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何令人民幣匯率政治化”
2010年03月30日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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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兩周是游說良機!”布魯（Charlie Blum）說著突然從座椅上撲出半個身子,64歲的他激動難掩。
布魯的公開頭銜是美國國際顧問集團總裁,實際身份是一名注冊的院外活動家,俗稱“說客”。他的游說目標正是要求美國政府敦促中國將人民幣匯率升值。
本周起,美國國會因復活節休會兩周。在內行看來,這正是最佳游說時機,因為沒有投票、聽證的干擾,大部分議員幕僚仍將留守國會山。布魯暗示,他的團隊正有大新聞在醞釀。
此前,他操縱了匯率風波中的幾次大浪:起草美國眾議院版本的《公平貿易貨幣改革法案（提案）》、推動眾議院致美國政府的集體簽名信。
布魯是這場“貨幣戰爭”的幕后推手。
他的團隊名叫“公平貨幣聯盟”,是由46家美國產業工會、農業行會和工業行會為促使人民幣升值而結成的同盟。
這些特殊利益集團“創造性地”將美國工人失業歸咎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偏低,游說美議員立法、影響輿論,終將人民幣匯率問題政治化。
百議員請愿信的誕生
該聯盟的游說路徑可從本月美國國會請愿信的產生過程中一見端倪。
3月15日,美國國會傳出消息,130名國會眾議員聯名致信財政部長蓋特納和商務部長駱家輝,敦促前者在4月的報告中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以及讓后者對涉案中國輸美銅版紙征收匯率補貼稅。
這是本屆國會首次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發表聯名公開信,由此引發美國國會施壓人民幣匯率的行動。公開信發出不久,后續行動接踵而來: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事隔3年之后對人民幣匯率舉行聽證會,參議員舒默引入殺傷力超強的懲罰人民幣匯率法案。
一時間,人民幣會否重啟升值的懸念讓國內不少出口企業憂心忡忡。
盡管牽頭寫信的是一名密歇根州眾議員,但其實,公平貨幣聯盟是讓這封信拿到130個簽名的中堅力量。
公平貨幣聯盟成立于2003年,目的是促使人民幣等一攬子被疑低估的貨幣升值。該聯盟沒有全職員工,大部分游說、政策設計工作由會員分擔。
布魯是該聯盟的主席。他是一名資深貿易專家,曾在1983-1988年擔任美國助理貿易談判代表,以后從事國際貿易游說工作。美國的工會、鋼鐵企業是他最深厚的客戶。他曾經參與組織美國授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
據他本人回憶,今年2月的一天,布魯接到議員助手的電話,得知議員先生準備寫信敦促美國政府向人民幣匯率施壓。布魯迅速將這個“大好消息”告訴公平貨幣聯盟的成員,號召他們說服自己聯系的議員在信上簽字。
布魯囑咐這些企業主、地區工會領導人:“你們見到議員后,跟他提這封信,讓他在上面簽字。”
“當時時機對我們很有利,因為我們正在安排一次大規模的外地會員'進京’游說。”布魯說。2月以來,有近百名聯盟成員代表前來華盛頓會見議員和他們的幕僚,這些人被稱為“飛來的外援”。 外援本身也是布魯給美國國會安排的游說活力之一。
此時,這封一頁長的信正在美國國會電子郵件網絡上流傳,征求簽名。
以公開信的方式推進議程常見于美國政治運作。“議員幾乎每天都會接到類似請求,其中大部分被束之高閣。”布魯舉起手,比了比文件的厚度。
因此,要贏得議員簽名,需使用特別手段。“這就像推銷,我要敲每一個議員辦公室的門,向他們推銷我的點子。”布魯說。
游說議員并不光靠金錢,因為這些議員也要考慮敲打人民幣對本選區有否實際利益。“我在'推銷’公開信的過程中被議員問到最多的問題就是:這個行動對我的選民有什么好處？”布魯說。
布魯強調,自己是“以理服人”,不搞權錢交易。
也許一個簽名換取一筆政治捐款的情況并不存在,但布魯承認,相關企業和他們的協會對國會負責相關事務的議員定期捐款卻是不爭的事實。
美國議員們自發組成各種產業聯盟,比如鋼鐵業聯盟、紡織業聯盟。這為美國相關企業捐款提供了門道。
鋼鐵業聯盟是美國國會歷史最悠久的聯盟之一,成立于1970年代。眾議院內有87人,參議院內有28人參加。美國專門跟蹤政治捐款的網站“開放國會”顯示,該委員會的上屆副主席Tim Murphy當年收取鋼鐵企業超過3萬美金捐款。
相應的,該聯盟也在3月給美國鋼鐵企業組織了一場聽證會,讓美國企業發泄對中國的不滿。證人之一北美特種鋼研究所代表莫頓（Carl Moulton）特別提醒議員要對人民幣匯率被操縱采取行動。
美國企業與議員間長期形成的合作關系在推動人民幣匯率政策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信件流傳兩周之后,簽名數量從40個增加到130個。
這封公開信發布之后,主流英文媒體競相報道,匯率問題很快成為熱門新聞關鍵詞。這又變相加快了該議題登上政府高層官員議事日程的速度。
偏理能修得正果？
美國議員挑戰人民幣的理由是,中國操縱匯率奪走了美國的就業機會,讓人民幣升值就能挽回美國就業。而實際情況卻證明了該說辭的牽強:2005-2008年,人民幣兌美元逐步升值,但美國工人的失業仍在增加。
憑如此牽強的說辭就能讓人民幣匯率問題擠進中美政府高層議事日程,這與美國工會等特殊利益集團的院外游說密不可分。
“是利益集團的游說使人民幣匯率問題成為美國輿論關注的焦點,并推動了政府與國會在此問題上的一系列行動。”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何興強博士指出。
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認為,利益集團提供了一個將市場資源轉變為政治活動的機制。對某個問題有著更高關注的利益集團能夠在該問題上付出更多資源,也更可能在該問題上持極端觀點。
這樣做的后果是,在某些問題上有著極端重要利益的少數能夠與一個冷漠的大多數匹敵。
比如,人民幣升值可能惠及美國1300萬工會成員,但卻會傷害美國3億消費者的利益,后者儼然是“冷漠的大多數”,并未參與這場匯率博弈。
“這使美國工會能夠在沒有任何阻力的情況下在全國形成必須讓人民幣升值以解救美國制造業的輿論。”何興強指出,“以至于許多在中國獲利頗豐的美國公司都不敢聲張,生怕背上摧毀美國國內制造業的罪名。”
聯盟游說的手段多種多樣,公開信只是其中之一。
布魯告訴記者,他們還起草了眾議院的《公平貿易貨幣改革法案（提案）》,布魯甚至直接將該法案稱為“我們的法案”。
游說并不一定要推銷己方立場,傳播新聞報道也是一種游說途徑。該組織編輯一份貨幣新聞電子周刊,廣泛收集美、中兩國媒體對匯率的報道。這份周刊的收件人包括美國國會每一個辦公室、美國財政部官員和中外媒體。布魯說,“這份周刊是我們影響決策層的途徑之一。”
更強大的游說是通過會員企業拜會國會完成的,企業家與議員見面一般提出四五項要求甚至更多。“這些企業關系到選區發展,他們對議員的影響比我要大得多。”布魯說。
由于組織松散,布魯不能說出2月以來到華盛頓游說匯率政策的準確成員人數,但他和美國勞聯-產聯高級官員波爾（Bob Baugh）都指出,人數在百人以上。
“美國工會最擅長這種草根游說。”何興強解釋,“會員人數成了工會游說的最大政治資源,每人都代表了一張政治選票。”
據布魯透露,聯盟的工會會員加起來數量過百萬,而與聯盟關系密切的勞聯－產聯有1300萬名會員。
美國的游說力量固然強大,但只是影響匯率的因素之一。不少學者認為,利益集團只在政策制定的早期有影響力,后期進入實際決策就無從發揮作用了。
“進入決策階段,還有更多重要因素,比如中國政府的態度。對于決策者而言,國內和國際因素都要考慮。”何興強說。
目前,連布魯本人也不認為美國財政部長會在4月15日的報告中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我建議中國在4月14日晚間調整匯率,4月15日美國財政部就可以在報告中說,介于最新發生的情況,我們不認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布魯說。
【作者：熊敏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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