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釋恐怖主義
盧麒元
亨廷頓先生是偷換概念的高手。西方國家原本有一套解釋殖民戰爭的邏輯，他們通常稱之為文明人對野蠻人的戰爭。這個邏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被民族解放運動徹底消解了。殖民理論再也不能繼續堂而皇之地敘述了。西方的新殖主義非常需要一塊新的遮羞布。于是，亨廷頓先生的“文明沖突”論出籠了。赤裸裸的民族壓迫，赤裸裸的國家剝削，在亨廷頓先生巧妙的論述中，變成了信仰和文化的沖突。
新殖民主義又一次披上了“文明”的外衣。新殖民主義一旦披上了文明的外衣，就成為國際社會廣泛認同的道德和行為準則。并且，逐步形成具有約束力的國際規范。例如，華盛頓共識。并以此構建了所謂的“國際新秩序”。那些飽受欺凌和壓迫的民族和人民在“國際新秩序”中，被剝奪了爭取自身利益的權力。他們別無選擇地開始進行非常規的抗爭。西方國家將使用非常規反抗剝削和壓迫的行為定義為恐怖主義。
恐怖主義(terrorism)的本來定義是，泛指國際社會中某些國家，組織或個人采取綁架、暗殺、爆炸、空中劫持、扣押人質等恐怖手段，企求實現其政治目標或某項具體要求的主張和行動。
遺憾的是，當代恐怖主義一詞已經被賦予了特定的政治內涵，西方學者偷換了概念并進行了目標鎖定。他們將恐怖主義演變成為一個現代的政治咒語。一旦被這個政治咒語詛咒，被詛咒國家和民族將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這相當于西方人對東方人進行道德和法律的缺席判決。一旦被認定為恐怖主義，則意味著喪失一切權利。而所謂的反恐，則披上了一套神圣和正義的外衣。
文明之所以是文明，就是因為它充滿了人類特有的同情和包容，它超越了低等動物的野蠻相殘，具有了認同人類共同價值的特征。由此說來，文明與文明并無沖突。否則，文明將不配稱之為文明。無論如何，殖民主義都不屬于文明的范疇。無論是直接的戰爭殖民，還是間接的金融殖民，對于被殖民者而言，這都是野蠻的，充滿恐怖的。因此，殖民主義更接近恐怖主義。
然而，真理并不等于道理，真理并不等于法律，真理并不等于權利。
弱勢的國家和民族，往往沒有多少話語權。孱弱的國家和民族，到哪里去講道理？到哪里去講法律？到哪里去爭取權利？
毛澤東對此有經典的回答：造反有理。
認識西方反對恐怖主義的邏輯，必須從新自由主義入手。
筆者在《掠過佛萊堡》一文中說過：自由是相對的。主體的自由，往往構成客體的不自由。主體的絕對自由，可以導致客體走向“通往奴役的道路”！在“自由主義”之路上，我們見識了黑奴、鴉片和虛擬的金融衍生商品。 其實，從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花環”遮掩著一個關鍵詞：擴張。這是擁有主體性的發達經濟體系向外擴張的“自由”。對于不發達國家，盲目地接受“自由主義”，差不多等于接受花樣翻新的“殖民主義”。
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有著顯著的區別。新自由主義雜揉了社會主義的一些理念，從而具備了某種人道主義的特征。這種特征具有強烈的欺騙性。至少，新自由主義對生活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具有欺騙性。道理很簡單，當代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超越了簡單的階級剝削，進化成為國家剝削和民族剝削，從而降低了發達國家內部階級矛盾的烈度，從而使得發達國家的對外擴張策略得到國民的廣泛認同和支持。這就使得新自由主義在西方缺乏內在的反省能力。從而使得新殖民主義得以四處泛濫。
非常遺憾，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沒有像自由主義那樣與時具進。他們不再適應嶄新的歷史環境。作為被壓迫國家和民族的理論武器，這些“武器”落后了。沒有了批判的武器，一些國家和民族被迫開始進行武器的批判。他們在用血肉之軀進行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批判。這種慘烈的批判當然是恐怖的。試問，還存在其他更溫情的方式嗎？
人們總是健忘的。當年，那些今天的發達國家，為了爭取本民族的生存空間，都曾進行過“恐怖主義”活動。美國人為了對抗英國人的壓迫，曾經長期進行“恐怖主義”的抗爭。如果翻開他們的歷史，他們的民族英雄有幾個不是“恐怖分子”。偽自由主義者們只允許他們擁有搞恐怖主義的自由，卻不允許被失去自由的人們擁有搞恐怖主義的自由。這是在顛覆他們自己的自由主義邏輯。
筆者是和平主義者。筆者倡導甘地主義。筆者主張非暴力不合作。
但是，發生在中東的一系列戰爭宣告了當代甘地主義的破產。西方國家開啟了極為惡劣的先例。是西方國家對于不合作者率先使用了暴力。對于東方國家而言，要麼合作，要麼選擇暴力抗爭。既然是暴力抗爭，當然會恐怖。恐怖主義恰恰是被恐嚇出來的一種理性主義。
筆者認為，恐怖主義是殖民主義的孿生兄弟。這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這是自然法則；這是天意；這是上帝也無能為力的因果規律。
筆者的結論非常簡單：解決恐怖主義的唯一出路在于拋棄殖民主義。筆者也提醒我國的自由主義精英們，不要總是去做別人牽驢你們拔橛子的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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