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末日
馬也
2009年2月18日，美國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市的聯邦國稅局大樓烈火沖天，濃煙翻騰。人們四散逃離，以為又來一個“9·11”。駕機沖來的，是一位軟件工程師。他留下一份修改27次的3000字遺言：“我們在這個國家從小時候就被洗腦”，但是美國的“民主”、“自由”建立在虛幻的謊言上，“我花了我整個成年的時間才意識到這純屬扯淡”，“共產主義信念：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資本主義信條：受騙者盡其勞，貪婪者盡其利”。這份滴血的自白書，被媒體稱為“反政府聲明”。
駕機者既不屬于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種，也不屬于最貧困階層；其行為既不是出于純粹個人的恩怨，也不是某種不滿的即興發作；其反抗對象既不限于美國的稅收政策，也不僅僅指美國的經濟政策。他深思熟慮，以死相搏，用生命向美國式資本主義社會和政治制度發起挑戰。這一事件的意義在于，美國式的“民主”、“自由”，無論作為價值觀或者作為社會制度，都已經在它的人民的實際生活中和心靈中腐爛。
資產階級在偉大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中舉起的“民主”、“自由”的旗幟，隨著它的勝利，幾乎在一夜之間發生異化：反對外來民族壓迫和本國封建主義壓迫的口號，變為針對自己人民的工具。1787年美國憲法，明確規定關于階級特權和種族壓迫的條文。法國大革命的風暴還沒有完全過去，資產階級就急急忙忙以法律形式，取消勞動者剛剛獲得的集會結社權。歷史被淹沒于謊言和血泊。勝利成果的竊奪者甚至堂而皇之地把這一套延伸為對外政策。2005年2月，美國總統布什訪問波羅的海三國，就在拉脫維亞的記者招待會上宣布：“協助別的國家獲得自由，這不能叫做煽動革命，而是美國適當的外交政策。”
怎樣的“民主”和“自由”呢？
用美國雜志的話來說就是，“普通百姓并不是真正的公民，而是有權有勢的地方首腦的附庸，而后者又是更加有權有勢的庇護人的附庸。權力和地位的極端不平等形成了垂直的依附鏈條”，“最為惡劣的掠奪型政府會制造出掠奪性社會”。[i]
用于外交政策，如一家香港周刊所說，就是“在各國扶植代理勢力，而后在選舉時指控對手作弊，進而煽起群眾運動并取得政權”。[ii]
美國當局之反改革和最大保守僵化的特征，正在于死抱著它的“民主”和“自由”，聽任歷史車輪隆隆馳過卻視而不見。
一位瑞典經濟學家，還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就看穿了西方“民主”、“自由”的把戲：“我們常常讓我們的科學術語中混雜進通俗的、政治討論中的詞句，如我們的意思不過是說一個不發達國家時，用‘發展中國家’，說非共產主義世界時用‘自由世界’。對我來說，這并非是一個不重要的語義疏忽，而是更深層偏見的象征，即使在邏輯角度上也起著干擾作用。”[iii]
東歐演變，蘇聯解體，作為弗朗西斯·福山那個“歷史的終結”暢想曲的政府背景，1991年，美國發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緒言標題即為“世界新秩序”：“我們可以按照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和理想，建立一種新的國際體系了”。然后是2006年，跨民主、共和兩黨，集中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約瑟夫·奈等408位美國頂級學者參與其事，歷時兩年多慘淡經營，以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名義，發布一份《鍛造法治下的自由世界——美國二十一世紀的國家安全》。作為美國實行全球制度霸權和改造聯合國直到取代聯合國的政治綱領，它所謂“法治下的自由世界”，就是建立一個美國一手遮天的“民主聯盟”。作者們自己申明，這個文件正是1948年喬治·凱南旨在摧毀社會主義蘇聯的“X文件”的繼續。
這種“民主”、“自由”的故事一路下來，美國由此征服世界的歷史一頁一頁地翻過，到二十一世紀初，和全球經濟危機孿生出的，是一個怎樣美國呢？——
“以最鋪張、最不計后果，也最具毀滅性的方式展示其實力的時期，隨后它馬上就開始衰落”的10 年[iv]；
“地獄里的10年”[v]；
“驚恐的10年”[vi]；
經濟“大零蛋”的10年[vii]。
在這個10年里，美國——
貧富兩極分化達到極致，“收入不均在政治上凸現的一個信號就是，這個問題不光成為了左翼關注的焦點，同樣也成為了右翼關注的焦點”[viii]；
“腐敗正在扼殺美國的未來”[ix]；
“現在的黨派和意識形態上的分化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嚴重”[x]；
體制和模式受到質疑，“很顯然，美國的政治體制開始失靈了”，“美國人很少像現在這樣懷疑自己的模式”[xi]；
由于“兩黨制瀕臨崩潰”，國內政治動蕩，“在世人看來，我們已經變得不可預測了”[xii]。
美國作為世界資本主義的頭領，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弊端的櫥窗。如果僅僅是一國內部出現若干問題，似乎尚不足以成為西方“民主”、“自由”價值觀和社會制度末日的依據。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民主”、“自由”在全球展開的圖景，越來越黯淡無光、滿目瘡痍——
美國風雨同舟的難兄難弟英國，在傷感自己經濟“失去的10年”的頹勢；[xiii]
在這種“民主”、“自由”的故鄉、集中美國主要盟友國家的歐盟，推舉首位總統和外長的活動，變為一場“多國互相拆臺”的暗箱操作[xiv]；
柏林墻倒塌20年，歷史的變局居然是，西方設計的從社會主義“專制”向資本主義“民主”轉軌的模式“已經結束”，連續發動的花里胡哨的“顏色革命”連續失敗，這種“民主”在人民中威信掃地，取而代之的是懷念和回歸社會主義的新的社會思潮[xv]；
這種模式轉軌的一個中間跳板，叫做“民主社會主義”，瑞士成為西方第三世界代理人鼓噪這種主義和所謂“普世價值”的不朽例證，但是這個“和諧典范”風光不再，“逃稅天堂”難以為繼，已經傳來“瑞士神話終結”的哀嘆[xvi]；
在美國的政治詞典里，印度一向是第三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但是這里的民主至少存在“丑惡的一面”：“在民主的印度，貧困率和文盲率遠遠高于中國”[xvii]；
“武力傳播民主”[xviii]嗎？二十一世紀的樣板，是伊拉克和阿富汗——，姑且不論那里的山河破碎，不論人民怎樣地陷入死亡和貧困，就美國自身而言，是“趕走一個伊拉克獨裁者后，又看著他被另一個獨裁者所取代”，阿富汗人民在美國刺刀威逼和塔利班炸彈轟鳴中享用美國式民主選舉的圣餐，干脆稱這種“民主”為通奸、寡廉鮮恥、傷風敗俗[xix]。
西方曾經那樣自信地舞動“民主”、“自由”的砍刀，在全球所向披靡地開辟自己利益的陣地。現在，它卻不得不為它們的“民主”、“自由”譜寫悼詞——
“世界陷入了民主的倒退”，俄羅斯、委內瑞拉等“關鍵國家”“民主已被推翻或逐步扼殺”，“與此同時，民主俱樂部的大多數新成員以及某些老成員都表現糟糕”[xx]；
“民主不是靈丹妙藥”；[xxi]
“西方民主不是人類的自然狀態”，“美國是否能確保民主持續下去？我們時代的一個標志在于，我們無法確定這些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xxii]；
歐美主導世界的歷史即將結束，未來世界秩序將不再從屬于西方，“西方式的民主模式是一種過時的模式”；[xxiii]
按照美國標準撰寫的《2010年度自由報告》，概述了“民主制度出現的問題”：處于“自由衰退期”，“公民政治權利和人權自由倒退的國家”2009年已連續四年增加，俄羅斯、委內瑞拉、伊朗和中國“變得更加專制”，“曾經的民主希望”吉爾吉斯斯坦從“半自由”降級為“不自由”，4個非洲國家發生軍事政變，“中東地區仍是全世界最貧瘠的一片民主土壤”。
那位20年前提出“歷史的終結”的弗朗西斯·福山，在金融危機掃蕩全球的時候，曾經有過公開的懺悔，而且走到標榜自己從此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地步。現在，他則扮演一個“浪子回頭”的好孩子形象，開始對自己的懺悔進行懺悔，一方面承認“我們正在經歷一種民主的衰退”，一方面重新宣稱堅持“歷史的終結”，說“自由的民主是最終的政府形式”。[xxiv]
這種在懺悔中討生活，人民力量強大就投向人民、反動勢力強大就背叛人民，每次都以抹黑昨日之我樹立今日之我的事情，曾經屢屢出現于工人運動內部。赫魯曉夫曾經頌揚斯大林為“偉大的常勝元帥”和他本人的“生身父親”，然后大罵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國歷史上最大的獨裁者”、“兇手”、“強盜”、“白癡”、“刑事犯”。蘇聯解體，各國前共產黨員和馬克思主義信奉者競相倒戈，輪番咒罵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蔚蔚然形成全球競賽浪潮，而且過去的吹捧越是肉麻和過分，后來的咒罵也越是刻毒和極端。歷史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現在，人們在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營壘里，也在看到類似人物的表演了。誰能預測，這位弗朗西斯·福山，在西方潰敗的下一次浪潮涌來的時候，會不會再次抹黑今日之我，賭咒發誓自稱比馬克思還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者”呢？
人類歷史沒有永恒的大國和強國。在一定條件下，大國、強國變為小國、弱國，是一種具有周期性的周而復始的過程。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的衰退和崩潰，成為西方輿論的熱點話題。經常出現的爭論在于，這一過程是緩慢地發生還是驟然來到。新近的文章出于“中美國”論創始人尼爾·弗格森。他發表了美國“剎那間毀滅”[xxv]的驚人之論。
這是一個不能在感情世界靠炫耀燦爛詞句回答的問題。和一切曾經的大國、強國一樣，美國走向衰落和崩潰進程的依據，主要不在于經濟數字，甚至不在于整個物質基礎，而在于它的人民對當局的信任度降低，在于使它成為大國、強國的精神的、政治的紐帶的腐爛。在這一切成為事實和不可逆轉的過程之后，緩慢地衰退和崩潰抑或是“剎那間毀滅”，已經不那么重要了。
2010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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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拉里·戴蒙德《民主的倒退》，美國《外交》雙月刊2008年3-4月號。
[ii] 《顏色革命的退潮與教訓》，香港《亞洲周刊》2009年2月21日。
[iii] 岡納·繆爾達爾《世界貧困的挑戰——世界反貧困大綱》第382頁，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
[iv] 喬納森·弗里德蘭《處在激進的10年的全球政治》，英國《衛報》2009年10月17日。
[v] 安迪·瑟沃《終于再現了，“地獄里的10年”》，美國《時代》周刊2009年12月7日。
[vi] 哈羅德·邁耶森《讓美國驚恐的10年》，美國《華盛頓郵報》2009年12月16日。
[vii] 克魯格曼《大零蛋》，美國《紐約時報》2009年12月28日。
[viii] 克里斯蒂亞·弗里蘭《全球超級富豪看起來不再那么仁慈》，英國《金融時報》2010年1月2日。
[ix] 《華盛頓的腐敗正在扼殺美國的未來》，英國《獨立報》2010年1月29日。
[x] 弗雷德·巴恩斯《奧巴馬為什么沒有改變華盛頓》，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絡版2009年11月27日。
[xi] 克琳娜·萊納《美國人在尋找模式》，法國《世界報》2009年12月31日。
[xii] 托馬斯·弗里德曼《聞所未聞》，美國《紐約時報》2010年1月31日。
[xiii] 《擔心英國出現“失去的10年”的情緒與日俱增》，美國《紐約時報》2009年11月21日。
[xiv] 見《歐盟總統選舉，多國互相拆臺》，《環球時報》2009年11月20日。
[xv] 《西方金融危機對東方來說是根本危機》，英國《衛報》2009年11月11日。
[xvi] 《瑞士神話的終結》，美國《新聞周刊》2010年2月15日。
[xvii] 《印度民主的丑惡一面》，英國《金融時報》2009年5月19日。
[xviii] 見《“反慕尼黑”，“反普京”》，俄羅斯《觀點報》2008年2月13日。
[xix] 《一個新獨裁者》，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2010年1月19日；《許多阿富汗人將通奸、裸體與民主聯系在一起》，法新社2009年喀布爾電。
[xx] 拉里·戴蒙德《民主的的倒退》，美國《外交》雙月刊2008年3-4月號。
[xxi] 《民主不是靈丹妙藥》，日本《日本時報》網站2008年1月26日。
[xxii] 《民主是人類的自然狀態嗎？》，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08年3月27日。
[xxiii] 《世界的去西方化早就如火如荼》，德國《歐亞雜志》2009年3月號。
[xxiv] 《反對文明悲觀主義》，德國《世界報》2009年11月2日。
[xxv] 尼爾·弗格森《美國，脆弱的帝國》，美國《洛杉磯時報》2010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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