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魂雜志 2009年第8期
國際問題札記
當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根源
吳易風
當前這場從震源地美國蔓延到全球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給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很多家庭、特別是廣大勞動群眾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金融資產大幅縮水，債務纏身，失業，無家可歸，食不果腹，饑餓，沒錢看病就醫……。就像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克魯格曼所說：“千恐萬懼一齊來”。據美國全國睡眠基金會2009年3月2日發表的美國人睡眠調查報告說，過去幾個月內，超過102億美國人因為經濟危機而失眠。據國際衛生組織估計，在這次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全球患失眠癥的多達幾億人。這些數以億計的被危機帶來的痛苦折磨得睡不著覺的人，陷入沉思。他們可能在同一個漫漫長夜思考著同一個問題：當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在我們從西方媒體上看到的種種答案中，有兩類答案較為典型。一類答案可以稱為危機原因簡單論，認為當前這場危機只是由于“一個小舉措的故障”所引起。另一類答案可以稱為危機原因復雜論，認為當前這場危機是由各種各樣的復雜原因所導致。
前者的典型說法是：“美國房地產貸款領域一個小舉措的故障轉變成一場全球性危機。……所有的國家都遇到了同樣的嚴峻形勢：銀行遇難、貨幣瘋狂、股市崩潰、消費者失望、失業率飛漲。”（法國《世界報》2008年11月2日）
后者的典型說法是：這場危機共有十大原因：1信息和通訊技術使危機朝著災難性結局發展；2以前多次危機的積累效應；3金融機構控制實體經濟造成的投機泡沫導致證券市場崩潰；4生產能力提高和不平等加劇；5新興經濟體對美國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融資；6對金融市場放松監管和中央銀行作用缺失；7通貨緊縮和失業率上升；8糧食危機、價格上漲、環境惡化；9目前貨幣體系中的關鍵貨幣美元只服務于美國利益；10國際金融和銀行體系失敗、對投資銀行監管不力、避稅天堂和洗錢。（西班牙《起義報》2009年3月11日）
危機原因簡單論準確地把握了這場危機的起因，并概括了危機的若干主要現象，但誤以為危機的起因就是危機的根源，因而未能把危機根源的分析引向深入。
危機原因復雜論看到了問題的復雜性，并接觸到一些實質性問題，但偏重于羅列現象，未能分辨主次，未能區別現象和本質。
在危機原因簡單論和危機原因復雜論之間，還存在許許多多的答案。
一、貪婪是資本的本性，是資本人格化的資產者的本性，追逐高額利潤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也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絕對規律貪婪，特別是金融家的貪婪，被相當多的人認為是金融危機的根源。
確實，人們看到，正是由于金融家的貪婪，正是由于金融家為了獲取盡可能多的高額利潤，讓金融精英們進行次貸證券化這類金融創新，設計出像次貸證券這類可以使金融家獲取巨額利潤的金融衍生產品，但同時制造出了殺傷力極大的重磅定時炸彈。次貸證券這類定時炸彈的爆炸，導致了金融危機，再導致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國家公眾、媒體、學界以至政界義憤填膺地指責金融家貪婪。例如，美國評論家托馬斯·L·弗里德曼認為美國銀行家是“貪婪犬儒”，英國《每日電訊報》認為貪婪是“造成當前危機的元兇”，美國總統候選人麥凱恩認為這場危機源于華爾街和華盛頓的貪婪，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呼吁結束銀行家“毫無節制的貪婪”。
確實，人們還看到，當一些瀕臨破產威脅的巨型金融公司在獲得政府巨款救助的同時，照舊濫發高額獎金。2009年1月29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報上得知華爾街去年危機期間累計發放獎金仍高達184億美元時，怒斥華爾街巨頭“可恥”。3月15日，媒體報道美國國際集團（AIG）這個虧損大戶接受了美國政府1730億美元的救助款，卻決定給高管們發放165億美元的巨額獎金。消息一披露，全美公眾和媒體憤怒，痛斥AIG高管貪婪，痛斥華爾街貪婪。大西洋彼岸的西歐公眾也呼應美國公眾，一起聲討“金融肥貓”。美國總統奧巴馬說：“我氣得說不出話了。”美國眾議院議長發表聲明，表示不能接受AIG的決定。美國財政部長寫信給眾議院議長，表示要追回款項。眾議院以異乎尋常的速度于4月1日通過限薪法案，限制接受政府救助的金融公司發放“不合理而且過多”的薪金和獎金。該法案的一位提案人說：“我們不應該付錢給縱火者去撲滅自己放的火，我們也不應該付錢給搞垮自家銀行的高管。”
金融家的貪婪在美歐成了眾矢之的。就普遍受到譴責的貪婪問題，路透社記者請教專家：“為什么高管們一面解雇員工并求著納稅人救助，一面卻仍索要大量的獎金？”專家們認為，“這可能是高管們的天性。”（路透社紐約2009年1月30日電）請看，專家們認為貪婪是由高管們的“天性”，即由他們先天具有的自然本性決定的。
問題是，如果“一面解雇工人并求著納稅人救助，一面卻仍索要大量獎金”的高管們天性貪婪，那么，在當前的危機中，有的巨型公司的高管們在要求政府救助時，宣布自己放棄獎金；有的高管甚至宣布，在政府救助期間，自己只領取1美元薪金。此前也有過先例。上世紀70年代末，美國克萊斯勒汽車公司虧損嚴重，李·艾科卡到該公司上任時宣布：在公司經營狀況好轉之前，自己只領取年薪1美元。這又如何用天性解釋呢？專家們是否又認為，“不貪婪”可能是這些高管們的天性呢？
可見，用人的天性來解釋貪婪，或者認為一部分人的天性貪婪而另一部分人的天性不貪婪，都會陷入無法擺脫的矛盾，都會使自己的論斷與客觀事實發生不可調和的沖突。
貪婪不應用人的本性來解釋，而應用資本的本性來說明。貪婪是資本的本性，從而是資本人格化的資產者的本性，追求高額利潤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也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絕對規律。
關于貪婪，有“股神”之稱的巴菲特的話頗有幾分精彩之處。他說：“別人貪婪時恐懼，別人恐懼時貪婪。”（《紐約時報》2008年10月17日）在這里，令我們感興趣的不是他的炒股原則，而是他直率地承認自己貪婪，并且毫不客氣地道出他的競爭對手們即資本市場上其他大投機者們都貪婪。區別僅僅在于何時貪婪，何時恐懼。
關于貪婪，《華爾街日報》一篇評論的一句話也不乏精彩之處。這篇評論說：“是貪婪嗎？這是美國之道。”（《華爾街日報》2009年3月16日）貪婪是“美國之道”，意味著貪婪是美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道，是美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之道。更一般地，貪婪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之道。
資本的貪婪，只有用馬克思揭示的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才能得到科學說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及貪婪，但從不說抽象的人的天性或本性貪婪，更不從個人道德品質論述貪婪，而是把個人看作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產物，把貪婪看作是資本貪婪。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資產者是資本的人格化。資本貪婪，作為資本這一經濟范疇人格化的資產者必然貪婪。馬克思說：“這里涉及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02頁）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援引英國工會活動家和政論家鄧寧《工聯和罷工》中的一段話：“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9頁）
追求盡可能多的高額利潤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絕對規律——這就是馬克思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規律。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的直接目的……是生產剩余價值或利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624頁）。又說：“生產剩余價值或賺錢，是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679頁）這一規律決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所有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經濟規律體系中起主導作用，因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經濟規律。正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正是對剩余價值的追逐，正是對盡可能多的高額利潤的追逐，成為資本主義生產和經營的動力。當前這場危機起因于美國次級信用住房抵押貸款債務的證券化，而次貸證券化和次貸證券買賣正是為滿足金融家們對盡可能多的高額利潤的追求。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當前的金融危機是金融資本貪婪和金融資本人格化的金融寡頭的貪婪所造成的必然結果，也就是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
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一方面是資產階級財富在不斷積累，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貧困在不斷積累；一方面是資本為追逐剩余價值或利潤而推動生產盲目增長，另一方面是貧困不斷積累導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廣大勞動群眾的實際購買力大大落后于生產能力的增長。矛盾尖銳化的結果必然導致周期性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爆發。馬克思說：“生產資本愈增值，它就必然更加盲目地為市場生產，生產愈益超過了消費，供給愈益力圖擴大需求，由于這一切，危機的發生也就愈益頻繁而且愈益猛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2頁）
二、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是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必然惡果
當前這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是美國和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長期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必然惡果。
新自由主義是與國家干預主義相對立的一種西方經濟思潮。這種思潮形成于20世紀30年代，與當時形成的凱恩斯主義思潮互為對立面。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強烈地震撼了資本主義世界，也強烈地震撼了西方經濟學界。這時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三種經濟思潮：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市場社會主義。以凱恩斯為代表的凱恩斯主義承認資本主義失業和經濟危機的嚴重性，承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存在嚴重問題、甚至存在“完全被摧毀”的可能性，認為只有進行國家干預才能挽救資本主義；以米塞斯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繼續為自由市場經濟辯護，反對國家干預，更反對社會主義；以蘭格為代表的市場社會主義認為，自由市場經濟和國家干預的市場經濟都是市場資本主義，真正的出路在于市場社會主義。
新自由主義從形成到現在，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在這一階段，大蕭條有利于凱恩斯主義而不利于新自由主義，大論戰以凱恩斯主義的勝利和新自由主義的失敗而告終，凱恩斯主義上升為西方主流經濟學而新自由主義成為非主流經濟學。第二階段從70年代起到當前金融危機爆發時為止。在這一階段，新自由主義上升為西方主流經濟學，它深刻地影響到西方國家的經濟政策，并不同程度地影響到世界上不少國家。第三階段從當前這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開始。在這一階段，新自由主義受到廣泛的批評和指責，開始走下坡路。
上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滯脹。面對滯脹，凱恩斯主義失靈。它對滯脹既不能提供理論解釋，又不能提出對策。這為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廣泛傳播創造了條件，新自由主義得以從非主流地位上升到主流地位。新自由主義有很多派別，包括新奧地利學派、倫敦學派、芝加哥學派、貨幣學派、弗萊堡學派、供給學派、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公共選擇學派、新制度經濟學派等。每個學派都有自己的影響范圍。在英國，影響撒切爾政府的主要是新奧地利學派和貨幣學派的新自由主義；在美國，影響里根政府的主要是供給學派的新自由主義；在俄羅斯，影響學界和政界的主要是芝加哥學派薩克斯的“休克療法”；在中國，影響學界一部分人的主要是以科斯為首的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明晰論”。撒切爾政府在英國推行私有化和經濟自由化，里根政府在美國推行非調控化（又譯為去管制化、解除監管、放松監管、解除管制、放松管制、放松規制等）和經濟自由化。撒切爾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被稱為“撒切爾主義”，里根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被稱為“里根經濟學”。里根的名言是：“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才是問題。”大市場和小政府是里根新自由主義的改革目標。美國式新自由主義在1999年以“華盛頓共識”的形式出現。“華盛頓共識”包括企業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稅收政策、貿易政策、利率政策、匯率政策、外資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美國前克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格利茨把“華盛頓共識”的核心內容概括為：“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快速的自由化”（包括貿易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匯率自由化）。“華盛頓共識”的這“三化”，對我國學界的一部分人產生了不小影響。
經濟自由主義認為，自由市場經濟依靠市場調節，即依靠“一只看不見的手”自行調節，就能實現資源配置效率。與此相反，國家干預主義認為，只靠市場調節不能實現資源配置效率，除了市場調節，還必須有政府調節，除了“一只看不見的手”即市場之手，還必須有“一只看得見的手”即政府之手，才能實現資源配置效率。
政府調節包括對宏觀經濟的政府調節和對微觀經濟的政府調節。前者即我們習慣說的宏觀調控，與此相對應，后者就可以稱為微觀調控。里根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取消或放松微觀經濟的政府調節，也就是我們的媒體現在常說的取消或放松監管。具體到金融領域，就是取消或放松政府對金融業的監管。其理論依據是，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為了自身利益，能夠很好地保護自己股東的利益，無拘無束的、不受任何政府監管的金融市場會達到最高效率。
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間，羅斯福政府對金融業進行政府調控，建立了嚴格的監管制度：控制金融機構的數量；規定銀行資金的流向、流量和使用范圍；規定存款利率的上限，禁止高息攬儲；建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提高銀行信用；加強美聯儲管理貨幣的職能和權力。80年代美國進行新自由主義的金融改革，對金融業進行非調控化（去管制化，解除監管）：利率逐步自由化，直至完全由市場供求決定；允許商業銀行發放住房抵押貸款；提高存款保險額度，從4萬美元提高到10萬美元；取消對貸款利率的限制，允許自由浮動；取消貨幣管理機構對利率的控制；降低商業銀行在美聯儲的準備金率。這些改革實質是逐步實行金融自由化。
可是，實踐證明，無拘無束的、不受任何政府調控的金融市場沒有達到最高效率，而只是讓金融寡頭和高管們獲得了最高利潤和最高酬金。在里根政府以及隨后幾屆政府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下，金融家為了獲取盡可能高的利潤，不顧后果地進行所謂金融創新和設計金融衍生產品。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一級市場的商業銀行不怕任何風險，大膽發放次級信用住房抵押貸款，立即轉手將次貸債務賣給二級市場經營次貸證券的金融公司。經營次貸證券的金融公司也不怕任何風險，經過打包，立即轉手將次貸證券賣給國內外投資銀行和其他投資者。坐享利潤而不承擔風險，對金融寡頭和高管們來說是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產品設計的最高理想原則。然而，正是這類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產品設計在帶來巨額利潤的同時，給美國和全球帶來了空前的巨大災難。
金融領域實行非調控化（去管制化，解除監管），就是實行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結果，大大加劇了金融經濟領域的無政府狀態，從而大大加劇了整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單個經濟單位的組織性與整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無政府狀態的矛盾因而更加激化。從實體經濟領域來說，這一矛盾就是單個企業或公司生產的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矛盾的主要表現之一。因此，歸根結底，金融自由化加劇了單個企業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無政府狀態的嚴重沖突，激化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為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爆發準備了條件。
金融自由化導致不受監管的金融衍生產品不斷出新。金融投機家巴菲特在2003年就看出了金融衍生產品的危險，他說：“金融衍生產品是金融界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是，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這種具有大規模殺傷力的金融衍生產品不斷出新卻被美其名為“金融創新”。“金融創新”導致不受監管的金融業盲目地急速擴張，出現了持續近30年的歷史上最大的金融泡沫。
根據新自由主義理論重建的美國金融體系是金融自由化的金融體系。美國政府還通過各種途徑和手段，包括通過國際經濟組織的不合理的游戲規則，迫使各國開放金融市場，使金融自由化實現全球化。美國的金融霸權地位也由此達到了頂峰。
危機爆發后，西方學界、政界、商界和新聞界都有人不同程度地看出這場危機是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必然惡果。
西方學界現在有不少學者在批判新自由主義。例如，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希勒說：“放任自流的資本主義總能產生好結果的思想是危險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說：“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徹底粉碎了人們對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的信仰。……上世紀里根政府提出了‘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才是問題’的口號，但現在‘只有政府才解決問題’。”（日本《讀賣新聞》2009年1月3日）曾有“日本的薩克斯”之稱的日本經濟學家中谷巖對自己過去信奉新自由主義表示懺悔，他在新作《資本主義為什么自滅？》中坦言，過去相信資源配置應該盡可能交給“市場”，“國家”應該盡可能回避介入“市場”，政府的作用越小越好。“日本套用基于美國個人主義價值觀形成的新自由主義思想推進改革，結果導致日本喪失優良傳統和產業競爭力，日本社會開始分裂。”中谷巖懺悔的是，他自己過去過度相信“市場”，現在看來既愚蠢又危險。日本經濟評論家內橋克人說：市場萬能、競爭至上的新自由主義的必然結果是就業體系破壞，社會紐帶斷裂。（《人民日報》2009年3月23日）
西方政界現在有些政治家也批評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理念或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例如，英國首相布朗在2009年元旦發表的新年講話中說：在歷史書中，2008年很大程度上將以大規模的經濟和金融危機而被記住，在這一年，“放肆的自由市場理念最終被拋棄”。（中新社倫敦2009年1月1日電）
西方商界現在也有人批評新自由主義的過分放松監管。例如，有“金融大鱷”之稱的紹羅什也批評新自由主義的過分放松監管。他說：“過分放松監管是目前危機的根源。”（法新社華盛頓2008年11月13日電）
西方新聞媒體現在也在批評新自由主義，承認當前的危機“促使很多人質疑自由市場的原則”。一些西方媒體不僅認為新自由主義已經失敗，而且認為新自由主義時代已告結束。英國《金融時報》說：“自由化時代也是金融危機格外頻發的時代。在經濟泡沫的蠱惑下，似乎所有人都失去了理智，金融家們的貪婪、普通投資者的盲目、監管者的松懈、政府的失察都表現得淋漓盡致。而所有這一切都蘊含著最終導致自由化時代滅亡的種子。”《泰晤士報》說：“世界各國討好地對金融機構承諾盡可能減少限制的時代已經結束了。”（英國《泰晤士報》2008年9月20日）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新自由主義的堅定信奉者、政策制訂者和執行者格林斯潘現在也承認有錯了。危機爆發后，美國國會“為了確定監管體制中的哪些漏洞助長了如今殃及世界各國金融市場的危機”，于2008年10月23日舉行聽證會。推行新自由主義解除金融監管政策的責任人、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到國會作證。他承認，“過去錯誤地相信自由市場可以調節金融體系而無需政府加強監管”。在眾議院監督和改革委員會的追問下，格林斯潘表示，自由市場理論“有缺陷”。還說，“我不知道漏洞有多大多深，但我對這個事實感到非常沮喪。”除了承認在金融衍生產品上自己有“局部錯誤”之外，格林斯潘承認了自己信奉無拘無束的自由市場經濟的錯誤。他說：“我誤以為，由于涉及其自身利益，組織機構、尤其是銀行等部門最有能力保護自己的股東以及他們持有的股票”。議員追問：“換句話說，你發現自己的世界觀和思想觀念不正確、不管用。”格林斯潘回答：“的確如此。”他還說：“這正是我感到震驚的原因所在”。據報道，格林斯潘的發言稿上還有這樣的話：銀行自我調節能力的全面崩潰令他“萬分震驚，感到難以置信”，“真不知道我們怎么能避免裁員和失業人數大增”。（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2008年10月23日）
但是，在新自由主義遭到廣泛痛斥、一些新自由主義者在懺悔或不同程度地認錯時，國內外仍有一些人在繼續鼓吹新自由主義。
在美國，布什是一個堅持新自由主義的典型代表。在即將卸任時，布什在危機的沉重打擊下，不得不說在監管方面必須進行“制度性改革”，但是他仍然在繼續頑固地宣傳美國式的“民主加自由”的新自由主義。布什說：“為避免這場危機卷土重來，我們在監管方面有必要進行制度性改革。與此同時，我們須維護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以及對自由市場、自由企業制度和自由貿易的承諾。”（美聯社戴維營2008年10月18日電）
在國內，在這場危機爆發前，迷戀新自由主義的人通過多種方式主張在我國實行新自由主義。其中一例是，某報紙在論解放思想的名義下發表評論員文章，標題上就有“破除管制”的顯赫大字。該評論說：“哪里有管制，哪里就沒有自由”，提出今后30年的主要任務就是破除管制（即解除監管），回歸自由。在這場危機爆發后，曾經迷戀于新自由主義的人在分化，一些人在反思，一些人集體失語或保持緘默，但仍有少數人在繼續公開宣傳自由市場經濟，宣傳新自由主義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正如一位學者所批評的：“令人可笑的是，國內卻有那么一些食洋不化、對新自由主義頂禮膜拜的先生或女士們，……仍在喋喋不休地援引著所謂的‘市場化’原則和精神，叫嚷著政府不應該過問和干預”。（《社會科學報》2008年11月13日）
現在，西方國家在危機中進行政府救助本身就是對新自由主義的否定。美國政府的“救助行動……破壞了華盛頓為世界開出的自由市場處方”。（英國《金融時報》2008年9月29日）新自由主義主張政府角色最小化，現在西方國家都在加強政府角色的作用；新自由主義主張私有化，現在一些西方國家在對若干大銀行、大公司實行國有化、再國有化或部分國有化，至少是暫時國有化；新自由主義主張自由化和解除監管，現在西方國家都在恢復和加強監管。簡言之，為了擺脫危機，西方國家正在對新自由主義反其道而行之。
長期以來，美國不僅在自己國內推行新自由主義，而且把新自由主義強加于人，強制地要求其他國家也實行新自由主義。布什政府財政部長保爾森直到2008年10月21日，即美國不僅已經深陷金融危機而且已經陷入經濟危機的時候，并且他自己即將下臺的時候，還在敦促中國實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但是，當前的危機使美國政府強求別國實行新自由主義遇到了困難。英國《金融時報》說：“華爾街很難再繃著臉說，亞洲政府應當停止干預經濟、把工作交給市場這只無形的手去完成。”（英國《金融時報》2008年9月30日）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也說：“一直以來美國總是對別國的經濟政策指手畫腳，但現在再想這么干怕是不行了。”
當前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爆發，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的徹底失敗。新自由主義從一種思潮成為系統的政策始于英國撒切爾政府。從1979年撒切爾在英國開始全面推行新自由主義到2009年，正好30年。英國《金融時報》為此發表《撒切爾時代的終結》一文，說：隨著本周末迎來鐵娘子撒切爾入住唐寧街10號30周年的日子，許多英國公眾認為，撒切爾主義“30年的實驗徹底失敗了”。（《金融時報》2009年4月28日）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商務部一位高級官員也說，“世界正處于一個分水嶺。這是……里根—撒切爾主義的終結，‘把它交給市場，政府管得越少越好’。那已經結束了——畫上了句號。”（英國《金融時報》2008年9月29日文章）（未完待續）
（本文是作者的系列文章《當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觀察和思考》的第三篇）
當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根源（續）
《中華魂》2009年第9期
2009年09月08日 13:26
三、美國主導的金融全球化和經濟全球化，是美國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迅速蔓延為全球性金融危機和全球性經濟危機的決定性條件
人們常問：是什么機制使美國的次貸危機迅速蔓延成全球性金融危機和全球性經濟危機？
為了認清這一問題，不妨首先回顧一下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隨后的亞洲金融危機。現在回顧那場危機，至少有兩個問題值得留意。第一，為什么東南亞金融危機會首先在出現經濟“奇跡”的泰國爆發？第二，為什么隨后的亞洲金融危機沒有蔓延到中國和印度？
東南亞金融危機始于泰國。泰國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危機爆發前，經濟高速增長，平均年增長率8%，被譽為“泰國奇跡”。高增長率以及廉價勞動力和廉價土地吸引來大量外資。外資主要進入并控制泰國房地產市場和證券市場。房地產市場和證券市場不斷升溫，出現房地產市場泡沫和證券市場泡沫。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中，在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施加的市場化、經濟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壓力下，泰國過早地和過度地開放金融市場，撤除了所有自我保護的屏障。加之泰國金融體系內外腐敗嚴重，導致貸款猛增，銀行呆賬、壞賬十分嚴重。金融市場一出現不穩，外資就紛紛撤出，結果爆發了金融危機。泰國金融危機很快蔓延成東南亞金融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又很快蔓延成亞洲金融危機。除了東南亞國家，日本、韓國、俄羅斯也都發生了金融危機。關于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美國財政部和國際基金組織竭力為自己開脫，宣稱危機只是這些國家金融透明度不足和裙帶關系嚴重的結果。熟悉內情的斯蒂格利茨不同意這一說法，他說：“這場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推動的過度市場化的結果。”（《大西洋月刊》2002年第10期）當時西方國家紛紛預言，中國肯定會卷入這場地毯式的金融危機。可是，事實與西方國家的預測相反，中國沒有卷入亞洲金融危機。不僅中國，印度也沒有卷入亞洲金融危機。西方國家事后認為，這是由于中國和印度當時融入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程度還不夠深。
印度沒有卷入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可是在當前這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印度卻沒能逃脫危機的巨大沖擊。為什么？日本《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提供了答案：“直接原因是近年來印度實施的資本流動自由化政策。”（《經濟學人》2008年11月11日）資本流動自由化正是美國主導的金融全球化和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方面。
與20世紀90年代東南亞金融危機和隨后的亞洲金融危機不同，在當前這場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沒有卷入危機的國家相當之少。當然也有例外，緬甸就是一個。由于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多年對緬甸實行經濟孤立和制裁，緬甸成為全球化的“棄兒”。這次卻“因禍得福”，幸免于當前這場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是美國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迅速蔓延成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決定性條件。過去，美國發生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不會迅速蔓延到全世界。即使在發達國家中，也不是每次危機都具有同時性。現在，由于美國主導著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美國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就會迅速蔓延成全球性金融危機和全球性經濟危機。美國《紐約時報》承認：“全球化……使美國把自己的有害抵押貸款傳染給世界。”（《紐約時報》2008年10月19日）
全球化一詞出現的年代并不長。然而，全球化現象或全球化趨勢的出現則是很早的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描述了當時的全球化趨勢：“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創業，到處建立聯系。”“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6頁）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時代的經濟全球化。
當前的現實的全球化是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是歷史上早已存在的全球化過程的繼續和發展。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全球化的性質表現為三個從屬關系：“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同上，第277頁）在當代，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的性質也表現為三個從屬關系：使發展中國家從屬于發達國家，使前社會主義國家通過演變從屬于資本主義體系，使東方從屬于西方。
過去，當加拿大經濟由于與美國經濟聯系過于緊密因而很容易被美國經濟病癥傳染時，人們常用的一句話是：“美國一打噴嚏，加拿大就感冒。”后來，隨著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與美國經濟聯系緊密的國家日益增多，因而有更多國家很容易被美國經濟病癥傳染，這時人們常用的那句話就改為：“美國一打噴嚏，很多國家就感冒。”現在，當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幾乎遍及全世界時，人們常用的那句話又改成：“美國一打噴嚏，全世界就感冒。”當前，由于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流感病源地美國通過金融全球化和經濟全球化的傳染途徑，使世界多數國家和地區都傳染上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這場全球性大流感。
這次危機爆發后，《紐約時報》用一個新比喻來說明美國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對其他國家和經濟的影響：“在這樣一個世界，美國連在床上撓撓耳朵都得想想對其他國家和經濟的影響，更不用說翻身了。”（《紐約時報》2008年10月19日）
以上這些比喻，實際上意味著兩點：第一，美國金融瘟疫和經濟瘟疫極具傳染性。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融入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國家，由于被迫或主動拆除了防火墻，失去了免疫力，因而很容易被美國的金融瘟疫和經濟瘟疫所迅速傳染；第二，不同經濟體的經濟健康狀況和金融健康狀況存在很大差異。越是“體弱多病”的經濟體，就越是容易被美國金融瘟疫和經濟瘟疫傳染，而且病情就會越是嚴重，損失就會越是巨大。也就是說，美國經濟體的病癥傳染給“體弱多病”的經濟體時，會對后者產生一種非常有害的放大效應。在這個意義上，“美國一打噴嚏，全世界就感冒”，“美國連在床上撓撓耳朵都得想想對其他國家和經濟的影響”一類形象化比喻，并非沒有根據。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發展中國家在這場危機中蒙受的損失遠大于美國蒙受的損失。亞洲開發銀行統計，在這場金融危機中，不包括日本的亞洲國家損失的金融資產比美國和歐洲損失的金融資產高出65%。世界銀行承認，在這場危機中，窮國受到的沖擊最為嚴重。
應當區分當前的現實的全球化和未來的理想的全球化。未來的理想的全球化是社會主義全球化和共產主義全球化。當前的現實的全球化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化，這種全球化的規則是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通過它所控制的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制定的，其實質是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全球化。
西方一些媒體對全球化的實質并不都加以掩飾。例如，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發表《全球殖民主義》一文，把當前的全球化與全球殖民主義聯系在一起，說：全球化“是規則制定者的全球化，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這兩面旗幟掩蓋了……將產生災難性后果的新殖民主義。”（《人民日報》2002年7月21日）美國《耶魯全球化》在線雜志的文章說：“在很多發展中經濟體和第三世界國家，……每個國家都被迫服從命令，接受美國自由貿易的全球標準，包括公共機構的私有化。”又說：“全球化需要自由市場的統一，需要輸出一些超現代的美國銀行體系概念，對沖基金、不可靠的企業債務評級公司、虛假的抵押體系以及‘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流動公司已經占領了全世界。”（《耶魯全球化》在線雜志2008年10月7日）
西方一些媒體對全球化的利弊也能作出比較接近事實的分析。例如，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說：全球化除了有利影響，還有一系列不利影響，包括“侵犯國家主權”、“侵蝕當地文化和傳統”、“威脅經濟和社會穩定”等。（《國際先驅論壇報》2000年1月4日）
與媒體不同，西方政治家談全球化往往只講利而不講弊，只講全球化“大船上”所有人都平等，都利益一致，而不講他們之間存在嚴重的不平等和利益沖突。有典型意義的是歐盟主席巴羅佐的講話：“我們同在一條船上，要么一起暢游，要么一起淹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研究了中國成語“同舟共濟”的含義之后，也用“同舟共濟”這一中國成語表示西方現在常說的“我們都在一條船上，要么一起沉沒，要么一起獲救”的觀點。但是，同是美國國務卿，離任多年的基辛格就比較直率地說：“全球化對美國是好事，對其他國家是壞事……因為它加深了貧富之間的鴻溝。”（《新德意志報》2000年7月22日）
當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爆發后，西方一些經濟學家、經濟活動家和媒體不同程度地看出了全球化與這場危機的聯系，并認為這種全球化已經或正在崩潰。克魯格曼說：“金融全球化的風險超出了我們的意料。”（《蕭條經濟學的回歸和2008年經濟危機》，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頁）紹羅什認為：“從根本上說，全球化和放松管制的模式已經崩潰，正是這一點導致了此次金融危機的發生。”（美國《新聞周刊》2008年10月13日一期文章）《今日美國報》說：“持續近20年的金融全球化時期已突然停止。”《泰晤士報》說：“最重要的是，無政府狀態的全球化時代也結束了。”（英國《泰晤士報》2008年9月20日）
輿論提出應當用經濟多樣性取代經濟全球化。例如，《耶路全球化》在線雜志說：“資本主義當前的自由統治及其所有社會結構的全球化適應性已經走向末路。正如我們在生態學中倡導生物多樣性一樣，經濟領域同樣需要經濟多樣性。”（《耶魯全球化》在線雜志2008年10月7日）
這場危機會喚醒人們重新認識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并要求改變美國的主導作用。經過這場危機，美國對全球化的主導作用有可能逐步減弱。但是，如果全球化真的變得不符合美國利益，美國就會起來反對全球化。德國《明鏡周刊》網絡版最近發表題為《布什，全球化的反對者》的文章對此作了估計，說：“如果全球化的規則不是由華盛頓確定的話，它將拒絕任何形式的全球化。”
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永恒伴侶
當前這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爆發以來，西方一些政治家在設法安撫人心：可以找到根治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特效藥方，不僅能夠治愈這場大病，而且能夠使這類病不會復發。
2008年10月22日，美國布什總統的白宮發言人佩里諾發布預告：20國集團峰會將討論目前的危機，“確保類似危機不再發生”。
2009年6月17日，美國奧巴馬總統公布金融監管體系“白皮書”。他說，改革目的是要全面修復美國現有金融監管體系，“防止類似當前危機的再度發生。”（《人民日報》記者華盛頓2009年6月17日電）
真能確保類似危機不再發生嗎？真能防止類似當前危機的再度發生嗎？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來說，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來說，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是可治之癥，還是不治之癥？
科學的危機理論、資本主義的危機歷史和當前的危機現實都證明，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永恒伴侶，只要存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就必定會發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沒有任何一種理論和政策可以“確保類似危機不再發生”，也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種新的理論和政策可以“防止類似當前危機的再度發生”。原因是，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是根深蒂固的制度性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所固有的危機，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所固有的危機。
有可能改變的是危機的具體形式、持續時間、深度、廣度和破壞程度，不可能改變的是危機的周期性爆發。因此，確保類似危機不再發生、防止類似當前危機的再度發生之類的說法，只是幻想，沒有任何科學根據。
當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爆發后，人們多次看到西方國家媒體關于馬克思再次受到西方青睞的報道。例如，美國《外交政策》報道說，德國一家出版社的《資本論》銷售量從2007年的一百多部猛升到2008年的上萬部；英國《每日郵報》報道說，馬克思的著作重新成為暢銷書；英國媒體報道說，眾多專家學者、青年學生和工會領袖2008年12月10日聚集在倫敦市中心“馬克思紀念圖書館”，出現了“熱情對待馬克思的場面”；德國《漢堡晚報》驚呼，馬克思的魅力無窮，就連德國財政部長也開始閱讀《資本論》，類似的報道還有，法國總統手捧《資本論》，刻苦鉆研；路透社報道說，“馬克思精神遺產復活了”，類似的報道還有，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馬克思回來了”，等等。這些報道表明，一方面，在當前的危機中，西方國家很多人對資本主義制度和西方主流經濟學深感失望和懷疑；另一方面，在當前的危機中，西方國家很多人對馬克思及其著作重新發生興趣，他們在從馬克思那里尋找關于危機的正確答案和科學說明。
馬克思對他那個時代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做過大量的論述和分析。例如，1856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馬克思僅在9月下旬到11月下旬不到兩個月時間里，就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了《歐洲的經濟危機》、《歐洲的金融危機》、《歐洲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歐洲的金融危機——貨幣流通史片段》、《法國的經濟危機》和《歐洲的危機》六篇文章。馬克思根據金融危機和整個經濟形勢預見到經濟危機日益臨近，加緊研究經濟理論，包括加緊研究危機理論。1857年11月—1858年2月，馬克思又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了《一八四四年的英格蘭銀行法和英國的金融危機》、《英國的貿易動蕩》、《英國的貿易危機》、《歐洲的金融危機》、《歐洲的危機》、《法國的危機》、《英國的貿易》、《法國的經濟危機》八篇論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文章。更重要的是，馬克思撰寫了巨幅宏篇的經濟學手稿，其中包括危機理論手稿。馬克思給后人留下了十分豐富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理論遺產。
當人們現在讀到馬克思關于“目前金融危機……預示著它會有更殘酷、更有害的結局。危機拖得越久，后果也就越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87頁）的論述時，當人們現在看到馬克思關于金融危機即將發展成為經濟危機的預想時，當人們現在重新發現馬克思對經濟危機的根源所作的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闡述時，就好像是馬克思在一個半世紀之前已經對今天這場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作了科學的預言和科學的分析。這是馬克思當前在西方再次受到青睞的重要原因。
用馬克思的觀點來分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人們可以看到，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各種矛盾中，基本矛盾是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這種基本矛盾，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的這個基本矛盾表現為個別企業或公司的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經濟的無政府狀態的矛盾，表現為市場經濟中生產盲目擴大的趨勢與廣大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的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歷史和現實證明，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的分析是正確的、科學的。
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矛盾來分析當前的危機，人們可以看到，在美國房地產市場中，住房供給在盲目擴大，廣大勞動群眾雖然迫切需要棲身之地，但是很多人買不起住房。他們的這種需要不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是西方經濟學所說的有效需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根本不認廣大勞動群眾的需要，而只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供給盲目擴大的趨勢與廣大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的矛盾，不僅存在于美國房地產市場，同樣存在于美國實體經濟的一系列市場。房地產市場潛在的生產過剩危機，同樣是實體經濟中一系列市場潛在的生產過剩危機。然而在一段時間內，美國潛在的實體經濟全面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并沒有立即爆發。這種暫時現象蒙蔽了一些人的眼睛，因而輕信新自由主義關于經濟危機和經濟周期已被解決的謊言，誤以為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已經過時。
美國實體經濟全面生產過剩經濟危機暫時沒有爆發的原因是，追逐利潤最大化的金融“創新”制造了暫時的虛假需求：次級信用住房抵押貸款及其證券化制造了房地產市場暫時的虛假需求，這種虛假需求在一段時間內維持了房地產市場的虛假繁榮。房地產市場的虛假繁榮引起房價連續上漲，從而引起用抵押貸款購買的住房凈值上升。住房凈值抵押貸款的發放，又進一步吹大了需求泡沫，帶動了其他市場的暫時的虛假繁榮。同樣，汽車市場的抵押貸款制造的虛假需求，暫時維持了汽車市場的虛假繁榮；信用卡發放條件的放寬制造的虛假需求，暫時維持了許多消費品市場暫時的虛假繁榮；等等。這片虛假繁榮暫時推遲了普遍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爆發。
但是，虛假需求決不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虛假需求決不是有效需求。它只能暫時緩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生產盲目擴大趨勢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的矛盾，而絕對不可能消除這一矛盾。相反，矛盾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積聚和積累之后，會以更加猛烈的形式爆發。事實正是如此。次貸證券市場泡沫破裂，股票市場泡沫破裂，房地產市場泡沫破裂，汽車市場泡沫破裂，直至一系列市場泡沫破裂。次貸危機迅速發展為信貸危機，信貸危機迅速發展為銀行危機，銀行危機迅速發展為金融危機，金融危機迅速發展為經濟危機。事實證明，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是唯一正確的和科學的經濟危機理論。
前面說過，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是新自由主義的必然惡果。能否因此推論說，用凱恩斯主義或新凱恩斯主義取代新自由主義，用國家干預主義取代經濟自由主義，就能挽救資本主義？就能確保資本主義不再發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答案完全是否定的。
這里需要弄清楚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作用。
新自由主義迷信市場調節，反對政府調節。新自由主義付諸實踐的結果，大大加劇了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破壞性。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政策加劇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兩極分化和階級對立，加劇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矛盾。新自由主義的非調控化（去管制化、解除監管），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匯率自由化，貿易自由化）政策，加劇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無政府狀態。總之，新自由主義全面激化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及其表現的各種矛盾，最終導致了當前這場嚴重危機的爆發。
凱恩斯主義的政府調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減輕市場調節的盲目性以及由此導致市場調節的破壞性。在一個經濟周期中，在危機爆發前，凱恩斯主義的政府調節有可能暫時推遲危機的到來；在危機期間，凱恩斯主義的政府調節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危機的破壞程度，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縮短從危機到復蘇的過程。但是，它決不可能熨平經濟周期，決不可能終止危機的周期爆發。最根本的問題是，凱恩斯主義或其他形式的國家干預主義都不可能消除導致危機必然爆發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矛盾。
總之，危機的根源在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危機，因而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不可離異的終身伴侶。只有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取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只有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取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才有可能從根本上預防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只有那時，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才會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終結而終結。 （續 完）
（本文是作者的系列文章《當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觀察和思考》的第三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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