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建民--中國外交界長出的怪胎

吳建民--中國外交界長出的怪胎

李定凱（2009.6.4）

吳建民者，沒當過大官，曾為中國外交部新聞發(fā)言人，后任駐法國大使，回國后當外交學院院長，現(xiàn)任國際展覽局名譽主席，官銜未越過司局級。可是此公在國內名聲卻不小，在他離任駐法大使后，與外交界其他同級或上級官員相比，他亮相電視臺、講壇的頻率超乎尋常的高，報刊記者也很追捧他，儼然似乎成了中國外交政策的解說者。究其原因，是他比較“出類拔萃”，常常語出驚人，近日《文摘報》（　2009年5月17日　）引自《經濟觀察報》的一篇報道就是一例。　　

報道中的記者問：“有人認為當前世界是一個需要繼續(xù)斗爭、繼續(xù)革命的世界。對此，你怎么看？”吳氏答道：“這個問題非常重要。20世紀很長時間里，世界的主題是革命和戰(zhàn)爭，但時代是會變化的。80年代初，鄧小平在接見外賓時說，世界面臨兩大問題，一個和平，一個發(fā)展，這兩大問題一個也沒解決。也就是說，時代主題變了，和平與發(fā)展取代了革命和戰(zhàn)爭。”“‘一國兩制’跟革命與戰(zhàn)爭時代的邏輯是完全不一樣的，它考慮到中華民族包括香港、澳門的根本利益，同時也考慮到外國在香港、澳門的利益，找到了一個平衡點。”“有些人還是用革命與戰(zhàn)爭時代的觀點來看待今天的世界，這是跟時代的特點不相吻合的，會把我們引向歧途。”記者又問：“這種觀點為什么仍然存在？”吳建民借題發(fā)揮說：“我認為‘以階級斗爭為綱’影響著很多人的思維。改革開放是對‘文革’的否定，但是我們沒有時間來完全清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對人們的影響，就搞改革開放。所以，一些人仍然以舊有的思想來看待世界。這種思想將會引導錯誤理論和錯誤實踐，對此如果不注意的話，會給中國帶來極大的傷害。”“一個狹隘、偏激、極端的國家是可怕的。……中國需要朋友。在全世界去找敵人，樹敵，這不愚蠢嗎？”　　

無論從理論方面還是從實踐方面看，吳建民在這里至少犯了三個明顯的錯誤，就是：1. 有意混淆時代性質和世界在一個時期內要解決的主要問題的區(qū)別；2. 否定人們對國際階級斗爭的認識是對現(xiàn)實世界中存在的客觀矛盾的反映；3. 惡意污蔑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外交路線和政策。　　

世界的時代性質是由一定的世界經濟、政治歷史發(fā)展階段決定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人類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個階級斗爭的歷史包括有一系列發(fā)展階段，在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就是被剝削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和進行剝削和統(tǒng)治的資產階級進行斗爭的歷史；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進行斗爭的結果將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任何剝削、壓迫以及階級劃分和階級斗爭，從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列寧根據(jù)世界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新特點（壟斷性、寄生性和腐朽性），指出世界資本主義已經發(fā)展到了它的最高階段 – 帝國主義階段，世界進入到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20世紀的世界歷史發(fā)展證明了列寧論斷的正確性。因為世界上帝國主義仍然存在，而且它的力量仍然強大，所以中共十大政治報告堅持列寧的論斷，認為“我們仍然處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　　

吳建民認為現(xiàn)在時代的性質變了，成了“和平與發(fā)展”，這不僅歪曲了時代發(fā)展的本質，而且也篡改了鄧小平談話的原意。1985年，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團時，為了打消日本企業(yè)界對中日兩國發(fā)展經濟技術合作的疑慮，從政治和經濟兩個角度闡明中國的發(fā)展不僅不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相反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國際局勢的穩(wěn)定，駁斥了國際上反華勢力散布的中國“好戰(zhàn)”的謬論。鄧小平是從“經濟角度”談“和平與發(fā)展”問題的，是把中國的發(fā)展放在世界“東西問題”和“南北問題”矛盾的大格局下進行思考的，落腳點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鄧小平講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指中國發(fā)展起來了，會增強世界上制止可能由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引發(fā)世界大戰(zhàn)的力量。鄧小平沒有說現(xiàn)在時代的性質就是“和平與發(fā)展”。（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04 – 106頁）　　

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中指出：“世界仍然很不安寧。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局部沖突和熱點問題此起彼伏，全球經濟失衡加劇，南北差距拉大，傳統(tǒng)安全威脅和非傳統(tǒng)安全威脅相互交織，世界和平與發(fā)展面臨諸多難題和挑戰(zhàn)。”從鄧小平講過“和平與發(fā)展”兩大問題以來，這兩個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相反，由帝國主義對世界的爭奪而引起的局部戰(zhàn)爭和沖突此起彼伏，由帝國主義國家推動的“經濟全球化”引起的發(fā)展中國家的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日益嚴重。兩次阿富汗戰(zhàn)爭、海灣戰(zhàn)爭、科索沃戰(zhàn)爭、車臣戰(zhàn)爭、南斯拉夫解體、伊拉克戰(zhàn)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之間的戰(zhàn)爭、高加索（南奧賽梯）戰(zhàn)爭、非洲一些國家（索馬里、蘇丹、埃塞俄比亞、盧旺達等）的內戰(zhàn)、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等等，要么是帝國主義國家直接出面，要么背后都有帝國主義的影子。“金融戰(zhàn)爭”是經濟全球化中的另一種形式的戰(zhàn)爭。“中國威脅論”或明或暗、或強或弱從不間斷；美國加強在太平洋地區(qū)的武力存在，不斷向臺灣（美國承認其是與之有正常外交關系的中國的一部分）政權出賣先進武器，派飛機、艦船進入中國海洋專屬經濟區(qū)。所有這些都是活生生的國際階級斗爭（民族斗爭說到底也是階級斗爭問題）的現(xiàn)實，不是哪個人杜撰出來的，任何有愛國心、有正義感、有憂患意識的中國人都不會視而不見，置若罔聞，他們常常發(fā)出對帝國主義的聲討和批判，表達“中國不高興”的感情。可是，吳建民卻把人民思想中這些對現(xiàn)實的回應歸結為“‘以階級斗爭為綱’影響著很多人的思維”，不是十足的唯心主義無知嗎？中國官方大小會議和文件、新聞媒體、右派精英以階級斗爭的方式，批判“以階級斗爭為綱”30多年了，結果階級斗爭還在“影響著很多人的思維”，難道吳建民竟愚蠢到不能換個思維方式去找找其中的原因？　　

更為可惡的是，吳建民還不懷好意地影射在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領導下的新中國外交路線和政策是“狹隘、偏激、極端”、“在全世界去找敵人，樹敵”，而且還打著鄧小平的旗號。對吳建民的無恥爛言是不需多加駁斥的。正是在那次關于“和平與發(fā)展”問題的談話中，鄧小平鄭重地對日本客人說：“過去，在國際上有人認為中國是‘好戰(zhàn)’的。對這個問題，不僅我，還有中國其他領導人，包括已故的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都多次聲明，中國最希望和平。中國在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領導的時候，就強調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并認為霸權主義是戰(zhàn)爭的根源。”看來，吳建民想打鄧小平的旗號為自己的劣行遮掩，恐怕是枉費心機了。　　

古今中外，凡是忠于自己國家民族的外交官員，無不把“斗爭”這兩個字時刻縈繞于胸，因為自有階級社會以來，國家民族之間的交往，常常伴隨著利益的沖突和角力。吳建民曾經身為代表中國的外交官，可是頭腦里卻只有“和平”沒有“戰(zhàn)爭”，只有“朋友”沒有“敵人”，只有“發(fā)展”沒有“革命”，這不是一個“外交怪胎”是什么？他最近在美國，更侈談什么中國外交要韜光養(yǎng)晦100年，向帝國主義獻媚邀寵。可是鄧小平只說過要堅持改革開放100年不動搖，難道改革開放就是韜光養(yǎng)晦？　　

吳建民這個“外交怪胎”的“崛起”，可以追溯到他當駐法國大使的時候。據(jù)我看到的一份材料，當時他借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機會，以駐法國大使館的名義，向國內送交了一份《法國社會黨和共產黨興與衰的啟示》的報告，雖然其中充滿了社會民主黨和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的觀點。大概由于這件事情的影響非同一般，吳建民這個“外交怪胎”就得到了各種營養(yǎng)的輸入，迅速大模大樣地發(fā)育成熟了。　　

按照歷史辯證法，其實說怪也不怪。在中華民族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涌現(xiàn)了無數(shù)民族英雄，也浮出了不少漢奸敗類和投降派。漢朝的中行說和李陵、宋朝的秦檜、明朝的吳三桂、清朝的李鴻章，及至中華民國的汪精衛(wèi)、周佛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林彪之流，都是有名的漢奸和投降派。這些人物之所以走上背叛國家和民族的邪路，有的是為個人恩怨而不顧大義，有的是貪生怕死，有的是不識時務，有的則是與敵對勢力沆瀣一氣。時下的中國政治大舞臺上，出現(xiàn)了李銳、謝韜、辛子陵、高尚全、吳建民等一批招搖過市的人物，他們并沒有被敵人用刀架在脖子上，然而卻不遺余力地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鼓吹中國對內要搞資本主義復辟，對外要投入世界資本主義的懷抱，這是國內國際階級斗爭的必然現(xiàn)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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