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辯論：資本主義模式的后危機變遷

經濟學家辯論：資本主義模式的后危機變遷

2009年06月29日  第一財經日報

左派經濟學家科茲、杜梅尼爾：資本主義模式的后危機變遷

沈尤佳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左派經濟學理論就是一種資本主義危機理論，2008~2009年的這一場國際經濟、金融危機，是否意味著資本主義全球經濟體系的一場危機，在這場危機之后，這個體系又將何去何從？

就此問題，CBN對話兩位國際上有代表性的左派經濟學家，美國馬薩諸塞州立大學經濟學教授大衛·科茲(David M. Kotz)和國際馬克思大會主席、法國巴黎第十大學教授熱拉爾·杜梅尼爾(Gérard Duménil)，為理解這次危機的成因和意義提供一個視角。

CBN：請你談談過去幾十年新自由主義發展帶來的后果，以及其調整的必然性。

科茲：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危機還沒有完全過去。在我看來，這不僅僅是一次金融危機，也不僅僅是實體經濟部門的一次嚴重衰退，而是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的一次系統性危機。

導致這次危機的原因，并不僅僅是金融市場過去的寬松監管，而是源于構成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的一系列制度條件。正因此，這次危機也不可能在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的框架內得到解決。

在過去約30年的時間中，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的確曾提供了比較高的利潤率，以及比較高的增長率。但眼下其內部固有的矛盾，已經使這種模式不再可能提供比較高的利潤率和積累率。

導致這次危機的三個主要的矛盾如下。

首先，過去30年內家庭部門的債務不斷增長。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使得利潤與資本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因而，經濟的增長所依賴的唯一條件是家庭部門負債的不斷增長。結果，家庭部門債務規模達到不可持續、不可償還的程度，如上世紀80年代初至2007年美國家庭部門債務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翻了一番。

其次，金融部門脆弱性的累積。在新自由主義模式下，投機性的、追求高風險高回報的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積累了越來越多的高風險資產，比如次級貸款、信用違約掉期等。此類所謂的金融創新是注定要破產的。

最后，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導致了過度投資。這時期美國的資產泡沫不斷擴大，比如上世紀90年代美國股票市場出現巨大的資產泡沫，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房地產市場出現的則是更大的資產泡沫。資產泡沫不僅僅是金融現象，它同樣影響實體經濟部門，促進商業投資和家庭部門消費，從而，固定資產投資和生產能力膨脹到超越實際需要的限度。

而隨著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破裂，過剩的生產能力最終暴露出來，比如當前美國僅2/3的工業生產能力得到使用，這導致美國產業投資(對新的廠房、設備、機器等的購買)的急劇下降。今年第一季度，美國產業投資按年率計算下降了37.9%，這是大蕭條以來最大幅度的下降，而且比次高的數據高出很多。

CBN：請你談談目前的危機對全球新自由主義可能帶來怎樣的沖擊以及危機之后世界經濟模式隨之可能發生怎樣的改變？

科茲：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每當一種模式的資本主義不可持續的時候，它會需要一個時期的調整以重構、重組其經濟模式。眼下正是這樣的時期。

我相信，未來一段時期內，資本主義世界將發生重大變革。這種重構似乎更傾向于一個加強政府管制的資本主義模式。盡管現在的時點上還很難準確預測最終究竟會發生怎樣的重構，但我可以指出幾種可能的重構模式。

一種可能的重構模式，是公司資本主義。

過去30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嚴重弱化了發達國家的工人運動和人民運動，現在最積極地推進和討論如何重組整個經濟體的，是大銀行家、大資本家。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可能導致一種公司資本主義。

這種模式的資本主義將具備如下幾個特征。一是金融市場將得到嚴格監控、監管，這將回到新自由主義政策被普遍采納之前的情況。

二是資本的強勢和工人的低工資(延續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下的情況)。工人力量弱化是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的重要特征，如果工人力量和工人運動繼續像目前這樣弱小，那么新自由主義模式下的這一特征可能會保留下來。如果工人工資始終保持在較低水平，會導致另一個問題，即誰來購買由于生產能力不斷膨脹而不斷生產出來的商品？

因而該模式的第三個特征，是政府支出不得不擴大。政府擴大支出可以被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如交通、電力、科技創新等，或被用于增加軍事開支。在過去一段時間內，美國的右翼分析家們就是在鼓吹我剛才描述的這種形式的“公司資本主義”，這些人正是之前積極鼓吹新自由主義和“小政府”模式的人。“公司資本主義”模式主要由大銀行家和大資本家通過政府來管制和管理整個經濟，因而這種模式的重構對工人階級是不利的。

另一種可能的重構模式，是社會民主主義模式的資本主義。

要實現該模式，先決條件是強大的工人運動和人民運動。資本家本身是不樂意看到這種模式的資本主義的，他們只有在面臨一個具有革命傾向、強大的工人運動的條件下，資本才有可能作出部分的妥協，而危機的深入則有可能為更加強大的工人運動奠定基礎。

這種模式的資本主義，要求技術創新和生產能力提高帶來的紅利，被資本和勞動共同分享，工資和利潤有可能得以以相近的速度增加。由于工人工資增長，這種模式的資本主義的一個優點，就是有可能解決公司資本主義模式無法解決的、誰來購買生產能力膨脹而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問題。

這種模式曾經在歷史上出現過，即二戰結束之后的政府管制的資本主義模式。該模式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擴大的政府支出，主要是用于各種各樣的社會保障項目。

我必須要指出的是，并不僅僅是目前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最終會導致一系列不可持續的矛盾，任何模式的資本主義最終都會走到危機的地步，包括政府管制資本主義。如美國、西歐、日本及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曾采用這種模式，在該模式持續了幾十年之后，至上世紀70年代，其內在的矛盾最終也導致一場危機。

在大蕭條以及二戰以后，相當一批國家繼蘇聯之后離開了資本主義陣營，采納社會主義模式，包括東歐和東亞地區的一些國家。一場嚴重的危機可能創造某些條件使社會主義變得更為可能。我們不能排除資本主義再次調整自己，從而復興的可能，但也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即在一些國家，包括發達國家，社會主義可能取代資本主義。

比如當前的美國，絕大多數普通民眾對大銀行、大資本家感到憤怒，過去的短短一年內，約570萬工人失去了工作，數百萬家庭面臨失去住房的威脅，數百萬居民發現一生的積蓄可能一夜之間只剩下了一半。這次危機向人們展示了資本主義壞的一面。因而我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重新復興、壯大是有可能的。

CBN：請你談談過去幾十年中，新自由主義如何通過金融化、全球化將更多國家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杜梅尼爾：我對危機的分析也從新自由主義開始。

究竟什么是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新的社會秩序，有其階級內涵，它涉及上層階級收入的不斷增加。

如果我們同時考慮最高收入家庭和最低收入家庭，二戰前美國最富的1%的人，其收入占所有家庭部門收入的比重約為17%，這是傳統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情況。二戰后富人的收入受到限制，一直持續到上世紀70年代。上世紀70年代是社會危機的時代，發生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描述的經典的利潤危機，那場危機創造了后來導致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條件。

可以說，新自由主義是階級斗爭的結果。在70年代危機的階級斗爭中，普通人民運動失敗，于是社會按照最富有的那部分人的意愿加以改造，途徑是對工人施加更多的管理和管制。并且改造的結果有利于最富有的那批人，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恢復到戰前水平。

目前我們正處于金融危機之中。幾乎所有的人都同意，金融機制的變革是導致這次危機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全球化也是當前危機的一個重要方面。我所說的全球化包括商品自由貿易、投資的自由流動，以及金融全球化。

金融化和全球化進程始于上世紀80年代，加速于上世紀90年代后期，進入21世紀以來更是大大加速。雖然美國并不是世界上唯一采納新自由主義的國家，但本次危機發端于美國。

這一美國路徑與美國的霸權密切相關。看待這個問題，要兼用國內和國際視角。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外貿的平衡。美國的貿易赤字，根據會計準則，意味著其他國家需要借錢給美國。當美國從世界其他國家購買更多商品和服務、出售更少商品和服務，即意味著美國要向國外支付更多的美元。這些美元最終必然以金融投資的方式回到美國，如中國投資于美國國債。但外國在美國的投資有80%投入私人部門。

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國內失衡，如不斷增長的消費。美國新自由主義時期家庭部門消費不斷增加，消費增加并不來自于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家庭部門，而主要來自上層家庭。又如不斷增長的債務，包括美國的外債，更重要的是家庭部門債務的不斷增長。由其他國家不斷借錢給美國和美國家庭部門不斷增長的債務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2001年衰退之后的美國很快恢復，得益于債務，尤其比較窮的家庭部門的債務迅速增加。要做到這一點，前提是必須解除管制，特別是對次貸產品管制的放松。次貸之所以能夠把錢借給無力償還債務的那部分人，依賴于證券化的過程。所謂證券化是指放貸機構并不把債權握在手中，而是出售出去，尤其在過去幾年，他們把證券化的、與次貸有關的債權出售給其他國家。因此，當家庭部門無法償還、只能違約的時候，將全世界拖入了危機。

CBN：請你談談危機之后，世界貿易體系、金融體系、世界治理將會出現怎樣的變化？

杜梅尼爾：我完全同意科茲關于美國模式新自由主義必然終結的觀點。美國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是實體部門的衰退。在刺激經濟的同時，若要繼續保持美國的霸權，就必須不斷增加美國的外債和內債，而這樣做的風險，是可能導致美元的危機。

要想糾正前述美國路徑是非常困難的，即使在出現某種程度經濟恢復的情況之下。因為糾正美國路徑意味著把生產重新搬回美國國內，這就要求相當程度的貿易保護主義，這又直接與美國的一些金融與非金融大企業的利益相沖突。美國企圖找到一個平衡點，一方面重新恢復國內經濟平衡，另一方面要保證其對世界其他國家和其他地區的控制，但是這樣做的難度很大。

美國國內和國際的很多民族主義因素要求終結新自由主義、控制資本收入。但這并不一定意味著人民的勝利。人民最終能夠得到什么將取決于他們的斗爭。我們可以期待回到二戰以后的社會模式，但能不能回去，誰也說不清。

我認為最可能出現的模式是公司資本主義。也不排除極右主義的出現，幸運的是美國人民選擇了奧巴馬而不是麥凱恩做他們的總統。我們不知道奧巴馬能不能成為另一個羅斯福。從現在看來，奧巴馬仍然保留部分與人民運動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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