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銀行壓力測試結果真實性受質疑

美銀行壓力測試結果真實性受質疑

2009年05月09日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谷重慶

　　 “壓力測試很可能是受測銀行和監管者博弈的結果”

　　 ——專訪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和中國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李偉

　　 期待已久的美國銀行業壓力測試結果終于公布了。

　　 北京時間5月8日凌晨，美聯儲公布了針對美國19家主要銀行的壓力測試結果，包括美國銀行和花旗銀行在內的10家銀行存在資本金缺口，總額共計746億美元。這19家銀行包括所有2008年底資產超過1000億美元的美國銀行控股公司，其資產總額超過美國銀行系統的三分之二，而且發放了一半以上的貸款，因此這一測試也被看作是對美國銀行業總體狀況的一次摸底和大考。

　　 盡管美國銀行和富國銀行的資本金缺口分別高達340億美元和137億美元，但市場還是用股價的上漲來表達了自身相對樂觀的態度。而受測銀行則趁熱打鐵，紛紛拋出了自身的籌資計劃，例如花旗集團宣布，將總計330億美元政府持有的優先股與私人持有的信托優先股轉換為普通股；摩根士丹利宣布將發行20億美元新股，及30億美元不受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擔保的債券；富國銀行宣布新發總計60億美元普通股。而對于高盛和摩根大通等“優等生”來說，目前無疑是償還政府注資并擺脫相關控制的一個好機會。

　　 對于在危機中苦捱了近兩年的投資者來說，目前的結果似乎有了讓他們松一口氣的理由。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公布的結果監管方和受測方“共同協商”出來的，其真實性如何將來還需要市場的進一步檢驗。而且銀行業的總體狀況依然虛弱，尤其是未參加測試的大量中小銀行，其資本金缺口仍是一個未知數。另外，此次危機以及隨后政府救援中所引發的道德風險也會對日后的行業整體狀況造成深遠的影響。為此，本報近日就相關話題專訪了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和中國長江商學院的經濟學教授李偉，請他來分析一下壓力測試及其后果。

　　 “美國股市現在的反彈是脆弱的”

　　 《21世紀》：最近美國政府公布了對一些銀行進行壓力測試的結果。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之前曾表示，假如銀行業的狀況可以好轉，那么美國經濟今年年底可能復蘇，但目前看來銀行的問題還是比較嚴重的。您對目前美國金融業，尤其是銀行的狀況怎么看？

　　 李偉：美國的銀行現在問題是比較嚴重的。有趣的是，就在美國政府宣布壓力測試結果的前兩天，我陪同國內的一些政府官員去華盛頓拜訪了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等機構。當時我發現這些機構非常忙碌，幾乎沒心思和我們坐下來深入溝通，估計當時這些機構正忙于和各家參與測試的銀行就相關結果討價還價，已經自顧不暇了。

　　 不過當時一位美國前財政部官員告訴我們，現在美國各大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仍有很多隱性的損失尚未公開，例如銀行業共持有1.7萬億美元的商業地產貸款，這些貸款按照市價計值已經大幅縮水，其中相當一部分的價格甚至下跌了50%，但它們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仍是按照買入價登記的。這位前財政部官員的說法我沒有去核實，但假如他說的是真的，那么你可以簡單計算一下，按照40%的減值率，1.7萬億美元的商業貸款所造成的損失大概有7000億美元。把這7000億的損失攤到各家銀行頭上，估計幾家大銀行各損失幾百億美元也是很正常的。由此你可以明白，為什么現在美國的銀行普遍還是比較惜貸，因為它們需要多留一些資金以應付未來可能進一步顯性化的損失。

　　 《21世紀》：但美國股市最近兩個月狀況相當好，尤其是金融類的股票，漲勢喜人，您對此怎么解釋？

　　 李偉：的確，最近兩個月美國股市出現了反彈，但問題是這樣的反彈可以持續嗎？我覺得目前的反彈背后有兩個原因，一是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初，美國股市出現了恐慌性的拋售，尤其是雷曼兄弟破產之后，金融市場遭受了重創，因此人們對股市的信心受到了極大的挫傷。但在雷曼破產之后，美國政府和美聯儲采取了一系列超常規的方式來穩定形勢，這些措施現在逐漸起到了效果。

　　 二是中國經濟刺激計劃的影響。事實上，危機爆發之前，美國一直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危機爆發之后，美國的總需求開始嚴重下滑，但卻沒有人可以填補這個需求缺口，結果導致世界經濟產生了一系列不利的連鎖反應，包括中國在去年第四季度，GDP增速也經歷了大幅下滑。長期以來，美國都是一個依靠消費來驅動的經濟體，但隨著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和金融危機的發生，美國居民的財富損失慘重，這對美國人的消費產生了極大的負面效應，而且危機前的那種消費繁榮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無法重現，因此美國經濟在一段時間內是無法指望消費了。但也是在去年第四季度，中國政府宣布了四萬億的財政刺激計劃，同時大幅度的放松了貨幣政策，這不但提振了中國經濟的信心，也部分填補了美國經濟衰退之后留下了的總需求缺口，有利于美國的出口和經濟的反彈。而且中國還有一個特點在于，美國需要幾個月才能動工的項目，中國幾周就可以，因此中國的迅速行動也是大家信心回升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這里也有一個隱患，就是目前中國的經濟刺激計劃主要針對的是基礎設施領域，這在一段時間內可以提高GDP的增幅，但假如以消費為主導的最終需求沒有被激發出來，那么未來刺激政策的可持續性就會成為一個問題。因為這場危機使得美國居民和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受到了很大沖擊，估計即使危機結束之后，發達國家的老百姓也會在今后很多年內勒緊褲腰帶還債，所以中國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去指望外需和出口來帶動經濟發展了。既然未來不能依靠出口，那么中國未來就一定要依靠內需來發展經濟。內需分為投資和消費，中國現在主要依靠投資來刺激經濟發展，這在一定時間內是可行的，但長此以往定不可行。道理很簡單，中國生產了那么多的東西自己卻不消費，也無法出口，那這個模式如何持續？而且中國的投資率本已很高，未來繼續加大對投資的依賴會有嚴重的負面效應。

　　 綜合這兩點來看，我認為美國股市現在的反彈是脆弱的，未來有比較多的不確定性。這方面我覺得巴菲特有一句話說的很好，他說現在可以投資股票，因為股價比較低，但巴菲特并沒有說未來股價會漲的很高。

　　 對壓力測試的評價仍有不確定性

　　 《21世紀》：我們知道，市場希望美國政府以壓力測試為開端來重新清理整頓美國的銀行業。但也有不少人對壓力測試本身的效果存在質疑，例如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的馬修·理查森（Matthew Richardson）和魯里埃爾·魯比尼（Nouriel Roubini）兩位教授最近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指出，監管機構在進行壓力測試時所采用的前提假設未能真實的反映市場現狀。例如，今年第一季度美國的失業率是8.1%，但監管機構對這一時期“最差情況”下的假設失業率是7.9%。而且這兩位教授認為，按照美國目前的就業崗位減少速度計算，今年美國的失業率將超過10.3%，但這個數字式壓力測試對2010年設定的最糟糕假設。也就是說，假如按照更接近市場狀況的假設，本次壓力測試的結果很可能會更糟。那您對壓力測試本身的可靠性怎么看？

　　 李偉：我覺得這本身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某一個時間點上你可以做測試，然后計算這些銀行還需要多少資本金。但情況是不斷變化的，等你做完測試的時候，情況說不定已經完全不同了。假如按照新情況來看，原來的測試高估或者低估未來的狀況都是很可能的。

　　 現在的問題是美國經濟還在不斷下滑，過去主要是住房抵押貸款出問題，這一方面導致金融機構受到了很大損失，另一方面導致消費者受到了負財富效應的影響。在這種局面下，美國的資本市場受到了很大打擊，企業的融資成本升高，老百姓的資產也在縮水，這反過來又使得企業破產率的提升和失業率的拔高。當越來越多人失業的時候，消費就會進一步受到影響。但消費有一定的慣性，而且有一些消費屬于人的基本需求，不容易降低，這時候人們就只好依靠信用卡之類的短期融資。由于收入并沒有恢復，失業率還在上升，結果信用卡的違約率也在不斷升高。這一系列問題不斷惡化的結果最后只能是個人和家庭的破產，反過來這又進一步惡化了銀行的資產負債表。

　　 從動態發展的角度來看，監管機構應該盡量向前看一點，但你也要知道，這是一場大蕭條后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很多情況都是過去沒有經歷過的，我們對此缺乏歷史數據和比較，所以也無法要求監管機構全知全能的準確預測未來。

　　 另外，現代金融業比過去要復雜很多，如今美國的金融產品無論是種類還是數量都大大超過以往。這一方面提升了經濟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不同經濟領域的互動更為復雜。因此在這種狀況下，監管機構要向前看很遠是比較困難的。

　　 但有這些困難并不意味著壓力測試沒有意義。相反，我認為假如監管當局抱著客觀理性的態度來進行這個測試，那么其結果還是會比較可靠的。可惜的是現實并非完全如此，例如最近美國修改了按市值計價的會計規則，規定假如某些資產的交易量很小、流動性很差，那么銀行在持有這類資產的時候可以不采用以市值計價的規則，而用歷史成本法計價。這實際上等于給了銀行一定的自由定價權。也許銀行業的人會認為目前市場處于極端時期，市場價格無法反映這些資產的價值，因此按市值計價的規則應該暫停。但假如每個銀行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去“靈活”選擇估值方法，那對投資者來說，什么樣的估值法才是真實合理可靠的呢？所以我覺得壓力測試的規則到底是否統一，具體使用什么規則，這些問題不能含糊。

　　 《21世紀》：您認為壓力測試的規則是否統一明確是監管機構需要向投資者交代的一個重大問題，但反過來說，完全統一的壓力測試似乎也有“一刀切”的嫌疑。最近巴菲特就表示自己不太重視壓力測試的結果，因為在他看來壓力測試沒有顧及到每家銀行不同的資產結構和業務模式，因此對風險的判斷也可能存在比較大的偏差。從這點來看，似乎壓力測試的結果是“先天不足”的，不知道您對此怎么看？

　　 李偉：實際上，假如這些銀行的信息披露足夠多、足夠充分，那監管機構是不需要做壓力測試的。原因很簡單，市場會對不同銀行的不同商業模式給予不同的風險評估，這些銀行的狀況也會由股價反映出來。所以，市場機制本身就在不斷地對這些銀行做測試。

　　 但現在的問題在于，市場已經不完全相信這些銀行所披露的信息了。你可以回憶一下，自從危機爆發以來，包括花旗銀行和美國銀行在內的諸多大銀行屢次聲稱自己沒問題，但最后的結果卻是發現它們賬上的窟窿越來越大，雷曼甚至倒閉了，投資者為此蒙受了巨額損失。而且隨著經濟整體形勢的惡化，市場對銀行業損失的預估也在不斷提升。在這樣的狀況下，投資者迫切希望了解銀行的真實狀況。

　　 所以，財政部和美聯儲這時候以監管者的身份來對這些銀行的狀況進行摸底。實際上就是說這時候監管者要派人去專門分析各家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并要求獲得一些只有內部人才知道的信息，然后用一個比較客觀統一的標準對每家銀行進行評判。這樣做盡管有“一刀切”的問題，但這至少可以給市場提供一個標桿，讓大家可以更深入的了解這些銀行的狀況，也可以讓市場喘口氣。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覺得壓力測試雖然有“先天不足”，但也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其主要目的是通過更為可靠的信息披露來恢復市場信心。但我個人認為，目前公布的結果很可能是受測銀行和監管者博弈的結果，而非一個完全公平公正的結果，所以未來對壓力測試本身的評價仍有不確定性。

　　 國有化是目前整頓銀行業的

　　 最佳方式

　　 《21世紀》：現在壓力測試的結果已經公布，一些銀行被監管者公開點名，認為其缺乏資本金，而且是相當數額的資本金，您覺得下一步美國政府和金融界會如何去清理這些銀行難看的資產負債表呢？

　　 李偉：對缺乏權益資本金的銀行來說，其最簡單的選擇就是去資本市場上募集權益資金，這有很多方式可以采取，比如增發新股。但這里有一個問題，就是目前資本市場的狀況雖然比去年雷曼破產后要好很多，但是否可以承受這么多銀行這么多的融資需求，恐怕還是一個問號。對此我們可以看看前一段時間匯豐在香港的募資，匯豐在此次金融危機中的狀況遠好于美國的同行，但其巨額融資也是異常艱苦，所以現在我們還很難說市場是否可以為這些銀行提供足夠的資本金。

　　 假如市場無法提供足夠的資本金，那么銀行就只能向政府求救了。政府有很多方式對銀行進行救援，例如政府可以考慮將之前購買的優先股轉換為普通股。因為對銀行來說，優先股比較容易獲得，但要支付比較高的利息。相比之下，普通股比較難募集，但無需向投資者支付利息，也更有利于銀行增強自身的抗風險能力。所以政府將手中的銀行優先股轉換為普通股實際上幫助銀行調整了融資結構，也增加了銀行資本金的質量。

　　 銀行還有一個募集資金的方式就是參與政府的“公私合作投資計劃”（PPIP）。上任財政部長漢克·保爾森曾提出“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ARP）來剝離銀行賬上的呆壞賬，但后來由于很多資產難以定價，這一計劃改為向金融機構直接注資。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銀行的危機，但并沒有解決不良資產的問題。因此蓋特納成為新財長之后推出了“公私合作投資計劃”，希望用引入私人資本競價的方式來為這些資產定價，以實現成功剝離不良資產的目的。而銀行通過拍賣不良資產所獲得的資金無疑可以補充所需的資本金缺口。

　　 這個計劃有一個問題，就是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承擔了大多數的風險，但收益卻要和私人平分。這本質上是一個風險收益不對等的安排，意味著私人資本參與此計劃有很大的盈利空間，也意味著在機制上私人資本有動機高估這些資產的價格。由于政府的錢來自納稅人，因此這實質上是把主要的風險留給了納稅人。因而現在這一計劃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評和反對。所以這一計劃雖然已經通過，但未來這方面在政治上會如何演變仍然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21世紀》：您剛才提到，蓋特納的新計劃由于可能給納稅人造成損失，因而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評。這里涉及到一個令美國非常為難的問題，就是到底要不要把這些銀行國有化。實際上現在的諸多問題都是為了繞開國有化而產生的。無論從效率還是公平上來說，短期國有化都是不錯的方法。而且現實中有不少國家都采取了這種方式，例如上世紀90年代初，瑞典為應對金融危機就采取了將銀行國有化的做法，英國最近在處理北巖銀行（Northern Rock）和蘇格蘭皇家銀行的時候也采取了這樣的措施。因此很多經濟學家，包括保羅·克魯格曼在內，都支持短期國有化的方式。但現實卻是美國政府還在不停的繞彎子，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李偉：從經濟學理論來說，國有化是目前成本最低的方式。因為銀行本身有非常高的杠桿作用，所以政府為銀行注入1元錢的權益資本就可以為金融體系承擔數元錢的資產。比如說，按照巴塞爾協議，銀行的一級資本充足率應該達到4%，這意味著銀行用自己4元錢的資本可以控制100元的資產，也就是說銀行的杠桿率達到了25倍。在銀行國有化的情況下，政府向銀行注入1元錢的資本金就相當于銀行可以控制25元的資產。反過來說就是銀行可以參照這個杠桿數來擴大信貸投放量。對衰退中的美國經濟來說，還有什么比更多的廉價信貸更需要的呢？

　　 我個人認為，目前美國政府對19家銀行進行壓力測試，其主要目的有四點。一是調查哪些銀行需要注入一級資本；二是調查哪些銀行的一級資本中權益資本的占比不足，資本金質量有待提高，需要增加權益資本；三是哪些銀行壓力測試達標；四是哪些銀行財務非常健康，可以提前歸還政府注入的資金。市場對資本充足率的指標現在已經失去了信心，因此這次壓力測試更重要的是要看各大銀行的權益資本是否達標。

　　 但美國現在比較忌諱對銀行進行國有化，財政部和美聯儲也反復聲明不會把銀行國有化，因此你可以看到，政府在把自身對花旗銀行的優先股轉換為普通股的時候費盡心力希望將持股比例維持在40%以下，這就是希望避免給人一種國有化的印象。對其他銀行，政府總體上采取了購買優先股的方式。購買優先股意味著政府給予這些銀行一筆資金，但并不享有普通股附帶的投票權，等于說不參與銀行的日常管理，但銀行想給自己的員工發獎金政府又不高興，所以你說政府沒有干涉銀行的日常運作嗎？

　　 因此，就我個人看來，政府現在倒不如正大光明的參與銀行的管理。為了納稅人的利益，就是不應該允許他們亂發獎金，有必要的話也應該把那些高管全部都換掉。但因意識形態方面的限制，國有化這條路目前在美國很難行得通。

　　 國有化無法推行的另外一個因素是美國投資人方面的游說勢力太強了。假如是采用國有化的方式，那這實際上等于跟投資人說你買的股票現在一文不值了。因為國家注資之后，國家就擁有了這家銀行。而且債權人手中的長期債權這時候也很可能大打折扣，甚至歸零。這樣做是有道理的，因為從市場的角度來說，購買股票和債券本身是存在風險的，因此債務人需要支付股息和利益給投資者。投資者自己應該注意所持資產的風險，假如因為自己的疏忽大意而造成了虧損，那么應該實行買者自負的原則。

　　 雖然國有化在效率和公平上都有優勢，但這些銀行的股東和債權人不希望看到自己手中的資產價值化為烏有，所以他們一定會竭力阻止政府實行國有化的政策。結果這導致眼前的局面，就是政府拿著納稅人的錢去救這些銀行，實質上是在救這些銀行背后的投資者。

　　 《21世紀》：但假如不去救這些銀行的話，經濟可能受到更大的損害，也就是說我們承擔不起不救的后果。從這個意義上說，用納稅人的錢來救銀行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

　　 李偉：的確，金融業對經濟來說太重要了，假如政府真的不救，那么經濟恐怕就會垮了。但也就是因為這點，金融業才有恃無恐。對這些銀行的投資者來說，反正最后出事會有政府兜著，因此他們愿意銀行為了更高的利潤去冒更大的風險。從短期來看，更高的風險意味著更大的利潤，這些利潤都進了投資者的腰包。當出問題的時候，他們又可以等著政府拿納稅人的錢來救他們，這是典型的收益個人化、風險社會化。

　　 對當前來說，首要的任務還是讓經濟盡快復蘇。但從長遠來看，這樣的做法是不是還在走老路呢？過去格林斯潘當美聯儲主席的時候，就習慣用一個泡沫來解決另一個泡沫破滅所造成的問題，這在短期內的確減小了人們的痛苦，但卻對未來造成了更大的風險。所以現在政府救急這么做可以，但從長時間來說，我們應該如何權衡這個政策的利弊呢？恐怕現在還很難說。

　　 （文章歡迎讀者來信交流，郵箱[email protected]。）

　　 李偉

　　 現為美國弗吉尼亞大學達頓商學院（Darden）和中國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1985年1988年在上海交通大學分別獲得本科和碩士學位，并于1994年獲得美國密歇根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包括轉型經濟學，中國經濟，新興市場金融學和應用經濟，并曾在《美國經濟評論》和《政治經濟學》等專業雜志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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