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也：一個坐標

一個坐標——《2009年3月》之一

馬也

在討論正題之前，需要首先澄清一個概念，否則我們將寸步難行。這個概念，就是現在已經很少使用的“第三世界”。

在資本主義全球擴張過程中出現的第三世界，其經典性定義，來自美國學者斯塔夫里亞諾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一種“支配的宗主國中心與依附的外緣地區之間的不平等關系，這些地區過去是殖民地，今天是新殖民地形式的‘獨立’國”。他在該書的導言中寫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西方“用來修飾殖民地的形容語通常是‘落后的’，而不像今天這樣帶有外交辭令的術語：‘欠發達的’，在聯合國，甚至越來越經常使用更為委婉的說法：‘發展中國家’，——盡管這個用法容易使人產生誤解”[i]。

瑞典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岡納·繆爾達爾，在《世界貧困的挑戰——世界反貧困大綱》中提出類似看法：西方使用的“發展中國家”是一種“外交辭令”，同“說非共產主義世界時用‘自由世界’”一樣，這“并不是一個不重要的語義疏忽，而是更深偏見的象征”。他在另一本著作中，對這種語言使用中的“偏見傾向”，進行一番歷史考察：

在殖民時代，通常使用的名詞是一個靜態名詞：“落后地區”。這個名詞說明，其中大多數地區還不是國家。這個名詞也不鼓勵人們去設想事情是可以改變的。在非殖民化運動興起之后，這個名詞一變而為動態名詞：“不發達國家”。······

在新的政治形勢下，人們很快又覺得這個名詞還不夠客氣。出于外交考慮，通過人們的共同策劃，又把這個名詞變成幾種委婉的說法。其中之一是“發展中國家”。[ii]

也是鑒于“新的政治形勢”下的“外交考慮”，“委婉的說法”中又在增加新的“外交辭令”：“新興經濟體”、“新興國家”和中國等“金磚四國”、越南等“展望五國”、墨西哥等“新鉆十一國”。這些新的“委婉說法”的出現，固然反映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經濟增長的成就，然而主要的并非出于學術術語的準確性的考慮，而是一種主觀的偏好和需要。

“金磚四國”指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它2001年由高盛公司提出，2003年由于該公司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撰寫《與金磚四國一起做夢》而家喻戶曉。法國有雜志文章指出，這個概念“從根本上就存在缺陷”，“過于漂亮而難以成真”，“耽誤了人們對于當今世界現實的認識”[iii]。

還是讓我們回到正題。

動手寫這本書的時間，是2009年3月。這說不上是深思熟慮的選擇，然而在美國金融危機乃至世界經濟危機的研究中，這個月份，卻多少有著某種坐標的意義。

這種意義在于，作為2009年第一季度的最后一個月，它提供危機爆發以來，尤其是2008年世界主要國家的比較系統的經濟數據，又在某種程度上可供預測2009年的經濟走向；此外，正是這個月里，一方面，關于危機“第二波沖擊”議論蜂起，另一方面，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和他的政府，緊鑼密鼓地采取若干重大舉措，輿論的注意力聚焦于4月初在倫敦召開的二十國峰會。于是危機是否已經見底，復蘇的岸邊是否已經進入視野甚至觸手可及，抑或這不過是危機真相的一種掩飾和危機繼續惡化的前奏，就成為新的觀察視角和討論熱點。

有兩個問題，在西方主流媒體中，被有意無意地經過了變色鏡的處理，或者被置于無足輕重的地位。但是恰恰是這兩件事情，和當前的危機有著特殊而又深刻的關聯，既是危機的必然結果，也將對此后危機的進程和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產生巨大的、根本性的作用。

第一個問題，是第三世界和這次危機的關系。關于危機沖擊這些國家所造成的傷害，顯然被縮小了。關于西方發達國家將怎樣在危機的進一步惡化中，把第三世界作為轉嫁的對象，變成危機的最終墊底者和最大災難的承擔者，使它們越來越陷入困境的前景，幾乎完全被排除在討論的議題之外。與此相關，關于這些國家當前經濟的所謂復蘇和復蘇跡象，又顯然被夸大了。

危機使世界在聯合國、西方七國會議之外，出現一個二十國會議。二十國，包括西方七國，再增加若干國家，主要是屬于第三世界的國家。4月初的倫敦峰會，是二十國集團的第二次會議。但是會前，已經傳出質疑的聲音。3月2日至6日，哈瓦那舉行第11屆全球化與發展問題大會，52個國家、27個國際和地區機構的1500名代表出席。這次會議提出，二十國集團不具廣泛代表性，其討論和結論可以成為重建國際金融體系大辯論的參考，然而創建新的國際金融機構，應該有世界所有國家參與和充分發揮聯合國的作用。

所謂二十國會議或二十國集團，也是這次危機的產物。事起于2008年9月，金融危機自華爾街的爆發，瘟疫一般在美國和歐洲傳染開來。為著應對危機，10月10日，在華盛頓召開西方七國財政部長、央行行長會議。這個會議宣布的五點計劃，被美國馬里蘭大學彼得·莫里奇教授評價為“毫無穩定市場的因素”、“沒有實質內容”。第二天，10月11日，就出來一個“二十國集團”財長、央行行長會議，而且有美國總統布什的親臨。新華社當天發自華盛頓的報道寫道：

隨著金融危機的愈演愈烈，包括美國在內的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陷入了流動性緊縮和信貸市場運轉失靈的困境。反觀一些新興經濟體，居民儲蓄率高，外匯儲備雄厚。在這種情況下，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在金融對策和經濟政策上的協調顯得至關重要，對當前世界金融體系加以改革的呼聲也日漸高漲。

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表示，在這場危機面前，西方七國采取的措施根本“不起作用”，因此必須建立一個涵蓋主要新興經濟體在內的更大的國際集團。

看來，第一，二十國集團或者二十國會議，就是那個西方七國財長、央行行長會議的確定；第二，所謂“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在金融對策和經濟政策上的協調”和“世界金融體系的改革”，就是基于“一些新興經濟體，居民儲蓄率高，外匯儲備雄厚”。說穿了，就是要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為西方金融危機埋單。

但是危機的深化，當然會引向對美元作為國際基準貨幣的國際金融體系的挑戰。從西方發達國家到第三世界國家，各種語言，七嘴八舌，議論風生，眾口一詞，程度不同地涉及同樣的問題。4月初在倫敦召開的二十國會議，并不意味這種金融體系的終結，然而至少已經把它送上了被告席，為它的葬歌奏響第一個音符。第三世界沒有白白地付出。盡管西方主要國家在分食國際金融的主導權，而給予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至多不過是“話語權”，這仍然是美國金融霸權地位動搖、經濟衰退，和第三世界國家國際地位上升的結果。如果回憶幾年前那種美國當局凡事頤指氣使、號令世界、說一不二的局面，情況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這是一種歷史的進步。重要的是，主要由于第三世界的努力和成就，對美元霸權地位的清算已經開始，而且事情不會就此劃上句號。

第二個問題是，危機推動西方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廣大民眾的覺醒和重新走上政治舞臺。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美國霸權主義地位的確立，意味著第三世界和國際工人運動的噩運。長期斗爭爭得的權益喪失殆盡，工會被削弱，工人運動遭到肢解，工人階級也在急劇分化中陷入新的貧困和沉寂。最近的30年，是工人階級革命性銷蝕和弱化的30年。1997年的西雅圖風暴，作為國際工人階級新的集結的開始載入史冊。從那時起，工人階級為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戰爭，進行了長期斗爭。然而這次危機中的斗爭，無論就規模或是就政治成熟的程度而言，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2008年10月，倫敦市民和學生率先走上街頭。12月，在經濟問題成堆、失業率高達7%的情況下，希臘發生大規模以青年為主的示威。2009年1月和3月，法國兩次爆發250萬到300萬人參加的全國性罷工。在召開二十國會議的倫敦，人民用游行、抗議和帶有暴力色彩的沖擊，表示自己的憤怒。游行和罷工遍及歐洲和其它西方主要國家。甚至在美國，布熱津斯基也在2月17日的一次電視節目里，提出“階級之間的沖突將會增加，而如果人們失業了并真正受到了傷害，不瞞你說，甚至有可能發生暴動”。人民呼喊著的，已經不是解決眼前局部困境的要求，而是從根本上改造這個太不公正、太不平等的，貪婪、荒誕、道德淪喪的世界。這樣一些演說、標語和口號，已經成為我們時代的最強音：

我們憤怒，因為下一代未出生便要背負按揭重擔，為的只是挽救銀行業

清理全球金融

資本家，你們就是危機

我們拒絕為資本主義埋單

讓資本主義去死吧

要工作，不要炸彈

要工人政府，要社會主義

人民為先，利潤居后

人民就是上帝

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

這是西方主流媒體堵不住，坦克車、直升機、警棍和監牢嚇不啞的聲音。危機使西方資產階級陷入一片驚慌。在他們忙于用本國人民的失業、貧困、欠債和來自第三世界的財富轉移實現自我救助的時候，屬于人類絕大多數的訴求，卻已經在歷史中產生，而且必將在歷史中轉化為物質力量。

危機導致世界資本主義秩序搖搖欲墜，工人階級和第三世界的聲音正在匯聚起來。對于列寧所說的“從正在創造歷史，但無法事先絕對準確地估計成功機會的那些人們的觀點出發”[iv]觀察歷史進程的研究者來說，沒有什么比這種狀況的出現，更能夠得到欣慰和受到鼓舞了。

2009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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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斯塔夫里亞諾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上冊第10頁，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

[ii] 岡納·繆爾達爾《反潮流：經濟學批判論文集》第27頁，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

[iii] 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特別顧問弗朗索瓦·埃斯堡《“金磚四國”之說過于漂亮而難以成真》，法國《焦點》2009年2月號。

[iv] 列寧《卡·馬克思致路·庫格曼書信集俄譯本序言》，《列寧選集》第2卷第707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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