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全球化的另一面

金融危機：全球化的另一面

田文林

俾斯麥曾經說過，聰明人從別人的經驗中學習，而蠢人從自己的經驗中學習。前者是先知先覺，后者是后知后覺，境界差異顯而易見。但最可怕的則是不知不覺，或者說“好了傷疤忘了疼”。去年9月15日，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保護，成為這場“百年不遇”金融危機的發端與縮影。該危機對世界經濟乃至國際格局造成的沖擊和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至今世人仍感覺寒風凜冽。因此反思這場危機帶來的教訓和啟示，還是有必要的。
首先，這場危機打破了全球化和經濟自由主義的迷思。這場金融危機發生在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而諸多發展中國家卻被無辜殃及，由此讓人充分認識到看似康莊大道的“全球化”不為人知的陰暗一面。近些年來，“全球化”已經成為炙手可熱、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之一。開口不談全球化，幾乎意味著不懂經濟常識。諸如“全球化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等說法屢見不鮮。與之相關，諸如“與國際接軌”、“融入國際體系”等政策傾向，更是成為一種莫名情結和流行時尚。前兩年美國專欄作家弗里德曼出了本宣揚全球化的暢銷書，叫《世界是平的》，據說很多地方副處級以上干部人手一冊。可見這種思想影響之深。
然而，凡事都要兩面看。從理論源頭看，支撐全球化理論的是形形色色的經濟自由主義。這一脈的理論源頭可以追溯到斯密和李嘉圖時期的自由競爭、自由貿易及國際分工理論。從歷史角度看，全球化進程實質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走向全球的過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一種社會化大生產，它生產產品不是為滿足自身需要，而是賺取更多利潤，由此決定了產品消費市場必須得不斷擴大。在國內市場不能滿足銷售需要的情況下，走向國際市場便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
然而，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發展水平懸殊的情況下，讓雙方進行自由競爭，看似公平合理，實則無異于讓成年人與兒童進行角力，吃虧的只能是小孩，其最終結果只會是“資本流向世界，利潤流向西方”。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因此，全球化實際是由經濟上已經位居上游地位的發達國家發起的運動，目的是通過經濟手段打破落后國家最堅固堡壘，在全球范圍維護這種強勢，讓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經濟自由主義造成這種一種狀態：“其他國家必須對發生在它們本國的一切情況承擔全部責任，美國將得到全球跨國新秩序的種種好處，而隨之而來的風險與成本，則被分散到了美國國外。”幾十年來南北差距不斷拉大事實，以及當前這場由美國自己造成金融危機，卻要殃及包括中國在內的諸多發展中國家，并要為美國埋單的不正常現象，都證明這些所言非虛。
因此，對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盲目倡導和追隨全球化進程，一心向往與西方接軌、過度依附西方發展的發展中國家絕非什么好事，而只會強化“西方一咳嗽，東方就感冒”的連動效應，強化自己的不穩定性。拉美是最典型例證。20世紀七、八十年代，許多拉美國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走了一條“外資主導型”的開放道路，依靠廉價勞動力和開放市場等比較優勢吸引西方資本進入。外資進入的確令拉美國家GDP在短時間內高速增長，但這種增長基礎并不牢固，一旦出現風吹草動，外資被抽走，這些國家便會迅速出現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甚至弓『發社會動蕩和倒退。在拉美國家中，阿根廷最早以應對經濟全球化為目標制定了新的發展戰略，但也是最早陷入全面、深重發展危機的國家。20世紀初，阿根廷位居世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第6位。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為3797美元，相當于當時美國人均GDP的80％，比同期的法國和德國都高。但一個世紀后，阿根廷卻成了一個“災難國家”：經濟出現負增長；外資銀行處在破產的邊緣，準備撤出阿根廷；停止償還1500億美元的外債；5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人均GDP降至2100美元，比近1個世紀前的3797美元幾乎減少45％，僅僅超過拉美5個最窮的國家。墨西哥在20世紀60年代是當時發展最快的第三世界國家，被稱為“美洲的日本”。但后來因1981和1994年金融危機從此一蹶不振。相比之下，當年20世紀30年代爆發大危機時，蘇聯堅持自主發展，沒有過度依附于外部資本主義世界，因而能在當時西方普遍陷入深度危機期間，非但未受牽連，反而實現經濟大發展。“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因此，對致力于現代化之路的眾多后來者來說，對全球化和國際接軌問題一定要有辯證法思想，要審慎地揚棄和吸收，而絕不能天真地照單全收。
其次，這場危機暴露出美國式資本主義的致命缺陷，證明美國模式不值得效仿。造成這場的危機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有人說是貪婪，有人說是監管不力，還有人說是金融體制，但從根子上說，還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作祟的結果。生產資料私有制，決定了勞動異化現象的出現，即社會財富主要是按照占有資本的大小進行分配，而不是根據付出勞動量的多少，由此導致“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即財富積累與貧困積累的兩極分化。這種狀況最終造成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產品相對過剩，并最終導致經濟危機。因此，這場危機像資本主義歷史上經歷的多次經濟危機一樣，看似僅是場金融危機，實則是場最初在金融領域體現、其后向生產和消費領域蔓延的經濟危機。可以說，只要是資本主導一切的社會，產生危機的根源就始終存在。
而美國式資本主義模式的弊端在這場危機中暴露無遺。根據《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一書的分類，資本主義有萊茵模式與盎格魯一撒克遜模式之分。兩種模式的金融體制的源頭迥異：前者是來自阿爾卑斯山谷，它強調互助性，金融為生產服務，強調企業發展優先和適度獲利，因此相對有利于經濟健康發展。德國、日本基本采用的是這種模式。但這種模式“沒有夢幻色彩，不好玩，也不帶刺激性”。而盎格魯一撒克遜模式最初來自航海保險，由于無法控制出航風險，因此投資者追求短期利益優先，金融業可以脫離生產體系自我循環，因此它獲取利潤可能性更大，但風險性也相對較大。但這種模式充滿誘惑性，因此被美國等許多資本主義國家追捧，最后連日本這樣非常本分的“經濟優等生”也耐不住誘惑，轉而追隨這種賭博色彩十足的美國模式。但這種金融模式脫離了生產、消費等實體經濟，而成為一種依靠金融產品創新的“賭場資本主義”。金融衍生品越來越多，導致金融泡沫越來越大，直至最終破裂。而這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實則就是這種模式的失敗。曾幾何時，美國層出不窮的金融創新令很多人眼花繚亂，無比羨慕。就連引發這場危機的“次級貸款”也曾被視為金融創新之舉。然而，一場危機讓人們意識到，所謂的金融創新，很大一部分無異于制造金融泡沫，只不過是華爾街用來圈錢的種種伎倆。英國歷史學家佛格森認為，“雷曼倒閉意味著從上世紀80年代不斷興盛的西方金融大廈轟然倒塌了。”
需要指出的是，實行美國式金融體制有著諸多限制性條件，如嚴格的法制、來自宗教的道德觀、公民意識和結社意識等等。但即便像美國這種法制健全，監管嚴密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仍未能逃脫過度投機的命運。而在文化背景與美國迥異的其他國家，由于缺乏類似美國那種嚴格的限制、平衡和糾偏機制，因此貿然引入美國模式，“只會比原版更強硬、更失衡、更弱肉強食”。
從更大的角度看，這種惟利是圖的經濟模式缺陷，也滲透到美國的霸權模式當中。我們知道，最初在世界霸主英國得以建立起龐大的“日不落帝國”，主要靠的是殖民占領和殖民掠奪。但這種直接建立在暴力和奴役其他民族基礎上的霸權模式，明顯過于野蠻和血腥，極易弓l發殖民地人民群起反抗，因而負面效應極大，難以長期維持。相比之下，其后全球稱霸的美國主要是靠制度霸權支撐。二戰結束時美國悉心建立起以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貿總協定，以及布雷頓森林體系等經濟制度框架，乃至當前竭力倡導“全球化”，力圖將眾多國家容納其中。英國學者彼得·高恩在其《華盛頓的全球賭博》一書中指出，全球化并非完全是由學者鼓噪起來的，而是由西方的政治和商業精英有意為之的結果。歷屆美國政府都對全球體系加以利用，使之成為美國國家經濟政策的強有力工具。美國實際是以由其主導、制定的各種所謂國際規則為平臺和依托，主要通過商業和經濟等間接方式，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掠奪發展中國家財富，這就是過去常說的“新殖民主義”。由于這種掠奪方式較為隱蔽，因此短期不易察覺，甚至有的國家被人賣了還替人點錢。但從長時段看，其負面效應一目了然：看似公平的自由貿易和國際競爭，實則使諸多發展中國家日益陷入依附狀態，成為靠出賣資源、出售單一商品、依靠僑匯過活的下游國家，而美國則憑借微軟和波音這類高端產品，肆意掠奪他國財富，由此造成“資本主義絕對規律”在世界范圍內得以應用：一方面是南方國家貧困的積累，很多人終日辛苦，仍食不果腹；另一方面則是北方國家財富不斷積累，人們飽食終日，恬然自得，廉價享受發展中國家創造的勞動成果。美國更是以世界不到5％的人口，消費世界25％的能源。但這種“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格局，不可能無限延續下去，遲早是要出問題的。9·11事件實際是南方國家以極端方式對美國模式的反擊；而這次被稱作“金融9·11事件”的金融危機，則是類似美國這樣的富國，自恃財大氣粗，結果過度透支消費能力，最后作繭自縛的惡果。兩個極端事件看似互不相干，實則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因此，從長遠看，美國模式不具有可持續性，其霸權模式根本不值得效仿或追隨。說得不好聽點，美國模式實際是艘正在緩慢下沉的“泰塔尼克號”。認識到這點，我們一些人對美國或許就不會趨之若騖，拼命往前湊了。

《看世界》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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