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的金融監管改革

奧巴馬的金融監管改革
(《信報》專欄文章)

趙景倫

世界金融風暴的源頭是美國。監管機構對金融行業監管不力，釀成大禍。為免風暴再起，急需徹底改革美國的金融監管制度。十七日出臺的奧巴馬政府改革計劃，八十八頁白皮書：“金融監管改革：新的基礎”被吹噓為“大蕭條后的改革以來，對制度最徹底的大檢修”（奧巴馬語）

沒有那回事！由華爾街口袋里的人物財長蓋特納和首席經濟顧問森馬斯主持的所謂金融監管改革只是在邊緣做文章，有一些好的規定，但是沒有解決根本問題。這個計劃的贏家是華爾街。計劃中保護消費者的部分值得稱道。但是華爾街及其游說客正在竭力抵制，阻撓有關立法。風暴尚未過去，奧巴馬政府錯過了實行真正改革的機會。不過這本來就在意料之中。

我們說改革計劃沒有解決根本問題，指的是（一）沒有解決金融機構過于龐大，牽連過廣，不容倒閉 （too big to fail, T.B.T.F.）的問題；（二）只監管標準的所謂純香草衍生工具（standard, plain vanilla derivatives）; 不監管真正的亂源“定做的獨一無二的衍生工具（bespoke derivatives）;(三) 沒有解決信用評級機構的利益沖突問題。另外，授予本身就是金融行業一員的聯儲會更大監管權力并不明智。

專家們認為不應讓銀行發展得過大，到不容倒閉的程度。他們提出一些經濟上的抑制措施，防止銀行變得過大，在此之前，就把它們分解。然而奧巴馬計劃接受了T.B.T.F.，給它們貼上“第一層級金融控股公司“（Tier I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的標簽，只提出對它們加強監控，根本不想把大銀行變成比較安全的機構，不因主管追求高報酬，而冒大風險。這就是說，還得要納稅人提供更大的安全網。贏家是華爾街；輸家是納稅人。

將近一個世紀以前，高院大法官布蘭戴斯就說過：“據說規模大并不犯罪。但是至少規模大會變得非常討厭，因為它們利用那些手段才變成龐然大物，而他們還利用規模大干壞事。”的確，規模大是金融業（還有汽車制造業）的一大問題。例如“美國國際集團”（AIG）冒大風險，遭大虧損。財政部不營救雷曼兄弟公司，而救AIG, 因為這家世界最大的保險公司牽連過廣。何況當時的財政部長保爾森原來就是高盛的首席執行長。 AIG拿了納稅人抒困錢二千二百億美元，馬上就給它的交易對手高盛一百二十九億美元。救AIG 其實就是為了救高盛。順便說一句：高盛和摩根斯坦利看到雷曼垮了，它們自己也處境危殆，就促請聯儲會同意，它們一夜之間就從投資公司，搖身一變成了銀行控股公司，有資格取得聯邦補貼。大金融公司總是贏家；納稅人總是輸家。

比起羅斯福來，奧巴馬的改革是小巫見大巫。羅斯福搞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Glass—Steagall Act of 1933），建立了“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并且把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分開，禁止銀行控股公司擁有其他金融公司。但是此法在1999年十一月被“葛蘭姆—李琦—布萊利法”所廢除。當時任克林頓政府財政部長的森馬斯就是 Gramm-Leach-Bliley Act 的大力鼓吹者。

能不能限制金融機構，不讓它們變得T.B.T.F.? 森馬斯說，不可能回到小銀行的時代去。因為金融世界已經前進了。“我不認為你能把時鐘完全撥回去。”原來森馬斯認為金融企業注定了要T.B.T.F.!因為那是歷史潮流，不可阻擋。 此人不但主張大金融企業。而且壓根兒就反對監管衍生物。

奧巴馬的金融監管改革只監管標準衍生工具；不監管真正興風作浪的定做的獨一無二的衍生工具。監管改革方案說：“要監管標準的OTC (over-the-counter, 不通過交易所，直接發售給顧客的， 或者叫“場外”)衍生工具。所謂“標準”，就是極其普通，危害不大的“衍生工具”。這次出大問題的是所謂的“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 債務抵押義務。即包裝起來的衍生工具和各種跟貸款結合起來的東西以及其他類型的證券。曾經發行了二萬億美元的這種類型的衍生工具。據此，銀行可以借進十倍，三十倍這個數目，即二十萬億到六十萬億美元。這是監管改革方案所不要求監管的衍生工具。因為銀行業大力游說，“不要監管最復雜的衍生工具，因為我們能夠從中賺到最多的錢，也因為監管人員和投資人都并不了解我們在干甚么。”

信用評級公司穆迪和標準普爾在金融風暴中起了極壞的作用。它們幫助華爾街把抵押貸款重新包裝成為證券，從而鼓勵了風險放貸，最終危害了美國經濟。他們評為三A級的證券如今一錢不值。例如當時最大的抵押貸款公司“美國國家金融服務公司”（Countrywide Financial）承保的證券被穆迪提高評級。這家公司的首席執行長默契羅被證券與交易委員會指控證券詐騙。他拿出2006年的電郵記錄說，他根本無法確定公司資產負債表上所持貸款的真正風險。直到2007年為止，穆迪沒有降低這家公司的評級，以警告公眾。

最根本的問題是評級公司拿被它監控評級公司的錢。這等于影片制作人付錢給影評家來評他的影片。奧巴馬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沒有根本改變這個嚴重的利益沖突問題。方案只要求信用評級機構更多提供詳細信息，管理和公布利益沖突。但是并沒有改變出售證券的公司付錢給評級公司，請它們來評級。也沒有鼓勵競爭者進入評級行業，聽任這個行業被少數公司所控制。

曾經擔任過高盛常務董事的經濟學家諾密.普林斯說，奧巴馬把金融危機歸罪于“不負責任的文化”（culture of irresponsibility）。最壞的新建議就是賦予聯儲會更大的權威。這等于獎賞不負責任之王。聯儲會本身就是銀行系統。過去十五個月，它匯集了七萬九千億美元，從中發放大筆廉價貸款給銀行，并且發放了多少錢給哪些銀行全都保密。

普林斯說，前不久，有十家銀行得到財政部的允許，歸還他們從“問題資產抒困計劃（TARP）拿到的錢。其中高盛拿到一百億；摩根大通拿到二百五十億；等等。十家銀行一共要歸還六百八十億。但是它們實際上欠的是二千二百九十億。他們欠的是“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提供的擔保。但是這筆款還不包括數以萬億計的聯儲會貸款。因為聯儲會保密，我們不知道錢是如何分配的。聯儲會已經是最強有力的監管機構。貝南其對國會說，公布貸給哪家銀行多少錢“很危險”。人們知道了，會造成更大的災難。普林斯說，我們其實知道哪家銀行拿到貸款。大銀行跟聯儲會有密切的關系。他們持有聯儲行的股份。它們跟聯儲會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共生關系。給聯儲會更大權威等于給大銀行更多福利。

夠了。奧巴馬的金融監管改革雖然也有些好的建議，基本上是安撫華爾街。要求自由放任市場的信徒們加強監管，豈非與虎謀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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