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熱
——“終極信仰”依然是人類社會意識形態的靈魂
■ 《環球財經》副總編輯 彭曉光
中國社會,特別是青年一代中長期存在的“毛澤東思想”熱,金融危機后持續至今的全球發展模式“左右大論戰”,以及美國社會長期存在的,帶有世俗—神權激烈對抗色彩的“美國特色左右翼思想大戰”都充分說明,現代社會物質文明的高度發達,絲毫沒有減弱人類社會對精神世界的追求,而“終極信仰”則依然是人類社會意識形態永恒的靈魂。探討“終極信仰”,從“終極信仰”的視角認識中國的“毛澤東思想”熱,理性認識全球客觀存在的意識形態戰爭,及其背后更本質的“終極信仰”沖突,對未來中國模式3.0與和諧世界的構建,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日前,隨著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中共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張全景、農業部原部長何康、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劉海藩、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楊春貴、原林業部常務副部長劉廣運、科技部原副部長韓德乾、軍事科學院軍隊建設研究部副部長楊春長少將、北京衛戍區原副司令黃伯誠少將、武警黃金部隊政治部原主任彭水朋少將等部長將軍的簽名,在北京啟動了“紀念毛澤東誕辰116周年”的將軍部長簽名活動。此次活動將邀請116位將軍部長以簽名形式表達對開國領袖毛澤東同志的紀念,簽名活動持續到2009年12月26日。
簽名條幅長60米,喻意新中國成立60周年;簽名條幅寬1.226米,喻意毛澤東同志12月26日生日;簽名將軍部長共116位,喻意2009年是毛澤東誕辰116周年;條幅底色選用大紅色,喻意億萬人民紅紅火火;條幅字用黃色,喻意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輝煌60年中的“毛澤東思想”熱
紀念新中國輝煌60年,不可能不把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毛澤東思想”熱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國慶游行隊伍中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網絡上長期持續的年輕網友對“毛澤東思想”的熱烈支持,在北京啟動的“紀念毛澤東誕辰116周年”將軍部長簽名活動……
在西方政界和學術界某些人士中,“中國沒有自己的核心價值觀”是個頗為流行的觀點,這既反映了這些人妄圖冒充人類精神世界裁判的自大心態,也反映了他們無法把握中國走向的恐懼擔憂心理,依照他們自以為是的價值觀體系與話語邏輯,中國的改革開放僅僅是走向西方“彼岸”的過渡階段。但現實卻是,中國模式發展道路日益成功的同時,他們期盼的“改旗易幟”與“顏色革命”不僅遲遲沒有發生,而且越來越顯得遙遙無期。
這些人士無法理解（或者不愿理解）:改革開放中國模式2.0時代,是對工業化基礎中國模式1.0時代的繼承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樣也是對毛澤東思想的堅持、繼承和發展,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三代中國領導人都反復強調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
中國革命、中國模式1.0時代與中國模式2.0時代,擁有共同的思想靈魂:共產主義理想、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中國當然需要保持冷靜理性的自我認知,西方世界恐怕也需要認清,他們自以為天然正確（其實充斥著陳腐落伍偏見）的話語邏輯體系,已經遠遠解釋不了中國模式的成功、“毛澤東思想”熱以及中國青年一代的核心價值觀了。
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國模式的確立,既離不開社會主義道路,更離不開“共產主義理想”這個“終極信仰”（認為只有宗教才是“終極信仰”的觀點是十分片面錯誤的）,從這個意識形態的靈魂出發,結合舊中國留下的爛攤子,及新中國建國后極端復雜險惡的地緣政治環境,人們對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共和國第一代領導集體,艱難探索國家獨立自主、工業化與提高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經濟與政治權利的種種努力,包括取得的巨大歷史成就以及經歷的種種不可避免的曲折,才能得出更加冷靜客觀的答案,才能真正理解中國社會持續不斷的“毛澤東思想”熱,才能真正認識到,未來中國模式3.0的使命,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全面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全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堅持把思想理論建設放在首位”,“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顯然是抓住了黨建和反腐敗的關鍵,抓住了當今和未來中國發展的關鍵。
圍繞發展模式的全球“左右大論戰”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圍繞發展模式的全球“左右大論戰”,已經不僅僅限于資本主義模式內部（如相對左的凱恩斯主義與相對右的新自由主義論戰,相對左的歐洲大陸萊茵模式與相對右的英美模式論戰）,而是進入了“終極信仰”領域:資本主義道路與社會主義道路的論戰。中國的學術界與傳媒界,特別是網絡傳媒,也是這場“左右大論戰”的積極參與者。
論戰之所以進入了“終極信仰”領域,是因為金融危機充分證明了馬克思和列寧關于資本主義本質的論述,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客觀真理。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文章說“《資本論》在全球的銷量一路飆升,……這標志著全球資本主義衛道士陷入意識形態的恐慌中”。
一方面,擁有強大工業與大眾資本主義傳統的、世界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依然無法阻止脫離任何制衡體系的華爾街“資本專政”的出現,金融衍生工具的產生,虛擬經濟遠大于實體經濟的現實,幾乎使得“資本專政”進程具有不可逆性,國際社會目前廣泛討論的“加強監管”對這一進程的制約作用也十分有限。從這個意義上說,堅信社會主義道路的優越性,堅持共產主義的“終極信仰”是完全正確的。
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看到,美國應對金融危機,“拯救資本主義制度”的決心和措施是堅決而果斷的（把美國對部分金融機構的“國有化”拯救計劃稱為“美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只是美國傳媒的某種調侃,危機之后這些金融機構依然將交還給私人資本）;歐洲大陸政治經濟領袖們,基于相對健康合理的資本主義萊茵模式,提出了一系列創立“新資本主義”制度的主張;曾經擁有獨特資本主義“日本模式”、采用新自由主義后陷入長期困境的日本,民主黨政府上臺后,也在嘗試通過拋棄新自由主義來拯救日本的資本主義制度（當然,由于面對美國時缺乏歐洲大陸國家的區域集團依托,日本經濟與外交的“轉向”前景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判斷“資本主義制度是否進入總危機”,尤其需要冷靜客觀的現實主義態度,而不是陷入過去常說的“小資產階級狂熱”中。
由這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引起的、圍繞發展模式的、已經涉及姓資姓社“終極信仰”的全球“左右大論戰”,還將持續下去。
這場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與“西式民主原教旨主義者”的精神打擊是十分巨大的。國際上圍繞中國模式道路的觀點,從“取代美國模式”到“無法持續”不一而足,對此我們還是要處之泰然,既要堅定中國模式的信念,也要認識到中國模式在很多方面需要改進和升級。
美國特色的左右翼“終極信仰”沖突
最近三四十年,美國社會始終存在一場激烈的、有美國特色的左右翼“終極信仰”沖突,雖然美國右翼經常給堅決捍衛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美國左翼貼上“社會主義”的標簽,但這場“終極信仰”沖突卻不是關于“姓資姓社”的,而是關于宗教神權的。
如果把反對原著考證學、“回到經書原本”作為宗教原教旨主義運動的重大特征,那么馬丁·路德與加爾文的宗教改革運動,也可以被視作是當時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運動,這直接挑戰了羅馬教廷的權威并導致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對英國國教改革不徹底極端不滿的英國（新教）清教徒,因在英國受到迫害而大批移居北美,成為美國最早的殖民者。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新教）清教徒各大派系形成的福音派,掀起了美國和世界基督教原教旨主義運動的一場高潮,構成了美國社會和政壇右翼保守力量最強大堅實的堡壘,是共和黨的最大支持力量。米克爾思維特和伍爾德里奇的《右翼美國》,對此有非常詳盡的論述。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則奠定了自由主義美國左翼的傳統,是民主黨的最大支持力量。
最近幾次大選,美國左右翼之爭幾乎到了白熱化程度,右翼攻擊左翼要“摧毀”美國的基督教傳統（雖然左翼大部分選民也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左翼則攻擊右翼妄圖在美國建立基督教神權統治,雙方在相互攻擊中用詞之激烈極端（特別是左翼對小布什、切尼的攻擊,以及右翼對克林頓、克里和奧巴馬的攻擊）,遠遠超出了美國以外觀察家們的想象。
2004年大選后,克里的支持者中有人公開提出“分裂美國”的方案——支持克里的東北部、西部19個左翼自由主義“藍州”同加拿大組成“加拿大合眾國”,支持小布什的南部31個“紅州”組成一個新的“耶穌國”,當然這不意味著美國即將分裂,但卻顯示出美國特色的左右翼“終極信仰”沖突已經激烈到了何等程度。
西班牙語系并信仰天主教的拉美墨西哥裔移民,在美國人口比重的快速上升,給這場持續已久的美國特色左右翼大戰增添了新的重大不確定因素。
猶太族裔在這場美國特色左右翼“終極信仰”沖突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猶太民族真正震撼世界的,絕不僅僅是資本的力量,而是其對“終極信仰”的長期追求與堅持,以及由此派生出的資本、文化與科學力量（也許這個說法多少有些唯心主義的色彩）,猶太民族的猶太教“終極信仰”,就是相信自己才是上帝耶和華的惟一特選子民,“彌賽亞”（救世主）再來建立強大的大以色列,上帝通過猶太民族統治世界。
由于猶太民族絕不接受“拿撒勒猶太人耶穌”是自己的“彌賽亞”,加上歷史記載的:“猶太長老逼迫羅馬總督處死了耶穌”,散落歐洲的猶太民族陷入了同整個基督教世界長達2000年并延續至今的“終極信仰”沖突,但是歐洲基督教世界長期的“反猶排猶”并沒有動搖猶太民族對自己“終極信仰”的堅持（猶太資本力量,其實起步于非法高利貸,原因是猶太人由于反猶排猶長期無法從事社會正當職業）。假設猶太民族放棄了對猶太教“終極信仰”的堅持,皈依基督教,那么2000年滅國后還能奇跡般“復國”,還能在基督教為主體的美國（作為一個整體）取得如此顯赫的政治、金融與文化力量“神跡”,就完全無法想象了。
美國猶太裔是民主黨的重要支柱,而有強烈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色彩的福音派則是共和黨的重要支柱,美國建國以來,就長期流傳著這樣的“陰謀論”:美國的建立,是猶太資本控制的主要由基督教人士組成的“共濟會”的一個陰謀,獨立戰爭中的美國國父們大多是共濟會成員,美國不是（新教）清教徒國家,而是異教的“撒旦”之國,目前美國福音派就是持續傳播這個“陰謀論”的最大溫床,在美國國內各地,至今依然存在不少相信這個“陰謀論”,并立志推翻（他們眼中代表“撒旦”的）美國聯邦政府的所謂“白人民兵組織”。
不少中國學者對中國公眾了解產生于美國的“陰謀論”,表現出了令人困惑的極端敏感態度,其實大可不必。了解美國的所謂“共濟會陰謀論”,了解其背后的“終極信仰”沖突,對中國公眾理性客觀認識美國社會肯定是有所幫助的,否則,中國公眾就可能無法理解下述事實:為什么統治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猶太資本神圣同盟”,他們提出的所謂“世界政府”、“世界貨幣”設想,會被世界大多數人認為是為了加強美國世界霸權,卻又被美國眾多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認為是“徹底摧毀”美國的“共濟會”陰謀？為什么（猶太資本主導的）美國傳媒業與好萊塢,會被世界眾多國家認為是傳播美國意識形態的急先鋒,卻被美國眾多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認為是“摧毀美國道德傳統”的罪惡之淵？為什么猶太教、伊斯蘭教與美國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圍繞耶路撒冷圣殿山展開的“終極信仰”沖突,將可能對世界格局的未來走向產生重大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
相對于美國,歐洲是世俗化的,冠以基督教、天主教名稱的歐洲主流右翼政黨,按他們自己的解釋,其實是“后基督教”的（不少歐洲右翼政黨甚至比美國民主黨還偏左）,再考慮到歐洲（特別是西歐）同美國右翼保守派在宗教、反恐、環境及世界格局方面的尖銳分歧,最近兩次美國大選,歐洲,尤其是西歐大陸的主流民意幾乎是一邊倒地支持美國民主黨。
伊斯蘭世界的內外“終極信仰”沖突
全球穆斯林的人數為15.7億,接近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由于生育率較高,占世界人口比重還在持續上升。伊斯蘭世界的內外“終極信仰”沖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許多國家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對政府穩定的威脅;二是伊斯蘭世界內部的遜尼派與什葉派的沖突;三是圍繞耶路撒冷圣殿山與猶太教及美國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的沖突。
伊朗（什葉派）伊斯蘭革命推翻了美國支持的巴列維政權后,耿耿于懷的美國始終將伊朗伊斯蘭政權視為“終極信仰”、意識形態與地緣戰略的主要敵人之一。“伊朗問題”使美國陷入了巨大的戰略困境:深陷伊拉克、阿富汗泥潭的美國無力對伊朗展開有決定意義的軍事打擊,而擁有中東較強工業與技術力量的伊朗,如果在“核力量”方面取得戲劇性突破,將使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打擊成為（完全）不可能,由此在什葉派占多數的伊拉克、遜尼派占多數的沙特和埃及引發的失控反應,甚至有可能終結美國的石油霸權與美元霸權。
沙特阿拉伯同美國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對伙伴:一方面,美國軍事上對沙特承擔安全義務,沙特則是石油美元的最大支柱;另一方面,沙特立國的“瓦哈比教派”具有強烈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色彩（甚至比伊朗還要極端）,“9·11”之后,關于沙特是美國的朋友還是敵人的爭論一直持續至今;沙特是全球,特別是歐洲和美國清真寺與伊斯蘭學校的最大捐贈者,按照美國右翼保守派的觀點,歐洲基督教的“沒落”,穆斯林人口在歐洲的“擴張”,將導致歐洲變成伊斯蘭化的“歐羅巴斯坦”,并最終導致美國在內的整個西方在全球“終極信仰”沖突與地緣沖突中的失敗。
“毛澤東思想”熱、中國模式3.0與未來中美關系
未來中國模式3.0時代,中國模式在社會主義民主、金融安全、產業自主創新、社會保障、能源安全與軍事安全各領域都面臨著艱巨的升級任務,與此同時,由于中國模式3.0時代,中國經濟總規模在10~20年內存在超過美國的極大可能,中美兩國綜合國力的差距也將大大縮小,中國將直面人類社會工業化時代以來兩個重要“命題”的考驗:“英語民族霸權天命論” 與“挑戰者陷阱論”。前者指工業革命以來只有英美兩國先后建立過世界霸權,后者指主動或被動挑戰英語民族霸權的主要大國,拿破侖法國、威廉二世德國、希特勒德國、蘇聯、日本,都無一例外地落入了失敗的陷阱。
未來的這場空前挑戰,對中華民族而言是相對陌生的——實事求是地說,近現代史至今為止,中國還沒有被英語民族鎖定為霸權“頭號挑戰者”的經歷。冷靜客觀地深刻認識英語民族和美國,從“終極信仰”、制度安排到國際戰略,成了擺在中國政府、公眾與學者面前的一道重要考題。
美國和英語民族的最突出特點（優勢）,是狂熱的“終極信仰”與冷靜的現實主義政策的緊密結合:為捍衛其統治世界的神權天命“終極信仰”,每個重大關鍵時期,英語民族都能準確鎖定“頭號挑戰者”,并以極端冷靜現實的政策,聯合世界其他力量中心,包括過去失敗的頭號挑戰者以及未來可能的頭號挑戰者,組織包圍同盟。
而法國、德國、蘇聯、日本的失敗其實不是宿命的:他們在主動或被動挑戰英語民族霸權時的一系列戰略誤判、戰略孤立與戰略自殺,遠非不可避免。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高估或低估英語民族的力量與意志都是危險的”,前者導致投降主義,后者導致冒險主義。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對英語民族的判斷是十分準確的:英國“為了道德霸權而高唱所謂民主自由的陳詞濫調”,“在歐洲大陸出錢找個傻子,讓他為了英國的利益而打仗”。依靠堅實的“德俄諒解”,俾斯麥成功地讓居于歐洲中心的重新統一的德國在工業方面逼近了英國,威廉二世與希特勒的失敗（僅就戰略而言）,關鍵就是背離了俾斯麥的傳統。
美國的戰略優勢與劣勢,導致了目前其對中國政策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巨大困境:坐視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對美國世界霸權在“終極信仰”、民族信心、制度及貨幣方方面面造成的后果,是難以預料的;同最緊密的經濟與戰略伙伴中國走向全面對抗,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美國世界霸權依然會被其他力量中心（特別是歐洲與俄羅斯）取代;組建針對“永不稱霸”中國的實質性全球“反華聯盟”,美國不僅完全力不從心,而且完全沒有道義基礎。
但對中國而言,我們不能幻想美國放棄歷史上任何霸權國家都具有的“鎖定頭號挑戰者”的本能,不能幻想僅靠緊密的經濟關系就保證中美永久和平（歷史上英德、德蘇、日美關系的例子就很說明問題）,更不能幻想美國將會鎖定世界其他力量中心而使中國“躲過”考驗。
恰恰在面對未來中國模式3.0時代必將到來的這場考驗時,“毛澤東思想”熱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毛主席在建國后處理中美關系方面,就把“終極信仰”與現實主義進行了成功的組合,既在建國初果斷進行的抗美援朝戰爭中擊敗資本主義頭號強國美國,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工業化奠定了必需的和平環境,又在上世紀70年代初成功地開啟了中美關系的大門（沒有戰場上的失敗,尼克松是不可能到北京成為毛主席的朋友的,因為在擁有世界霸權的美國的詞典里,“朋友”只有一個真實的涵義,就是“無法擊敗的對手”）。
“毛澤東思想”熱在中國青年近衛軍（特指“80后”、“90后”擁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中國青年一代）中廣泛而持久的存在,也絕不是偶然的:他們以青年人特有的敏銳,意識到了自己捍衛中國模式與和諧世界的光榮使命,意識到了完成這一使命是離不開對“終極信仰”的探索與追求的。
中美兩國擁有完全不同的“終極信仰”與社會制度,但也都同時擁有悠久的現實主義傳統。我們相信,在中國模式3.0時代,中國有力量與意志跨越所謂“挑戰者陷阱”（法德式的“地緣政治軍事陷阱”,蘇聯式的“意識形態陷阱”與日本式的“金融陷阱”）,與美國共同終結“大國政治的悲劇”,并且與世界各國共同努力,完成構建“和諧世界”的人類社會使命。
鏈接
據英國《每日電訊報》3月17日報道,一幅名為《與但丁討論神曲》的油畫在網上熱傳,這幅油畫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103位世界著名人物的形象,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多名中國人都出現在這幅畫中。該畫由油畫家戴都都、李鐵子、張安君聯合創作。在103位名人中,中國的毛澤東主席坐在全畫正中間的圓桌邊。
【來源：環球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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