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危機

布魯斯•巴威爾 著 吳萬偉 譯

    我的學習經歷是非常曲折的。當我回顧歷史，發現就好像有一天整個事業都不在我的雷達屏幕上，第二天我明白了那是我們時代最重要的事情。

    事情發生在阿姆斯特丹，1997年我飛到這個城市，一年后移居那里。1但是直到1999年我在主要由穆斯林居民的社區居住了一段時間后，我才發現這個城市被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幾乎是完全隔離的兩個世界。一個世界基本上由種族上的荷蘭人組成，世俗的，自由的，由于嬰兒出生率低，人口持續下降。另一個世界主要由穆斯林移民組成，生活在傳統聯系在一起的，自我分割開來的飛地，他們的獨裁的領袖蔑視民主，人口迅速增加（由于嬰兒出生率高，移民增加）。我很快發現這個區分在整個西歐普遍存在。顯然社會摩擦越來越多產生了隔閡。

    但是沒有人討論這個問題，或者不愿意討論。當我來到阿姆斯特丹圖書館尋找這個方面的資料時，只見到兩本書。（當時互聯網遠非現在這么內容豐富）一是美國學者約翰•艾波西圖（John L. Esposito）《伊斯蘭的威脅》（The Islamic Threat）(1992)，作者堅持沒有這種威脅，另外一本是英國作家亞當•拉伯（Adam LeBor）的《轉向東方的心》（A Heart Turned East (1997),作者贊美穆斯林為歐洲帶來的“看不見的，但是非常重要的東西”也就是說“上帝和精神”2。

    當然，有些思想深刻的觀察家已經公開發表了對歐洲正在進行的轉型的擔心，但是我直到遷往奧斯陸后才明白。伊拉克移民瓦里德阿爾庫巴斯（Walid al-Kubaisi）在1996年的回憶錄《我的信仰，我的神話》（Min Tro, Din Myte）中描述了一個挪威的上層精英不僅不能鼓勵融合，而且由于被誤導的,優越感的對外國人的浪漫主義推動，積極地破壞融合以致于責罵自由派思想家（像al-Kubaisi）因為生活在西方的部分吸引力是西方的民主。3接著是社會人類學家烏尼維坎（Unni Wikan）多年來一直呼吁族群融合的努力。他被挪威政府聘請制訂移民家庭計劃，維坎敦促政府關注穆斯林婦女和兒童的公民權利，她知道其中的許多人在父權家庭中遭受嚴重的虐待，但是她的建議被拒絕了，因為政府挑戰穆斯林丈夫和父親的權威是非常不尊重的表現。當然，也有荷蘭社會學家后來成為政治家的皮姆•福圖納（Pim Fortuyn），他的書《反對將我們的文化伊斯蘭化》（Tegen de islamitisering van onze cultuur）采取反對約翰•艾波西圖的立場，指出自己的國家中出現沒有修養的穆斯林亞文化確實威脅了民主價值，而且荷蘭除非認真對待這個威脅否則就要完蛋4。雖然福圖納的書1997年就出版了，我沒有聽說過，后來很長時間也沒有。

    這些聲音雖然強烈，但是基本上是荒野上的聲音，政界，學界，媒體都拒絕聆聽。如果阿爾庫巴斯的主張被主流媒體忽略，如果維坎的建議被不加思考地拋棄，福圖納雖然在荷蘭老百姓中找到熱烈的聽眾和支持者，卻被荷蘭精英階層妖魔化。雖然他是個自由派，追求自由和男女平等，政治人物和新聞記者把他成為法西斯主義者。這種一系列的歪曲終于導致他2002年5月6日被綠黨激進分子刺殺，兇手對刺殺動機的描述讀起來就像主流媒體對他的指控的總結。

    發言者被迫沉默了，但是他的信息繼續在其他離經叛道的歐洲人的著作中表現出來，尤其是9-11事件刺激后，開始贏得人們的支持。比如，傳奇性的意大利記者奧利阿娜•法拉希（Oriana Fallaci）在回應9-11的《憤怒與傲慢》（The Rage and the Pride）中（激烈的抗議a cri de coeur）寫到“我非常非常非常生氣，對冷血的，明晰的，理性的狂怒的生氣，我想啐到他們臉上。”5“他們”不僅指恐怖分子而且指歐洲精英，他們必須擺脫時髦的反美主義和反猶太人主義，承認西方自由的真正威脅，并采取行動捍衛自由。文明，美國，自由，個人主義，西方對法拉希來說都是看不見的，為這些辯護的人是英雄，沒有能承認它們的價值的人是傻瓜，試圖毀滅它們的人是不能輕視的威脅。作為長期的左翼人士法拉希用激情的，漫談式的，高度個人色彩的語言譴責左派人士的喜愛阿拉法特，稱贊紐約市長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攻擊穆斯林歧視女性，回憶采訪巴基斯坦領袖阿里布托（Ali Bhutto），布托夫人回憶童年時代的包辦婚姻，說“沒有哪個宗教比我的宗教更壓迫人了”。法拉希在本書中遵從《理性的力量》（La Forza del Raggione)對左派的譴責，像伊斯蘭教“認為自己得到善良和真理的上帝的親吻，像伊斯蘭教從不承認犯罪或者犯錯誤，難怪意大利人中皈依伊斯蘭教者95%來自左派。”6

    法國人對公立學校戴頭巾的爭論引起兩本簡短的，熱情的書，由居住在巴黎的伊朗小說家查哈多特德嘉宛（Chahadortt Djavann）撰寫,開頭說“我戴頭巾十年了”不戴頭巾毋寧死，和（Que pense Allah de l’Europe?）(書中她把頭巾比作納粹時代歐洲的猶太人被迫用的黃星（yellow star）。7 激烈的抗議也來自索邦大學（Sorbonne）歷史教授蓋伊•米利埃（Guy Millière）,在書《Qui a peur de l’islam!》中令人信服的說“伊斯蘭將成為21世紀法國的問題，這個問題將決定法國生存還是滅亡”。從荷蘭作家和媒體人物梵高（Theo van Gogh）在一系列的報紙專欄挑釁性的標題如安拉無所不知（Allah weet het beter ）冒失地刺穿伊斯蘭和歐洲傳統的虔誠信仰。8其他的書如果說不那么愛爭辯的，卻同樣是緊迫的。在丹麥，《西方的伊斯蘭》（Islam i vesten）是多數作者為穆斯林難民的文集，書中坦率地討論了伊斯蘭教教義，人權，男女角色。《戰爭之家》（I krigens hus ）考察了在穆斯林世界一個世紀之久的反對西方背景下歐洲伊斯蘭的興起。9挪威的一本文集《美好的意圖，糟糕的結果》（Gode formål—gale følger）考察了該國移民政策的歷史和后果，而《女性融合》（Feminin integrering）提供的統計數字顯示在幾個歐洲國家的移民數量并沒有通過婚姻融入主流社會，相反他們和國外的伊斯蘭信徒結婚仍然處于隔離的狀態。10

    與此同時，維坎的《慷慨的背叛》（Generous Betrayal）承認總體上美國的移民政策收到理想效果，歐洲的情況則完全不同。11為什么？她承認差別在于美國人的現實主義和歐洲人的天真。不是從美國人移民政策的成功歷史中學習經驗，歐洲政策制訂者認為美國是冷酷的物質利益主義者，國家強迫移民去掉自己的身份認同，聽任他們在激烈競爭的經濟體制中掙扎。他們推行一種自認為充滿人道主義精神和多元文化的政策。(維坎稱為“不現實的烏托邦空想”)在這個途徑下，既不鼓勵工作，也不鼓勵融合，對待移民非常慷慨，他們相信小心謹慎地對待，保持一定的距離將會得到移民的感激。但是這個政策的后果是年輕的一代歐洲出生的穆斯林女性中大部分和她們在北非和南亞村莊里的老祖母一樣受到壓迫過著隱居的生活。一代歐洲出生的穆斯林男性沒有謀生技能，不服管教，對不切實際的恩人充滿蔑視，很容易成為極端伊斯蘭分子和恐怖主義征募者蠱惑和獵取的目標。

    在《慷慨的背叛》中維坎講了幾個故事說明了對移民傳統的錯誤的“尊重”如何導致對個人權利的拒絕。其中一個傳統是包辦婚姻。維坎寫了挪威出生的姑娘愛莎（Aisha）,父母決定把她運回故鄉摩洛哥強迫她嫁人。當時愛莎14歲知道了這個可怕的后果后向挪威兒童保護機構求助，但是為了不被看作缺乏文化敏感性，他們拒絕干預。另外一個傳統是“榮譽處死”（honor killing）即通過處死被玷污了的女性家人（比如被強奸了）而恢復家族的榮譽。維坎在她的書《為了榮譽》（For ærens skyld）中描寫了這種風俗，讓人憂慮，不僅因為描寫了被家人殘酷處死的姑娘，因為維坎讓人吃驚地堅持認為那些處死自己家人的兇手也是受害者，她的主張是文化意識形態強加在他們身上無法擺脫的義務。12(使用同樣的邏輯，人們可能認為奧斯維辛集中營中把小孩往毒氣室中扔的軍人也是值得同情的，因為他們畢竟是納粹種族理論的無助的工具。)

    所有這些書都表達了多數普通歐洲人的擔心，打破了歐洲政治界，學術界，媒體精英對于移民和民族融合問題上沉默的墻壁。總體上看，它們描繪了移民社區越來越和主流社會隔離的陰森的圖畫，歐洲出生的年輕穆斯林男人越來越多地被吸引加入伊斯蘭極端主義甚至恐怖主義陣營，歐洲的主流社會過分沉溺于政治正確而不能勇敢面對這個問題。有些書強調受這些問題影響最大的人好像是穆斯林自己，被虐待的婦女到婦女保護中心避難，蹣跚學步的孩子忍受割禮的折磨（clitoridectomy）,孩子被送往外國像監獄一樣的可蘭經學校（Koran schools），十多歲的姑娘被迫嫁給文盲地痞，這些人認為打罵妻子是上帝給予的權利。

    第二節

    在造成歐洲移民社區困難過程中，伊斯蘭本身起了什么作用呢？對于這個問題有普遍的共識。伊斯蘭世界問題專家維坎解除了伊斯蘭的所有責任，認為麻煩在于某些文化中主導地位的宗教碰巧是伊斯蘭，而表示宗教本身的問題。在穆斯林環境中成長起來的阿爾庫巴斯提出相反的觀點堅持認為穆斯林社區消極黑暗面不能和伊斯蘭脫離關系，因為伊斯蘭是造成這樣的社區的最強大力量。

    最近一些書試圖探討西方對穆斯林信仰以及它與歐洲融合危機和反恐戰爭的關系的越來越多的好奇和關心。在《伊斯蘭的危機》中，杰出的學者伯納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盡管強調他對伊斯蘭沒有憎惡，（給予單調和貧窮的生活尊嚴和意義，教導不同種族的人兄弟般友好相處，并不必然把它看作有問題（伊斯蘭不是西方的敵人）,但是他承認世界上對于伊斯蘭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的觀點大部分來自穆斯林教義和歷史。13但是他接著說伊斯蘭的西方觀點（尤其是美國觀點）也受到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深刻影響。他強調了埃及激進分子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的當代伊斯蘭思想的強大影響。此人1940年代在美國居住的兩年讓他見識了建立在“好時代”和“好玩”基礎上的生活方式（庫特布的阿拉伯文著作中就沒有翻譯這些詞）,對從上教堂的機會到金賽性學報告（Kinsey Report）等一切東西都厭惡之極。伊斯蘭的魔鬼不是“帝國主義者或者剝削者”而是“誘惑者”路易斯說，不是美國的帝國主義或者剝削造成了伊斯蘭分子而是美國文化的誘惑力，強大的吸引力讓他們感到害怕。

    為什么有這樣的想法，認為伊斯蘭恐怖主義者是由于對美帝國主義的憤怒產生的呢？路易斯指出雖然絕對的俄羅斯帝國主義（包括蘇聯在境內嚴厲鎮壓伊斯蘭）對穆斯林生活的破壞性遠遠影響超過美國曾經做的事情，但是穆斯林領袖批評俄羅斯比批評美國要少得多。（有些穆斯林國家拒絕譴責蘇聯入侵阿富汗，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甚至公開為這個行動辯護）同樣的，伊拉克和伊朗的戰爭（造成的傷亡和破壞比阿拉伯和以色列所有戰爭加起來的總和多得多，也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那么，為什么穆斯林這么反對以色列呢？路易斯說其中一個原因是在一個人們不能自由批評自己主人的社會中，“以色列就充當了經濟私有化和政治壓迫的替罪羊，一個轉移憤怒的出口”。（人們可能說這樣起作用嗎？在阿拉伯語教材和媒體上提到猶太人或者以色列不管是在穆斯林世界還是在歐洲都像是納粹宣傳的腔調）但是路易斯表現出對普通穆斯林百姓的同情，認為大部分恐怖分子是極端瓦哈比教派（Wahhabist theology）的信徒，這個信仰的實踐者多數不是極端分子，9-11事件不符合可蘭經的戒律。

    在這些方面，羅伯特•斯賓塞（Robert Spencer）強烈反對。在《揭開伊斯蘭的面紗》（Islam Unveiled）中，盡管承認尊重穆斯林，“偉大的中世紀的文明”，他連續考察了一連串的風俗如奴隸制，一夫多妻制，少兒婚姻，女性歧視，不平等的離婚法律，叛徒的死刑，異教徒的懲罰，在每種情況下，他都大量引用可蘭經或者過去和現在的可蘭經學者的著作說明所有這些行為都是伊斯蘭教贊許的。14斯賓塞反駁路易斯認為瓦哈比教派的主張體現了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的觀點，認為幾乎所有的穆斯林都認為“可蘭經（Qur’an）是字面上的永遠正確的，包括對暴力的告誡。有些穆斯林自由派認為可蘭經對戰斗的告誡是呼吁發動對罪惡和錯誤的精神戰爭，但是很難找到這樣的人。”

    更加嚴厲的批評來自1995年發表的筆名為瓦拉克（Ibn Warraq）的“我為什么不是穆斯林？”（Why I Am Not a Muslim）在9-11之后重新引起人們的注意。15瓦拉克在穆斯林國家長大但是現在成為世俗的人道主義者，崇尚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他寫這本書（標題顯然是受到羅素（Bertrand Russell）“我為什么不是基督徒？”（Why I Am Not a Christian）的啟發）是作為對1989年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追殺令（fatwa）的回應。瓦拉克寫到“一個人有機會表現生死重要問題立場是非常罕見的，拉什迪問題和伊斯蘭的興起就是這樣的兩個問題，這本書就反映了我的立場。”他的批評毫不留情：“對于女性，非穆斯林，異教徒，伊斯蘭文明中顯示的奴隸的令人恐怖的行為是可蘭經以及伊斯蘭學者制訂的原則造成的直接的后果。伊斯蘭法律是極權特征的理論基礎，目的是控制個人生活從生到死的每個方面。”他承認這個理論并沒有總是付諸實踐，換句話說，伊斯蘭文化常常沒有可蘭經規定的那么嚴厲，但是他接著說在女性割禮上，一直非常嚴厲。他堅持說“艾波西圖和所有伊斯蘭的西方道歉者不能明白的是伊斯蘭是個威脅，是對成千上萬穆斯林的威脅。”

    瓦拉克的書中的一個高潮是他討論歐洲作家和學者的精彩言論，這些人對伊斯蘭一知半解的著迷產生寬厚的形象幫助形成現代西方對穆斯林文化和信仰的觀點。比如不僅伏爾泰和吉本（Gibbon）崇拜伊斯蘭缺乏專門的神職階層，以及所謂的理性主義和啟蒙。對暴君有慈悲寬宏的卡萊爾（Carlyle）崇拜穆斯林對于強大領袖的偏愛。這些人發現伊斯蘭是個用來鞭撻基督教的有用的鞭子。簡而言之，瓦拉克強烈反對西方的“東方主義”，但是和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基于外來者對阿拉伯和伊斯蘭文化的解釋本質上來說是有文化偏見的，因而是不合法的而拒絕不同，瓦拉克反對它因為它浪漫的拒絕全面的觀看讓人不舒服的現實。

    像斯賓塞,瓦拉克花費大量篇幅一條一條對伊斯蘭歷史和神學進行批評分析。雖然他的對于可蘭經歷史錯誤的非常詳細的觀點，伊斯蘭法律和普遍的人權宣言的不一致地方，革命理論的合法性對世俗讀者好像更難啟示性。他的關于帝國主義的章節（其中他對比了歐洲人帝國和穆斯林帝國對臣民的態度）關于dhimmitude (在穆斯林國家強加在非穆斯林身上的二等公民地位)，關于伊斯蘭對異端邪說的迫害，關于穆斯林女性的角色（他引用了保護強奸犯，懲罰受害者的法律）是引人入勝的。瓦拉克認為巴基斯坦的締造者穆罕默德•阿里•真納（Muhammed Ali Jinnah）“設想的基本上是世俗國家”。他喜歡威士忌和豬肉在當今巴基斯坦“很可能在公開場合被嚴厲批評”。盡管可蘭經禁止同性戀，但是“阿拉伯語有些最偉大的詩人經常以最直率的，讓人想象到的直白的語言贊美同性戀。”就像斯賓塞的書包含一章題目是“伊斯蘭和自由民主相容嗎？”（末尾引用發人深省的大衛•普賴斯•瓊斯（David Pryce-Jones）的話來說明沒有人能夠在伊斯蘭世界建立公民社會）瓦拉克也有一章題目是“伊斯蘭和民主和人權相容嗎？”（他的回答是干脆的不）瓦拉克結尾的句子呼應了1995年的話“最終的戰爭可能不是在伊斯蘭和西方之間進行，而是在尊重自由的人和不尊重自由的人之間的戰爭。”

    《離開伊斯蘭》（Leaving Islam）瓦拉克的最新著作，是研究伊斯蘭叛徒，對他們的懲罰就是處死。16他回顧了穆斯林世界最著名的叛徒和自由思想家的歷史，大量引用了從歐瑪爾•海亞姆（Omar Khayyam）(他的詩很少表達正統思想)，提供了好幾頁值得異端言論從反對宗教的詩人（al-Maarri(973?058):“穆罕默德或彌賽亞!你聽我說，根本就沒有完整的真理，創造太陽和月亮的神，怎樣把光亮普照大地，我怎么看不見一絲。”但是《離開伊斯蘭》大部分是離開伊斯蘭的人的證言。有些人皈依基督教或者印度教，但是多數人自稱自然神論者，無神論者或者人文主義者。他們質疑伊斯蘭的原因各種各樣。有些人厭惡教徒的虛偽，對女性的虐待，或者憎恨猶太人，印度教徒，或者同性戀者，也有些人因為信徒的美德沒有得到上帝的回報而失去了信仰。有些人發現可蘭經缺乏道德力量，有些人覺得它不合邏輯。有些人拒絕了神的觀點，還有些拒絕伊斯蘭的神的地位的看法，認為太狹隘了。巴基斯坦裔美國哲學家伊凡卡瓦珈（Irfan Khawaja）記得在17歲的時候閱讀過薩義德的《東方學》，他更喜歡（伯納德•路易斯）抱怨說“北美和英國的穆斯林社區恐怕是最不負責任的。如果談到伊斯蘭可能面臨的現實的時候，因為他們“應該知道得更多些”，同樣的，在五歲的時候認定可蘭經宣揚的理論是任何理智的人都不會接受的思想的一個巴基斯坦男人抱怨說西方的宗教學教授除了伊斯蘭教，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宗教都被他們批判遍了。

    戴維•霍洛維茨（David Horowitz）對此抱怨深有同感。曾經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他在《極端的兒子》（Radical Son (1998)）講述了他的政治歷程, 霍洛維茨對左翼美國學界和激進分子的行為驚駭不已。他們本來聲稱支持女性權利和同性戀者權利，但是自從9-11之后，和反對這些權利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同流合污，一相情愿地為他們開脫，為他們辯護。17正如霍洛維茨在《非神圣的同盟》（Unholy Alliance）中強調的，某些左派分子和伊斯蘭法西斯分子的合作關系不是體現在他們共同的信仰上而是體現在共同的仇恨上（美國資本主義）和共同的心態上（純粹化，末日恐怖的，空想的）：“兩個運動都有極權主義者的愿望要把革命法律推行到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兩者都遵從公正法則，要求絕對的忠誠。”像路易斯一樣，霍洛維茨回顧了西方極權主義和穆斯林極端分子的歷史淵源：“1930年代及其以后，巴勒斯坦，敘利亞，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以意大利和德國的法西斯主義為學習榜樣。1950年代阿拉伯民族主義者與共產國家結成軍事和外交同盟，和馬克思主義者一起對西方進行譴責。”后來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贏得了西方左派的支持，通過“把自己的運動描繪成受壓迫者的革命。”時至今日，許多把卡斯特羅看作對抗美國巨人（Goliath）的英雄牧羊人大衛的人毫不費力地就能把伊斯蘭領袖當作勇敢的受害者。霍洛維茨一直被指責，被貼上伊拉克戰爭反對者反美標簽，他非常清楚地說明盡管他尊重反對戰爭的基本立場，但是他并不贊同那些否認穆斯林世界壓迫人的現實，或者那些花言巧語把西方民主等同于塔利班暴政的人。

    第三節

    在談論伊斯蘭問題時，這些書的作者有很多不同，但是他們都擁抱一個信念或者偏見，那就是鼓勵歐洲移民的多樣化。他們也幫助人們理解為什么這些新來歐洲者這么堅決地拒絕融合。但是沒有一本書解釋歐洲穆斯林的處境，在復雜性上和能力上比埃及出生生活在瑞士的猶太人作家自稱巴特耶（Bat Ye）(希伯萊語意思是“尼羅河的女兒”)的書《歐拉比亞：歐洲阿拉伯軸心》（Eurabia: The Euro-Arab Axis）更出色。她在書中說大量移民和很少的民族融合不是歐洲領袖善良天真的愿望造成的結果，而是幾十年來歐洲左翼人士和阿拉伯國家政府在政治，經濟，學術等方面廣泛合作的后果。這個合作的長期目標就是把地中海兩邊融合起來成為一個聯邦式的實體。18耶厄（Ye’or）稱之為“歐拉比亞”（阿拉伯人的歐洲）

    這本書實在太重要了。耶厄簡直是發現了歐洲穆斯林關系的大一統理論（Grand Unifying Theory of Euro-Muslim relations）。當然，剛一看，她的解釋好像太簡單，人們可能納悶她是否在宣揚一個偏執狂的陰謀理論，比如《布魯塞爾老年人協議》（a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Brussels）但是她的引用完整，研究可靠，顯然沒有可指責的地方。她的故事的核心是所謂的歐洲-阿拉伯對話（Euro-Arab Dialogue (EAD),歐盟和阿拉伯國家共同的倡議，閉門會議，議題保密，因此活動“免于別人的審查或者民主的控制。”EAD努力的一個結果就是制度化，在歐洲的媒體，學校，大學，推行嚴格的政治正確原則造成對美國和以色列本能的敵意和不容忍對阿拉伯政府和移民的批評。耶厄說歐洲人愚蠢地忍受了這些。“三十年的灌輸，”盡管多數并沒有包含仇恨，但是對于美國，猶太人，以色列的憎惡的文化確實形成了，盡管“歐洲理論家和歐洲老百姓之間的巨大差異”產生難以避免的影響，表現在最近這些年在歐洲城市里爆發的巨大的反美示威游行。

    這個歐洲和阿拉伯的合作可以追溯到冷戰時期，當法國領導人不是和在爭取自由的事業中并肩作戰的盟友美國建立牢固的戰后同盟，（他們先被納粹打敗，很快可能被共產主義打敗的危險），而是成為美國的準盟友，并試圖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走中間道路，他們認為這樣就可以恢復法國已經消失的部分權力和榮譽。正如拿破侖曾經試圖把整個歐洲都控制在法國手中，拿破侖的侄兒拿破侖三世企圖建立“一個阿拉伯帝國從阿爾及爾到土耳其的”，因此法國的領袖現在目標是形成基本上由法國主導的歐洲聯盟讓整個阿拉伯世界成為其保護地。其觀點是法國作為巨大實體的領袖可以在世界政治舞臺上扮演領袖角色，作為蘇聯和美國的中間人。出于這個心狠手辣的，不講道德的算計，產生了歐盟和歐洲阿拉伯對話EAD。

    可以肯定，對法國來說得到帝國一樣的東西不是歐盟或者EAD的唯一目的。在和阿拉伯政府打交道的時候，歐洲領導人還有其他動機如贏得市場，安撫恐怖分子，確保歐洲石油供應。為了這些目標，歐盟給獨裁者和恐怖組織輸送大量金錢，讓歐洲-阿拉伯對話發生改變，奇怪地夸張的對阿拉伯文化和壓迫性的阿拉伯政權的稱贊，對美國和以色列強烈的譴責，吸收和支持了數百萬的阿拉伯移民。按照耶厄的說法，歐洲無法融合這些移民是絕對故意的，是通過EAD的特別安排的結果，保護移民的獨特性，排他主義，保持原有國家中的管轄權。” 耶厄預計隨著歐洲阿拉伯人口繼續增加，高盧人的橫跨地中海的大帝國的夢想將真正成為現實，但是它不是歐洲人領導的自由人民的聯盟，而是暴虐的阿拉伯哈里發的轄地。

    《歐拉比亞》讓人大開眼界，要求任何對理解歐洲當代困境及其未來命運有嚴肅興趣的人閱讀。可以肯定，我強烈質疑整個歐洲政治框架努力把歐洲和阿拉伯世界團結起來的意義。為了這個目標，努力鼓勵移民和阻礙民族融合。正如耶厄自己承認的，最近一些年，歐洲有些政府實際上采取措施強迫融合，阻擋移民潮。雖然有些歐洲領袖也許真的在努力為歐洲-阿拉伯融合而努力，人們還是懷疑他們中很多人要么是拒絕承認推行的政策后果的沒有責任心的多元文化主義者，要么是試圖從自身的行為中獲取利益的玩世不恭者。

    耶厄回顧了幾十年來歐洲阿拉伯合作的幕后交易，通過對話與肯那斯.提莫曼（Kenneth R. Timmerman）在《法國背叛美國》（The French Betrayal of America）記述了法國伊拉克之間的秘密合作，包括軍火貿易，回扣傭金，賄賂等。19在法國生活多年的記者提莫曼決不是能說會道的法國批評家，愉快地承認法國在冷戰時期對美國和以色列友好的行動，尤其是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and）當總統的時候。比如密特朗秘密資助以色列當它拿走伊拉克的法國生產的奧西拉克（Osirak）核反應堆，偷偷地安排讓他的共產黨員交通部長不卷入戰略調動計劃（擔心他把這些泄露給蘇聯）印象最深刻的是，和美國分享法國間諜收集的關于蘇聯試圖得到西方軍事技術的驚人的情報財富。雖然是個社會黨人，密特朗“選擇美國作為他的盟友”，因此，幫助里根贏得冷戰”。但是如果說密特朗在和蘇聯對抗上和美國站在一邊，他反對美國介入北非事務（明顯的是1986年攻擊利比亞）因為法國政治階級認為非洲，這個法國政黨的傭金和賄賂的豐富來源，是他們的“私有領地”。密特朗對冷戰的忠誠的支持也不持久：在80年代后期，金錢上的考慮讓他“改變立場”向蘇聯出售軍火。

    雖然如此，他和前任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該政府同意和伊拉克進行核合作協議中禁止猶太人參與)或者后任希拉克（Chirac）比起來還是個好的盟友。希拉克常常稱薩達姆為他的“朋友”在海灣戰爭后幫助他免受聯合國制裁。希拉克的腐敗程度幾乎毀了他的政治生涯，9-11事件挽救了他。恐怖分子襲擊，美國人反擊，轉移了人們對他骯臟的欺騙行為的注意力，使他成為世界舞臺上的政治家和和平制造者。9-11恐怖分子不能做到的被右翼極端分子讓-瑪麗•勒龐（Jean Le Pen）做到了：在2002年選舉中，勒龐最后成為希拉克的挑戰者，讓法國除了勒龐一小撮之外的每個法國人都站在希拉克一邊。在贏得80%以上的選票當選后，希拉克簡直被看作法國的救星“成為法蘭西永恒價值的化身”。

    所有這些都讓閱讀提莫曼對希拉克的卑鄙的賄賂和管錢袋的人的風流社會行為描寫成為引人入勝的事情。從希拉克辦公室廁所的存放的現金到奧爾賽堤岸（Quai d’Orsay）外交官官邸外面垃圾袋里的美國和聯合國的保密文件。這些是不能容忍的，就在入侵伊拉克之前希拉克和薩達姆分享的情報。提莫曼的描寫讓從水門事件以來的華盛頓丑聞的整個歷史簡直就是女童子軍的糖果把戲。他指出那在以前曾在我身上發生過。法國人對于他們的政治人物玩世不恭，腐敗墮落司空見慣，因此很自然的認為美國的政治人物也是如此。人們或許回憶起在戛納人們對邁克爾•摩爾（Michael Moore）的《華氏9-11》（Fahrenheit 9/11）的歡呼，對于虛假和廉價的影射的模仿和拼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法國領袖真實生活中的貪婪和背信棄義讓電影中對美國領袖的最強烈的指控都相形見絀。

    但是《法國背叛美國》并不是絕無僅有的貪婪的歷史記錄。也是對于權力和法國光榮的美好時光的留戀。和法國人密切工作的美國官員告訴提莫曼說“法國不是美國。他們就是不能克服這點”。提莫曼引用的段落從希拉克的密友維拉潘（Dominique de Villepin）(現在法國總理)的書，提供了政治精英心態的讓人擔心的深邃觀點。正如提莫曼指出的“一貫地傾向于獨裁政權而不是民主，不僅在第三世界，而且在歐洲”。他觀察到維拉潘對美國權力赤裸裸的羨慕，和對過去美好時光的懷舊情緒（拿破侖時代）。“當法國人被一個強大的國家征服的時候，只有服從”表明“一個危險的錯覺，和對獨裁政權的偏愛。”他們當然描繪了從現代歐洲歷史中沒有吸取經驗教訓的政府。一個法國政治人物告訴提莫曼說“當今法國外交政策繼續認為伊拉克是個可以分享的蛋糕，而不是可以建立的民主國家”。看看維拉潘的顧問的評論“我們承擔了所有的指責（非法軍火交易），但是沒有簽名（合同上的）我們被看作玩世不恭不講道德的國家，卻沒有得到這樣的態度應該帶來的生意。”

    提莫曼同意蓋伊米利埃（Guy Millière）的觀點希拉克支持薩達姆基本上是因為后者在法國穆斯林中的崇高地位。他引用米利埃的話說“法國領袖決不會采取一個讓激進的年輕穆斯林生氣的決定”希拉克支持美國入侵伊拉克，就會造成“法國郊區的暴亂”(法國穆斯林社區的大部分都在城市郊區)20在法國這種妥協心態是本能的反應。在諾曼底登陸日（D-day）60周年紀念日前，提莫曼引用法國地方官員的話說，在《世界報》（Le Monde）上大聲宣揚這種擔心“我們要通過諾曼底傳遞給阿拉伯和伊斯蘭國家什么信息，通過接受布什和普京在這個壯觀景象和場景？”

    第四節

    從通過各方面展示歐洲面臨的挑戰的所有這些書到提摩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的《自由世界》（Free World）是從現實穿過鏡子進入虛幻。21我在本文中談到的作家中的大部分受到學術界的諷刺和批評，說他們缺乏政治正確意識。相反提摩西•阿什作為牛津大學教授，歐洲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學胡弗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員。他被看作世界一流的歐洲問題及其歐洲未來的專家，他在書中經常提起他參加的有關重大問題的讓人敬畏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總而言之，他是歐洲學術界精英的代表，他的書的主要價值在于絕對準確地體現了當代歐洲精英的心態，傲慢，自以為是，和愚蠢。因此，值得我們仔細看看。

    提摩西•阿什集中在他說聲稱的當今歐洲最重要的問題---歐洲戴高樂主義者（Euro-Gaullists）和歐洲大西洋主義者（Euroatlanticists）的沖突。前者希望歐洲成為平衡美國力量的砝碼，后者尋求和保持與美國的密切聯系。英國作為美國和歐洲的關鍵環節，在這場沖突中占據特殊重要的位置。他問，英國應該轉向哪邊？他的回答是：兩邊都要顧。他反對美國或者歐洲更優越的觀點，主要立場是美國和歐洲屬于發達的自由民主的大家庭，“美國在某些方面做得更好些，歐洲在另外一些方面做得更好些”。這些觀點我是贊同的，但是當他繼續發展這個觀點的時候，就把現實拋到腦后了。

    盡管他試圖讓這本書成為對歐洲未來前景的展望，但是他完全忽視了兩個關鍵的問題：歐洲日益增長的，越來越疏遠的穆斯林少數民族，和歐洲面對伊斯蘭恐怖主義的脆弱性。他根本不同意法拉希和福圖納在這些事情上表現出的擔心，反而認為這兩個作家是麻煩制造者，指責法拉希的《憤怒和傲慢》“華而不實”，回應了荷蘭精英的對福圖納的妖魔化，不誠實地把福圖納等同于極右派勒龐和奧地利的約爾克•海德爾（Jörg Haider）。他說這三個政治人物推行“破壞性的民粹政治”并“很可能顛覆歐洲民主中長期以來形成的傳統的政黨體制”，一個很奇怪的方式來描述這個事實：歐洲的政治精英已經這么脫離群眾，這么不愿意正視群眾關心的問題，因此許多選民不再支持他們。不幸的是，在有些國家選民除了轉向極右分子如勒龐和海德爾沒有別的選擇。在荷蘭福圖納成為自由主義的烈士，最近被荷蘭人命名為荷蘭歷史上最偉大的人。提摩西•阿什把他歸類為法西斯分子是應該受到譴責的。

    正如他看到的，歐洲興起的自我隔離，反對民主的少數民族不是問題，問題是有些人關心這個發展。他解釋說“歐洲的人口在迅速老齡化，需要更多的移民來支持靠養老金生活的人，移民多數是穆斯林，對于穆斯林越來越多的歐洲來說，確定自己反伊斯蘭世界是荒唐的，無異于自殺。”歐洲需要移民支持其靠養老金生活的人是個事實，但是這并不能也不應該關閉提出穆斯林移民問題的大門。他指責說歐洲人沒有讓穆斯林產生在家的感覺，使他們仍然覺得不是真正的歐洲人。這是真實的，正如阿爾庫巴斯明白指出的，那些愿意融入歐洲社會的移民往往受到限制，但是打擊他們積極性的不是普通的中產階級市民提摩西•阿什傾向于稱他們為種族主義者，而是像提摩西•阿什這樣愿意保留自己“文化優越性的”精英階層。同樣真實的情況是許多穆斯林移民并不想成為歐洲人，而這個事實提摩西•阿什是不大愿意承認的。在他看來，麻煩在于“民粹主義者，反對移民的黨派”贏得了“不那么富裕的非本土出生的選民的支持，他們反對自己傳統方式的任何劇烈改變，指責移民造成了犯罪率提高，和大量人員丟掉了工作，雖然這些工作實際上到了亞洲。”這是不誠實的，甚至是侮辱性的對待諸如利茲和伯明翰地方的勞動者合法擔心，他們的生活因為社會問題而面目全非，但是在牛津大學，這些只是抽象概念。

    但是，讓人吃驚的是，一章又一章忽視或否認這些問題后，提摩西•阿什突然改變面孔，承認（在197頁）歐洲面臨伊斯蘭問題，如果不能正確的解決，“我們在未來一些年將面臨歐洲國家政治災禍的螺旋式下降。阻止這個下降趨勢是未來十年歐洲國內政治唯一最緊迫的任務。也許已經太晚了。”在196頁之前一直假裝歐洲政治的緊迫任務在其他地方之后突然承認這個，承認之后，馬上把這個話題又拋到一邊，繼續談論更舒服的幻想，即歐洲人真正的困境是英國如何把歐洲和美國團結起來。

    雖然本書題目是《自由世界》，自由并沒有在其雷達屏幕上占據重要地位。實際上，盡管他引人注目的連續使用“自由”這個詞，他追求的是以典型的歐洲精英的方式，把注意力從自由轉移到貧窮上來：不是把人們從獨裁者手中解放出來，而是我們應該保證他們“免于匱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這是個清晰的觀點，如果你和他爭辯就好像你不關心貧困問題一樣。但是他在玩文字游戲，劫持了“自由”這個詞，認為自由就是對經濟上的福利是有害的，而實際上正相反。至于他的副標題提到“讓人驚訝的未來”其實根本沒有什么可驚訝的:他提到比如美國拒絕承認京都議定書，美國需要尊重聯合國等都是標準的陳詞濫調。

    提摩西•阿什也是典型的歐洲精英代表在漠視人類痛苦的現實方面。關于推翻薩達姆政權，他寫到“是否能夠稱得上大屠殺也是一個最嚴重辯論的問題”。（需要多少死亡的孩子的墳墓才算夠？我們開會討論一下）他可以稱得上西德那些急于重新統一德國的左派政客的典型，通過對蘇聯妥協20年，最終達到這個目標只是因為蘇聯垮臺了，而不是因為他們的功勞。他漫不經心地說“不要在乎路線的差別”，急于模糊為共產主義涂脂抹粉和解放人民的區別。像其他歐洲精英一樣，他不相信真誠的愛國主義，崇拜歐盟，高聲宣揚宗派性的歐洲人愛國主義（我們可以唱歐洲人的國歌，歐洲的象征，歐洲的國旗）鼓勵“對整個歐洲的感情認同”。他進一步指出歐盟應該被德國，法國，英國領導。這怎么符合民主的原則呢？讓人吃驚的是本書中有好多遙遠的問題。基本上就是操縱群眾的指南。他對歐盟的浪漫主義讓人回想起早期歐洲的浪漫主義（拿破侖，第三帝國，共產主義）他和這些一樣根本與熱愛自由無關，卻處處體現精英渴望形成大歐洲的意圖。

    為什么歐洲需要歐盟？提摩西•阿什的回答是“防止我們重新陷入過去戰爭和野蠻的糟糕的日子”，但是歐盟怎么就能保證免于“野蠻行徑”呢？難道他沒有看到自己對待恐怖主義和歐洲穆斯林的態度不正是以前歐洲自殺性的綏靖政策的翻版嗎？他贊美走上街頭抗議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歐洲民眾產生了新的歐洲，但是他是否感到不安呢，抗議者中很多人揮舞著標語牌把美國領袖等同于薩達姆，因而證明了歐洲人分不清民主和獨裁的區別？他贊許地引用了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對戰后局勢的觀察:“子宮里已經有胚胎，從中很可能再爬出來一個希特勒”對于布萊希特來說，子宮就是資本主義，提摩西•阿什不同意這個觀點，說子宮是“人的本性，被一些歐洲典型的愚蠢方式改變了”。但是他避免提到布萊希特是個堅定的斯大林主義者，因此很難說是個新歐洲的光彩形象，而是讓人擔心的典型，體現了一再證明了的歐洲人拋棄一種形式的獨裁馬上又擁抱另外一種形式的獨裁。在提摩西•阿什看來，把民族國家等同于歐洲歷史問題，主張不民主的歐盟超級國家是解決所有這些問題的靈丹妙藥好像和布萊希特詛咒希特勒稱贊斯大林一樣愚昧無知。提摩西•阿什沒有看到的是“歐洲獨特的愚蠢形式”體現在布萊希特本人身上----受暴君的吸引，不能夠欣賞和保護自由。

    這個問題在《自由世界》中不斷出現。他寫到“即使聯合國有可能完全由秘密的美國人（民主國家）組成，也是深深不是渴望得到的，因為怎么說世界政治的生物多樣性—更不要提單純的無聊了”。這可能是本書最讓人惱火的句子了：顯然，讓成千上萬的人生活在獨裁統治下而不是民主社會中更好，因為它讓聯合國更有趣對提摩西•阿什之流。(這不是本書唯一的地方，作者的言論聽起來就像戴維•絡奇（David Lodge）小說中自我陶醉的學界明星的可笑人物)同樣的，他蔑視—一點都沒有創造性---“人類幸福的秘訣是神秘的，無法從沃爾瑪超市中購買。”你在沃爾瑪當然能得到更多的幸福，比起你在蘇聯時代的莫斯科食品市場上。同樣道理，人們可以說人類的幸福不能被社會民主黨包辦一切的國家支配,這個說法至少在這個上下文里更相關些，因為美國并沒有假裝提供幸福。（美國締造者的想法是國家不干預你的事情，給你足夠的空間尋找你的幸福）歐洲社會民主的前提是政府，如果政府干預足夠，就能提供一個秘訣確保自己公民的幸福最大化。

    在最后一章談到美國的時候，提摩西•阿什問到：自由的人是否對不自由的人漠不關心呢？不管人們對于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立場如何，有一個事實是成千的美國士兵在這些國家失去了寶貴的生命，正是遵循了這個原則決心給不自由的人帶來自由。但是這里，他再次不談這些，而是談論重要的東西，比如參加高級別的學術會議，參與對話。通過消除西方和伊斯蘭文化的區別，他寫到“親眼看到自己的女兒被民兵團伙強奸，對于穆斯林母親和猶太人母親是一樣撕心裂肺的”或許是這樣，但是猶太人父母決不會想到為了維護家族的榮譽把這個可憐的姑娘處死。(這樣的榮譽處死盡管在歐洲很普遍，決不是提摩西•阿什的現實的一部分)他寫到需要“更多的跨文化的知識，有多少非穆斯林知道穆斯林的開齋節（Eid-ul-Fitr）是哪天，是關于什么的？”(我的教授大人，你不用擔心，按目前的狀況發展下去，沒有多就，所有的歐洲人都會知道的。)我倒要提出對于歐洲民主命運的更重要的問題：比如，丹麥的多少穆斯林能說丹麥語？在他的建議中有一項是歐洲鼓勵“成立阿拉伯聯盟”他沒有提到阿拉伯的民主，他也沒有解釋為什么一個腐敗的阿拉伯政府聯盟比一個非統一的腐敗阿拉伯政府就更好些。想象一下“2025年歐洲最好的情形”，歐洲的“合作伙伴”包括阿拉伯國家，俄國，“從馬拉喀什（摩洛哥西部城市）經過開羅，耶路撒冷，巴格達，第比利斯（格魯吉亞首都）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他贊嘆到“那可不是一無所有。”是啊，，但那是歐拉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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