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朝核試驗，國際社會強烈反對，理所當然；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決議，進行譴責和適度制裁，也很必要。目前，有關各方反應一般都比較冷靜和克制，不同程度上都承諾或鼓勵盡快恢復六方會談，爭取形勢向緩和方向轉化。
但也有不少“過度的反應”和“炒作”，在眾多的議論中，還有一些誤區，值得注意。這里先談誤區之一：朝核試驗預示“后冷戰時代”結束嗎？
國內外不少媒體評論認為，“朝鮮核試驗打破了東亞軍事力量的平衡，一場新的軍備競賽即將開始”，日本、韓國、甚至臺灣當局都可能要尋求發展核武器；亞洲將要啟開“新冷戰時代”，“中國的周邊環境將空前惡化”，等等。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當數美國《紐約時報》近日發表的著名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格曼的文章。
文章說，有朝一日歷史學家可能會認為，后冷戰時代是始于1989年11月9日而結束于2006年10月9日。柏林墻于1989年11月9日倒塌，讓人們進入了后冷戰時代；朝鮮于2006年10月9日進行核試驗，把人們帶出后冷戰時代，帶入到一個問題更多的時代——“后冷戰后時代”。文章認為，“后冷戰后時代”主要特點是朝核試驗“導致亞洲有核化”，以及“中東走向有核化”；這個時代“比美國獨霸的后冷戰時代威脅更大”，將“更加危險和動蕩”。
弗里格曼先生似乎過慮了。
首先，從宏觀上看，朝鮮核試驗同柏林墻倒塌與蘇聯解體并沒有什么可比性，相提并論是不合適的。朝鮮核試驗固然嚴重沖擊和損害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權威性，但其影響所及，還不至于改變國際格局和引起時代變遷。
根本原因在于，現在時代不同了，朝鮮核試驗沒有任何大國（更不用說冷戰時期蘇聯那樣的超級大國）支持與合作的背景。相反，盡管各自的利益和考慮有所不同，各主要國家、特別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一致堅決反對。這正好說明，這是“后冷戰時代”和9·11事件后國際關系新的特征，是順應和平與發展時代潮流的。在重大國際安全問題上，只要有關國家、特別是有關大國基本立場趨于接近，利益匯合點不斷拓寬，就不可能出現什么“更加危險和動蕩”的“后冷戰后時代”，也不可能引發什么“亞洲的新冷戰”和大規模軍備競賽。
其次，從實際情況看，盡管日本新保守主義派別之中有少數人蠢蠢欲動，近日又重提日本應該擁有核武器問題，但日本民眾對原子彈的災難記憶猶新，強烈反對。日本首相安倍近來再三重申，日本將堅持“無核三原則”。美國領導人也多次明確表示，美國不支持日本發展核武器。賴斯這次訪問日本和韓國時強調，美國將“全面”保護日本等盟國的安全，提供“核保護傘”，其意圖也不言自明。鑒于珍珠港事件的教訓，在任何情況下，美國都不會同意日本擁有核武器。日本是這樣，韓國和其它相關地區更難走上發展核武器的道路。因此，朝鮮核試驗可能引起有關國家開發新型導彈系統，但還不致引起這一地區的“有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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