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國為首西方國家推行民主、自由、人權等戰略的由來及其實質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09年第4期 作者：肖黎朔
在我國，名實之爭已有幾千年歷史，我們看問題不僅要聞其名，更要觀其實。例如，受美國國家擔保的最大非銀行住房抵押貸款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很有名氣，中文譯名也很好聽；其所經手的抵押貸款總額高達5.3萬億美元，占美國住房抵押貸款總額近一半，但它們卻是美國次貸危機的主要禍根之一，隨著兩家公司宣告破產，絕大部分貸款已無法收回。又如，“民主、自由、人權”等語詞聽起來很誘人，由于使用者、階級、利益集團或國家的不同，往往賦予其不同含義。所以，在政治哲學領域和民主政治理論方面，我們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常使用的一些詞語，首先不應犯過去“左”的錯誤一概地予以批判和排斥，但也不能不做任何分析地全盤照抄照搬，從而陷入西方主導的話語體系。正確的態度應當是，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弄清確切含義，再確定哪些可借鑒，哪些需改造，哪些需抵制。特別是對“民主、自由、人權”等這樣一些基本概念，更是應當如此。
一、美國推行“民主、自由、人權”等“軟實力”戰略的目的是為其全球戰略服務
長期以來，美國是我們這個地球上最大的經濟、政治、文化、科技和軍事實體，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的話語體系，也往往是由美國發明、主導和壟斷。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回溯資產階級民主、自由、人權理論的起源及發展歷程，有助于我們認識當今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人權理論，也有助于認清“民主的普世性”之本質。
1．西方國家“自由、平等、博愛”戰略的由來。“自由、平等、博愛”是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在其革命時期提出的政治口號，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中自由貿易、等價交換原則在政治領域中的反映。當時這一口號對擺脫封建王權和神權束縛、爭取政治自由、民主平等具有重大意義。它不僅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起到號召、激發、團結革命群眾向封建統治發動進攻的作用，而且產生了世界性影響。但是，這一口號也具有很大的階級局限性。因此，馬克思在指出“自由、平等、博愛”這一口號具有反封建的進步意義的同時，總是不斷地指出這一口號的極大欺騙性，指出這一口號的實質是資產階級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為了保護和擴大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鞏固資產階級賴以生存的政治和經濟制度。
隨著自身的不斷發展壯大，各國資產階級相繼走上了侵略擴張之路。它們在擴張領土、建立殖民地、拓展利益范圍的同時，也進行著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擴張。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思想觀念，以及由此制定的資產階級政治和經濟制度，也隨之走向世界。美國國家意識形態的一個特點是，絕大部分美國人自稱是基督徒。艾森豪威爾曾說：“承認上帝的存在是美國精神的第一個也是最基本的一個表現。沒有上帝就不會有美國式的政體，也不會有美國的生活方式。”在美元貨幣上，也印著“我們相信上帝”的語句。幾乎所有美國總統的就職演說都談到了“上帝”。所謂上帝，從本質上說就是為美國資產階級壟斷集團根本經濟利益和國體、政體服務的奴仆。另一個特點是，美國各界上層也都深信美國是“新的耶路撒冷”，美國人是“上帝的挑選”和“天之驕子”，承擔著上帝賦予的把他們自己的價值觀與政治制度推廣到全球的神圣使命。以美國為首的當今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提出的民主、自由、人權理論，是對自由資本時代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等理論的繼承和發展。美國是上述侵略擴張行為的后起之秀，對外進行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滲透，并不僅僅是美國某些統治者的特殊癖好，而是有著其深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根源。
2．“自由、平等、博愛”戰略的發展。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總統威爾遜便宣稱：“‘民主’是一個重要的指導原則。因為它代表著一種全新的國內秩序，由此當然也能普及于國際秩序”，“新的自由民主”將是美國“重要輸出品之一”，要“確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無阻”。
二戰結束后，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喬治•凱南和國務卿杜勒斯先后提出“和平演變”的理論，但當局重視不夠。當經歷了運用“硬實力”打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失敗之后，美國便得知運用“民主、自由、人權”等“軟實力” 戰略的重要性。
美國對外戰略從崇拜“硬實力”到著力運用“軟實力”的轉變是被迫的，這一轉折發生在尼克松執政時期。1968年底，尼克松當選為美國第37屆總統，此時的美國在30個國家共駐軍100萬，還向近100個國家提供軍事或經濟援助，加上自身陷入近6年的越南戰爭，令財政和經濟狀況逐漸衰落，國際收支發生危機。1969年初，尼克松在就職演說中說：“經過一段對抗時期，我們正進入一個談判時代”，“我們邀請那些很可能是我們對手的人進行一場和平競賽”。嚴峻的形勢迫使尼克松政府采取“和平競賽”即“和平較量”的三項重大舉措：一是決定與新中國關系逐步實現正常化；二是逐步從越南撤軍；三是結束布雷頓森林金融體系，放棄固定匯率制度。這三項“和平較量”的舉措，是美國運用其“軟實力”戰略拯救和重振美國霸權地位的關鍵之舉。從一定意義上講，結束布雷頓森林金融體系，放任美元“自由”充當國際貨幣，對長達幾十年的美國經濟繁榮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尼克松雖因“水門事件”于1974年辭職，但他的繼任者福特卻繼承了其思想遺產。1975年7月底，35個國家（33個歐洲國家，加上美國、加拿大）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召開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通過了歐安會最后文件——《赫爾辛基協議》。該協議是美、蘇緩和與妥協的產物，兩國的政策目標在協議中都得以實現。《赫爾辛基協議》規定，二戰后形成的歐洲邊界現狀不可破壞﹐這就意味著美歐對蘇聯“硬實力”的承認﹐但同時美歐也提出了蘇聯要對西方“軟實力”即“人權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道德、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尊重”，并擴大東西方陣營的人員往來。對蘇聯而言，這實質上是將美國利用所謂人權等問題干涉蘇聯內政、支持和扶植蘇聯社會內部反對勢力合法化。至此，西方國家利用協議中規定的條款，給蘇聯“持不同政見者”以多方支持。這種支持既有物質和金錢的，也有所謂榮譽和道義的。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為日后蘇聯解體和蘇共垮臺打開了一條關鍵的通道。
1977年卡特政府上臺后，把“人權”明確作為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并以所謂維護人權的名義，大肆干涉別國、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內政。
冷戰結束后，美國稱霸全球成為可能。處于冷戰向后冷戰過渡時期的老布什對美國的“對外人權理論”作了“創新和發展”，說它是“促進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的發展，作為人權以及經濟和社會項目的最可靠的保障”。1989年1月20日，老布什在第二任就職演說中強調：“我們的愿望多過了我們的錢袋子，但我們需要愿望。”如何解決這一矛盾，布什說：“如果美國不致力于高尚的道德原則，那她就永遠不是完整的美國。今天的美國人民有這樣一個目標，那就是讓國家的面孔更和善，讓世界的面孔更慈祥。”此后，老布什政府把支持民主和鼓勵市場經濟作為他們對外政策所追求的兩個目標。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現實，充分說明美國推行“民主、自由、人權”等“軟實力”戰略對其全球戰略的極端重要性。
克林頓政府上臺后認為，卡特政府的“人權”政策是以個人為目的的，而冷戰結束后應當從“民主”這個更基本層面上促進“人權”。據此出發，克林頓政府把提高美國安全、發展美國經濟、在國外促進“民主”，作為國家安全的三大目標，進而明確，把在國外促進民主上升到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
為適應美國推行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的需要，歷經老布什和克林頓兩任政府對其實踐認識的升華，美國政府及主流學者對“人權”的定義做了實質性修改，“人權屬于主權范圍內的事務”的觀點讓位于“人權高于主權”的主張，至此，“人權”更被看作冷戰結束后美國在全球推行“民主”戰略的一個重要工具。
冷戰結束后，新一輪更大規模的經濟全球化席卷全球，這就使得為競爭自由、貿易自由和金融自由服務的“民主”、“自由”、“人權”和“新自由主義”表面具有了更廣泛的“普世性”，因此也就重新喚起了美國對“硬實力”的崇拜。美國在海灣、南聯盟、阿富汗和伊拉克接連打了四場較大的局部戰爭，前三場較為順利，第四場開始也十分順利。2002年1月20日，小布什在第一任期就職典禮上說：“美國有強大的國力作后盾，將會勇往直前”，“如果我們不領導和平事業，那么和平將無人來領導”。此時的美國，想通過“硬實力”讓大家分享“民主”，結果卻碰得頭破血流。
崇拜“硬實力”的教訓，使得小布什回歸到對“民主”等這類“軟武器”的重視。“軟武器”的傳遞者是曾因從事協助蘇聯猶太人偷渡以色列而被判處9年監禁的原蘇聯猶太人納坦•夏蘭斯基。此人曾是當年很“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寫過一本名叫《論民主：以自由的力量征服暴政和恐怖》的書。書中宣揚的主要觀點是，世界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自由社會”，一類是“恐懼社會”。前者是“推動和平的力量”，后者是“戰爭與恐怖的根源”。民主是一種普世價值，只要可以選擇，沒有任何一個民族的人民會選擇生活在獨裁者的統治下。“恐懼國家”、“專制政權”不能靠自身的變化走向民主，西方國家必須把西方價值觀的理想與西方國家的外交政策、經濟援助掛起鉤來，才能取得“勝利”。為了自由世界的安全，應采取任何必要手段來支持民主。小布什在第一任期即將結束之際閱讀了此書并對其中闡述的觀點大加稱贊。他還立刻對其第二任期的就職演說和國情咨文做了修改。2005年1月20日，小布什在僅20分鐘的第二任期就職演講中就塞進了40多個“民主”、“自由理念”、“民主權利”、“自由世界”等字眼。他說：“美國的政策是尋求并支持世界各國和各種文化背景下成長的民主運動，尋求并支持民主的制度化。美國等西方國家主要以“民主、自由、人權”作武器，僅花費46億美元便達到“成功改造”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坦中亞三國的目的，使得美國更加重視“民主、自由、人權”等“軟武器”。
二、美國對外推銷“民主、自由、人權”等思想觀念的實質是維護和擴大其經濟和政治利益
二戰結束后直至20世紀70年代初，西方世界有一個所謂黃金時期。這一時期，發達國家作為整體其年均經濟增長高達4.4％，其后20年（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2.2％。這使經濟學界產生過許多樂觀想法，例如勞資矛盾解決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周期被“熨平”甚至消失了，經濟將實現自動和無限的增長。這就形成一種怪圈：各國出口商品給美國人消費，美元源源不斷地流向各國，各國再把儲備美元送回美國購買其股票和債券也即借錢給美國人花，美國人花錢又支撐了美國和各國經濟的增長。1948年，全球國際儲備為478億美元，到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解體前的1970年，增長到932億美元，22年間年均增長3％。從1971年初的932億美元，增長到2007年底的64892億，其間37年增長約70倍，年均增長12％；而同期，全球GDP僅增長16倍。過去10年，美元貨幣印刷總量超過前40年的印刷總量，全球官方儲備增長更是達到兩倍之多。面額為100美元的一張紙鈔過去印刷成本為3美分，現在為6美分。美國用3美分或6美分的成本，到海外購買價值100美元的商品。而發展中國家拿到這100美元還舍不得花掉，往往又反存到美國。自1994年以來，美國貿易逆差逐年升高。1999年，對外貿易赤字達3000多億美元；2006年，對外貿易赤字已攀升到8830億美元，經常項目赤字8567億美元。1980年，美國財政赤字為762億美元，而從2008年10月開始的2009財年預算赤字將高達4820億美元。這就是美國長期以來能夠張著大嘴吃世界的真相。美當局總是把這種現象解釋為美國民主制度的優越，以維護持其金融帝國的統治。
以美國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和他們所鼓吹的民主、自由、人權和新自由主義，也造成了全球范圍內貧富的極端懸殊與國家民族的分裂。現在，世界上最富有國家的人均收入比最貧窮國家的人均收入高出330多倍；南方欠北方的外債總額已經從1991年的7940億美元急增至目前的3萬多億美元，短短10多年翻了4倍多。根據聯合國《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數據，現在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總和大于4.16億最貧窮人口的收入總和。
通過“民主、自由、人權和新自由主義”等手段，最終弱化第三世界國家，是西方強國最基本的戰略手法。一戰結束時，世界上有30多個國家；二戰結束時，世界上有50多個國家；冷戰期間、特別是冷戰結束后的今天，世界上有220多個國家和地區。現在，世界仍在分裂。美國正在拚命實現其對外宣介和推銷民主、自由、人權，竭力西化、分化世界，以進一步鞏固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地位，達到從經濟上掠奪世界的目的。
但是，美國采用的“空手（美元）套白狼（物美價廉的商品）”戰略，不可能永久維持下去。長此下去，美國的債務會越來越多，貿易逆差會越來越大，世界經濟的總需求會越來越低，這一惡性循環的唯一可能結果，就是一場世界經濟大蕭條。
人們常常混淆市場經濟與新自由主義的關系，以為一國范圍內無障礙市場經濟行得通，國際范圍內的無障礙市場經濟也應該行得通。然而，一國范圍內的市場經濟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以制約經濟上的一錢一票，使該國的地區差距與貧富差距得以有效調節，有足夠的財政資金建設道路、橋梁、港口、機場，能實施內在協調一致的經濟和民事、刑事法律，并且可以用凱恩斯主義的財政與貨幣政策調節經濟周期。失去這一前提，市場經濟將帶來兩極分化，假冒偽劣盛行（劣幣驅逐良幣），經濟動蕩、秩序混亂，以致社會無法存在下去。
在缺乏一個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選舉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國公司不受民主力量制約的前提下，拆除各國對本國經濟的保護，取消各國的經濟主權，聽任弱肉強食的經濟邏輯無障礙通行，只能導致世界范圍的兩極分化和社會動蕩。從2008年9月開始的美國金融乃至經濟危機，不正在向全球范圍蔓延嗎？可見，美國等西方國家拼命對外推銷其民主、自由、人權等思想觀念，就是為了維護和擴大其經濟和政治利益。
在我國，名實之爭已有幾千年歷史，我們看問題不僅要聞其名，更要觀其實。例如，受美國國家擔保的最大非銀行住房抵押貸款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很有名氣，中文譯名也很好聽；其所經手的抵押貸款總額高達5.3萬億美元，占美國住房抵押貸款總額近一半，但它們卻是美國次貸危機的主要禍根之一，隨著兩家公司宣告破產，絕大部分貸款已無法收回。又如，“民主、自由、人權”等語詞聽起來很誘人，由于使用者、階級、利益集團或國家的不同，往往賦予其不同含義。所以，在政治哲學領域和民主政治理論方面，我們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常使用的一些詞語，首先不應犯過去“左”的錯誤一概地予以批判和排斥，但也不能不做任何分析地全盤照抄照搬，從而陷入西方主導的話語體系。正確的態度應當是，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弄清確切含義，再確定哪些可借鑒，哪些需改造，哪些需抵制。特別是對“民主、自由、人權”等這樣一些基本概念，更是應當如此。
一、美國推行“民主、自由、人權”等“軟實力”戰略的目的是為其全球戰略服務
長期以來，美國是我們這個地球上最大的經濟、政治、文化、科技和軍事實體，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的話語體系，也往往是由美國發明、主導和壟斷。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回溯資產階級民主、自由、人權理論的起源及發展歷程，有助于我們認識當今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人權理論，也有助于認清“民主的普世性”之本質。
1．西方國家“自由、平等、博愛”戰略的由來。“自由、平等、博愛”是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在其革命時期提出的政治口號，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中自由貿易、等價交換原則在政治領域中的反映。當時這一口號對擺脫封建王權和神權束縛、爭取政治自由、民主平等具有重大意義。它不僅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起到號召、激發、團結革命群眾向封建統治發動進攻的作用，而且產生了世界性影響。但是，這一口號也具有很大的階級局限性。因此，馬克思在指出“自由、平等、博愛”這一口號具有反封建的進步意義的同時，總是不斷地指出這一口號的極大欺騙性，指出這一口號的實質是資產階級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為了保護和擴大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鞏固資產階級賴以生存的政治和經濟制度。
隨著自身的不斷發展壯大，各國資產階級相繼走上了侵略擴張之路。它們在擴張領土、建立殖民地、拓展利益范圍的同時，也進行著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擴張。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思想觀念，以及由此制定的資產階級政治和經濟制度，也隨之走向世界。美國國家意識形態的一個特點是，絕大部分美國人自稱是基督徒。艾森豪威爾曾說：“承認上帝的存在是美國精神的第一個也是最基本的一個表現。沒有上帝就不會有美國式的政體，也不會有美國的生活方式。”在美元貨幣上，也印著“我們相信上帝”的語句。幾乎所有美國總統的就職演說都談到了“上帝”。所謂上帝，從本質上說就是為美國資產階級壟斷集團根本經濟利益和國體、政體服務的奴仆。另一個特點是，美國各界上層也都深信美國是“新的耶路撒冷”，美國人是“上帝的挑選”和“天之驕子”，承擔著上帝賦予的把他們自己的價值觀與政治制度推廣到全球的神圣使命。以美國為首的當今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提出的民主、自由、人權理論，是對自由資本時代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等理論的繼承和發展。美國是上述侵略擴張行為的后起之秀，對外進行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滲透，并不僅僅是美國某些統治者的特殊癖好，而是有著其深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根源。
2．“自由、平等、博愛”戰略的發展。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總統威爾遜便宣稱：“‘民主’是一個重要的指導原則。因為它代表著一種全新的國內秩序，由此當然也能普及于國際秩序”，“新的自由民主”將是美國“重要輸出品之一”，要“確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無阻”。
二戰結束后，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喬治•凱南和國務卿杜勒斯先后提出“和平演變”的理論，但當局重視不夠。當經歷了運用“硬實力”打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失敗之后，美國便得知運用“民主、自由、人權”等“軟實力” 戰略的重要性。
美國對外戰略從崇拜“硬實力”到著力運用“軟實力”的轉變是被迫的，這一轉折發生在尼克松執政時期。1968年底，尼克松當選為美國第37屆總統，此時的美國在30個國家共駐軍100萬，還向近100個國家提供軍事或經濟援助，加上自身陷入近6年的越南戰爭，令財政和經濟狀況逐漸衰落，國際收支發生危機。1969年初，尼克松在就職演說中說：“經過一段對抗時期，我們正進入一個談判時代”，“我們邀請那些很可能是我們對手的人進行一場和平競賽”。嚴峻的形勢迫使尼克松政府采取“和平競賽”即“和平較量”的三項重大舉措：一是決定與新中國關系逐步實現正常化；二是逐步從越南撤軍；三是結束布雷頓森林金融體系，放棄固定匯率制度。這三項“和平較量”的舉措，是美國運用其“軟實力”戰略拯救和重振美國霸權地位的關鍵之舉。從一定意義上講，結束布雷頓森林金融體系，放任美元“自由”充當國際貨幣，對長達幾十年的美國經濟繁榮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尼克松雖因“水門事件”于1974年辭職，但他的繼任者福特卻繼承了其思想遺產。1975年7月底，35個國家（33個歐洲國家，加上美國、加拿大）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召開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通過了歐安會最后文件——《赫爾辛基協議》。該協議是美、蘇緩和與妥協的產物，兩國的政策目標在協議中都得以實現。《赫爾辛基協議》規定，二戰后形成的歐洲邊界現狀不可破壞﹐這就意味著美歐對蘇聯“硬實力”的承認﹐但同時美歐也提出了蘇聯要對西方“軟實力”即“人權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道德、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尊重”，并擴大東西方陣營的人員往來。對蘇聯而言，這實質上是將美國利用所謂人權等問題干涉蘇聯內政、支持和扶植蘇聯社會內部反對勢力合法化。至此，西方國家利用協議中規定的條款，給蘇聯“持不同政見者”以多方支持。這種支持既有物質和金錢的，也有所謂榮譽和道義的。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為日后蘇聯解體和蘇共垮臺打開了一條關鍵的通道。
1977年卡特政府上臺后，把“人權”明確作為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并以所謂維護人權的名義，大肆干涉別國、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內政。
冷戰結束后，美國稱霸全球成為可能。處于冷戰向后冷戰過渡時期的老布什對美國的“對外人權理論”作了“創新和發展”，說它是“促進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的發展，作為人權以及經濟和社會項目的最可靠的保障”。1989年1月20日，老布什在第二任就職演說中強調：“我們的愿望多過了我們的錢袋子，但我們需要愿望。”如何解決這一矛盾，布什說：“如果美國不致力于高尚的道德原則，那她就永遠不是完整的美國。今天的美國人民有這樣一個目標，那就是讓國家的面孔更和善，讓世界的面孔更慈祥。”此后，老布什政府把支持民主和鼓勵市場經濟作為他們對外政策所追求的兩個目標。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現實，充分說明美國推行“民主、自由、人權”等“軟實力”戰略對其全球戰略的極端重要性。
克林頓政府上臺后認為，卡特政府的“人權”政策是以個人為目的的，而冷戰結束后應當從“民主”這個更基本層面上促進“人權”。據此出發，克林頓政府把提高美國安全、發展美國經濟、在國外促進“民主”，作為國家安全的三大目標，進而明確，把在國外促進民主上升到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
為適應美國推行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的需要，歷經老布什和克林頓兩任政府對其實踐認識的升華，美國政府及主流學者對“人權”的定義做了實質性修改，“人權屬于主權范圍內的事務”的觀點讓位于“人權高于主權”的主張，至此，“人權”更被看作冷戰結束后美國在全球推行“民主”戰略的一個重要工具。
冷戰結束后，新一輪更大規模的經濟全球化席卷全球，這就使得為競爭自由、貿易自由和金融自由服務的“民主”、“自由”、“人權”和“新自由主義”表面具有了更廣泛的“普世性”，因此也就重新喚起了美國對“硬實力”的崇拜。美國在海灣、南聯盟、阿富汗和伊拉克接連打了四場較大的局部戰爭，前三場較為順利，第四場開始也十分順利。2002年1月20日，小布什在第一任期就職典禮上說：“美國有強大的國力作后盾，將會勇往直前”，“如果我們不領導和平事業，那么和平將無人來領導”。此時的美國，想通過“硬實力”讓大家分享“民主”，結果卻碰得頭破血流。
崇拜“硬實力”的教訓，使得小布什回歸到對“民主”等這類“軟武器”的重視。“軟武器”的傳遞者是曾因從事協助蘇聯猶太人偷渡以色列而被判處9年監禁的原蘇聯猶太人納坦•夏蘭斯基。此人曾是當年很“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寫過一本名叫《論民主：以自由的力量征服暴政和恐怖》的書。書中宣揚的主要觀點是，世界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自由社會”，一類是“恐懼社會”。前者是“推動和平的力量”，后者是“戰爭與恐怖的根源”。民主是一種普世價值，只要可以選擇，沒有任何一個民族的人民會選擇生活在獨裁者的統治下。“恐懼國家”、“專制政權”不能靠自身的變化走向民主，西方國家必須把西方價值觀的理想與西方國家的外交政策、經濟援助掛起鉤來，才能取得“勝利”。為了自由世界的安全，應采取任何必要手段來支持民主。小布什在第一任期即將結束之際閱讀了此書并對其中闡述的觀點大加稱贊。他還立刻對其第二任期的就職演說和國情咨文做了修改。2005年1月20日，小布什在僅20分鐘的第二任期就職演講中就塞進了40多個“民主”、“自由理念”、“民主權利”、“自由世界”等字眼。他說：“美國的政策是尋求并支持世界各國和各種文化背景下成長的民主運動，尋求并支持民主的制度化。美國等西方國家主要以“民主、自由、人權”作武器，僅花費46億美元便達到“成功改造”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坦中亞三國的目的，使得美國更加重視“民主、自由、人權”等“軟武器”。
二、美國對外推銷“民主、自由、人權”等思想觀念的實質是維護和擴大其經濟和政治利益
二戰結束后直至20世紀70年代初，西方世界有一個所謂黃金時期。這一時期，發達國家作為整體其年均經濟增長高達4.4％，其后20年（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2.2％。這使經濟學界產生過許多樂觀想法，例如勞資矛盾解決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周期被“熨平”甚至消失了，經濟將實現自動和無限的增長。這就形成一種怪圈：各國出口商品給美國人消費，美元源源不斷地流向各國，各國再把儲備美元送回美國購買其股票和債券也即借錢給美國人花，美國人花錢又支撐了美國和各國經濟的增長。1948年，全球國際儲備為478億美元，到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解體前的1970年，增長到932億美元，22年間年均增長3％。從1971年初的932億美元，增長到2007年底的64892億，其間37年增長約70倍，年均增長12％；而同期，全球GDP僅增長16倍。過去10年，美元貨幣印刷總量超過前40年的印刷總量，全球官方儲備增長更是達到兩倍之多。面額為100美元的一張紙鈔過去印刷成本為3美分，現在為6美分。美國用3美分或6美分的成本，到海外購買價值100美元的商品。而發展中國家拿到這100美元還舍不得花掉，往往又反存到美國。自1994年以來，美國貿易逆差逐年升高。1999年，對外貿易赤字達3000多億美元；2006年，對外貿易赤字已攀升到8830億美元，經常項目赤字8567億美元。1980年，美國財政赤字為762億美元，而從2008年10月開始的2009財年預算赤字將高達4820億美元。這就是美國長期以來能夠張著大嘴吃世界的真相。美當局總是把這種現象解釋為美國民主制度的優越，以維護持其金融帝國的統治。
以美國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和他們所鼓吹的民主、自由、人權和新自由主義，也造成了全球范圍內貧富的極端懸殊與國家民族的分裂。現在，世界上最富有國家的人均收入比最貧窮國家的人均收入高出330多倍；南方欠北方的外債總額已經從1991年的7940億美元急增至目前的3萬多億美元，短短10多年翻了4倍多。根據聯合國《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數據，現在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總和大于4.16億最貧窮人口的收入總和。
通過“民主、自由、人權和新自由主義”等手段，最終弱化第三世界國家，是西方強國最基本的戰略手法。一戰結束時，世界上有30多個國家；二戰結束時，世界上有50多個國家；冷戰期間、特別是冷戰結束后的今天，世界上有220多個國家和地區。現在，世界仍在分裂。美國正在拚命實現其對外宣介和推銷民主、自由、人權，竭力西化、分化世界，以進一步鞏固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地位，達到從經濟上掠奪世界的目的。
但是，美國采用的“空手（美元）套白狼（物美價廉的商品）”戰略，不可能永久維持下去。長此下去，美國的債務會越來越多，貿易逆差會越來越大，世界經濟的總需求會越來越低，這一惡性循環的唯一可能結果，就是一場世界經濟大蕭條。
人們常常混淆市場經濟與新自由主義的關系，以為一國范圍內無障礙市場經濟行得通，國際范圍內的無障礙市場經濟也應該行得通。然而，一國范圍內的市場經濟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以制約經濟上的一錢一票，使該國的地區差距與貧富差距得以有效調節，有足夠的財政資金建設道路、橋梁、港口、機場，能實施內在協調一致的經濟和民事、刑事法律，并且可以用凱恩斯主義的財政與貨幣政策調節經濟周期。失去這一前提，市場經濟將帶來兩極分化，假冒偽劣盛行（劣幣驅逐良幣），經濟動蕩、秩序混亂，以致社會無法存在下去。
在缺乏一個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選舉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國公司不受民主力量制約的前提下，拆除各國對本國經濟的保護，取消各國的經濟主權，聽任弱肉強食的經濟邏輯無障礙通行，只能導致世界范圍的兩極分化和社會動蕩。從2008年9月開始的美國金融乃至經濟危機，不正在向全球范圍蔓延嗎？可見，美國等西方國家拼命對外推銷其民主、自由、人權等思想觀念，就是為了維護和擴大其經濟和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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