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中國與百年美國：中美三十年的磨合

[內容提要] 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和兩百多年發展史的美國，從中美建交的三十年來，我認為最值得總結的，是發展歷史階段的不同對一國對外政策方式的影響。中美兩個發展歷史明顯不同的國家相互的交往就表現出明顯的差異。美國行為方式明顯急功近利和輕率，缺乏寬容和謙卑精神，剛愎自用，用心險惡，而中國在和美國交往時，最大限度地寬容，同時又堅持原則，不卑不亢，謀求長遠的戰略利益，因此，雖然在三十年來的中美關系中，美國對中國設了不少的陷阱，但中國總是能夠成功地化險為夷，避免了重蹈蘇聯放棄社會主義和解體的悲劇，并且把中美關系逐步地引入穩定發展的階段。

 [關鍵詞]  中美關系   陷阱   戰略利益

[作者]   肖剛，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法學博士，全國高校國際政治研究會常務理事。

一、引言

三十年來的中美關系，如果從兩國自身的文明史發展所形成的對外政策傾向和特點來觀察的話，一定是很有意義的。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和只有兩百多年發展史的美國，在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發生了頻繁而深刻的關系，極大地影響了兩國的利益和兩國關系發展的進程，同時也對世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中國成功地避免了美國多次對中國所設之險，經濟關系發展深入，政治、文化和科技關系在很多領域也得到良好的發展、軍事關系雖然時斷時續，但總體上也是處于前進的態勢。簡而言之，和中美關系的前三十年相比，可以說取得了明顯積極的變化（但還不能用“天壤之別”來形容），成為不同社會制度國家成功和平共處三十年的經典例子。那么到底是什么東西在中美關系中發揮了積極的影響？就是兩個國家文明發展史特別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兩個發展階段落差巨大的文明史在當代雙邊關系中發揮了強大的互補效應。我們經常說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但我們卻很少注意到中美兩個國家之間的交往同時又是一個發展歷史五千年的國家和一個建國歷史只有兩百多年歷史的國家打交道的特點。

二、千年中國與百年美國：交往方式

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所展開的外交，表現為穩重，追求長遠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平衡、在處理國家關系中講求謙虛謹慎，最大限度的寬容，主張并忠實踐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時又堅持原則，不卑不亢，這些特點在中美關系表現得尤其突出。而客觀地說，美國正好相反。

另一方面，美國雖然是一個年輕的國家，但卻不是一個簡單的年輕的美國，而是吸收了世界文明史精華（至少是把歐洲文明的精華吸收到其中）的國家。比如，政治制度，它吸收了歐洲的三權分立，而避免了皇權的移植，它讓世界的多元文明基本上在美國和諧相處，它在美國建立了比較歐洲的個人的自由民主更有效率的政府管理體制，它建立了使美國社會成為更加富有創造性的社會，這一切反映在國際政治中，使美國更具備了抓住機遇的能力和變通能力，而這些方面正好是中國的弱項，三十年來中美關系的發展，中國也可以從美國身上學到在中國過去比較弱的東西。當然美國人特別值得中國人學習的地方，還有它的科學和文化的創新機制和人才使用和培養的機制，這些方面近十年來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充分地注意到，歷史悠久的中國現實現代化的最大問題，恐怕最為嚴重的就是創新能力的不足。所以，中美關系中，中國如何把美國的科學技術的創新體系的一系列機制學到手恐怕是關鍵。

美國有沒有從中國學到什么，或者說美國注意到了中國的相對于美國的優勢？這一點看來美國人也是注意到的，比如曾經有美國精英感嘆由于中國悠久的歷史，中國人看問題往往會以非常長遠的視角來觀察，而美國由于發展的歷史短暫，所以看問題往往比較短視。前美國副國務卿、現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e)會長斯特羅布·塔爾博特(Strobe Talbott)在回顧他一九七五年陪同基辛格訪問中國時的情形時說，“中國人是擁有超過四千年持續不倒的文明的看守人(custodians)，中國人喜歡提醒我們他們看問題不是可以用一個短的時間段可以下結論的，而必須要經歷歷史長河的考驗。我記得我曾經作為記者首次到中國，我多年一直報道基辛格出訪，我在一九七五年陪同他到中國，這是中國的首次允許他們稱之為資本主義走狗的媒體和基辛格坐上同一架飛機上一起訪華。在我們這邊的房間，基辛格先生對我們和他一起旅行的記者們談他和周恩來隨后的交流，基辛格向周恩來了解他對曾經對使人類受益的法國大革命持怎樣的看法，周恩來略為思考后回答，‘要作出結論為時尚早It’s too soon to tell’，我認為中國人對長遠觀點的偏好（the  Chinese preference for the long view）和美國人骨子里存在的對急躁的愛好(the penchant for impatience)是可以作某種比較的，這沒有什么好奇怪，畢竟在文化上和歷史上，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存在的歷史長度，也只有中國二十分之一。美國很容易受情緒的擺布”。[①]塔爾博特的評價可以說是相當正確的。

美國的崛起，如果說運氣和努力兩者所占的比重是多少的話，運氣占80%，努力占20%。也許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們會這樣反駁：美國從建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它一直所向披靡，無往而不勝，這怎么能說美國主要靠運氣？美國不是把蘇聯及其東歐的社會陣營都給摧毀而取得了冷戰的勝利？這個問題并不難回答，首先，美國從建國之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基本上忠實地執行了其開國之父華盛頓的遺產，在擴張主義與孤立主義之間尋求平衡，特別是它地理上的特殊性，使它的這種平衡思想得到了很好的發揮，但這完全是建立在非核世界的一種戰略平衡，而隨著地球村時代的到來和核武器的全球化，美國的擴張主義與孤立主義之間尋求平衡的思想就沒有什么實際意義了。九·一一事件充分地說明美國古典的戰略思想已經失效。因為任何對美國仇視的勢力，不管是國家行為體還是非國家行為體，都可以對美國進行毀滅性的打擊，美國再也不可能利用自己的地理條件置身于世外。也就是說，美國之所以能發展起來，起關鍵作用的是它的地理條件，而并不是它有什么特別了不起的戰略文化。第二，至于蘇聯放棄社會主義而解體和東歐發生劇變，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外力確實是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起關鍵作用的還是蘇聯和東歐自身，是列寧、斯大林之后的蘇聯和東歐的領導人執行了比美國還要短視的政策。第三，戰后美國直接領導的幾場戰爭，基本上以失敗而告終，這是美國運氣成份為零的情況下的戰爭，準確地反映了美國的實力情況（比如，從軟實力來看，美國發動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包括伊拉克戰爭，都是建立在錯誤決策基礎上的戰爭）。當然這和美國戰后不能正確對待自己取得的成功也有很大的關系。正如中國古人云：“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②]。

三、中國得之于美國，美國得之于中國

     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中曾經對中美關系有過美好的期待，寄托了中國共產黨人對美國作為世界和平重要力量的期待，他在分析中國和各反法西斯國家的合作關系時，甚至把美國放在蘇聯之前，可見他對美國重要性的依重。毛澤東指出，“已故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先生說：‘世界已經縮小了’。的確是這樣，對于中國人民曾經感覺是住在十分遙遠地方的美國人民，現在感覺成了近鄰了。中國人民將和美英蘇法各大國的人民，以及全世界上一切國家的人民一道，共同建設一個‘鞏固的與持久的’世界和平。”[③]這段文字在新中國建立后出版的毛澤東著作中的《論聯合政府》一文中，這段內容被刪除了。刪除的原因很可能是顧及蘇聯的想法，因為新中國建立之后，中國堅定地向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中國不能讓別人感覺到中國在執行“騎墻”政策。美利堅民族確實是偉大的民族，美國確實是偉大的國家。如果不是美國等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堅定地站在中國人民一邊，雖然靠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也能最終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但可以肯定地說，中國還得奮斗很長時間才能到達勝利的彼岸，中國還會犧牲更多的生命，當然也必然使中華民族得到更多的磨練。必須承認，美國在歷史上也和其它列強一樣，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的苦難，這一點列寧曾經在他一九三一年寫的《中華民國的巨大勝利》一文中有深刻的論述，他指出，“大家知道，亞洲人民群眾中先進的民主派不惜重大犧牲建立起來的偉大的中華民國，最近遭到了極其嚴重的財政困難。算作是文明國家而實際上執行最反動政策的六“大”強國，成立了銀行團（協作性組織），一致停止向中國提供貸款！問題在于，中國革命在歐洲資產階級中間所引起的不是對自由和民主事業的熱忱（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有這種感情，牟取暴利的騎士是不會有這種感情的），而是掠奪中國、開始瓜分中國、攫取中國領土的野心”。[④]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按照西方人的如意算盤為轉移的，他們不得以的某些政策的變化有時也會給他們一心掠奪的對象帶來利益，比如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宣戰，就注定會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福祉，這就是共同打敗了兇惡的日本帝國主義。只是我們必須必須記住的，那就是千萬不要認為美國是天生的樂善好施者。如果日本當年不是貿然地對美國發動珍珠港的突然襲擊，美國坐山觀虎斗只考慮自己利益的慣性恐怕一直會持續下去，甚至不排除日德法西斯坐大美國倒向軸心國的可能，列寧曾經對日本和美國帝國主義的發展趨勢的預測，從理論上提供佐證。他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二日為慶祝《真理報》創刊十周年所寫的文章指出，“如果用舊的尺度，用象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的英雄們那樣的歐洲庸人的尺度來衡量，近５年來社會發展的速度簡直是異常的，因為這些文明的庸人習以為“常”的是，殖民地和赤貧的半附屬國的數億（確切地說，是十幾億）人甘愿忍受印度人或中國人所忍受的那種待遇，忍受聞所未聞的剝削和明目張膽的掠奪，忍受饑餓、暴力和侮辱，而這一切都是為了讓“文明”人能夠“自由地”、“民主地”、“議會式地”決定如下問題：是和平地分贓，還是象昨天德國和英國那樣—— 明天日本和美國（在法國和英國某種方式的參與下）也會這樣——為了瓜分帝國主義的贓物而屠殺一兩千萬人？世界所以有這種突飛猛進的發展，其基本原因是有成億成億的人卷進這個發展的洪流了。慣于把自己看成世界中心的舊的資產階級的和帝國主義的歐洲，已經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廝殺中象發臭的膿瘡一樣潰爛和裂開了”[⑤]。列寧之后的世界政治史的發展，由于美國國策的突變和帝國主義國家矛盾的劇變，日本帝國主義繼續走向它的侵略擴張殺戮之路，而美國則一變為反法西斯的“盟主”。但是這不能改變列寧對美國本質認識的基本判斷。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剛剛散去，美國就開始走上了它稱霸世界的征服之路。

當然，如果只看到帝國主義的本質，不懂得在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存在為我所用的矛盾和潛在的利益和機遇，那將是極其愚蠢的。毛澤東曾經就抗日戰爭的外交政策指出，“雖然共產黨是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的，但是既須將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和現時沒有舉行侵略的其他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又須將同日本結成同盟承認“滿洲國”的德意帝國主義，和同日本處于對立地位的英美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又須將過去采取遠東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和目前放棄這個政策改為贊助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加以區別。我們的策略原則，仍然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⑥]。所以，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也可以說是中國人民外交戰略與謀略的勝利。鄧小平也指出，“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剛剛暴露出來。我們可利用的矛盾存在著，對我們有利的條件存在著，機遇存在著，問題是要善于把握”[⑦]。

在對華關系上，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美國以意識形態代替國家利益，和中國對抗了二十年多年，中國實際上和美國發生了兩場由美國挑動的間接性的熱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所以當中美關系的大門再次打開，中國人民就以一種比較輕松的精神和美國人打交道（相比較和日本打交道而言），中國人民對美國人民有一種天然的認可，和美國人友好也不被視為漢奸行為，特別是在學習美國的問題上，從政治制度到經濟發展模式、文化表達等等，差不多快要形成自覺地將自己全盤美國化的程度（非理性）。美國人在政治上也一度很自信它美國化中國的能力，一系列美國對華敵視的重大事件（美國在北京風波中的作用、中國駐南使館的被炸等、美國對伊拉克的侵略）的發生使中國認識到，如果你不小心的話，美國是要把你吃下去的，美國人的善很有限。中國人變得更加理性，學習美國也只是學習它確實對中國有用的東西，恐怕中國近十年來最為關注的是學習它的經濟、科技的發展如何為中國所用，至于政治制度，恐怕也只能是技術層面的東西學一學，價值觀層面的和根本制度層面的，因為和中國國情差距太大，也就無法提到上議事日程。

其實，美國對華政策上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表現，完全是建立在它內政上的獨裁和不自由基礎上的。我這樣說可能又有人不同意了。有人會說，美國是高度重視個人自由的國家且在政治體制上是兩黨制和三權分立。這個問題也不難回答，因為形式上的民主并不等于內容的民主，比如美國黑人的民主權力得到多少保障？美國今天產生的總統奧巴馬只能算半個黑人（因為他有一半的血統仍然是白的），也就是說，美國四十四任總統中，才出現了半個黑人總統。從十七世紀初第一艘載著擄自非洲的黑人的運奴船駛抵北美洲海岸以來, 迄今三百多年來, 黑人奴隸制和黑人受壓迫的現象一直是美國社會的嚴重問題。一八六一年林肯簽署了《解放黑人奴隸宣言》，最后是通過內戰的長達五年的非和平的方式才結束了這種有史以來最卑鄙、最無恥的奴役人類的制度。

黑人在美國的現代化進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但是他們的政治地位卻沒有因為他們從黑奴而成黑人（自由的勞動者）而根本改變，可以說，沒有黑人也就沒有今天美國的現代化，這一黑人謀生存的悲慘歷史，只要稍加分析，就會完全明白，因為處于強勢的西方人從來都認為，世界是“白人”的世界。資本的力量推動“地理大發現”，歐洲則借地理的大發現復活歐洲中世紀時代或者說更遠時代的奴隸制度。恩格斯在他的重要著作《自然辯證法》中提到，“當哥倫布發現美洲的時候，他也不知道，他因此復活了在歐洲久已絕跡的奴隸制度，并奠定了販賣黑奴的基礎”[⑧]。黑奴的生產和勞動是為了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利益服務，同樣黑奴的解放也同樣是為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更有效率的、廉價的勞動力和被剝削者。馬克思和弗恩格斯一八五零年發表的《國際述評》中，以“棉花產量”的例子深動地描述到，“黃金和生鐵的世紀早就過去了：１９世紀的科學、世界市場和巨大的生產力注定會開創棉花的世紀。同時，英國資產階級比任何時候都強烈地感覺到，掌握著迄今尚未打破的對棉花生產的壟斷的美國，對于它具有多么大的控制力。所以，它立即不惜一切力量來消除這種壟斷。……美國棉花生產是以奴隸制為基礎的。只要工業一發展到無法再忍受合眾國對棉花的壟斷的地步，其他國家的棉花生產就會蓬勃發展起來，而且現在棉花生產幾乎到處都只能靠自由工人的勞動來進行。一旦其他國家的自由勞動能夠為工業提供足夠的棉花，而且自由勞動的價格比美國的奴隸勞動便宜，那時美國的奴隸制就會跟美國的棉花壟斷一起完蛋，并且奴隸也會獲得解放，因為他們當奴隸已經沒有什么用了”。[⑨] 在十九世紀的美國，老板隨意地黑奴自認為這是“自由的國家”[⑩]的必要條件。美國黑人在今天確實在政治地位和經濟上取得了一定的進步，而美國這一民主成果的取得，和中國人民的支援有很大的關系。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美國黑人的民權事業無論是在道義還是實質上，都給予了許多的支持，在美國統治集團和三K黨嚴重侵犯黑人人權的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毛澤東就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強烈地向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黃色、棕色等各色人種中的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開明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其他開明人士聯合起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斗爭。民族斗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在美國壓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種中的反動統治集團。他們絕不能代表白色人種中占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其他開明人士。目前，壓迫、侵略和威脅全世界絕大多數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國為首的一小撮帝國主義者和支持他們的各國反動派。他們是少數，我們是多數。全世界三十億人口中，他們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國黑人的正義斗爭是一定要勝利的。萬惡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是隨著奴役和販賣黑人而興盛起來的，它也必將隨著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11]，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毛澤東再次發表聲明，“ 美國黑人的斗爭，不僅是被剝削、被壓迫的黑人爭取自由解放的斗爭，而且是整個被剝削、被壓迫的美國人民反對壟斷資產階級殘暴統治的新號角。它對于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斗爭，對于越南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斗爭，是一個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國人民，對美國黑人的正義斗爭，表示堅決的支持。……我呼吁：世界各國的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人們，行動起來，給予美國黑人的斗爭以強大的聲援!全世界人民更緊密地團結起來，向著我們的共同敵人美帝國主義及其幫兇們發動持久的猛烈的進攻! 可以肯定，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一切剝削制度的徹底崩潰，世界上一切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徹底翻身，已經為期不遠了”[12]。

美國執政者兩百多年來的內政中，有多少是反映了美國最下層人民的利益？美國這種內政上的不自由實際上和它在對外政策上的霸道是一脈相存的，對內政策上的實際的獨裁必然導致對外政策上的霸道，對外政策上的霸道又使自身在對內政策上保持嚴重的不自由的狀態。正如恩格斯一八四八年七月二日寫的《德國的對外政策》一文中所指出的，“德國將來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給予毗鄰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13]。同樣，美國今天和將來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給予毗鄰的和全球各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簡單的說，美國是否愿意放棄它的霸道政策同時也是它是否能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民主國家的關鍵所在。

既然美國已不可能靠地理上的優勢地位吃飯，美國就得認真地想一想靠什么力量來鞏固它在世界上已經確立的地位。在現代美國歷史上，除了開國之初的幾位總統和現代的福蘭克林·羅斯福執掌的美國比較謙卑外，美國的歷屆政府都是非常高調和傲慢的，現在到了奧巴馬時代，美國出現了對美國的對外政策史的反思的氣氛，奧巴馬在就職演說中說，“回想先輩們在抵抗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之時，他們不僅依靠手中的導彈或坦克，他們還依靠穩固的聯盟和堅定的信仰。他們深知單憑自己的力量我們無法保護自己，他們也深知我們強大并不足以使我們有權利為所欲為。他們明白，正是因為使用謹慎，我們的實力才不斷增強；正是因為我們的事業是公正的、我們為世界樹立了榜樣，因為我們的謙卑和節制，我們才安全  ”。[14] 且看，奧巴馬在談到“謙卑”時，還不忘記要在“共產主義”身上潑汚水！。既然現在美國要“謙”只需要美國好好地學一下中國古代經典《易經》中的《謙》卦就夠了，《謙》卦說，如果你真的做到了“謙”，則“君子有終”。中國領導人如果見了奧巴馬，可以給他講一講此卦豐富的含義，講一講“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之道理所在，講一講“謙謙君子”、“鳴謙”等對美國的利益與安全的好處，我估計奧巴馬肯定會很感興趣，因為這正是時下奧巴馬所非常關心和非常需要的東西。這也算得上是一種很特別的文化外交吧。在中國歷史上從來都不缺少這樣的文化外交的例子，比如，唐朝唐玄宗時代唐朝與土蕃的關系，那時吐蕃和唐朝都是在中華大地上“主權獨立”的國家。唐開元十九年（公元七三一年）正月二十二日（辛未），遣鴻臚卿崔琳使于吐蕃。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開始有人找各種理由上疏反對，擔心吐蕃人“使知用兵權略，愈生變詐”，對唐朝產生不利。在有關部門多次商議之后，裴光庭等大臣上奏說：“吐蕃聾昧頑嚚，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漸陶聲教，化流無外”。指出反對者“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 [15]之道理，唐玄宗于是決定抓住此次感化吐蕃人的難得的文化交流。

這里也有一些值得探討的的問題，就是什么樣的國家利益觀才是符合中國“利”與“義”這一傳統政治文化的利益觀的。比如，孟子講的重“義”輕“利”的思想還有用嗎？孟子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如果“上下交征利”國家就會很危險，將會出現以下謀上的混亂局面，就會出現千乘之家弒萬乘之國之君的慘狀[16]，以此類推，必然出現千乘之國侵略萬乘之國的戰爭場面。其實深入分析我們發現，孟子絕對不是對“利”的否定，他是看到了更高境界的利益所在，就是要達到上下和諧與最終能夠實現國家安全的利益。這絕對不是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所能達到的世界觀。用今天的話來說，是解決戰略層面的利益問題。荀子也對利與義作過精辟的論述，他指出，“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17]，同樣也是強調戰略層面的重“義”而“利”次之的大國家安全利益所在。美國等等西方國家的國家利益以把利益分為“關鍵利益”、“次要利益”的概念，其實只要我們用“道義”來統一和規范它們，就會發現這樣的區分是沒有意義的。比如對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有人認為美國此舉和中國的關鍵利益無關，因此中國采取“駝鳥政策”，殊不知中國可能會因此而使長期積累的道義力量喪失怠盡。老子說過，“大音希聲，大象無形”[18]，“義”是最高境界的，看不見但是威力無比的國家利益。也許正是因為“義”是屬于最高境界的國家利益的范疇，所以，眼光短淺者是看不到的。墨子曾經對那些真眼瞎的“士”連商人的智商都有沒有而感到惋惜不止。他說，“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為信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為。則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19]。目前中國的國際關系學術圈，那些只會大談特談“重要利益”、“次要利益”者可以休已。正是因為我們沒有對美國對伊拉克的入侵表達中國的聲音，中國在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力急劇下降。這實際上也造成在美國霸權衰落的機遇面前，中國也無資格和臉面去主導一個新的世界新秩序的構建。毛澤東時代對非洲國家的當時看起來“不記成本”的政策，最后給中國的國家利益帶來了無法用金錢計算換回來的巨大利益。比如如果沒有非洲國家堅定的支持，中國不會那么快沖破美帝國主義等西方列強對我的長期封鎖，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中的地位。

毛澤東歷來重視戰略性的和長遠的國家利益，他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就抗日戰爭的外交指出，“根據抗戰的長期性，外交方針也應著眼于長期，不重在眼前的利益，而重在將來的增援，這一點遠見是必要的”[20]。毛澤東的國家利益觀同時是充分考慮對方利益的國家利益觀，他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二日為新華社寫的評論中指出，“羅斯福總統在世時，……為了美國的利益，他沒有采取幫助國民黨以武力進攻中國共產黨的政策”[21]，毛澤東在作出任何重要決策都是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在一九五零年一月二日接受塔斯社記者訪問時指出，“我逗留蘇聯時間的長短，部分地決定于解決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的各項問題所需的時間””[22]，他同年一月從蘇聯給中央的批示中提到，“ ……今日下午八時，莫洛托夫、米高揚二同志到我處談話，問我對中蘇條約等事的意見。我即詳述三種辦法：(甲)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樣做有極大利益。中蘇關系在新的條約上固定下來，中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及民族資產階級左翼都將感覺興奮，可以孤立民族資產階級右翼……”[23]，近十多年來，國內外的一些有關毛澤東外交的研究，存在令人啼笑皆非的非科學化而是刻意歪曲的傾向。比如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毛澤東外交的目標是為了確保中國在世界共產主義革命中的地位。為此，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毛澤東緊跟蘇聯保衛共產主義世界的一塊地盤（指中國自身），當蘇聯背叛而轉變為修正主義時，毛澤東則堅定地堅持其走向共產主義的獨立發展之路”[24]。這是很有代表性的對毛澤東外交評價的扭曲性觀點，也可以說只是看到一些現象不加深入分析就輕率下結論的觀點。認為毛澤東外交為共產主義外交的人不懂得，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實現國家利益的方式有時候只能通過以理性對理性（如果你對我友好，我則同樣對你友好），以非理性對非理性（比如美國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當然要以世界革命反擊），或者以非理性的方式求得理性之結果（比如利用蘇聯向修正主義的蛻變而和蘇聯決裂，趁勢轉向自立自主的發展方向），其內在本質是在紛繁復雜的國際政治環境中，發現于我有利的稍縱即逝的機遇，以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可以說，毛澤東是千百年來拯救中華民族于水火的難得的偉大領袖，這確實是中國人民之福。鄧小平外交思想是毛澤東外交思想的忠實繼承者，而且可以說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毛澤東外交思想有所發展和創新。他在美國對中國所謂“民運”推波助瀾以可恥的失敗告終并進而窮兇極惡地發動其西方集團對華發動全面制裁的嚴峻形勢下，對中國的對外政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時，特別強調國家間關系的動力所在唯“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他指出，“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著眼于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同時也尊重對方的利益，而不去計較歷史的恩怨，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并且國家不分大小強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這樣，什么問題都可以妥善解決。用這樣的思想來處理國家關系，沒有戰略勇氣是不行的”[25] 。在這里，鄧小平雖然沒有提到“義”字，但字里行間無不充滿了“道義”的力量。什么是“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不就是中國長期堅持的國際關系的道德和準則嗎？什么是“尊重對方的利益”，不就是用道義的力量去維護別國的利益嗎？如果我們簡單地將鄧小平的國家利益觀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國家利益觀劃等號，那我們就完全曲解了鄧小平國家利益觀的真正意義。美國的政客們在國際政治中也講戰略利益，不過他們的出發點并不是建立在尊重別國利益之基礎上，而是盡重大的可能削弱和遏制對方以達到滿足自身利益之目的。比如美國感到中國在迅速的崛起，它不會認為這是美國之福，世界之福，它感到中國的崛起威脅了美國的利益，因此，它千方百計的想辦法制造平衡，其中之一就是扶持印度，使印度成為可以和中國“抗衡”的強國，美國前國務卿賴斯就揚言：“美國要賭上一把：讓印度崛起為全球大國和繁榮的國家！美國和印度兩國之關系從未是良好的和內容廣泛的，美國將繼續工作，這將對我們的戰略利益和價值觀來說是一個戲劇性的突破”[26]。也就是說，美國仍然沿用歐洲古老的權力政治游戲通過，提升印度達到遏制中國之目的。其實這是非常幼稚和天真的想法。因為美國并無能耐由它把印度扶持起來，印度崛起只能依靠自己。而印度發展強大，只能使中印度關系更加穩定。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既然戰略利益是長遠觀點的利益，也就不存在因誰的影響而輕易改變的問題，西方學術界人士認為，“過去中國一直是主要核擴散的國家，但今天中國成為通過六方會談促進北朝鮮去核武化積極的國家，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中的美國外交，成功地應用金融與政治的激勵平衡了中國在核擴散上的立場，改變了中國自身的戰略利益觀，(通過非政府組織的參與),幫助中國建立了需要履行其承諾的專家團體”[27]。這種觀點也可以說對中國不了解的表現，因為中國即有戰略的長遠考慮，也有策略的靈活性安排。當西方人的愿望和中國的考慮一致時，做一個順水推舟的動作，也算是從善如流之舉。如果中國因外力推動而變，中國早就全面西化了。戰略利益是從根本著手追求的利益，其核心價值觀是謀求治本，從根本上講也是體現“道義”的力量。比如說，中美聯合反恐，是天天和恐怖分子打仗嗎？不是，而是要從根本上解決恐怖主義猖獗的土壤。美國前阿肯色州長邁克爾· 赫卡比就很好地表達了美國在反恐問題上的戰略利益的正確認識。他說，“美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的戰略利益所體現的道德責任應該和美國的這種獨一無二的政治經濟地位相一致，如果我們不在改善穆斯林世界生活水平上有所作為，恐怖主義將輕易地干更多壞事”[28]。

隨著中國的崛起，西方國家日益地向中國施加壓力，以逼迫中國改變長期堅持的不干涉別國內政的政策，簡單地說就是要效法美國的做法。因為在西方國家看來，既然你中國經濟上已經西化了，國際政治上還堅持不干涉主義是很可悲的事情。西方國家的媒體認為，如果中國對那些“罪惡滔天”的國家只想要它們的自然資源，而對它們的“種族滅絕”政策不管不問（比如對蘇丹），那這樣的中國將是一個對世界嚴重不負責任的國家[29]。在西方媒體看來，中國傳統的絕對國家主權觀已經越來越缺乏實際意義，如果中國堅持傳統的“不干涉別國內政”的政策，中國將會失去至關重要的國際“尊重”；西方媒體就說，“尊重，這是北京比別的國家更加渴望得到的一件有用的東西。現代世界中的尊重不是簡單地產生于援助或者是貿易，它還產生于一個國家有沒有強烈的想成為全球公民的愿望之中” [30]。這個“全球公民”大概就是“應該干涉別國內政”的代名詞。在美國的壓力下，中國打破傳統的“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似乎就達爾富爾問題向蘇丹政府發出警告，中國也對朝鮮的核武器問題和西方國家采取一致的立場，總之，中國對外政策的日益西方化或者美國化，使西方國家感到很欣慰。

其實，中國之所以在國際政治中有力量，主要的還是因為中國有一大批信任中國的窮朋友，這一強大的力量一直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想離間的，因為中國從來都不去干涉他們的內政，由此中國和他們始終保持和諧穩定之關系。這是令西方國家非常嫉妒的。如果中國放棄了不干涉別國內政這一運行良好的對外政策，中國必將失去廣大的窮朋友，中國的力量也就喪失了，一個喪失了力量而缺乏杠桿的國家，西方國家也是不會理睬的。

四、突破陷阱：今后的中美關系      

中國是戰略與謀略大國，但在近三十年來，美國多次運用戰略與謀略對中國的主權與安全多次構成嚴重威脅，美國多次對中國設局欲使中國上當，而中國很仁慈，從來沒有主動對美國設過“險”，正如鄧小平所說，“中國威脅不了美國，美國不應該把中國當作威脅自己的對手。我們沒有做任何一件傷害美國的事”[31]。其實中國古人早就有言：“王公設險以守其國”[32]，中國欲使自身安全，必須建立對我完善、堅固而有效，對敵人危險而難以突破的國家安全體系，使對我心懷叵測者不能達到其目的。在中美關系的三十年來，美國對中國設下的陷阱主要有：西化中國陷阱、目前的朝鮮半島無核化陷阱、中美經濟關系平衡陷阱、大國責任論陷阱等等。

首先讓我們來看“西化中國”的陷阱。美國西化中國戰略幾乎得手（比如x·x風波中美國所起的作用），鄧小平在“x·x”風波之后深刻地總結到，“在過去的工作中我們雖然有一些失誤，但今年發生的事件的原因也來自國際上的大氣候。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開動了全部宣傳機器進行煽動，給中國國內所謂的民主派、所謂的反對派，實際上是中華民族的敗類以很多的鼓勵和方便，因此才形成了當時那樣混亂的局面。他們在許多國家煽動動亂，實際上是搞強權政治、霸權主義，要控制這些國家，把過去不能控制的國家納入他們的勢力范圍。看清了這一點，就有助于認清問題的本質，總結經驗教訓”。[33]　美國和西方國家經歷了在中國的“西化”和“民主化”戰略的失敗之后，會重新地調整策略，改變方式，抓住時機，尋找新的突破口，“x·x”風波后的二十年中，美國一直都在通過各種方式和方法、通過各種渠道以圖達到和平演變中國的目標。毛澤東早在一九六四年就指出，“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也嚴重地威脅著蘇聯、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它還力圖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政策，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瓦解社會主義陣營”[34]。鄧小平也指出，“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35]。美國瓦解社會主義陣營的目標看來是基本達到了，當然美國并沒有達到消滅社會主義國家之目的。尤其作為社會主義中國不但繼續存在，而且通過改革開放發展得越來越好，這是一貫認為自己的社會制度優越的西方國家所不樂意和不喜歡的。因為這樣下去將再次用事實證明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和活力仍然無比強大。因此恐怕在美國的決策者看來，只有將社會主義的中國“西化”掉，才能算是“和平演變”戰略的最終勝利。所以西方國家將繼續地對中國打一場或者若干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以圖最終達成目標。就目前的形勢而言，不能說是很樂觀的。我們雖然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許多領域，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退出，比如，在國際關系學界，其理論范式基本上已經美國化，很多大學的國際關系學科，已經很“自覺地”美國化或者英國化了。馬克思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體系已很少有人研究和建構。一些重要的國際關系期刊，基本只刊載宣傳或者引進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國際關系的論文充斥著西方的理論，并視之為基本價值取向和至寶。也就是說，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在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界的“和平演變”已經取得了成功。本來，在近代資產階級上升的時代，資產階級理論家的思想（包括國際關系的理論，比如格勞秀斯的國際法的國家主權部分）是相當有進步性的，但是隨著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資產階級的學者絕大多數不再有革命性，而是非常嚴重的依附性和保守性，他們的研究成果往往是為帝國主義侵略性和欺騙性的對外政策服務的，為帝國主義侵略性和欺騙性的對外政策尋找合法性的依據，難怪一八七三年一月十八日馬克思致尼古拉·弗蘭策維奇·丹尼爾遜的信件中馬克思很感慨地說，“去年，巴黎《經濟學家雜志》的最后幾期上，發表了布洛克對我的書的一篇評論；這篇評論又一次證明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已經徹底退化”[36]。本來，西方的國家關系理論只是為西方的利益和霸權目標服務的，我們要了解美國和西方的意圖，不但要通過了解西方國家政府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而且也要認真研究和觀察這些政策背后的理論基礎。但是我們當中有人十分錯誤地將這些西方的理論直接地用拿來主義辦法，不加分析地和西方國家一樣地用作我們國家國際理論的分析框架和價值導向。這顯然是牛頭不對馬嘴的。其最大的危險性是，這一嚴重偏差如果不能得到及時地糾正，久而久之，必然滲透到我們中國自身的核心對外政策之中，最后導致我們外交政策最終蛻化變質。

第二，朝鮮半島無核化陷阱。朝鮮半島無核化的問題還在進行之中，現在有一批國際問題的學者，仍然認為中國周邊國家有核武器的國家太多了，中國的安全問題更加突出了，因此要在朝鮮半島“堅定不移”地搞無核化，其結果實際上是使朝鮮無核化，美國勢力范圍的韓國不會無核化。無核化并不等于安全，真正需要的是如何對核武器進行有效管理，實現有效管理自然就會安全。即使朝鮮半島真正地實現了無核化，如果因為核管理不善，有人把其它地方的核武器弄到朝鮮半島而發動核戰爭，朝鮮半島的無核化本身也是毫無意義的。美國在日本和韓國布署了多少核彈？試想，如果朝鮮失去了核杠桿，韓國將輕松地以任何方式統一朝鮮半島，到那個時候，中國周邊將出現一個強大的韓國，它必然會在領土問題上和中國展開來勢洶洶的較量，到那個時候，那些所謂的亞洲民主國家就基本上把中國圍堵死了。可見朝鮮半島無核化本質上是美國的陰謀和美國對中朝設下的陷阱。中朝關系近十多年來確實發展不理想，朝鮮對中國的發展道路有意見，朝鮮甚至希望單獨和美國談，這些都不是大問題，大問題是朝鮮不能倒，它不但不能倒下，它還應該發展起來。正如美國二戰后對西歐的馬歇爾計劃的實施使西歐從戰爭的破壞中復興一樣，中國目前也可以說有實力使朝鮮發展起來，也搞一個“朝鮮復興計劃”，而且看來得立即地制定這樣的復興計劃，再拖下去恐怕就來不及了（當然在目前的情況下還無法實施，因為中國也參與了對朝鮮因進行第二次核試驗的制裁，看來西方國家挑撥離間中朝鮮關系的戰略與策略，似乎又得手了）。中國應該意識到，這樣做其實也是為中國考慮，也可以說是配合中國“東北振興”的重要舉措。它即是關系經濟發展的問題，也是關系國際關系的問題，更是關系國家安全的問題。特別是在突破美國設下的陷阱的情況下，美國才有可能認真地、甚至是“謙卑”地和中國打交道，否則，如果中國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美國設下的陷阱之中，美國將會以無比傲慢和不可一世的心態看中國的笑話，就如同美國當年以傲慢的心態看著戈爾巴喬夫統治的蘇聯轟然倒下一樣。

第三，經濟關系平衡化陷阱。在金融海嘯發生之前，中國經濟主要是出口導向的經濟，出口的產品也主要是歐美市場，由于中國表面上的大量順差，使美國等西方國家一個勁個鼓吹中國經濟威脅論，有國外媒體就認為，“由于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而在美國國內越來越引起不滿，它成為中國威脅論的土壤”[37]。中國大概也是一定程度受到強大的壓力，采取了許多措施解決中美經濟關系中的不平衡問題，比如購買大棕美國的飛機、軟件、移動通訊、機電等產品，購買數額巨大的美國政府和企業債券。數字達到萬億美元的債券，在全球性金融海嘯的情況下，其安全風險之大是可想而知的。目前，中美經濟關系平衡化的陷阱有進一步惡化的可能，因為如果中國在這個時候不加大對美國經濟的支持力度，美國經濟有可能進一步惡化，中國在美國的金融投資有可能化為烏有，如果中國繼續向美國注入資金，美國的經濟復蘇也未必會如期到來，此外，日益覺醒的中國人也無法容忍美國人無止境地向中國人民設下如此無道義可言的陷阱，這可能會發生從西方人認為的中國“經濟民族主義”向有可能對中國社會帶來不穩定的政治上反美的民族主義方向發展。

第四是“大國責任”論陷阱。這是一種引誘性的陷阱。其實，中國還在不是西方國家所認為的“大國”的時候，就已經獨立自主地、廣泛地負起了大國責任。而且是負起了真正對世界的和平與繁榮有利的大國責任。而美國的所謂大國責任論，一方面是基于中國過去沒有按照美國標準的大國責任做事的判斷，另一方面則是要求中國“亡羊補牢”，按照美國的意圖和美國指引的目標去承擔大國作用。說白了就替美國這個實力日益見衰的帝國協助完成其霸權和強權目標，這樣的大國責任中國擔當得越多，中國在世界上就越不得人心，中國就越發成為為美國霸權服務的棋子。當然，美國的有些要求，只要我們能夠準確地趨利避害，也是會從中發現對我有利的因素的。比如在氣候變化和核不擴散等等領域的合作，還是存在很多潛在的合作空間的。正如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所表達的，中美“兩國能夠彼此相互學習，我們能夠致力于共同的研發，我們能夠在可再生能源，在建筑物上的效能，提取和貯存煤中化石（coal plants）二氧化碳，我們可以動員大規模的投資，共享技術，我們能發現將建立更加安全和更加具有可持續未來的新技術”[38]。

除了上述陷阱外，美國還設置了要求中國放棄武力統一臺灣的承諾，但是這一條，因為其司馬昭之心早以為路人了解，所以它暫時還無法忽悠中國上當，但是我們要防止美國玩弄新的把戲和花招對我設下圈套。

五、結束語

中美關系發展到今天，即使是雙邊的層次，都早已經沖出了兩國雙邊的范疇，正如鄧小平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所說的，“中美兩國之間盡管有些糾葛，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分歧，但歸根到底中美關系是要好起來才行。這是世界和平和穩定的需要”[39]。未來的中美關系，核心的問題是一定要有強烈的憂患意識，防止美國再對我設下新的陷阱。三十年來的中美關系給我們啟發最大的地方，是中國悠久的歷史鍛造了一個心理成熟的中國，中國面對經濟、政治和軍事強大的美國之所以不倒，確實是因為千百年來中華民族歷經多少代人的磨練而積累的無比強大的智慧所給予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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