種相似的東西。
主唱歌手伴隨著樂聲,唱起了一首中國歌,雖然我不太懂歌詞,但她有不亞于一流歌手的聲線,聲音聽起來很舒服,幽緩、深情、優雅,讓我想起了我鐘愛的鄉村音樂。老實說,我驚異于這種意外的偶遇,在馬尼拉動身的時候,我滿腦子里只有數據、期貨漲跌幅線、意味深長的對話和各式各樣的密謀,可壓根都沒去想什么鄉村音樂。沒想到,它居然在這么個不合時宜的夜晚,在這么個不合時宜的場合聲色并茂地出現了!
讓人魂牽夢縈的鄉村音樂!約翰·丹佛、文斯·基爾、加思·布魯克斯、肯尼·羅杰斯、加思·布魯克斯……在這些熟悉而親切的名字中,我突然想起了仙妮亞·唐恩,一個去年才以《我的男人》獲得格萊美最佳鄉村女歌手獎的加拿大歌手——沒出道的時候,她也在酒吧唱歌……更重要的是,她還是黛米最喜歡的歌手,也許因為都在青春期失去了父親的緣故,黛米格外喜歡唐恩,幾乎會唱她的每一首歌,她甚至固執覺得,某些時候,她和唐恩在靈魂上,還存在有某種神秘的感應……我正握著酒杯想著那些難以忘懷的往事,忽然聽到不遠處有幾個人在齊聲喊,“Shania Twain(注:仙妮亞·唐恩)”、“You’are Still The One(注:你仍是我的唯一)”。
真有人提到了唐恩和“You’are Still The One”?!我吃驚到有些不適應地抬起頭,看到左側幾個年輕的中國人正沖著前臺主唱交替喊著那兩句英語。
“這是她最拿手的歌,也是我在這里聽到的最好的鄉村音樂”,鮑勃殷勤地給克勞特和我作了一個簡短的介紹。“這個女孩給自己取的英文名就叫‘唐恩’,就是這幾年挺火的那個加拿大歌手”。
已經唱了三首歌,剛歇下來的主唱優雅對臺下一笑,走到臺子中間拿過麥克,對樂隊微微點了點頭,熟悉的旋律,在幾束有節奏晃動的光柱中驟然升起,我的心不由一顫,這正是我心痛的經典——在學校的林間小路散步時,黛米曾無數次為我唱起過的“你仍是我的唯一”:

看看我們已經走了多遠寶貝
我們可能走錯了路
但我們一定會到達
他們說:我打賭他們不會在一起
但是看吧,我們仍在堅持
我們依然堅定地在一起
你仍是我的唯一
你仍是我會唯一奔向的人
我所屬于的那個人
你仍是我想共度一生的人
你仍是我唯一愛的那個人
我唯一會夢到的那個人
你仍是我睡前想吻的那個人
我們共渡難關
很高興我們沒有聽(他們的話)
看看我們將會錯過什么
他們說:我打賭他們不會在一起
但看吧我們仍在堅持
我們依然在一起很堅定
你仍是唯一
你仍是我唯一會奔向的人
我所屬于的那個人
你仍是我想共度一生的人
你仍是我唯一愛的那個人
我唯一會夢到的那個人
你仍是我睡前想吻的那個人
很高興我們成功了
看看我們已經走了多遠


不時被堅硬的搖滾重金屬撞擊的柔情!如訴如泣的柔情!如羽毛般漂飛在流水之上的柔情!已經被時間撕成碎片的柔情!在驚為仙妮亞·唐恩原唱的歌聲中,我的心開始隱隱作痛……突然,我意識到我正在哪里,正和誰在一起,忙定了定神,正襟危坐,但抬頭一看,克勞特和鮑勃已經不在了,我四下望了望,原來他倆拿著啤酒杯,站在陽臺上談得正熱火朝天。
我自嘲地笑了笑,端起了啤酒杯。
“我能坐一會嗎”?一個衣作時尚的卷發女孩從煙霧繚繞中款款走到我面前,優雅地抬手指了指我桌前的空椅子,講著一口流利的英語。
“沒問題”,女孩看起來挺有修養,我沒好意思拒絕。
“先生,就你一個人”?女孩微笑著坐了下來。
“是的,這是個意想不到的晚上,也許,也許我獨自呆著,是最好的選擇”,我若有所思地喝了口酒——臺上的主唱已經到后臺去了,樂隊的人有的在忙著調音,有的在翻譜,有的在喝水。
“第一次到上海嗎”?
“是的”。
“先生真會選地方,這是上海最好的酒吧”。
“我想是的,我很幸運,這兒的樂隊很棒,出乎我意料的棒”。
“你是說臺上那幾個窮鬼?那幾個鄉下人?”
我吃了一驚,盯著面前的女孩,女孩略帶鄙夷地望了望臺上那幾個正忙著的樂隊小伙子,看見我在看她,又露出得體的微笑,“我說的不是他們,我是說,來這里消費的人,非富即貴,因為這兒不但環境好,而且有全上海最昂貴、品種也最全的葡萄酒,您在這里可以喝到正宗的拉菲酒莊19世紀釀造的葡萄酒,也可以喝到摩當豪杰酒莊1940年釀造的葡萄酒,還可以喝到羅馬康帝酒莊1920年釀造的葡萄酒,以及來自法國勃艮第地區的紅酒”。
看起來,她對紅酒挺有研究,只是,她那聲“窮鬼”、“鄉下人”,讓我已經對她失去好感,這句話深深傷害了我。我心里暗自盤算了一下,不動聲色地問,“看來,你是來我這兒推銷這些酒來了”?
“不,我是本地人,在一家會計事務所工作,推銷酒這類事,都是那些外地來的鄉下人做的”。
該死的,又一句“鄉下人”!
不過我依然不動聲色,在接下來的10分鐘,我和她傾心而談,她自稱待字閨中,本地人,因為沒有男朋友,找不到地方玩,今天偶然來這里坐坐,她似乎對我沒什么防范,交談中,她沒有任何猶豫就陸續把自己的家庭電話,單位電話和手機寫在了一張紙上——我問這些的目的其實只有一個,看她是不是這間酒吧偽裝成消費者的紅酒推銷員——這是克勞特告誡過我多次的“亞洲酒吧消費陷阱”,我微笑著收起紙條,深情地對她說,“你的知識真淵博,這讓我實在太佩服了,我很高興能在這樣一個浪漫的晚上遇到你”。
“我也很高興認識你,羅伯特先生”。女孩嘴里叫著我剛為自己起的“名字”,看起來很高興很開心。
我站起來,假裝要走的樣子。女孩笑著站起來,似乎準備送我離去,我停了幾秒鐘,看她確實沒有要我消費紅酒的打算,又突然坐下來,“噢,對了,你剛才似乎在說紅酒?這兒有全市最昂貴的紅酒”?
“是的,非常昂貴,不過,我只是聽說這里有這些酒,具體的價格,我不是太清楚”。
我向服務生打了個響指。
“聽說你們這兒有整個上海最昂貴的葡萄酒?能介紹一下嗎”?我故意裝得慎重其事地問應聲而至的服務生。
“先生,我們這兒最貴的葡萄酒,是19世紀由拉菲酒莊釀造的標準裝葡萄酒,但那是展覽品,或者說是酒店的藏品,不銷售,可以銷售的最貴的葡萄酒,是1945年的皇家鷹鳴赤霞珠,15萬美金一瓶,一杯3000美金,只要喝兩杯以上,當晚其他的酒水瓜果消費全免,只收這酒的錢”。
我想了想,看了看正含情脈脈看著我的女孩,心里升起一種犯罪的感覺,有些不忍,于是讓他再介紹介紹其他一些酒,服務生拿著裝飾華麗的酒水譜,開始一個品種一個品種地向我介紹,波爾多、勃艮第、羅馬康帝、摩當豪杰、馬桑德拉、瑪戈、迪琴……當介紹到一種每瓶4.5萬美金、每杯1000美金的酒時,我叫住了服務生,“我對這個感興趣”,然后掉頭微笑著問身邊的女孩,“你也有興趣來一杯嗎”?
女孩羞澀地看看我,點了點頭。
我再裝得很紳士地把頭轉向服務生,“請給我和這位女士各來一杯”。
服務生合起酒水譜,殷勤地說,“先生,這個也一樣,消費兩杯以上今晚其他酒水全免”。
剛和女孩東拉西扯地聊了幾句,就見周圍有了些輕微的騷動,一些人在扭頭看什么,我也跟著無意識回頭,原來是剛才那個服務生領著四個穿著旗袍的美女,托著兩個盤子,排成一排,浩浩蕩蕩向我們這邊走過來。
“先生,您的酒”,服務生微微向我弓了弓腰,轉身對幾個旗袍美女一指,四個美女立即很職業化地分成兩組,一個一絲不茍地托著盤子,一個恭敬地伸手端起盤子里的酒杯,把它分別遞給了我和女孩。
我和女孩談笑風生,相見恨晚,杯里的酒很快沒了。
“再來一杯,怎么樣?你不會介意吧”?我微笑著問女孩,女孩再羞澀地點點頭,我又向服務生打了個響指。
……喝完第二杯,我把杯子往桌上一放,微笑對女孩說,“這真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夜晚”。
女孩很乖巧地回應,“這是個充滿奇跡的城市,不是嗎”?
“我想是的,噢,已經很晚了,我想我該回住處了”,我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需要我送送你嗎”?女孩關心地看著我有些發紅的臉。
“不,我沒事”,我掏出皮夾,向服務生揚了揚。服務生拿著那本華麗的酒水譜走過來,站在我面前,打開酒水譜。我掏出幾張鈔票,放在酒水譜上,站起身來。
“先生,數目不對吧”,服務生盯了一眼譜上的美鈔,抬頭望著我。
“這不是兩千美金嗎”?
“但是,先生,我想您一共消費的是四杯1975年釀勃艮第”
“不,我想您誤會了,我和這位女士,萍水相逢,彼此并不認識,只是偶然坐在一起罷了”,我盡量保持一副文質彬彬的樣子,轉頭對著女孩,“女士,我說得對吧”。
正不知所措站在一旁的女孩聞聲臉色大變,咬著嘴,表情復雜地看著我。
中國人愛看熱鬧的習慣還真不是蓋的,只一轉眼間,桌子的前后左右就站滿了人,陽臺上的克勞特和鮑勃見一群人圍著我,不知為何,急忙進屋,
“嗨,邁可,這是怎么回事”?克勞特一臉困惑地看看我,看看表情復雜的女孩,又看看周圍好奇的人群。
“沒什么,我和這位女士點了兩杯酒,可服務員要我幫這位女士付賬”,我兩手一攤,聳了聳肩。
“嗨,我以為出了什么大事?不就是兩杯酒嘛,我來買單”,克勞特松了口氣,大大咧咧地說。
“克哥,這兒沒你的事,你認為你眼前這位高貴的上海女士,需要你我兩個鄉下人,兩個窮鬼來為她付賬嗎?你還是收好你的錢包吧”,我按住克勞特在掏錢包的手,鮑勃饒有興趣地繞到服務生背后,瞄了瞄攤在酒水譜上的賬單,“乖乖,克勞特,你還是別管這事了,邁可這小子喝的這酒可不便宜,每杯1000美金,是1975年釀勃艮第吧”?
克勞特吃驚又困惑地看著我,我松開按住他的手,“我已經買完單了,咱們走吧”。
在我經過女孩的身邊的時候,女孩依然表情復雜,愣愣地站在那里,沒說一句話。

31

這真是一個奇妙的晚上。
我風塵仆仆地帶著滿腦子數據和密謀,從馬尼拉來到一座遠東城市,卻在一個連名字都不記得的酒吧里,突然為音樂所淪陷,悲痛莫名,轉眼又忍不住耍了個小陰謀,懲罰了一個瞧不起“鄉下人”和“窮鬼”的年輕女孩。兩年后,我聽鮑勃說,這件事居然還成了那家酒吧的一個小故事,被一些熟客當笑話講了差不多一年時間——那天晚上,女孩是打電話叫來她母親交完錢,才狼狽離開的。
但是,我這一行為,當天晚上受到了克勞特的嚴厲批評,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那是他第一次如此嚴厲地批評我。
“邁可,對于今天的事,我有兩個觀點,第一,我很感謝你,似乎曾經,我向你提到過我童年的一些事,但我沒想到這會讓你如此耿耿于懷,我很遺憾,而這也表明,你不愧是我的好兄弟”,回到住處,克勞特在問完整個事情的經過后,顯然誤會了我耍弄那個年輕女子的原因,“但是,我還必須批評你,我希望你記住,以后再不要這樣,你不應該對一個普通人耍弄計謀,這很可恥,不是一個男人應該做的。沒錯,我們是與陰謀為伍的人,就生活在各式各樣的密謀和算計當中,但那是工作,你不應該把它拿去對付生活中,一個也許只是因為一時的虛榮心而讓你不快的人,如果你真的感到不痛快,我寧愿你脫掉襯衣和她打一架,也比你用圈套的方式更君子,你不覺得是這樣嗎?我討厭這種自以為聰明的伎倆,更何況,你我現在正在工作中,為什么想著要去出這樣的風頭呢”?
我低著頭,默默聽著克勞特的話,克勞特愈說愈激動的話,后來簡直在向我咆哮!那是唯一的一次。卡,我多么希望,他現在還能向我咆哮。他是一個好人,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個天才,還稱得上是我的導師,但是,這么個小小的心愿,如今于我也太奢侈了……
——還是接著來說我的故事吧!
7月24日,也就是亞太央行上海會議的前一天,我終于看到了場外為這次會議燃起的硝煙: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以激烈的態度,不點名批評了“一位美國金融家”,這位醫生出生的政治家稱,“(他)為了反對亞細安各國允許軍人統治的緬甸加入亞細安,而在幕后領導投機者狙擊東南亞貨幣”,他甚至這樣坦率地告訴馬來西亞記者,“貨幣買賣自由,已成為某位有錢人逼迫獨立國家向他低頭的政治武器”。
雖然馬哈蒂爾沒有點名,但幾乎所有人都知道他提到的那個金融家是誰,針對馬哈蒂爾的言論,美聯社迅速向全世界播發了來自索羅斯方面的聲音,在這個聲音中,索羅斯斷然否定他是東南亞貨幣危機的幕后黑手。并稱他一直反對極權國家參與區域市場體系事務,因為“它會給區域內的經濟體帶來不確定的隱患”。
這場不痛不癢的風波背后的強硬、政治寓意和暗示,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為上海會議的實際主導者,在這一會議上,“加強各國金融制度建設與合作,以減少被投機者攻擊的機會,維護金融穩定”,成為主調和共識,會后,泰國很快同意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絕大部分援助條款,印尼也接受了該組織的一些框架性合作建議。亞洲市場開始進入一個相對風平浪靜的時期,國際炒家似乎被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威懾嚇得全線撤退,在市場上銷聲匿跡了。8月11日,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牽頭,全球幾十個國家央行行長匯聚東京,分擔該組織承諾為泰國政府提供的167億美元貸款。8月21日,國際清算銀行宣布,為泰國提供30億美元的臨時貸款,以協助泰國渡過難關。
失血最多的泰國,又要搖搖晃晃地上路了,但哪曾料到,當國際援助陸陸續續到達,泰國交易機構剛剛被輸入新血后,曾經銷聲匿跡的炒家,再次成群結隊地出現在交易市場,這一次不再主要針對泰國,而是對東南亞所有國家展開了一場勢頭更為迅猛、持續數月的全面獵殺……泰銖繼續毫無懸念地一路下跌,馬來西亞損失了十年以上的增長,印尼盾大跌30%,新加坡元跌了近10%,香港和炒家拉開了一場激烈的拉鋸戰,臺灣耗費了70億美元才穩住幣值,韓元暴跌50%以上……東南亞各國的金融動蕩,還通過日本,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市場,影響到了紐約、倫敦、法蘭克福、巴黎、莫斯科、墨西哥、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交易行情。10月27日,東京股市大跌,同一天,美國道瓊斯30種工業股票指數更狂跌554.26點,刷新了股票下跌的歷史記錄。
“偉大的索羅斯,他正在創造歷史,邁可,你瞧,這場沒有耗費半粒子彈的戰爭,改變了這些國家的多少東西”!克勞特坐在沙發上,拿著一份當地的報紙,得意洋洋地讀起上面的報道來,“……曼谷人甚至還沒來得及享受榮華,汽車剛剛下線,新刷的房子油漆還沒有干,但他們已經失去了一切,眼睜睜地看著一伙流氓搶走了他們的財富,他們不得不取消去歐洲的度假計劃,把子女從昂貴的私立學校轉到廉價的公立小學。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說,‘這個家伙(注:索羅斯)來到我們國家,一夜之間使我們國家的國民十多年的努力化為烏有’。一個為吃飯而憂慮的時代,一個需要省吃儉用的時代,已經降臨在了飛快消失的‘亞洲奇跡’之上……在昔日人山人海的曼谷市中心廣場上,幾個小販在扯破喉嚨向周圍的兜售他們‘出租衣服’的生意,一些私立大學的學生為了保持昔日的體面,幾乎從頭到腳都是租來的……曼谷奇異的風光依然是那么動人,吉隆坡的高樓大夏依然那么鱗次櫛比,雅加達依然象過去那樣平靜,但在這一切背后,有一個東西消失的,那就是昔日的富足,也許,還有希望,這種變化正在引起愈來愈多的人的失落,它讓昨天的日子看起來是那樣遙遠,甚至象一場夢”。
讀罷,克勞特忍不住哈哈大笑,贊揚那個撰稿人“視野遼闊”,寫得“如此富有詩意”,堪比一個成功抓住了“時代心肺”的文學家。
“克哥,你現在好像有些變了,在別人罵索羅斯的時候平靜多了”,我記得,幾個月前,當看到報紙報道曼谷有人在街上焚燒索羅斯畫像的時候,克勞特立即變得怒火中燒。
“不,邁可,我想我依然很尊重索羅斯,但我對這些失敗的家伙,也許不再生氣,事實上,現在我不但認為他們愚蠢,還覺得他們懦弱——你看見他們中哪一個敢于承擔責任?敢于站出來說是自己的錯誤引起了這場災難?不,沒有,沒有人承認這一點,所有人都明白一個事實,這并不是個完美的世界,不是嗎?索羅斯,我認為他只是個精通市場規則,善于發現錯誤并抓住機會的天才,如果東南亞各國的政治家不好高騖遠,不盲目依靠西方的市場,尤其是資本來為自己撈政績,他們會有這場災難嗎?我不這樣認為,而事實上你也看到了,正是此前巨大的泡沫,才引發了這場災難,我甚至至今都沒看到這場災難的終點,這其中的很大原因,其實在于這些大人物一直不愿面對真相”。
話雖然這樣說,但克勞特在行動上,還是表現出了矛盾的一面,比如我們的公司在東南亞危機期間所有投機業務,至始至終都沒有將馬來西亞作為目標,克勞特將它解釋為是想向“一個走投無路、只剩下時不時對國際輿論咆哮以發泄憤怒的政治家抱以敬意”,而那個他聲稱抱以敬意的政治家,卻恰恰是老把炮火對準索羅斯的馬哈蒂爾。
我一直沒弄懂克勞特這自相矛盾的言行背后,到底存在什么奧妙,直到幾個月后我去拜訪魯考斯,和他進行了一番交流后,我才對此有所領悟,這是后話。
時間一天天繼續,我也一天天忙著收集、匯編從海西里因那邊傳過來的各式各樣的情報,它們有公開的報道,有銀行內部的各式預測、行情走勢分析,有索羅斯、保羅和約翰遜所屬公司的資金動向。除了作為動態傳向總部的資料外,我還為自己預備了一個專門的筆記本,記錄了那段時間發生的一些大事——我越來越確信,這場危機會如同克勞特所說,將重要得“出現在未來的歷史教科書中”。
9月17日,在新一輪的狙擊性拋售下,東南亞貨幣兌美元的匯率昨日全線下跌,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在這一天表示,他不想看到一些集團到馬來西亞來“毫不負責地掠奪財富”。馬來西亞將禁止那些使馬元匯率滑落20%的“粗野人”入境。
9月19日,第一屆亞歐財政部長會議在曼谷落下帷幕,在這個備受關注的國際會議上,新加坡財政部長胡賜道博士秉承了新加坡籍政治家的一貫風格,作了一番冗長而無實際內容的發言,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董事經理鄭國枰則將這場危機形容得更夸張,他嘩眾取寵地表示,東南亞雖然正在經歷風波,但并未蛻變為小綿羊、小花貓或者紙老虎。而可能像美國80年代一部電視劇所描述的情況那樣,“在巨大情緒壓力下蛻變為魁梧有力的綠色怪人”,只有香港金管局總裁任志剛看到了問題的實質,認為“危機并非來自匯率,而是經濟結構需要凋整”。
9月20、21日,馬哈蒂爾和索羅斯在香港參加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舉辦的研討會期間,彼此發生了第一次直接的、正面的公開沖突。
馬哈蒂爾是大會首日最后也是最主要的發言人,在接近一個小時的演講中,他不但拋出了一些聳人聽聞的觀點,而且講矛頭直指索羅斯,馬哈蒂爾覺得,“貨幣買賣是沒有必要的、不具生產力和不道德的,所以應該禁止,應該使之成為非法;我們不需要貨幣交易”。他說,國際上貨幣買賣的交易額比實際貨物與服務交易額多了20倍,但世界并未從中得到什么實在的利益,有關交易既沒有制造就業,也沒有讓一般老百姓享用到什么產品或服務,真正獲利的只是外匯炒家,他們是通過使人家變得更窮而賺取盈利的。
馬哈蒂爾炮轟一些別有用心的外國巨富通過強迫馬元貶值和“強奸”馬來西亞的股市,把該國的發展拖后了10年。他抱怨說,“在民選國家,選民可以讓政府下臺,卻沒辦法趕走外來的金融炒家。我在這里甚至連他的名字都不能說出來”,這番話在現場引起了哄堂大笑。
碰巧的是,第二天大會排在最后的主要發言人,正是數次被馬哈蒂爾公開指責為東南亞金融風波罪魁禍首的索羅斯。
作風強硬的索羅斯,當然不會放過這個還擊的機會,在當天的演講中,他不但對馬哈蒂爾反唇相譏,認為馬哈蒂爾關于禁止外匯買賣的言論是“太不恰當”且“不值得認真考慮”的。該政策實施后所造成的資金不可兌換,將給馬來西亞帶來“災難性后果”。而且還在研討會后召開一個有逾百名傳媒代表參加的新聞發布會。
在這個聲勢浩大的新聞發布會上,索羅斯鄭重聲明,馬哈蒂爾對他和他屬下的基金作出的多項指責,都沒有根據,他們并不是馬來西亞市場的主要炒家,自已之所以在這次東南亞金融風波中遭到特別針對,尤其是受到馬哈蒂爾的“瘋狂指責”,是因為馬哈蒂爾需要一只替罪羊來掩飾自已管理國家失當的過失……他對受到波及的國家與人民都感到同情,但對馬哈蒂爾就一點同情都沒有,“他應該負責”。他批評馬哈蒂爾是一枚“無定向飛彈”,造成了很多破壞。
緊接著,美國財長魯賓也迅速對馬哈蒂爾發表的“禁止貨幣買賣”的演講作出反應,強調“貨幣交易是全球經濟的一個部分,在現代全球經濟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功能”。
10月6日,印尼盾兌美元的匯率創下歷史新低,變成了1美元兌3860盾,兩天后,印尼表示愿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監管。
10月19日,上任才4各月的泰國財長塔農,公開表示了辭職意愿,韓國則出臺了一個數十億元的計劃來協助銀行走出壞帳累累的困境。
10月26日,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對形勢作出了樂觀估計,他認為,亞洲貨幣不太可能再遭炒家進一步狙擊,香港也許是最后一個面對貨幣與股票風波的地方。
11月1日,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蒂爾繼續口出驚人之語,提醒發展中國家不要輕易被“自由化”和“全球化”迷惑,因為現階段,發展中國家的工業還無法與先進工業國家競爭。發展中國家也無法在先進國家投資,如果他們開放本身的市場讓先進工業國的產品登陸,勢將造成當地產品面對先進工業國的競爭,最后損失的是發展中國家。馬哈蒂爾說,“我們已可看到自由化被濫用,它正在破壞東南亞國家發展經濟的努力”。
同一天,為了整頓本國銀行制度,印尼封閉了16家財政上有問題的銀行。其中一家銀行股東是蘇哈托兒子。這一消息傳出之后,立即引起存戶到有關銀行提款。這些銀行設在雅加達和萬隆的一些分行和提款機外面出現了長龍。為了應急,新加坡和日本決定個別為印尼貸款60億美元,以幫助印尼恢復支付。
10月30日,馬哈蒂爾對金融危機的批評升級,他繼續憤怒地對本國媒體指出,除了國外炒家外,一些只顧自己利益的馬拉西亞人也在拋售林吉特,換取外幣存進馬來西亞的外資銀行;他還批評那些乘機提高物價的商家,認為他們“與那些最近破壞馬來西亞經濟的人沒兩樣”。

32

差不多經過了一年時間的耳熏目染,我才總算大體弄清了這場危機的來龍去脈,它正如同克勞特所預言的那樣,是一場不可多見的、氣勢磅礴、驚心動魄的大戰役,這場前后持續了近兩年戰役,參與博弈的勢力之多,使用的手腕之繁復,對社會結構和社會意識研究之透徹,對市場投機心理洞察之準確,鋪設陷阱之巧妙,讓我嘆為觀止,佩服得五體投地。
它起源于導致東亞、東南亞經濟發展的原因和理念——讓馬哈蒂爾在危機過程經常詛咒的“自由化”和“全球化”。這一趨勢所啟動的產業轉移,讓這些國家獲得了與西方市場接軌的機會,迅速形成了出口型經濟,并引導了經濟持續的高增長。由于這種高增長收益不均衡,以及對西方市場機制的絕對依賴,使該地區經濟逐漸從出口型過渡到出口—投資拉動型,并因為良好的預期和發展的不均衡,在本國誘導出了嚴重的經濟泡沫,形成了資產價格遠遠高于社會能承受能力這一結果,這個結果,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被理解為這些國家的貨幣存在巨大的貶值風險,這一風險潛在的巨大利益,在被反復評估后,終于吸引了至少四路人馬的獵殺。這四路人馬,一路是各路跨國投機資本,包括隸屬于他們的專家隊伍,他們參與獵殺行動的造勢和具體操作;一路是美聯儲和世界銀行,它通過升息和降息影響市場和輿論,客觀上對投機資本起到了發出出擊或潛伏暗示的作用;一路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它負責為危機原因和解困之道提供官方解釋和意見;一路是在國際上有影響力和號召力的評估機構,他們在危機中的行為,有力狙擊了東南亞各國向國際資本市場尋求幫助的資金通道。
危機爆發以來,幾路大軍同聲共氣,有張有弛,除8、9月份在香港市場和泰國黃金市場上稍有閃失外,幾如摧枯拉朽般席卷了東南亞、包括日本、韓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資本市場。這些國家對抗之下紛紛敗下陣來的原因,除了他們處于市場下方,沒有掌握到資本市場的決定力量和資源外,本身還存在死穴,這個死穴就是香港金管局總裁任志剛所說的“經濟結構方面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危機爆發前的數年,產生了它自身既難以消化,也無法承受的泡沫。

12月2日,第二屆國際金融中心研討會在香港拉開了帷幕,在這個會議期間,準確地說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為韓國協調了550億美元貸款這一有史以來最大數額的國際援助,以“拯救瀕臨破產的韓國經濟”這一消息,并迅速被輿論界評論為這意味“韓國經濟崩潰以及發展獨立自主權徹底喪失、韓國奇跡成為昨天”后,印尼總統特使秘密會見了香港金管局的官員,表示自己的國家非常仰慕“香港對投機資本的成功狙擊”,希望能通過香港這個渠道,傳遞印尼渴望盡快與北京進行全方面密切合作的意愿,以遏制本國貨幣幣值持續下滑、經濟一落千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乘機打劫的窘境。
聽完印尼總統特使的那段錄音,克勞特笑起來,“印尼想溜”。
我也覺得挺奇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是已經答應和印尼合作,為它提供足夠的資金了嗎”?
克勞特揶揄地看了我一眼,“你可知道這些資金使用的條件”?
事實上,一個多月前,我看過這些條件,它們甚至不是秘密,而是已經被多個國家的媒體公開報道過,無非是更充分的市場化,以建立一個規范的自由市場之類的建議和約束。但是,我沒從中看出什么特別的意思來——這些國家不是一直在提倡這些嗎?
克勞特把自己陷進松軟的沙發里,順手點了一只煙,“邁可,我記得你問過幾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聯儲為什么會摻和到這里面來,那么,現在你可以看看這些條件,它們除了可以保證世界銀行獲得一筆巨額的、回報穩定的生意外,還為自己國家的企業創造了無數機會,你應該知道,這些東方國家,有自己的傳統,它們所謂的市場自由,從來都不會包括自己的核心資源和產業,如能源,大銀行以及其他一些基礎性產業,但是,危機是它們放棄這些傳統的好機會,而且,你也看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是這樣干的,我想,雖然蘇哈托答應了合作,但合作框架下的具體條款,可能會讓他廢寢難安,畢竟這不是簡單的援助,而是包含了放棄某些被他們認為至關重要的傳統的條款,我想這是他現在秘密接觸中國的原因,這個動向應該立即讓總部知道”。
事態發展很快,印尼和中國的前期秘密接觸很快公開化了,也許是出于對幾天前新加坡取代香港成為“經商最佳的亞洲城市”這一評選的報復,12月14日,也就是亞細安-中國的“9+1”峰會正式召開前一天,中國連續高調表示了對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關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沈國放和外交部部長助理都分別公開表示,中國愿意參與建構一個機制化解決當前亞洲金融危機的交流。
美國副財長薩默斯昨天說,剛達成的環球金融服務業自由化協議,應能促進私人資金流入因陷入經濟危機而正在掙扎的亞洲國家。他對記者說,102個國家參與談判所達成的拆除金融服務業貿易壁壘的協議,是對動搖亞洲市場的信心危機所作的“重要反應”。


盡管中美兩國幾乎在同一天針對危機表了態,但所受的待遇截然不同,沒有多少國家理會來自美國正、副財長的聲音,反而對中國的態度抱有濃厚興趣,秘密求援的印尼自不必說,同樣深陷危機的泰國副首相兼商務部長蘇帕猜則喜出望外地對媒體說,中國能在何種程度上參與,將是決定危機走向一個“關鍵的問題”。中國有能力在流動資金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并可以通過繼續開放市場為東南亞國家提供幫助。
在經過前一天的吹風后,12月15日,中國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9+1”峰會上,正是表達了參與應對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意愿和方式,透露“中國正在考慮為印尼提供財務援助”,“中國強大而穩健的經濟將完全能保證香港的繁榮”,“中國對正處在危機中的國家的處境表示同情”。在這些含而不露的話鋒背后,擔憂本國將再陷廣場協議覆轍的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則火上澆油,唯恐亞洲各國對危機認識不深,他在表示完“同亞細安、中國和韓國領袖會晤后,才發現亞洲貨幣危機竟那么嚴重,使他感到意外”后,說出了一個讓所有東南亞國家大驚失色的擔憂,“半年前,我們或許能說,20世紀是亞洲告別殖民統治及從戰爭廢墟中復蘇的年代,但現在,我們不像半年前那么有信心了”。
位居四小龍之首的韓國當天的報道,似乎成了橋本龍太郎的擔憂的最佳注腳,來自該國當天的新聞說,一些家庭主婦擔心金融危機導致物價高漲,紛紛搶購糧食,導致超級市場缺貨。南部城市光州京邊超級市場一名高級職員告訴記者,“我們面臨缺貨問題,主要是白糖、面粉和咖啡”。需求最殷切的貨項包括白糖、快熟面、食油、肥皂和罐頭食物等生活必需品。而韓國電視臺前一昨天拍攝的新聞畫面則顯示,該國各地超級市場的貨架都是一副空蕩蕩的樣子。
“9+1”峰會各國交流的情況,讓處于危機中的亞洲各國憂心忡忡,馬哈蒂爾似乎憑直覺嗅到了美元背后潛藏的危險,提議“終止美元一家獨大的局面,讓歐元和日元等成為主要的國際貨幣,使支付進出口的貨幣多元化”。這一提議得到了菲律賓總統拉莫斯的贊同,他在隨后接受記者采訪中力挺被再次拋向漩渦中心的馬哈蒂爾,認為“在現在的局勢下,任何支付方式都是值得探討的”。而最早遭遇危機、也在危機中陷得最深的泰國則聞之色變,很快開始大規模動用包括警察在內的各種政府力量來打擊市場投機行為,出入口商受到警告,如果他們的行動被認為危害國家的利益,當局將會審查他們的帳目。泰國中央銀行要求商業銀行和金融公司呈報貨幣交易的記錄,以嚴查“當局不能容忍的不負責任的貨幣交易行徑”。財政部一名官員告誡公眾,私藏美元用作投機用途的商人,屬于壞人,一經發現即予嚴懲,決不饒恕。財長他儂則出面呼吁泰國人不要從事泰銖投機活動。并請求金融分析家不要隨便談起幣值會再下跌。此外,政府還發誓要嚴懲“那些利用法律漏洞運出黃金到海外套現美元的人”,南邊的印尼也如臨大敵,印尼陸軍參謀長維蘭托甚至這樣公開表態,“武裝部隊已經作好準備,以應付可能發生的一切事端”。

33

印尼準備擺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掉頭向中國求助的動向,很快為本國市場遭來更為兇猛的打擊:1998年1月5日,印尼盾兌美元從三天前的6000:1再暴跌為6700:1。如果從1997年初算起,印尼盾至此已暴跌了65%以上,而美元價格則暴增180%,這意味著一個簡單而令印尼人沮喪的事實,在沒有任何額外的天災人禍的情況下,若以美元來計算印尼的財富的話,一年之內,印尼舉國的實物財富憑空縮水了65%,虛擬財富,也就是股市上的未來預期財富,縮水的程度更高。
眼看就要步韓國的后塵了,走投無路的印尼政府左右權衡之下,加快了與中國接觸的步伐,也加大了與中國合作的決心。
美國總統坐不住了,四天后,也就是1月9日,克林頓親自打電話給蘇哈托,和他討論了印尼面臨的金融問題,告之將立即派出財政部副部長勞倫斯·薩默斯前去印尼訪問,同他一起商討解決危機的辦法。克林頓特別提示,這個辦法的核心,就是進行更徹底的,更符合自由市場要求的“金融改革”。
幾乎與此同時,總部也向克勞特下達過來了正式的行動指示:盡一切辦法阻止印尼,以及東南亞其他國家靠近中國的勢頭。
“總部的效率真高”,克勞特苦笑著把電報紙扔在茶幾上,一手捏著一支煙,一手托著下巴,在屋子里踱來踱去,最后停在了窗前。窗外,遠遠的碼頭上,船只密集,一群群工人在船與船之間往返忙綠。
“親愛的邁可,你注意到這個沒有?你瞧碼頭上那些工人,他們和過去一年比,雖然沒明顯增加,但似乎也沒減少,他們看起來依然那樣忙綠,我想很多地方的情況都是這樣,但是,危機卻發生了——如果我只把眼前看到的事和我們正在經歷的變化聯系起來,我一定覺得這其中有一種東西是幻覺”,克勞特似笑非笑、卻明顯心不在焉地望著我,“你覺得是眼前那些忙綠是幻覺,還是我們正經歷的變化是幻覺”?
“克哥——”,我不知道該如何回應克勞特突然而起的思維跳躍。
“邁可,這個問題不需要答案,實際上,以前我們對這個答案討論過無數次了,不是嗎?只是,偶爾,在心里不痛快的時候,我愿意把自己變成傻瓜,把自己放在一些常識面前——我們也許擁有征服這個世界的高深理論,卻跨不過一些常識,你不覺得這很奇怪嗎?”克勞特望著窗外一篇繁忙的碼頭,陷入在自己心不在焉的沉思里,“或者可以這么說,那是屬于我父親那一輩的思考,在他的記憶里,他的父親,也就是我爺爺,一個兢兢業業的車間工人,一輩子都沒弄明白,為什么會出現29年那樣的大蕭條,他和他的工友們并沒有偷懶,完全沒有,可生活卻突然間變得很糟。今天,我們可能已經弄明白了這其中的原因,但還是看到這樣的事在繼續發生,而且,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的事,我們還突然之間成了富翁,你不覺得,這是個很奇怪的世界嗎”?
“我唯一能感覺到的是,克哥,在收到總部的電報后,你的心情突然變得很糟”,我的直覺告訴我,克勞特突然說出這些與他平時風格迥異的話,一定是有什么重要原因,我想知道“為什么”。
“邁可,你真是個敏感的年輕人,”克勞特笑著轉過頭來,“在你的記憶里,總部在接到我們的情報后,一般在什么時間反饋”?
“一般在第二天,最遲第三天”。
“那么,這一次時間為什么會這么長?足足拖了半個月?你沒從中察覺出點什么特別的東西出來嗎”?
“沒有,也許是這段時間總部太忙,也許能作這個決定的人正好出差了,也許……”,沒想到,讓一向足智多謀的克勞特敏感的,居然是這么個小細節,我多少覺得他有些大題小做,或者過于多愁善感了。
“不,我不這樣認為,邁可,你那樣認為,是因為也許你不太清楚印尼的重要性,以至不了解到我們提供的那個動向的價值……我該怎么說呢?也許東南亞其他國家加在一起,也沒有印尼對美國重要,這個島國可不那么簡單,尤其是在1992年簽署了《聯合國海洋公約》之后。你知道,這個國家有近兩萬個島嶼,在簽署了《聯合國海洋公約》后,意味著出現了這樣一個事實,它很多目前可能都沒人居住的小島,哪怕只有5平方米,不足一間廚房大的一個島,也會給它帶來超過10萬平方米的經濟專屬區,也就是說,它是一個海洋時代的超級大國,此外,它的地理位置是如此特殊,東接澳洲、南太平洋,西鄰印度、觸覺一直延伸到印度洋深處,是聯通太平洋和印度洋最重要的交通線,很多人提到馬六甲海峽的時候,只記得起新加坡,其實,在這個地域,最重要的不是那個彈丸之邦,而是印尼”,克勞特深深地吸了一口煙,“而且,就算徹底失去了馬六甲,還有印尼南邊的航線可以聯通太平洋,但是,如果失去印尼,我們就會徹底失去安全感,這個地方,可謂美國的生命線——你應該知道,我們有多少石油來自波斯灣和非洲”。
但是,克勞特的這一席話,把我弄得更糊涂了,我當然了解美國不愿失去印尼,但卻沒琢磨透他突然提到這些的玄外之音。看著我困惑不解的樣子,克勞特笑起來,“你在想,這些和總部延遲了半個月才正式向我們下達指示之間,到底有什么聯系?對嗎?”。
“是的,克哥,我想我被你之前的這些話弄糊涂了”。
“也許你我最近都太著迷于公司的生意,而忽略了周圍的一切,邁可,你有沒有想過這些,也許,我們賺的那些錢,已經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忌,或者,總部是在安排一個足以讓人震驚的‘大動作’,無論出于哪種原因,我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在阻止印尼向中國求助這塊事務上,你我已經不足輕重了”。
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南斯拉夫之行前的魯考斯,心里一涼,“克哥,你多慮了吧?我們可并沒有犯什么錯誤呀”!
“邁可,千萬別這么認為,你想想,總部對印尼的重要性,只能比你我更清楚,對這么重要的國家如此重要的動向,總部不可能不重視,那么,為什么我們會遲遲得不到行動指示?而且,半個月后姍姍來遲的行動方案,又如此含糊不清?”克勞特苦笑著望著我,搖了搖頭,“至于說到工作,我不覺得我們沒有失誤,比如,我們是在香港竊聽了印尼特使的對話后,才知道印尼準備向中國求助,你應該知道,這對印尼這個國家而言,并不是個簡單的舉措,從65年以來,它至少已經殺死了50萬以上的華人,稱得上是這個世界與中國積怨最深的國家之一。印尼國內排華氣氛也一直很濃,除了1965年針對華人的大屠殺震驚世界外,1968年,因為新加坡政府將一些印尼船員判刑,引起泗水的排華暴動;1970年,因為一名住在蘇拉維西的華人對穆罕默德語出不敬,導致了當地的反華運動;1973年,爪哇萬隆發生過排華暴動;1974年,因為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出訪印尼,引起當地反日示威,并演變為了排華暴動;1980年,在爪哇一個叫梭羅的小地方,在一名華人與一個印尼學生因為腳踏車互撞而發生口角后,當地華人商店立即遭到攻擊,并引起了全國性騷動;1982年底,因為蘇拉維西(注:現已改名為烏將潘丹)首府──望加錫謠傳有一名少女被華人所殺,二十多家華裔商店遭焚毀;1983年,松巴洼島發生排華暴動,數十間華商被劫;1984年,雅加達發生排華暴亂,死傷數十人;1986年,還是泗水,因為一名華人虐待女傭的消息傳出后,在當地引起了長達數周的排華暴動……這樣一個具有濃厚反華排華傳統的國家,它要正式決定倒向中國,一定會經過冗長的討論,甚至激烈的爭論,但我們對此卻一無所知。還有,對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我們的行動也過于軟弱,一直沒找到有效的辦法讓他閉嘴,只是毫無痛癢地攻擊了他好大喜功,為了好看的數字,任由馬來西亞的經濟在通往泡沫的路上一路狂奔……看吧,這場危機使他簡直變成了一個職業的‘反美斗士’,一個月前還跑到南美一些國家作了幾場對美國很不利的演講,甚至幾天前還質疑了美元,嚷著要終止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我想這個狀況,總部不會滿意”。
我一下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克哥,您這么一說,倒提醒了我,確實,我也開始覺得奇怪了,這次總部給我們的指示的確太過含糊,問題很嚴重嗎?接下來會怎樣?我們會不會被——‘召回’”?
“這里面確實應該有些問題,不過,邁可,我擔心的不是這個”,克勞特看我皺起了眉頭,寬慰地拍拍我的肩,“畢竟我們也沒閑著,從這個公司,總部拿得比你我加在一起還多得多,讓我擔心的是另外一些東西”。
“另外的東西”?
“是的,我擔心總部在策劃一個什么大計劃”。
“這個這個,克哥——”,我剛剛有點明朗的心,又重新糊涂了。
“一個出乎我們意料,甚至違背我們道德底線的大計劃”,克勞特若有所思地望著窗外,仿佛在自言自語,“現在我們唯一能抓住的機會,就是時間”。
我得承認,當天,雖然克勞特和我談了很多,但我并沒弄懂他情緒明顯反常的原因,更不明白他所自言自語的“時間”背后到底有何奧妙。直到5月13日,印尼爆發了一個月多后才為外界知曉的大規模排華暴行,我才對這一切有了一種恍然大悟之感。

34

克勞特迅速行動起來,兩天后,兩名印尼大學教授和一名馬來西亞大學教授,應邀來到馬尼拉參加一個“臨時國際學術會議”。之所以稱為“臨時”,是因為和他們交流的,除了“金融投資專家”克勞特和一位美國副總裁外,只有一個真正的學院學者——著名歷史學家、《大國的興衰》的作者保羅·肯尼迪帶的一個博士——他剛好在馬尼拉作短期訪問,從人數和構成看,這實在不象個什么國際學術會議,倒象是個星期天沙龍。
因為要忙著整理海西里因傳來的情報,我沒能參加那個特別的“學術會”,只趕上了晚上的宴請。晚宴后,克勞特熱情洋溢地邀請大家去一家“有故事的夜總會”轉轉。
那確實稱得上是一間“有故事的夜總會”,坐落在老城區一座年代久遠的西式建筑里,是二戰期間著名的“多頓夫人”留給馬尼拉的遺產。
“多頓夫人”是一位美國軍官的妻子,1941年冬,她的丈夫約翰在太平洋戰場的美步兵31團司令部服役。她帶著女兒黛安娜跟隨在丈夫身邊。沒幾個月,由于戰事失利,美軍部隊撤退到了菲律賓陰暗潮濕、物質匱乏的山區。在艱難的新環境里,他們的女兒突然染上了瘧疾,病情一天重似一天。為了給女兒治病,多頓夫人只得冒險回到馬尼拉,一個偶然機會,她在街頭遇到了一位叫羅克斯的遠房親戚,羅克斯熱情接待了走投無路的多頓夫人。
羅克斯實際身份是美國遠東地區情報官員,在他的影響下,多頓夫人加入了地下反法西斯陣線,成為一名情報人員,隨后應聘到一間小酒吧當服務員,以接觸日本人,為盟軍收集情報。
幾個月后,在羅克斯和一幫朋友的支持下,多頓夫人在馬尼拉開辦起了一家取名為“絮巴基”的高級夜總會,專門招待日本占領軍的上層官員和海、陸軍的高級將領,以獲取更有價值的情報。
在多頓夫人的苦心經營下,絮巴基夜總會聲名鵲起,很快成為駐菲日軍的上層人物最愛去的娛樂場所。多頓夫人利用“絮巴基”作掩護,和夜總會的領班,一個叫菲莉的本地女孩,不但從前來尋歡作樂的日本軍官口中套出了很多對盟軍有價值的情報,而且還利用夜總會賺來的錢購買了大量儀器和藥物,源源不斷送進困在山里的軍隊。
在丈夫約翰死于卡巴納多監獄后,多頓夫人悲痛之余,開始想盡方法幫助關在那里的其他美國軍人。
漸漸的,多頓夫人在菲律賓聲名大振,美國士兵把她看著姊妹,菲律賓人則親切地給她取了一個綽號,叫她“大鱸魚”,意思是在他們眼里,她是一個勇敢、無畏的女人。
1944年初,因為一個通訊員的出賣,多頓夫人被捕入獄,受盡了折磨,直到1945年2月,已被判處死刑的多頓夫人,才因為日本倉皇逃出馬尼拉而獲救,成為戰后的一個傳奇人物。多頓夫人夜總會,是她的一個崇拜者模仿當年的“絮巴基夜總會”開設的。因為在隨后的歲月里,她多次提到自己“永遠無法忘情于馬尼拉那個絮巴基夜總會”。
它保留了多頓夫人昔日鐘情菲律賓民族歌舞的風格,每天晚上都有來自菲律賓,乃至東南亞各國的民族歌舞表演。算得上是在馬尼拉工作的西方人心中最有名氣、也最喜歡去的娛樂場所。在這之前,克勞特已經帶著我光顧過幾次。
“這是個讓人容易懷舊的地方”,在我們一行邁進多頓夜總會富麗堂皇的大門時,克勞特照例發了一通感慨,“它象征著戰斗、友情、對和平的渴望以及,正義的勝利”。
一個花枝招展的本地姑娘笑吟吟地向我們走過來,是夜總會的領班,菲莉——領班都必須改名叫“菲莉”,是這間夜總會的另一個傳統。
“克勞特先生,歡迎光臨”。
“菲莉,你真是越來越迷人了,今晚有什么好的節目介紹嗎”?克勞特一邊殷勤地和菲莉打招呼、行吻手禮,一邊給身邊幾位教授介紹這間夜總會的傳奇歷史。
“是泰國來的馬戲團,克勞特先生,你能相信嗎?剛才你嘴巴觸到的地方,才在后臺被一只調皮的馬來猴子吻過,那可是只著名的猴子,今晚節目的主角”,菲莉的神情很頑皮——她和克勞特很熟。
“天哦,菲莉,你的美麗如今連猴子也動心啦?這太讓我有危機感了”,克勞特當然不會放過和美女打情罵俏的機會。
菲莉咯咯笑著,妖嬈地捶打了下克勞特的腰肌,把我們一行引進了二樓一間可以看演出的包間。隨后,她向外一揮手,一群少女涌了進來。
“菲莉,今天可不一樣,”克勞特向周圍看了看,見幾個教授并沒有反感的意思,轉身笑著對菲莉說,“他們都是我尊敬的人,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我想你應該認真對待,而不是——”。
他的手往姑娘堆里比劃了一下,聳了聳肩。
菲莉瞄了瞄已四下就坐的人,笑著對克勞特點點頭,再對姑娘們一揮手,這些少女又魚貫而出。隔一會,菲莉領著7個身材高挑、氣質不俗的姑娘走了進來,這些姑娘雖然神情冷傲,但顯然久經沙場,進門之后,并沒見說一句話,就很職業地依次挨著屋里的男人坐了下來。
“怎么樣?她們可都是馬尼拉最紅的模特隊的模特,”菲莉滿意地看著已散落在屋子四周的姑娘,得意洋洋地向克勞特表功。
“我就知道,菲莉從來不會讓我失望。對了,菲莉,我想,該是多了一位吧,你覺得呢”?克勞特望著菲莉,壞壞地笑著。
“你們不剛好7個人嗎”?
“是的,但是我想,今晚我不是有你陪著了嗎?我可不想再看到一只猴子去吻你的另一只手”,克勞特說話間,很自然地拉過了菲莉的手。
“討厭,人家今晚忙著呢”,菲莉假裝嗔怒地輕輕一甩手,頓了一下,把坐在克勞特空座旁的姑娘叫過來,意味深長地笑著看了克勞特一眼,領著那姑娘款款走了出去。
克勞特微笑著走向自己的座位,“各位,這是馬尼拉的特色,在忙碌之余,有片刻的時間舉酒言歡,醉生夢死,也不失為人生一大樂事,對吧”。
大家,包括在座的模特們都會意地笑了。氣氛一下子輕松起來,在鶯歌燕舞的情色佐伴下,幾位一直很矜持的教授的表現欲望,似乎慢慢被刺激了出來,隨著話題的拉開,我才知道,眼前這幾個看起來并不起眼的教授,來頭并不簡單。
兩位遠道而來的印尼教授,一個在政界很有影響力,一個是印尼金融界的教父級人物;而那位馬來西亞教授,則是薩繆爾森的門徒,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的同門師兄,是馬來西亞公認的三大經濟學權威之一。他們的學生,更是遍布社會各界。
我不得不佩服,克勞特確實有著無與倫比的口才,在和時不時進來小坐一會的菲莉打情罵俏之間,就很有說服力地闡述了他對當時危機的看法,以及印尼選擇中國是一個重大失誤。他的理由是那樣簡潔而充分,聽上去也誠懇異常,甚至差點把在一旁聽著的我都給說服了。
他闡述的觀點大約是這樣:我們的世界確實尚不完美,但從漫長的歷史經驗來看,市場經濟無疑是這個不完美的世界最好的機制選擇,它滿足了人類渴望通過競爭獲得自由和公平的本能,經濟危機不過是這一機制衍生出來的一種很正常的副產品,這一點,西方國家也不能避免,但是,誰也無法否認,這些經常發生危機的西方國家,仍是這個星球上最有活力,也最發達的國家。危機是市場給予我們所犯錯誤的懲罰,同時帶來新的調節,社會正是在這樣一個曲線中,得以不斷完善。
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如此,既然我們承認世界并不完美,那么,它一定會伴生某種糾錯機制,經濟危機雖然給社會帶來了很多負面影響,但與用戰爭和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來糾正發展中的錯誤比較,無疑是最人性的、給整個社會造成的實際損失也最小。
現在來看,正在東南亞發生的危機,有部分原因確實是這些國家對于未來過于樂觀,這些曾經樂觀的人中,甚至也包括了他自己。那么,誰拿走了東南亞未來的樂觀?加速了這些地區預期市場的泡沫?除了政府的好大喜功,以及市場本身的不完善,也許我們對另外的原因討論得遠遠不夠,比如對那個北方大國——中國因素的認識,可能還停留在蒙昧和狐疑階段,這完全是一種失策。
在克勞特的描述里,那次危機的誕生,呈現出的是這樣一幅圖景:冷戰后期,隨著對抗的減弱,全球出現了大規模的產業轉移,飽和,或者過剩的西方產能,開始因為市場和成本因素,紛紛轉向一些新興市場體,比如南美、東亞的韓國、香港和臺灣地區,以及東南亞、南亞。在1994年以前,改革中的中國與亞洲其他新興市場比,優勢并不明顯,但是,隨著這一年中國主動大幅貶值對美元的匯率,形勢發生了逆轉,大量外資開始從東南亞轉向中國大陸,由此掏空了東南亞此前的市場預期。讓東南亞各國多年前規劃的大量基礎設施建設,沒有成為增長的助推器,反而成了泡沫的幫兇。
簡而言之,導致東南亞本次危機的最大根源,在于中國因素,其次才是政府的低能和市場的不完善。客觀地說,中國是東南亞國家的噩夢——僅僅是它來自農業領域的過剩勞動力,就可能超過了所有東南亞國家勞動力總和。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對西方市場的需求情況與東南亞各國完全相同。故而,當它決心參與到這種競爭里來的時候,對東南亞而言就不啻有致命一擊的威力。
他委婉嘲笑了印尼、泰國、馬拉西亞準備倒向中國的圖謀,認為這一動向是病急亂投醫,是狼入虎口、自投羅網。截止97年底,中國的美元儲備只有區區1390億,不及美國一家大公司,比如匯豐銀行的美元盈余多。中國能給這些國家提供什么?是科技?市場?資金?還是先進的管理機制和危機治理經驗?不,所有這些東西,都在西方人而不是中國人的口袋里,在金融危機面前,中國什么都提供不了,它唯一能提供的,是與這些國家同質的需求,可以一口吞掉整個東南亞的旺盛需求。所以,無論是處理當前危機,還是為了得到對自己有益的發展預期,東南亞的最佳伙伴都是歐美,而不是它最大的競爭對手中國。
針對與歐美的合作,東南亞只面臨著一個問題,就是爭取更優惠、更平等的條件,而面對中國,這些國家需要應對的問題則多得多。最重要的是,中國確實給不了這些國家多少有價值的東西。
克勞特特別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印尼執政者和整個社會氛圍太過情緒化,這個例子就是印尼土著長期以來對華裔的排斥,它也可以用來解釋印尼打算借助中國力量擺脫危機這一最新動向,它們有同質的一面——都是情緒化的產物而非理性思考的結果。他說,實際上,很多印尼華人在印尼居住的時間,比五月花號在馬薩諸塞登陸的時間還要早,但一千多年過去了,當地土著依然排斥早就居住在了那里的華人,這顯然是一種情緒化的產物,一直以來,這種落后的社會心理,就象空氣一樣徘徊在印尼上空——某種意義上,情緒化已成為印尼的一個標志。它一直在妨礙印尼正確認識問題。在危機面前,印尼人有必要弄明白一個道理,由情緒化所帶來的偏見和仇恨,比如對西方的偏見,對華裔的仇視,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只能給印尼制造出更多的新問題……
在美酒和美色的交替作用下,克勞特的一席話,顯得格外有說服力,來自馬來西亞那個矮胖的教授由衷贊嘆道,“克勞特先生,以你的遠見卓識,不去大學任教,是這個世界的一大損失”。
克勞特謙虛地搖搖頭,“不,隆尼塔先生,我只是個小商人,今天所談,只是感同身受而已,畢竟我們在這里發展,需要在未來看到希望和繁榮,而不是其它,這是我們共同的利益”。
“現在很多學院出身的商人,因為有親自在一線操盤的經驗,眼光比一般學院教授獨到深刻多了,他們中的杰出者,也不乏去大學兼職,我們學校就有高盛的專家任教,還挺受學生歡迎的”,被稱為“隆尼塔”的教授看上去是一個溫和的人,他誠懇地望著克勞特,“我同意克勞特先生的幾乎所有觀點,實際上,今天下午我也提到了,雖然我不能否認,馬哈蒂爾關于危機的很多觀點都有正確的一面,但確實,我們對危機原因的探討是不夠的,思考的著眼點似乎也過于強調投機、而忽視了周邊的地緣因素,既然我們的成功源于全球化,我們研究問題的眼界也應該全球化,但是很顯然,之前我們對全球化的理解還是單一了些,或者如克勞特先生所說,帶有情緒化和偏見的一面”。
“我一直反對仇視華裔,但是我得承認,效果不是太大,軍方,尤其是一些有穆斯林背景的軍方高層,在這個問題上顯得比較固執,不過,我不覺得這種事是基于落后的情緒化的社會心理,把它理解成‘文明的沖突’可能更恰當”,那位與政界關系深厚的印尼教授接過話題,“至于這次蘇哈托突然決定向中國求助的事,可以說整個政界,尤其是軍界都很意外,今天下午我比較詳細地談了前段時間幾個部長和議員與我私下交流的情況,沒多少人看好這事的前景,但蘇哈托好像對這事額外重視,好像鐵了心要倒向中國”。
“聽說不久前,他兒子破產了,蘇哈托是想借這個舉動,和中國人做筆什么買賣,以擺脫自己家族的財政危機吧?大家都在講一個笑話,說他這次虧得恐怕要拍賣總統府了”,一直沒出聲的保羅·肯尼迪的學生,也興意怏然地插進了話題。
“這正是大家私下擔心的地方”,印尼教授朝保羅·肯尼迪的學生點點頭,“但蘇哈托在印尼的勢力太龐大了,幾乎沒人能阻止他想要干的事”。
“我對印尼之所以特別關注,在于我們在那有生意,不久前我還在那里捐贈了一大筆錢”,克勞特顯得很擔心,“我可不希望看到印尼在未來走錯方向”。
“誰也不希望走錯方向,有好幾家機構都已經邀請我參加他們舉辦的形勢研討會,專門討論這事”。印尼教授的神情也很凝重。
“這是好事,來,讓我們為xx教授(注:我一直沒能記住這位教授的名字,它對我而言實在太冗長深奧了)將要為自己的國家前途仗義執言干一杯”,克勞特興致勃勃地提議道。

35

克勞特以送兩位教授回國的名義,去印尼呆了一段時間。這期間,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輿論,果然較此前有了很大的不同。談及金融危機的“中國因素論”的文章,逐漸出現在了這幾個國家最有影響力的媒體上,有關這一因素的高級別的研討會的消息,也開始見于報端——克勞特辦事的效率一貫很高。
沒有了克勞特,我的生活失去了一大半樂趣,因為還沒得到發展下線的權限,我在馬尼拉幾乎一個朋友都沒有。有一天,在整理完資料后,我實在閑得無聊,決定給老巢去個電話。
“嗨,邁可,你怎么想起給我打電話”,老巢那邊剛好上午10點,聽到我的聲音,米歇爾夸張地喊起來,看來他心情不錯。
“克勞特去印尼了,剩我一個孤魂野鬼,當然得騷擾騷擾你們這些幸福的人”,在第一次見到米歇爾的時候,我就知道他是一個可以沒大沒小的人,他不會介意下屬在他面前翹著一只腿說話,“這段時間可把我忙壞了,讓我實在太想念在紐約的日子”。
“我聽克勞特說起過,可以想象,你們那里現在是多事之秋,過一陣子也許會好點”。
“但愿如此,對了,辦公室還有其他人嗎?我很愿意聽到魯考斯的消息,他最近怎樣”?
“哦,魯考斯”,提到魯考斯,米歇爾聲音突然低了下來,“他有很大的變化,等等,我去關一下門”。
居然得關門說話?魯考斯又出什么事了?
魯考斯確實出大事了,也許在一般人眼里,他的事不過是換一個工作崗位而已,但我知道,這對他究竟意味著什么——

魯考斯在重返南斯拉夫后,根據我給他的地址找到吉茜米婭,吉茜米婭憤怒地追問魯考斯到底是不是間諜,魯考斯當然否定了這個無稽之談,并為自己編造了一個走遍南斯拉夫尋找她的謊言,令吉茜米婭感動萬分,于是,兩人又暗中好上了。
沉迷于愛情中的魯考斯,利用自己的身份,為吉茜米婭和她的瘸腿丈夫,甚至包括南斯拉夫,違規作了不少事,至于到底是些什么事?有多嚴重?米歇爾不肯透露,隨后這些年,我和魯考斯多次見面,可謂已是莫逆之交,但他也一直對此守口如瓶……后來,因為一次偶然失誤,吉茜米婭終于識破了魯考斯的身份,她無法原諒自己,在悲憤和絕望的雙重折磨下,她從薩瓦河大橋上跳下去自盡了,這事令總部惱怒不止,決定將魯考斯徹底調離南斯拉夫,要他去被我們戲稱為養老院的蘭利鎮(注:中情局總部所在地,位于弗吉尼亞州)上班。

“如果再有兩個月你不回來,你只有去那個鳥不拉屎的地方才能看到他了”,米歇爾知道我一直非常尊重魯考斯。
“真想不到,這一切對我來說太意外了,米歇爾,好人,幫我想想辦法,把我弄回去呆幾天,我愿意用最稀罕的禮物賄賂你”,我在已是深夜的馬尼拉叫嚷起來。
“嗯,別急,邁可,我倒還真想你幫忙帶回來點東西,泰國的木雕佛塔,最好是從佛教寺院里直接弄到的,我有個鄰居對這玩意很著迷,她希望我這個‘國際供貨商’有一天能給她帶來驚喜”。
“沒問題,她就是想要一集裝箱也無所謂”。
“就要兩個吧,你知道,我太太現在跟她混,記住,上面最好有寺院里得道高僧的簽名,以及高僧的照片,還有簡介”。
“好的,不過聽起來好像挺專業,她們是佛教徒嗎”?
“說不上,算是東方文化,或者說神秘學說的愛好者吧,你聽說過珍妮·狄克遜嗎?”。
“是邁克爾杰克遜的妹妹嗎?我知道這家伙有個妹妹似乎叫這名字”。
“不,她們只是碰巧同名而已,珍妮·狄克遜是一位預言家,在她的小圈子很出名,這么說吧,有人說她是本世紀最具有傳奇色彩的預言家,很多大人物,羅斯福、艾森豪威爾、邱吉爾等等,都和她打過交道,據說她預言準確過很多事情,比如印度的分裂,肯尼迪被暗殺,不過她最出名的預言是說‘世界的未來在東方,西方只代表事物的終結’,我那位鄰居對這句箴言似的說法很著迷,順帶喜歡上了東方文化”。
“真是個有趣的人,我愿意為這樣的女士服務”。
米歇爾和我約定,克勞特一回來,他就找個理由把我“要”回去呆幾天。
一周后,我終于盼回了被赤道的太陽曬黑了不少的克勞特。
除帶回了一大堆報紙外,他居然還意外給我帶回了件小飾物:一只造型獨特的海螺,說是伊拉姆·塔婭要他轉交給我的,原來,他在印尼忙里偷閑,和慈善基金會的人去了趟濟納古爾鎮。
“也許再過兩個月,開發那里的礦就不存在任何問題了”,克勞特顯得喜氣洋洋,“邁可,你給伊拉姆·塔婭吃了什么春藥?她對你可是念念不忘”。
“克哥,我真沒覺得自己給她留下過什么特別的印象,她只是不讓人討厭而已,不過這海螺看起來不錯”,我也很驚訝克勞特捎帶回來的禮物,“濟納古爾鎮的所有問題都解決了嗎”?
“應該沒多大問題了,最后那個釘子戶,我想我也找到辦法了”。
克勞特解決那家釘子戶的辦法,確實別開生面,在慈善基金和當地鎮政府出面都相繼失敗后,他派人調查了這個老頭的所有往事,發現他在年輕的時候,在當地救過一個落水小女孩。于是,他安排了這樣一個計劃:找到那個女孩,讓她發起一次感恩行動,同時邀請北蘇門答臘省的媒體專門前去做一次聲情并茂的報道,隨后,該鎮將該老頭推選為當年的“英雄人物”,擬專門劃撥出一筆款子,把他安排進鎮政府專門修建的被命名為“英雄家園”的小院子里,由政府養起來,整個計劃只需要花費不到10萬美元。
“現在慈善基金和鎮政府的人正在著手這事,估計兩三個月后就萬事大吉了”,克勞特臉上浮現出他一貫的得意洋洋,“有句諺語說得不對,金錢不是萬能的,金錢加智慧才是萬能的”。
這個計劃讓我嘆為觀止。但克勞特覺得那不過是個“小把戲”。
“邁可,那不過是隨意之作,我想沒必要過多關注,對了,你在這邊看到動靜了嗎?我是指總部交辦給我們的任務”。
“我看到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包括泰國的輿論在發生變化,您這趟似乎很有成效”。
“我在那邊動用了一些人脈,但也感到確實不只有我們在忙乎阻止這些國家靠近中國,應該還有第二股力量,甚至第三股力量在操辦這事”。
“哦?這么復雜”。
“很正常,哪個國家都是派別林立,我奇怪的不是這個,我奇怪的是,我怎么也查不到他們的底細,這使得他們的來頭顯得很詭異,這次我在那邊呆的時間長了點,這是個主要原因”,克勞特從帶回來的報紙里抽出幾張,“你看,這份由財政部控股的報紙,在我去印尼之前就已經在刊登這方面的文章,所羅列的理由很偏激,注意文章中頻繁使用的‘Cina’(注:支那)這個詞,這是當地對華裔和中國的歧視性稱呼,顯示了作者對中國和華裔有很深的成見”。
“我聽那個什么教授說起,好像印尼軍方中有不少人對中國有成見”,我想起那個聚會的晚上,那位與政界很熟的印尼教授似乎提到過這樣的話,“還有就是,哪些人在提到中國時喜歡使用‘Cina’,我想這也該是一個線索”。
“這就是我需要追查的原因,我擔心節外生枝,或者有人趁火打劫”。一提到工作,克勞特神情嚴肅起來,他緊鎖著眉,盯著那幾份不知已經盯過多少遍的報紙,掏出一支煙,點上,慢悠悠地吸了一口,“軍方的人,倒是可能使用這個粗魯的‘Cina’,這符合他們的性格,但是,如果它們真出自某些軍方人士之手,你覺得他們有必要這么詭異嗎”?
“是您曾說的我們那邊秘密新派的人嗎?”
“風格不太像,我們的人做的事,一定是客觀上有利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介入那里的事務,但這些文章顯示的卻是很濃厚的民族主義,或者亞洲主義,因為作者也不信任西方國家,所以,這肯定不是我們的人干的”。
“Cina、Cina”,我的嘴里念念有詞,突然想到了一個人——橋本龍太郎,他在97年12月份“9+1”峰會上那番煽動性演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沒可能是我們的盟友,日本人干的”,我脫口而出。
“說說你的理由”,克勞特認真地看著我。
“這是個直覺,沒什么特別的理由,您還記得去年‘9+1’峰會上,橋本龍太郎的那番話嗎,他說他擔心亞洲國家會因為這次危機回到殖民時代”,脫口說出這個觀點后,我的思路大開,“我注意到,日本對這次危機顯得非常積極,去年他們給予泰國的援助也最多,第一次就給了40億,而且熱衷參與為解決危機而發起的各種斡旋,我想,也許,它把這次危機當做了它擺脫廣場協議的一個好機會,如果它能得到這些國家危機善后工作的一部分,我想這對他擺脫90年代以來的經濟低迷有很大幫助,克哥,你說過,東南亞,尤其是印尼對我們很重要,但別忘了,也許日本也這么想,如果不是這樣,二戰的時候,它怎么會冒著與英、法、美直接交戰的風險,對這些國家大兵壓境?橋本龍太郎故作低沉的那句話之所以給我留下了特別的印象在于,我一直在琢磨,他說出這句遠比馬哈蒂爾那些激烈的言論更嚴重的話,究竟是什么意思?而且,很多日本人愛用‘chia’這個詞,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這個詞正是日本人傳到東南亞的”。
“看來我們那一代人,有著某些集體性的思維局限”,克勞特笑起來,“邁可,你這么一說,我想我立即明白自己此前走進了一個誤區,沒錯,正如你所言,也許,這背后確實是日本人在忙乎”。
“您以前沒想到過他們”?我不大相信。
“沒有,所以我說我們這代人有思維局限,對于日本,我們記憶最深刻的,是天皇開著輛燒著木炭的古董車子,卑躬屈膝地去向麥克阿瑟投降,以及他們的政府主動組織婦女去慰問在那里登陸的美國士兵。80年代,他們在美國購買了一些資產后,輿論一驚呼,我們只動了動手指頭,他們就乖乖扒在地上了,進入了長達十年的衰退期——直到現在都沒緩過勁來……總之,在我們這代人眼里,日本是一個絕對的被征服者,不可能對我們搞什么陰謀”。

36

因為米歇爾要我回去“匯報”一些特別的工作,我帶著兩個簽了名的木質佛塔和一些精心挑選的小禮物,包括一盒上好的印尼雪茄,回到了闊別足有一年多的美國。
讓我意外的是,魯考斯看上去,并不象我想象中那樣頹廢,而是,很平靜,有如一潭無風無雨的湖水那樣的平靜。
“你是特意回來為我送行的吧”?在我們第一次會面的那間咖啡館,魯考斯開口第一句就很直接。
“不,不不不,是是是”,我沒想到他如此直截了當,一下就打亂了我早就編排好的這次為什么回來的一大堆理由。
“沒什么,我的事在這邊已經相當公開了,邁可,真的遺憾,吉茜米婭已經不在了,我現在什么都無所謂了”。
“是哦,她是個多么動人的美女哦”!我想起了小史迪威給我看的那些照片,忍不住為魯考斯遺憾和嘆息。
“怎么?你見過她”?魯考斯的表情稍微有些錯愕。
我意識到自己說漏了嘴——根據以前的講述,我根本沒見過吉茜米婭,忙掩飾道,“不,不不,沒有,我想她一定是個很美的姑娘,否則,哪可能讓您這樣的人物動心呢”?
“我這樣的人物?邁可,”魯考斯輕輕搖了搖頭,“老實說,這兩年我感到自己發生了很大變化,或者可以這么說,我為自己難過,如果有人說我以前過的是一種罪犯般的生活,我想我找不出理由反對,這種感覺讓我萬念俱焚,又大徹大悟”。
“您太悲觀了,一切都過去了,我們現在不是好好地坐在這里喝咖啡嗎”?我感到,他因為南斯拉夫的事,遭受的打擊確實太大了。
“是的,一切都過去了,包括從前那個自以為是的魯考斯·哈尼貝恩”,這種悲傷的話,從魯考斯嘴里平靜地吐出,讓我感到他真陷入了某種既讓我尷尬、又讓我無從說起的絕望中。
“無論如何,您在我心目中都是個了不起的英雄,一個值得美國尊重的英雄”,我希望能從那種極不適應的絕望中挽回點什么,“我還打算為您寫本書呢”。
“邁可,你的生活才剛剛開始,按理說,作為一個長輩,我不應該,不應該給你帶來悲觀情緒,但是,我又覺得自己的感覺是那樣重要,該怎么說呢?也許,你可以聽聽這個故事,兩年前,我的一個朋友去世了,他是個好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一輩子在一個小企業打工,也就是說,他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給了那個企業,但是,不久前破獲的一個連環殺人案卻表明,他的老板,那個表面非常和善的老板,正是這個連環殺人小團伙的主兇,30年來,他們共殺了15個人,這是警方備案的數字,這等于說,我的朋友,這個好人,他一生其實在為一個殺人犯服務”。
“這倒是個好新聞,但是,你那朋友是清白的,這一切和他無關,不是嗎”?我不知道魯考斯為什么會突然給我講這么一個故事。
“是的,媒體不會放過這樣的事,我也是看了報道才知道的。從法律上來說,那些事確實和他無關,但是,從另一個角度,從倫理角度或者價值角度,我們該怎么衡量他的一生?我們能說他的一生不是悲劇?甚至客觀上為那些殺人犯提供了物質上的幫助,他的老板正是憑借員工們為他創造的財富,購買工具實施了那些殺人計劃”。
“這真是悖論,我想您是想暗示些什么吧”?
“是的,邁可,我想這個故事,或許可以用來概括我自己這些年的生活”。
“魯考斯,您,您怎么能這么說?你和他們完全是不同的人,你是個英雄,象007那樣的英雄”。
“很高興我在你眼里是那樣的人,但邁可,我得告訴你,那不是真實的,我知道這些年我做了些什么,也許,我確實為那其中的一些事沾沾自喜過,但是,當我看到一個國家,不,也許是一些國家,因為我這類人參與其中,而最終變得支離破碎,戰火紛飛,成了暴發戶和有錢人的樂園,我實在失去了為自己驕傲的勇氣,”魯考斯一邊說一邊拿出了衣袋里的雪茄盒,我記起了我的禮物。
“對了,克勞特知道你喜歡這個,特意買了幾支給您”,我拿出了那盒精致的印尼雪茄。
“真難為他記得我”,魯考斯也沒客氣,順手接過了那盒雪茄,“你們在那邊很忙嗎”?
我簡單說了下最近一年來忙的那些事,當然,沒有提到我們開了間公司,這事直接由總部統籌,連米歇爾也不知道太多內情。
魯考斯沉吟片刻,“你怎么看你們現在干的這些事”?
“我承認,也許我們的行動,正在給那些國家帶來困難,但是,我并不覺得這是件不光彩的事,因為這些困難與其說是我們帶來的,不如說是他們自己一手造成的,如果他們不盲目樂觀,導致經濟出現了大量泡沫,我想我們沒有機會,而且,通常來說,經過危機的調整,這些國家的經濟會變得更健康和合理,會和西方國家發生更密切的聯系,這無疑有利于他們變得更先進”。
“當初那些驅趕和屠殺印第安人的家伙,也說過類似的話,‘我們為這一大片蠻荒之地帶來了文明和秩序’,可是,邁可,我得說,也許這是我們一廂情愿的想法,和真相相去甚遠,亞洲的事,其實這段時間我也在關注,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這件事,發生在亞洲那幾個國家準備成立更緊密的聯盟,正在磋商發行亞元之際,它與當年的英鎊暴跌都有相似的地方——那件事發生在歐盟準備發行歐元前夕”。
“是的,我和克勞特專門聊過這事,不過我們覺得這沒什么,不過是巧合而已,災難是由這些國家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和過于樂觀的預期造成的,我知道很多人在因為這場災難指責索羅斯,或者其他一些參與者,但我認為這不公平,索羅斯,包括其他人,或者甚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都不過是在利用市場的規則謀利而已”。
“邁可,一年不見,你的見識倒又長進了不少,不過”,魯考斯有些意外地看了看我,轉身盯著我們側邊一根支撐整個咖啡館的精美大圓柱,“看見那根大圓柱了嗎?上等的純白花崗石,就憑柱身的那些雕刻,我想它也應該值20萬美金以上,如果,我是說如果,現在這柱子的主人允許你馬上拿走它,你拿走就屬于你,你會怎么辦”?
“這是個沒法完成的任務,我想我只會對這個柱子的主人聳聳肩”。
“為什么?”
“因為拿走這柱子,整個房子就倒塌了,我可不愿把周圍這些人埋在廢墟里”。
“可是,邁可,你沒覺得,現在你們在亞洲干的,不就是這樣的事么”?魯考斯微微一笑,直視著我的眼睛,“沒錯,也許這些國家犯了錯誤,但是,我要說,在這些錯誤面前,你們選擇的,正是毫不猶豫拿走了那根柱子,你們得到了財富,但卻給當地留下了一片廢墟和哀號”。
我想起了魯考斯得意洋洋對我讀的那段報道。這真是個意外的比喻!切中要害,一招斃命,讓人無言以對,我吃驚地望著魯考斯,當時的表情也許可以用“瞠目結舌”來形容。
“可是——”我的確不知該如何回答他的這一番話。
“我知道你是個有良知的人,所以才和你談這些,邁可,你我不妨談談心里話,算是我作為一個長輩的忠告,這些年來,也可以說是吉茜米婭離開我之后,我時常在想一些問題,我們的行為,到底有利于誰?為美國嗎?可是,誰能告訴我?為什么美國從40年代最大的出口國和債權國,變成了如今世界最大的債務國和進口國?是因為災難?不,這50年來我們沒有遇到什么大的災難,是因為我們變懶了?和50年代比,也許現在我們更輕松,但并不比歐洲,尤其是北歐更懶,事實上,很多紐約職業人匆忙走路的姿勢,都登上了時尚雜志的封面,是我們變笨了?不,我們依然在源源不斷地創造這個世界最頂尖的產品。那么,究竟是為什么,是個什么樣的因素,或者一股什么力量,讓美國變成了今天這副摸樣?它也讓我擺脫不了一個追問,‘誰在享受我的努力’?我們冒著生命危險在全球為美國做的一切,真的讓自己的國家受益了,還只是在為那些少數的有錢人開道?就像當初那些在越南和朝鮮的士兵一樣,結果,可以這么說,我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真相”。
他拿起桌上的雪茄,慢悠悠地吸了一口,“也許,我洞悉了美國衰落的秘密,又或者,也許你我,都在受同一股力量的驅使,這種驅使的結果,卻是讓美國變得更加衰退,而不是相反”。
在魯考斯看來,美國之所以從半個世紀前世界最大債權國和出口國變成如今最大的債務國和進口國,秘密全在于它所使用的貨幣——美元身上。
1913年的美聯儲法案,把美元的發行和管理權,讓度給了私人銀行,換句話說,是私人用他們的實力和信用,換得了“國家信用”的使用權和管理權,在一個相對封閉和具有信用約束的市場環境里,這似乎是個不壞的主意,可以節省成本,規范對國家的管理。但是,美國并不是處在封閉的環境中,而是處身在一個愈來愈開放的自由世界,當美國因為自己國民高漲的創造性和豐富的資源儲備,發展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后,尤其是,這些成就為美國贏得了世界范圍的信用,并通過布雷頓會議無可爭議地獲得了世界鑄幣權地位后,伴隨著美元權利和利益的放大,美元的市場圖謀逐漸出現了異常,并給美國,乃至全世界帶來了一個災難性的結局。
應該說,直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美元的市場功能和表現還是相對正常的,雖然它常常被批評的人指責為是在讓猶太人似的貪婪合法化,但因為有對等的黃金作為信用后盾,這個體系在具體的運作上并沒有出現太大問題。
但問題很快出現了——當二戰后,隨著全球經濟的恢復,以及隨之而來的對國際通用貨幣的旺盛需求,導致美元本身陷入了一個自己根本無力解決的怪圈中:如果以布雷頓森林會議承諾的條件為美元擁有者支付黃金,必然導致黃金暴漲,從而使美元發行人虧本;如果按照黃金的實際不斷上漲的價格調整美元的價格,則又會導致美元暴跌,從而使美元因為失去市場信用而失去一切。
在實在難以為繼后,美元放棄了兌換對等黃金的承諾,對外宣稱,美元不再以黃金為后盾,而是以“國家實力”為后盾。
這是一個根本性的改變,由此開始,美元變成了一種新的概念類貨幣,并開始了綁架美國,由此綁架世界的卑鄙歷程。
在放棄了可兌換等價黃金的承諾后,“美元綁架了美國”這個說法很好理解:美元發行人與“國家實力”之間,既沒有法定的契約(實際也無從簽訂)來制約,也沒有對等的實力來保障,它甚至不是政府的什么部門,不受國家任何干預,但卻通過社會對貨幣這種不可缺少的公共需求,享受了由它帶來的全部利益。
一個不受政府制約,卻又制約著整個國家,乃至通過全球化進程和自由貿易制約著整個世界的怪胎,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那一刻起,正式誕生了——
隨著世界經濟的進一步繁榮,美元盡管不再承諾對等兌換黃金,但還是遇到了一個困難:保值的困難。
如何讓美元既繼續分享作為世界通用貨幣的好處,又能相對保值?這首先需要美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占有相當分量的比值——超過它實際能力的比值,為了維持這一比值,美國出現了提倡超前消費的潮流,同時積極改革金融市場,通過資本市場向全世界發行債務,人為擴大對美元的需求,以此來穩定美元的市場價格。這種畸形的刺激導致美國第三產業的比值一度接近70%。在過渡消費的誘導下,美國國民和國家透支了自己的未來,欠下了世界各地的大量債務,從一個確實值得驕傲的民族,逐漸墮落為世界最大的進口國和債務國。
這個帶有明顯欺騙性的模式,并不是什么秘密。所以,當有國家看破這個秘密,準備改變這種狀況的時候,它會立即遭到從美元的發行分享利益的勢力的打擊。
于是我們看到,當歐洲決定發行歐元,東南亞決定發行亞元的時候,它們都不約而同地發生了危機。甚至肯尼迪遇害,也與他決定改變這個現狀有著某種難以說清的聯系。
“因為美元的發行人知道,一旦有人挑戰這個模式,導致美元不能繼續從世界經濟交往中分享利益,它就會崩盤,那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就會直勾勾地朝他們頭上掉下去,因為他們已經從世界對美元的需求中拿走了他們根本無法償還的信用”,魯考斯很平靜地陳述著,“邁可,現在你是否明白?為什么美國會那么熱衷制造和參與亞洲金融危機?很簡單,一是阻止它們成為擁有單獨區域貨幣的經濟體,二是為美元制造更多機會——當這些國家的金融崩潰后,它們別無它策,只有對美元屈服,更多的資產,資源,乃至涉及到國家命脈的公共資源,都會被美國的資本收購,而你我,不過就是這些并不體面的戰略中的棋子而已”。
魯考斯的這一席話對當時的我而言,足夠新奇,也明白了一些一直讓我困惑不解的事,比如魯考斯矛盾的言行,但我承認,對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我當時還是沒有足夠的認識,事實上,在經過短暫的震撼后,它們帶給我的改變并不多,我很快找到了安慰自己的理由——就算這樣又如何?全世界的人不都還是在爭先使用美元嗎?美元不是可以實實在在購買到自己需要的東西嗎?雖然我們在亞洲,也許也包括在歐洲的行為,稱不上光彩,但它不是給美國帶來了看得見、可以被計量的利益嗎?這就足夠了,更何況,正如克勞特所說,我也從其中分享到了實實在在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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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一封來自海外的神秘電郵》部分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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