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與發展國在哥本哈根博弈什么

發達國與發展國在哥本哈根博弈什么　　

一、氣候談判與民眾呼聲　　

   隨著發達國與發展國政治訴求的展示和碰撞，現在整個全球的目光都齊刷刷地投向了哥本哈根的氣候峰會。這是一個異常艱難的談判，各種利益訴求都在這里激烈地交鋒著。能不能按照《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所厘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照顧彼此關切，凝聚行動共識，量化減排指標，履行公約義務，拯救地球生態，這將直接關乎到全人類未來生存的延續和安全。保障未來的生存安全，這將是全人類壓倒一切的最高利益。如何一個國家的利益，任何一個民族的利益，都必須讓位于這一人類至高無上的共同利益?！　?/p>

   現在，氣候的變暖已極大地威脅到了整個人類未來的生存與發展。對這種生存發展的擔憂，更讓不同國家越來越多的學者和民眾都加入到了這種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中來。據報道，“曼谷市面對泰國灣，平均海拔高度只有0.4米。隨著溫室氣體增加導致的全球變暖，泰國灣的海平面正以每年3毫米的速度上升。專家測算，如果海平面上升1米，曼谷70%的面積將成水城。……曼谷學者強烈呼吁哥本哈根大會達成一個可行方案，以拯救受到威脅的沿海地區?！薄敖陙恚邷亍⒑?、持久干旱、風沙、暴雨、颶風等極端天氣頻頻光顧澳大利亞，在一個不怎么遙遠的將來，將導致澳大利亞的物種減少，海平面上升，正常社會經濟活動和公共健康受到威脅。作為世界上人均溫室氣體排放最高的國家之一，澳大利亞民眾越來越多地參與到應對氣候變化的環保行動中來?！保▍⒁?009年12月7日《人民日報》）　　

   從這些發達國與發展國的學者、民眾的政治訴求上看，阻止氣候變暖，保障未來生存，這已經是一個不分國別、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了。這種利益的至上性，讓人們的環保意識和大局觀念已深深扎根在自己的行動和呼吁之中。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家生態俱樂部的指導老師拉瑪　錢德朗　女士對記者說道：“我們必須盡快行動起來，哪怕是犧牲我們個人的利益，也應該要為環保大局考慮?！薄　?/p>

   民眾尚且有如此的覺悟和胸襟，為何我們的政治家在這種氣候變化的應對上，卻爭吵得喋喋不休呢！他們到底在博弈著什么？是不是這樣的三個焦點，一是發達國家到2020年的中期減排目標；二是發展中國家根據自身能力采取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三是發達國家援助發展中國家適應、減緩氣候變化的資金與技術支持?！　?/p>

二、歷史排放與責任補償——美國代表托德·斯特恩與中國代表于慶泰的交鋒　　

   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保障人類未來生存，這是一個需要國際社會通力合作，才能取得實際成效的集體行動。它需要一種團隊合作的精神。它的外部效應沒有排他性，每個國家都可以無阻礙地分享到這種集體行動所取得的成果。因為全球生態是一個沒有疆界的開放系統，這種集體行動所取得的氣候應對成果，沒有排他性，可以均等地加以分享。這種外部性，為集體行動中的這種以“坐享其成”為主要特征的搭便車現象的滋生，提供了一個適宜的土壤。美國學者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早就揭示了這種集體行動的邏輯中所暗含的這種坐享其成式的貪婪心理。根據奧爾森的分析，集體行動中的每一個成員都心存這種念想，總是企求以較少的投入和貢獻分享和博取這種最大的集體行動成果。這樣，也就產生了一個貢獻與責任合理分擔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根據溫室氣體歷史排放的現狀，厘定了一個“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來作為這種氣候談判和責任分擔的基本準則?！　?/p>

   發達國家排放的溫室氣體歷史較早，人均排放量也較大。發展中國家溫室氣體的排放歷史相對較晚，人均排放量也較低，這種排放基本上屬于“生存排放”的歷史范疇。根據這種歷史排放的現狀，《京都議定書》的減排主要針對了發達國家，而沒有規限發展中國家的減排。《京都議定書》按照這種歷史排放的現狀給發達國家分配減排責任和減排指標，其合理性和公平性應該是勿容置疑的。發達國家因為自己的歷史排放比較多，如果在這種溫室氣體減排的資金投入與技術支持上分擔著更多的責任，這也是應該的。但這種集體應對氣候變化是一種成果分享沒有排他性的公益性活動，因而在這種集體行動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想著讓別人分擔著更多的責任、投入更多的資金，而自己卻只想著在這種沒有排他性的公益活動中坐享其成。這就是發展中國家要求延續《京都議定書》基本精神和承諾期限，讓發達國家分擔更大減排指標，而發達國家則要求摒棄《京都議定書》，將發展中國家納入國際減排框架的根源所在。這里博弈的是一個減排責任的共擔與歷史責任的補償問題?！　?/p>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以自己的資金、技術優勢作為談判的價碼，刻意逃避自己的歷史排放責任，而意欲把這種歷史排放所形成的減排成本，分攤給本就貧困的發展中國家，讓它們也為自己的這種歷史排放所形成的減排成本買單。而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則緊緊扭住這種歷史排放責任的追究與氣候援助資金的補償問題不放，極力挫敗發達國家把自己歷史排放的買單分攤給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盤算，堅決捍衛了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發展中國家歷史排放少，沒有理由為發達國家的這種歷史排放買單。誰排放誰買單，這才有公道，才有天理?！　?/p>

   在這種歷史責任的追究上，美國的氣候談判代表托德·斯特恩態度極為蠻橫，公然叫囂美國不會向中國提供氣候援助，也不會為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在歷史上的排放進行補償，企圖以這種氣候上的資金與技術援助為要挾，拒負歷史排放的補償責任，逼迫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做出讓步，而把自己的自主減排納入到國際協議和國際監察之中?！　?/p>

對于這種蠻橫要求，王光亞在傳達中國的政治訴求時回應道：“中方對會議有三點期待：一是會議要確立發達國家在《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應當承擔的大幅度量化減排指標；二是會議要做出有效機制安排，以確保發達國家切實兌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轉讓和能力建設支持承諾；三是會議要確保發展中國家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根據本國國情，采取適當的減緩行動?！保?009年12月11日《信息時報》）　　

   中國的氣候談判代表于慶泰對此更是譏刺道：“對于發展中國家要求得到的3000億美元氣候援助資金，這不是慈善事業，而是發達國家作為問題的制造者應該承擔的義務。發達國家應認真反思其歷史責任，切實履行有關承諾?！薄　?/p>

  在歷史排放與責任補償的追究上，中美這兩個龍頭大國利益博弈的碰撞和激烈，其撕開臉面的“據理力爭”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國代表的硬朗回應，也確實展示了發展中國家龍頭大國應該發揮出的歷史責任。中國“據理力爭”的不是自己的私利，而是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它以自己的硬朗回應，力挫了美國弱化自己減排責任，拒負歷史排放補償買單，而卻讓發展中國家承擔更多溫室氣體減緩壓力的政治盤算?！　?/p>

三、生存排放與奢侈排放　　

  從人均排放上看，發達國與發展國的差距還是比較大的。發達國人均排放2.6噸溫室氣體，發展國人均排放僅為1.44噸。從生理需要層面上看，發展國的排放大多屬于生存排放的范疇。而發達國的排放則更多的屬于奢侈排放的范疇。這種排放差距實則就是兩者生活水平差距的一種折射。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無論人均排放量，還是一個經濟體的排放總量，發達國都應承擔更多的中短期減排責任和減排指標。在溫室氣體的減排上，發展中國家承擔的應該是一種自主的減緩指標，而不應是排放絕對量的死死控制。發展中國家仍然要以“消除貧困、發展經濟”作為自己首要的優先任務加以安排，這種生理層面的生存排放總量可以繼續增加，但必須減緩。發達國家則必須節制自己的奢侈排放，推進綠色消費和低碳生活，兌現總量減排承諾，主動下達更多減排指標，不要與發展中國家的生存排放斤斤計較。這兩種排放的博弈，其核心的焦點就是生存與發展的問題?！　?/p>

   中國本著節制發達國家奢侈排放，支持發展中國家生存排放的原則，提出了自己的減排文本，要求“發達國家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承擔中期大幅度減排指標，履行公約和議定書規定的義務，并確保發展中國家消除貧困、發展經濟的優先需要，不能以犧牲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利益為代價?！倍l展中國家則要自主提出減緩排放行動目標，協同發達國家共同應對這種氣候變化，阻止氣候變暖，保障未來生存。中國在這種自主減排上，率先表態，明確提出自己的自主減排目標，即“2020年中國單位國民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以此彰顯自己自主減排的誠心和責任。　　

四、自主減排與國際監督：希拉里與溫家寶的對決　　

 《京都議定書》只針對發達國家的減排安排，似乎讓他們感到自己在這種集體應對行動中吃了大虧，好像發展中國家搭了它們中期減排的便車，而坐享其成，因而它們發達國家就通過自己的政治訴求和丹麥文本，極力地把自己的中期減排指標與發展中國家的自主減排生拉硬扯在一起，并用拒絕氣候資金與技術援助的恐嚇伎倆，逼迫發展中國家把自己的自主減緩行動納入到這種國際性的減排框架中去。雙方在這一層面的博弈和較量是針鋒相對的，并擺出了絕不讓步的談判架勢。135個發展中國家代表集體退出談判，就足見這種談判的艱難和慘烈。　　

   在全球各地民眾的抗議聲中，發達國家在氣候資金與技術的援助問題上終于作出了自己的讓步，聲稱自己要兌現2000億美元氣候與技術援助資金的承諾，但卻有附加了一個“減排透明與接受國際監督”的條件。　　

   美國的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17日說：“在所有主要經濟體采取有意義的減排行動，并保證執行透明的前提下，美國將和其他發達國家一起到2020年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每年籌集2000億美元?！毕＠锿瑫r還強調：“美國的出資承諾是有條件的，那就是所有主要經濟體所采取的減排行動，都必須是透明的。美國主張，讓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加大減排力度，并接受國際監督?！薄　?/p>

  經過發展中國家的集體抗爭，發達國家終于答應要兌現自己每年2000億美元氣候資金援助與技術支持的承諾了。這一點似乎是滿足了發展中國家在這一層面上的利益訴求了，然而它們附加的這個“減排透明、并接受國際監督”的援助條件，卻是一個光彩迷人的利益陷阱和扼制發展中國家生存排放與發展利益的幕后操盤。借助這個援助條件和它們在減排審評上的話語權，它們就可以極隱蔽地干涉發展中國家在消除貧困、發展經濟上的優先安排，并以此指三道四，而讓發展中國家的自主減排承擔著更多的溫室氣體減緩壓力。　　

  圍繞這個援助附加條件，中國的溫家寶表示“中國的自主減排不容監察，也不與任何國家的減排指標掛鉤?！睖丶覍氃谧约旱臍夂蚍鍟l言中指出：“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只有獲得國際支持的減緩行動才接受‘三可’審評，自主采取的行動則不接受國際三可審評，也不與任何國家的減排指標掛鉤?！睖丶覍殞ο＠锏母郊訔l件的這種正面回應，實則就是對發展中國家“發展自主權”的一種捍衛，也是對西方發達國家借助氣候資金與技術援助，而干涉、擾亂發展中國家自主發展圖謀的一種堅拒。有了這種發展自主權，消除貧困、發展經濟這一首要的優先任務，就可以合乎國情地自主安排起來。有了這種自主減排不接受國際“三可”審評的堅拒，西方發達國家也就無法憑借自己在溫室減排上的話語權，對我們的旨在消除貧困的自主發展說三道四了。　　

  事實上，溫家寶以“中國的自主減排不容監察”，堅拒希拉里的這個“減排透明與接受國際監督”的附加條件，不僅僅是出于對發展中國家自主發展權利的一種積極捍衛，同時也還有著充分的國際法律依據。希拉里的這個附加條件實際上已嚴重違背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厘路線圖》的規定。根據這個公約和路線圖，“發達國家要率先實現總量減排，而發展中國家采取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取決于發達國家對其提供資金和技術轉讓承諾的有效履行，而且發展中國家利用本國資源采取的自主行動無需接受國際監察?！保?009年12月18日《鳳凰資訊》國際專題氣候峰會）　　

   圍繞減排透明與接受國際監督這個附加條件，溫家寶與希拉里的對決遠遠沒有結束，發達國與發展國還要將繼續著更加艱難的談判。整個談判的無果而終極有可能因此引起。　　

   在氣候變化的應對上，中國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中國已根據國情帶頭承諾了自己的減排指標，如果美國的希拉里、奧巴馬還執意把這個附加條件與中國的自主減排生拉硬扯在一起，只想著自己坐享這種集體應對的成果，這是中國萬萬不能接受的。因為一旦接受這個附加條件，這就意味著中國發展自主權利的部分喪失。喪失了這個自主發展權利，消除貧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各種優先安排，就無法再有中國自己掌控了。這一底線，中國絕對都要死死抗爭住，不能有半點的猶豫和讓步。　　

  從已公開展示的氣候談判進程上看，中國氣候談判代表的表現絕對都是好樣的。他們的硬朗極大地提升了中國這個發展中大國的領導地位和國際聲望。對中國民眾而言，也算交上了一份比較滿意的答卷。在國際舞臺上，中國的外交和談判就應該這樣硬朗一些，利益總是斗爭來的。這應該是一個規律?！　?/p>

五、人類氣候困境的出路：攜手應對、通力合作、互利共贏、發展低碳經濟、開發清潔能源、推進綠色消費?！　?/p>

  作為一個地球公民，保障全人類的未來生存與發展安全，應該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共同利益。發達國與發展國在氣候應對上的利益博弈，都必須讓位于這一至上性的共同利益。雙方都要本著照顧彼此關切、互助合作共贏、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的理念，凝聚應對共識，推進減排框架和行動方案達成，以此拯救地球生態——我們這個共同擁有的生存家園?！　?/p>

   每個國家都要積極減少化石能源的消費，增加清潔能源消費的比重。發達國家要加快氣候技術轉讓和資金援助步伐，幫助發展中國家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發展中國家要大力開展植樹造林、退耕還林活動，增加地球生態吸收溫室氣體排放潛力。發達國家不僅要積極研發推廣節能減排技術，讓氣候友好交往技術惠及整個世界。也還要積極推進民眾綠色消費，節制奢侈排放，崇尚簡約生活。發展公共交通，節制汽車個人消費。（未完待續）　　

　           2009年12月19日　初稿于論道書齋    胡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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