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跨國公司對國家主權搞“政變”

全球化是跨國公司對國家主權搞“政變”

米歇爾•帕倫蒂 魏文編譯　

    跨國公司的目標是變成為真正的跨國公司，超越任何國家的主權權力的跨國公司，同時讓所有國家的主權權力為它們服務。美國一家跨國公司的金融主管說過，“美國對我們公司的資金沒有直接的聯系。沒有理由讓這個國家占優先地位”。通過“自由貿易”的國際協議如北美自由貿易條約、關貿總協定、美洲自由貿易區等，跨國巨人已經超越國家的主權。這些協議提供了雖不出名但有權威的國際貿易委員會，以便防止、作廢或取消任何國家使跨國公司的市場投資和特權處于危險的法律。這些貿易委員會-世界貿易組織的委員會就是范例-組成“貿易專家”小組，它們作為經濟事務的法官采取行動，擺脫任何國家的民眾的控制，確保國際金融資本的霸權和絕對優勢。這個過程被稱為“全球化”，被認為是一種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對所有的人有利的“增長”的發展。實際上，這是世界上交易的巨人發動的全球的政變。
    他們來自大型公司的世界，沒有被任何人選舉，這些專家秘密聚會，經常對他們提議的同樣交易的投資有興趣。這種可疑的利益的匯合沒有被任何議定書所控制。關貿總協定長達500頁的規則和限制中沒有任何一條是反對私人企業的; 所有那些規則都是反對政府的。這個協議的締約國應當降低它們的費用，取消農業補貼，給予外國公司同樣的國民待遇，履行公司規定的專利準則，服從常設的精英世界貿易組織官僚的規章。如果一個國家拒絕履行它的法律，世界貿易組織的一個專家就會要求，世界貿易組織可以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罰款，剝奪這個國家所需要的市場和材料。
    世界貿易組織的行動如同一個全球的超級法官，將討論過的法律作為“自由貿易的障礙”拋棄。強迫日本接受一種高于進口的食品廢物的利率。不準危地馬拉禁止發布欺騙性的嬰兒食品廣告。在一些國家禁止對石棉的禁令，取消節約石油和汽車排放標準的法律。反對保護海洋生物的法律，反對禁止用受到威脅的物種生產產品。禁止歐盟進口美國用荷爾蒙喂養的牛肉，這在整個歐洲都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但是世界貿易組織的三名專家決定這項禁令是非法的。這項決定使很多關于健康的規章處于危險。世界貿易組織取消了美國清潔空氣法的一部分，它禁止在汽油中某些附加材料，這影響到外國煉油廠的進口。世貿組織還取消了美國保護受威脅的物種法，該法禁止進口用不保護海龜的網捕撈的嚇。
    自由貿易不是一種公正的貿易，它犧牲弱國而對強國有利，為了富國的利益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在20世紀的許多改革中全球化意味著倒退的一步：沒有抵制產品的任何自由，對童工沒有任何禁止，對最低工資和儲蓄沒有任何擔保，沒有能夠合理地與私人服務競爭的公共服務，沒有任何可能減少公司利潤的衛生保護。
    關貿總協定和以后自由貿易協議允許跨國公司將壟斷專利所有權的權利強加給印第安農業和社區農業。這樣大的農業公司可以更好地滲透到地方的自給自足的社區，壟斷他們的產品。在印度有一種可以提取制藥的成份的尼姆樹（neem），印度的農民已經種了幾個世紀，引起了跨國公司的注意，它們壟斷了有關的專利，引起印度農民大規模抗議活動。世界貿易組織裁決現在制藥公司專門控制這種樹的產品的貿易。過去獨立的數萬印度農戶現在必須根據這些有勢力的制藥廠的規定工作，唯一的目的是增加制藥公司的利潤。印度與美國的協議和農業知識倡議得到蒙桑托及其大型跨國公司的支持，使蒙桑托公司控制印度的種子部門，而貿易部門將種子交給嘉吉公司，銷售部門將產品交給沃爾瑪（沃爾瑪宣布從2007年8月起在印度開設500家商店的計劃）。這實際上是一場反對印度獨立的農民和小企業的戰爭，對印度的食品安全是一種威脅。農民已經組織起來保護自己，反對這種經濟侵略，保存傳統的種子庫，在農村建立互相支持的制度。農民不在市場上購買種子，懷疑因為遺傳操縱種子被污染。
    世界貿易組織同樣裁決美國水稻技術公司對印度農種了幾個世紀的巴斯馬蒂所有不同的種子有專利權。裁決一家日本公司擁有在世界上種植和生產咖喱粉的專利權。這些例子表明所謂的“自由市場”已經變成為國際公司對壟斷專利權的控制。看到這種情況，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認為，“現在我們處于一種西方生物技術公司盜竊遺傳資源的形勢，使它們獲得巨額利潤，用同樣的材料生產有專利的遺傳變種產品。在全球市場上我們陷入了深淵，這些‘禮品’使窮人失去保護，同時這種變化使富國變成專有的所有權。全球化簡單地意味著解除國家之間的障礙，讓那些有資本和商品的國家能夠統治市場”。
    按照關貿總協定、美洲自由貿易區協議這類協議，公共服務處于危險之中。一項公共服務可能被指控引起使私人企業“失去市場的機會”，或是創立一項不公正的補貼。一個例子是加拿大翁塔里奧省的汽車保險計劃，被認為是“不誠實競爭”。如果該省向美國保險公司支付現在和將來出售專利造成的損失，它就可以有自己的公共保險公司，而這種成本在該省是被禁止的。這樣，那里的公民不準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和建立一種替代的主權，沒有勇氣奢望汽車保險系統獲利。另一個例子是美國的投遞公司指控加拿大公共的郵政公司使其“失去了市場機會”，也就是說，加拿大郵政必須向美國投遞公司為所有的交易提供補償。加拿大郵電工人工會將告上法庭，理由是這違反了加拿大的憲法。根據美洲自由貿易區協議，設在美國的Ethyl公司要求加拿大政府因“失去市場機會”和“貿易干擾”補償2.5億美元，因為加拿大禁止MMT（該公司生產的一種汽油添加劑），加拿大政府認為MMT是致癌物質。面對失敗的可能，加拿大政府投降了，接受MMT繼續銷售，向美國公司支付了1000萬美元，發表一份公報宣布MMT“是可靠的”，盡其管科學證據是相反的。
    國際貿易條約如關貿總協定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加快了大公司奪取地方市場的進度，將更小的公司和工人的集體企業趕出市場。由于北美自由貿易條約，在公司關閉工廠和在墨西哥市場實現更便宜的分包合同時，在美國報酬相對好一些的工作消失了。同時數千個墨西哥小企業被迫關門。墨西哥被用高技術大規模生產的便宜的玉米侵占市場，還有來自美國大型農產品加工企業的奶制品，這引起墨西哥小農和銷售商的破產，影響到很多貧窮的農民。美國公司到墨西哥的結果是出現了工資特別低和勞動條件不安全的工作。一般來說，自由市場本身帶來邊界以南貧困的大量增加。
    現在要求美國人在全球化的新時代保持競爭力，增加生產同時降低生產和勞動的成本。換句話說，多勞動少掙錢。實際上這種事情正在發生，每周的勞動時間增加20%（從40-46小時增加到48小時），工資已經凍結，或在布什政府時期下降了。用于社會服務的支出越來越少，工資越來越低，進行重組、解除調控和進行私有化。由于這種調整使美國人蛤有能夠對付威脅我們的全球化的特別力量。
    實際上，這種力量沒有什么特別的。自由貿易協議，包括那些還沒有被美國國會通過的協議，是由大公司和附屬它們的政府在近年來提出的，為了使世界經濟解除控制，在它們的實踐中破壞對民主的任何控制。現在任何一個省、州或國家的居民使它們的政府將保護的準則強加于人，或是采用公共生產的新方式越來越困難了，因為害怕某個自由市場的專家禁止他們這樣做。
    經常發生的事情是大國要求小國和更窮的國家放棄保護和補貼本國的產品。但是有些時候發生另外的事情。2006年底加拿大因為美國使用對農產品的補貼對世界貿易組織發起戰斗，認為美國的做法“扭曲了市場”，美國聯邦政府向玉米生產者提供大量補貼。這也威脅到美國對農產品提供的巨額補貼。這發生在2005年世界貿易的歷史性法令之后，當時譴責對美國棉農的幫助“搞亂貿易”。一個國際機構的報告說，美國和加拿大的這類補貼至少影響到38個發達國家。同時美國政府企圖在商業談判中增加一項特別條款，使其非法的農業補貼排除在世貿組織成員國的法律之外，使其不受世界貿易組織本身任何規章的約束。
    人們很少評論的是，北美自由貿易條約和關貿總協定違反美國的憲法，它的前言明確說人民是決定主權的人：“我們，美國的人民……為美利堅共和國制定這部憲法”。美國憲法的第一條第一款說，“這里規定的所有的立法權應當由美國的國會代表”。第一條第七款授予總統（不是貿易委員會）否決法律的權力，而不是由國會的三分之二的多數反對。第三條根據國會通過的法律授予最高法院和其他的聯邦法庭全面的司法權力。憲法第十條修正條款補充說，憲法沒有授予美國的權力，憲法不禁止各州和人民分別保持權力。在整部憲法中絕不允許在國際貿易中一批專家成為司法程序中最后的仲裁者，這樣會破壞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機構合法的憲法決定。憲法第七條規定憲法、聯邦的法律及條約在美國的領土是最高的法律，但是確實不試圖以此將本國的法律和人民及他們的代表的主權和民主權利屈從于條約。為了排除在參議院的審議，將北美自由貿易條約和關稅貿易總協定稱為“協議”，而不是“條約”。這一計謀使克林頓總統逃過參議院的投票批準（要求國會至少三分之二的支持）和任何修正程序。世界貿易組織是在立法機構國會最后一次會議上通過的，甚至是在1994年的大選之后。當時沒有任何一個候選人提醒選民他將不會強迫美國政府使本國的法律不干涉國際自由貿易的規則。它正在破壞的不僅是一大堆有關環境、公共服務、勞工標準、和對消費者保護的公正的法律，而且破壞制定這些法律的權利本身。民主的主權本身正向一個多邊貿易組織投降，很少透明，企圖行使比人民的權力更大的權力，比它的法庭和立法機構更大的權力。這就是我們看到的一種大資本反對世界各國的政變。
    全球化是帝國主義合乎邏輯的擴張，是帝國對共和國的勝利，是國際金融資本對本國生產和國家民主的勝利。如同我們認識的那樣。但是，最近由于民眾的反抗活動，一些多邊貿易協議已經停頓或是作廢了。1999年在41個國家發生了反對自由貿易的抗議活動，從英國到法國，到泰國或印度。2000-2001年在西雅圖、華盛頓、悉尼、布拉格、熱那亞和其他城市發生大規模示威。2003-2004年我們可以看到窮國拒絕放棄他們留下的已經不多的主權。與民眾的抵抗一起，許多國家的領導人對簽署新的貿易協議正在進行反復思考。
    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在對全球化進行分析時集中在新的資本“國際化”將破壞國家的主權和國家的問題。他們在分析這些事情時忘記了自由貿易協議和世界貿易組織。這些分析一般推斷說國家對資本帝國主義仍然發揮著一種重要的作用。資本的規模雖然已經達到全球的范圍，但還不是國際的，而是只與某些國家聯系的資本，全球化只不過是壟斷資本的外國投資的一個新的名稱。我們記得，馬克思1848年曾描寫過全球化是一個國際金融擴張的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談到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的活動，按其面目和類似的東西改變現實，因此沒有任何新的東西。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全球化不是新近的發展，是一個歷時很長的現象，馬克思主義很久以前就對此做過闡述。
    這種分析的問題是它沒有集中到當前的斗爭上。正在賭博的不是國家的主權，而是民主的主權。全世界數百萬人走上街頭進行抗議，反對自由貿易條約，其中有農民、工人、學生和知識分子，包括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對事實看得更清楚。他們所有的人都注意到正在發生某種新的情況，又不愿意以這種方式發生。全球化一詞意味著國際征收一個新的階段，它的設計是不僅是為了消滅國家，而且是為了破壞現存的保護有尊嚴的工資、限制公司的權力的所有的民主權利。
    事實上，自由貿易條約已經變成為對私人資本設置障礙所有的章程和調節。當這種情況結束時，所有對民主的保護將會消失，幾代民眾斗爭的結果還是很不完善的。根據這些協議，所有的公共服務都可能消失，因為它使私人資本失去了市場的機會。公共醫院可能被指控偷走私人企業的市場，飲用水、教育、圖書館、住房、交通、郵政、保險等公共服務也是如此。試圖保護環境、勞工標準、或消費者健康的法律都已經屈服，因為它們對自由貿易設置障礙。擁有這些法律的權利也被剝奪了。這是最重要的方面，同時它本身也是更經常地被遺忘的東西，這反映在政治領域的所有方面。根據自由貿易協議，財產所有權已經取得國際上的優勢地位，優先于其他任何權利，包括生活在一個沒有污染的環境中的權利、可接受的公共服務的權利、對經濟民主的最無關緊要的部分的權利。取而代之的是公司獲得利潤的權利。這種權利用來制止工人的聲音和他們根據自己的利益發展公共服務的權利。輿論的自由也受到關注，例如，當對一種產品的批評變成為對自由貿易的干擾時。大自然本身正在被跨國公司壟斷和私有化。
    因此，反對自由貿易的斗爭是一場爭取政治-經濟民主的斗爭，是爭取公共服務和有尊嚴的工資的斗爭，是爭取使權利不完全屈從于大資本的斗爭。這是階級斗爭的一個新的和激烈的階段，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堅持經典的理論，但對現在的公共政策不了解，他們似乎還沒有理解這個新的階段。體現在自由貿易協議中的全球化與貿易關系很少，它是任何的東西，而更少是自由的貿易。它犧牲窮國的利益而對富國有利，犧牲生活中的公民的利益而對全世界的特權階級有利。這就是在同一個世界上流動著的新的幽靈。
    （《環球視野》摘譯自西班牙《起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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