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2000年1、2月間在美國紐約、芝加哥和三藩市舉行的斯巴達克思同盟(Spartacist League)公眾大會上所作報告的中文譯文。報告人是史迪芬·辛格(Steffen Singer)同志,斯巴達克思工人黨(Spartakist Workers Party, SpAD)期刊《斯巴達克思》(Spartakist)的主編。斯巴達克思工人黨是國際共產主義同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 ICL)的德國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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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8日,柏林墻倒塌十周年,蘇聯前首腦戈爾巴喬夫(Gorbachev)、德國帝國主義前首相科爾(Kohl)和美國前總統布什(Bush),共同出現在電視臺的一個談話節目上,談論他們是如何組織民主德國1990年的反革命的。戈爾巴喬夫說:
“在民主德國事態發展的影響下,我們改變了對德國統一進程的立場。而一個尤其關鍵的局面是在(1999年。1月出現的。從本質上講就是發生了結構性的崩潰。一個威脅產生了──一個混亂大動蕩的威脅。這是從1月3日開始的,并且幾乎每天都在加劇?！?/p>
1990年1月3日,在紀念為從法西斯手下解放柏林而犧牲的蘇聯紅軍戰士的特雷普托(Treptow)紀念碑下,25萬人參加了反法西斯、擁護蘇維埃、擁護社會主義的大動員。他們來到這里示威反對法西斯分子在1989年12月底對這座紀念碑的褻瀆。正是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發起了這一統一戰線。我們在東柏林的工廠、工人區、火車站,尤其是向外籍工人,散發了13萬張傳單。我們寫道:
“12月28日對特雷普托蘇聯陣亡英雄紀念碑的可恥褻瀆在千千萬萬工人和民主德國的各階層廣大群眾中引起了反感和憤怒。這一挑釁的矛頭也是指向我們這個在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工人國家的?！?/p>
我們警告說:“法西斯主義的重新抬頭仍是一個極端主義的邊緣現象。重新統一的大德國的第一次危機一出現,法西斯主義就會再次威脅整個人類。然而在今天,西德和東德的社會民主黨(SPD/SDP)則是制造這種大德國的主要工具?，F在掐死這只法西斯主義的九頭怪獸就是減弱社會民主黨的滲透?！蔽覀儚娬{:“社會民主黨是反革命的特洛伊木馬!”
我們提出了如下的要求:“建立在工人和士兵委員會控制下的聯合工人民兵!工人和士兵委員會要掌權!建立列寧主義- 平等主義的政黨!……外籍工人必須享有完全的公民權!通過工人委員會指導的集中計劃來復蘇經濟!不出賣民主德國!……建立一個紅色蘇維埃的德國!”
工廠的工人們是這場動員的骨干。起初,統一社會黨/民主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Unity Party/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SED/PDS),東德的斯大林主義執政黨,拒絕響應這一示威的號召。但當他們認識到東柏林的工廠支持我們的號召時,洛塔·彼斯基(Lothar Bisky),東德統一社會黨/民主社會主義黨的一個領導人,對我們說,“你們有工人們”。東德統一社會黨/民主社會主義黨就這樣被迫響應了示威的號召。
就這樣,25萬人傾聽了托洛茨基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論戰,即國際共產主義同盟與東德統一社會黨/民主社會主義黨的論戰。這是自托洛茨基在蘇聯被禁和左派反對派在那里于1920年代后期被摧毀之后,托洛茨基主義者第一次能夠在一個畸形工人國家向大批群眾講話。我在此引用幾段我們同志的講演:
“一場政治革命正在我們中間爆發,且在發展。我們必須保衛它。
“西德帝國主義,在西德社會民主黨的幫助下,尋求逐步的在經濟上的吸收和在政治上的融合,這能夠把這場政治革命轉化成社會反革命。絕對不能讓這種情況發生!必需與之斗爭!……
“是的,通過工人統一戰線阻止納粹!我們必須想得更遠些。我們的經濟受著浪費和過時之害。統一社會黨的政黨專政已經表明它是沒有能力與此作斗爭的……
“列寧說,‘政治是濃縮的經濟。'爭取決定權和治國權的斗爭必須掌握在工人委員會手中,以便可以做出讓大多數人滿意的合理決定……
“蘇聯自然要走同樣的道路,而那也會幫助我們一齊來解決經濟和政治問題并且保衛我們兩個國家。我們的工人的國家,它們目前正在一個過渡階段,擺脫了資本主義,但當然還未達到社會主義……
“我們為了鑄造一個新的工人政黨而斗爭,一個權利平等、義務平等的政黨,一個具有列寧、李卜克內希、盧森堡精神的政黨。通過統一戰線行動來阻止納粹!工人和士兵蘇維埃要掌權!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
反革命對前民主德國的嚴重破壞
東德統一社會黨/民主社會主義黨和戈爾巴喬夫對特雷普托所代表的無產階級政治革命的幽靈感到恐懼。他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工人階級在民主德國掌握政權。于是他們就改弦更章公開支持資本主義的吞并(Anschluss)。正如戈爾巴喬夫在電視節目上描述當時與民主德國領導人漢斯·莫德羅(Hans Modrow)所說的:
“正是在那個時刻,莫德羅告訴我,說我必須在那同一天就要說明,雖然我們一直到那時還在談論他們兩國之間的某種條約聯盟,德國人且大多數德國人,今天公開支持德國的統一……就是在那個時候,我告訴他(科爾),我們這些蘇聯領導人采取這樣的基本觀點,不管德國統一采取什么形式,經過多長時間,這是德國人他們自己的權利?！?/p>
正如我們所警告的和與之斗爭的,反革命給前民主德國帶來了嚴重的破壞:它的整個工業被摧毀,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或更高,青年的情況就更糟了。在西德則是對工人階級生活水平不斷的攻擊,以打擊工會的力量并摧毀工業薪水的合同制。婦女所受的打擊最大,前民主德國百分之六十的婦女失去了她們的工作,墮胎的權利也在受到攻擊。資產階級想要摧毀退休金制度、教育制度和醫療制度。
與此同時,加劇的種族主義的國家恐怖被用來分裂工人階級。無數的移民和避難者,甚至在德國出生的年輕人,都被遣返出境。法西斯主義者在危險地增長,每天都有法西斯的兇殺和恐怖。反猶太主義有了急劇的上升,以致在幾個月前死去的猶太人社區領袖要求保證他不被埋在德國,以免自己的墳墓被法西斯炸掉。他前任的墳墓已經被炸三次了。
在東歐,勞動民眾的處境更為惡劣。與此同時,整個西歐爆發了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攻擊的大規模激烈斗爭。為了資產階級慶祝柏林墻倒塌十周年,以社會民主黨為首的資本主義政府,雇庸了親政府的作家和藝術家中最流行的一群,來到位于德國首都柏林市中心的勃蘭登堡門,卻只有一萬五千人捧場;相比之下,有兩百萬人參加了公元二千年的慶祝。這是因為大多數德國和歐洲的工人看不出對于柏林墻倒塌有什么值得慶祝的。
在那一臺電視節目上,科爾對戈爾巴喬夫所說的表示不滿。資產階級正在推動一場“共產主義滅亡”的攻勢,聲稱在1989-90年每個人都渴望資本主義,而1990年1月3日的特雷普托動員與他們這場攻勢卻完全不相容。只舉一個例子:有一本很厚的載有科爾在1989-90年間的談判會談記錄的書,大約有一兩千頁厚。其中從1989年12月底我們提出號召在特雷普托的統一戰線示威一直到1990年1月底的會談記錄被標成“機密”,而且這些部份在再版時被刪除。
與此同時,奧斯威辛的資產階級發動了一場企圖把民主德國與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等同起來的陰險攻勢。前納粹集中營的舊址被用來作“紅軍的罪惡”和“為了斯大林主義的受害者”(即主要是納粹分子)的展覽。在柏林墻倒塌的周年紀念日上,資產階級的法庭把三名民主德國的領導官僚送進監獄去服長刑──因為他們曾是民主德國工人國家的代表──并且把這同紐倫堡審判相提并論。
資產階級想要在這場攻勢中抹殺的是在1989-90年間面對的這樣一個問題:是革命還是反革命。在1989年有一個革命的形勢。列寧把革命的形勢定義為這樣一種形勢,即統治者無法用舊的方式統治,而被統治者不愿被舊的方式統治。1989年10月,在民主德國執政的官僚階層垮臺了;示威在擴大,在戈爾巴喬夫的幫助下,統一社會黨領導人昂那克(Honecker)于10月底下了臺。正在東德畸形工人國家發展的是一場萌芽的無產階級政治革命。關鍵的問題是:由哪一個階級來統治?這只有兩種選擇,或者是無產階級的政治革命,即工人階級驅逐官僚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里,或者是資本主義的反革命,即西德的資產階級來接管民主德國。
十月革命和斯大林主義的熱月政變
我們當時所為之奮斗的是無產階級政治革命。這一斗爭必須以捍衛無產階級財產所有制的原則為基礎。要想明白在1989年所發生的事件以及我們是怎樣為奪取政權而斗爭的,就不得不從1917年的俄國革命講起。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是一場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國主義戰爭。隨著戰爭的爆發,許多第二國際的政黨跑到了本國的資產階級那邊。他們在把各國工人階級送去殘殺別國的階級兄弟中起了關鍵作用,成了列寧所說的資產階級工人政黨,即以工人階級為基礎卻執行著資產階級的綱領,也就是說他們所保衛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和統治。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恐怖導致了俄羅斯帝國的工人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中推翻了沙皇。他們建立了蘇維埃,即工人委員會。大多數的工人和士兵在當時相信孟什維克,即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而孟什維克把政權交還給了資產階級。他們與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政黨聯合組成臨時政府,即人民戰線。孟什維克當時在蘇維埃中系多數,把蘇維埃服從于資產階級政府,以最終解散蘇維埃而建立資產階級議會式共和國為目標。
這就意味著戰爭要被持續,以保衛資產階級的財產,反對工人來保護資本家的工廠,反對農民來保護大地主。早就從孟什維克中分裂出來的布爾什維克,明白社會民主黨是不會由于向其施加壓力就為工人利益服務的,而是力爭使基層的工人與其社會民主黨領導斷絕開。布爾什維克號召蘇維埃與資產階級決裂并號召“一切權力歸蘇維?！?但是孟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領導的蘇維埃不愿意這樣做。
在從1917年2月到10月的斗爭進程中,工人和士兵們認清了孟什維克是不會為他們的利益而斗爭,不會與資產階級決裂,不管給其施加多么大的壓力。于是,工人和士兵們與孟什維克決裂,被贏到布爾什維克一邊來。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領導了工人革命;在一場以武裝的工人階級和士兵為基礎來粉碎資產階級國家的起義中,蘇維埃奪取了政權。
世界資產階級想方設法要摧毀這一革命。前所未有規模的內戰接踵而來,14個資本主義國家入侵了蘇聯,以幫助俄國的反革命軍隊白軍。蘇聯紅軍,在托洛茨基領導下,在入侵的資本主義國家內工人階級的幫助下,擊敗了反革命的進攻。
布爾什維克非常清楚地明白,落后的蘇維埃俄國如果一直孤立是生存不下去的。他們把十月革命看成是世界革命的開始。把革命擴展到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去是必需的。正是出于這一原因,列寧和托洛茨基創建了共產國際以作為領導世界革命所必需的政黨。
俄國革命是對全世界被壓迫民眾的鼓舞。在世界大戰結束時,革命的浪潮席圈歐洲。在其它地方的社會民主黨,正如他們的俄國副本一樣,行動起來從工人手中拯救了資產階級的統治。新建的各國共產黨太年輕而缺乏經驗,無法把這些革命領向勝利。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之一的德國,革命性的危機也是最尖銳的。社會民主黨調用了法西斯的反革命軍隊,Freikorps,血洗了1918-1919年的革命。他們嶄去了年輕的共產黨的頭顱,殺害了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這兩位德國無產階級的杰出革命領袖。
1923年,一場不同尋常的革命性危機震撼德國。德國工人指望德國共產黨(KPD)來領導他們,但是德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卻指望社會民主黨的左翼來領導革命,甚至與他們一起加入了一個議會式的,即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當德國共產黨讓革命形勢從手邊溜走時,在被破壞嚴重的蘇維埃俄國的工人階級變得士氣低落,因為這意味著俄國革命的繼續孤立。1924年初,一個以斯大林為首的保守的官僚階層乘機篡奪了政權,把它從無產階級手里奪走。從這個時刻起,統治蘇聯的人,統治蘇聯的方式,統治蘇聯的目的,都發生了改變。
那是一場政治反革命,但卻不是社會反革命。官僚層是以計劃性的集體經濟為基礎的;他們是從那里榨取特權的。然而,他們并不擁有生產資料,生產資料仍是國有的。官僚們可以管理工廠,但是他們不能擁有工廠;比如說他們不能把工廠傳給子孫。它不是一個階級,而是一個不穩定的官僚階層。這一官僚層有著雙重性:它敵視工人階級,因為它不得不反對工人來保護自己的特權和統治;與此同時,他們的官僚特權又是源引于從勝利的十月革命中誕生出來的計劃經濟的。同時,世界資產階級敵視蘇聯官僚層并竭力要摧毀蘇聯。
1924年,斯大林提出了“建設一國社會主義”的反革命教條,與激發了十月革命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背道而馳。第三國際因而由世界革命的工具變成了世界革命的障礙。它的任務不再是領導工人奪取政權,而是討好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以使他們不進攻蘇聯,以便在那里建設“社會主義”,但不在其它任何地方。托洛茨基領導左派反對派同蘇聯和第三國際的退化進行了一場不屈不撓的斗爭,并反對斯大林主義者以捍衛布爾什維克的綱領。
蘇聯粉碎納粹德國
在德國,1923年革命的失敗使法西斯得以抬頭,并在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德國被經濟大蕭條所震撼之時,有了很大的增長。面對巨大的階級分化,德國資產階級施放了法西斯這條惡犬。工人階級想要與之斗爭。但社會民主黨的領導層卻不想發動其工人階級基礎,因為一旦工人們行動起來,他們就不會僅僅停止于擊退法西斯,而會繼續去掃除滋生法西斯主義人渣的整個資本主義制度。與此同時,共產黨拒絕動員起來與社會民主黨組成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來一方面粉碎法西斯主義者,另一方面證明共產主義綱領比社會民主黨資產階級綱領的優越性。這樣的一個統一戰線本來可以在斗爭過程中把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基礎從其背叛性的領導層那邊爭取過來,并由此打開通向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這正是托洛茨基主義的左派反對派當時所為之奮斗的。
1933年初,希特勒未放一槍一炮就上了臺。法西斯主義者摧毀了工人階級所有的組織,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和工會。他們開始了滅絕種族大屠殺,即一場殺害了六百萬猶太人以及幾百萬同性戀者、吉普塞人和共產黨人的大屠殺。1941年,納粹政權入侵蘇聯,妄圖把世界的六分之一重新帶回到資本主義的剝削之下。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無條件地在軍事上保衛蘇聯。但是我們在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戰爭中并不支持任何一方,而是為通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推翻它們而斗爭。正是蘇聯紅軍,盡管有斯大林,粉碎了納粹政權。近三千萬蘇聯公民為此獻出了生命。
蘇聯紅軍勝利之后,斯大林主義者,出于他們自己的原因,以他們自己的手法,在東德和東歐廢除了資本主義。面對帝國主義的冷戰敵視,蘇聯官僚層在那些紅軍系領的東歐國家廢除了私有財產,以便使新政權與蘇聯的政權相一致。戰后一系列的社會變革不是象十月革命那樣由一個覺悟的無產階級進行的,而是在原資本主義政權被戰爭摧毀之后自上而下以軍事-官僚式的方式進行的。定性地來講,戰后的在所有畸形工人國家的政權都與斯大林主義退化幾十年后的蘇聯基本相同。這包括南斯拉夫、中國、北朝鮮、越南和古巴,它們之間的區別,如果有的話,也是量的區別。對生產資料的沒收是我們所保衛的一個進步的措施。但正如托洛茨基在蘇聯紅軍于1939年晚間進入波蘭東部時所辯論道的,這種沒收不是一個關鍵的政治上的標叉,除非在財產所有制上的改變導致了無產階級在覺悟上和組織上的提高。從這一決定性的觀點出發,他在《捍衛馬克思主義》一書中寫道,“莫斯科的政治,從整體上來說,完全保持著其反動特性并且依然是世界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礙?！?/p>
戈爾巴喬夫的“市場改革”──反革命的前奏
我們無條件地在軍事上捍衛了蘇聯退化工人國家和東歐畸形工人國家反對帝國主義和內部的反革命。與資本主義不同,那些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不是要追求最大的利潤,而是要取得最大的總產量,這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只能夢想的社會體制。在民主德國,沒有失業或是無家可歸者。而且,比如說,我的曾是放畜娃的母親能夠去學習并成為一名電子工程師。
百分之九十的民主德國婦女有工作,而為使其成為可能,國家建立了一個大規模的托兒所系統;還有所謂的“嬰兒年”,既當孩子出生時你會得到一年完全保薪的假期;在學校里所有的孩子都會有飯吃,等等。然而與此同時,斯大林主義者會灌輸反動的家庭價值觀念,婦女在下班之后不得不干所謂的第二班的家務。過去,百分之九十五的民主德國人口是無神論者──根本不存在宗教的物質基礎。即使到今天,正如一家知名的資產階級報紙抱怨的那樣,教堂還無法在前民主德國得勢,而且受到敵視。
與此同時,斯大林主義官僚層力圖壓制工人階級的任何獨立思維和獨立政治表達,因而工人階級處于分裂狀態并且在政治上被解除了武裝。當時有一個叫作斯塔西(Stasi)的龐大的秘密警察機構,監視工人階級和那些被認為是反對政權的人。
盡管有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存在,因為計劃經濟,蘇聯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然而這也是在巨大的代價和蘇聯勞動群眾的犧牲之下取得的。但在勞動生產率上,蘇聯的經濟還是顯著地落后于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盡管社會和經濟消耗極大,老的那一套大量投資和抄襲技術的官僚做法在過去卻曾取得了很大成效。可是到了七十和八十年代,越來越清楚地顯示出,它已經到了極限。蘇聯陷于相對的經濟停滯。正如托洛茨基在其1936年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一書中觀察到的:“在國有化的經濟之下,要提高品質,就要求生產者和消費者中間有一種民主主義,要求批評和創意之自由,──而這些條件卻與畏懼,扯謊和諂諛的極權政制不能相容的?！?/p>
于是,當時的蘇聯官僚層頭目戈爾巴喬夫引進了所謂的“市場社會主義改革”?！笆袌錾鐣髁x”意味著放向集中計劃,把資本主義市場機制引進到計劃經濟中。即把工廠與工廠,工業與工業對立起來去爭奪原料和消費者。生產不再是為了需求,而是為了利潤。這種追求把工業和消費者對立起來。這也把較為富有、更為工業化的地區與較為落后、不太工業化的地區對立起來,從而刺激了民族主義的增長和蘇聯的解體。這些“改革”顯著地暴露出了官僚層其中一翼的胃口,即試圖通過一塊塊地吞食工人國家并力求把自己變成有產階級來鞏固他們不確定的經濟特權。
與此同時,為了討好美帝國主義,戈爾巴喬夫在1989年從阿富汗撤走了蘇聯紅軍,把阿富汗婦女交給了美國中情局支持的野蠻殘忍的圣戰者。我們把這種行經稱為背叛,并向阿富汗政府提出組織一個國際縱隊與圣戰者作戰。阿富汗政府謝絕了我們的這一提議,我們轉而為在與圣戰者作戰的被圍困的賈拉拉巴德爾城募集捐款。我們在當時說,在阿富汗與帝國主義作戰要比在莫斯科與反革命作戰要好。
柏林墻的倒塌
1989年夏,大批民主德國公民流往西方,極大地損壞了計劃經濟。在那時,作為其“市場改革”的一部份,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將只以國際市場價格和貨幣向其它畸形工人國家出售石油和原材料。
情況越來越清楚,民主德國不能再繼續老樣子了。從1989年10月初,民主德國開始出現示威,并逐周增長。昂那克想用軍隊對付示威者,但戈爾巴喬夫和在民主德國的蘇軍指揮部不同意。10月底,昂那克倒臺。1989年11月4日,東柏林百萬人示威。在那里你會看到許多親社會主義的旗幟和口號,如“要共產主義理想”,“反對特權”,“建立工人委員會”等等。五天之后,柏林墻倒了。
國際共產主義同盟國際執委會立刻召開會議,24小時之后,第一批領導同志飛往了德國,支援當時共產主義同盟的德國支部,德國托洛茨基主義同盟,以介入這場萌芽的無產階級政治革命,給東德工人階級提供領導。這是共產主義同盟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行動。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國際的三分之一的成員都在德國,我們投入了我們所有的一切。
12月8日,我們出版了第一期《工人新聞通訊》(Arprekorr),以日報的形式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集體組織者和建立領導無產階級政治革命所必需的政黨的手段。這份報紙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在德國所有的城市里,涌現出了一組組的青年或者工人,分發《工人新聞通訊》。我們把他們組織成斯巴達克思小組(Spartakist-Gruppen)。
為了一個工人委員會的紅色德國！
我們用我們的綱領進行了介入,為了一個工人委員會的紅色德國,為了一個革命的統一:通過在東德的無產階級政治革命去驅逐斯大林主義官僚層,通過在西德的社會主義革命去推翻資產階級。我們明白,德國是被一條階級的界線分裂著的,問題是:革命或是反革命的統一。我們用我們的口號“不出賣民主德國!”清楚地表達了我們對后一選擇的反對?；谶@樣的觀點,我們為了在東德和西德建立同一個政黨而斗爭,反對兩個政黨的觀點,即一個在東德,一個在西德。我們組織了東德斯巴達克思小組的成員訪問了德國資本主義的工業中心魯爾地區。
在民主德國,我們遇到了一種建立于斯大林主義的謊言和欺騙之上的矛盾的錯誤意識。這種人民戰線式的世界觀取代了以階級斗爭觀點為基礎的革命的世界觀,換之以錯誤類別,如“熱愛和平的國家”,“進步的人民”或者帝國主義的“各翼”。在民主德國的人們認為,他們生活在一個被保護的“在半個國家內的社會主義“之中,并且外面的世界是一個本質上來說不可改變的、敵對的世界,不存在階級矛盾。我們的革命統一的綱領戳穿了這一錯誤意識,但是當時普遍存在著一種對在西德的社會主義革命可能性的懷疑。
同一時期,在西德,資產階級在社會民主派的工會官僚們的幫助下,用給予工人增加很多工資的手段轉移了一場強大的冶金工人的罷工。這樣的罷工本可以有力地揭穿這種錯誤意識,即在西德的革命是不可能的,在那里沒有階級矛盾。
在前民主德國進行政治革命的可能性早于幾十年前的1953年就被提出來過。隨著斯大林之死,東德工人們看到了革命的機會,開始了一場政治革命。東德工人在西柏林示威,要求建立一個冶金工人的政府,并且告訴他們在西德的階級兄弟:我們會清掃東柏林,你們來清掃波恩(當時西德的首都)。當時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調動了蘇聯軍隊的坦克,救了東德斯大林主義者。
在于1989年秋開始的萌芽的無產階級政治革命中,我們號召創立工人和士兵委員會,就象在俄國的十月革命中的工人和士兵委員會那樣。工廠的工人們找到我們,問我們如何建立這樣的委員會。在工廠中,應選舉可以被撤換的代表,這些代表不比普通工人多拿工資,他們在工人委員會中負責決定采取怎樣的政策,即如何防止賣掉工廠,如何阻止法西斯分子和保衛外籍工人的社區,并且最終如何治理整個社會。這些委員會將會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決定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等等。
在東德有工廠民兵,即戰斗小組(Kampfgruppen)。他們的建立是用來防止另一個1953的,但他們把自己看作是在工廠里的工人國家的保衛者。在每一個工廠里都有這樣的分隊,他們可以得到象炮和坦克那樣的重武器。1989年11月,當東德統一社會黨的組織在工廠層次上消失的時候,這些戰斗小組具有真實潛力成為一場無產階級政治革命的結晶點。
我的父親在戰斗小組中。在1988年的時候,他們不僅訓練如何保衛工廠來防犯故意破壞者,或者是如何與北約(NATO)的入侵進行斗爭,他們而且也訓練如何驅散示威。[戰斗小組成員]對此有極大的憂慮。我父親告訴我,他所在的分隊非常不喜歡這一點。1989年10月初,當我第一次參加示威的時候,在決定是否參加某一示威前,人們會查詢各戰斗小組在討論什么,發現他們是否會行動起來反對示威。他們并不會。因此,斯大林主義者們在1989年12月初解散這些小組是一個非常有意識的決定,這樣就繳了工人階級的槍。
由于我們的宣傳,東德軍隊國家人民軍的一些單位創立了士兵委員會。一些這樣的委員會在軍隊中分發了《工人新聞通訊》。正是這些單位被驚慌失措的斯大林主義者們解散了。在特雷普托示威中,一位士兵委員會的代表聽了我們的演說,走上臺來,說“你們號召組織士兵委員會──我在這,我要發言。”但是斯大林主義者不讓他講話。我們從東德這樣的士兵委員會中招收了一些同志。
在1989-90年間我們對東德的介入中,我們號召建立一個新的列寧主義-平等主義的政黨。1989年12月初,斯大林主義的執政黨統一社會黨召開了一個不同尋常的為期一周的會議。他們拋向了舊的領導并在他們原先的名字上加上了“民主社會主義黨”。這增強了許多親共產主義的工人和統一社會黨基層黨員的幻想,以為現在稱為統一社會黨/民主社會主義黨的統一社會黨是可以被改革的。但它是不可以被改革的。新的領導層──格列格爾·蓋西(Gregor Gysi),洛塔·彼斯基和漢斯·莫德羅──心目中的英雄就是反對和對抗十月革命,并使1918-1919年的德國革命出軌的社會民主黨人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和愛德華·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我們號召建立一個列寧主義的政黨,與之對抗。
“平等主義”這幾個字清楚地指出我們對官僚特權的反對。我們不是要改革老的統一社會黨,而是要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的共產黨。你可能會問我們為什么不簡單地號召建立一個托洛茨基主義政黨。斯大林主義者散布了幾十年的謊言,說托洛茨基是一個社會民主黨人──甚至是法西斯的,我不知道還有什么──反革命的。我們收到學生和工人的來信說“我們完全同意你們寫的,而且也想為之而斗爭,但是你們怎么可以稱自己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呢?”為了揭露斯大林主義者的謊言并與之作斗爭,我們以“托洛茨基主義:它不是什么和它是什么”為題,出版了一期《斯巴達克思》(德文版第14號,1989-90年冬)。
德國革命統一這一斗爭的關鍵,鑄造工人和士兵委員會以及一個新的列寧主義-平等主義政黨的關鍵,是以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所有形式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作斗爭。在民主德國有不少從越南、古巴、莫桑比克、安格拉和波蘭來的外籍工人。他們沒有公民權,不得不與其他本地居民分開居住。雖然他們在名義上領取同等工資,但實際的工資并不總是這樣。如果一個越南女工懷了孕,就會被送回越南。這是與布爾什維克所建立的、與我們所為之奮斗的工人國家相悖的。在革命之后的蘇維埃俄國最早發布的法律之一就是每一個在那里居住而且沒有剝削工人或者農民的人都享有完全的公民權。
我們提出口號,“所有移民都必須享有完全的公民權!”這是與工人階級內部的種族主義隔閡進行斗爭的關鍵。在我們的日報《工人新聞通訊》上,我們用多種語言,包括越南語、葡萄牙語、波蘭語、西班牙語還有俄語,發表了國際主義的問候語。這些外籍工人可以為建立政黨把革命帶到他們本國提供一座活生生的橋梁。正是由于這一原因,古巴的斯大林主義者命令所有在東德的古巴工人和學生回國,以免他們感染上無產階級政治革命和由工人委員會統治的思想。我們對蘇聯的無條件軍事捍衛也是十分關鍵的。在東德有很深的親蘇情緒。蘇聯紅軍粉碎了納粹政權而且是防犯北約的重要力量。
然而我們綱領所產生的共鳴并不只限于東德。從土耳其來的移民工人是西德工人階級的一個戰略組成部份,集中在具有戰略意義的工業,且與西德的社會民主黨更為疏遠。西德社會民主黨加劇了在其所保衛的資產階級社會中工人階級的種族隔閡。舉個例子來說,我們在西柏林的辦公室是位于一個叫作哈克維的土耳其移民組織的指揮部。他們把辦公室的很大一部份給我們使用,因為他們明白,一個重新統一的德國帝國主義將意味著大大加劇的德國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恐怖。與此相反,在東德成功的無產階級政治革命將會給種族主義以巨大打擊,并且會是對西德社會革命的一個巨大鼓舞和促進。
我們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斗爭的另一方面是號召德國、波蘭和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團結。我們對蘇聯紅軍所做的工作就是這一遠景的一部份,把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綱領帶回蘇聯。人們必須明白,東德所面對的西德帝國主義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之一,它的軍隊則是北約的第二勁旅。蘇聯紅軍和民主德國軍隊處于面對北約的前沿。
我們在蘇聯紅軍的軍營里受到很好的接待,所遇到的是對我們的極大興趣和樂于接受。雖然我不得不告訴你,在那里賣報紙并不容易。我們的一支賣報紙的小隊去了其中一個軍營,并且一間間屋子走。我們或是偷偷地溜進去的,或是與軍官們打下了默契。戰士們見到我們非常感興趣也很高興,所以我們很容易就把帶去的出版物賣光了。與此同時,我們每走到一個營房,戰士們就會拿出一瓶伏特加烈性燒酒,你就會為國際主義干一杯,為保衛蘇聯干一杯,等等。所以到最后,這支小隊不但把帶去的出版物全部賣光了,而且都醉倒了,沒有一個同志記得自己是如何摸回家的。我們后來受邀到紅軍營地給指戰員講演。我們把托洛茨基主義帶給蘇聯工人和士兵的愿望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
與當時并不少見的反波蘭的沙文主義進行斗爭是十分重要的。你要知道東德是東毆畸形工人國家中經濟最強的一個。當時在東德存在著一種極為落后的意識,認為“我們是最好的,別人不會工作,不會組織,而且懶惰”,以及諸如此類的垃圾想法。我們對波蘭工人的國際主義問候是非常重要的。1990年5月初我們發表了“致波蘭工人信”,先在東德又在波蘭發表。一個來自波蘭斯大林主義的青年團中的小組得閱了這封信。他們之后給我們寫信,我們開始與他們接觸,并由此產生了我們的波蘭支部,波蘭斯巴達克思小組(Spartakusowska Grupa Polski)。
我們對波蘭工人采取的方式的關鍵是我們對由美國中情局和梵蒂岡支持的“團結工會”的堅決反對。那只不過是一個假冒的工會──順便說一句,那是帝國主義唯一喜愛的“工會”。他們剛剛在1989年上臺并領導了一場反革命?？梢韵胂?在波蘭為反對由反革命帶來的對工人的攻擊而爆發的罷工,會對東德工人有多大的影響。反之亦然,在德國成功的無產階級政治革命,會激發波蘭工人去推翻“團結工會”。這個傳統可以追溯到羅莎·盧森堡,德國工人的一位杰出革命領袖,她就是出身波蘭猶太家庭而且也是革命的波蘭工人黨的領袖。
革命報紙
列寧在其1902年《怎么辦?》一書中解釋到,報紙是革命政黨的集體組織者。這正是你會在真實生活中通過我們的日報《工人新聞通訊》和半月刊《斯巴達克思》(Spartakist)所看到的。隨著第一期《工人新聞通訊》在12月初出版,到12月底,我們工作的很大一部份就是把一捆捆的每期報紙發往東德各地。我們每天賣一萬到一萬二千份《工人新聞通訊》。那是平均銷量。
在大約1990年1月我們動員特雷普托示威期間,我們的一個同志來到東德城市羅斯托克,走進一家旅店,作了一個講演,說明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行動和工人士兵委員會掌權的必要性。那位同志指出這就是為什么旅店應該給我們提供打字機和紙張,而且我們還需要印刷機。經過一場利與弊的大討論,一位維修工人走過來對我們說,“3xx房,那有一部打字機。我知道到哪里可以弄到印傳單的紙張?！边@就是我們特雷普托的傳單怎么羅拉斯托克得以印刷的。當回到他的汽車時,我們的同志在車前玻璃上發現了一份我們的《工人新聞通訊》。很顯然,我們在羅斯托克有一個斯巴達克思小組。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找到他們,并組織那些分發《工人新聞通訊》的組織者們,作為新的列寧主義-平等主義,即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政黨的核心。我們必須訓練他們去建立和擴大斯巴達克思小組。
與此同時,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們出版了一期題為“托洛茨基主義:它不是什么和它是什么”的《斯巴達克思》。這是一本批判斯大林主義者和假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小冊子。有些假托洛茨基主義者也介入了東德,并都支持了反革命。我們把這些組織稱作“中派”,即“言詞上革命,行動上機會主義”。在一個革命前夕的形勢下,與中派斗爭的重要性比平時還要顯著。當新的一層層工人和青年被政治化的時候,揭穿中派的面具就尤其重要,以免人們被他們改良主義綱領的偽革命的詞藻所欺騙。
工人力量(Workers Power)就是這樣的中派組織中的一個。他們在1980年代初期從托尼?？死锓?Tony Cliff)的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分裂出來。當工人力量1990年2月在東德介入的時候,他們的愛爾蘭小組在當時有一個大標題,“打倒斯大林主義,打倒帝國主義?！边@暴露了一個經典的“第三陣營”的立場,即在資本主義國家和畸形工人國家之間劃等號,這意味著對反革命的支持。他們忙著歡呼最右翼分子,包括公開的法西斯分子,對東德秘密警察斯塔西的總部的攻擊。那是在1月中期特雷普托之后,西德社會民主黨和資產階級正發動一場大規模的反共產主義攻勢的背景下發生的。工人力量而且還要求蘇聯紅軍立即撤軍東德。所有的假托洛茨基主義者最終都支持了反革命。
還有一個叫作布爾什維克趨勢(Bolshevik Tendency, BT)的小集團,他們這一群是由幾個在1980年代第二次冷戰的壓力下背向我們組織的心懷怨恨的前成員創建的。他們宣稱在東德并不存在萌芽的工人政治革命,并且把斯大林主義者宣告為主要的敵人。但如果不是無產階級,是誰來推翻斯大林主義者呢?他們懷恨地攻擊我們不把西德社會民主黨這個反革命的特洛伊木馬請到特雷普托的講臺上!我們當然不會!再加一點:社會民主黨那時正忙著在東德南部和納粹一起示威,揮舞德國國旗,一同叫喊,“德國──統一的祖國!”那就是布爾什維克趨勢的胃口所在。
斯巴達克思小組
在第一期《工人新聞通訊》出版的一兩周內,它就在東德所有的主要城市中分發。那些分發它的人是出于同意我們所為之奮斗的綱領而這樣做的。這份報紙作為黨的集體組織者的作用可以在1989-90年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來。最為重要的是真正組織起那些分發報紙的人,建立聯絡,從政治上訓練他們,因為斯巴達克思小組是建立領導政治革命所必需的革命政黨的手段。它們是把我們綱領的威力通過組織的力量轉化成國家政權和工人階級統治的社會的一種手段。第一個斯巴達克思小組是在1989年12月21日在柏林成立的。
使黨在新的政治形式下擺正方向總是需要內部斗爭的。這一斗爭中的一個口號是“在東德任何事都是可能的!”這是平白的事實。在東柏林,我們的辦公室是到一個文化中心和那里的工人談話而得到的。他們經過討論把整層都給了我們,只收了象征性的租金。他們決定反革命就一定意味著文化中心的結束。為了防止它發生,他們愿意把房間和電話給我們使用。
舉另一個例子。我們在特雷普托示威時差一點沒有拿到我們的報紙。在東西柏林分界線上交通大堵塞,我們運載剛剛印刷出來的《工人新聞通訊》的卡車被堵住了。我們的同志下車走到東德邊防戰士面前說,“我們是斯巴達克思。我們必須要去這場特雷普托示威,而我們運載報紙的車被堵在那邊。我們必須把這些報紙叉時運到示威地點。”斯巴達克思和《工人新聞通訊》已經在士兵中有名氣。士兵們對我們說,“把車開出這條行車道。那邊有一條給外交官的路;從那條路走,我們會給你們引路?！眻蠹埦瓦@樣叉時到達了示威地點。這顯示了什么是革命性的形勢:所有事情都顛倒過來。在昨天還看起來沒有辦法的事情,今天一切都成為可能。覺悟是變化很快的。
1990年1月21日,我們創立了德國斯巴達克思工人黨(Spartakist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SpAD),由斯巴達克思小組和德國托洛茨基主義 同盟(Trotzkistische Liga Deutschlands)融合而成。斯巴達克思工人黨承擔起了與由特雷普托之后所發起的把東德急忙推向吞并的反革命攻勢的斗爭。
特雷普托的確是轉折點。從那以后,東德的斯大林主義者組織了一場向著反革命的驚跑。德國的資產階級進入瘋狂狀態,發動了一場閃電戰,這也是針對斯大林主義者的。當時有一個所謂的圓桌會議,一場包括所有東德反對組織以及統一社會黨/民主社會主義黨和東德社會民主黨的反革命聚會。社會民主黨站起來大聲訓斥斯大林主義的統一社會黨/民主社會主義黨:你們怎么會與那些稱我們是反革命特洛伊木馬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站在同一個講臺上?統一社會黨/民主社會主義黨的蓋西站起來基本上說:我們和你們一樣被特雷普托嚇壞了,我們也不喜歡托洛茨基主義者所說的以及所發生的事情,號召特雷普托示威是一個錯誤。東德當時的政府頭子,統一社會黨/民主社會主義黨的莫德羅,宣告了成立一個新的秘密警察的計劃。我讓你們自己來想這是針對誰的。后來,在1月底,莫德羅公開宣稱,“德國──統一的祖國!”
這對最先進的工人是個很大打擊,因為他們還緊守著統一社會黨/民主社會主義黨,并希望它會是一種阻止反革命的路障。托洛茨基在論及西班牙革命時已經解釋過,工人們不容易與那個把他們帶入政治生活的政黨決裂。斯大林主義者明白這一點,并用此來爭取時間。與此同時,統一社會黨/民主社會主義黨打開所有的大門讓德國資產階級進來。整座整座的工廠被買掉,并把最先進的工人置于一個帶全薪的“零小時工作周”,即不讓他們上班了。德國資產階級向東德注入了幾十億的德國馬克。
我們宣傳的重點,也轉移到強調抵制這一把東德工人階級慌忙推向反革命的協調一致的攻勢的必要性上。一次又一次地,我們打出“對資本主義吞并說不!”的大標題。我們說,對反革命說不!組織起來反對出賣我們的工廠!誰給了廠長和其他斯大林主義官僚權力來出賣不屬于他們的工廠?這些工廠屬于我們工人階級!
與資本主義統一德國的反革命前景相反,我們提供了一個德國和俄國無產階級聯合的革命前景。這也是針對東德工人中極為錯誤的信念,以為西德的工人階級缺乏任何革命能力。東德工人對我們說,在西德的革命也許可能,但不是在今天或明天,而我們不得不現在就行動。如果我們起來斗爭,就會立即面對強大的西德帝國主義、北約、法西斯分子,等等。
蘇聯局勢不穩。一方面,民族主義緊張加劇,反革命活動上升,特別是在波羅的海的加盟共和國。另一方面,西伯利亞爆發了震驚了官僚層的強有力的礦工罷工,蘇維埃被自發地建立起來,等等。我們提出口號,“蘇聯和東德以工人民主為基礎建立聯邦!”
1990年3月的選舉是一次關于要不要資本主義統一的全民表決,即要不要資本主義反革命。我們清楚地闡明每一個組織都必須對這一生死問題在工人階級面前表明立場。一次又一次地,我們的中心觀點是一個清晰、明確和響亮的“不!”
為了爭取最多的反對反革命的選票,為了使親社會主義的工人擺拖支持反革命的假左派組織,為了分裂而重組那些在即將到來的全民表決的影響下兩極分化的左派組織,我們提出了如下互不競爭協議:如果某個組織叉備清楚地、公開地、明確地在書面上表明他們反對資本主義統一,我們就會號召我們的支持者在我們沒有參加競選的地方投票給他們的候選人,而其他政黨也同樣號召他們的支持者在他們沒有參加競選的地方投我們一票。結果表明,我們是唯一為反對資本主義反革命而斗爭的組織!
斯大林主義:革命的掘墓人
在資產階級的攻勢下,工人階級的先鋒層日益絕望。舉個例子來說,我們到哈雷的城市清潔工人那里,看到我們的競選標語同保守的基督教民主黨,即當時在西德政府中系領導地位的政黨,的標語并排掛在一起。我們問,那是什么?那并不是一個我們想與之并排的政黨。工人們告訴我們:我們要么去革命,那么我們就投你們的票,要不然就走資本主義,選最有關系和最能弄到資本的黨。這樣的兩極分化的確給你一個工人們有多么絕望的概念。
3月18日,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投票給了以基督教民主黨或是社會民主黨為基礎的聯合體,即資本主義統一。我們把這一苦澀的事實告訴了全世界的工人階級:“第四帝國在東德大選獲勝?！狈锤锩鼊倮?這不僅是德國工人階級而是世界工人階級的痛苦失敗。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包括西德馬克的引入,東德軍隊和 警察的解散,等等,基本上在那時就決定了。正是統一社會黨/民主社會主義黨領導了反革命,正是社會民主黨這一反革命的特洛伊木馬和所有的假左派支持了反革命。只有國際共產主義同盟與反革命進行了斗爭并給工人階級提供了革命領導。
這場反革命導致資產階級發起了一場所謂的“共產主義滅亡”的勝利主義的攻勢。他們的一個意識形態家甚至宣告了“歷史的終結”。與此同時,這場反革命在世界范圍內逆轉了工人階級的覺悟。這種狀況尤其深刻,正是因為反革命是從內部由斯大林主義官僚層領導的。正是戈爾巴喬夫本人宣告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相比的優越性。
我們的政黨也不免疫于社會的壓力。國際共產主義同盟的前領導成員之一,簡·諾頓(Jan Norden),無法面對在德國的反革命灰暗現實。他提出了一個無知和反托洛茨基主義的觀點,認為將會有一個工人階級大規模的抵抗,認為社會民主派的前斯大林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黨會分裂,等等。這導致了一系列對民主社會主義黨的遷就和屈膝,基本上否定了我們在1989-90年的革命領導作用以及民主社會主義黨的反革命領導角色。
這種對民主社會主義黨的遷就在1995年1月柏林的一次公眾大會上達到了高峰。諾頓向民主社會主義黨中的斯大林主義者們伸出了雙手,把他們描繪成民主德國的“附著物”,而民主德國于五年前就被摧毀了。他聲稱斯大林主義者在當時甚至不能“想象到一場無產階級政治革命”。他們不僅能夠,而且在特雷普托之后這一可能性一直象惡夢一樣困擾著他們。一遍又一遍,諾頓斷言道在1989-90年間沒有革命的領導。那么我們介入的整個目的又是什么呢?當然不是要和斯大林主義官僚層去親熱。
基本上,諾頓是向資產階級“共產主義滅亡”的攻勢屈膝,而去尋找無產階級以外的力量和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以外的綱領。隨后發生的反對這一修正主義的內部斗爭是重新武裝我們國際為新的十月革命而斗爭的關鍵(見我們的《國際通訊》第38期,“諾頓‘小組'──托洛茨基主義的可恥叛逃者”)。過于怯懦而不去建立一個派別在黨內為他們的立場斗爭,諾頓一組人于1996年以違反紀律而制造了他們自己的開除。他們后來成立了國際主義者小組(Internationalist Group, IG)。過后不久,國際主義者小組的行動證明了它嚴重的機會主義特性。他們吹捧一群巴西的工會機會主義者,叫作鋼鐵工人斗爭(Luta Metalurgica)。這些機會主義者屢次犯下階級的背叛:為了保全他們的支持者(一個前警察)的工會主席的職位,而把瓦爾塔·瑞當達市政工人工會拖上資產階級的法庭。
向新的十月革命前進！
1990年夏天,國際共產主義同盟發起了一場內部討論以評估我們在東德的介入并深入吸取教訓,以及去理解在東歐和蘇聯進一步發展的事件。在東德的事件的發展沒有完全象托洛茨基所預料的那樣。1933年,在《蘇聯的階級本質》中托洛茨基寫道:
“馬克思主義關于政權從一個階級到另一個階級的轉移是蘇難性的這一論綱,不但蒙用于歷史向前狂奔的革命時期,而且也蒙用于社會向后倒轉的反革命時期。聲稱蘇聯政府已經漸進地從無產階級的變成資產階級的,打個比方說,只是倒放改良主義的電影?！?/p>
1990年政權從無產階級到資產階級的轉變的確是蘇難性的,而德國資產階級的確摧毀了東德工人國家。然而,托洛茨基提出過預測,說要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并逆轉深入的無產階級革命是需要內戰的。在討論中,我們特別提到托洛茨基過于強調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革命與畸形工人國家中的社會反革命的相似性。資本家直接擁有生產資料,并因此被迫暴力抵抗對其制度的推翻,以保護自己的財產;而無產階級政權的維持主要在于工人階級的覺悟和組織。托洛茨基本人對這一關鍵因素在幾部著作中都有論述。這場討論中的兩份文件,分別由約瑟夫·西摩爾(Joseph Seymour)和艾爾博特·圣約翰(Albert St.John)所著,發表于《斯巴達克思》(英文版)第45-46期(1990-91年冬)。
這場討論為我們介入蘇聯動員工人階級反對反革命作了叉備。戈爾巴喬夫對東德反革命的支持增強了在蘇聯的反革命。當葉利欽(Yeltsin)在1991年8月政變時,我們號召蘇聯工人動員起來粉碎葉利欽派反革命。這一政變為公開的反革命打開了大門,這是一個中心重要的事件,但問題還沒有最終決定。我們沒有立刻把蘇聯一筆勾銷,而是為阻止反革命的鞏固進行了你死我活的斗爭。蘇聯多民族的工人階級,由于斯大林主義者1923-24年篡奪政權后,在政治上支離破碎,而被美國中情局支持的親葉利欽的假“自由工會”以及許多斯大林主義殘孽的沙文主義流毒所癱瘓。這樣葉利欽便得以在后來的幾個月中鞏固起一個資產階級國家,最終摧毀了從十月革命中誕生出來的工人國家。
盡管有資產階級攻勢,但共產主義完全沒有滅亡。它活在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所產生的階級斗爭中,活在托洛茨基主義的革命綱領中。無產階級的覺悟正是革命的關鍵也是與反革命斗爭的關鍵。這種覺悟不是自發的而必須由革命政黨帶給工人階級。托洛茨基在《十月教訓》一文中,與失敗的1923年德國革命對比,從成功的俄國革命中吸取經驗。他解釋道的:“沒有黨,離開黨,越過黨頭上,或拿別的東西代替黨,無產階級革命是不能勝利的?！蔽覀僛1999年]10月23日在美國紐約的成功的工人/黑人動員把三K黨趕出了紐約市。這一動員顯示出了無產階級在革命先鋒政黨的領導下走在所有被壓迫民眾前列時的力量。向新的十月革命前進!這就是國際共產主義同盟所為之奮斗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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