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保衛中國》第三篇 人類的毀滅和突圍
第 7 章
中華復興的使命
中國：前所未遇的國際政治經濟戰略機遇
華爾街崩潰與美國“單極世界”夢破滅
西方文明困境與美國災難邏輯
西方精英的貪婪源于對生命的絕望
中華精英的使命：融東西方精華，示范新文明
讓人類精英找到真正值得追求的理想
中華英雄主義回歸已當其時
一千年了，中華男兒再次雄起已蓄勢夠久了
西方文明困境與美國災難邏輯
要回答美國能夠怎么變，先要合理解釋美國為何會滑落得如此之快。
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其在全球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已經超過了古羅馬帝國和成吉思汗帝國，達到人類歷史上一個最高峰。美國右翼政治學家福山甚至自負地宣稱“歷史的終結”—世界上的多數人都已認同自由民主主義政府，因為這一政治形式已經依次征服了它的所有敵人。自由民主主義或許是人類思想進化的頂峰和最后選定的政治形式，從而也就是人類歷史的終結點。
這個“歷史的終結”的判斷在不足20年后的今天已是恍然若夢。從20世紀末表面的事實來看，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政體在過去300年確以武力和智謀戰勝（或壓制了）了它所有的對手。但問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政體卻被內部貪婪的欲望所征服，被奴役在了金錢的統治之下。它的外在權力在登峰造極的時候，其內部相互爭斗和拆臺也越來越激烈，更要命的是精神品德的腐朽與淪喪也已達到極致。
在西方啟蒙思想家盧梭（1712—1778）的眼中，政體并沒有先天的優劣之分，它是立國時博弈選擇的結果，他曾寫道：“如果一個人在能力、品德、財富和威信上都超群出眾，而且只有他一個人當選為行政官，則國家因此就成為君主制國家；如果幾個差不多相等的人勝過其他人，并一起當選，就成為貴族制國家；如果大家在財富和能力上都相差無幾，大家共同執掌最高的行政權力，而國家也因此成為民主制的國家……”
美國式民主的形成恰恰是后一種。美國建國前的民眾，基本都是從歐洲中世紀政教合一的壓抑中逃離的。主要分為兩類，少量是為了追求生命的平等和個人精神自由；更多的則是為了冒險暴富，他們均甘冒被大洋吞沒的風險而登上新大陸，并聯合推翻了英帝國的統治。因為沒有誰能夠特別具有控制力和影響力，就很自然地形成了美國式的民主制度。
但是，這種宣揚“人人生而平等”的制度從《獨立宣言》開始就埋下了不平等的種子，其主要起草人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迫于南方奴隸主壓力不得不刪掉了對黑人奴隸制和奴隸販賣有力譴責的條款，而它將土著的印第安人定性為“殘酷無情、沒有開化，其作戰規律是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格殺勿論的”，為后來對印第安人的驅逐和種族屠殺埋下了伏筆，他們似乎忘記了剛登上大陸時是如何享用印第安人慷慨禮遇的火雞的，為此，他們還設立了“感恩節”。
我們必須承認美國開國之父們中存在高貴品德者，比如杰斐遜在就任美國第三任總統時，拒絕乘坐馬車，從寓所步行前往就職，他認為這是踐行“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之舉。但與此同時，另一位開國之父，本杰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則埋下了“金錢至上”的實用主義價值觀的種子—“從牛身上榨油，從人身上賺錢”，是信用可靠的誠實人的理想。誠實是有用的，因為它帶來信用，守時、勤奮、節儉無不如此，所以都是美德。要是誠實的表面功夫就能達到同等的效果，那么這就夠了，否則是無謂的浪費。
這種觀點曾被指責為虛偽，盡管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為它辯護：這倫理的至善—賺錢，賺更多的錢，并嚴格回避一切天生自然的享樂。營利本身變成了人生的目的，而不再是滿足人的物質生活需求的手段。換言之，以“清教徒”的面紗做最后薄薄的遮掩（當金錢的擁有者關起門來，誰能知道他有沒有放縱享受），以掩蓋其“雙重標準”的虛偽價值觀。
從此，美國的歷史可以被看做富蘭克林式的“賺錢至上”對杰斐遜式的“人人平等”價值觀不斷攻擊、瓦解和腐蝕的過程。
在民主制設計下，在生產力的各要素中，資本的力量天生最集中，也最聰明，它以自由的旗號，很容易就將雇工等其他力量各個擊破，從而使資本的雪球越滾越大，實業寡頭、金融寡頭應運而生。如果以賺錢最大化為人生目標，那么那些最聰明的寡頭就很容易達成共識：最快賺錢的方法是最聰明和最有實力的極少人結合在一起，一起控制政權以出臺有利于自己的游戲規則，控制媒體進而影響群眾性情緒，控制資本市場的大漲大跌，乃至控制貨幣發行的放水與抽水，來洗劫那些“無知和愚笨的羊群”，這樣賺錢效率會高出很多。
從歷史的進程來看，無論是羅馬帝國還是大英帝國，一個強大帝國的衰落往往長達百年時間。
衰落首先從該國精英生命追求的墮落肇始，當精英們不再追求受人尊敬和捍衛公正，淪為金錢和權力的奴仆，帝國的衰落就不可避免地開始了，這個轉折點的時間對于美國來說是1913年，這一年的12月23日，《美聯儲法案》被通過，經過一百多年的較量，金融寡頭們終于戰勝了美國民選總統和民主制度，它們通過新組建的美聯儲控制了這個新興大國的貨幣發行權，即極少數金融家控制了這個國家財富再分配的權力。
金融家眼中沒有人類的幸福和社會的正義，“金錢”是他們的唯一上帝，他們通過操縱發動兩次世界大戰，摧毀了其他資本主義強國，使美國成為唯一的資本主義超級大國，美元成為全球的通用貨幣，從而使它們的美元統治擴張到全球資本主義國家。簡言之，早在美國到達帝國最輝煌頂峰之前，美國主流精英們的道德已經開始墮落，其從內向外的腐化或衰落就已經開始了。
20世紀60年代，以非正義的越南戰爭為導火索，精英的墮落開始傳染為大眾道德淪喪，美國出現“垮掉的一代”，年輕人理想幻滅之下，紛紛逃避社會責任，放縱欲望及時行樂；當投機取巧成風，人人拈輕怕重，實業立國和科技創新日益受到冷落，產業工人在美國的地位每況愈下，美國進入金融資本主義時代。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隨著美國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美國開始濫用其印刷美元的權力，他們所謂的各種創新的金融衍生品，無非是給濫印的美元進行漂亮的外包裝，去交換他國真實的物質財富。在華爾街極度繁榮的掩蓋下，美國的工業經濟迅速空心化，制造業被轉移到工人工資更低的國家，如日本、墨西哥和中國，其貿易赤字迅速攀升；由于國內工商業稅源減少，而金融市場偷漏稅非常容易，加上國家的虛假繁榮使得國民的醫療等社會保障費用日益增加。同時，美國維持其全球帝國運行的軍事成本不斷增加，其財政赤字也日益增多。由于借貸消費成風，國民赤字也越來越高。
進入21世紀以來，當美國在正常國與國之間的經貿關系中無法實現收支平衡后，帝國就會開始使用政治、金融、軍事等非常規非正義手段謀求不正當經濟利益，其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有三：（1）逼迫其他國家央行購買大量的美元債務和其他美元垃圾資產；(2）逼迫其他國家開放金融市場，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和資本項目可兌換，美國得以驅使熱錢，通過制造金融危機的方式，洗劫這些國家積累的財富。（3）通過直接和間接控制石油等戰略資源，迫使他國支付更高的價格而轉移他國財富；或者反向打壓石油價格迫使目標國財政破產，這曾對蘇聯的瓦解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在這種霸權主義的經濟和金融欺壓下，其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國家勢必產生越來越強烈的反抗意志。美國的國際政治影響力走向了反面，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它是一個霸權主義的帝國，挑戰者接踵而至地出現了，首先是無明確國家屬性的諸多反美武裝組織，比如基地組織；而南奧塞梯事件后俄羅斯強勢表現，則標志著美國國際霸權遭遇了正面的挑戰。
倘若美國不能有效彈壓這種反抗，則美國的國際政治影響力將加速衰落，更多正面和隱性的反抗會涌現出來，將會對美國的全球經濟利益產生收縮作用，從而消磨美國的國家意志和國民信心，這種惡性循環的力量，或許只能期待好萊塢電影中的超級英雄才能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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