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治理下的美國
星期三, 29 七月 2009.
經濟復蘇“陰郁萌芽”,(工人)反擊的“希望萌芽”
理查德•曼頓(Richard Manton),社會主義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愛爾蘭支部)
“難道華爾街上的領導人們想要引發一場反資本主義政治浪潮遍及美國各地,最終將他們自己永遠掃地出門嗎?”
馬丁•塞亞夫(Martin Sieff),合眾國際新聞社(UPI),16/3/09
經濟危機和刺激方案
美國遭受了經濟危機的沉重打擊。今年到目前為止,每月有超過60萬工人失去工作。無法償還貸款而導致房子被銀行強行收回已經成為數以百萬計人面臨的痛苦現實和其他幾百萬人時時恐懼的威脅。整個國家陷入了巨大的赤字之中,累計超過計1200億美元,根據法律必須要盡快平衡整體預算。加州正面臨這著最龐大的赤字——240億美元,州長施瓦辛格計劃了一系列的大量削減公共開支的方案,包括削減教育開支100億美元。
對美國社會而言,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經常被群眾提出討論,就是奧巴馬的經濟刺激計劃是否可以修復經濟基礎或者至少能導致暫時性的經濟復蘇。經濟刺激一攬子方案的總數額已達7870億美元,分別投放在基礎項目、援助國家赤字和失業救濟金方面。許多人認為這是解決危機的辦法,一系列措施有望能紓緩目前的危局。
但是在日常的討論中,瑞安(Ryan)一名普通的美國巴士司機解釋說,雖然這些措施可能有助于實現軟降落,但危機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任何所謂經濟復蘇的“嫩芽”確實存在,但相當微弱;而且也不等于會全面復蘇——在這個意義上它們是棕色的枯萎枝條。大部分的刺激方案和措施正在挑戰美國的公司制度,正如在羅斯福新政期間所做的一切。
與其用來救助富有的階層,這筆錢應該用于在綠色技術和運輸等領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社會主義刺激計劃將包括一系列的大規模的公共工程,將創造數以百萬計的就業機會,同時提供社會所需的基礎設施。
政治危機
政治危機是由經濟危機直接導致的。共和黨因為其外交政策和已大規模信貸交政策和導致在民眾中不滿。與此同時,民主黨正在越來越大的經濟壓力之下。總統奧巴馬的支持率已從60 %以上50 %以下。根據蓋洛普的民意調查,大多數人并不贊成奧巴馬來處理危機的一種手段經濟問題,但它現在仍然為時過早去判斷奧巴馬的支持率否由于處理經濟方案的而發生變化上升或者下降。但是我們看到工人們的憤怒,特別是對于己通過政府救援而擺脫經濟危機的“銀行匪徒們”更是這樣憤怒異常。
來自英國的瑞(Ray)和湯姆(Tom)詢問了目前群眾對于奧巴馬當局的意識,以及這一局面將如何發生改變。來自工人國際委員會國際書記處的琳•沃爾(Lynn Walsh)什回應說,群眾們仍然將他們的夢想寄托在奧巴馬當局身上,我們不能簡單去反對這些夢想和幻想,因為那樣做反而會導致一個疏遠效果。相反,我們應該使嫻熟的批評對其進行批判,其中包括奧巴馬在拯救銀行中發揮的作用和他短期的健康保險。
由于贏得了總統席位和而且目前在參議院中掌握超級多數,所以民主黨現在可以制定與通過任何他們認為合適的法律,。工人國際委員會國際書記處的羅伯特•貝歇特(Rober Bechert)概述,當需要向民主黨和公司老板們提出訴求的時候,,但這必須與建設真正的群眾運動相聯系起來以獲取自己的收益,而非僅僅是游說民主黨。這種運動再加上經驗從而可以打破民主黨和資本主義整體的限制,從而推動建立一個真正由勞動人民組織的獨立的政黨。
反擊與工會
討論也涉及到了遍布全美各國的反擊斗爭。芝加哥的工廠工人、洛杉磯的大學學生和教師、哈佛大學的員工和波士頓的巴士工人都開始了反對裁員和減薪的斗爭。目前這些還只是些孤立的案例沒有發展成為普遍性的群眾斗爭——但這完全可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政治覺悟和實際斗爭還沒有得到有機的統一起來,但可以迅速發展并在某些時候發生巨大的爆炸。為了推進斗爭進一步的發展,現在尤其是需要具有戰斗力的工會領導人和能推動運動發展的具有斗爭性的行動。
來自英國的羅杰(Roger)在專題會上提及,美國擁有強大的傳統工會活動主義。美國產業工會聯合會(CIO)和卡車司機工會(Teamster)的歷史就是最好的證明。他同時說到,20世紀30年代遍布全美的靜坐罷工不僅僅應該被當作對歷史的懷舊,而是應該作為一個實際的例子以推動和應用到今天的工會運動中。
1930年代所使用過的諸多斗爭方法,如靜坐罷工、大規模糾察線和蔑視反工會法律不僅適用于今天,而且(應用這些斗爭策略)對于扭轉今天美國處于低潮中的工會運動是極為必要的。
汽車產業
最初由福特汽車工人布雷(Brett)在全體會議已經提出過的,此次由(Jesse)在美國專題會議上討論的美國汽車行業也是相關的重要內容。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危機在汽車業的情況就是更廣泛的資本主義危機的一個縮影。在這次危機中,汽車銷售下降了30-40%,出現了大規模的裁員,曾經是全球最大的公司通用汽車面臨破產。
汽車工業曾經是美國資本主義權力的象征,而現在恰恰相反——成為資本主義的危機和工業產出下降的象征。汽車行業的危機清楚地表明了過度生產(超量)是資本主義制度作為整體的根本問題——工人階級無力購回生產的汽車生產而工廠卻能夠生產更多。
英國:一個爛透了的制度!
星期二, 21 七月 2009.
世界和英國的經濟危機仍在繼續
彼得·塔菲(Peter Taaffe),刊載于《今日社會主義》(2009年第7、8月刊的第130期,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英格蘭和威爾士支部社會主義黨的月刊)
英國政壇被議員們的每人數千英鎊支出費用攪得一團糟。因為工人階級的失業和減薪,整個腐爛制度已暴露無遺。因此新工黨在歐洲議會和地方議會選舉中遭受沉重打擊,而極右的英國民族黨(BNP)則取得了進展。隨著大選的臨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
現在英國的潛在政治局勢究竟如何呢?
“布朗政府可能不堪承受工人階級通過工會斗爭發泄不滿的迸發……布朗政府也面臨著合法性危機……如果他拖得太長,他可能遭受就像1979年的卡拉漢(Callaghan)的命運中途被迫辭去總理職位……極右翼可以獲得重大進展,特別是在失業率明顯上升和社會局勢的惡化時,尤其是在左翼提不出替代方案時” 。(《布朗的加冕禮》,《今日社會主義》2007年6月第110期)
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們正在看到自己用以辯護他們這個系統的預言被目前的危機所戳破,并不得不放棄對未來進行掩飾。對于經濟問題,《金融時報》簡單說道:“被說的最好預言是他們準確地預言了現在” !但是馬克思主義卻可以完全地概括描述事情的由來。我們確實準確地預言了布朗政府災難性的未來和新工黨被病態資本主義捆住的事實。布朗現在不僅正面臨著一個像卡拉漢度過般的不滿嚴冬,還有充滿對抗的酷夏等著他。
從工人運動角度來看,最近發生的最重要事件是標志自1980年代一直占第一位的工業工人階級重新復出的威士頓(Visteon)的爭論,林社(Lindsey)的工人斗爭和利納馬(Linamar)工廠被炒的召集人羅布·威廉姆斯的復職。所有這三個重要斗爭是社會主義者——具體而言,是社會主義黨成員——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如制訂確保工人階級擊敗老板的斗爭策略。這些行動都是防御性質,但為在其他行業的類似斗爭打下了基礎,并為后一階段的總攻進行了準備工作。
此外他們發生于導致議會和資本主義民主陷入危機的議員開支丑聞爆發之時。這就進一步造成了政府及其領導人布朗權威的流失。作為財政大臣的他“似乎”在經濟繁榮時沒犯任何錯誤,可作為首相的他就沒有做對的事情。如同他的那些國會議員被自己的房子所折磨,他被一個又一個的問題所折磨著。僅是最近被視為大轉向的對伊拉克戰爭調查:首先就沒有進行公眾調查,僅是為日后做了一個讓步。
衰退發展如何?
形成這些事件的潛在因素是英國資本主義毀滅性的經濟危機,這是一個長久的特征。而這已被世界經濟危機更加惡化了。盡管資本主義經濟學家仍然樂觀,但沒有多少跡象表明,無論是在英國還是世界,曼德爾森(Peter Mandelson)說的“綠芽”出現。盡管全球股市交易的恢復與油價目前漲到約每桶70美元,但這些沒有預示著一個持續的復蘇。最近的小幅增長也不能表明資本主義將走出自1930年危機以來最嚴重的大蕭條。隨著商品緊縮即將結束,只有一個小幅增長被期待著。與我們一樣一直預言危機嚴重性的努里爾•魯比尼(Nouriel Roubini)現在說那不過是喪歌,而不是預料之中的春天。
在資本主義經濟學家之間爆發了對經濟危機由來的熱烈的討論。一些人爭辯說,其發展將成V字型或者 L字型或者W字型。現在有些人認為危機的發展它可能走向不完全性的W字型,下跌,部分回升,進一步下跌,然后小幅上升但卻無法到達這場危機發生之前的增長率。奇怪的是,有些人甚至選擇了用音樂做比喻:“薩克斯管”的降調,急劇下降,小升,然后停止。此外,以準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為代表人爭論認為, “大蕭條”的威脅已經消退,而巴里·艾森格林(Barry Eisengreen )和凱文歐洛克(Kevin O’Rourke)在最近的《兩個大蕭條的故事》則認為在最壞的情況下資本主義面臨著“巨大的衰退”。他們指出,世界工業生產“繼續緊密隨著1930年秋天的軌跡,沒有明顯跡象的‘綠芽’ 出現。”即使目前各國股市所出現短暫恢復都不過是遵循了1930年代大蕭條時的步驟。
可以看到美國和加拿大的經濟如同1929年時的經濟軌跡一樣繼續他們的工業生產下降至水平而沒有明顯好轉跡象。在大衰退中日本2月的工業產值同比下降了25個百分點。然而在3月卻大幅反彈。克魯格曼的回答是認為對當前局勢僅是“半個大蕭條”,他說道瓊斯指數和標準普爾500指數在2008-09年的崩潰表明“美國股市自2007年下半年的下跌與1929年至1930年的蕭條時一樣快”。他們寫道:“我們時代的大衰退全球處處都是一般景象,早先希望亞洲與歐洲能實現經濟“脫藕”的愿望已不可實現。”越來越多的人們意識到不僅僅是美國,其他地區的制造業生產、資產和價格發生急劇下降”。 從某種意義上說,對資本主義更加擔憂的作者聲稱,“我們正在超越我們的祖先……摧毀貿易。現在的世界貿易正在比1929年至1930年下降得更快”。他們得出結論:“總之,在全球范圍內我們正陷入或在面對著比大蕭條更糟的局面,無論是在工業生產,出口還是股票價值。過度關注于其原由反而導致無視警告的事實。“大衰退”的標簽可能是過于樂觀。這是一個蕭條級別的事件”。
對這一特別的事實嚴肅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可能得用世界末日來表明世界資本主義面臨的深刻危機。1929年之后世界經濟連續三年持續萎靡。資產階級決心避免它的重演,因此那時未被采用的各種措施都被他們用來應對目前的危機——大規模政府的刺激政策、一定的寬松政策、大量加印的虛擬電子貨幣、理論上均被用來刺激經濟需求。這些措施可以幫助緩和危機的影響和避免沮喪的目睹大規模的崩潰。
但這不過是繼續加重巨大的國家債務以及繼續增加公司和個人在繁榮時遺留下的債務。國際貨幣基金(IMF)認為最富有的10個國家的公共債務將從2007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8%到2014年上升至占114%。于是這些國家的本國公民每人欠債約5萬美元!然而這場危機還沒有全面發作,其有可能是銀行們多增加最少三萬億美元的壞賬。這種對銀行資本的破壞性結果最終還是由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負債——平均每個美國家庭損失16700美元。曾低估這些的經合組織(OECD)現在說:“這場危機將永久抹去富裕國家們的3%產出”。然而與此相形見絀的是廣大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窮人進一步貧困化。
裁員和減薪
僅在英國金融部門的損失——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認為其現在甚至是“最無用的”的行業——據另一位經濟學家威爾·赫頓(Will Hutton)說那意味著“永遠”失去了5%的財富。這還沒有考慮到由于失業率上升而收入被大規模無情削減的家庭和個人“財富”損失。英國的失業率在最近的6月達到了230萬人,其速度越來越快,平均每30秒就有一個人失去工作。這一危機的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影響的不只是工人還有以前被視為資本主義道具的社會中間階層。失業的股票經紀人、管理顧問和律師加入到英國的失業長隊中;僅在5月份就有39300名類似職業人員失業。
與此同時,資本家們削減成本的措施反而加劇惡化了危機。這個系統面臨的主要問題——如同準凱恩斯學派所正確認為的一樣——是需求缺乏。世界用電量自1945年以來第一次下降。這種情況即使在1974-75年,1979年至1981年, 20世紀90年代初或前十幾年等嚴重危機中都沒有發生。這標志著自1931年以來英國最大規模的經濟萎縮。但非常措施的實施——大幅度縮減工時并減薪——卻縮小了市場。《金融時報》承認:“衰退由需求不足造成,但削減工資只會進一步降低需求”。
在危機下本質上資本家也只關心如何保持和提高利潤,并預期經濟會恢復并變得好轉。因此資本家們使用殘暴的手段來削減工資。英國航空公司(BA)就是如此的一個例子——現在被工人們譏諷為“什么也不做者”(Bugger All)——其首席執行官威利·沃爾什(Willie Walsh)讓員工工作一個月卻什么也沒有得到!為了標榜“共同犧牲”他將工資每月削減62000英鎊。但是問題在于他仍然有60萬英鎊的工資,而英國航空公司的工人們已被衰退逼得不得不勒緊腰帶過活。
在英國有一半的勞動力都面臨減薪或縮短工時或兩者兼而有之。這顯露英國和世界資本主義的破產。不久前我們還被被告知這個制度是最有效的手段以提供商品和服務使所有人都能通過經濟不斷螺旋上升而分享財富。現在這一制度的執行者——資本主義世界各國政府——正在重復1930年的口號,“為更美好的明天而現在不得不有所犧牲”。
他們當著工人的面說他們希望將保證工人的就業,因為他們將很快再次需要工人們。這可能適用于一些有特別價值工人,但這一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意味著將產生永久的受害者,如果有可能存在恢復的某個階段。假如說以前經濟衰退后出現的大規模的失業人口規模如池塘一般,現在將出現的大規模的失業和貧困人口會如同湖泊一樣,就類似于1980年代撒切爾大規模對工人階級的侵害而導致在礦業和工業區產生的影響。托洛茨基曾經評論道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英國資本家曾經愚弄工人說,為了在明天進三、四步,你們今天需要退讓一、二步。但嚴酷的現實是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大量貧困工人階級仍然有增無減。
十年之痛
今日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和他們的影子“反對派”甚至不希望早日擺脫目前的經濟困難使其不再困擾著人民群眾。十年之痛是資本主義壓力的前提。事實上,在下次選舉——可能在一年內發生的——很可能是不僅僅是“兩害取其輕”而且有根本性的削減以及更多的削減。卡梅隆被稱為“10%先生”,是因為保守黨發言人安德魯·蘭斯萊(Andrew Lansley)供認,卡梅倫領導的政府將削減至少10 %的公共開支,盡管不包括國家衛生服務(一些希望!)和外國援助。盡管頑固地聲稱將“沒有削減”的布朗已經被稱為“5%先生”,因為其提議進行規模較小的削減。下一次選舉將在新工黨、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之間圍繞緊縮方案亂斗——為了攻擊工人階級而不是資本家。他們唯一的區別僅是攻擊的規模和區域。
與過去揮舞手術刀相比,目前一柄巨斧正向公共部門揮舞準備“為其瘦身”。皇家人事和發展研究所(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Personnel and Development)警告說公共部門在未來5年內將可能失去多達35萬個就業機會。除此之外,公共部門的600萬工人也將受到攻擊,這將大幅度減少公共服務從而將給在英國缺衣少食的數百萬人造成災難性的影響。政府面臨的比例問題——基于資本主義的任何政府——《獨立報》的經濟通訊員被哈米什·麥克雷(Hamish McRae)指出:“削減將不可避免”。然而他們仍然抱著“希望 ”,他們認為可以“采取方式保護最易受傷害的雇員以及最需要的服務部門”。所有先前的削減已惡化了服務部門和加深了數以百萬計人的被剝削。這不僅將被保守黨的空前的方式而深化而且自由民主黨和他們的新媒體“明星”卡貝爾(Vince Cable)也與其沆瀣一氣。卡貝爾寫道:“有必要去修改一些原來似乎神圣不可侵犯的措施:如公共部門的養老金(停止新工作者的定福利計劃和提高個人交納份額)——減免稅額 (將200萬高于平均收入的人囊括在內)……和為一半以上的人口提供高等教育。”
不用說,占人口5%的富人們不必做出如此的犧牲——議員們的基本薪水使他們也屬于這一階層員——做犧牲的仍是大量的工人階級。事實上,面對開支丑聞厚顏無恥的國會議員們正準備為他們的養老金存錢罐中增加80萬英鎊,只是遭到公眾的強烈抗議而被迫放棄了。但還沒有完結,這些“不光彩的人”仍然建議公務員——低工資的PCS (公共部門聯盟)成員——現在應該放棄工人們的最后薪金協議。前工黨領導人現在有著奢華的生活方式,即使是那些曾反對過富人的人也一樣。例如,尼爾·金諾克(Neil Kinnock)—背叛利物浦礦工和市議員的前工黨領袖——“拿到不得少于平均6份的公共養老金”《每日郵報》。在過去的15年中,他與他的家人竟積攢了令人驚訝的財富:1500萬英鎊!
盡管群眾對銀行家和他們獎金產生憤怒,但這些銀行家們他們仍然笑嘻嘻地每天早上到他們的銀行去。前任蘇格蘭皇家銀行主席弗雷德·古德文(Fred Goodwin)已經屈尊退還了他的一些不義之財,但通過納稅人的錢和“國有化”或者“半國有化”的措施而得救的蘇格蘭皇家銀行現任首席執行官斯蒂芬·赫斯特(Stephen Hester)卻仍然拿著960萬英鎊年薪。工人們面臨著削減工資和縮短工時;如電話號碼般龐大的工資為富有階層準備著!蘇格蘭皇家銀行目前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危險的銀行,2008年一年就失去了600億美元!此外,布朗和卡梅倫發表了許多自夸的申明要管制威脅著整個經濟構架的城市銀行家們,可仍然沒有兌現。他們無法平衡他們的幾個手指頭。這同樣適用于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
新自由主義系列
以前的新自由主義制度仍然繼續-而更多新自由主義政策屢出不窮-只有少數幾個最小的措施以控制金融狂熱看到在此之前的危機。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不可能控制金融部門那些抱有動物精神(赤裸裸的貪婪)的大批投機者和赤裸裸的騙子。他們發誓聲稱稱銀行和金融機構的過去行為將得到糾正,如維特爾樂(Voltaire)所寫的將保證“世界上一切可能的最好中的最好”。可是一旦經濟發展高漲了,在第一階段有限的繁榮中的投機的趨勢都將表現出來。
資本主義是一種無法控制的制度,其真正的權力最終歸屬于“市場”。撒切爾夫人就總是高唱:“你不能違反市場”。一方面資本家感激地接受國家的施舍。但他們也威脅著布朗政府甚至美國的奧巴馬,如果他們被侵犯太多,他們將不資助國家的債務。這些國家的政府最終將拜倒在市場權力的腳下,尤其是當他們需要幫助以填補國家收入和支出的巨大差額時。而那差額在英國已達到災難性燃點,財政大臣阿利斯特爾·達林(Alistair Darling)就承認本年度財政赤字至少有1750億英鎊(其占GDP的12 %)。僅在上個月,該赤字就達到200億英鎊,這個數字不久前本來是國家一年的總債務額。如果該趨勢繼續下去,這將令今年國家收入和支出的巨大差額超過2000億英鎊。目前,如標準普爾等的評級機構正威脅著降低英國政府債務的財務評定等級,他們已經對愛爾蘭和西班牙政府如此做了。當然不用提起也知道,正是這些“專家”給引發金融危機的美國抵押貸款評以AAA級。
強迫增加國家支出以緩和危機等這些措施已造成了巨大的問題。在某一階段有可能引發通貨膨脹。如果在可預見的將來中赤字增長,購買了政府債券人拒絕購買或抬高“收益”(其份額從債務中獲得而來)從而增加了債務的利息。市場將施加無情的壓力野蠻削減人們的生活水平,如同當時英國勞工大臣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響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76年危機所做的一樣。英格蘭央行行長梅文·金(Mervyn King)公開譴責布朗和達林實際上是要求進一步削減資本家利益的措施。他還清楚地表示他偏愛據稱“中立”的卡梅隆政府。
波拿巴主義式的法國總統薩科齊代表大資本,可他也會偶爾反對這些大資本門。在歐洲議會選舉時,他就指責“資本的獨裁” 。這使他能夠得到一些之前遭受過打擊的工人階級的重新支持。盡管近來有眾多的行業罷工,但是法國的左翼沒有足夠的能量以反對那些薩科齊實際上為加強選舉而做出的觀點和綱領。現在薩科齊更進一步了并拒絕在法國進行任何緊縮方案。
最令人厭惡的政府?
但是保守黨在英國可吹的是不一樣的調子。在一份聲明中他們聲稱脖子上掛著絞索進行選舉,影子內閣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已經承認卡梅倫領導的政府在3個月內將會變為“自1945年以來最令人厭惡的政府”。 這次他說了實話!在目前的經濟痙攣表明英國資本主義將長期衰退,特別作為布萊爾和布朗政府基石的金融部門。英國仍然是世界第六大工業國,然而這部分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5 %。盡管英鎊的幣值發生了巨大的貶值——比1929年、1949年、1967年等都厲害——仍然在造成大量的工作喪失。當然這是由于繼金融部門之后“真正的經濟”的世界市場緊縮。
但它也反映了前“世界工廠”在與德國、日本以及崛起中的中國和印度的競爭面前的無能。他們都受到了嚴重影響,也許其程度遠遠超過英國,但它們把破舊的英帝國主義仍然具有一定優勢,而英國正在面臨它歷史上最嚴重的打擊。這被繁榮所掩蓋,但現在已暴露出一切可怕的部分。北海石油收入的蒸發和公共服務的崩潰意味著英國資本主義現在不得不瘋狂地尋找可替代的經濟“模式”。然而如同在緩慢和不光彩的衰退中的西班牙,它現在將被迫面對可怕的經濟崩潰和從中引發的后果。
階級就象民族一樣,在斗爭中更加激烈,消滅得會多于其增加的。有許多因素決定階級斗爭如何發展和其形式:各政黨、領導人和工會的作用,現有的工人階級政治見解。但是經濟因素,即無法以滿足日常生活基本要求的資本主義制度是階級斗爭的根本動力。這已經赤裸裸地向世人展示出來。
大量的人口已陷在貧困之中,據報道現在的不平等甚至比撒切爾夫人時代更糟糕。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所謂每周470英鎊的中間線以下。除此之外這還有無情上升的失業率。直到最近,這似乎是“沉默的衰退”,還沒有顯著的大規模反對以抗議超過200萬人的失業以及可能至少增加100萬人失業的前景(可能最高達到350萬甚至400萬人)。但是由于最近震驚的失業數字,沉默被媒體打破。例如在英格蘭東部的波士頓,工人們排隊爭奪一家超市的少數崗位。當一位曾擔任經理的老工人獲得工作時竟激動地流下眼淚!但是那些沒有獲得工作的失望者的眼淚卻不為人所知。
此外還有年輕“NEET”一代現象——“沒有教育,就業或培訓”(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約150萬年齡介于18和25歲的青年如果找不到工作,將使失業率攀升至300萬人。資本主義最擔心組織起來的工人運動以及“高學歷失業”再現。數以十萬計的學生將于今年夏天涌出學校,他們急切地尋求踏上就業階梯的第一步。他們將見證工業和“工作機會”的沙漠。一些學生會選擇休整和旅游一年(空檔年Gap Year), 一些學生會接受麥當勞式的工作,而另外一些學生則注定將感到痛苦的失望和憤怒。
虛偽的民主
這種爆炸性混合物已經形成英國政壇生變化的背景,它為市議會和歐洲議會選舉的成果和英國議會民主制的危機所證明。沒有控制任何市議會并在歐洲議會選舉中落后于英國獨立黨(UKIP)下滑為第三大黨的新工黨達到毀滅性崩潰的新低點。工黨創造了其自1910年歷史上最低票數。仍在回蕩的開支丑聞和群眾對此的憤怒明顯的表達憤怒已經沸騰現在已經表露無遺。也許對于經濟戰線感覺太軟弱和混亂,大規模的群眾將憤怒集中發泄在這個問題上。
這反過來又反映了資本主義民主及其機構的虛偽:工人階級可以說要什么,但只有大企業和它的代表們擁有最后的決定權。英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長期議會、短期議會和乃至少數派議會,但這一次將被稱為“貪婪的議會”。這就如同1990年代早期在意大利發生的腐敗危機在英國的回響一般。由于1992-1994年的“肅貪”行動而最終結束。當然在意大利,腐敗的程度要比英國嚴重得多,正如意大利日報《宣言報》所說的,“女王陛下對貪婪的忍耐程度要低于我們。”
但是迄今被統治階級廣泛傳播的即英國是世界議會之母的公認說法已被打破。布朗政府已有10名部長由于第二套房子的系統性欺騙而辭職,這從上到下動搖了各政黨。那些從各大大小小方面進行的系統性欺騙無法逃過讓人民的眼睛,大的方面從虛擬的第二套住房到小的如紙夾、餐費和火車票等。到目前為止,由已“道歉”的國會議員退還的總金額就已達到50萬英鎊。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喪失了群眾對于議員的尊重。這引起了對議會性質和議員作用的空前討論。對比之前靠拿與普通工人一樣薪水生活的支持馬克思主義雜志《戰斗》的前工黨議員泰利·費爾德(Terry Fields),帕特·華爾(Pat Wall)和大衛·內里斯特(Dave Nellist),現在的工黨議員皆是些貪婪的野心家。議員如今在英國的政治辭典中成了“貪圖金錢者”的代名詞。
這些事件連同最近的選舉的結果成果似乎削弱了過去新工黨議員還殘存的下屆大選中擺脫選舉報復的希望。正如一人回應工黨議員克里斯·穆林(Chris Mullin)時,他問道:“你的多數黨席位是什么?”“6000…”,“真的嗎?我希望能建議…”“我不在乎了。”(《倫敦回顧》2009年6月25日)士氣低落的布朗本人向《衛報》承認他愿意辭去首相職務,假如能那些指責能轉移到他身上的話,但現在他不得不繼續盡自己的職責。正如我們兩年前說過一樣,他可能與卡拉漢是同一命運。這似乎是很有可能的,除非他在推遲兩次的議會選舉之前辭職,加之眾多如伊拉克戰爭等危機,政府的表現低能和個人無能將暴露無遺,否則失敗是注定的。
然而其仍有揮之不去的對經濟復興的期望,但這不太可能在大選前出現,或者仍然對于右翼的欲削減預算的卡梅隆政府執政,如果工黨無法勝利這將是一個混亂。在這場危機中,新工黨僅存希望是其仍保留著某些舊工黨特征而且其基層仍然代表工人階級,但現在已經都不存在了。脆弱的“官方左翼”被其所謂的領導人約翰·克魯德式(John Cruddas)個人化。他將號稱“窮人殺手”的詹姆斯·佩耐爾作為其搭檔!
一個新的工人政黨
現在幾乎司空見慣的評論是預測工黨的滅亡,其中也包括像前新工黨旗手波利·托亞比(Polly Toynbee。)她在《衛報》寫道:“由曼德爾森,布朗和布萊爾設計的新工黨計劃廢止了終止了階級政治,而轉化成為“嫉妒政治”。但該計劃已經完蛋了,其喪失了工黨的信譽和其自身意義……工黨,這個曾經天然反對當局的政黨,現在成為所有人反對的對象的衛道士。”西蒙·詹金斯(Simon Jenkins)在一篇文章的標題中表明了工黨對其之根基社會主義的背叛,“很多人號召一個新的政黨。讓我們稱它為工黨”。不幸的是,“工黨”這個詞已經被玷污。而通過將 “社會主義” 列入了新黨名字中,新形式應該更適宜未來發展。
這反映于越來越多的有組織的工人對維護金融資本的新工黨的反抗中。這充分顯示Unison工會領導人戴維·派瑞蒂斯(Dave Prentis)在該聯盟最近一次的講話中(會后社會主義黨的成員在Unison國家執行理事會中的成倍增長)。派瑞蒂斯(Dave Prentis)用模擬偷衣服的方法表明——“工黨正在咬喂它食物的主人”,UNISON的工會活動家社會主義黨成員格林·凱利(Glenn Kelly)威脅應該撤回對于新工黨的財政支持。在過去,公共部門的工人被視為工黨的核心力量,但現在這種支持已經崩潰。在一項基于超過1,000名union成員的民意調查表明,僅有30%的人仍計劃在下屆選舉中支持工黨,甚而一年前這個數字為42%。換言之,公共部門70%的工人不準備支持工黨。
這工會活動分子和工人的覺醒正變得很普遍。新工黨階級性質的改變,不是別人而是前勞工大臣丹尼斯·赫利(Dennis Healey)的默認。在英國廣播公司電臺(BBC)的荒島競賽節目(Desert Island Discs programme)中,他公開承認英國的主要政黨都不在根據階級路線進行組織了。這完全證明了社會主義黨對新工黨是資本主義政黨的判斷,因此最重要的任務是發展一個新群眾性工人政黨的。它否定了那些仍堅持那一觀點逐漸縮小的團體,即他們認為工黨還有救。
在歐洲議會選舉時由社會主義黨、鐵路海上運輸聯盟和英國共產黨組織的“不要歐盟要民主運動”代表著向這一目標邁進的一步。這個倉促組建的組織沒有足夠的時間在工人的眼中留下印象,但盡管如此它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得了15萬張選票。重要的是這個計劃給廣大的其他工會、工人、店員、工會活動分子和環保人士在未來的大選中勾畫出了工人的選擇。
英國政治局勢極不穩定。數以百萬計的人放棄了之前傾向的政治派別正在尋找替代選項。在選舉中他們投票給他們認為可以懲罰“當權者”的人,因此在工黨的一些據點如礦區、汽車工業區人們將選票投給了英國民族黨(BNP)。另一方面英國獨立黨的上升也主要歸功于保守黨的前選民和不滿其他政黨的選民。現在左翼的一個緊迫問題是反對英國民族黨。然而在回答其論點和反對它時,當務之急是認真采取步驟建立一個選擇:一個新群眾性工人政黨。德國左翼黨的成立至少為替代極右翼提供了一個選擇,盡管其的政治和組織上有不足之處。
新工黨面臨崩潰。甚至自由民主黨都有可能在下次大選中趕上新工黨的得票數。在歐洲議會選舉中,兩個主要政黨加起來僅獲得不到50%的選票,其反映了政治危機中所有主要政黨的情況。一些政治學者認為新工黨克服了如20世紀80年代社民黨般的分裂,因此其將可能在未來自自由民主黨的挑戰下繼續生存,但這并不是真正根本的解決問題之道。在1980年代,工黨在基層方面仍然是一個工人黨,盡管存在親資本主義的右翼領導層。社會民主黨的分裂其實對工黨而言是意味著其自身的分裂,只有出現對工黨投票的分裂的現象就是如此,而這至少已經有相當一段時間的表現。工黨的復蘇源于與工會的有機聯系。而現在嚴峻的局勢和新工黨的再生能力已經不能與舊工黨同日而語。
政治腐敗危機(Tangentopoli)導致的意大利政治崩解造成的結果之一就是意大利社會黨的完全消失。事實上其總是從屬于強大的意大利共產黨。但新工黨有可能重蹈意大利社會黨的覆轍并在下次選舉中慘敗。右翼的布萊爾主義者可能像1934法國的新社會主義者一樣分裂出去。而只有當這種情況出現之時,那時的工黨左翼才可能與工黨之外尋求建立一個新的群眾性工人政黨的基礎的政治力量組成左翼陣線。
英國政壇進入前所未有的動蕩時期。資本主義已經失敗而且整個趨勢將愈加增長。一些工人在絕望中在抗議中支持了英國民族黨。但是如果左翼聯合行動起來共同進行選舉斗爭和運動的選擇,那將被證明僅是曇花一現。社會主義自20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的新自由主義黑夜中掙脫出來重新回到了議事日程中。馬克思主義正吸引著新的一代,它是新的群眾性工人政黨的脊梁。社會主義黨將充分參與到這一新時代的工人運動中,——正如在利納馬、威斯頓和林澤等工人斗爭運動中的工人所表現的那樣,用政治概念武裝自己對于新一代加入斗爭中的工人來說極為重要,并可從中得出必要的結論。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