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柏林墻的倒塌究竟是誰的勝利
20 年前，橫亙德國的柏林墻被推倒了。德國舉行慶典，歐美各國政要都去了，免不了一個個慷慨陳辭，免不了一群人觥籌交錯。因為這是他們的勝利。這件事情在亞洲幾乎沒什么影響，聯合早報國際新聞里干脆沒報道。但是，南方都市報很注意，特別寫了個社論。中央四臺雖然也議論這件事，但重點是歐盟“總統”的“爭奪”問題。貧道讀完《南都》社論，覺得《南都》無非是進一步忽悠老百姓而已。其實貧道也很關心，關心柏林墻東面的那些“老大哥”們現在過的怎么樣。
《南都》歌頌柏林墻被推倒，說：“柏林墻的倒塌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同時發生的東歐劇變、隨之而來的蘇聯解體，宣告了冷戰時代的終結。意識形態至上的時代結束了，二元對立的時代結束了，勞民傷財的軍事爭霸結束了，陌生人之間的互相仇恨結束了。經濟發展替代了政治對抗，全球化共識得到普遍的承認……中國人是這一變化的參與者及受益者……比冷戰時代的父輩有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正在成長為世界公民。”
在《南都》眼里，東歐和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瓦解，西方資產階級的勝利是件大好事。因為“對立結束了”，“經濟發展替代了政治對抗”。因此，“階級斗爭已經結束了”，要“全球化”了，大家都要“成長為世界公民”了。顯然，有著美國資本的南方報系承擔了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的吹鼓手，認為柏林墻的倒塌給全球人帶來了幸福。
但是，貧道看到的卻不是這些，貧道看到的是柏林墻倒塌后這20年，東歐和蘇聯解體后的新國家大部分經濟發展緩慢，貧富分化嚴重，人均壽命下降，經濟命脈被外國控制，已經淪為西方經濟的附庸。實實在在的墻越壘越高而不是越拆越平。哪里僅僅是“心中的墻”還沒拆除。沒有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分化筑起來的實墻，怎么會有心里的虛墻？
一些右派教授到東歐考察，看到新式高樓林立，各種牌子的高檔轎車來往穿梭，贊嘆柏林墻倒后，東歐人民過上了幸福生活。其實，他們就算到撒哈拉以南非洲，一樣可以在鬧市區看到這些東西。讓我們看看這些虛幻的繁榮后面是什么東西。貧道喜歡數字，就用國家統計局網站里世界銀行的數字來比較一下。
柏林墻是1989年倒塌的，到2006年是17年。我們把統計表上所列國家這17年與其他國家1990年到2007年的17年做個比較。
下面是表中所列前社會主義國家17年年均GDP增長速度：
亞美尼亞：-1.4%
阿塞拜疆：4.0%
白俄羅斯：0.3%
保加利亞：2.1%
愛沙尼亞：4.4%
格魯吉亞：-3.9%
哈薩克斯坦：4.1%
吉爾吉斯：-4.7%
拉脫維亞：3.0%
立陶宛：5.1%
馬其頓：2.0%
蒙古：-0.8%
波蘭：8.7%
羅馬尼亞：6.5%
俄羅斯：3.0%
匈牙利：8.3%
捷克：8.5%
以上就是柏林墻倒后進入自由世界的大部分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情況：少數負增長，多數在3-5%左右，少數達到7-8%。由于大頭是俄羅斯（3%），那么平均增速大約在3.3%左右。
我們再看1990年到2007年同樣17年中其他國家年均GDP增速：
低收入國家：6.8%；
中等收入國家：8.1%；
高收入國家：4.8%；
其中：
東亞和太平洋國家：11.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6.0%；
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5.5%。
最不發達國家：6.4%。
也就是說，世界在1990年后經濟增長速度最慢的群體是誰？是柏林墻東面那些敲鑼打鼓進入自由世界的國家，他們經濟增長速度甚至低于貧窮的黑非洲！
1970年到1990年的20年中，低收入國家GDP年均增長7%。90年到06年下降到年均6.3%。1990年高收入國家人均國民收入是低收入國家的62倍，2006年擴大到70倍。世界貧富差距在這近20年中是擴大了，起碼沒有減小。但是我們看到，高收入國家GDP增速并不比中低收入國家快。原因是什么？很簡單，一個本來很大的經濟板塊經濟增長速度拉了后腿，這不是別人，就是柏林墻東面的“老大哥”們。他們爭得了“自由”，失去了“面包”！
那么，為什么教授們能看到川流不息的高檔轎車，燈紅酒綠的花花世界呢？很簡單，財富開始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大多數“老大哥”們日子過得并不好。
柏林墻推倒前，東歐和蘇聯社會主義國家人文發展指數并不比發達國家低，這不僅體現在他們享受高度的福利，衛生、教育、勞保都堪稱世界一流，而且收入差距非常小，甚至遠小于中國。1985年，蘇聯工業部門中工人和技術人員平均工資之比為100∶110；農業為100∶135；建筑業則倒過來，為100∶98。可以看出的確全國各個工種之間、在各種領域工作的人之間工資差別不大。一線勞動者工資收入并不比特權階層少多少，知識分子和工人差別更小。城鄉差別是社會主義國家居民收入差別的主要因素。但1985年，蘇聯全國職工平均工資越200盧布，而集團農莊莊員從公共經濟中獲得的收入平均每月為222盧布，其中平均工資為153盧布，從社會消費基金獲得的補貼和優惠為69盧布，占工資的45％，此項比重已超過城市職工。也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全體蘇聯人民已經在一個相同工資和福利制度下生活，而且差別很小。記得以前看過一個資料說，當時蘇聯的基尼系數小到0.18，比中產階級化和福利水平最好時期的北歐國家還低（0.2以上），大概創造了人類歷史有階級以來的最低記錄。
柏林墻推倒前，墻東面的國家基尼系數大約在0.2左右。到現在什么樣子呢？（表中能提供的國家）
哈薩克斯坦：0.34
白俄羅斯：0.28
捷克：0.25
波蘭：0.35
保加利亞：0.32
羅馬尼亞：0.30
俄羅斯：0.40
烏克蘭：0.28
當然，東方前社會主義國家也好不到哪里，這些國家本來城鄉收入差距就大，到新世紀，蒙古為0.30；越南為0.37。中國最典型，用前國家統計局長李成瑞的數字，基尼系數從1985年的0.25增加到2004年大0.47。不僅在社會主義國家排第一，而且在整個歐亞大陸排第二（馬來西亞第一，0.48）。
問題在于，在這十幾年中，其他國家貧富分化趨勢并不明顯，甚至還略有縮小。美國倒是從90年代初的0.4增加到新世紀0.41。其他發達國家變化很小。發展中國家這十幾年里，泰國從0.46減小到0.43；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基本沒變。貧富差距較大的墨西哥從0.51下降到0.43（比中國還低）；阿根廷從0.55下降到0.51；巴西從0.63下降到0.57。也就是說，各國基尼系數要么基本不變，要么小幅收窄。只有柏林墻東面的國家大幅上升70%到100%。
經濟增長速度世界倒數第一，貧富分化速度世界第一，連拿兩個第一真不容易，同樣的殊榮只有70年代到90年代之間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獲得過。這就是柏林墻被推倒后的墻東面的“老大哥”們的光輝成就！90年代初，西方發展經濟學專家稱撒哈拉以南國家為“失敗的國家”，可今天他們把同樣的國家板塊稱為成功的國家。當然，這還包括中國的精英們。
除了經濟增長緩慢，衡量一個國家發展水平的人文發展指數必然大幅下降。下面是柏林墻倒前與倒后的每1000嬰幼兒死亡數：
哈薩克斯坦從26增加到29；
白俄羅斯從12增加到16；
保加利亞從13.6增加到15.9；
捷克從11.3增加到11.5；
俄羅斯從18.1增加到21.1；
烏克蘭從13.1增加到18.0
……有數據的21個前社會主義國家中，至少有6個出現男性人均預期壽命減少的情況，其中又以俄羅斯最重，從1989年的64.2歲下降到2005年的58.9歲（下降5.3歲），其次為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分別下降3.9歲和3.8歲。這在人類現代史上，大概只有兩次世界大戰可與之相提并論了。
大躍進餓死3000萬完全是捕風捉影。但在1989-2005年，16個東歐和前蘇聯國家出現人口減少，總共減少了1691萬確實實實在在的。相當于每個國家人口減少了5.5%。人口5170萬的烏克蘭，16年人口減少470萬，少了9.1%的人口！
這期間，全世界，甚至包括非洲國家的人口死亡率都在下降，只有“失敗的國家”才會上升。下面是墻倒前和墻倒后老大哥們每千人死亡數：
哈薩克斯坦：7.8——9.0
白俄羅斯：10.0——12.0
保加利亞：11.9——13.4
羅馬尼亞：10.6——12.1
俄羅斯：10.7——15.5
烏克蘭：11.6——14.7
西方經過數十年努力，終于把歐洲社會主義國家消滅了，這本該慶祝。但是，創造了批“失敗的國家”對他們有什么好處呢？怎么值得這樣額手相慶，觥籌交錯呢？
當然有！柏林墻倒后，西方派大量專家指導這些國家用休克療法進行私有化，由于本國私人資本根本無力購買巨額的國有資產，私有化就成了西方資本控制本國經濟的過程。
下面是幾個國家外國資本占工業和銀行業的比重
國家////////工業////銀行
波蘭/////// /35%// 40%
克羅地亞/ 20 % //85%
捷克//////// 35 %//65 %
愛沙尼亞/ 60%// 80%
匈牙利//// 75 %//70%
斯洛伐克/ 25 %//40%
很多精英們說，別看柏林墻東面這些國家90年代經濟發展停滯甚至倒退，這是新生的陣痛。過了這陣兒，經濟就會起飛，就會發展。
真的嗎？真的，確實在新世紀這些國家經濟增長了，但是誰的資本在增長呢？顯然是西方老板們的資本，因為他們基本控制的這些國家的大部分產業。當西方資本成為這些國家先進生產力代表后，老大哥們的命運就是給西方老板打工了。他們從此失去了作為一個獨立民族國家自主發展經濟的可能性，成為西方國家的經濟附庸。
有人會奇怪，這本來是人家西方政治家和資本家的勝利，礙中國人什么事呢？中國怎么會有那么多人也這樣激動呢？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的大旗還沒倒，這面墻還在。這怎么不讓有著西方資產背景的南方報系和國內早已賣身投靠的精英們著急呢？慶祝柏林墻倒下20周年就是個機會。
《南都》在歡呼完后告訴大家：“盡管階級斗爭已經結束了，但是‘斗人哲學’的陰影并沒有散盡，由此造成的社會隔膜和階層歧視同樣是一堵厚厚的墻，需要中國人進一步去推倒。即便這堵墻已經殘缺不堪，仍有無數的墻在阻礙我們通向前進的道路。當區分敵人和朋友、城市與鄉村、西方和東方、‘左派’與‘右派’、80后與90后、男人和女人、網上與網下、智者與腦殘……的時候，我們都得格外小心，因為每一次區分，都潛在著建墻的危險。”
說得多好呀，“斗人哲學的陰影”，一個暗示就把舊社會的“社會隔膜和階級歧視”以及由此引起的大規模階級對抗，數百萬人的死亡都推給共產黨和毛澤東了，一個“需要中國人進一步去推倒”，就把建立和諧社會的方法找到了——這就是繼續批判階級斗爭觀念，繼續批判斗爭哲學。且不說柏林墻東面老大哥們的悲慘遭遇本就不足以成為《南都》推論的前提，把經濟差異和階級對立歸結為意識對立，歸結為“想不開”的論證方法，就連資產階級歷史學家都早已摒棄了。
柏林墻的倒塌，首先是西方政治家的勝利，是他們的豐功偉績。其次是西方大資本家的勝利，因為他們找到一個新的，更有油水的剝削對象。當然，也是中國精英們的勝利，因為他們從默克爾女士的成功上看到自己的前途——只要比西德的政治家還右，就一定能夠成功。
但絕不是老大哥國家的工人和農民的勝利，也不是這些國家民族的勝利。因為柏林墻的倒塌讓他們扮演了“失敗國家”的角色。當然，他們似乎現在并沒有“端起碗來喝湯，放下叉子罵娘”，因為他們有了“自由”。自由的代價就是享受從吃肉改稱喝湯后還不罵娘的權利。市場經濟，愿賭服輸！
《南都》認為，只要把臟水潑給毛澤東，只要大家認為階級斗爭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只要認為斗爭是罪惡的，和諧社會就到來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改革前的2.4比1擴大到3.3比一，對農民來講，只要不當回事就行了。基尼系數從1985年的0.25上升到2004年的0.47也不是構成階層和階級的柏林墻了，只要低收入群體腦子不再熱就過去了。荊門下水救人的大學生和把他們的尸體用繩子牽著的船老大們也和諧了，只要互相理解就可以了……
李長春同志在最近召開的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要求：新聞工作者要不斷提高運用新興媒體的能力，努力成為信息化條件下開展新聞宣傳工作的行家里手。要積極主動進行網上輿論引導，密切關注網上輿情，及時發現網上各種苗頭性、傾向性問題，經常就網民普遍關注的問題發表網上評論文章，參與在線交流，形成網上正面輿論強勢。
貧道這個帖子，算是一種“苗頭”吧。為落實中央精神，歡迎《南都》的“行家里手”們就貧道這個帖子“發表網上評論文章，參與在線交流”。
附文：
紀念柏林墻倒塌20周年：推翻所有不該有的墻
2009年11月09日 南都社論 社論
最后的時刻來得比人們想象的更快。20年前的今天，東德中央政治局委員沙伯夫斯基宣讀了一份簡短的新聞稿，宣布每位公民都有權擁有護照。東德民眾連夜涌向柏林墻。這堵矗立了28年零91天的“反法西斯防衛墻”，頃刻間已不復存在，世界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被冷戰一分為二的德國重歸統一，無數家庭得以團聚，德國民眾開始學習面對一個更加多元的社會，與在不同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國民共同發展。一個在二戰之后千瘡百孔的民族，在撫平歷史創口的道路上，得到了一個飛躍的機會，重獲國際社會的尊敬。
柏林墻的倒塌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同時發生的東歐劇變、隨之而來的蘇聯解體，宣告了冷戰時代的終結。意識形態至上的時代結束了，二元對立的時代結束了，勞民傷財的軍事爭霸結束了，陌生人之間的互相仇恨結束了。經濟發展替代了政治對抗，全球化共識得到普遍的承認。
毫無疑問，中國人是這一變化的參與者及受益者。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的多元對話漸多，全球資本流動自由，為中國深化市場經濟提供了良好的舞臺。新一代的中國人，在相對而言更加輕松、更加包容的國際環境中成長起來，核武器的威脅越來越少，互聯網的交流越來越多，比冷戰時代的父輩有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正在成長為世界公民。
墻是人類文明中最值得反思的創造。在近代以前，人們普遍認為墻是用來保護文明成果的東西，可謂沒有墻就沒有文明。從15世紀開始的大海航時代，開始了最早的拆墻行動。大約19世紀中期，人類日漸認識到，正是墻阻礙了文明的發展，開放和對話成為至今方興未艾的文明共識。文明程度越高的社會，墻建得越少。
無庸諱言，在世界各個角落，在文明的諸多領域，在很多人的心中，都還有無數的墻沒有推倒，甚至還在大力建設中。那堵用磚塊、水泥和鋼筋筑成的柏林墻倒塌了，但是德國人仍然要為清掃心中厚厚的陰霾而掙扎。只要他們還沒有厘清歷史，還在分辨東德人和西德人，只要西德人還在說東德人好吃懶做、東德人還在說西德人貪得無厭，這堵墻就依然矗立在他們心中。
盡管階級斗爭已經結束了，但是“斗人哲學”的陰影并沒有散盡，由此造成的社會隔膜和階層歧視同樣是一堵厚厚的墻，需要中國人進一步去推倒。即便這堵墻已經殘缺不堪，仍有無數的墻在阻礙我們通向前進的道路。當區分敵人和朋友、城市與鄉村、西方和東方、“左派”與“右派”、80后與90后、男人和女人、網上與網下、智者與腦殘……的時候，我們都得格外小心，因為每一次區分，都潛在著建墻的危險。
不放過任何一個細小的努力，推翻所有不該有的墻——無論是虛擬的，還是實體的，無論是政治的，還是心靈的——就是我們對柏林墻倒塌最好的紀念，因為它們都是柏林墻。
推翻柏林墻，不僅需要頃刻間的激情，更需要持久的行動；不僅需要憤怒，更需要理性；不僅需要鐵錘，更需要思想；不僅需要德國人，更需要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全世界公民。
一個沒有墻的世界，也許是過于美好的幻想，但是我們仍然充滿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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