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體“7·5”事件不實報道本質探析

西方媒體“7·5”事件不實報道本質探析

《今傳媒》雜志社供稿  文/姬江 
 

　　2009年7月5日，新疆烏魯木齊發生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造成多名無辜民眾傷亡。鐵的事實證明，這是一起境外指揮、境內行動，有預謀、有組織的打砸搶燒事件。事后部分西方媒體無視事實、歪曲報道，嚴重背離了其標榜的“客觀、公正、獨立、平衡”的新聞觀。部分西方媒體針對“7·5”事件的不實報道證明，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為資本主義政治體制服務的西方媒體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客觀公正”。

　　一、背離真實客觀原則——新聞專業主義的缺失

　　新聞專業主義是西方新聞學的重要概念，也是西方新聞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聞職業規范。新聞專業主義的涵義可以簡單概括為：新聞媒介和新聞從業者所追求的一種職業理想和操作理念，包括真實、客觀、公正地報道新聞，以服務公眾為中心目標，擔負獨特的社會責任等一系列行為規范和行業標準。①

　　“7·5”事件發生后，中國政府對媒體采取開放、透明的態度,努力為境內外媒體的采訪報道提供方便，一些境外媒體記者甚至在事件發生的次日就抵達烏魯木齊。然而在鐵的事實面前，部分西方媒體仍舊背離了客觀公正的新聞專業主義原則。“德國之聲”無視傷亡巨大的事實，在報道中聲稱“參加和平示威的維吾爾人為了表明抗議活動和分裂主義沒有任何關聯”；英國《倫敦晚報》官網報道烏魯木齊“7·5” 事件時配發了中國中央電視臺公布的被暴徒襲擊的無辜群眾相互安慰的視頻截圖，圖片中是兩位被暴徒襲擊后滿臉是鮮血的少女。然而，該報給出的圖片說明卻寫道：“兩名女士在被警察攻擊后，互相安慰。”由此可見，新聞專業主義的缺失已經使這些西方媒體嚴重背離了新聞報道“客觀性”的原則。這些不實報道恰恰揭穿了西方媒體“公正”報道的虛偽性，是對新聞職業道德的公然違背，必將使其喪失在受眾心目中的權威性和公信力。

　　二、意識形態偏見下的新聞選擇框架

　　傳統的框架理論是對媒體新聞報道傾向性的一種研究。這種研究的前提是，大多數媒體在公開層面上，都積極主張新聞報道的客觀和中立，并認為新聞工作者有義務真實全面地反映事實。但是框架理論卻認為，新聞記者是在報道的過程中，通過各種報道手段，帶有一定主觀性地構建一個社會“真實”，這就是新聞記者提供給受眾的框架。這個框架反映了記者的主觀意志，因此不可能是客觀的。

　　新聞框架的構建主要通過對新聞事件的選擇、強調或遺漏，使某些信息在新聞文本中更加突出，從而影響受眾對世界的感知，乃至態度。而在此次“7·5”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發生后，西方媒體通過選擇和強調的新聞框架構建也是非常明顯的。以《紐約時報》為例，在“7·5”事件發生后的一系列報道中，使用頻率比較高的詞匯包括ethnic violence （種族沖突）、protest（抗議），極力模糊事件本質。在這一系列報道中，很少提及犯罪分子的暴行，反而著力渲染中國政府為平息事態所采取的一系列合理措施。《紐約時報》在其社論中還大量援引“大赦國際”的觀點，對中國政府平息犯罪事件采取的正當措施進行惡意歪曲。在《紐約時報》記者拍攝的4組共計43張新聞圖片中，拍攝正在執勤的全副武裝的武警戰士的圖片共計20張，占報道總量近半成。在報道警方逮捕涉案人員的新聞圖片中，鏡頭沒有對準犯罪分子，而是舉起拳頭，眼含淚水的涉案人員家屬。這種略帶悲愴的畫面，宣揚著西方推崇的對親屬的愛，平民面對擁有“暴力”的警察時的勇敢，但它沒有說，他們的親屬是犯罪嫌疑人，也沒有去傾聽那些無辜死難者的家屬的聲音。明顯的傾向性在報道中顯露無遺。在西方主流媒體針對“7·5”事件的報道中，我們既沒有看到全面客觀地分析，也沒有看到對事實準確、平衡的報道，記者在意識形態偏見下的主觀判斷成為“7·5”事件報道框架的決定因素。

　　三、基于刻板思維的符號化過程

　　著名傳播學者斯圖爾特·霍爾認為，人們共享的概念圖被翻譯成一種通用的語言，與特定的符號聯系起來，形成特定的意義。在創造我們文化的意義系統的同時，這些符號代表或表征了我們頭腦中擁有的諸概念以及它們之間的概念關系，它們共同創造了我們文化的系統意義。媒體的報道就是一種表征，部分西方媒體對“7·5”事件的不實報道構成了一個符號化的語言系統。仍舊以有“美國第一大報”美譽的《紐約時報》為例，在“7·5”事件發生后的一周內，《紐約時報》關于事件的主要報道見下表：

　　通過對這10篇報道的標題進行分析就可以明顯看出《紐約時報》對“7·5”事件符號化的過程。在這一存在明顯遞進趨勢的報道過程中，先是報道“種族沖突”的情況，然后是中國政府的行為與態度，接著甚至正面介紹了暴力行動的策劃者熱比婭，最后援引了“大赦國際”的觀點，對事件爆發的深層原因進行歪曲分析。如此一來，“7·5”事件的基本含義由最初的“種族沖突”轉向對政府行為的批評，最后上升到對傳統“中國人權問題”的批評。通過這一符號化過程，美國的讀者不知不覺間在媒體設置好的框架下進行思考，不實報道得以“事實化”。可見，西方媒體對“7·5”事件的不實報道再一次確認了西方社會對中國的刻板印象，并且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偏見。

　　四、“新聞自由”外衣下的雙重標準

　　1992年4月，因為白人警察毆打黑人羅德尼·金，美國洛杉磯發生騷亂，進而發展為造成多人傷亡的嚴重暴力事件，布什總統派遣4000余名聯邦軍隊進城平息暴力行動。路透社在電訊稿開頭援引布什總統的話說：“我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恢復秩序。”西方各主流媒體無一例外地采用美國政府發布的官方信息，對暴力行為進行了譴責。而當中國發生“7·5” 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時，西方主流媒體在報道中卻鮮有中國官方的聲音，相反暴亂組織者熱比婭的言論卻屢屢見諸報端。《華爾街日報》刊登了熱比婭惡意歪曲事實的文章，澳大利亞的《時代報》甚至把這位民族分裂分子稱為“和中國戰斗的鋼鐵女人”。

　　部分西方媒體一系列的不實報道充分顯示了其掌握國際輿論話語霸權的傲慢與偏見，在冷戰思維的延續下，西方主流媒體在客觀事實面前采用雙重標準，在“新聞自由”的外衣下出賣新聞道義，背叛客觀公正原則。英國學者古德溫與惠內爾指出：新聞報道的公正中立不會憑空得來，媒體主體世界觀的建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間的內在關系無處不在。從“中國威脅論”到“西藏事件”，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歪曲報道早已不是新鮮事，西方媒體關于“7·5”事件的不實報道進一步暴露出深藏于其思維中的一貫的、對待中國問題的雙重標準。

　　五、商業利益驅使下的不實報道

　　施拉姆曾經說過：“經濟控制遠比政府的控制對美國大眾媒體施加的影響更為有力。”在媒體的社會屬性讓位商業屬性的西方社會，追求利潤是媒體運作的終極目的。在注意力經濟時代，為了能夠最大限度地吸引受眾眼球，西方媒體總是想方設法以聳人聽聞的消息取悅受眾，而負面新聞似乎總是比正面的新聞報道更能吸引受眾。在這種商業利益的趨勢下，西方媒體總是熱衷于對發展中國家負面新聞的報道。在這條新聞產品的生產線上，西方媒體總是傾向于從受眾愿意接受的角度報道新聞。例如在關于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報道中，美國媒體對平民傷亡就鮮有報道。在這次關于“7·5”事件的報道中，部分西方媒體不惜歪曲事實真相，盡力迎合西方受眾對中國一貫的刻板印象，在迎合受眾的同時又對受眾造成了更深的誤導。在這個怪圈中，最終贏得關注的不是新聞本身而是西方媒體，真正從中獲益的也不是受眾，而是媒體自身。

　　在對西方媒體對“7·5”事件的不實報道深入分析之后，我們可以總結兩點經驗：第一，在開放、透明的采訪環境下，西方媒體并未生產出真實客觀的新聞產品，說明在西方媒體新聞專業主義缺失，意識形態偏見根深蒂固，新聞報道唯利是圖的大背景下，對中國的刻板印象長期都不會得以扭轉；第二，反觀自身，我們的對外傳播還非常薄弱，在網絡傳播打造全球傳播平臺的新環境下，我們要進一步改進傳播技巧，更好地樹立國家形象，才能在國際輿論引導上獲得主動權。

　　注釋：

　　① 侯迎中、趙志明，《西方新聞專業主義初探》[J]，《當代傳播》，20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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