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11月19日發表專欄文章，總結了美國聯邦政府救助金融領域取得的成效，并分析了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可行辦法，稱政府的不當行為是對金錢和公眾信任的揮霍。以下為文章摘譯：
本周早些時候，美國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ARP)特別監察長尼爾-巴洛夫斯基(Neil Barofsky)發布了2008年聯邦政府對美國國際集團(AIG)的救助報告。報告核心內容旨在說明聯邦政府官員并未試圖給予銀行特權，盡管這些銀行通過救助計劃獲益頗豐。可以說救助計劃是聯邦政府送給華爾街一份數萬億美元的大禮，但決策者們因此破壞了其自身的可信賴度，并將經濟推向了極具風險的境地。
對AIG實施救助只是聯邦政府救助計劃的一部分，美國政府主要官員在金融危機期間竭盡所能避免采取任何使華爾街感到驚慌的舉措，其中以美國財長、前紐約美聯儲主席蒂莫西-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最為明顯。但這些看似保險的做法最終卻以破壞經濟復蘇前景而結束，這是我們不得不去面對的慘淡結果。而修復經濟危機引發的失業問題的任務也遠未完成，現在就業復蘇似乎已經成為了不可能實現的愿望，公眾已對聯邦政府失去了信心。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AIG事件的始末。在泡沫經濟時期，許多金融機構從AIG購買“信用違約互換”(credit-default swaps)，制造了其金融穩定的假象。AIG作出保險政策承諾，當借款人因無力償還而拖欠債務時，AIG將為銀行補足差額。但問題是一旦出現不良狀況，AIG并沒有足夠資金信守承諾。隨后的發展我們都清楚，不良狀況真的出現了。
那么，為什么政府要保護銀行免于承擔由于自身過失帶來的后果呢？當AIG薄弱的承受能力充分顯現時，全世界的金融體系都處在了崩潰的邊緣，政府官員作出判斷，如果任由AIG破產，金融體系將徹底崩潰。這一判斷有可能是正確的，所以接下來就如我們看到的AIG國有化，該公司曾經作出的承諾變成了納稅人的債務。
盡管如此，是否有什么辦法來限制那些債務呢？畢竟，如果AIG真的倒閉，銀行業必將蒙受巨大損失，所以，讓銀行承擔一部分救助債務看起來是很公平的，換個角度，可以將此當成銀行為AIG應該支付給他們的補償打了個折扣。事實上政府也曾提議銀行這樣做，但被銀行方面拒絕了。然后整個過程就此了結。
事情可否不這樣結束呢？一些評論家主張，既然政府官員無法強迫銀行接受較低額度的補償，不如要么干脆任由AIG破產，要么隨他們履行約定的合同。
當然，這個觀點看起來更像是具有華爾街風格的天真想法。主要的金融機構就像是一個小型俱樂部，成員通過共同維持體系穩定來分享利益。自摩根大通(J.P. Morgan)時代開始，在經濟危機時期號召占據重要地位的機構團結起來，為了整個行業的大局暫時放棄自身利益的做法就已經非常普遍。追溯到1998年，一個私人銀行家組成的團體而非政府擔當了籌集資金對對沖基金公司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實施救助的工作。
此外，大型金融機構之間以及其與政府之間存在長期合作關系，如果某些機構在危機期間表現自私不顧大局，他們將需為此付出代價。投資銀行貝爾斯登(Bear Stearns)由于拒絕參加1998年的援助行動而廣失民意，人們普遍認為這正是其10年后倒閉的主要原因。
所以，政府官員本可以號召銀行為了自身利益進行一個更合理的交易，同時，對那些不積極響應的銀行給予“威脅”，提醒其將其名字公布后將給它帶來的負面影響。但事實上政府并沒有這么做，正如他們沒有對2009年初接受救助的銀行進行更多控制一樣。
所以，一切如我所講，那些表面看起來保險的舉措如今已把經濟推向了一個危險境地。
由于美國經濟尚處困境之中，失業率仍然維持在兩位數，我們迫切希望政府能夠增加在促進就業上的支出。此外，銀行體系仍然脆弱，信貸也遠沒有恢復，金融領域需要政府的進一步援助。但倘若試著跟一位普通選民談及于此，你很有可能得到的回答是：“這是不可能發生的。政府只會將更多資金投向華爾街。”
這就是聯邦政府拙劣的救助計劃帶來的悲劇。或許政府官員花費了過多時間與銀行商談，卻忘記了如果想有效地實施管理，必須要擁有公眾的信任。但其一系列對金融領域的處理舉措，卻正是對公眾信任的揮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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