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軍人要有“兩個大局”的意識
和全球戰略眼光
張文木
一、軍事學最接近真理
前一陣，我去野生動物自然保護區，動物們都挺和善，老虎、獅子橫豎躺在一起在樹蔭下休閑，熊見了人也樂呵呵的，拍著巴掌向人示意。這里的世界很和諧。為什么老虎和獅子能躺在一起？這是因為動物們都有吃的，有非常充沛的資源供應，所以大家就和平了。我乘車出來后再看當前的國際社會，又反象動物世界，沖突沒完沒了，流血無休無止。這又是為什么呢？資源絕對稀缺。只要是資源絕對稀缺的地方，那里的斗爭就是絕對的。人類和諧的前提始終離不開利益。小利益可以超越，大利益則不可超越。有沒有超越利益的？有，什么狀況下？有吃有喝的情況下。
我們常常看見有些學者在電視上侃侃而談，張口閉口就是這個那個理論。那都是吃飽了。“飽暖思淫欲”，飽暖了，人就容易胡思亂想。有些專家談糧食安全，十個人十個觀點，我相信讓他們餓上三天后，他們就可能只剩下一個觀點了，再餓三天，眼睛都綠了，就不會空談了，就要動粗了。
我常說軍事學最接近真理，最接近真哲學，因為戰場上沒有“三種可能性”，也沒有“機遇與挑戰并存”的可能，戰場上的軍人只有一種可能性：要么生，要么死。選擇正確者生，錯者亡。掉腦袋的事哪能容人胡思亂想。
“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至處血斑斑”，我很欣賞這兩句詩。流血了就知道真理。生死之地有真理。在面臨生死的時候，人就不空議論了。
學界現在空談風盛，說大話。簡單的事，他給你講得玄而又玄，什么國際政治要“站得高一點”，要“超越主權”。那是科索沃的導彈沒有打到他家。如果他女兒是邵云環，他就不“超越”了。“超越”這個東西，一見血，就不靈了。現在有的國際政治課還一定要以“數學模型”顯水平，瞎忽悠。兵不厭詐，數學怎么能解決政治學中“詐”，即“披著羊皮的狼”的問題。求真當然重要，證偽則更難，而在國際政治學中面臨最多的恐怕是證偽問題。
這次索馬里海盜的事檢驗了我們的學界。應該讓那些空論大師們都隨軍艦去亞丁灣，讓他們用其云里霧里的理論跟索馬里海盜說說，如果海盜們真聽他們的，能立地成佛，能把我們的商船放回來，我就把我寫的書《論中國海權》扔下，轉讀他們的書。而事實告訴我們，這些海盜只認中國軍艦和中國海軍，只要海軍而并非這些空論大師們上去，他們才會逃之夭夭。
你看印尼事件，為什么把華人弄成那樣？咱是遵紀守法，老老實實賺錢。可當你錢賺得勢不可擋時，經濟問題就成了政治問題。中國人極聰明，特別會賺錢。但是當別人錢賺不過你中國人時，輸家就會動粗。面對這些現實問題，你說“機遇與挑戰并存”，還說“有三種可能性”，這與什么也沒說是一樣的，是什么問題也解決不了的。
再看猶太人，上個紀元初，猶太人在小亞細亞被屠城后就滿世界跑，結果把猶太人跑聰明了，極其聰明。但小聰明并沒有保住民族的命運。猶太人是在哪里學到的關于國家的真理？在納粹的焚尸爐里。猶太人在焚尸爐里理解了“國家”這個簡單的概念。從納粹集中營焚尸爐邊跑出來的猶太人建立自己的國家，這就是以色列。以色列為什么那么能打？睚眥必報，因為他們從焚尸爐里知道了世事的冷酷。
二、未來亞洲地緣政治版圖決不能出現歐洲式破碎
猶太人明白只有建立強大的以色列國，才能保證自己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中國同樣如此，但我們的問題要復雜得多。
1948年，國共內戰；同時期的印度1947年獨立，次年就分裂。尼赫魯真是個書呆子，人家說分裂他就同意分裂，還說印度搞好了，巴基斯坦自然就會回來。1948年，李宗仁也主張以長江分治中國，但后來他在回憶錄里對此反思說“但在今天回顧那時的情況，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懺悔說，如果當時中國劃江而治“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的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么樣的罪人呢？”
中國文化講究“一”，一個中心為“忠”，兩個中心為“患”。中國文化求合不求分，“貧”，非不富，分貝是也，財產一分家就貧了。貧，弱也。富，家有“一口田”，富，福也。求一，不求多。財分則貧，國分則弱。中國人凡事勸和不勸分，西方人則勸分不勸和。中國講統一，這與西方文化迥然不同。你看歐洲地圖，四分五裂，有矛盾，他們首先想到的辦法是分。“微積分”出自歐洲不是偶然的。歐洲的破碎性，使其沒有希望，有人說，歐洲的法國、德國、意大利加起來很強大？但合力不是簡單的相加。歐洲大陸的分裂使英國有機可乘：破碎地區好被人操縱和任人宰割。
歐洲有沒有統一的時候？有。公元800年時，法國統一歐洲，結果查理大帝的三個孫子于公元843年就把它一分為三，從此歐洲就沒有力量了。破碎的歐洲符合英美的利益。后來歐洲人對此追悔莫及。拿破侖、希特勒想整合歐洲，都失敗了。
印度是英國人拋在亞洲的“霧都孤兒”。如果歐洲破碎是表層的話，那么印度破碎則是深層的。英國要印度有大版圖，又不能使其有力量，那就使其有內傷：保存了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大部私人所有權。政府想修一條路，就得光買下或部分買下土地產權，這就得一大筆資金。印度的破碎性還表現在文化和上層建筑上。1962年，中印戰爭時議會在吵架，戰事完了，議會的爭吵還沒結束。印度核試驗，當時只有幾個人知道，不然，此事交到議會肯定又是胎死腹中。議會民主使印度的前途很無望。富蘭克林·羅斯福對此看得明白，1943年11月8日，他在私下對斯大林說：“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從下面開始，而不是從上面開始，也許這個就是蘇維埃制度。”
抗戰后在推進中國統一進程中有兩個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南邊蔣介石不聽美國的，北邊毛澤東不聽蘇聯的。對美國最有利的亞洲版圖是中國南北分裂。如果那樣，美國便會象操縱歐洲那樣操縱亞洲。果真如此，我到廣州來，還得辦“簽證”。那樣的話，中國也就完了，亞洲也就完了，這樣就會有無窮止的流血沖突。地理破碎是地區沖突頻發的重要原因。李宗仁后來也看明白了，他說：“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象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于比前面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
四大文明古國，現在大版圖獨立自主的國家僅存的只有中國。埃及與印度那是英國人根據自己的戰略需要為其保留下來的。若不是英國，在這兩個國家的土地上還不知會分出多少小國。這些衰落的古國，都有一個共同的規律，就是衰落先從最破碎性的地方開始，比如在四大文明古國中最先衰落的是兩河流域的巴比倫。中國文明持續5000多年，大一統始終是其“主旋律”，以至歐洲人從馬可波羅到黑格爾，都極其欣賞中國與中華文明，羨慕中國居于亞洲主體板塊地位的大一統版圖。
未來亞洲地緣政治版圖最怕的是出現歐洲式即對稱性破碎。1979年越南兼并中南半島的企圖沒有得逞，不然的話，亞洲就會出現歐洲式對稱型破碎。這對全體亞洲人民而言，不啻一場災難。兩次世界大戰都起源于破碎的歐洲，而中國主體板塊地位的弱化則導致太平洋戰爭，都是這個觀點的有力說明。
1949年中國統一保證了中國在亞洲的主體地理板塊，并使亞洲大陸避免了歐洲式的對稱性破碎，這是亞洲千年和平的保證，這也是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對世界和平的貢獻。
三、當代中國軍人要有“兩個大局”的意識和戰略眼光
處于新時期、新階段的中國崛起而言，不能邁過的門坎首先就是臺灣問題。
由于種種歷史原因，我們過去不得已錯已過了幾次解決臺灣問題的機會。鄧小平上臺后提出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第一是反霸、第二是解決臺灣問題，第三才是發展經濟。現在經濟目標基本實現，下一步臺灣問題就擺在面前。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經濟問題是其首要問題，但祖國大陸對臺灣的重視從未有過絲毫松懈。說到這里，有必要澄清，在臺灣問題，我不主張在正式的文章中用“臺灣人民”的概念，而應該用“臺灣同胞”的概念。因為“人民”是一個國家國民主體的概念，一個國家的國民不可能有兩個主體。我們對臺灣同胞，套用雷鋒同志的話就是，“要象春天般的溫暖”，但對臺獨分子和支持臺獨分子的海外勢力，就“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
支持臺獨的海外力量主要是日本右翼。作為1972年中日建交的基礎性文件《中日聯合聲明》中，日本對中國“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則的表態是“日本國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而在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中，美國的表態則是“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可見，在臺灣問題是日本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日本右翼對中國臺灣一直是有企圖的，總是在做小動作，支持臺獨勢力，臺獨問題根子在日本右翼的支持。必須明白，日本之于臺灣，是雅爾塔體系問題，而美國之于臺灣，則是冷戰體系問題。在前者，日本是亞太大國的制約對象，前者矛盾比后者更為深刻。臺灣是在雅爾塔體系中回歸中國的。
主權問題始終是與槍桿子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我說，對臺灣的“懷揉”，在“柔”字旁要加個提手：抱擁臺灣同胞，揉碎臺獨分子和他們背后的海外勢力。
當代中國軍人要有“兩個大局”的意識和全球戰略眼光。今天中國經濟已走向并融入世界，中國文化正在大步走向世界，中國軍人也應該走出去。閨女嫁出去了受欺負，大多是娘家不行。海外華人華僑的“娘家”就是中國，中國要成為世界全體華人信心的支撐點。國家有事，當年的蘇聯軍人和現在的美國軍人先展開世界地圖，從世界政治的變動分析國家政治，我想我們中國軍人也會有這么一天。
1956年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說：“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半個世紀后的今天，這種情況已有所改變。2008年世界范圍發生了經濟危機，在擺脫這場危機的過程中，中國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并對世界經濟復蘇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中國已經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中國是有能力參與世界治理的，未來的世界治理應該有東方的“和諧”色彩，黑格爾曾談到中國的國運，他說，“假如我們從上述各國的國運來比較它們，那末，只有黃河、長江流過的那個中華帝國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國家。”。我想黑格爾的話是有道理的，若將新中國六十年的發展速度與歐美國家比較來看，盡管道曲折，中國的前途是很光明的。
（文章來源：《中國國防報》2009年10月27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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