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勒斯坦：東北亞和世界體系

東北亞和世界體系——處于體系性大危機之世界的地緣政治分析

作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原載：《文化縱橫》

　　2008年，世界上有兩個備受關注的焦點。一個是伊拉克，另一個是中國。伊拉克被認為是美國的大失敗，表明世界上軍事最強大的國家竟無力贏得一場規模不大的戰爭；而中國，則被許多人看作是世界體系中正在崛起的力量。
　　這種看法與媒體在1989年對世界的看法截然相反。在1989年，蘇聯正走向崩潰，媒體都把美國視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其霸權地位已是無可動搖。而在這一年，中國經歷了天安門事件，被認為在政治上陷入風雨飄搖之中，甚至有可能解體。
　　
　　人們的看法變得多快啊！那么為什么變得這么快呢？媒體、政治家，唉，還有那些社會科學家，都慣于日復一日地追蹤新聞事件，并盡力把每一件小事都解釋成全新的東西。所以，對正在發生的事，我們得到的都是扭曲的畫面。社會科學分析家要更冷靜一些才行。
　　首先要說明的是政治和地緣政治之間的差異。政治是關于現狀的東西，反映追求自身直接利益最大化的多種力量之間的互動。各個政治力量對每一個事件都作出即時反應，因為每一個微小變化都導致其他政治力量改變其短期策略，從而使各個政治力量不斷小幅度調整他們之間的結盟關系。所謂的政治技巧，就是要知道如何最好地利用這些不斷調整著的關系。
　　地緣政治卻是別樣的東西。它指涉的是一些結構性制約因素，這些因素控制著世界體系中的主要行為者為求取長期性政治和經濟利益而發生的互動。地緣政治趨勢在新聞標題中是看不到的，而在政治行為者的視野中往往也是不存在的。盡管如此，世界體系的地緣政治因素還是會影響政治行為者的短期行動，而后者對此往往并不自覺。地緣政治發生在結構性和周期性的時空（布羅代爾有高論于此）里，而不是發生在我們稱之為政治的短期性、即時性的事件中。
　　比如在2007年春，美國國會就對伊拉克軍事行動的撥款中是否應包含對美國撤軍日期的規定而舉行辯論。在政治上這很重要，因為這會對2008年的大選產生很大影響，或者至少局中人這么認為。但是在地緣政治上這卻無關緊要。因為美國已經在伊拉克失敗了，而這一失敗很可能會對今后至少25年內的世界體系產生巨大影響。無論2007年的美國撥款法案是否附加從伊拉克撤軍的條款，都已無關大局。
　　所以說，對地緣政治的分析就是對中長期的結構和趨勢的分析，是在特定時間點上對不確定的未來的評估。我們可以列舉出當前考慮到的諸多趨勢。我們可以評估各大力量對這些趨勢作出何種反應。我們可以思考一組行動者的特定行為會對另一組行動者產生何種后果。但是，我們不能假定任何人的行為都將是必然的。有太多偶然因素。我們永遠無法判斷各個行動者將要做些什么。我在這里要討論的是地緣政治的政治，也就是要分析各個行動者最有可能采取的是什么策略，并評估這對其他行動者所產生的后果。
　　
　　東北亞的崛起及其內部的統一趨勢
　　
　　當前最重要的地緣政治變化，就是美國在世界體系中的力量陡然衰落。我要討論的是這一事態的后果，而不是其原因。世界體系已經由一種徐進式（creeping）多極化局面轉變為一種徹底的（undisguised）多極化局面。僅僅10年前，瑪德琳·奧爾布賴特還在宣稱美國是一個“誰也離不開的國家”，但現今，其他國家都想和它保持距離，而且是公開地。他們甚至準備把美國甩在一邊。這意味著其它的權力中心，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的權力中心，已開始在世界舞臺上強化自身地位并有力地宣示自己的主張。
　　這些權力中心有哪些呢？備選名單上至少包括西歐、俄羅斯、中國、日本、印度、伊朗以及巴西（或南美洲）。我要在這里討論的，是未來25年里一個可能的權力中心，我稱之為東北亞，包括中國、韓國和日本。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今日東北亞由五個實體組成：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韓國、朝鮮和日本。
　　如果我們要假定這五個實體會成為一個單獨的地緣政治權力中心，那么，首先要面對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兩個實體和朝鮮半島的兩個實體會不會實現某種形式的統一。
　　朝鮮和中國的分裂分別始于1945年和1949年，基本上都是根源于冷戰沖突。對統一的抵制有深刻根源。迄今為止，還沒有出現真正有意義的克服分裂的努力。然而在另一方面，中國和朝鮮的民族主義力量都十分強勁，兩國最終會分別走向統一的觀念根深蒂固。當然，在臺灣有受到強烈支持的分離主義運動，但也只是一部分人口的支持。
　　人們又會問，會有什么樣的地緣政治壓力去促成這兩國的統一？針對兩國的答案是不同的。中國的基本立場是清晰而堅定的，也就是：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須被重新整合到中國之內。中國以往收回香港和澳門時曾作出特別規定，無疑也會愿意考慮對臺灣給予類似的讓步。但是它仍然堅持要求對方放棄任何主權獨立的主張。
　　
　　中國采取強硬立場的原因不難理解。它對清朝以后納入中國版圖的任何地區的立場都是如此，這不僅包括臺灣、香港和澳門，還包括西藏、新疆和內蒙古。這其中部分原因來自于其漫長的歷史經驗。在以往數千年間的中國歷史上，中央權威下的相對統一和中央權威的崩潰交替出現。
　　這種崩潰最近一次是發生在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國民黨掌握中央權力，但在中國的很多地方難以有效行使權威。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的重要意義之一，就是重建有效的中央權威。然而，中共認為這個任務并未完成。它擔憂的是，如果它不堅持不懈地追求這個目標，不僅臺灣會繼續排拒中央權威，而且中央權威有可能在整體上崩潰。這又將我們引向第二個原因。中共相信，中央權威在國內任何形式的崩潰，都有可能對中國在世界體系中強化其力量和地位的能力構成毀滅性打擊。這個估計很可能是正確的。
　　臺灣人的看法則是分裂的。在政治上，曾長期掌握政權的國民黨似乎傾向于和北京達成某種協議。但是那些所謂的臺灣本土力量卻自始至終敵視國民黨（在1947年發生了大沖突，本土力量失敗），基本上反對與中大陸達成任何形式的協議。
　　臺灣內部的這種分裂既是族群的，也是世代的。從族群上看，傾向臺獨的勢力，來自17世紀清朝合并臺灣以來就定居于臺灣的說閩南方言的族群，而親國民黨的則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來到臺灣的人。
　　國民黨集團當然長期極度敵視北京的共產黨政權。但時過境遷，美蘇冷戰已蕩然無存，而北京也已對其意識形態方針作出重大修正，不再認為其經濟路線與臺灣截然對立。世代更替，那些1945年以后來到臺灣的人大多已然離世，而他們的兒孫輩在政治上則已然為他們所處的時代所塑造。
　　促使臺灣人對統一的看法發生改變的主要壓力來自經濟方面。臺灣企業家在大陸大舉投資，有越來越多的人把自己的經濟前景與中國大陸的持續經濟變革聯系起來。對這群人來說，臺獨會招致雙重惡果，既危及他們的經濟前景，又損害他們在島內經濟和社會上的合法性。
　　當然，臺灣人始終擔憂的是，統一將會導致他們難以下咽的政治后果。所以他們始終保持警覺。但是決不能低估時間的作用。中國在世界上不斷增強的力量會導致自豪感的提升，而這對臺灣人的效應可能是促使更多的人希望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特別是在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和重要性持續衰退的時候。總的來說，指向統一的地緣政治壓力，要顯著大于指向對抗統一的政治壓力。
　　兩個朝鮮的情況則很不一樣。朝鮮在二戰一結束就沿著三八線被一分為二，由蘇美軍隊分別實施占領。1950年爆發戰爭，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大國）和中國分別從對立雙方介入戰爭。戰爭在1953年達成停火，分割線仍然維持在戰爭開始的地方。在此后的30年間，南北雙方毫不妥協地相互敵對。

　　但是地緣政治現實再一次改變了。冷戰走向終結。1972年尼克松訪華，不可能不對朝鮮產生影響。朝鮮的經濟出現了嚴重的惡化。韓國的獨裁政權在1987年告終。1998年，金大中總統宣布實行所謂陽光政策，號召與朝鮮展開積極合作而又不試圖“同化”朝鮮。這并不是一項美國所樂見的政策，但韓國對此仍積極追求。這導致韓國內部態度的巨大變化，其民眾中的大多數現在似乎愿意與朝鮮加強聯系。
　　嚴重影響韓國態度變化的一個考慮，是德國在1990年實現統一的經驗。在德國，組成前民主德國的各州，被作為單獨的實體吸收到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之中。這一進程雖然在政治上對西德有利，但造成了一個經濟上仍然差距懸殊的統一國家。
　　韓國政治家據此認為，追隨德國模式（單純地吸收北朝鮮）將是很不明智的。韓國為此付出的經濟代價將高于當年的西德，而經濟差距懸殊的問題將會更嚴重。他們決定采取更緩慢漸進的方式來推進統一。當然，這也符合一向竭力維護其權力的北朝鮮政權的愿望。
　　然而，在這里，時間也會起作用。我們無法預言北朝鮮是否一定會發生類似于蘇聯或者中國那樣的漸進式轉變，但這種可能性也無法排除。而且在這里也存在外部壓力，特別是來自中國的壓力。經濟利益使得韓國希望加強與北朝鮮的聯系。但是或許更重要的是，韓國自立于中日兩國面前的能力，將會因成功的統一而大大加強，其人口規模和經濟潛力將因此而劇增。
　　
　　日本在東北亞體系中的微妙角色
　　
　　由此我們可以設想，在2025年前中國和朝鮮都將重新統一。那么接下來呢？在這種情況下東北亞會在地緣政治上達成更大程度的一體化嗎？這首先取決于中、韓、日三國的中長期利益，而三國的利益各不相同。
　　日本得到的將最多，失去的也將最多。但日本似乎是三國中政治上最缺乏靈活性的國家。這有幾個原因。日本在二戰中戰敗，結果導致日本在軍事上被閹割，并從屬于美國。明治以來，日本不僅致力于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而且力求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政治大國，但它的這個大計劃因戰敗而受挫蒙羞。
　　1945年以來，日本的戰敗因其了不起的經濟成就而得到補償。到1970年代，它已被視為所謂三大力量之一，在經濟上與西歐和美國并駕齊驅。在1980年代，日本一直被許多美國分析家吹捧為天下無敵的經濟巨人。即使在遭受嚴重經濟衰退的1980年代，日本也仍然是享有很高生活水平的經濟發動機。
　　
　　對日本和對其他國家一樣，世界在不停的變化中。冷戰已經終結了。美國和中國的關系有了顯著改善。日本的新生代掌權者不愿意繼續生活在1945年戰敗的陰影中。無論是出于“民族主義”或者說“榮譽”的原因，反正日本熱切期盼被認可為一個“正常”國家。這意味著它希望扮演大國所應享有的地緣政治角色，急于得到聯合國安理會常任席位。最重要的是，日本希望終止戰后憲法所規定的強制性的非軍事化地位。
　　日本與美國的關系也變得充滿矛盾。一方面，保守力量認同美國在世界體系中的政策。但另一方面，美國又是它的經濟對手，而且對其所追求的世界體系中（特別是在亞洲）的政治目標構成制約。
　　在美國制止北朝鮮獲得核武器的重大努力中，日本成為旨在遏制朝鮮的六方會談的其中一方。然而人們還是會懷疑，日本私下里其實希望看到朝鮮抗拒美國，從而獲得成為核國家的借口。如果什么時候日本在政治上與中國和韓國更加接近了，那么疏遠美國也就容易得多了。
　　然而，日本還面臨另一重兩難局面，妨礙它與中韓建立更緊密的政治關系。由于日本將其在二戰中的戰敗視為民族恥辱，它一直極不愿意就其被其他國家（特別是中韓兩國）所譴責的過去行為承擔責任。從日本的觀點看，這樣的做法，是其恢復“正常”國家角色努力的一部分。
　　為什么日本堅持要這樣做？與德國加以比較有助于說明問題。德國已經多次聲明，它要為納粹時期暴行承擔責任并作出某種贖罪。這正是日本人拒不履行的。有一種地緣政治方面的考量，可能有助于解釋這兩個戰敗國的差異。就德國而言，冷戰迫使西德與其宿敵法國達成和解，以在西歐建立共同對付蘇聯的戰線。德國為消除法國的敵對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之一，就是它要否定納粹歷史并尋求贖罪。
　　日本身邊卻不是法國，它身邊的中國和北朝鮮是它的對立方。當時，韓國被美國嚴加控制，日本沒有必要去和它建立更緊密的關系，特別是，韓國仍對日本殖民主義的歷史憤恨不已。所以，在1960和1970年代，日本在地緣政治上沒有迫切需要去效法德國。而到1990年代冷戰結束時，日本已經進入重新申張民族主義的階段。
　　雖然如此，在經濟方面，日本與中國和韓國的關系對其長期利益非常重要。日本對華經濟聯系一直在持續加強。自2002年起，日本從中國的進口超過了它從美國的進口。日本對華投資不再限于回銷日本的生產基地，而且擴展到面向當地市場的生產和銷售基地。雙方的貿易是互惠的。隨著時間推移，日本在華生產將越來越少地依靠當地工人的低工資水平。但即便如此，中國獲益于日本先進技術的空間還是很大。在今后很長時期內，日本仍會繼續將其已喪失比較優勢的生產領域轉移到中國。
　　
　　日本對華經濟關系的加深還有地緣政治方面的原因。這與日本與美國之間發生的緩慢而穩定的經濟“脫鉤”（delinking）有關。日本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直接反應，就是尋求強化區域金融合作。這一努力遭到美國的強烈反對。
　　中國看待東北亞局勢的方式有些不同。其中一端是，歷史上，中國在中日關系中是主導性的一方，只是到了19世紀才失去優勢地位。中國決不愿意讓這暫時的力量對比成為兩國關系的永久標記。在21世紀，中國在軍事上已經走在前面。在21世紀最初的一二十年里，中國在經濟結構上仍然落后于日本，但雙方差距正在縮小。而且在世界舞臺上中國重新變得比日本更受看重，無論別人歡迎還是恐懼它的政治姿態。
　　再者，中國領導層已經展現出一種對地緣政治的精妙理解。他們知道，把日本納入東北亞區域安排利大于弊。它會試圖緩釋日本的軍國主義，而這是許多日本人自己也擔憂的。它會顯著地削弱美國在該地區作為一個主要行動者的力量。中國當然不希望日本成為一支敵對力量，為此也許值得作出一些讓步。所以，雖然中國始終對日本不就其昭彰罪行予以懺悔而發出強烈抗議，但中國并沒有因此而使得兩國關系被毒化。
　　無論如何，經濟才是中國從中日關系中獲益最多的領域。中國不斷地大幅度提高其生產能力和利潤水平，但是它還有一段路要走。它仍然需要大量外資。它仍然需要以引進或者其他方式獲取技術。盡管中國研發能力有所提高，但仍落后于日本。它仍然需要獲得外部市場和原料。它特別需要能夠把有更高技術含量的產品賣出去，而且是在持續的世界性經濟動蕩中做到這一點。
　　中國的問題不是要不要繼續擴展它和外部世界的經濟聯系，而是擴展和誰的聯系。就其產品的市場而言，美國、西歐和日本顯然最為重要。美國經濟已經并將繼續處于動蕩之中，西歐和中國的文化紐帶太少，其進口格局難以適應中國擴大出口的需要。顯然日本才是中國傾力以對的地方。無論當下的政治分析說什么，地緣政治分析都會得出中日交往必定加強的結論。
　　當然，中日關系中還將存在由來已久的激烈爭奪優勢的問題。而在這方面，朝鮮半島的因素又會起作用。韓國作為世界經濟體中的一個競爭者，雖然其地位有了顯著提升，但還難以企及日本的水平。與中國相比，朝鮮半島只是一個小地方，但朝鮮半島人口規模較大（統一后其人口肯定會大幅增加，）而從全球范圍內看，韓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體中一個強有力的角色。
　　從朝鮮人的角度看，中日修好意味著什么呢？如果朝鮮半島被排除在框架安排之外，那么，這對它就是一種危險的局面。但是，如果統一的朝鮮被納入東北亞協作（consortium）的框架安排，則其顯然能夠從中獲益。
　　就東北亞協作的政治方面而言，統一的朝鮮可以承擔中日對抗的調解人的角色。它可能通過堅持要求在三國之間達成某種平等而實現這個角色，而這個目的是有可能達到的。就東北亞協作的經濟方面而言，統一的朝鮮可以很容易地獲得一個廣大而繁榮的市場，并可以按照最優惠的條件進口它所需的商品。
　　
　　美國與東北亞
　　
　　讓我們設想一下，假定在今后20年內，這樣一個東北亞協作的安排會被穩固地建立起來。那么，這對總體的地緣政治格局會產生什么影響？在這樣一種格局下誰又會成為輸家？我們要從三大勢力的另外兩家，也就是美國和西歐談起。
　　美國必須作出根本性的地緣政治決定，要么與東北亞對打，要么加入。由于美國在所有領域內都衰落了，又由于如我所假定的東北亞協作體將很快成為世界市場上最強大的三大勢力中的一員，則美國會處于不得不與其中一方聯手的境地──要么是和東北亞協作體，要么是和歐盟。美國可能會發現，東北亞集團歡迎美國加入，只要它心甘情愿地做小兄弟的角色；而歐洲人則更不情愿將美國納入其框架安排，不論他們之間言語有多熱乎，歷史淵源有多深。
　　而正是因為有這些歷史淵源，歐洲才不愿接納美國。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一向視美國為其地緣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分支，因而也是它的從屬。二戰以后，美國無可爭議的霸權地位改變了這種關系，而這在某種意義上對歐洲特別是西歐是一種羞辱。除非歐洲割斷與美國的政治紐帶，否則，它將永遠無法在文化上申張自己。而從地緣政治上看，我覺得這是不可避免的。
　　東北亞的情形則恰恰相反。它們有被西方（不僅僅是美國）所宰制的記憶，而在19世紀已被制度化了的西方宰制一直持續到現在。它們的文化愿望，正是宣示它們在世界體系中的中心地位。能滿足這種文化愿望的，莫過于讓美國在它們之下心滿意足地做小兄弟。所以，一旦中國、日本和朝鮮半島克服了它們之間的麻煩，并建立起一個共同陣線之后，它們就幾乎肯定會一同對美國要求入伙的愿望作出反應。
　　如果東北亞和美國的聯手已成定局，則歐洲就可能在文化上被解放，但在經濟和軍事上會陷入麻煩。這將迫使歐盟和俄羅斯達成妥協，以求與新生的東北亞加美國這樣一個地緣政治上的龐然大物相抗衡。曾屬于前蘇聯或者1945年以后曾是蘇聯衛星國的東歐各地的政治精英對此會激烈反抗，但這種反抗終將瓦解，因為，歐洲其他部分將極力堅持通過與俄羅斯聯手，而加強自己的地緣政治力量。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危機與兩條道路之爭
　　
　　在對我們所面臨的地緣政治未來所作的這個審視中，還剩最后一個問題需要處理。地緣政治比政治更具長期性，但是體系性的現實，又比地緣政治更具長期性，也更強有力。我們必須將這整個分析置于作為一個歷史體系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的結構性危機的框架之下。長期以來，我一直堅持認為，現代世界體系已經達到它結構性危機的階段。也就是說，我們處在一個由現存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world-economy）向別的什么東西轉化的階段。這一轉化的發生，要通過體系性大混亂和結構性大分叉。現存體系被更替的途徑，有非此即彼的兩條；大轉型的兩種模式，相互間也處于直接沖突之中。
　　我早先把這稱為達沃斯道路和阿雷格里港道路之間的斗爭。我曾說過，在大分叉的其中一條道路被最終選定之前，這一斗爭將持續25～50年，而最終究竟選定哪一條道路，在根本上無法預言。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那就是，現存的世界體系已經無法自存而必將消亡。
　　目前我只能持有上述觀點，并提出這樣的問題：這種體系性斗爭對我所作的關于未來前景的地緣政治分析有什么干系呢？這首先意味著一點，即我所概述的所有趨勢都將發生，但這些趨勢中沒有任何一端會有常規性的終點，而在以往世界經濟體的歷史中，世界地緣政治關系的類似重組是有所謂的常規性終點的。
　　從我所勾畫的格局中，人們可以預期出現的常規后果是：到2050年，東北亞協作體將會具備世界體系中正在興起的新中心的形態。人們甚至可以想象一下，在與美國聯手的東亞協作體和與俄羅斯聯手的歐盟之間，將發生激烈的斗爭，甚至可能導致另一場“三十年戰爭”，然后是東亞明顯勝出。
　　但是這真的會發生嗎？我表示懷疑。這不是因為霸權更迭這種形態不會重現，而是因為這種形態的霸權轉換，有賴于一個能運作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如果我們進入另外一種世界體系，那么，說什么別的都沒用了。我們不知道這種新的體系會是什么樣的。我們不知道，地理上的差別，在未來的世界體系中是否還起到現在的世界體系中的這種作用。我們不知道新的體系是比現在更公平呢，還是更不公平。
　　從以上討論中我得出的結論是，在政治上達沃斯路線和阿雷格里港路線之間的斗爭，遠比三大勢力之間爭奪主導地位的斗爭更重要，也比南北之間爭奪剩余價值的分配之間的斗爭更重要。但是就分析問題的方法，我所得出的結論是，我們應該比大多數分析家都更加謹慎，不要輕易地從短期變化中去歸納出關于什么是最重要的東西的斷言。因為，這是一個處于體系性危機——也就是大混亂——的世界，所以，我們會遇到巨大的起起伏伏。對所有社會行動的領域，包括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的和軍事的領域，情況都是如此。我們不僅生活在轉型年代所具有的長期不確定性當中，而且生活在一個比過去五百年都更混亂的世界所具有的短期不確定當中。
　　這將使我們的日常生活非常艱難。雖然我們必須穿行于日常生活的危險之中，但是，如果我們想要成為在智識上和政治上有益的人，我們就必須緊盯著體系轉型的運動方向。這是一樁很難的事。希望我們能做好。

附文：

反達沃斯會議的啟示

人民網駐巴西特派記者 張衛中 

首屆世界社會論壇——“反達沃斯會議”，1月30日在巴西南部港口城市阿雷格里港閉幕。來自世界各地的1萬多名代表出席了會議。會議開得很輕松，包括出席會議的部長們都沒有打領帶，會場外更沒有荷槍實彈的警察。然而，討論的議題很沉重，經濟全球化正在使眾多發展中國家面臨嚴重的社會問題。

與此同時，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也告結束。反達沃斯會議是一次左派大聚會。這次大會主要由巴西工黨組織，會場內外，馬克思、格瓦拉等畫像時刻映入人們眼簾。紅色是這次會議宣傳品的主色調，“革命”、“新社會”等字眼在報告中頻頻出現。出席會議的代表們發出呼聲，只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一道解決社會問題，才能實現社會公正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兩個論壇都在尋求新世紀世界經濟、政治新秩序模式。達沃斯會議注重的是世界經濟，從可持續發展到減少貧富差距，從全球化前景到英特網安全，可謂議題重大。而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召開的世界社會論壇討論更多的是：減輕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債，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以及制定新的世界貿易規則。

世界社會論壇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出的藥方嚴重損害了“受援國”的社會發展綱要的執行，一些國家支付外債的利息遠遠高出本國的教育投資。為達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下達的“任務”，“受惠國”不得不在經濟和金融政策上受制于人。與會者認為，一個以犧牲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全球化是沒有出路的全球化，對世界本來制定的人們應該有一條新的思路，一條均衡和關心社會的思路。

反達沃斯與會者認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全球化政策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真正的和有效的經濟體系應建立在平衡和可持續地使用地球有限資源的基礎上，以滿足人們的需求。會議要求發達國家關注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嚴重的社會、環境、債務等問題。與會者認為，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所推行的全球化戰略，與阿雷格里港世界社會論壇所提出的要求社會公正、平等而開放市場是不相容的發展道路。20世紀，盡管社會和民主體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貧富差距卻在加大。60年代，20個最發達國家的財富是不發達國家財富的30倍，到上世紀末，這一差距擴大到74倍。據世行統計，每天收入低于一美元的人口有13億。

世界社會論壇呼吁社會公正，實行社會變革。巴西幾乎一半的土地集中在占人口1%的農場主手中，480萬農戶尋找土地來開種以維持生計。而巴西實行大農業出口政策，迫使農戶流入城市，加入到失業大軍中。哥倫比亞66%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38%的人口屬于赤貧，委內瑞拉的赤貧人口也達到了29%。

與會者批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貿組織過去幾次會議無果而終，國際間的合作不力，國際貿易沖突增加。反達沃斯會議的參與者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一個以犧牲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富國俱樂部”會議，制定不了新世紀國際經濟新秩序。西雅圖、布拉格所發生的一切，表明國際社會要求建立一個尊重所有國家利益的公正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經濟全球化應是有控制的全球化，而不是自由化的全球化。市場的作用在涉及社會問題時似乎失去了它的絕對性。市場也要求民主化，市場開放更應是雙向的。當法國貿易部長作為貴賓在會上陳述法國貿易立場時，會場上有人立即質疑法國的農產品補貼政策。

會議期間，兩個論壇的代表進行了對話，但只是相互攻訐，沒有達成一致意見。巴西總統卡多佐在評價會議時認為，兩個論壇分開進行是錯誤的，他說：“一個沒有社會責任的經濟是不人道的，一個沒有經濟的社會純粹是一種空想。”（人民網巴西利亞2月1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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