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安群：“基因”理論具有根本性錯誤
（《新疆中醫藥》2005年第6期發表）
《宋安群“新生物進化論”專欄網站》：http://sea3000.net/songan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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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一文顧問按：
（[email protected]；http://sea3000.net/cheniwan ）
有人提出，孟山都公司及其“轉基因”農作物無論存在什么問題，也不能證明中國人“自主”研究的“轉基因”主糧、“轉基因”農作物一定也有問題。這種看法完全錯誤。
“轉基因”農作物問題首先是學術基礎理論依據問題、科學哲學問題、科學研究方向與科學實踐問題，而后才是是社會學問題，當然必須首先從學術基本理論上、科學哲學上、科學研究方向上與科學實踐上評判。
限于篇幅，本按語僅涉及“轉基因”工程的學術基礎理論依據問題，即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
百度詞條介紹：轉基因工程又叫重組DNA技術，重組是指在體外將分離到的或合成的目的基因（object gene）,通過與質粒、病毒等載體（vector）重組連接，然后將其導入不含該基因的受體細胞(host cell)，使受體細胞產生新的基因產物或獲得新的遺傳特性。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2041.htm?fr=ala0_1
有學者用科普語言介紹：“植物轉基因技術是指把從動物、植物或微生物中分離到的目的基因，通過各種方法轉移到植物的基因組中，使之穩定遺傳并賦予植物新的農藝性狀，如抗蟲、抗病、抗逆、高產、優質等。”
http://syfxmcdong.blog.163.com/blog/static/71637597200992654314988/
“轉基因”工程的首位關鍵問題是，“把從動物、植物或微生物中分離到的目的基因，通過各種方法轉移到植物的基因組中”能否確保僅產生對人類有益的確定性“植物新的農藝性狀，如抗蟲、抗病、抗逆、高產、優質等”，而不會在轉基因第一代以至以后某代產生對當代人類或者其子孫后代有害的其他“性狀”？
第二位關鍵問題是，通過轉基因在轉基因第一代出現的“植物新的農藝性狀，如抗蟲、抗病、抗逆、高產、優質等”，是否是代代相傳的“穩定遺傳”？
但是，這些問題更為基礎性理論的核心問題是，生物進化過程中的“穩定遺傳性狀”由生物DNA某些基因片段造成，還是由生物體包括其各個微小部分及其物質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體系統整體的運動造成？
中國科學院《科學對社會的影響》2009年第3期（43-50頁）發表陳一文顧問《環境污染尚未遏制何來“極端的環保是很反動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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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人強調達爾文“生物進化論”提出的“自然選擇；即最適者生存”是“優勝劣汰是基本規律”的依據，殊不知達爾文本人《物種起源》的原著并沒有將“物種的變異完全歸因于自然選擇”，反倒是后來自稱為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繼承者”的某些學者將“物種的變異完全歸因于自然選擇”絕對化，阻礙并拒絕對“物種的變異”更深層的原因進行任何原始創新的研究。
-- 在人們紀念達爾文《物種起源》200周年之際，人們有必要重溫達爾文《物種起源》原著中特別強調的如下一段話：
-- “但是因為我的結論最近曾被嚴重地歪曲，并且說我把物種的變異完全歸因于自然選擇，所以請讓我指出，在本書的第一版中，以及在以后的幾版中，我曾把下面的話放在最顯著的地位——即《緒論》的結尾處：‘我相信‘自然選擇’是變異的最主要的但不是獨一無二的手段。’這話并沒有發生什么效果。根深柢固的誤解力量是大的；但是科學的歷史示明，這種力量幸而不會長久延續。”
-- 自稱為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繼承者”的某些學者有意“忽略”的這一段話證明，達爾文無疑是一位偉大的實事求是的科學家，他由衷歡迎（不是“假惺惺歡迎”，更不是反對、阻礙、拒絕）后來科學探索研究者能夠發現和證明“自然選擇”以外可能存在的“物種的變異”的原因。
[（英）達爾文，周建人/葉篤莊/方宗熙翻譯，物種起源:進化與遺傳的全面考察與經典闡述，人民日報出版社，2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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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安群研究員1982年發表的《生物進化的根本原因之我見》為她創立的《新生物進化論》的奠基之作，不僅揭示了達爾文200年前宣告“我相信‘自然選擇’是變異的最主要的但不是獨一無二的手段’”之外的原因，而且實際上揭示了達爾文200年前沒有能夠發現的所有生物“變異的最主要的”的根本原因不是“自然選擇”！
宋安群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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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認識生物的運動規律該從哪里去認識？是先從生物個體，還是先從組成它的細胞或是細胞內的分子去認識？生物體是以個體形式存在，以個體形式運動的。雖然個體由細胞組成，細胞由許許多多有機物大分子組成。但個體、細胞、分子，是生物物質組成的不同層次。在不同層次里有本質不同的運動規律，它們不能互相混淆，互相取代。它們之間并非是簡單的大包小的包含關系，而是有極嚴密的制約關系。如果我們不看到這不同層次的不同運動規律和彼此的制約關系，而是孤立地研究生物分子，那就必然無法看到生物的運動規律。“現代生物學”之所心會在分子水平內看到遺傳物質（基因）的變異是無規律的，其原因就在這里。生物體既然是以個體存在與運動的，那么研究生物的運動規律就應首先研究個體這一層次的運動規律，進而研究個體與細胞與分子之間的制約關系。”
-- “當我們從個體這層次去認識生物的運動規律的時候，我們就會看到有無數事實清楚地表明，生物有自身的運動規律，有發展、進化規律。”
-- “每一生物個體都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它有整體的統一運動。這統一運動的功能首先是表現在隨時調節體內的平衡、穩定。外界的任何刺激作用于生物體時，都打亂了它內部的平衡、穩定，出現“反抗性”運動，正是調節內部平衡，保持內部穩定所產生的必然運動。”
-- “正由于整體有統一的平衡運動，因而生物體對外界刺激所作的“反抗性”變化也就不是表現在局部，而是表現在整體的有關各部。”
-- “正由于生物體有隨時調節體內平衡的能力，才使得生物體有強大的運動能力、工作能力和自我修復（治療）的能力，使任何機器無可比擬。”
-- “正由于生物個體局部的發展（各個方面的發展），是在整體平衡運動下進行的，是和外界環境作斗爭中發展的，因而各個局部不會畸形發展，而是有整體與局部之間、生物與環境之間的協調統一。”
-- “生物的這種平衡運動，是極特殊的平衡運動，它在建立新平衡的過程中，有自身物質的發展。”
-- “生物體自身物質上的變化、發展會影響后代。”
-- “引起生物變化、進化的外因是環境的變化對生物的刺激。也就是說，外因是環境刺激作用，而不是環境的什么‘選擇’作用。”
-- “如果不看到生物物質的發展與生物運動的關系，不看到個體發展與種系發展的關系，而是把彼此孤立起來，對立起來。這種認識不僅不能很好地對人類聰明、才智的健康發展進行指導與推促，反而會在生物學、人類學、教育學、社會學等學科的有關理論上造成一系列的矛盾與紊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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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都知道，優秀的運動員與特種兵必須通過艱巨的有所側重的整體綜合訓練培養，不能依靠違反自然生物發展規律外科手術或注射激素方式“創造”，因為這樣做將造成運動員違反自然規律的畸形發展。即便某方面一時的“出眾表現”，違反自然規律的外科手術或注射激素損害了人體健康余生整體系統的損害，還可能損害下一代。
類似的道理，“轉基因”工程實質性的錯誤在于，它不是從“每一生物個體都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它有整體的統一運動”的正確認識出發尋求“賦予植物新的農藝性狀”，而企圖從違反自然生物發展規律的“把從動物、植物或微生物中分離到的目的基因，通過各種方法轉移到植物的基因組中”尋求“賦予植物新的農藝性狀”。
“轉基因”農作物至少造成三項惡果：
（1）“把從動物、植物或微生物中分離到的目的基因，通過各種方法轉移到植物的基因組中”“賦予植物新的農藝性狀”不是穩定的，而是不穩定的。
（2）“把從動物、植物或微生物中分離到的目的基因，通過各種方法轉移到植物的基因組中”可能產生一時的對人類有益的“賦予植物新的農藝性狀”，除了通過幾十年多代試驗外無法確定絕對沒有造成對當代人類及其后代有害的其他“性狀”！
據《中國經營》報道：“對此，袁隆平也承認，對于轉基因作物之所以存在安全性顧慮，主要是有些轉基因作物特別是抗蟲的轉基因品種，含有一種物質叫做BT毒蛋白。由于蟲子吃了BT毒蛋白可以被毒死，因此長期攝入該物質對人是否有害很難說。”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0116/10597256310.shtml
（3）長期種植轉基因農作物對于自然界同類農作物的“污染”作用！
但是，上述《中國經營》同時報道：
-- 據袁隆平介紹，水稻的畝產量提升還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間。從理論上講，太陽曬到地球上的能量，5%能夠轉化為有機物。按照長沙市的氣象記錄，據5%的轉化估算，長沙市水稻的畝產量理論上可以達到早稻2000公斤、晚稻2300公斤、中稻3000公斤。”
-- “但是實際的研發中，由于自然環境的限制，特別是溫度等因素影響，如果按常規方法，要實現大面積畝產900公斤目標已不太可能。”袁隆平坦言，“我們的‘常規武器’全身解數已經使得差不多了，第三期超級雜交稻的研發必須依靠轉基因手段。”
這就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除了走明知有問題的“轉基因”農作物發展研究方向外，是否沒有更為可靠、安全、經濟、有效、適合于推廣普及（而非壟斷）的農作物優良品種發展研究道路？1501-799-9514
大家了解的“航天育種工程”是發揮植物種子“整體系統、整體運動”宇宙射線作用下發生變異的科學研究途徑，但是過于昂貴，不適合于推廣普及。
宋安群研究員生物學領域杰出貢獻之處在于，她不僅實現了生物學基礎理論領域的重大革命性突破，而且付諸科學實踐另辟蹊徑開拓了具有世界科學意義的“定向改造”培養農作物、微生物新品種更為可靠、安全、經濟、有效、適合于推廣普及的原始創新發展道路。
在另外一篇《“基因”理論具有根本性錯誤》中，宋安群研究員對其科學實踐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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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通過二十多年的探索，通過收集大量的資料，通過實地考察及多年的試驗等等，逐漸看到生物的進化并非由“自然選擇”造成。生物本有自身的運動（變化）發展，進化規律，并總結出了十多條生物所共有的基本的運動規律與多條遺傳規律。應用這些規律不僅能較好地解釋生物的進化，能解釋許多重要而復雜的生物現象的形成及其演變（如本能、生物鐘，各種動植物各不相同的體型、體色等的形成及其演變），更重要的是遵循其規律能定向改造生物。
-- 如我使試驗田小麥增產20-30%；使棉花的植株結棉桃數增加1-2倍；
-- 使辣椒抗病性顯著提高：在同一塊地里經處理的辣椒全長得很好，未處理的全因病害死光了，兩者對比鮮明。
-- 在微生物上尤為顯著（因微生物繁殖周期短、發展快），如我在重慶制藥五廠，河北省高碑店生化制品廠，大港油田，北京美的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等單位，對其多種生產上的菌種進行定向改造，在短期內（半月——兩個多月內），使其菌種的生產能力（效價）成倍提高，繁殖周期縮短，抗雜菌污染能力顯著增強，且改造后的菌種穩定性好等等。
-- 2000年4月我到新疆農科院微生物所，對該所嗜熱芽孢桿菌XJT-9503進行定向改造，只用了半月時間，使該菌的產酶率由4000u/ml左右，提高到10000u/ml以上，而且很穩定，多次測量均穩定在10000u/ml以上（此為國家863項目）。
-- 在多種應用微生物上均產生如此快捷穩定顯著的效果，是應用傳統理論（包括”基因”理論），在當今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能作得出來的。（這些微生物試驗結果均有本廠家、單位所開證明。）
-- 通過試驗我們清楚看到，作為生物的遺傳物質并非細胞內的某一孤立物質，而是細胞本身是一個整體，有整體統一的運動規律，它制約著里面所有物質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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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安群研究員創立的“新生物進化論”對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為基礎的生物學基礎理論領域存在的實質性錯誤實現了原始創新重大突破，她的“定性改造”農作物與微生物的科學實踐對當代風行世界的“轉基因”工程形成致命性挑戰。
本顧問可以絲毫不夸大的講，宋安群研究員“新生物進化論”的原始創新理論突破與革命性科學實踐一旦獲得中國科技界、產業界、新聞界、公眾與官方的認識，中國目前投入到“轉基因”工程巨額資金的90%必將迅速轉向支持發展宋安群研究員“新生物進化論”的原始創新理論突破與革命性科學實踐！
堅持達爾文“生物進化論”以及“轉基因”工程實質性致命錯誤的學術界理所當然對宋安群研究員“新生物進化論”的原始創新理論突破與革命性科學實踐予以排斥、拒絕、壓制與扼殺！
2007年11月在成都舉行《第二屆全國民間科技發展研討會暨首屆四川省民間科技創新論壇》四天會議期間，有機會全面深入詳細了解宋安平研究員的“新生物進化論”理論與科學實驗原始創新研究成果。
在筆者一系列領域“科技創新社會學”研究基礎上，了解了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當代權威學者實際上違背了達爾文的批評僵化了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事實，使我對于宋安群老師的“新生物進化論”理論與科學實驗原始創新研究成果評價極高。
科技日報記者記錄我在成都會議上所做的公開評價如下：
-- 宋安群女士及其“新進化論”對人類的潛在貢獻，將超過居里夫人及其對于放射性鐳的科學發現，因為宋安群女士的“新進化論”對于人類的貢獻涉及更加寬廣的多的領域，從微生物（醫藥工業等）、植物（所有農作物）、動物（所有家禽、畜牧業等）以及人類健康、保健、養生（醫學與中醫理論）、生命科學等。
宋安群老師1982年發表《生物進化的根本原因之我見》，1998年出版《新生物進化論》專著，近十多年在《新疆中醫藥》等刊物上發表《“基因”理論具有根本性錯誤》等論證其原始創新理論研究與科學實踐研究成果的了一系列論文，中國科技界與生物界不可謂“不了解”。
中國科技界與生物界至今對宋安群研究員原始創新的杰出成就沒有認識絲毫不損害她的杰出成就的世界性科學意義，但是成為中國科技界與生物學界的重大恥辱，推遲中國相關科技領域躍居世界領先地位幾十年！
筆者清楚，中國科技界需要經歷更多的慘痛的教訓才可能逐漸認識宋安群研究員及其“新進化論”對人類杰出的潛在貢獻。但是，宋安群老師1982年發表的《生物進化的根本原因之我見》到2005年發表的《“基因”理論具有根本性錯誤》及其《宋安群“新生物進化論”專欄網站》上全文轉載的1998年出版的《新生物進化論》專著可能讓某些有遠見的學者有機會對此略見一斑有所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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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從實踐與理論兩方面看基因理論的錯誤。在實踐方面：從三十年“基因工程”的實踐以及我們改造多種生物的實踐等方面看基因理論的錯誤。在理論方面：從孟德爾規律到人類基因組測序等方面分析基因理論的錯誤以及錯誤產生的根源。
關鍵詞 基因理論 錯誤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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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由于生物進化原因與規律這一生物學上最根本性的大問題，它不僅直接影響著生物學各分支科學的研究與發展，而且也直接影響著農學、醫學等等學科的研究與發展.，因而《新疆中醫藥》雜志在2005年就宋安群所提出的“新理論”，開辟了“爭鳴園地”，巳陸續發表宋安群五篇論文（另有兩篇待發），本篇為其中第五篇。《“基因”理論具有根本性錯誤》（2005年第6期發表），已為“中國當代思想寶庫”選入，“榮獲優秀學術成果一等獎”（此文曾用題目為“‘基因’理論帶有根本性錯誤”）。新華社新疆分社與中新社新疆分社均在網上全文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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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理論，不僅嚴重影響著生物學各分支科學的研究與發展，也嚴重影響農學、醫學等相關科學的發展。因而對這一理論所具有的根本性錯誤不能不指出，下面將對其錯誤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進行具體分析與討論：
一、從實踐方面看
（一） 從 “基因工程” 三十年的實踐看。
“基因”理論認為：基因是生物的遺傳物質，生物的各種不同的性狀，都是由各種不同的基因所操縱，它有忠實的復制性，因而能夠解釋“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正由于它有忠實的復制性，故它穩定不變。若說變，只有復制發生了差錯，產生基因“突變”，這突變自然是無規律且極稀少的。這無規律的“突變”通過“自然選擇”的作用，將其中偶然變得有利于生存的個體保存下來，不利的淘汰掉，才有了生物的進化。由于基因變異無規律，人則無從遵循規律改造生物，只有通過“基因工程”將操縱所需性狀的基因切割下來，進行重組與拼接，從而可人為地創造出（拼接出）新的生物物種或品種來。
于是就有了蓬勃發展的“基因工程”。對這一工程設計者們寄予了種種美好設想，如許多書里所述：把控制牛、豬、羊等產蛋白質的基因整合到水稻、小麥的基因組里，那么就可培養出含高蛋白的，味道鮮美的水稻，小麥新品種；把控制綠色植物進行光合作用的基因，整合到人類的基因組里，人類就可變成自身能制造營養物質的“綠色人”；把控制馬的身子及四肢的基因與人的頭、手的基因整合到一起，就可創造出人頭、馬身的新物種了。可是，這一“工程”從20世紀70年代初到現在已整整三十多年，卻未見任何結果。倒是在有些情況下導入（轉入）“基因”（實際是脫氧核糖核酸，即DNA）后，子代會出現一些人們意想不到的良好性狀，但這些新性狀不僅不能用“基因”理論解釋，相反卻否定了基因理論，例如哈爾濱師大的科研人員，將美洲一種魚的“基因”轉入番茄中，結果獲得許多新性狀：（1）抗寒性提高。（2）生育期大大延長。（3）植株的莖增粗1倍，株高增加1/3。（4）產量增加7成。等等。獲得的這些新性狀，顯然與美洲魚的“基因”無關，因在美洲魚里并沒有能使番茄莖增粗、增高，產量增加等的性狀，也就沒有控制這些性狀的“基因”，而美洲魚所特有的性狀在這新番茄的植株中卻又絲毫沒有表現，連魚的腥味都沒有。正因為轉入“新基因”后的動、植物出現許多良好的新性狀，卻無法用基因理論解釋，因而不把這些動、植物稱作由“基因工程”創造的新品種、新物種，只稱為“轉基因動、植物”。還有，這“轉基因動植物”的優良性狀，按基因的忠實復制性理應代代相傳，可事實也不如此，而是一代代衰退，這從我國大量種植的“轉基因抗蟲棉”（占我國轉基因作物的70%）可以清楚看到，它的抗蟲性、品質、產量都呈逐年衰退的景況。然而，由基因理論解釋不了的這些“新性狀”及其衰退，用我們所看到的生物的運動（變化）發展規律性，卻能得到較好地解釋與掌握。這一問題我在《新生物進化論》（新疆科技衛生出版社 1998年）一書（此書以下簡稱《新論》）中已作了具體討論。
不過，這里需說明：我所指的僅僅是“基因”理論（包括基因工程）的錯誤，而不涉及“細胞工程”，像“克隆羊”是屬細胞工程。再說，由體細胞能克隆出新的個體，這從理論上講，也正好是對基因理論的否定，在《新論》中對其也作了具體分析，這里不多述。 [ 我們平時所說的“生物工程”，它包括基因工程（又稱“遺傳工程”）、細胞工程、酶工程、發酵工程等等。 ]
“基因工程”三十年經全世界的實踐，沒取得多大結果，而“轉基因動植物”優良性狀的出現又難以用基因理論解釋，且帶有很大的盲目性，難以掌握也難在后代保持等等。這些情況，一般事實求是的學者也都是認同的，如在《生物進化的新探索》（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一書，第319頁中寫道：“雖然現代基因工程已取得了一定成績，但與投入的研究力量和資金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現在的基因工程帶有很大的盲目性。”“有點像買彩票那樣靠碰運氣。”
“基因”理論之錯誤表現的另一個方面，是由該理論導出了種種人們普遍不能接受的荒謬的且極有害的結論。
（二） 由”基因”理論導出種種荒謬結論
在這里僅舉幾方面的例子：
（1）“人的命運由基因決定”：
一個人出生時，基因“程序”就已編好，這人一輩子的能力、才干、能作什么事，能生什么病（包括最終得什么病而死）等均由基因決定，甚至是否犯罪也由基因決定（有所謂“犯罪基因”），人成了“沒有個人意志自由的遺傳學機器人”。現基因決定論在國內外都遭到了普遍的反對。我國科學家在2001年4月2日于杭州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命倫理與生物技術及生物安全研討會”上，明確指出，必須堅決反對“基因決定論”。
（2）“人類的進化趨于停止”：
這是美國科學家根據“基因”的性質等所作的“科學論斷”（《中國科學報》、《文匯報》等幾家報紙都先后刊載了這一“科學論斷”）。這一“論斷”也是人們所完全不能接受的，人類的進化不僅不會趨于停止，相反，當人們認識與遵循自身的運動發展規律后，將可獲得更快、更大、更好的進化，人類的進化永遠不會停止（《新論》中對其作了具體討論）。
（3）“證明了上帝存在”：
許多西方學者根據分子生物學，”基因”理論，認為證明了上帝確實存在。如美國分子生物學家斯登特發表論文說：“分子生物學的成就，就是上帝存在的真實證明。”又回到了“神創論”。
（4）“證明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破產了”：
法國分子生物學家雅克·莫諾根據基因有忠實的復制性，而變化無規律性等特點，在他的《偶然性與必然性》一書中稱“現代生物學證明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破產了’。”
（三） 從我們的實踐看
我通過二十多年的探索，通過收集大量的資料，通過實地考察及多年的試驗等等，逐漸看到生物的進化并非由“自然選擇”造成。生物本有自身的運動（變化）發展，進化規律，并總結出了十多條生物所共有的基本的運動規律與多條遺傳規律。應用這些規律不僅能較好地解釋生物的進化，能解釋許多重要而復雜的生物現象的形成及其演變（如本能、生物鐘，各種動植物各不相同的體型、體色等的形成及其演變），更重要的是遵循其規律能定向改造生物。如我使試驗田小麥增產20-30%；使棉花的植株結棉桃數增加1-2倍；使辣椒抗病性顯著提高：在同一塊地里經處理的辣椒全長得很好，未處理的全因病害死光了，兩者對比鮮明。在微生物上尤為顯著（因微生物繁殖周期短、發展快），如我在重慶制藥五廠，河北省高碑店生化制品廠，大港油田，北京美的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等單位，對其多種生產上的菌種進行定向改造，在短期內（半月——兩個多月內），使其菌種的生產能力（效價）成倍提高，繁殖周期縮短，抗雜菌污染能力顯著增強，且改造后的菌種穩定性好等等。2000年4月我到新疆農科院微生物所，對該所嗜熱芽孢桿菌XJT-9503進行定向改造，只用了半月時間，使該菌的產酶率由4000u/ml左右，提高到10000u/ml以上，而且很穩定，多次測量均穩定在10000u/ml以上（此為國家863項目）。在多種應用微生物上均產生如此快捷穩定顯著的效果，是應用傳統理論（包括”基因”理論），在當今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能作得出來的。（這些微生物試驗結果均有本廠家、單位所開證明。）
通過試驗我們清楚看到，作為生物的遺傳物質并非細胞內的某一孤立物質，而是細胞本身是一個整體，有整體統一的運動規律，它制約著里面所有物質的運動（這在后面還要進一步討論）。
二、從理論上分析”基因”理論的錯誤
本來，在前面《“獲得性狀”的遺傳》一文中，我們用事實充分證明了獲得性狀能夠遺傳，并有其遺傳規律后，就可對”基因”理論能否成立下結論。因為從遺傳學角度看，若證明了“獲得性遺傳”是客觀存在，“基因”理論就不能成立。但是，對非專業的一般讀者來說，不會相信就這么簡單地能否定“基因”理論。所以為了讓大家都能看清與理解“基因”理論的錯誤所在，本文則從該理論的源頭討論起，即從孟德爾的豌豆雜交試驗以及他所作的“基因”假設談起。
孟德爾對碗豆的7對相對性狀（如高莖與矮莖，開紅花與開白花等相對性狀），進行了8年的雜交試驗，看到雜交子代有似帶規律性的變異，如將高（莖）碗豆與矮碗豆雜交，子一代都為高莖。子一代自交（自花授粉）所得子二代，則有高莖也有矮莖，其比近于3:1。如何解釋這些現象？他作了假想：控制生物性狀的是生殖細胞內一個一個的遺傳因子（基因），一個基因控制一個性狀，豌豆的高矮性狀，就是由分別控制高矮的基因所決定。為便于討論與說明，可用同一字母的大小寫來分別表示，若以D表示高（莖）基因，則d表矮（莖）基因。并假設在個體內基因成雙存在：高豌豆內為DD，矮豌豆內為dd，而在產生配子（生殖細胞）時，每個配子只能得到其中一個（或D或d）。當高、矮豌豆雜交，即D、d配子結合，產生的子一代個體則為Dd，由于子一代表現為高豌豆性狀，則稱這“高”性狀為“顯性”，控制它的基因D稱“顯性基因”，d稱“隱性基因”（假設有D存在時，由d控制的性狀不能顯現，故稱“隱性”，只有dd同時存在時才顯d的性狀）。當子一代（Dd）再產生配子時，Dd分離，一半配子得到D，一半得到d（假設基因的分離是彼此獨立，互不牽連的）。當子一代自交——D、d兩種精子與D、d兩種卵子隨機相遇，其組合型有：DD、Dd、dd（比數是1:2:1）。DD型為高豌豆，dd為矮豌豆，而Dd顯高豌豆性狀，那么高矮豌豆之比正好為3:1，這樣孟德爾的上述試驗用他的假設可以得到解釋。
孟德爾又進行了兩對相對性狀的雜交試驗，例如將黃色園粒豌豆與綠色皺粒豌豆雜交，子一代均為黃色園粒。讓子一代自交得到的子二代，則有4種類型：黃色園粒、黃色皺粒、綠色園粒、綠色皺粒，其比近于9:3:3:1。對于這種現象，孟德爾認為也可按上述假設進行解釋，只不過還需假設基因的組合是完全自由的、互不影響的。為便于表述可以Y、R分別代表黃色、園粒（基因），以y、r代表綠色、皺粒（基因），兩者雜交所得子一代為YRyr，子一代可產生4種配子：YR、Yr、yR、yr，當這4種雌雄配子兩兩結合時，由于基因的組合是自由的、隨機的，那么就可按純數學的組合關系推導出16種組合來，在這16種中，又按顯隱性關系，則子二代性狀數量比正好為9:3:3:1。
孟德爾所作的基因決定性狀，且能獨立分離與自由組合的假設由于能解釋他的試驗中所出現的現象，則被人們認可，并稱之為孟德爾兩規律（法則）——“分離規律”、“自由組合規律”。同時被當成是“現代遺傳學”的基本規律。
不過，孟德爾的試驗及其假想在當時并沒引起人們注意，后來是因“自然選擇學說”發生了危機，才重新引起人們重視。這在吳仲賢所寫的《遺傳學與進化論關系》一文里說得很清楚：“在19世紀60年代，有一位名叫詹金的工程師寫了一篇文章來反對自然選擇，他用的是數學。他認為由于遺傳性融合的緣故，自然選擇不能成為進化的動力。如果在一個物種中，出現了少數個體的變種，由于個數很少，這些個體就得和沒有改變的個體交配，于是在下一代，所表現的變種性狀，只有親代變種性狀變異范圍的一半。這樣幾代下去，變種性狀的變異豈不就消失了嗎？自然選擇何以下手把這種變異保留下來呢？因此，如果想保留自然選擇學說，必須尋找融合遺傳以外的答案。孟德爾的遺傳因子說及其分離與自由組合的機制顯然是符合條件的，即由于決定性狀的是一些遺傳因子，它們在雜交后并不消失，而是一代代地保留著，自然選擇就可以把它們積累起來造成新種。因此生物學家對這些遺傳因子的行為和傳遞就必須作進一步探討，并逐漸使之具體化，這樣就形成了20世紀所特有的日益發揚蓬勃的遺傳學。”而當人們深入到細胞及分子水平研究，看到細胞核內染色體上的脫氧核糖核酸（DNA）分子有忠實的復制性，在后代能保持。又看到個體在產生生殖細胞時，細胞作減數分裂，其染色體數正好為體細胞的一半，這與孟德爾所假想的“基因”在個體內成雙，在產生配子時，只能得到其中一個的假設也很相符。于是認為“基因”的物質實體已經找到了，它就在DNA分子上。
現在，我們要問由此能否認為“基因”確實存在，且已找到？我們來分析幾個方面的問題：
（1）拿人體來說，其生殖細胞中有23條染色體，從現在的研究看到，每條染色體上就是一個DNA大分子，可在這大分子上并沒看到有孟德爾所假想的那樣的“基因”。如果定要認為“基因”就在DNA分子上,那么細胞核內的23個DNA分子如何能控制人體各種各樣數不勝數的性狀呢？學者們設想DNA分子能分成許許多多的片段，每個片段就是一個基因（所以把“基因”稱為DNA片段），由每個“片段”分別去控制人體各種各樣性狀。那么，人體上應有多少不同的性狀？應分出多少不同的DNA“片段”（基因）呢？現在學者們正在對此進行激烈的爭論，有人認為有10萬個基因，有人認為6萬個，有人認為3萬個，有人認為至少有12萬個。不管怎么說，這“基因”數大家都會認為至少是在2萬個以上，而每個DNA分子上至少有上千個基因。這就是說，每個DNA分子至少要分成上千個“片段”。那么，這種假設能否成立？讓我們來思考一些最具體最起碼的問題。
①、從人們的研究看到DNA分子本身排列有序，分子中的各原子都有化學鍵相連，結合緊密，并未分成天然的“片段”，那么要把它們分成上千個片段，且彼此間互不牽連，能獨立分離，自由組合，這分開它們，克服化學鍵作用的力在哪兒？
②、即便DNA能分成“片段”，那么當DNA分子分成上千個片段后，它還是不是一個完整的分子？它到底是以一個完整的分子發揮作用，產生功能，還是它本身沒有功能，只讓它上面的“片段”各行其是，各自將各不相同的所謂遺傳信息“轉錄”給RNA，再“轉譯”給蛋白質，從而各自操縱生物五花八門的性狀？從常識看，任何一個分子（無論有機物或無機物分子）都有作為分子的特有功能，而不可能分成“片段”，若要在外力的作用下，強行分成“片段”，其性質也完全變了，DNA分子能例外嗎？
③、退一萬步說，即便DNA分子不僅能自由地分成上千個片段，而且每個片段也能獨自操縱蛋白質，那么在受精卵細胞內有上萬的片段（基因），當它們各自發揮“功能”而又共同操縱一個個體的發育時，彼此不“打架”，不相互干擾嗎？如何能使個體有條不紊的發育？僅靠幾個“調節基因”、“操縱基因”或別的什么特殊“基因”來起作用能行嗎？再說它們本身又受誰調節、操縱？
④、我們再來看生物的性狀。每一個活的生物個體，都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機體的各部之間，即所有的“性狀”之間，都是相互關聯的。拿人來說，人的力氣大小，跑步的快慢等性狀，可直接看到它們與全身的健康情況、平時的鍛煉情況等直接相關，不是由某一“基因”能單獨控制得了的。即便有些性狀看起來似乎只由某一器官控制，譬如人的嗓音，有的尖（銳），有的鈍，這似乎只與聲帶有關，但實際它卻與體內的雌雄激素等都有關，以前的太監，作了閹割手術后，其嗓音也會起變化。再有，各種性狀也是隨內外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人的皮膚顏色不僅受陽光照射的影響，也受自身內在狀況的影響，有的病人臉色發青、發黃或蒼白等。尤其是人的舌，其舌質與舌苔隨時隨身體狀況的變化而有明顯變化（中醫由此而查知人體的疾病與健康狀況），從這里更可直接看到人體的局部與整體是息息相關的，不是彼此獨立互不影響的。
只怕正是這無數的事實與種種的問題也促使基因理論的學者們思考，因而對基因概念不斷進行修改（稱其為“發展”），只是，發展到后來的基因概念是怎樣的呢？在《基因概念的發展》（自然雜志，1979，2）一文中所述的概念卻與孟德爾所假設的概念完全不同了。孟德爾假設的基因概念是：基因間互不牽連，能獨立分離，自由組合。一個基因控制一個性狀，且不因環境的變化而改變，即能穩定的遺傳。而文中所述發展了的概念卻是：“基因間形成相互制約的統一整體，每個基因是這個整體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一個基因可以影響許多性狀，許多基因影響同一性狀”。并且“是與內外環境相互作用的”。我們看，這發展了的概念卻正好是對孟德爾兩規律進行否定：既然稱“基因間形成為相互制約的統一整體”，那它就不可能互不牽連，獨立分離，自由組合。尤其是“一個基因可以影響許多性狀，許多基因影響同一性狀。”這就更不可能按純數學的排列組合關系推導出后代的性狀及數量比。
“基因”概念的發展不僅直接否定了遺傳學的“兩基本規律”，而且從理論上講也使“基因工程”無法下手操作，因為按原有的基因概念：一個基因控制一個性狀，且互不牽連，那么通過對“基因”的剪接、重組，就可創造出新物種來。而發展了的概念卻說“一個基因可以影響許多性狀，許多基因影響同一性狀”，那么如何能下手將控制所需性狀的基因切割下來，而不影響其它性狀呢？
其實，不僅發展后的基因概念使“基因工程”無法下手操作，就是原有的基因概念，要下手切割基因，從邏輯上也說不過去，我們就拿孟德爾假設的控制碗豆（莖）高矮的基因來說，如果真有高、矮基因，它們又可以被切割出來，那么當人們把它們切割下來后，這碗豆還有沒有高矮？若沒有了高矮，這會是什么東西？若變成了別的東西，那這基因控制的就不僅僅是高矮，而是整個植株的狀況！若說還有另一種情況：出現了新高矮，那這控制新高矮的基因又從何來？
自然，在這方面我們還可以提出許多基因理論無法解釋、無法自圓其說的問題來，但無需再多提，下面我們從另外的角度來分析。
（2）由于DNA有忠實的復制性，因而確定“基因”在DNA上，DNA是遺傳物質。可是人們不僅看到DNA與RNA都有忠實的復制性，近年來，還看到蛋白質也有忠實的復制性。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劉次全，還作出了蛋白質復制，氨基酸配對模型。那么當它們幾者都有復制性時，這“基因”該確定在何處？再有，原來以為蛋白質沒有復制性，因而認為需聽從DNA的遺傳指令，現在蛋白質自身有復制性時，它還聽不聽DNA指令？
還有，現在人們還看到一些無機物小分子也有復制性，也就是說復制性并不是生物的特有性質，決定生物與非生物有不同本質的地方并不在這兒。
（3）從世界六國科學家聯手合作的“人類基因組計劃”所公布的一些資料看，也顯示了“基因”理論的種種矛盾與自我否定。例如，按照基因決定性狀的理論，人與人之間各種“性狀”的明顯差異，尤其是不同人種之間的巨大差異，應該在DNA上能直接反映出來。然而，資料上顯示的卻相反：“地球上的每個人與所有的其他人共享99.99%的相同的基因密碼。來自不同人種的人，比來自同一人種的人，在基因上有更多的相似之處。”
現在科學家們也在進一步反思與修改“基因”理論：“一個基因等于一個疾病或一個基因制造一個關鍵蛋白質的概念正在消失。”“停止一次只考慮一個基因的習慣，開始試圖把集合作為一個復雜系統來一起思考。”的確，科學家們通過對“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實施，其認識又進了一步，但要真正走出誤區，還必須認識錯誤之根源。
（4）認為DNA揭示了生命的本質及奧秘，那么，DNA的本質特征是什么？即是忠實的復制性（不變性）與變異無規律性。由此會得出什么結論？前面提到的雅克·莫諾，他在書中說：這忠實的復制性是“最根本的生物不變量”，“生物的一切屬性都是以這種基本的分子不變性為基礎”，它“抵制一切變革，一切進化。”這難道就是生物的本質與奧秘？由此怎不會得出我們前面所例舉的那些荒謬結論？
這“忠實的復制性”，實際是一種機械的、死的，連非生物也具有的特性，生物所具有的強大的生命活力，不斷變化發展的特性，尤其是人所具有的無限的學習、認知、應變、創造等等能力，從DNA里絲毫體現不出來，也沒任何“基因”能操縱得了。
“變異無規律性”，這不僅不是生物的特性，在非生物物質里也找不到，宇宙萬事萬物都有其變化的規律性，我們研究任何學問都是研究那門學問中物質的運動變化規律性。
這DNA所具有的“基本特性”，是與生物所具有的最本質的特性完全相反的。
人們會問：孟德爾試驗中所出現的性狀變化，難道不是事實？難道沒有它的物質基礎？難道不需要人們去尋找與認識其物質基礎（實體）？
這要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對其物質實體的認識及其變化規律性的研究要有正確的途徑，首先必須了解物質世界最基本的物質關系，否則將走入岐途。第二、孟德爾所看到的現象是很局限很個別的，由此而得到的“兩規律”要作為遺傳學的基本“規律”不能成立。對這兩方面下面將具體討論。
三、”基因”理論的錯誤根源
（一） “基因”理論忽略了物質世界最基本的物質關系。
深入生物物質世界，對其物質實體進行研究，必須首先了解物質世界最基本的物質關系，從而才有正確的研究方向、途徑與著眼點（在《新論》中對此已作了具體討論）。”基因”理論正由于忽略了最基本的物質關系而出現嚴重問題：
（1）忽略了宏觀與微觀（物質）的相互關系。
一幢樓房雖由墻壁、門窗等組成，墻壁由磚頭組成，磚頭由泥、沙等組成，沙子由SiO2等分子組成。樓房、墻壁、磚頭、沙子、SiO2，這是組成樓房的不同的物質層次，在不同層次有本質不同的結構、功能與建造規律，不能混為一談。當人們研究SiO2分子的時候，只能說是在研究SiO2分子，卻不能說是在研究樓房，因樓房的建造規律、用途、特征等都無法從SiO2分子里看到。同樣的道理，生物個體，如我們人體，雖由各種組織、器官、臟腑組成，組織由細胞組成，細胞由DNA等等有機物大分子組成。但當人們研究DNA分子的時候，也只能說是在研究有機物大分子，卻不能說在研究生物，更不能說在研究人。因生物所具有的，人所具有的結構、功能及其特有的運動規律（如我們所看到并總結出的十多條生物所共有的基本的運動規律），在DNA分子里都無法看到。
不斷地，孤立地向微觀世界深入，我們看到的是什么？我們看到的是物質世界所具有的共性（與共有組成）。在生物分子水平，我們看到生物（或說絕大多數生物）都有DNA分子。再深入到DNA分子內部，看到有C、H、O、N、P等原子，然這些原子也廣泛地存在于無機界，即在原子水平看到生物與非生物有共有的組成。再深入到原子內部，更看到地球上所有元素的原子都由原子核和核外電子組成，原子核內都有質子和中子。然而物質世界形形色色，千差萬別的物質的不同本質，不是在這共有的組成中。而是物質不斷運動，而有不同的結合，形成不同的結構，從而表現出不同的功能與不同的運動規律之中。若脫離物質本身的結構、功能與運動規律，孤立地向微觀深入，那么對物質本質的認識不是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
“基因”理論正是走上了一條孤立地向微觀深入的道路。
（2）忽略了局部與整體的關系。
任何一個具有復雜結構與功能的物體，無論是生物還是非生物，它都是由各個部分組成為一個整體后，由整體體現其功能的。而且結構、功能越復雜，整體性越強。例如電腦、電視機等，它們能表現出各種各樣的圖像、色彩、音響。電腦更具有計算、繪畫等更多功能。然這些功能都是“整體”所具有的功能，而決非里面的元件（或是分子）互不牽連，各自分別控制某一圖像，某一顏色，某一聲音，決定某一功能。一個非生物體尚且如此，而極其復雜的生物體，特別是被稱為萬物之靈的人類，他所具有的極其復雜的結構與功能（性狀），哪能設想是由上萬個DNA分子上的片段（基因）來分別地，獨立地操縱？
（3）忽略了活的生物體與死的非生物體的區別。
生物體只有“活”著的時候才具有生物（生命）的本質特征，才與非生物體有本質的不同，活的生物體有非生物體所沒有的整體運動功能（這在前面的文章里已闡述），這里僅舉一點：生物體具有自我調節、自我修復、自我再生以及自身能制造新物質供自身發展等功能。孤立的研究DNA分子哪能看到“死”與“活”的區別？
生物個體，有個體（整體）統一的運動規律，它制約著組成它的所有細胞的運動，每個細胞，也是一個小整體，也有小整體統一的運動規律，它制約著內部所有物質（包括DNA）的運動。
“基因”理論不僅忽略了物質世界一些最基本的關系，而且把宏觀與微觀之間的制約關系，完全顛倒過來了。認為“人的一切疾病都由基因決定”，“人的命運由基因決定”等等。這就不僅僅是學術界的問題，理論上的問題，而是會使整個人類對自身（以及與此有關的一系列問題）的認識陷入到最大的誤區之中，由此引出錯誤的行動，因而必須盡快澄清這些認識。
（二） “孟德爾規律（法則）”不能成立。
前面說孟德爾的“兩規律”已被“基因概念的發展”否定了，然真正否定它的是無數的事實。在廣泛的雜交試驗與生產實踐中，人們看到能符合孟德爾“兩規律”的情況是很少的，絕大部分情況都是不相符的。例如開紅花與開白花的同種植物雜交，子一代不是都開紅花（或白花），而是有開紅花、開白花，還有居兩色之間深淺不同的各種粉紅色花等等多種情況，即便產生的子一代有均為開紅花（或白花）的情況，但子一代自交所得子二代也會出現種種不符合孟德爾兩規律的情況。就連“顯性”、“隱性”性狀本身也會在環境變化的情況下互換或有其它的變化，再說為何有“顯性”、“隱性”之分，“兩規律”也無法解釋。另外，有許許多多與雜交有關的情況，也是用“兩規律”無法解釋的，例如“雜種優勢”，雜交子一代的許多性狀比兩親本都“高”，而這“高”的性狀又無法保持，會一代代衰退。同時“雜種優勢”一般只存在于同種內的不同品種間所進行的雜交，若是在種間、屬間等，其親緣關系越遠，情況則越相反：不是產生不了子代，就是子代羸弱多病，畸形，易早亡等等。這些都無法用“兩規律”解釋。
再有，摩爾根從果蠅試驗中所看到的一些現象也是不能用“兩規律”解釋的。但是，他卻認為可再建立“連鎖”、“互換”規律（法則），對“孟德爾規律”進行補充與發展。然而這連鎖互換規律本身的內容，卻正好是對孟德爾規律的否定。因為，按“孟德爾規律”，基因間是完全獨立，互不牽連的，而按“連鎖法則”，同一染色體上的基因是“連鎖”在一起，不能自由分離。可是染色體數相對基因數來說又極少，極少，人的生殖細胞內的染色體只有23條，而基因數卻被認為有幾萬，甚至十幾萬個，這染色體是大大的“鎖住”了基因，“孟德爾規律”自然無法成立。而“連鎖”、“互換”規律本身也矛盾重重，這里就不多說了。
總之，從理論到實踐都證實“孟德爾規律”要作為遺傳學的普遍規律是不能成立的。
孟德爾從碗豆試驗中所看到的現象，畢竟是很局部、片面的現象。當我們進一步看到生物所共有的運動規律、遺傳規律后，則可以解釋“孟德爾規律”所能解釋的現象,也能解釋它所不能解釋的許多現象（請見《新論》）。相信孟德爾本人看到這些，也不會再假設有什么“遺傳因子”存在了。
（三） 三方面的錯誤相加到一起。
“基因”理論是從孟德爾的兩個不能成立的（錯誤的）“規律”出發，去證實一個錯誤的“學說”——“自然選擇學說”。而所走的研究道路（孤立地向微觀深入的道路），又是一條錯誤的研究道路。三方面的錯誤加到了一起，錯上加錯，必然得出錯誤的結論，這就是”基因”理論的錯誤之根。這錯上加錯，不僅由此得出錯誤結論，而且三個方面相互支持，使錯誤的性質更進了一步，使人們對錯誤的識別更為艱難。例如：“自然選擇”學說本身只是意味著認為生物的變異是無規律的。達爾文當時并沒有明確地說生物的變異是無規律的。而”基因”理論、“分子生物學”卻從理論上“證明了”遺傳物質的變異無規律，而且明確地說，為“自然選擇”找到了選擇的“原材料”——基因突變。同時闡明了無規律變異的實體與機理。由此也就更加強調“自然選擇”對生物進化的作用，而人們也更加相信“自然選擇”是進化的原因與動力。
四、分子生物學走出誤區，會有更加廣闊的發展天地
研究SiO2分子雖然不能認識樓房的用途及建筑規律，但對SiO2分子的研究仍然是必要的，它有分子這一層次上的重要作用。同樣，研究生物分子，尤其是人體的DNA分子也仍然是十分必要的。雖然在DNA分子里看不到人體的運動、發展規律，看不到人體的本質特征，但卻可以幫助人們從一個側面認識生物分子層次上的奧秘。人類基因組計劃依然是了不起的工作，依然具有偉大的意義。人們需要了解DNA的結構、組成等。人們已知DNA是一種高分子化合物，是兩條由四種脫氧核苷酸連接而成的長鏈，四種脫氧核苷酸之不同在于各含有不同的堿基：腺嘌呤（A）、鳥嘌呤（G）、胞嘧啶（C）、胸腺嘧啶（T）。四種堿基兩兩配對：A與T、C與G配對，這堿基對組成為兩條長鏈之間的橫擋，將盤旋成螺狀的兩長鏈構成為一個整體。人類基因組(即指人的細胞核染色體上DNA總和)它的堿基對約有30億，人類基因組測序就是測這30億堿基對的全序列，這“30億”極龐大的數字本身就說明包含有數不清的奧秘，它必與生命的起源、發展、進化等息息相關。對其序列的測定自然有助于人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而測序的另一作用，是檢驗基因理論是否正確（當然，這一作用可能是人們事前所沒有想到的），現在通過測序是更直接證實了基因理論的錯誤，前面巳說了，這里再作點補充：基因理論在中學的教課書里這樣敘述：“組成DNA分子的堿基雖只有四種，但不同的排列順序，就可構成DNA分子的多樣性。”“成千上萬的堿基對，它們的排列方式幾乎是無限的。”由此人們想象人與人之間性狀上的千差萬別正是由堿基對的排列方式各不相同造成的。可是，現在通過對人類基因組測序，使人們看到人類DNA上的堿基對排列幾乎是相同的，只有極個別的地方有差異，說明堿基對不可能像人們想象的能隨意排列，以至無限。同時也清楚說明人類性狀上的千差萬別不可能是由幾近相同的DNA決定，再一次說明基因并不存在。另外，也進一步證明我們前面所說的：越向微觀深入，人們見到的越是物質世界所具有的共性（與共有組成）。
今天，人們對DNA的研究若是能從基因理論的桎梏中走出來，不將客觀存在的DNA與本不存在（僅僅是假設）的“基因”混為一談，進而去認識“活”細胞整體的運動規律，去認識DNA受細胞整體制約而有的運動變化規律性；去認識“活”的生物個體的運動規律，以及個體產生細胞，細胞受個體整體運動制約而有的運動規律性。那么人們利用現今所掌握與運用的現代科技和現代設備，對DNA分子和活細胞進行改造，則可有的放矢。由此所作出的成績必遠遠超過本文前面說到的我們所作出的那點成績。分子生物學走出誤區，必會取得更加輝煌的成績！
最后，對于“基因決定疾病”的基因理論，不能不再說幾句，這理論不僅給一般的醫務工作者在識病與治病上出了難題，其實也給基因理論的學者們出了難題。因為按照基因理論，基因控制的是性狀，人類的所有性狀，照理應該都可以在人類基因組上找到控制這些性狀的基因，例如：控制人的頭、手、足的基因各在哪里？控制頭上的眼、耳、鼻、口等的基因又在哪里？而從眼來說，控制眼珠顏色、大小，睫毛長短、粗細、彎曲度等的基因又各在哪里？等等，應該都能夠在人類基因組里找到。也就是說，“人類基因組” 測序之后接著要作的事，是給基因定位，只有定位之后才談得上考慮基因與疾病的關系。因為人體的疾病是在人體具體部位上得的病，如果是頭上的病，就應該找控制頭的基因，看是在哪里出了問題。足上的病，應找控制足的基因。可是現在基因定位都沒作，卻單獨談起基因控制疾病來了，是不是現在的基因不控制性狀，變為只控制疾病了？基因概念是不是又要大發展了？對于這些問題不知學者們如何回答？當然，說到基因控制疾病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在正常人群中“基因密碼”幾近相同，無法說明不同的人性狀不同是由不同的基因控制。但當人體有病后，有人在染色體、DNA上卻看到了異常，因而說基因決定疾病。那么這種異常到底說明什么問題呢？對于這一問題我們將另作專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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