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困境與中國輝煌六十年
宋魯鄭
就在中國迎來建國六十周年大慶、全力展示六十年巨大成就一刻，有關亞洲另一個大國、得到西方全力肯定和支持、一個號稱世界上最大民主國家印度的兩起負面甚至是災難性的報道引發普遍關注。
一是英國慈善組織“救助兒童”周一發表的報告指出，全世界新生兒死亡總數當中，印度占據五分之一。目前每年全世界有200萬嬰兒在出生24小時之內夭折，印度的兒童死亡狀況更加糟糕，每1000名新生兒中就有72人死亡。該組織的負責人托馬斯·尚迪（Thomas Chandy）說，印度政府為全民提供基礎醫療保健的措施并沒有改變嬰兒仍然面臨的“慘痛真相”。報告還說，每一年，印度有200萬五歲以下兒童死亡（死亡率千分之七十六，中國為千分之二十四）。嬰兒出生后一個月之內夭折的主要原因包括營養不良、肺炎等。該組織的報告說，一些代價低廉的方法可以將印度新生兒死亡率降低70%，但是，公眾對醫療保健成本的態度導致印度政府無法采取行動。 過去十來年，印度經濟有了飛躍性發展，政府可以向貧窮的鄉村地區加大投資。但是，救助兒童認為，那些最需要幫助的群體并沒有從中受益。
二是印度發生30多年來最嚴重的旱災，當地白米、蔗糖和馬鈴薯等農作物歉收。商人操縱市場，糧食價格暴漲。窮人叫苦連天，有些人甚至一天只吃一餐。盡管政府也分派糧食給貧困人民，但由于貪污問題過于猖獗，糧食還沒送到窮人手中，就已經少了一大部分。英國風險分析公司Maplecroft所公布的“糧食安全風險指數”指出，印度、孟加拉和巴基斯坦出現糧食短缺的風險相當高。
印度做為英國的殖民地長達百年，獨立后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可以說制度方面是西方的優等生。然而，面對上述殘酷的現象，不由令人產生眾多疑問和困惑：何以西方制度優等生的印度民主六十年了，居然連溫飽都解決不了？營養不良竟然成為嬰兒死亡的第一殺手？其制度優越性何在？何以一個擁有免費醫療體系的印度竟然造成每年40萬新生兒、200萬五歲以下兒童死亡？何以一些代價低廉的方法可以將印度新生兒死亡率降低70%，但是，公眾對醫療保健成本的態度導致印度政府無法采取行動？何以實行土地私有制的印度竟然是一個糧食風險短缺相當高的國家？何以一個擁有政黨監督、新聞自由的印度甚至在糧食救助中貪污都過于猖獗？何以經濟起飛后的印度投向貧困地區的投資，那些最需要幫助的群體并沒有從中受益？
無論何種意識形態，但一個連人民最基本溫飽都無法解決的制度絕不是一個好制度相信是不會有爭議的。不過和持續高速增長的中國相比，何以印度發展了六十年竟然淪落至此？也許德國前總理施密特的觀點有助于理解印度令人難以置信的現狀。他在日本《讀賣新聞》上撰文認為：西方的民主價值完全是西方的東西，它既源于“啟蒙思想”，也源于基督教教義，因此，在亞洲并不行得通。而印度自以為有了西方的制度，就有了西方的生活水平和社會發展水準，其認識水平竟還尚停留在中國的孫中山時代。
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這也包括土地的私有化。西方憑借工業文明的成果既可以實行大規模的機械化，也可以對農業提供大量的補貼，同時通過城市化大量吸納從農村分離出來的人口。從而不僅滿足本身對農產品的需要，還可向全球出口。但中國和印度這種遭受西方長期掠奪的經濟發展落后的國家，并不具備同樣的條件。中國前三十年嘗試用人民公社的方法加以解決，雖然沒有成功，但卻為土地國有的前提下進行分田到戶提供了試錯經驗。這和印度絲毫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存在皆然不同。應該說在土地國有化的前提下進行分田到戶是中國的創舉，并為后來的越南等國借鑒，發揮了巨大作用。這實是中國對人類的一個巨大貢獻。這和蘇聯式的國有化、西方私有化的道路完全不同。是真正的中國特色。
西方建立民主制度之后，在經濟起飛階段（也即社會轉型期）全局性的腐敗嚴重存在，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競選連任時被揭發貪腐，他公開承認，但辯解說不是敲詐，由此獲得選民諒解成功連任。腐敗得到全面遏制是在經濟起飛階段結束、度過社會轉型階段、積累了巨大財富之后并配以法制的健全，才最終達到現在的程度。當然這個過程被西方“老大哥”修正了，改成和民主制度掛鉤的西方模式。正如奧威爾在《1984》中所說：“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誰就控制過去”。所以，我們不難理解，何以印度民主了六十多年，腐敗程度仍然超過中國（據德國透明國際排名），這也是為什么俄羅斯民主化后，腐敗反而到了失控的地步。就是現在排名仍然在140余位。而美國一手扶持的民主國家伊拉克和阿富汗腐敗排名倒數第一和第三。
印度兒童的悲慘現狀還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公眾對醫療保健成本的態度導致印度政府無法采取行動。二是雖然政府可以向貧窮的鄉村地區加大投資，但那些最需要幫助的群體并沒有從中受益。這反映了民主制度下普遍的弊端。一是民意，二是利益集團的影響。
在民主制度下，對政策的影響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民意，二是利益集團，也就是財團。普通民眾只考慮自身利益、眼前利益，對于全局性的事務既不關心，也不通曉。所以在今天的印度盡管一些代價低廉的方法可以將印度新生兒死亡率降低70%，但由于會損害其他群體的利益或者僅僅是他們主觀上認為會損害自己的利益而加以反對（美國醫改的困境也是一例）。從而導致政府只能眼睜睜看著無數的兒童死亡而無計可施。其實縱觀印度，不僅新生兒死亡這一影響到部分群體（主要是貧困人口）的事件如此，就是影響到全局甚至印度未來生死存亡的計劃生育也是如此。
利益集團現在已成為西方民主制度的毒瘤。在瑞典，負責制訂法案的“皇家委員會”就是由“政府官員、立法者和利益集團的代表”組成的。利益集團從影響規則的制訂者直接變身為規則制訂者。當然更普遍的現象是利益集團以金錢開道，接近立法、行政和司法機關。當然這種做法是符合美國憲法的。根據最高法院對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作的解釋：使用金錢是言論自由的一種形式。美國參議員約翰.麥凱恩曾非常無奈的說道：“金錢購買了溝通的途徑”。大公司都希望能夠在國會找到自己的代言人，這是使公司實現快速發展的必由之路。美國經濟學家曼琴爾.奧爾森曾對利益集團的危害做過警告:受一個或多個強勢利益集團影響的政治家,不會再去考慮公眾的普遍利益。這雖然是警告美國，卻是今日印度的真實寫照。
不過，根據人類歷史，一旦一個國家實行了民主制度，如果不到了國家崩潰的程度，如中華民國、九十年代的俄羅斯、德國的魏瑪共和國，是不可能被放棄的。印度的厄運恐怕還在后頭。也許是人口失控超過自然承載力，造成危機全面爆發，也許是更多的百姓陷入貧困線以下（目前已達4.5億人）導致危機發生。但不管什么情況，做為印度的鄰國中國還是要未雨綢繆。只是在當今世界格局下，一個重蹈“中華民國、俄羅斯、魏瑪共和國”后塵的印度，還能象中國、俄羅斯和德國一樣重新涅磐而生嗎?至于中國的未來，不妨從25年前以一本《大趨勢》而風靡中國及全球的世界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的新書《中國大趨勢》看個究竟。他在此書中總結出中國發展的大趨勢：中國在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它的新型經濟模式已經把中國提升到了世界經濟的領導地位。約翰·奈斯比特在此書中還堅信“中國模式”將以難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響整個世界。至此奈斯比預言的可信度有幾何，不妨以《大趨勢》做個參考。這個全球銷售了1400萬冊、25年前所做的十大預言，今天幾乎全部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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