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與希望》第五章：歐洲經濟的發展

悲劇與希望——前言（譯）

　　今天終于有時間譯完前言部分，明天有一整天時間在家，終于可以開始正文部分，翻譯的過程令人喜悅。在這里我必須鄭重地說明，《悲劇與希望》的翻譯僅僅是出于自己的興趣，同時希望能夠認識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不會將這些資料和研究用于任何盈利目的，更沒有想法結集出版哪怕以編著的名義。我想這一過程自然會有極大的價值，但這一過程中亦需謹慎地告誡任何希望以此撈取私利的個人，因為金融與歷史的確在這兩年成為了撈取名利的好工具，君不見弗格森的書暢銷于美國？必須再次聲明，對這些資料的翻譯和分析，僅僅是第一步，而非結論。

　　一些朋友提醒我注意版權問題，在此表示感謝。我想沒有任何盈利目的且僅出于學習的需要而譯介，并不觸犯版權保護的規定。此前我本打算將中英文同時置于版面，但現在暫時改變主意，因為我似乎有義務去保護原著而不致使其隨意流傳，我并沒有獲得版權者基于此的授權。因此，對于有疑問的部分，我會選擇在正文中標注。希望這樣的安排令人滿意。我想這些譯作顯然是初稿，需要各位的指正，這將是我最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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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內容由慕峰譯自Carroll Quigley著Trangedy and Hope: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Our Time，轉載必須包含本頁面全部內容，包括鏈接地址。禁止用于任何私利目的，一經發現，舉報到你哭，如若不信，就來試試當今網絡的強大。

悲劇與希望——前言（慕峰譯）

前言

“當代史”這一表述可能是自相矛盾的，因為當代的便不會是歷史的，而歷史的也不會是當代的。明智的歷史學家通常不會去敘寫新近發生的史實，因為他們知道此類史實的原始資料，尤其是不可或缺的政府文件是無法獲得的，并且即便這些文件可以獲得，也很難在一個人的一生中對這些史實形成必需的洞見。然而，我肯定不是一個明智的、至少通常的歷史學者，因為在此前的一本書中，我以僅僅271頁去敘寫了整個人類的歷史，而現在卻又用超過1300頁去敘寫僅僅一個世代（a single lifetime）的歷史。這是有關聯的。對任何有心的讀者而言，都能明了我已長年致力于大量原始研究，甚至包括無法充分獲得資料的方面也是如此。但也同樣應當明確的是，本書在其廣闊視角方面所存在的價值。我已經嘗試通過以整體的觀點（by perspective）來彌補證據的不足，不但將既往歷史的模型投射到目前與未來，還嘗試將這些史實置入其完整的背景下以檢視其不同的方面，不僅僅是通常所包含的政治和經濟方面，還包括我致力于引入的軍事、科技、社會和智識（intellectual，或譯為思想）因素的圖景。

我希望所有這一切，能夠解釋現在以及不久的過去和不久的將來，并且這些解釋并不摻雜那些對“當代史”造成污損的既有陳詞、標語口號和自我辯白。我大半生都致力于訓練大學學子的歷史分析技巧，以幫助他們擺脫我們所生存的社會中已被接受的那些范疇和認知分類對他們理解歷史所造成的影響，因為這都可能是我們認識事實的思維過程和概念及符號所必需的，如若不然，將會使我們與潛在的事實相阻隔。本著作便是嘗試追尋隱藏于觀念及語言符號之下的事實的產物。我認為經過上述努力，本著作提供了一個關于我們是如何身處于當下環境的新穎、特別，并且（我希望是）更令人滿意的解釋。

著述本書已經耗費了超過20年的時間。盡管本書中的大多數論題是基于這些史實的一般性資料，但某些部分是基于相當深入的私人研究（包括對一些原始手稿材料的研究）。這些部分包括：金融資本主義的本質和技法（techniques），第三共和國時期法國的經濟結構，美國的社會歷史，建立英國（English）的活動及其成員。在其他論題上，我盡力擴展閱讀的廣度，并且盡我所能地審閱了廣泛而不同的觀點。盡管，如果基于分類的目的，我自認為是一名歷史學者，但我在哈佛大學從事了大量的政治學研究，并堅持個人研究現代心理學30年以上，并且我也是美國人類協會、美國經濟協會、美國科學進步協會及美國歷史學會的會員。

因此，盡管文件的獲得受到諸多限制，但我撰寫當代史長篇著述的主要正當性，是基于我盡力通過使用歷史的整體分析去將過去的趨勢投射到現在乃至將來以彌補不可避免的材料缺失，并且，我還盡力嘗試使用廣泛多樣學科的證據使得論點更為堅實。

使用這些廣泛且可能復雜的方法的結果，是本書的厚度實在難以讓人原諒（譯注：的確如此。。。。）。我對此必須表示歉意。但我樂于作出些許解釋，即我沒有時間去縮短篇幅，并且一本嘗試性和解釋性的著作肯定會比更多定義的或更多教條的著作的篇幅要長。我只能說，我省略了一些已經寫好的章節，關于三個論題，即：歐洲的農業歷史，法國和意大利的國內史，及20世紀的思想史。我將這些內容納入了其他章節中。

盡管我在本書一些篇章將解釋投向了未來，但歷史敘述終止于1964年，這并非是因為寫作已經趕上了當時的歷史，而是因為1862年至1964年（譯注：我這個版本為1864年，我理解應當是1964年，屬于印刷錯誤）對我而言像是歷史發展一個階段的終結和停滯，而集聚了諸多不同問題的新時代尚未到來。這一階段的變化可以通過一些明確的事件來看出，包括全部大國（major countries）（中國和法國除外）的領導人及許多次要國家（如加拿大、印度、西德、梵蒂岡、巴西和以色列）的領導人都在這一階段發生了變化。更為重要的是，冷戰在1962年10月古巴危機時期到達頂峰后，在此后兩年開始朝結束的方向衰減，這一進程可以從許多事件看出，例如以“競爭共存”代替了冷戰概念；在冷戰中敵對的兩大陣營開始瓦解；無論是兩大陣營中，還是在它們之間起緩沖作用的地帶，中立主義都開始興起；聯合國大會陷入新興獨立國家的泥淖中，sometimes microscopic, pseudo-powers（譯注：是否指當時獨立浪潮中誕生的小國，奎格利稱其為偽政權？）；蘇聯和美國的平行；以及全球范圍內日益增長的對生存條件、社會失衡及心理健康的重視，這些取代了此前對軍備、核武緊張及重工業化的重視。在這一階段，當一個時代將要結束而另一個不同的時代尚未開始時，對我而言是一個評價歷史并追尋我們如何會成為今日這般的良好時機。

像任何前言一樣，本書也需要在此感謝諸多人的貢獻。我理解這份名單將如此之長，進而我發現去指出一些而忽略其余都將招致不滿。但有四點必須提及。本書大部分內容是由我的妻子不具瑕疵地逐字敲出。初稿及所有修改稿均是如此，且不要說她還有繁重的家務及在其他大學的教職壓力，以及她自己的寫作和出版任務。對于她欣然承擔這份重任，我深感謝意。

同樣，我對要本書的編輯，The Macmillan Company細心、熱情及擁有驚人廣博知識的的Peter V. Ritner表示謝意。

我希望向喬治城大學的大學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表示敬意，他們兩次向我提供了暑期研究資金。

最后，我必須向我多年的學生致以謝意，他們迫使我跟上快速變化的形式和年輕人的眼光，有時還促使我認識到，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不是唯一的方式，甚至不是最佳的方式。這些學生中的許多人，過去，現在和未來，都為本書付出了貢獻。

卡羅爾·奎格利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1965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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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評：

　　從前言可以看出，奎格利是以開放學科的心態去做研究的學者，這一點，也是沃勒斯坦所主張的。事實上，政治、經濟、金融、法律、哲學，哪一個學科能在一塊土地上獨自分割興起，而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又是否能夠拆分到另一片土地？任何一次制度移植，都是新制度與舊制度的融合過程，只不過，有些移植是主動的，有些移植是被動的，有些荷槍實彈的，有些是糖衣炮彈的。我深信，奎格利廣博的學識源于他對真相的求索，這一點并非大多數學者能夠做到，即便是歷史學者。更令人感慨的是，這本著作出版于1965年，想想當時的和現在的中國，我們必須感慨當今人類的一日千里，然而，正式因為短暫的歷史更讓人忘記，奎格利才耗其一生寫作此書。在后面我們會看到奎格利一個重要的觀點，即對當世人影響最大的歷史，可能并不需要追溯到百年之前，而恰是不久以前的歷史更讓人容易忘記，而對人的影響卻又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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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歐洲經濟的發展

商業資本主義

　　西方文明是人類迄今所創造的最富足且最強大的社會組織。其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經濟組織。若前所述，它已經歷了6個連續的階段（譯注：即商業資本主義(commercial capitalism)、市區重商主義（municipal mercantilism）、國家重商主義(state mercantilism)、工業資本主義(industrial capitalism)、金融資本主義(financial capitalism)、壟斷資本主義(monopoly capitalism)），其中至少4個階段被稱為“資本主義”。這一發展從整體看來，有3個特征值得注意。

　　首先，每一階段都為下一階段的產生創造了條件；因此，可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每一階段都是獻身（committed suicide）于下一階段。自給自足的農業單位（莊園）是最初的經濟組織，其存在于這樣一種社會組織結構中，即作為社會上層的貴族、世俗階層（lay）及教會尋求用超過其基本需要的剩余產品（surpluses of necessities）來交換取得產自遠方的奢侈品，從而實現其需求的滿足。這就產生了對外國奢侈品（香料、精細紡織品和精細金屬制品）的交易，這也正是商業資本主義的首要例證。在第二階段，商業利潤和擴大的市場創造了對紡織品和其他產品更大的需求，而這些需求僅能通過擴大生產的方式加以滿足。這便產生了第三個階段：工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迅速地產生了對包括鐵路、鋼廠、港口等重工業資本（heavy fixed capital）的貪婪需求，進而，這類投資無法通過個體所有者的利潤或個人財富所融得。工業融資的新工具開始以有限責任公司（limited-liability corporations）及投資銀行（investment banks）的形式出現。由于它們（譯注：指有限責任公司和投行）為工業部門提供了資本，因此使它們很快地就能夠控制工業系統的主要部分了。這便導致了金融資本主義的興起。金融資本主義通過相互鏈接的財務控制將工業體系整合為一個越發龐大的單位。這可能導致競爭的減弱，并相應帶來利潤的提升。其結果是，工業體系很快發現它又能夠通過自己的利潤去支持其擴張，與此同時，金融控制減弱了，而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到來。在這第五個階段，龐大的工業單位或直接或通過卡特爾和同業公會協同運作，處于能夠剝削（exploit）大多數人的地位（譯評：從這一階段開始，企業主對雇員的剝削因為勞工運動的發展和勞工階層的壯大而趨于減弱，代之以大企業對消費者的優勢地位及現實中出現的大企業對消費者的剝削，too big to fall，想想通用汽車，無論是高管還是最普通的技術工人，都享有比我們的國企還要羨慕的多得多的福利，再不見勞資緊張，相應的代價全部轉移給了消費者。這也正是歐美反壟斷立法、消費者權益立法乃至侵權法演進的現實動因。可惜的是，我們的法學研究往往忽略法律演進的現實因素，缺乏相應的田間調查，竟然連實證主義也變為了一種理論而非真正的行動）。其結果，是導致了巨大的經濟危機并迅速演變為對國家（state）控制權的爭奪——少數人期望利用他們的政治權力來守護他們的特權地位，而多數人期望利用國家來削奪少數人的權力和特權。他們兩者又都希望利用國家權力去尋求解決經濟危機之道。這種二元論的斗爭隨著1945年經濟和社會多元論的興起后便逐漸勢微了。（譯評：奎格利如果能夠看到今天，就會發現資本對國家控制權的爭奪在美國是愈演愈烈，而非勢微。奧巴馬顯然是多數人的希望，但君不見他政府內部有多少少數人的希望，盡可以數數Goldman的身影？有意思的是，中國盡管也出現了大企業對消費者的剝削——房地產行業、電信行業、石油行業是多么的明顯！但卻無法出現美國式的對國家控制權的爭奪。經濟代言人的確存在，但顯然與歐美的情形完全不同。承認這個事實，才知道為什么我們的反壟斷立法需要、消費者保護立法需要乃至侵權立法需要從現實層面會與西方有巨大的不同。但可惜，學界的認識仍然十年無根本進步。）

向不同階段轉變所伴隨的蕭條（A Depression Accompanies Transition to Various Stages）

　　上述整個發展的第二個明顯特征是，每一階段到下一階段都伴隨著一個蕭條和經濟活動低下的時期。這是因為每一個階段在經歷了初期的進步后，既得利益組織在后期都會變得更關心保護其已然建立起來的模式，而非將資源用于新的、改良的方式以繼續保持進步。這在任何社會組織中都無法避免，但對于資本主義而言尤其如此。

資本主義的主要目標

　　整個發展的第三個明顯特征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密切相關。資本主義為經濟行為提供了非常強大的動力，因為它將經濟行為與自利(self-interest)密切結合。但也正是這一特征（它是通過追求利潤來提供經濟動因的動力來源），也是導致經濟合作缺失的原因，即過于以自我為中心。每一個人，正是因為他被自利所強烈驅動，所以容易忽視他的行為在作為一個整體的經濟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傾向于他的行為就是全部，這也就導致了對整體的損害。我們可以指出，正是因為資本主義將追求利潤作為其最大目標，因此它不會主要去實現繁榮、高生產率、高消費(high consumption)、政治權力、促進愛國，或提升道德。任何這些目標可能資本主義下實現，其中之一（或者全部）也可能在資本主義下所犧牲或喪失，這都是取決于它與資本家行為的主要目的也即追求利潤的關系。在資本主義九百年的歷史中，在不同時代，它都對實現自利和上述其他社會目標產生過助益，但同時又在毀壞其他社會目標。

商業資本主義（譯注：從本節開始，會開始講述有關貨幣的一系列問題）

　　不同階段的資本主義以不同的經濟行為（economic activities）去尋求獲得利潤。在我們稱之為商業資本主義的最初階段，是通過將商品（goods）從一處運至另一處去獲得利潤。通過這種努力，商品從價值低的地方到了價值高的地方，而貨幣（money）也是同樣，只不過是進行了反方向的運動。決定商品和貨幣運動及使得它們朝相反方向運動的估價(valuation)，是通過商品和貨幣的關系衡量出來的。因此，商品的價值由貨幣予以表現，而貨幣的價值由商品予以表現。商品從低價格（low-price）的地方運動到高價格的地方，而貨幣從高價格的地方運動到低價格的地方，因為商品在高價格的地方更有價值，而貨幣在低價格的地方更有價值。

（譯評：上述貌不驚人的敘述如果適用到現實世界則更能理解其深刻的含義。貢德·弗蘭克在其重要著作《白銀資本》（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中敘述了全球貴金屬的流轉，即自15世紀開始，全球白銀也即貴金屬貨幣的流轉軌跡是，歐洲取得從美洲出產的白銀，而最終是運往亞洲。至18世紀，大概全球一半的白銀都由歐洲或美洲運往亞洲，作為支付購買亞洲商品的對價。這意味著，歐洲在長達幾個世紀的時間里，無法實現對亞洲的貿易平衡，不得不用貴金屬貨幣來結算貿易逆差。這樣的情況各位看官是否覺得十分熟悉？沒錯，這不正是大肆印美鈔的國家同樣施行了多年的伎倆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和國際清算銀行乃至巴塞爾協議的關系是重中之重。這樣，或許我們能更深刻地理解為何金融財技發源于西方，而東方總是勤勞地耕作，當東方在用勞動的果實換取貨幣的時候，誰曾想這些貨幣正是由買家掠奪而來或者只是打開印鈔機就滾滾而來？現在，我們應該更清晰地思考，對于一個國家而言，真正的財富是什么。）

貨幣和商品的不同

　　因此，貨幣和商品不是同一個東西，而完全是相反的兩個東西。許多對經濟的混淆認識即源于未能理解這個事實。商品是你真正擁有的財富（wealth），而貨幣是你對尚不擁有的財富的請求權（claim）。因此商品是資產（asset），而貨幣是負債（debt）。如果商品是財富，那么貨幣就不是財富，或是相反的財富（negative wealth），甚或是反財富（anti-wealth）。它們通常有相反的行為路徑，正如它們經常朝相反的方向運動一樣。如果它們中的一個價值上升，則另一個的價值則會以相同比例下降。以貨幣來表現的商品的價值稱為“價格”，而以商品來表現的貨幣的價值，稱為“價值”(value)。

（譯評：貨幣是負債的觀點堪稱深刻，這一描述對于美元而言更具另一番滋味。但我們不可忘記，奎格利的著作是出版于1965年，而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于1971年，因此我們現在司空見慣的因為浮動匯率和期貨炒作導致的全球貨幣價值失真在這本書的寫作年代并不明顯，因為當時還是按照35美元一盎司的價格由黃金去維系美元的價值。）

第五章——歐洲經濟的發展(2)

商業資本主義的興起

　　當商人將商品從一處運往另一處，并且售出商品的價格能夠包含原始成本、運輸成本、其他支出和利潤的時候，商業資本主義就興起了。肇始于奢侈品交易的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增加了財富，因為它導致了手工業和農業的分工，這意味著生產技巧的改善和產量的增加，同時也給市場帶來了新的商品。

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的發展

　　最終，商業資本主義開始制度化為一個限制的體系，通常被稱為“重商主義”，即商人不再通過商品的流通而是通過限制商品的流通來獲得利潤。因此，在初期，追求利潤導致了貿易和生產并以此促進了繁榮，而后則變為限制貿易和生產，因為利潤本身變成了目的而非再是經濟體系中的一環。

　　商業資本主義（一種擴張的經濟組織）在歷史上兩次轉化為重商主義（一種限制的經濟組織），這兩次轉化不僅顯露了經濟體系的本質和人性，也顯露了經濟危機的本質以及我們能為之盡力的方面。

（譯評：重商主義的基本情況可以從wiki相關詞條了解，簡言之，以追求貨幣為導向，進一步，以追求貿易出超為導向。但是，重商主義從商人個人角度看和從國家角度看，從不同時代看，差別就非常大了。當一個國家以重商主義為策的時候，再具體化，當我們以追求獲得更多的外匯儲備為策的時候，巨額外匯儲備帶來的負面影響就充分顯現了。這正是目前中國面臨的嚴峻金融問題之一。）

商人限制貿易以增加利潤

　　在商業資本主義之下，商人很快就發現，當商品從價格低的地方（低價處）運動到價格高的地方（高價處）進而使得商品數量在價格高的地方有所增加時，會導致低價處商品價格升高，而高價處商品價格會降低。當每次一整船香料運抵倫敦時，倫敦香料的價格就開始下降；當買家和商船到達這些香料的產出地馬六甲時，香料的價格就迅速上升。因商品和貨幣這種雙重和互惠的運動而導致的兩地價格水平均衡化（equalization of price levels）的趨勢，無論多么有利于生產者和消費者這兩端，都會有損于商人的利潤，因為它減小了兩地的價差，也就因此減小了商人可獲取利潤的幅度。精明的商人很快就意識到，他們能夠通過限制商品流量來維持價差以及他們的利潤，一定量貨物的減少意味著等量貨幣的流入。通過這種方式，商船數量減少了，成本降低了，而利潤得到了維持。

　　就上述重商主義者的情況，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商人通過其限制性行為，實質上是以減少生產者和消費者兩端的滿足來換取了商人自身的滿足，之所以能做到這點，是因為商人處于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其次，只要商船所在地的商人關心商品，他其實是盼望商品的價格應當保持在高位。

商人介入放貸

　　然而，經過一段時間，一些商人開始將他們的關注點從商品交換層面轉移到了貨幣交換（money exchange，或貨幣兌換）層面。他們一開始通過貿易來獲取利潤，后來則不但對售出商品予以關注，還越發對借出貨幣以及交換貨幣予以關注。此時，他們開始關心如何將貨幣貸給其他的商人來滿足他們對商船和經營的融資需求，而這二者又通過高利率來促使放貸人取得更多的貨幣，并且是以這些商人的商船和所經營商品來作為擔保。

新興銀行家渴望高利率

　　在這一進程中，這些新興銀行家的態度和興趣開始變得與那些傳統的商人完全相反（盡管他們很少有人承認這點）。當商人渴望高價格以及更渴望低利率時，銀行家渴望高價值的貨幣（即，低價格）和高利率。當商人和銀行家各自對維持或增加他們所直接在意的交易（商品換為貨幣）那部分價值予以關心時（譯注：指商人關心商品的價值，銀行家關心貨幣的價值），也就相應地忽視了交易本身（但這卻是生產者和消費者所關心的）。

銀行和金融的運作方式隱蔽，難以為外人掌握

　　總而言之，通過將經濟過程分工化為經濟行為，使得人們能夠專注于其從事的那部分，并且由于能夠擴大其從事的那部分，進而就損害了其余部分。經濟過程不僅分解為生產、交換和消費，還產生了兩類對立且短期目的的交換（一類交換者專注于商品，另一類則專注于貨幣）。上述問題的產生不可避免，只有當把經濟體系當作一個整體來考慮時，這些問題才能得以解決，體系也才能得以改良。然而，不幸的是，這一體系中的三部分，即商品的生產、交換和消費是實在的且能夠清晰明辨的，只要人們對其加以檢視都能夠抓住其實質。但銀行和金融的運作卻是隱蔽、分散和抽象的，以至于對大多數人而言理解起來非常困難。為了增加外人理解的難度，銀行家盡其所能地使他們的行為更加隱秘，這從他們底帳（ledgers）所使用的秘密標記(mysterious marks)就可以體現，這些從未向外界的好奇者披露過。

（譯評：銀行底帳的秘密標記大概是個有趣的研究課題。現代銀行大概是沒有了。這種事情中國也是有的，山西票號就值得好好研究，據梁小民說，票號的英文就叫Shanxi Bank，中國明清的錢莊以及身股制度看起來絲毫不比歐洲落后。動輒認為公司、股份制、銀行無法在本土產生而完全源于西方的認識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東西方的經濟交往長達數個世紀，貢德·弗蘭克的觀點深刻而有力。要知道，到清末，光是晉商喬家的資產就已經達到白銀數千萬兩，票號已經在俄羅斯跨境經營。《馬關條約》的賠款是2億兩，《辛丑條約》的賠款是4.5億兩，正是清末由于鴉片和賠款使得白銀外流的情況才使得喬致庸在晚年興置家宅，不置能行嗎？清政府要向西方列強賠款，哪里來的白銀，還不是誰有現錢盯著誰。為什么現在有錢的又買房置地，不買這個買什么？買美債？梁小民關于晉商有所研究，可以去看看

http://www.warmrainforum.com/show_hdr.php?xname=CEFAG11&dname=LD3QE11&xpos=30。但梁把票號的衰落歸結為晉商的封閉，以及沒有完成向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轉化，而清政府其實曾經希望由山西人來經營國家銀行。但各位想想，這跟英美能一樣嗎？英美私有的中央銀行正是因為英美的政權沒有中國的政權強大，政權強大到中國的地步，怎么還會有找你小商人借錢你不借的問題，借了不說還要記帳。這里就已經涉及到政體問題了，分封割據才會有對抗王權的實力，而這在中國早已沒有了現實基礎。你要現在坐擁10億，政府找你來合作，怕還是不怕？法學家們總是羨慕西方能夠有西式憲政，商人居然能與國王較勁并簽訂長期的“契約”。但不要忘了，西式憲政的后果之一也就是政商合一、武力進取、殖民主義，到美國就是金融霸權。契約的公平源于雙方地位的平等，地位的平等不是紙面決定的，而是現時的較量所決定的。歷史不能割裂開看的，只看好的然后就準備吸收好的，這就是拍腦袋決策。我們不能用結果的暫時落后就認為自己的文化和政治傳統有問題，中國政權強大對于當時的老百姓來講難道就沒有好處？歷史上沒有對外戰爭的傳統難道對周邊國家就沒有好處？想想歐洲，數個世紀不但有朝代的更迭更有國與國的爭利，正因為這樣才有所謂均勢的概念，當威廉華萊時代的歐洲騎士還在茹毛飲血的時候，中國已經到了宋代之后的元代了。講這些，兩個想法：其一，歷史經常愚弄人，政治和文化先進的國家被無知的蠻族所滅這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都屢見不鮮，因此不能以戰爭的結果去評價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乃至文化的優劣，反過來講，戰爭機器強大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照樣可能沒有進步，這完全是兩個事情，不具有因果關系；其二，中國的發展一直有自己的道路，即便進入了融入全球的今天，并且，影響這條道路的關鍵就是文化傳統和政治傳統，我們去問一個現時的商人，從實用角度說，是更愿意了解西方文化還是中國傳統文化，恐怕還是后者。你去問一個學金融的學生，到基金公司工作后大學里學到的西方經濟理論究竟有多大用武之地？我們生于斯長于斯，本能接受的就是自己的傳統，如果有真正的文明進化，那么也是從自身的傳統中演發出來的，如果有對自身傳統的批評，也必須是以充分接受自己的文明為前提的。歐洲中心主義對于歐美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但中國天經地義的傳統是什么？重述的工作還沒有引人注目地開始。）

銀行家很明確商品與貨幣的關系

　　經過一段時間后，經濟制度發展的核心原因以及商品和貨幣的關系開始清晰起來，至少對于銀行家是如此。這一關系，即價格系統，取決于5個方面：商品的供給，商品的需求，貨幣的供給，貨幣的需求，以及貨幣與商品交換的速度。其中3方面（商品的需求、貨幣的供給以及流通速度）的增加將使商品價格上升并使貨幣價值下降。這種通貨膨脹是銀行家不愿見到的，盡管這正是生產者和商人所樂見的。另方面，上述三方面的減少將導致通貨緊縮并對銀行家有利，但會使生產者和商人擔心，但卻能使消費者高興（他們可以更少的錢取得更多的商品）。其余3個因素起著反方向的作用，因此它們的增加（商品的供給、貨幣的需求，以及流通或交換速度的減緩）將導致通貨緊縮。

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價格已成為過去600年歷史的主要推動力量

　　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引起的價格變化，至少是最近600年歷史的主要推動力。在這一漫長時期，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那種能夠改變人類生存和人類歷史的力量得到了增強。這從兩方面得以體現。其一，價格的升高通常會鼓勵增加經濟行為，尤其是商品的生產，而另方面，價格的變化有助于在經濟體系內部重新分配財富。通貨膨脹，尤其是緩慢而穩定的價格提升，會鼓勵生產者，因為它意味著，他們可以在一個價格水平投入生產，而在另一個更高的價格水平售出這些商品。這一情況鼓勵了生產，因為它使人相信有一個確定的利潤邊際。另方面，價格下降會阻礙商品生產，除非生產者處于非同尋常的地位，以至于他的生產成本比產品的價格下降更快。

銀行家著迷于維持貨幣價值

　　通過價格的變化來重新分配財富同樣重要但卻少有人了解。價格的提升使債務人受益、債權人受損，而價格的下降正好相反。一個債務人在價格比形成此筆債務時高的時候被要求履行債務，則所讓渡的商品和服務要比在此之前就履行債務要少。如果一個債權人（如銀行）在一個價格水平時向他人貸款——這對應于一定量的商品和服務，而在另一個更高的價格水平時收回等量的錢——卻意味著比此前更少量的商品和服務，這是因為還款的價值已經減少。這就是銀行家作為債權人為什么要著迷于維持貨幣價值，盡管他們傳統上把這些解釋為——“良幣”（sound money）維持商業信用——這更具有宣傳意義而并不準確。

第五章——歐洲經濟的發展(3)

銀行家的兩個主要目標

　　數百年前，銀行家階層開始分化，其中富裕且有勢力的人愈發介入對外貿易和外幣兌換交易。由于這批銀行家更為富有且更具全球化(cosmopolitan)精神，并且他們還更加理解貨幣幣值的穩定與貶值、戰爭與和平、王室通婚及世界范圍內的壟斷貿易等政治問題的重要性，因此他們開始成為政府的金融家和金融顧問。此外，由于他們與政府的關系通常是金錢意義上的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再因為他們通常著迷于兩國之間貨幣兌換時幣值的穩定，因此他們利用手上的權力和影響力從事了兩件事情：(1)將所有的貨幣和債務以嚴格限制的商品形式——最終為黃金，來予以表示；(2)將所有與貨幣相關的事務都置于政府和政治權力控制之外，所宣稱的理由是，由私有銀行來處理黃金那樣具有穩定價值的利益效果會更好。

　　這些努力加速了商業資本主義向重商主義的轉變，并在17世紀中葉至1815年（譯注：指英法第二次百年戰爭）那些震撼歐洲的戰爭中加速摧毀了構筑于世襲君主制（dynastic monarchy）、職業雇傭兵以及重商主義之上的整個社會組織形態。商業資本主義經過了兩個階段的擴張，每一個階段都以戰爭、階級斗爭和倒退的形式衰落。在第一階段，與地中海相聯系，是由北意大利人（North Italians）和加泰羅尼亞人（Catalonians）（譯注：Catalonia是西班牙東北部的自治區，首府為巴塞羅那。）占優勢地位，以1300年之后的危機為階段性結束，并一直持續到1558年告終。（譯注：1558年是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繼位的年份。按照奎格利在其重要著作《文明的進化》（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s）中對西方文明階段性的劃分，1300年-1430年的百年戰爭時期，和1650年-1815年的第二次百年戰爭時期均是西方文明所處的沖突時代（Age of Conflict）。關于兩次戰爭的基本內容及其影響，請參閱wiki相關詞條。歷史學界對于兩次戰爭時間的起止點與奎格利的劃分不盡一致，這或是因為奎格利是以文明為研究課題而非戰爭本身。）商業資本主義的第二階段，與大西洋相聯系，由西伊比利亞人（West Iberians）（譯注：伊比利亞半島由西班牙占據大部分，葡萄牙位于其西部）、荷蘭人（Netherlanders）以及英國人（English）占優勢地位。這一階段從1440年開始擴張，在1600年之前已經羽翼豐滿，但到17世紀末，在受到國家重商主義的限制和自1667年至1815年那些蹂躪歐洲的戰爭的影響后，便陷入了混亂。

位于西班牙東北部的加泰羅尼亞

領導法國在百年戰爭中轉敗為勝的圣女貞德

特許公司的霸權

　　1440-1815年的資本主義階段烙上了特許公司霸權的鮮明印記，例如哈德遜灣公司(Hudson’s Bay)，荷蘭和英國東印度公司、弗吉尼亞公司（Virginia Company），以及冒險商公司協會（莫斯科公司）（Association of Merchant Adventurers，or Muscovy Company）。英格蘭憑借其更強的實力以及它作為島國的安全性，在與這些勁敵的較量中取得了優勝。

（譯注：特許公司的產生和發展非常有趣，同時也是了解歐洲向世界擴張的路徑。了解這些公司的基本情況直接導致了翻譯進度的放緩，特此專門開辟一篇來介紹這些特許公司的基本情況：近代歐洲特許公司的一些資料）

工業資本主義1770-1850

　　英國于1667-1715年對法王路易十四所取得的勝利以及于1792-1815年對法國大革命政府和拿破侖所取得的勝利有諸多原因，例如英國島國的地理位置，其對海洋的控制權，其向世人所展示的作為小國和多元化社會及宗教團體的自由和權利的捍衛者形象。在這些原因之中，還包括金融和經濟的因素。就金融因素而言，是指英格蘭已經發現了信用的秘密。就經濟的因素而言，是指英格蘭已經開始了工業革命。

第五章——歐洲經濟的發展(4) 

英格蘭銀行的建立是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在信用（credit）成為英國稱霸世界的工具之前，意大利人和荷蘭人已經對其有了長久的了解。然而，William Paterson及其友人于1694年創建英格蘭銀行，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數代人都在尋求方法以避免黃金過于沉重的缺點，具體而言是通過用一些票據（paper）去代表一定份額黃金。現在，我們稱這些票據為黃金券（gold certificates）。黃金券的持有人有權請求兌換相應份額的黃金，但由于黃金券的便利性，只有很少一部分黃金券持有人曾經予以了兌換。因此，人們開始明白，現實保有的黃金數量只需能夠滿足要求予以兌換的那部分就足夠了；其余黃金則可用于商業用途，或者，與此相同的是，發行的黃金券所代表的黃金數量可以超過現實儲備的用于滿足兌換需求的黃金數量。這部分超過儲備而發行的票據請求權(paper claims)我們稱之為紙幣（bank notes，或稱銀行券）。

銀行家無中生有地創造了貨幣

　　實際上，超過儲備地創設票據請求權意味著銀行家無中生有地創造了貨幣。這還可以通過另一種方式實現，不是通過發鈔行（note-issuing banks）而是通過存款行(deposit banks)。存款行的銀行家發現，儲戶的取款指令和簽發支票及向第三方支付通常并不需要從存款戶頭取現，而是直接劃入第三方的帳戶就行了。因此，并沒有真正的資金轉移，而支付只需通過在帳戶上簿記（bookkeeping）就能實現。所以，銀行家只需現實地保有足以滿足儲戶取現要求的貨幣（黃金、黃金券和紙幣）就行了；其余可用于放貸，而如果這些貸款又導致借方開立了一個帳戶，則借方反過來又不用取現，而只需要簽發支票就能夠支付；而這些“新設帳戶”或貸款可能也只需要相對于其本身價值的一部分儲備就足以應付了。這些新設帳戶也是無中生有的產物，盡管銀行家們通常拒絕這樣去描述他們的行為，無論是對于發鈔還是對于貸款而言均是如此。然而，當William Paterson于1694年取得英格蘭銀行的特許狀，并以他私掠（privateering）來的資金作為投入時，他說道：“英格蘭銀行將有利于其無中生有所創造的貨幣去產生利息”（The bank hath benefit of interest on all moneys which it creates out of nothing.）米蘭銀行（Midland Bank）的創始人Sir Edward Holden也曾在1907年12月18日重復過這句話，當然，現在已被廣為接受。

 
William Paterson，英格蘭銀行的創始人

創造信用

　　無中生有地創造支付手段的組織結構我們稱之為信用，雖不是英格蘭所發明，但卻被英格蘭所發揚光大并成為了在1815年戰勝拿破侖的重要武器。作為最后一位重要的重商主義者，拿破侖皇帝只可能認可實物形式的貨幣，他也被說服以至于認為，避免創造信用而立足于“良幣”(sound money)基礎上的戰爭，將最終使他贏得對將要破產的英蘭格的戰爭（譯注：指英格蘭通過信用已負債累累）。但他錯了，盡管20世紀的現代金融家又會給人們上同樣一課。

不列顛對拿破侖的勝利

　　不列顛對拿破侖的勝利也受益于兩項經濟發明：肇始于1720年的農業革命（Agricultural Revolution），及源自1776年的工業革命，即瓦特發明蒸汽機的時代。工業革命像信用革命（Credit Revolution）一樣，在時間和原因方面都受到不少誤解。這種誤解對于20世紀處于先進以及欠發達的國家來說是不幸的，因為這二者都非常重要。工業革命伴隨著一系列偶然的事件，例如通過工廠系統擴大了城市，無經驗的勞動力（無產者）供給迅速增加，在競爭市場下勞動力成為商品，生產工具和器具的所有權從勞動者手中轉移到新興企業家手中。但所有上述這一切都不是構成工業主義的基本特征，事實上，將無生命形態的動力運用于生產過程中才是其基本特征。這一動力的運用以蒸汽機和水車（water wheel）為標志，長期來看減少或消除了無經驗勞動力以及人力或動物在生產過程中的重要性，也使得生產程序從城市傳播開去。

滑鐵盧戰役

不列顛大型工業企業的興起

　　在這一持續的過程中，不列顛早期的工業品主義成就給它帶了豐厚的利潤，連同更早由商業資本主義帶來的利潤，以及同期源自新城市和礦山的土地增值，共同使得早期工業企業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實現自我融資或至少通過地方融資就能滿足需要。這些企業以獨資(proprietorships)和合伙（partnerships）為其形式，會向地方存款行請求短期貸款，但與國際銀行家、投資銀行、中央政府或公司形式的商業組織少有瓜葛。

　　上述早期工業資本主義的情況，在英格蘭從1770年持續到大概1850年，與比利時甚至和法國相仿，但與美國、德國和意大利的形式有著相當的差異，更是與俄國或亞洲的形式完全不同。產生這些差異的主要原因是籌集資金用以支付工業主義所需要的生產要素（土地、勞動力、原材料、技術、設備及其他）重組。東北歐，尤其是英格蘭，有大量的儲蓄來滿足這些新興企業的需要。但中歐和北美則相對較少，而東歐和南歐則只有非常少的資金在私人手中。

國際銀行家的角色

　　當一個地方越難為工業化獲得融資的時候，投資銀行家和政府的重要性就越能得以體現。事實上，基于紡織、鋼鐵、煤炭和蒸汽的早期工業主義形式由英格蘭向歐洲大陸傳播得很慢，以至于當英格蘭已經進入下一階段，即是金融資本主義時，德國和美國（大約1850年）的工業化才剛剛開始。直到20世紀30年代都在英格蘭、法國和美國居于主導地位的金融資本主義，是因1830年之后鐵路建設需要大量資金調動才興起的。鐵路建設，尤其是軌道和設備所需要的巨額資金，無法通過獨資或合伙的形式或通過本地融資予以解決，而是需要一種新式的企業形態——有限責任的股份公司（the limited-liability stock corporation）——和一種新的資金來源——國際投資銀行家，而當時的銀行家們還將差不多整個精力集中于政府公債的國際發行。鐵路建設的需要也幾乎同時帶動了鋼鐵生產和煤炭開采。

金融資本主義1850-1931

　　資本主義在20世紀已經發展到了無以復加的第三階段，其分枝和影響非常隱蔽，以至于當我們專注于其組織和運作方式時，會發現我們已被擋在門外。本質上講，金融資本主義是將舊式的、無組織的和地方的貨幣運作方式以及信用更替為一個具有國際性的統一體系，而這一體系已經難以想象地并且是順利地運行了數十年。這一體系的中心在倫敦，重要的分支在紐約和巴黎，它已經留下了一個完整的銀行體系——這是其主要的目標，和一個高度資本化的——如果現在看來是過時的話——重工業結構，并反應在鐵路、鋼廠、煤礦和電力方面。

　　有四個原因決定了這一體系的中心在倫敦。第一，英格蘭有大量的儲蓄，這依賴于英格蘭早前在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階段獲得的成功。第二，英格蘭擁有一個寡頭政治的(oligarchic)社會結構（尤其反應在它集中的土地所有權和有限的受教育機會），這一結構造成了相當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大部分盈余都流入了一小部分上層人的手中。第三，上層社會是構筑在傳統而非出身基礎上的，他們具有貴族氣派(aristocratic)但并非貴族(noble)，因此他們非常希望從低層社會甚至從其他國家吸收資金和有識之士，歡迎美國的后代以及中歐的猶太人加入他們的團體，就像他們還歡迎那些來自英國低層的、沒有受教育機會并帶有鄉土氣息的有錢人、有能力的人和英國國教徒一樣，這些人往往被不遵奉英國國教的基督教徒排除在特權貴族之外。第四（但并非最終），運作金融的技巧（尤其是在國際環境下），在金融資本革新的需要下變得更為迫切，而一小群倫敦商業銀行家在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階段就對這些技術有所熟知。

國際銀行家的王朝

　　倫敦的商業銀行家（merchant bankers）在1810-1850年就唾手得到了證券交易所、英格蘭銀行和倫敦貨幣市場，這些事物的產生是為了滿足工業主義發展的需要，但他們至今仍忽視這一點。很快地，他們將其金融網絡延伸至鄉村銀行，形成商業銀行和儲蓄銀行的形式，如同保險公司一樣，再將所有這一切組織成為一個具有國際規模的金融體系，并讓這個體系控制貨幣的數量和流動，以此來影響（如果不能控制的話）政府以及工業。從事這些活動的人審視過往的世襲君主體制（因為他們正是扎根于此），期望建立國際銀行家的王朝，或至少像許多朝代的統治者那樣成功。最為成功的王朝當然是法蘭克福的梅耶·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Meyer Amschel Rothschild）（1743-1812），至少兩代他的男性后代與堂姊妹甚至是侄女成婚。羅斯柴爾德的5個兒子分別在維也納、倫敦、那不勒斯、巴黎以及法蘭克福建立了分支，他們協同作業的方式雖然被其他國際銀行家王朝所復制但都沒有羅氏那樣成功。

 
現已被神話了的羅斯柴爾德

羅斯柴爾德族譜，真假未辯（這種東西網上一大把，看來是不用精心搜集資料和辨偽就能拿出手的）

國際銀行家的金融活動

　　為了集中討論國際銀行家的金融或經濟活動，我們不能完全忽視他們的其他特性。在近幾代里，他們已是國際性而非國家性的銀行家。他們通常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文明紳士，是教育和藝術的贊助者，因此在今天，大學、教授、歌劇院、交響樂團、圖書館和博物館仍然會反應他們的慷慨。為了這些目的，他們投資設立了基金會，這些基金會至今在我們身邊。

第五章——歐洲經濟的發展(5)

核心國際銀行家族

　　我們對這些銀行家族已經很熟悉了，但還是應當了解得更深。他們包括Raring, Lazard, Erlanger, Warburg, Schroder, Seligman, the Speyers, Mirabaud, Mallet, Fould, 還包括，尤其是羅斯柴爾德和摩根。在這些家族已經在金融資本主義興起后全面參與到了國內工業中后，他們與其他普通銀行家仍然有所區別，主要表現在：(1)他們具有全球性和國際性；(2)他們與政府關系密切，并特別關心政府公債包括外國政府公債問題，甚至在初看起來具有貧窮風險的國家也是如此，這些國家包括埃及、波斯(Persia)、奧斯曼土耳其、中華帝國（Imperial China）以及拉美；(3)他們的興趣幾乎完全集中在債券而非商品，因為他們欣賞“流動性”，并且將投資商品(commodity)甚或是不動產視為走向破產的第一步；(4)因此，他們是通貨緊縮（他們稱之為“良”幣，因為這樣的貨幣擁有較高的利率和價值）和金本位的狂熱獻身者，這對于他們而言，是保證價值的標志；及(5)他們既致力于秘密運作，也同時致力于將金融影響力秘密延伸到政治生活中。這些銀行家被稱為“國際銀行家”(international bankers)，更確切地，在英格蘭被稱為“工商銀行家”(merchant bankers)，在法國被稱為“私人銀行家”(private bankers)，在美國被稱為“投資銀行家”(investment bankers)。在所有國家，他們從事著不同的銀行和匯兌業務，但無論在何處，他們都能與其他類型的銀行，比如儲蓄銀行或商業銀行鮮明地區分開。

國際銀行兄弟會（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Fraternity）以秘密私有企業的方式運作

國際銀行一個不顯著的特征是，直到最近他們都保持了非公司制的私有企業形式，通常是合伙形式，不發行股份，沒有披露報告，通常也不會向公眾做廣告。就大多數情形而言，這種有無限責任風險的法律地位，一直保留到了現代遺產稅已經普遍施加于這些私人企業，且無存續期限的公司法人形式已被用以避稅目的之時。但這些私人企業仍然持續存在，因為它們最大程度地確保了對普通公眾保持匿名和神秘，它們的擁有者擔心公眾認為他們的行為會像通貨膨脹那樣邪惡。結果是，普通人沒有途徑了解運作這些私人企業的財富或場所，并且經常對他們的成員感到模糊。因此，即便擁有大量政治常識的人也可能無法將以下的名字與“摩根”相聯系，他們是：Walter Burns, Clinton Dawkins, Edward Grenfell, Willard Straight, Thomas Lamont, Dwight Morrow, Nelson Perkins, Russell Leffingwell, Elihu Root, John W. Davis, John Foster Dulles, and S. Parker Gillbert，但實際上，這些人還有其他一些人都是以位于華爾街3號的JP摩根辦公室為核心的圈子中的一員。摩根，像國際銀行兄弟會（譯注：這只是奎格利一個戲謔的說法）的其他成員一樣，一直通過公司和政府運作，但它本身一直保持私人合伙的形式一直到國際金融資本主義壽終正寢。J.P. Morgan and Company，最初于1838年在倫敦設立時叫George Peabody and Company，直到1940年3月21日才公司化，于1959年4月24日分立時解散，分立時與它最重要的子商業銀行the Guaraty Trust Company合并。它還在倫敦設立了分支，即Morgan Grenfell，存續至今。

J.P. 摩根

國際銀行家對于由政客控制貨幣體系感到不信任

金融資本主義和國際銀行家既對商業也對政府產生影響，但如果他們無法讓商業界和政府認可他們的兩個原則的話，他們也是一事無成的。這兩個原則都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即政客對于暫時性的公眾壓力過于軟弱并受其限制以至于無法信任他們能夠控制貨幣體系；因此，所有價值的圣潔和貨幣的優良必須通過兩個途徑予以保護：將貨幣的價值系于黃金之上，及由銀行家控制貨幣的供應。為了做到上述就有必要向政府和公眾隱蔽甚或誤導貨幣的性質和其運行的方式。

金本位

例如，銀行家將貨幣體系建立在黃金之上的過程稱為“固定”（stabilization），并暗含利率固定和價格固定的意思。但它真正達到的僅僅是利率固定，而它對價格的影響是非常獨立和偶然的，并且可能是不固定的（從它經常的趨勢到通過限制貨幣供應而使價格下降）。其結果是，在20世紀，包括金融家甚至經濟學家在內的很多人，都吃驚地發現，金本位導致了固定的利率和不固定的價格。然而，金本位在19世紀其實也導致了相似但卻沒有那么嚴重的情況。

利率通過金本位予以固定是由于各國法律有明確規定，即貨幣單位被規定為等同一定數量的黃金，而兩國貨幣之間的兌換是基于該等法定的比率。在1914年之前，貨幣(currency) 在一些國家具有如下的固定比率：

上述關系是由法律所明確規定的，即將黃金、金幣或黃金券交至公庫（或其他指定場所）的人可以將其中一種與其余進行不限數量的兌換而不具有任何損耗。因此，在完全的金本位下，黃金具有獨一無二的地位：在同一時間，它既屬于貨幣的領域又屬于財富（wealth）的領域。在貨幣的領域，其他貨幣的價值都通過黃金予以表現；而在財富的領域，其他商品的價值都通過黃金這種貨幣予以表現。如果我們將貨幣與商品的關系視為蹺蹺板的兩端的話，那么其中一個上升的價值則等同于另一個下降的價值，此時我們必須將黃金視為蹺蹺板的支點，貨幣與商品在這一支點上實現平衡，但這一支點本身并不上升或下降。

如果不理解貨幣則無法理解世界史

如果對貨幣在國內外的事務中所扮演的角色沒有什么了解，甚或，如對銀行家在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沒有什么了解，那么我們就難以理解20世紀的歷史。因此，我們應當至少從四個方面對其加以窺探。

中央銀行是由其股東所擁有的私人機構

在每個國家，貨幣供應采取一種倒金字塔的或倒錐的形式。在倒金字塔或倒錐下端的那一點，是黃金的供應及具有相同意義的黃金券；在中部是具有更多供應的票據（notes）；在頂端，擁有開放的和可擴展的上表面，是更多的儲蓄(deposits)供應。每一部分都以其下面部分作為其儲備（reserve），并且，由于這些更低部分擁有更少數量的貨幣(money)，因此它們更為“優良”。在中部或頂端擁有請求權的人（holder of claims）可以通過縮減到更低的部分而增加其對財富請求權的信心，當然，如果每個人或大量的人想同時這么做的話，儲備的數量將完全不足以應付。銀行本票（Notes，即紙幣）是由發行銀行或發鈔銀行（banks of emission or banks of issue）所發行的，是由銀行在其金庫中所保有或通過集中儲藏的黃金或黃金券儲備所保障的。作為儲備而發行的銀行本票取決于習慣、銀行規則（包括銀行章程的條款），或制定法。以往有許多發行銀行，但這一功能現在都很大程度上限制給了每個國家的若干甚或一個“中央銀行”。這些銀行，甚至中央銀行，是私人機構，由其股東所擁有并由其股東運作并分享利潤。在1914-1939年間的美國，聯邦儲備券（Federal Reserve Notes）由黃金券覆蓋（cover）其40%的價值，但到1945年，這一比例下降到了25%。英格蘭銀行，根據1928年的立法，250百萬的銀行本票未受到覆蓋，但超過這一數額的全部銀行本票價值由黃金給予100%的覆蓋。在同年，法蘭西銀行（The Bank of France），將其銀行本票的覆蓋率設置為35%。這些規定在緊急情況下，例如戰時，可以不被遵守或被改變。

決定社會(community)的貨幣數量

位于金字塔上層的儲蓄帳戶，被銀行家模糊地取了這樣的稱謂，盡管事實上它們是由兩種完全不同的關系所構成：（1）存入儲蓄（lodged deposits，譯注：暫時譯為此），是儲戶在銀行真實的請求權，儲戶可以根據它獲取利息，因為這些帳戶是銀行對于儲戶的債務；（2）新設儲蓄（created deposits），是由銀行無中生有地創造的請求權，是“儲戶”應當向銀行付息的銀行貸款。當然，在兩種情形下，都可以根據儲蓄帳戶向第三方簽發支票履行支付，這就是為什么它們都具有同一名稱。它們都構成了貨幣供應的一部分。存入儲蓄作為儲蓄具有通貨緊縮的性質，而新設儲蓄，作為貨幣供應的增加，具有通貨膨脹性。后者的數量取決于一系列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利率和對于該等信用的需求。這兩者對于決定一個社會的貨幣數量起著非同尋常的作用，因為在領先的經濟社會，貨幣數量的相當部分是由根據儲蓄帳戶所簽發的支票所形成的。銀行能夠新設儲蓄的數量，取決于儲備能夠支付的任何一部分用以取現的支票數量而非用以入帳的支票數量，這就如同前述銀行所能發行紙幣的數量那般。上述可能由法律所規定，也可能由銀行規則或僅由地方的習慣所決定。在美國，儲蓄帳戶額（deposits）根據傳統限制在黃金和黃金券儲備的10倍。在不列顛，通常是接近儲備的20倍。在所有的國家，信用的需求和數量在繁榮時期都是更大，而在蕭條時期都更小，合起來的話，能夠幫助形成所謂的“經濟周期”。

中央銀行由看不見的私人投資銀行企業所包圍

在19世紀，隨著金本位和現代銀行體系的完全確立，在波動的貨幣供應的倒金字塔旁邊產生了大量的金融機構，它們就像是太陽系中的行星一般；也即，一個中央銀行被衛星般的金融機構所包圍。在大多數國家，中央銀行被幾乎看不見的私人投資銀行企業所包圍。它們就像水星一樣，由于中央銀行耀眼的光芒而難以被發現，但事實上經常占據極其重要的地位。然而，一個近距離的觀察者，不可能疏于關注這些私人國際銀行家和中央銀行之間的緊密私人聯系。例如，在法國，在1936年法蘭西銀行改組時，它的董事會（Board of Regents）成員席位仍然是由1800年它設立時就已是董事的家族所占據；也增加了一些晚近的名字，例如羅斯柴爾德（在1819年加入）；在某些事例中，一些名字可能不能立即能被識別，因為那可能是女婿而非兒子的名字。如若不然，在1914年那些瑞士新教徒（18世紀加入）或德意志猶太人（19世紀加入）的后裔就會與一個世紀之前的先祖具有同一名字了。

英格蘭銀行及其私人銀行企業

在英格蘭，類似的情況也存在，因此甚至到了20世紀中葉，the Members of the Court of the Bank of England仍然主要與若干老“商業銀行(merchant baking)”企業相聯系，這些企業包括巴林兄弟（Baring Brothers），Morgan Grenfell，Lazard Brothers和其他銀行。

運行于中央銀行和私人銀行企業之外的商業銀行（commercial banks）

在核心之外居于第二環的，是商業銀行，在英格蘭稱之為“合股銀行（joint-stock banks）”，在歐洲大陸通常被稱為“儲蓄銀行（deposit banks）”。它們包括聲譽遠波的米蘭銀行（Midland Bank），勞合銀行（Lloyd’s Bank），英格蘭巴克萊銀行（Barclays Bank in England），美國的國家城市銀行（National City Bank），法國的里昂信貸銀行（Credit Lyonnais），以及德國的達姆施塔特銀行（Darmstädter Bank）。

(譯注：

Midland Bank于1992然后被HSBC控股收購并成為其子銀行；

Lloyd Bank于1995年被Llyds TSB吸收；

Barclays Bank最近兩年新聞很多，國開行07年對其入股，08年它收購雷曼兄弟核心業務；

Darmstädter Bank，當時德國全能銀行的典范，于1931年破產。 )

運行在最外圍的儲蓄銀行(Savings Banks)，保險基金和信托公司

在第二環之外的第三環，是更為邊緣的機構集合，它們擁有極少的的金融權力但對于從公眾調動資金而言仍具重要重要。第三環包括了廣泛的儲蓄銀行、保險企業和信托公司。

自然地，在不同的地方這些安排有著諸多區別，尤其是銀行功能和權力的劃分不是在所有國家都是一致的。在法國和英格蘭，私人銀行家通過中央銀行行使其權力，并對政府和外交政策具有更大的影響力，但對于工業的影響則較少，因為在這兩個國家，不像在德國、意大利、美國或俄國，私人儲蓄充足到工業本身可以獲得融資而無需銀行家和政府的支持。在美國，許多工業是由投資銀行家所直接資助的，因此對于工業和對政府的權力都非常大，而中央銀行（紐約聯儲銀行）在后來（1913年）才設立并且在其后（在金融資本主義時過境遷之后）變得更有權力。在德國，工業是由貼現銀行(discount bank)所資助和控制的，而中央銀行在1914年之前只有極少的權力和影響；在俄國，政府在經濟生活中占據統治性的角色，而意大利的情形還要落后和復雜。

貨幣的供給

我們已說過，決定貨幣價值（并因此決定商品的價格水平）的五個因素中的兩個是貨幣的供給與需求。在過去的數個世紀，對于大多數國家而言，一個國家的貨幣供給并不受限于集中的控制。但卻存在一些受到銀行家影響的控制，或受到政府影響的控制，或者不受上述二者影響的控制。因此，貨幣金字塔的不同部分之間僅具有松散的相互聯系。進一步，這種松散很大程度上源于如下事實，即在通貨緊縮的趨勢下是強制的，而只在通貨膨脹的趨勢下才被允許。

最后一點可通過以下事實觀察得出，即黃金的供給可以被縮減但很難被增加。如果在貨幣金字塔的底端一點增加一盎司黃金，并且這一貨幣體系的法律和習慣允許在金字塔每層都做相應的增加，那么此時在頂端層面則會增加2067美元的儲蓄。如果在一個完全擴展開的貨幣金字塔體系中抽走這一盎司黃金，那么將會縮減至少同等數量的儲蓄，這可能是通過拒絕延續貸款(renew loans)來實現的。

貨幣權力(Money Power)促使政府采用通貨緊縮的貨幣單位

在整個現代史中，金本位的影響是通貨緊縮性的，因為除了在特別的時間段，每年黃金的自然產量跟不上商品增長的步伐。僅是在有新的黃金供給，或因在戰時中止金本位，或發展出了可以減少黃金使用的新型貨幣（如本票(notes)或支票）時，才使得我們的社會在過去兩個世紀免于經受持續的價格通縮之苦。在1818-1850年和1872至大約1897年我們經歷了類似的兩個長期通縮階段。而相隨的三個通脹階段（1790-1817，1850-1872，1897-1921）是因為（1）法國革命和拿破侖時期，當時大多數國家還沒有采用金本位；（2）1849-1850年加利福尼亞和阿拉斯加新的黃金開采，及此后一系列的戰爭，包括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of 1854-1856)，奧地利-法國1859年戰爭(Austrian-French War of 1859)，1861-1865年的美國內戰，1866年和1870年的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Austro-Prussian and Franco-Prussian wars of 1866 and 1870)，甚至包括1877年俄土之戰（Russo-Turkish War of 1877）；及（3）Klondike和Transvaal在19世紀90年代的黃金開采，連同采用氰化法提純黃金（大約1897年）及包括從1898-1899年美西戰爭、1899-1902年布爾戰爭（Boer War）及1904-1905年日俄戰爭到1911-1912年間不間斷的戰爭在內的一系列戰爭。在上述事例中，三次最嚴重的戰爭階段都以嚴重的通縮危機（1819,1873,1921）宣告結束，因為具有影響力的貨幣權力（Money Power，譯注：這大概便是《金權天下》中“金權”一詞的來源吧，我們已經知道《貨幣戰爭》與Money Master的關系了，相信很快便會知道《金權天下》與Tragedy & Hope的關系。）總是說服政府重建具有高黃金含量的通縮性貨幣單位。

貨幣權力更關心貨幣而非商品

貨幣權力對于通縮的迷戀部分源自于它們對于貨幣而非商品的關注，但也有其他原因，其中一個因素似有矛盾。這一矛盾源自這一事實，即19世紀的基本經濟狀況是通縮性的，當時的貨幣體系是建立在金本位的基礎上，而工業體系卻呈現了商品供給的暴漲，但盡管價格下跌（同時貨幣價值上升），利率也趨向下跌而非上升。這一情況的發生是因為商業上對貨幣供給的限制并未反應金融世界通過超額放貸來獲取超額利潤。此外，商業銀行的傳統在金融資本主義中占統治地位持續直到其1931年終結。它持續強調債(bonds)而非股本證券（股票），更熱衷于政府公債的發行而非私人股本的發行，更關注外國的投資而非國內的投資。直到1825年，倫敦證券交易所的全部證券幾乎都是政府公債。在1843年，這些通常為外國的公債，占據了注冊證券的80%，在1875年，這一數字仍然有68%。為這些貸款籌集的資金數量巨大，以至于在19世紀某些時候，認購者會蜂擁著尋找購買證券的機會，即便是遙遠地方和不為人所周知的行業的發行也會立即有人認購。超額儲蓄導致借貸的價格下降，因此不列顛政府公債的利率從1820年的4.42%跌至1850年的3.11%及1900年的2.76%。這使得儲蓄進入外國領域，總體上來說，繼續追尋政府發行的和固定利率的證券。而上述的一切都增加了商業銀行家對于政府影響力和能縮的迷戀（這將提高貨幣價值和利率）。

銀行家的策略主導了通漲與通縮

銀行業實踐的另一個疑惑源于這一事實，即熱愛能縮的銀行家經常在追求借款以獲取利息方面表現出通漲的樣子。由于他們通過借出貸款來賺錢，因此他們熱衷于增加銀行貸款的信用額度。但這是通漲性的。銀行家這種通縮的觀念和通漲的做法在商業領域產生了巨大的反響。銀行家向企業借貸，因此貨幣數量的增速將會超過商品數量。其結果是通貨膨脹。當這一情況變得明顯，銀行家又會通過消減貸款及提高貼現率來向銀行本票（notes）或硬鑄幣(specie)逃遁。這對于銀行家而言在短期是有利的（因為這允許他們取消對貸款擔保的贖回權），但從長遠看對他們又是災難性的（因為這將使擔保物的價值降低到其所擔保的貸款價值之下）。但上述銀行家的通縮行為對于商業和工業而言，無論是短期還是長遠看，都是破壞性的。

改變貨幣的質量

貨幣供給，尤其是儲蓄(deposits)供給的波動，是“商業周期”的顯著表現方面之一。貨幣的質量(quantity of money)可以通過改變儲備要求或貼現（利）率加以變化。例如，在美國，通過要求聯儲成員銀行在地方聯儲銀行保持一定數量的儲蓄作為儲備而因之設定了儲蓄的高限。而儲備的比率（通過從7%-26%）因地區不同及聯儲系統管理委員會(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決定有所差異而有不同。

中央銀行改變貨幣流通

中央銀行通常能夠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或影響下級銀行(lesser bank)的貼現率來改變流通貨幣的數量。在公開市場操作中，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購買或出售政策公債。如果其購買，則向經濟系統中釋放貨幣；如果其出售，則在社會中減少貨幣數量。這種變化要比用以支付證券的價格要大。例如，如果聯儲銀行通過支票支付的方式在公開市場購買政府發行的有價證券(government securities)，很快會變成銀行的儲蓄。因此，該銀行在聯儲銀行的儲備將會增加。由于銀行被允許以數倍于其在聯儲銀行的儲備的價值發放貸款，這一交易將允許它們以發放更大數量的貸款。

中央銀行提高和降低利率

中央銀行也能夠通過影響其他銀行的信用政策來改變貨幣質量。這可以通過若干方法實現，如改變再貼現率，或改變儲備要求。所謂改變再貼現率，我們是指改變中央銀行向下級銀行收取的、以商業票據或其他擔保作為支撐的貸款利率，這些下級銀行反過來又將這些款項向外貸出。通過提高再貼現率，中央銀行迫使下級銀行提高其貼現率以保持利潤；此類利率的提高將會減少信用的需求以及儲蓄（錢）的數量。降低再貼現率將會產生相反的效果。

中央銀行迫使地方銀行減少信用

中央銀行以改變儲備要求的方式影響其他銀行的信用政策可能只適用于有法定儲備限制的地方（如美國）。增加儲備要求會消減地方銀行給予信用的能力，而減少儲備則會增加相應的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中央銀行控制地方銀行的信用政策在一個方面是許可性的，而在另一個方向則是強制性的。它們能夠迫使這些地方銀行消減信用，但只能允許而不能強制它們去增加信用。這意味著，中央銀行有對于通漲的控制力量但卻沒有對通縮的控制力量——這又是一例對于通漲是壞的而通縮是好的這一傳統銀行觀念的反應。

政府對于貨幣的權力

政府對于貨幣的質量有多種權力，包括：（1）控制中央銀行；（2）控制公共稅收；及（3）控制公共財政支出。政府對于中央銀行的控制因不同國家而大有不同，但總體來說是在增加其控制力。由于大多數中央銀行已經是（技術上的）私人機構，這一控制通常是基于習慣而非法律。但無論如何，政府通過中央銀行控制貨幣的供給是通過前述規范的銀行程序來進行的。政府通過對社會行使稅收和公共支出職能而對貨幣質量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獨立于銀行控制的。稅收導致減少社會的貨幣數量，因此通常是通縮性的力量；而政府公共支出導致增加貨幣數量，因此通常是能漲性的力量。整個政府政策的影響將取決于何者更大。赤字預算（unbalanced budget）將導致通漲，而贏余預算（budget with a surplus）將導致通縮。

政府也可以通過其他更激進的手段改變社會中的貨幣數量。通過改變貨幣單位的黃金含量，它們能夠大幅提高社會中貨幣的數量。例如，如果黃金在美元中的比例被減至一半，黃金券的數量將會翻倍，而以此為基礎的銀行本票和儲蓄的數量將增加許多倍，這取決于儲備要求的社會習慣。此外，如果政府完全取消金本位——也即，拒絕以黃金券和銀行本票兌換硬通貨——那么銀行本票和儲蓄的數量可以無限地增長，因為它們將不再受到有限的黃金儲備的限制。

由國際投行家控制的貨幣權力控制了企業和政府

在增加或減少貨幣供給的各種行為方面，政府、銀行家和實業家通常無法達成共識。概言之，在1931年前這一階段，銀行家，尤其是控制貨幣權力的國際投行家，既能控制企業也能控制政府。他們能夠控制企業，尤其是在無法獲得其自身所需融資的工業領域，因為投行家有能力提供或拒絕這類融資。因此，羅斯柴爾德的興趣在于控制歐洲的大量鐵路，而摩根控制了美國至少26,000英里的鐵路。這些銀行家們當然比這些走得更遠。作為工業企業上市的回報，他們占據了這些企業的董事席位，就像他們已經對商業銀行、儲蓄銀行、保險公司和金融公司所做的那樣。通過這些下級機構，他們向屈服的企業注入資金，對于反對者則加以疏遠。對這些企業，通過董事交差任職、控股公司及下級銀行予以控制。他們促進合并，減少競爭，直到20世紀早期許多活動已經處于壟斷地位以至于它們能夠通過提升無競爭的價格以超過成本而獲得利潤，進而它們能夠自我融資并可以擺脫銀行家的控制。但在這一步到來之前，極少數的銀行家對歐洲和美國的經濟生活擁有巨大的影響力。早在1909年，了解這一切的Walter Rathenau（他從他父親那里繼承了對德國AEG公司(字面意思為German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的控制并取得了核心的董事席位）說：“相互熟識的300人，直接控制歐洲的經濟命運，并從他們之間選擇繼承人。”

投行家對政府的權力

投行家對政府的權力依賴于若干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政府需要發行短期公債(short-term treasury bills)和長期政府公債(long-term government bonds)。如同企業家要從商業銀行進行借貸以消彌其不規則和間斷的收入與定期和持續的支出（諸如月租，年度抵押還款，及每周的工資支出）之間的鴻溝，政府也需要通過商業銀行家（或由他們控制的機構）的幫助去度過因不規則的稅收而形成的淺灘。作為公債專家，國際銀行家不僅控制著必要的優先權，還向政府官員提供咨詢，并且在多數場合，將他們的人手安插進入官方的特定職位一段時間以處理特殊的問題。類似的情況在今天甚至更加廣為接受，在1961年，一個共和黨投行家成為了民主黨政府的財政部長，而這樣的安排并未太多地受到來自各方的議論。

貨幣權力至高無上且不容質疑

自然地，銀行家對政府的影響在金融資本主義階段（大致1850-1931年）并非人人可以自由言說，但這已經被內部人所經常承認，尤其是在英格蘭。在1852年，財政大臣Gladstone宣稱：“全部情況的關鍵在于：政府自身并非金融事務的決斷力量，而只是使得貨幣權力處于至高無上和不容質疑的地位。”1921年9月26日，金融時報寫道：“半打來自TOP5銀行的上層就能通過抑制短期國債的延續而傾覆政府財政的整個組織。”在1924年，銀行家協會（Institute of Bankers）的副主席Drummond Fraser爵士說：“英格蘭銀行的行長（Governor）一定是個獨裁者，他決定了僅有政府能夠獲得借來的錢。”

蒙塔古·諾曼和J.P. 摩根控制了金融世界

除了基于政府融資和個人影響力而對政府擁有的權力外，銀行家還能夠通過其他壓力驅策政府以他們所希望的方式行事。由于大多數政府官員忽視金融，他們總是從被認為是該領域專家的銀行家那里獲得咨詢。上個世紀（譯注：指19世紀）的歷史顯示，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銀行家向政府提供的建議，就像他們向企業家提供的建議一樣，是對銀行家持續有利的，但經常對于政府、企業家和一般民眾是有害的。這些建議在必要的時候可能通過操縱匯率、黃金流量、貼現率，甚至是商業活動程度的方式來執行。因此摩根通過抽回黃金控制了克里夫蘭的第二政府（Cleveland’s second administration，譯注：這句有疑問，待查），而在1936-1938年期間，法國的外匯操縱者導致了人民陣線政府（Popular Front governments，譯注：法國的左翼聯盟，于1936年贏得了議會大選）的癱瘓。如同我們將要看到的，國際銀行家的權力在最后十年，即1919-1931年達到了其頂峰，而當時蒙塔古·諾曼和J.P.摩根不僅控制了金融世界還控制了國際關系和其他事務。1927年11月11日，華爾街日報將諾曼先生稱為“歐洲的貨幣獨裁者”。這一點諾曼先生于1930年3月21日在英格蘭銀行的董事會(court of directors)前予以了承認，并在5天后于下院的麥克米蘭委員會(Macmillan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予以了再次承認。在國際金融資本主義以全速撞上冰山并沉沒之前，有報道說諾曼先生曾言：“我控制著世界的霸權。”與此同時，一些英國人談論著“第二次諾曼征服”（Norman Conquest，譯注：1066年法國諾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了英格蘭，是英格蘭歷史上的重要事件，這里帶有嘲諷意味），意指諾曼的兄弟成為了BBC的頭目。可能需要補充的是，諾曼行長對于主要的世界問題很少不經咨詢J.P.摩根的代表就徑行決定，也正因為如此，他是當時商務旅行跨度最大的人之一。

 
蒙塔古諾曼，1920-1944年間任英格蘭銀行行長

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

銀行家和企業家之間的利益沖突導致了大多數歐洲國家從屬于銀行家或企業家，或從屬于政府（在1931年后）。上述從屬因采納“非正統的金融政策”而終結——即，金融政策與銀行家的短期利益不相一致。這一導致銀行家處于從屬地位的轉變反應出現代經濟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金融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最早1926年開始發生在德國，早于任何其他國家。在不列顛則出現在1931年后，而在意大利僅出現在1934年。在法國它沒有得到相應程度的發展，這解釋了法國1938-1940年經濟孱弱的情況。

國際金融實踐

適用于不同國家之間的金融資本是適用于其一國之內的金融資本的放大。當商品在國與國之間進行交易，必須以實物或黃金進行支付。之所以不能以銀行本票、黃金券或支票予以支付，是因為它們僅在發行國內具有價值。為避免每次交易都要運輸黃金，外國匯票（bills of exchange）得以運用。外國匯票是對一個外國人的請求權(claim)，而該請求權會出售給在同一國家的人。如果后者希望履行另一個國家的人對他的請求，則他可以購買上述請求權。他能通過以外國匯票向其在另一個國家的債權人支付的方式來履行其義務，而用于支付的外國匯票則是他從該國的另一個人那里所購買的。因此，一國的進口商不用向另一國的出口商寄付金錢，一國的進口商只需在其本國向出口商支付債務款項。因此，國際貿易的貨物付款是通過將兩個人之間單獨的交易合并為四個人之間雙重的交易來實現的。在許多情況下，付款經常是經由若干不同國家的多個交易來實現。這些交易被置于所謂的外匯市場。出口商在外匯市場賣出外國匯票并換回其本國貨幣單位。進口商買入這些外國匯票以支付給其債權人，并因此將其本國貨幣單位投入外匯市場。由于外匯市場中可獲得的匯票可由許多不同國家的貨幣單位予以買入，因此在市場中產生了可獲得的一國貨幣數量（由進口商投入）和以外國貨幣投入的不同外國匯票（由出口商投入）之間的匯兌關系。以一國可在外匯市場中所獲得的其自身貨幣的供需為形式的任何國家的匯票（或貨幣）的供需，決定著外國貨幣與本國貨幣之間的價值關系。這些價值可能波動——對沒有采用金本位的國家而言可能波動劇烈，但對于采用金本位的國家而言則只會是窄幅波動（如同我們將要看到的）。

外匯市場作為國際貿易的調節器(regulator)

在一般情況下，外匯市場用于向外國人支付商品和服務費用而避免國際間的貨幣（黃金）運輸。它同時還是國際貿易的調節器。如果任何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進口持續地超過向該國出口，更多的進口商將在外匯市場中投入本國貨幣以換取外國匯票以向其債權人支付。這意味著本國貨幣供給的增加和該外國貨幣需求的增加。其結果是，進口商將投入更多的本國貨幣來取得該等外國匯票，而本國貨幣的價值將下跌，而該外國貨幣的價值將上升。這一基于黃金的上升（或下降）會以“面值”（par）（等同于兩國貨幣的確切黃金含量）予以計量。

由于本國貨幣的價值相較于其他一些國家的貨幣而言低于其面值，從事該外國業務的本國出口商會增加他們的業務活動，因為當他們收到以外國匯票形式的付款時，可以賣得比平常所預期的更多的本國貨幣并因此增加利潤。通過進口國貨幣貶值而導致的進口過剩，將會通過提供更多的外國匯票而最終導致出口增加，并會使得貨幣間的關系朝面值方向復原。對外國貨幣同等的復原將反應國際義務的平衡，而這又將反過來反應兩國間商品和服務交易方面復原的平衡。這意味著，在正常情況下，貿易不平衡會創造趨向復原貿易平衡的貿易條件。

外匯市場的大幅波動

對于不采用金本位的國家，外匯不均衡（foreign-exchange disequilibrium）（即，一個貨幣單位相對于其他貨幣單位而言發生貶值）能變成大幅波動——事實上，無論波動到什么程度對于通過鼓勵進口商購買其他國家商品來復原貿易均衡都是必要的，因為該國的幣值已經低到其他國家的進口商無法抵抗該國的商品低價的誘惑。

外匯市場在金本位下無法波動

但對于采用金本位的國家，結果就迥然相異。在這種情況下，一國的幣值不會比將黃金在兩國之間運輸的費用要低。意圖向另一國家的商業伙伴進行支付的進口商不會為了外國匯票而投入多而又多的本國貨幣，而只會為這些匯票付出對于他而言更為便宜的可以從銀行購買相應數量黃金的價款，再以黃金支付運費、保費及向另一國的債權人付款。因此，在金本位下，外匯牌價（foreign-exchange quotations）不會大幅波動，而只會在兩個黃金輸送點(gold points)（即黃金出口點和黃金進口點）之間作相應的（按兩國貨幣的法定黃金比例關系）窄幅波動。

由于黃金的打包、運輸和保險要耗費黃金0.5%的價值，因此黃金的出口點和進口點要比均衡點（parity point）高出和低于這個數量。以美元—英鎊關系為例，當均衡價格為1磅=4.866美元時，黃金出口點的價格約為4.885美元，而黃金進口點的價格約為4.485美元。

上述我們所列舉的情況是大幅簡化的。事實上它們取決于若干因素，包括：（1）中間商為當前和未來而購買或售出外匯所進行的投機活動；（2）市場可獲得的外匯供給總量要比國際商品交易所需多得多。它取決于全部的國際支付總量，例如利息、服務費的付款、商務旅行支出、借款、證券出售、僑匯（immigrant remittances）及其他；（3）總體的匯兌平衡取決于全部國家之間的關系，而非兩國之間。

廢除金本位

源自不平衡貿易所導致的黃金在國與國之間的流動有助于產生抵消這種流動的條件。如果一國出口超過進口致使黃金流入以彌補這些差額，這些黃金將成為提升貨幣質量的基礎，而這將導致國內價格的上漲進而減少出口并增加進口。與此同時，流出黃金的國家其貨幣質量將會下降，這將導致該國價格的下跌。價格的轉變將導致商品流動的轉變，因為商品傾向于流向高價格的地區而非低價格的地區。商品流動的這一轉變將反作用于起初導致黃金流動的貿易失衡。其結果是，黃金的流動將會停止，而僅有稍許價格水平差異的平衡的國際貿易將會產生。整個過程揭示出，國內價格的穩定從屬于匯兌的穩定。在1931年后，大多數國家拒絕了這種從屬關系。具體表現在：（a）至少部分地放棄了金本位；（b）控制國內價格的努力；（c）控制匯兌的努力。所有這一切源于將經濟體系從黃金決定的金融體系中解脫出來的渴望。

主要國家被迫放棄金本位

這一美妙的國際支付的自動機制是人類所發明的偉大社會工具的代表之一。然而，它需要一些非常特別的條件才能有效運行，如我們將要展示的，這些條件在1900年前就開始消失，并隨著一戰所導致的經濟變化而消亡怠盡。正因為這些變化，再難恢復1914年之前的金融體系。盡管曾經為這一恢復做出了重大決定，但在1933年前還是明顯失敗了，所有主要國家都被迫放棄金本位和自動兌換（automatic exchanges）。

當金本位被放棄時，黃金像其他商品一樣在國與國之間流動，而外匯（不再系于黃金之上）也能更大幅度波動。理論上講，國際支付的不平衡能通過匯率的變化或國內價格水平的變化而被修正。在金本位下，僅是兩個黃金點（譯注：出口點與進口點）之間的匯率變化就能實現修正。When the unbalance is so great that exchanges would be forced beyond the gold points, the rectification is made by means of chaging internal prices caused by the fact that gold flows as the gold points, instead of the excahnges passing beyond the gold points.（這句暫沒有好的譯文）另一方面，當貨幣脫離了金本位，匯率的波動就不限制在兩個黃金點之間而是可以無限制地走向任何一方。在這種情況下，國際支付不平衡的解決主要是靠改變匯率而極少是靠改變國內價格。在1929-1936年間，各國都脫離了金本位，因為他們希望通過以改變匯率而非價格波動的方式實際國際貿易平衡。他們擔心價格波動持續，因為改變（尤其是降低）價格將導致商業活動衰退，并會導致經濟資源（如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的使用從一個商業活動轉向另一個商業活動。

重新穩定國際支付平衡

從下述事例可以看到，當貨幣脫離金本位后，如何重新穩定國際支付平衡。如果英磅貶值到4美元或3美元，美國人將很快買下英格蘭，因為英國的價格對他們來說非常便宜，但英國人則只能尷尬地談論購買美國之類的話題，因為他們需向美國人支付大量的金錢。這將有助于修正起初對英格蘭過度的出口，正是這種過度出口才使英磅的供給大幅提升進而貶低了其幣值到3美元。貨幣的這種貶值將導致價格

1914年前的局勢

1914年前大不列顛對世界局勢具有支配地位。這種支配是真實的而非表面的。在許多領域（諸如海軍或金融），不列顛的至上地位明確到無須它自己宣稱或要其他國家承認，它們都對它的地位心照不宣。作為這些領域不可挑戰的權威，不列顛能夠成為一個善意的(benevolent)權威。它只滿足于實權而非形式。如果其他國家在事實上承認它的統治權，它將迅即留給這個國家法律上的獨立和自治權。

不列顛的至上地位

不列顛的至上地位不只是19世紀所造就的。這一成就可以回溯到16世紀——發現美洲大陸從而導致大西洋成為比地中海更重要的商路和財富之路那一階段。在大西洋，不列顛的地位是唯一的，這不僅是因為它地處最西端，更是因為它是個島國。后一個因素使它能夠旁觀歐洲大陸陷入紛爭而它自己卻能獨立地去開拓跨洋的新世界。基于此，不列顛在1900年前就建立了使其稱霸的海軍。與之伴隨的是其杰出的商船隊伍，它們控制了世界遠洋冒險及海洋運輸在途貨物所有權的39%（三倍于其最強的競爭對手）。

除了上述不不列顛在1815年前建立的霸權外，在1815年后它還在新的領域建立了霸權。這是從其工業革命早期的成果興起的。這些成果被運用于運輸、通信以及工業產品。首先它給世界帶來了鐵路和蒸汽船，然后帶來了電報、有線電纜和電話，再后則帶來了工廠系統。

工業革命

在工業革命四處傳播之前，它在不列顛存在了大概兩代人的時間。它大幅提高了商品的產量及對原材料和食物的需求；它也大幅增加了財富和儲蓄。上述連同運輸方式的發展，不列顛促進了以其為中心的世界貿易，這個體系主要是由手工商品的出口和原材料及食物的進口所構成。與此同時，不列顛的儲蓄開始流向北美、南美及亞洲，以尋求這些地區原材料和食物產量的增加。到1914年，資本輸出已經達到了比其他所有國家的對外投資總和還要多的局面。1914年，不列顛海外投資金額約為200億美元（或約為1/4不列顛國民富(national wealth)，其收益約為整個國家的收入的1/10）。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同期的海外投資約為90億美元（或為1/6法國國民財富，收益為國家收入的6%），而德意志帝國同期約有50億美元的海外投資（1/15德國國民財富，收益為國家收入的3%）。而此時的美國，還是一個負債累累的國家。

世界大的商業市場（commercial markets）都在不列顛

如前所述，1913年不列顛在世界中的統治地位是真實的而非表面的。全球任何一個地方的人都因不列顛的存在而能夠安然就枕、高效工作并且生活富足。（譯評：典型的歐洲中心論，1913年中國還在進行反袁的二次革命）不列顛海軍艦隊在印度洋和遠東鎮壓販奴者、海盜和野蠻人。諸如葡萄牙、尼德蘭或比利時這樣的小國，在不列顛的庇護下維持著它們在海外占有的權益。盡管很難相信，但甚至是美國也是在不列顛海軍的庇護下得保安全并高舉門羅主義的。通過外交部謹慎的大國平衡策略，小國能夠在列強的夾縫中尋求獨立。全球大多數大型的商業市場都在英格蘭，甚至像棉花、橡膠、錫這樣英格蘭自身不進行規模化生產的商品市場也是如此。全球的商品價格也是在英格蘭的職業交易人通過競價所決定的。如果一個秘魯的人準備向阿富汗寄錢，這個交易十之八九是通過在倫敦進行薄記來完成的。英國的議會政體及英國司法體系的其他方面，如法治（rule of law），都盡其所能地復制給了世界的其他地區。

不列顛是世界金融和世界貿易的中心

資本在不列顛之外的收益率——導致資本大量輸出的因素——是與勞動力的收益率相匹配的。因此，資本從不列顛和歐洲輸出與人的流動相匹配。這些都對將非歐洲地區改良為類歐洲模式產生了作用。在人口輸出方面，像在資本輸出方面一樣，不列顛輕松獲得了第一（1815-1938年間，超過2000萬人從聯合王國移出）。其結果是，不列顛成為了世界金融中心和世界商業中心。如前所述，國際金融體系是建立在我們剛剛描述的工業、商業和信用關系體系基礎之上。這需要一系列特殊的條件——而這些條件不可能一直持續可得。此外，它還要求一系列次要的特性，而這些也不是永久性的，它們包括：（1）國家最關心的應當是采用完全的金本位；（2）國內經濟應當不受其他國家公共的或私人的干涉；即，價格可以根據商品和貨幣的供給和需求自由上升和下降；（3）必須有可自由流動的國際貿易以使商品和貨幣能夠無障礙地流向價值最高的地方；（4）國際金融必須要有一個中心及若干副中心，以便在若干清算所（clearinghouse）就可結清國際貿易請求，如此便可最大程度減少黃金的流動；（5）國際事務中的商品和資金流動只受經濟因素控制而不應受制于政治的、心理的或意識形態的影響。

這些使得國際金融和商業體系的功能在1914年前有效運轉的條件，在1890年就開始起變化了。基礎經濟和商業條件首先改變了，并在1910年前作了大幅調整；次要特征也被一戰所改變。其結果是，早期的國際金融資本主義已然是昨日黃花。想象一下沒有護照或visa，以及幾乎沒有移民或海關限制的年代。這一體系的確附帶了一些缺點，但它們也的確只是附帶的。社會化如若不是社會性的，文化開化如若不是文明的，這個體系允許個人自由呼吸并以一種史無先例的方式拓展他們的才能，但這也是危險的開始。

（第五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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