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０后美國與美國經濟危機(連載)

８０后美國與美國經濟危機

作者：安慶仁

（連載 導言）

翻遍斯蒂格利茲的《經濟學》，也無法給這場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機找到一個哪怕是象征性解釋的理由，這似乎意味著一個極具諷刺的事實，——就在斯蒂格利茲埋頭撰寫《經濟學》的同時，世界經濟正在與他的預期背道而馳。在斯蒂格利茲這部宏篇巨著中，我們找不見索羅斯和巴菲特的名字，找不見金融服務業和金融衍生品，找不見信息產業的蹤跡，找不見硅谷，找不見巨無霸的美國文化產業，找不見NBA，找不見好萊塢，找不見美國一嗓值百萬的歌星，找不見哈利波特，找不見吉尼斯大世界，找不見美國的高爾夫球協會，找不見事實上存在的而且是規模巨大的美國司法產業、吸毒產業、賣淫產業和博彩產業……

這些各具特色又奇形怪狀的產業，在美國經濟和世界經近中究竟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又怎樣程度的影響著美國人乃至全世界人的思維和行為，怎樣程度的影響著美國人乃至全世界人的日常生活，即便建設性的意見斯蒂格利茲都沒有提出。所以我們既無法確切知道美國經濟的真正模式，更無從知道這種魚龍混雜良莠不分的美國式的經濟行為，究竟要把我們帶往哪里？是要給我們帶來幸福，還是要把我們推向深淵？是要讓人類共同富裕，還是要把人類一同毀滅？

倒是悲觀主義經濟學家萊維·巴特拉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思考，盡管萊維·巴特拉的分析并不全面，也不那么精準，但他的憂慮的確不無道理。1987年萊維·巴特拉發表了《1990年大蕭條》，這本書的文字有限，卻轟動了整個美國，并引起國際經濟界的廣泛注意。《1990年大蕭條》有兩個觀點值得關注，一是借鑒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理論，根據社會周期率的普遍規律，分析和指出了經濟活動與社會變化兩者間的密切關系。他首先指出，社會周期率是客觀存在，“財富與權力的顯赫從一個階級向另一個階級的轉移，這一事實本身表明了社會的周期性運動。”然后他根據歷史事實說，“在任何一個時代，支配階級居于社會上層的時間至少占那一時代的三分之二。”這實際上等于說，支配階級毫無節制的斂財，最終必將被被支配階級推翻，進而以支配階級的面貌現身歷史舞臺，然后是歷史的周而復始。第二個值得注意的觀點是——貨幣擴張是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總根源。萊維·巴特拉在書中以圖表的形式，非常直觀的分析了自1770——1990年美國貨幣發行量增長與美國歷次經濟危機或經濟衰退的因果關系。在200年的時間里，美國10年貨幣增長率每隔30年就會出現一個歷史峰值，美國經濟危機或經濟衰退的間隔大體上也是30年，這不是巧合，因為每一次經濟危機或經濟衰退就發生在那個歷史峰值出現后不久。

比萊維·巴特拉更具體、更坦率批評美國經濟神話的，是日本索尼公司的創始人和董事長盛田昭夫。在《日本可以說不！》中，盛田昭夫不留絲毫情面的指出：“在美國，人們通過金錢游戲或兼并一類的方法，把資金倒騰一下，就會發大財。自己不去制造使用東西，只是擺弄金錢，舒舒服服的發財，并美其名曰‘后工業時代’，這是非常可怕的，這是坐吃山空，早晚有一天美國經濟要變成空殼。”讓盛田昭夫不幸而言中。盛田昭夫說這番話的時間是1989年，僅僅20年時間，就徹底應驗了。當時的美國人并不服氣，隨后寫了一本書《美國不許日本說不！》。在這本書里，美國人大談特淡第三次浪潮、無煙工業，以教師爺的口吻教訓日本，日本要更新觀念，要用全新的視角看未來世界，千萬不要有了點成績就翹尾巴，要繼續像小學生那樣，虔誠的崇拜美國，虛心的學習美國經驗，不要說“不”，這是不好的心態，要繼續說“是”、說“yes”、說“嘿”。

實踐至少是檢驗真理的一個標準，今天的美國人，如果重新翻開《日本可以說不！》，啞口無言之余，是無盡的酸楚和悔恨。事實上提醒和批評美國的聲音不僅來自日本，在歐洲也同樣存在，前西德總理施密特在他的《西方戰略》一書中，也從不同的角度告誡美國人，“美國目前向外國債主支付的純利息和他向外國投資者支付的利潤，數目比他自身在國外獲取的利息、利潤還多。如果美國不調整他的政策，他將不可挽回的沒落，并影響世界經濟，造成全面衰退。”其中非常值得玩味的，是施密特沒有使用“衰落”一詞，而是使用了“沒落”這樣的詞匯，看到這個詞匯，讓人一下子就想到了馬克思，他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后階段。一點不錯，光明耀眼，正是他死亡的征兆。

沿著引發美國金融危機的藤蔓我們上朔，發生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與之存在著“剪不斷理還亂”的必然聯系。因為正是這次石油危機，才造成了美國人用以思考經濟的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自那次石油危機之后，美國社會便開始了一場長達20年之久的產業結構大調整，制造業整體性的外遷，經濟逐漸呈現出服務化、信息化、娛樂化、概念化特征。之所以有這個變化，是因為油價的暴漲極大的增加了制造業產品的成本（這個問題將在后邊單獨分析），這讓美國人認識到，制造業是個很不劃算的生意，投入大、周期長、耗時費力但利潤卻很低。相比制造業這種受累不討好的生意，服務產業如證券業、信息產業如網絡、衛星中繼業務、娛樂產業如NBA、概念產業如金融衍生品，只需消耗很少一點資源甚或根本就不需要資源消耗，也沒有運輸成本，只要通過衛星和互聯網把信息傳輸出去，白花花的銀子就滾滾而來。這種經濟行為，盛田昭夫稱之為“象征經濟”。

美國從來就不是有長遠眼光的國家，一經嘗到“象征經濟”的甜頭，美國社會和美國人就被徹底征服了，隨之制定了一系列發展高技術工業的計劃和部署，確定了17項需要加速商品化的新技術，22項重點開發的高新技術，提出了著名的《美國先進技術計劃》，《美國技術政策藍皮書》、《國家信息基礎設施：行動計劃》， 這實際上是一種指導經濟發展的新的哲學理念，曾經席卷世界的所謂的“第三次浪潮”，事實上就是從這里開始的。從那以后，根據美國人的觀點以及美國社會美國經濟所取得的初步成就，人們越來越相信，農業、工業制造業都已經變成了夕陽產業，在21世紀必將被人類所拋棄，誰能跟上并主宰“第三次浪潮”，誰就擁有了在世界上的絕對發言權。時至今日，當年甚囂塵上的所謂“第三次浪潮”，也沒能從根本上改變人類思維和行為的根本模式，然而在那個時代，全世界都被美國人美輪美奐的描述打動了，尤其是中國社會，仿佛有一種被開除“球”籍的自卑。

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按照美國人當時的說法，美國經濟已形成“新的良性循環發展模式”，進入了“新經濟時代”，美國人驕傲的稱之為“世紀現象”。在圍繞有關誰來引領21世紀的爭論中，美國人信誓旦旦地說，21世紀依然是美國的世紀，美國依靠日新月異的高新技術產業、依靠穩健而富有活力的金融產業、依靠符合市場機制的產業兼并、依靠經濟增長的高質和高效，至少在21世紀的前半葉可以獨占鰲頭。然而同時我們卻發現，就在美國開足輿論機器向全世界宣傳第三次浪潮的時候，他真正關心是怎樣向全世界推銷自己的文化和價值觀，為此美國政府甚至不惜動用武力，去打擊和征服一些看起來不起眼的小國，包括格林納達、海地、巴拿馬這樣的芝麻粒，都能勞駕美國政府大動牛刀，而1989年以后，美國政府用兵的規模更是越來越大。

動輒以武力解決，美國政府究竟為了什么？這自然要跟美國的文化產業扯上關系。美國的文化市場很早就存在，但文化真正變成一種產業則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約翰·奈斯比特在《影響未來的十大趨勢》一書中給我們提供了充分的證據，“幾年前，印第安納波利斯市決定放棄日益衰落的制造業，以大力發展體育產業作為當地經濟的支柱，該市并沒有舉辦重大體育活動的特許權，也沒有獲得這種特許的前景，但市官員們孤注一擲，投資8500萬美元修建了一座6100個座位的印第安納·胡齊爾體育場。……這次冒險獲得了成功，印第安納波利斯靠著這座體育場和向球隊老板補貼銀行利息付款的許諾，把原巴爾德莫‘小雄馬’隊成功的拉了過來。”這之后，印第安納波利斯市又相繼修建了大型的游泳館、田徑館、自行車場館以及一座容有24塊網球場的競技場。

除體育外，好萊塢（視聽產業）和圖書業也是美國GDP的重要來源。文化產業直接為美國國內提供了1700多萬個就業崗位，在80年代中期，美國文化產業的經營總額就已經高達幾千億美元。一份可靠的資料說，在紐約市，能與華爾街的經濟效益和經濟規模相抗衡的只有文化產業。顯而易見，這是美國極力向全球推銷美國文化和美國價值觀的唯一原因，美國文化和美國價值觀是否真就如美國人認為的那么好這倒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有十個中國人喜歡美國文化，這些人對美國文化的消費就可以讓一個美國人食住無憂，當今中國至少有兩億人在消費美國文化，也就是說，至少有2000萬美國人因此而成為直接受益者。有了這個分析，美國政府不惜動用軍艦、飛機和導彈推銷美國文化的秘密也就天下大白了，因為美國文化養活著美國人。

推銷美國價值觀是美國的另一大生財之道。我們知道，美國價值觀主要體現在美國政治和法律方面，就政治方面而論，如果美國價值觀得到全世界認可，美國的游說產業和咨詢產業就可以向外發展。至今沒有一本書詳細的闡述過美國游說產業和咨詢產業，因為那是些除了天知地知就是你知我知的秘密，游說產業和咨詢產業跟吸毒、賣淫、賭博產業共同構成了美國社會的五大污點，文明的背后，是赤裸裸的政治分贓和損人利己。美國咨詢行業的高參們就像中國大多數律師，與罪犯同流合污甚至教唆犯罪。一份公開的資料說，美國咨詢產業的年營業額高達700億美元，但有人分析，灰色的部分可能是這個數額的十倍。從克林頓競選顧問迪克·莫里斯身上我們足以一窺這兩大產業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迪克·莫里斯出手闊綽、一擲千金，就連身為房地產業高級顧問的他的父親都望塵莫及。

最近20年美國的游說公司和咨詢公司在全世界風生水起，炙手可熱兼財源滾滾，在中國也是大獲豐收。與這兩種產業有異曲同工之美妙，美國司法產業也是暴利驚人，有的律師提供一分鐘服務就要幾十上百美元。美國律師比中國的公共廁所還要多，全美國大概有110萬律師，平均每350人中就有一名律師，美國律師平均年收入10——20萬美元。從經濟學的原理分析，如果個人年收入總額是110——220億美元，那么那些大小小的律師事務所的年收入總額至少不低于這個數額的十倍。美國價值觀簡單的說就是律師加競選，假如美國價值觀能在全世界普及，無疑會成為推動美國經濟的新的增長極。

縱觀最近30年的世界經濟，無論歐洲、日本還是中國，都是為美國經濟、美國政府、美國人做嫁衣。美國手中有十二大法寶，一是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二是8000噸黃金貯備，三是5億桶戰略石油儲備，四是美國出產經濟學上帝，五是有一個企業性質的美聯儲，六是有與美國政府和美聯儲三位一體的金融大鱷，七是美國有人莫能及的優秀文化和偉大、光榮、正確的價值觀，八是有一言九鼎的話語權，九是只有美國才能制定游戲規則，十是國際認證機構只有美國的最有權威性，十一是美國人控制著互聯網，十二是超級強大的美國軍事實力。

這12大法寶就是美國手里的12張牌。有時候，某張牌看起來很濫，但只要與其它牌組合使用，就會變成一張好牌。譬如美元貶值會降低美國人的國際購買力，這對進口和消費大國無疑是極端不利的，但美國可以借機以很高的價格拋售黃金，既可以從黃金交易中狠賺一筆，又能有效地回收美元。美國回收美元，一方面可以增加美國手里的貨幣，另一方面可以減少別人手里的貨幣，一正一負，美國從中賺了雙倍。同時市場上流通的美元減少了，美元自然又堅挺起來，而金價必然走低，于是美國回過頭來，在以低價吃進黃金。假如想讓效果更好一點，組合牌多出幾張就是了，金融炒家、經濟學家、美聯儲從旁一配合，那就做的天衣無縫了。這就是美國和美國人敢于花錢的原因。從理論上說，有這12張牌在，美國人可以什么都不干，只要創新理論研究出一些新經濟概念，然后推銷給全世界就足夠了。耐人足夠尋味的是，這一切，斯蒂格利茲在他長達百萬字的《經濟學》中只字未提。

第一章 美國為何要放棄制造業

一

1973年阿拉伯國家的石油禁運，導致石油價格上漲了35%，美國是石油進口國，這種跳躍式的價格上漲，讓美國一夜之間增加了1000多萬窮人。在1970年代的美國，存在著四個階層，富人、白領、藍領、無業窮人，其中藍領階層約占美國人口總數的60%，藍領階層其實只是個泛稱，這個階層內部按收入分高、中、低三個檔次，高級的技師屬于藍領中的高收入階層，這種工人知道在那里劃圈，劃個圈只值一美元，但知道在那里劃圈值9999美元；出租車司機的收入占中間，普通工人比如流水線上負責組裝的工人都是低收入者，油價上漲對這部分人的損害最大，一覺醒來后他們發現，平時買得起的日常消費品的價格已經接近昨天那些高檔消費品的價格。

1967以后的美國，通貨膨脹與高失業率一直并存，美國的失業率乘美國的人口基數，恰好等于美國窮人的人數，大致上占美國人口總數的10%左右。但有工作的普通藍領工人生活大體還過得去，因為美國的通貨膨脹是貨幣擴張的結果，是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導致了物價上漲。在大多數發達國家中，通貨膨脹是一種慣性，這是凱恩斯的一大發明，目的是為了制造需求拉動增長的效果。這種通貨膨脹也可以稱作溫和的通貨膨脹，兩種因素相互一抵消，工人們多少還有一點賺頭。但如果不加遏制，任由這種通脹持續下去，也是非常可怕的，美國恰恰就出現了這樣的趨勢，通脹增長率連續兩年以1.1%以上的遞增率上漲，1967年通脹率是3.1%，其后三年依序是4.2%、5.5%、5.7%。為了遏制這種恐怖的上漲勢頭，1971年8月尼克松凍結了美國工資和物價，雖然這種來自政府的干預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不能持續干預下去，美國是市場經濟，所以三個月后，這種凍結就結束了。自那以后，物價增長率持續走高，不過1972年總體上還算可以，物價增長率一直維持在6%附近。

到了1974年情況大變，物價增長率驟然突破兩位數，達到了空前的11%。美國的普通工人由此開始了一場長達15年之久的災難，工資絕對收入是在增加，但相對收入卻一直在下降，到1989年，美國工人工資的實際購買力已經較1972年下降了30%。這個階段，美國家庭收入所以沒有下降，進而還有所上升，主要是因為婦女已經成為勞動力隊伍中更加活躍的成分。美國婦女之所以變成勞動大軍，既不能歸功于婦女解放，也不是女權主義爭取的結果，而是因為美國產業結構的調整，給女性提供了就業和展示女性才干的前景廣闊的市場。在1975年——1985年，十年間美國新增加的產業中，有2/3的崗位被女性所占據。到1985年全美國就業婦女高達5000萬人，約占16周歲以上有工作能力女性人數的53%，占全美就業總人數的45%。

女性的高就業率說明，從1975——1985年，悄然間，美國完成了經濟轉型，而這種新型的經濟模式顯然更適合女性參與。這個時期的美國社會，應該說已經進入了信息社會，石油雖然還強烈的影響著美國社會和美國人的生活，但更多的是影響著美國人出行的方式，美國產品則已經進入到后石油或后工業化時代。

為了把這個問題分析的更加全面具體，在這里我們有必要分析一下產品的成本問題。

在傳統的經濟學觀點中，成本大致包括如下費用：

1、 原材料費用

2、 勞動力使用費用（工人工資＋失業保險＋醫療保險＋撫恤金即中國的養老保險）

3、 燃料費用

4、 固定資產損耗

5、 上繳的稅費

6、 運輸費

7、 企業管理費

8、 企業保險費

9、 宣傳廣告費

10、研發和知識產權使用費

11、公關費

12、殘次品損失費

13、辦公費

企業家對運輸費的理解是孤立的。比方說一把不銹鋼勺子，企業家家眼中的運輸費就是原材料采購到進入生產廠家這個過程。這種計算方法顯然忽略了物流宏觀上的運輸成本，也就是整個國家為了生產勺子付出的全部運輸費用。從國家的角度講，這把勺子的運輸費用應該包括這樣幾個環節：一、礦石從礦山拉到冶煉廠的運費，這種運費是雙向的，送貨時滿載而去，回來時空車，運費顯然不能只計算單程。二、礦石冶煉成鋼坯以后拉到勺子制造廠的費用，一般的來說，這種運費也是雙向的。三、從勺子制造長到商場的運費，這種運費一般是單程的。

我們知道，現代物流業中，運輸工具的不同，運輸成本也不同，但國際貿易一般都屬于綜合運輸，鐵路、公路、海洋或航空。由于分析模式的不同，世界各國對物流成本的計算結果也各不相同，英國的分析是，各種物流費用平均占貨價總額的14.8%；美國的認為是在10——32%之間；中國*分析的結果最高，一般商品物流成本占商品總成本50%～60%以上。從商品物流成本中可以窺見世界各國產業上下游整合的力度，英國的整合應該是最好的，從礦石到產品最后定型一條龍生產下來，節省了大量的運輸成本，中國的整合力度最小，不同的產業各自為政，不同階段的產品運過來運過去，浪費了大量的運輸成本。不過從中國的分析中，卻暴露了運輸成本的秘密，商品的成本中有50%～60%來自運輸環節，如果再加入其它成本費用，制造業所創造的那點利潤與它自身的付出相比，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

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產出、低工資、低效益，這就是高油價給制造業帶來的最終結果。美國是市場經濟，資本家追逐利潤的最大化，這種極不劃算的地買賣，資本家當然不會去做。有人可能會認為，增加產品的科技含量，可以相應降低生產成本，但對那些簡單的產品而言，科技潛力不是無限的。這意味著，即便美國科技實力強大，它也不能無限的降低這些簡單產品的成本，而要想改變高油價帶來的負面效果，唯一的出路是放棄制造業另辟蹊徑。

從十九世紀初期開始，美國經濟走上了一條鐵路帶動的道路，建一座車站富一個村鎮，修一條鐵路富百萬人家。鐵路對美國城市的興起、經濟的繁榮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美國經濟史學家沃爾特·羅斯托的著作《世界經濟：歷史與展望》有非常具體的交待，美國歷史上曾經有兩次兩次經濟騰飛，第一次出現在1815——1850年，以新英格蘭地區的棉紡織業大發展為帶動；第二次出現的時間在1843——1870年，修建鐵路帶動北方工業起飛，美國的重工業就是在這里和這一時期發展起來的，“鋼都”匹茲堡、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蘭、布法羅等城市群構成了美國鋼鐵工業產業帶，而克利夫蘭、休斯敦、賓夕法尼亞等城市則構成了美國石油工業產業帶。

到了二十世紀70年代，受多種因素影響，主要是美國內陸石油資源告竭，石油依賴進口，價格上遠遠高于國產石油，鐵路收益迅速下降。同時也由于高速公路和航空運輸業的興起，鐵路運輸在貨運市場上所占份額由1820年代的75%下降到1970年代的35%，實際上這個時期美國鐵路是在虧本運行，同一時期英國也出現了這樣的問題，英美兩國采取的策略也大致相同，——鐵路國有化。美國比英國的步子邁得更大，有些鐵路干脆就拆除了。

無論從外部因素還是內部因素上說，美國經濟都面臨著轉型，因為舊有的經濟模式已經遠遠不能適應新世界形勢的需要。正如目前美國經濟再次面臨轉型需要，新上臺的奧巴馬一改布什政府強硬野蠻的對外戰略，當年的*尼*克*松*也*開*始*了*溫*和*外*交，一是*在*軍*事*上*迅*速*收*縮，擺*脫*越*南*戰*場*這個吞*噬*美*元的*老*虎*機；二是謀劃經濟轉型，徹底擺脫經濟上受制于石油的被動局面；三是進*行*政*治*改*革，安*撫和穩*定*國*內*勞*工*階*層*日*益*不*滿的泄*憤情緒。尼克松*是*共*和*黨*人，他代表著*美*國*大*資*本*家、大*農*場*主*和*大*多*數*白人的利益，但是面對嚴*峻的國*內*政*治*和經濟形勢，他心里非常清楚，共*和*黨*人除非經受改*革和開*放的陣痛，否則必將被美國*選*民拋棄。

事實上，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里，美國經濟一直經歷著大規模的轉型，在1870年，美國有50%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到了1960年，從事農業勞動的勞動力只有10%，到了1996年，這個數字變成了3%。而這也正是美國農副產品價格低廉的原因之一。

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從1975年開始，美國經濟又開始了一次具有反傳統理念意義的轉型，這次轉型經歷了20年之久，其突出特征是這種新型的經濟模式與傳統的經濟續理念相背離，主要具有五大特征：服務化、信息化、娛樂化、概念化、高科技化。2007年法制晚報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國大學有十大新興的熱門專業，居首位的新聞媒體，排第二位的生物工程，第三是有機農業，第四是國土全專業，第五是網絡商業和網絡市場專業，第六是電腦游戲設計專業，第七是法律財會專業，第八位是人機互動專業，第九位和第十位分別是社會與環境和超微工程專業。這十大熱門專業，雖然不能完全代表美國經濟的產業結構，但也足夠說明問題，美國顯然是在追求一種成本極低甚或不需要成本的收益模式。
二

油價上漲的腳步并沒停下來，它像脫韁野馬，一路狂奔，到1974年底，油價已經上漲了三倍。進口同多樣的石油，1973年美國只要80億美元，到了1975年，這個數字已經變成了340億美元。以下幾組數字說明，隨著油價提高，美國貿易逆差也在上漲：

1974年，逆差54億美元

1976年，逆差93億美元

1977年，逆差235億美元

1978年，逆差341億美元（另一份數據說是285億美元）

1973年第三季度油價3.01美元/桶，到了1979年第三季度，油價已經漲到21美元/桶，平均一下，油價每上漲一倍，美國貿易逆差就翻一番。

油價暴漲，耗盡了美國工業制成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從1975年到1978年，美國出口總額增長不到24%，進口總額卻急劇上升，超過了72%。從這一期間開始，美國對外貿易出現了幾個顯著變化：

1、 美國對外出口越來越依賴發展中國家和計劃經濟國家，美國國內甚至期待出現“中國貿易熱潮”。

2、 美國從發達國家的進口銳減，從67%降至54%，同期從發展中國家的進口由33%劇增到45%。日本是個例外，對美國出口由11%增加到13%。

3、 美國從石油輸出國組織的進口增加了兩倍。

4、 美國農業出口下降了20%，以不變價值的美元計算，農業出口一直占美國出口總額的五分之一，農業出口的巨大下降，是美國不能承受的。為了平息國內農民（大農場主）的憤怒，為此美國不得不向蘇聯大量出口谷物，最高一年，出口蘇聯的谷物高達17億美元。這讓農業屢屢歉收的蘇聯興高采烈。

但同時我們看到，美國農業出口額的下降，并沒有使美國國內農副產品的價格降下來，相反，美國國內農副產品的價格持續上漲。這不由得讓人聯想到19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美國，持續數年的干旱加冬天里的暴風雪，讓美國西部的農場集體破產，但奇怪的是，美國國內的農副產品價格卻低得沒發形容。原因就在于，19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東部的大農場主為了兼并西部的小農業主，雪上加霜，從國際市場上大量購進農副產品，徹底擊垮了西部的小農業主。然后以極低廉的價格收購了他們的農牧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情況變了，大農場主們已經壟斷了美國農牧業，所以他們就選擇了相反的做法——漲價。由這里，美式資本主義和資本家的良知讓人一眼望到了頭。針對這個現象，喬治·P·舒爾茨是這樣說的：“有見識的企業家，應該把愛國主義與利己主義兩種動機結合起來，只有如此，才能使一個在經濟上獨立的美國人為他的祖國服務。”這話是說給美國企業家的，但對中國企業家應該同樣適用。

油價上漲給美國造成的損失是無法形容的，在亞洲，美國失去了越南和伊朗，為此不得不交好中國大陸而放棄它在臺灣的既得利益；在拉丁美洲，它一度想改善美古關系；在非洲，除南非外，蘇聯幾乎全面接管了美國的勢力范圍。

翻開世界政治版圖我們會發現，1975年至1985年這十年間，正是美國在全球全面退縮蘇聯全面進攻的時代。

事實上，進入1970年代，蘇聯經濟已經停滯不前，昏庸無能的勃列日涅夫就像個超級敗家子，坐吃山空式的消耗著斯大林和赫魯曉夫創下的那份巨大的家業。自赫魯曉夫下臺后，蘇聯輕工業品就沒有換過型，老式的洗衣機如果不看著點，可以從廳堂一路顛簸著跑到庭院，蘇聯的小汽車甚至不如波蘭的更先進。然而油價暴漲卻幫了蘇聯的大忙，這讓蘇聯有實力與美國競爭，同時蘇聯還向國際市場拋售了300噸黃金，蘇聯資金的第三個來源是向美國和西歐借債，總額高達200億美元。蘇聯的做法跟今日美國對付中國的策略是完全一樣的，用你的錢買你的東西，同時恐嚇和威脅你。但美國這位學生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在業績上遠遠的超越了老師。

有充分的理由證明，蘇聯人當時散布他們陷入燃料危機的說法是個巨大的騙局，目的是為了制造石油短缺的假象，然后漁翁得利。從斯大林時代開始，蘇聯就不缺乏燃料，缺乏的是運力。但蘇聯謊說石油生產已達極限，被迫減少出口，這就逼著東歐各國必須到國際石油市場上尋找出路，從而導致國際石油市場的短缺形勢更為嚴峻。從1975年到1985年，蘇聯對美國采取了一系列的欺騙行為，這些騙局屢屢得手，一是要歸功于無所不能、無孔不入的克格勃。二是要歸功于以色列，以色列在中東給美國大幫倒忙，從而導致了石油危機。三是要歸功于蘇聯強大無比的宣傳機器。

塔斯社的宣傳并非都是夸張，這就好比后來的美國之音對華廣播一樣，有些是假的，但至少有一半是真的，假的雖然不可信，但真的那一部分具有極大的殺傷力，當真的發酵后，假的便也變成了真的。正因此，當時的美國政府和美國資本家們恨透了塔斯社，甚至超過了對SS20的敵視。

1945年，美國作家克萊爾·德勒克發表了《黑色的都市》一書，書中對芝加哥南部地區貧困階層的生活狀態做了詳盡的描述，但那個時候，貧苦者并非一無所有，那里繁華撲面，街道兩旁商店、飯店、銀行、教堂、醫院鱗次櫛比，商店里的商品琳瑯滿目，南方的黑人把這里視為天堂，不遠千里離開密西西比河來這里尋找生活，由此讓這里變成了“美國黑人的首都”。不錯，黑人們生活的并不好，但大多數黑人都能找到工作，當時人們形容說，在美國最有希望看到種族和解的地方，就是這里。

石油危機發生后，形勢急轉直下，對黑人來說，曾經繁華如夢的樂園，一下子變成了地獄。鋼廠和肉類加工廠集體倒閉，中產階層紛紛離開這里，留下來的是臉上寫著絕望與憤怒的黑人。芝加哥黑人區的十個社區中，有八個社區的貧困率超過了45%，其中三個社會區則超過了60%，25歲——35歲的男性黑人，半數以上要么沒有工作，要么掙錢極少。

不能不承認，1970年代的美國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現象，但如果因此就認為黑人的這種貧困就是種族歧視造成的，顯然有失公允。然而，由于塔斯社挑撥離間式的煽風點火，嚴重誤導了美國黑人對美國社會的理解。當然，美國黑人社會活動家們的言論也過于負面。這樣兩種因素一經結合，階級矛盾就變成了種族矛盾。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正是美國黑人政治力量崛起的時代，伴著黑人爭主權要民權運動的，是美國左翼領導的規模浩大的反戰運動、學生運動、女權運動、綠色和平運動等等。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歲月的美國總統，的確讓人同情，內憂外患無論那一樣都能讓人精神分裂。

美國社會的問題，歸根結底是經濟問題。1978年，美國黑人社會學家威廉·朱莉烏斯·威爾遜發表了著名的社會學論著《下降中的種族意義》，這本書中的觀點引起了巨大的爭論，因為威爾遜認為，美國黑人貧困問題的根源，不是種族問題，而是個經濟問題。他在書中說：“迅速變化著的全球經濟，使得重工業中的大量低技術職位從城市中心消失，造成這些地區廣泛的失業現象。”威爾遜說對了，不過他沒有看到問題的根源出自哪里。回答很簡單，就出在油價暴漲上，油價的暴漲，推高了工業制品的運費。由于美國經濟奉行凱恩斯貨幣擴張主義，從1960年代開始，勞動力價格和物價就一直在保持同步上漲，產品本身的利潤空間是非常有限的，這意味著，1960年代的美國雖然是出口型經濟，但制造業的利潤并不高，情形大致類似于今天中國的企業，主要是靠薄利多銷賺取利潤。1970年代的美國，污染程度僅次于英國，污染程度每年增加9%，水源幾乎全部受到污染。但美國環境統計署的數據顯示，只有81家企業被關閉。同一時期，西德企業開始認真重視環境保護問題，英國的泰晤士河已經變成油河、臭河，西德的企業卻正在為污染的村莊作整體搬遷，這家露天礦業公司因為重建村莊，受到了聯合國的獎勵。

油價成倍數的上漲，讓原本就十分有限的利潤空間徹底消失了，真實的情形是，1974年以后美國對蘇聯的出口，含有大量的國家補貼，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國要從蘇聯換取硬通貨，二是為了那些企業生存的必需。

毫無疑問，美國在經歷一次涅磐，要么浴火重生，要么黯然失色。
三

在經濟社會中，經濟行為中有三個不同的角色，即主角、配角、丑角。主角是農業、工業制造業、礦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商業。配角是文學藝術、體育健身、新聞傳媒、醫療衛生、金融保險、文化教育、司法、通訊、科研、軍隊、政府辦公等等。丑角是賭博、賣淫、販毒、走私、地下工廠、權錢交易、偷盜、搶劫等。主角是支柱型經濟，配角是服務型經濟，丑角是灰色或地下經濟，丑角更多的是服務性質，提供特殊服務，所以在這里稱之為特服型經濟。用一個圖表表示：

（圖1）

圖中內圓的藍色部分是經濟行為的主角，是國民經濟的支柱，這種經濟行為就是支柱型經濟。中間綠色的園圈是服務于經濟的配角，為國民經濟提供服務的，這種經濟行為就是服務型經濟。外圓灰色的部分是經濟行為的丑角，是特服型經濟，這種經濟行為屬于地下經濟。一般的觀點認為，在市場經濟國家，特服經濟的規模占GDP的10——15%；支柱型經濟的規模占GDP的50——55%；服務型經濟的規模占GDP的30——40%。但是，在編制預算、決算或計算GDP的時候，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愿意公開承認特服經濟這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所以這個規模巨大的10——15%就不考慮了。

從社會學的角度講，特服經濟對社會具有巨大的破壞價值，在創造GDP的同時，也在毀滅著人類幾千年創造的精神和物質財富。我們不能認為一個吸毒者在醫院治療的過程是在創造經濟效益，不能認為黑社會消費槍支彈藥是對GDP的貢獻，不能認為黑社會老大的捐款對社會是有益的。否則就等于認為汶川地震、長江發大水是刺激經濟發展。

經濟學必須考慮兩種因素，即現實和歷史。合格的經濟學家必須高瞻遠矚，眼光要顧及大的時空背景，不能只盯著10年20年30年的得失，對歷史上的朝代更替來說，百年的收益都不能作為經濟學分析經濟的憑據，因為，前一個一百年里的收益，沒準正是后一個一百年要交的學費，回顧歷史上的經驗，那些偉大的王朝，所以在百年后走向衰敗，原因就在于他們在這一百年里陶醉于眼前的繁華，把他們管理社會和聚斂財富的模式逐漸的推向極端化。他們認為，這種模式是可以一勞永逸的，但他們不知道，這是在給子孫挖掘墳墓。對歷史而言，百年只是匆匆一瞬，當他們享受完人生走進富麗堂皇的天堂，子孫卻要為他們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一次中等規模的農民起義，就可以耗盡一個王朝的百年積蓄，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不但讓這個王朝創造的所有財富化為灰燼，同時還將毀滅人類幾千年時間里創造的許多財富。以黃巾軍起義為例，在這次起義爆發前，東漢有人口5400萬人，到了三國局面形成時，整個國家人口只有800萬人。僅人口損失一項就足以說明，第一、漢民族四百年里付出的努力付之東流；第二、這種發展模式只是一種循環：毀滅→恢復→繁榮→破壞→毀滅……，第三、說明一或二百年里的成功經驗不能作為構建某種社會或經濟分析模型的數據。

美國社會和經濟演變過程的本身就是個典型的案例，美國人的吃苦耐勞精神在全世界是少見的，當年為了開發西部，他們拖家帶口，像原始人那樣上演了一場人類現代史上規模浩大的遷徙運動。美國人用一百多年的時間，建設成了一個在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強國，但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1929年一夜之間，他們創造的財富就損失了三分之一，到1933年初，美國有半數銀行倒閉，13萬家企業破產，1300萬人完全失業。從北美戰爭到越南戰爭結束，美國戰爭死亡人數的總和也不到100萬人，但一次經濟危機，就奪去了百萬人的生命。既然如此，何必當初，面對這個結果，人類必須要問：人類發展經濟究竟是為了什么？是為了繁華與衰敗更替，還是為了生與死的輪回——先大規模生出來，然后大規模餓死。顯然都不是，發展經濟的目的是為了讓人類徹底擺脫蠻荒和原始造成的疾病、爭殺、饑餓，是為了讓全人類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飯吃、人人有居所，夏避高溫，冬防嚴寒。

談人權，首先是生命權和生存權，生命權和生存權不僅僅是免予被殺戮的權利，還有得到工作和免于饑餓的權利，如果這兩項權利得不到根本保障，每隔百十年社會或經濟發展就從其自身內部孕育出一場大規模的饑餓事件，就要讓數以萬計的人餓死、凍死、病死，這樣的社會制度和經濟發展模式與晝伏夜出的吃人惡魔何異？這個惡魔白天顯露出人性的一面，美麗多姿，引無數英雄競折腰，到了夜晚，就露出血腥和吃人的猙獰，從性質上說，資本主義與《西游記》中的女妖怪沒有任何區別，必須讓她死亡。

按照哲學家們的理解，人是地球的精靈，人類是地球上唯一能夠感受到自己存在的生物，迪卡爾說“我思，故我在”，他只說對了一個方面，“我在”不僅僅因為“我思”，更因為“我”能夠感知到“我思”，也就是說“我思”必須知道“‘我思’亦即我在思考著”，離開前一個限制性的“我思”，迪卡爾的“我思”就會變成猴子、大象這些具有一點點思維能力的動物們的“我思”，而這種“我思”是無法感受到自我存在的。

為了把這個問題說得更為透徹，這里不妨累贅幾句：——人類邏輯思維或曰認知自己的起源從鏡像開始。

8——9個月大的嬰兒，并不認識鏡子里的自己，他們看到的那個影像，是一個跟自己同樣大小的玩伴。這個時期的嬰兒，面對自己影像時的表現，跟鸚鵡、獼猴、小貓小狗沒有任何區別，如果費盡千辛萬苦還不能觸摸到那個玩伴，他們就會著爬到鏡子的背面去尋找。這個時期的嬰兒，已經有了實體觀念，能夠憑借簡單的直覺分析鏡像，雖然他們并不知道那是自己的影像。

嬰兒長到10——11個月，母親梳妝時會驚訝的時候，梳妝臺上的嬰兒已經有了邏輯思維能力，他（她）表情復雜、眼神迷離、疑惑，忽而回頭觀察真實的媽媽、忽而觀察鏡子里的媽媽。這樣的觀察和思考通常要持續幾周時間，直到有一天，他（她）對著鏡子里的媽媽笑了，俯過身去，在鏡子上留下一個個涎水吻。叫你如何欣喜：天啊！他（她）已經能分辨出影像和實像了。說話早的嬰兒，會對這鏡子不斷地呼喚“媽媽”。另一個變化是，他（她）不再把鏡子里自己的影像當成玩伴了，發現這個秘密會給他（她）帶來短暫的興趣，但僅僅維持幾天，就不再做任何理會。

能夠認識自己的影像，看似是人生的一小步，實際上卻是人類的一大步，一個從類人到人類的質的飛躍。現代考古學的發現證實，人類進化史可能長于200萬年，但人類進化出認識自己的能力則可能是最近十萬多年以前的事。在這之前漫長的歷史年代，茹毛飲血的人類雖然與水為鄰，但他們卻一直不知道那水中的影子就是自己，他們認為那是另一個人或另一群人，所以在他們伏下身子喝水的時候，首先要攪碎水里的影子，以防備在他喝水的時候，受到那個“動物”的攻擊。古人類對影像的恐懼，在現代人身上至今還有蹤可尋，生活中人們經常會被突然出現的自己的影像嚇一大跳。

與現代人在嬰兒階段認識自己的影像不同，現代人在嬰兒階段認識自己的影像是大腦發育的結果，早期人類在水中認識自己的影像是大腦進化的結果。發育和進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發育是生物個體按穩定的遺傳模式和生長模式由小到大的過程，發育是個體的，在發育過程中，如果沒有基因突變或遺傳疾病等因素介入，生物將嚴格遵守生物鐘既定的路線和規則，在規定的時間里完成發育工作，發育是生物個體生命過程的一個節點，這種量變是純粹的本能在現，是內因導致結果。

進化則不同，進化是一個物種整體性的變異，進化是環境變化和物種被動性適應環境的結果，大多數情況下，這兩種因素同時在起作用。總體分析，進化并不受遺傳控制，是外因導致結果。進化會導致物種分化，導致這種分化的因素有突變和漸變兩種，漸變是指生物種群隨著逐漸變化的環境慢慢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性，如果環境變化的時間足夠長久，這個生物種群就會變得面目全非，譬如大熊貓的祖先是食肉動物，現在卻偏愛吃素，以吃箭竹為生。突變在物種進化中具有多大意義現在還很難說，因為個體的突變無異于自絕種群，延續下來的可能性極低。不過也不能完全否定個體突變的意義，比如令人恐怖的蒙古“死亡之蟲”，近年科學家研究發現，可能是受礦物質污染后基因突變的蚯蚓。

了解了發育和進化的區別，讓我們茅塞頓開，現代人所以有能力在嬰兒階段就認識自己的影像，完全是生物鐘使然，當大腦發育到這個節點，生物鐘就會激活邏輯思維這部復雜的機器。但早期人類沒有進化出邏輯思維能力，為了進化出這種思維能力，早期人類可能用了200多萬年時間，然后突然在十萬年前的某一天出現了奇跡。那也許是個晚霞燦爛的黃昏，也許是一個陽光初升的早晨，A古人在B古人伏下身子喝水的瞬間，突然意識到，B古人眼前的影像跟B古人一模一樣。由彼及此，A古人同時明白，自己眼前的影像不是別人正是自己。人類成為人類的一個標志性事件，是他第一次知道水中的那個影子是自己，并且直到目前，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類具有這種自我認知的能力。

在人類漫長的進化史上，人類創造了燦爛的文化，但只有當人類擁有了自我認知能力，換言之當人類成了自身的欣賞對象，文化才不再是孤立的現象，才有了其自身存在的價值，也才能稱之為文化。離開人類的自我認知，一切都無從談起，無論古人類留下多少生活痕跡，那也不是文化。簡單的打個比方，有些聰明的猴子不但會使用工具，還會制造簡單的工具，但它們絕不會認為那就是文化，同時它們也不知道攔河筑壩的水獺也是在創造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邏輯思維的起源就是在人類擁有認知鏡像能力的一剎那。

因為人類擁有了認知鏡像的能力，便使人類在同時產生了人性，雖然早期人類對人性了理解非常狹隘，但與其它動物相比，這已經是質的變化了。這樣一路演化下來，人類就有了道德意識、有了罪感、恥感，有了榮譽感。而當時光進入到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時代，人類已經知道人與人之間應該相親相愛，應該公正、平等，應該彼此尊重，應該克制某些有害的本能欲望。然而資本主義卻不是從正面理解人性，反而鼓勵人類縱容這些有害的本能欲望，它赤裸裸的宣傳，個體的自私自利是推動社會科技和經濟發展的動力，這是對人性的曲解，是用人類從動物階段遺傳下來的本能屬性替代人性。資本主義社會所以不能避免經濟危機，究其根源，就在于它鼓勵和縱容人類向動物回歸，依照叢林法則建構人類社會的社會和經濟秩序，——弱肉強食，有你沒我。

赫胥黎“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個錯誤的命題。第一、什么叫天擇？天擇是指人類，還是只動物？而“物竟”又是怎么回事？是指大自然淘汰人類，還是指人類相互淘汰。如果是后者，這是一個極其典型的種族主義理論，希特勒滅絕猶太人如果用兩個字表述，——物竟。第二、“適者生存”究竟是要讓人類適應什么，適應誰？是適應大自然？還是適應某些人的規則？很明顯，赫胥黎的觀點是要求人類中的大多數人適應少數人的規則。如果按照赫胥黎的觀點理解，美國1929年大蕭條中死掉的那些人，顯然就是人類種群合理的損耗，是物競天擇的必然結果，因為人類社會的規則是“適者生存”，不適應的人死掉很正常。

人類的第二個誤區是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人類是地球上的人類，人類與地球上的一切共同構成了一個獨特的生態和存在系統。地球就是人類的家園，只有在這個家園里，人類才能是目前這種形狀和性狀的人類，離開這個家園，即便僥幸延續下來，人類也會變得面目全非。從天體演化的道理上講，人類只能是地球上的生物，是地球變遷的產物，兩者間存在著因果關系，第一、人類必須飲用地球上的水，第二、人類必須食用地球土壤培育出來的農作物和地球上提供的肉食品，第三、人類必須呼吸地球上的空氣，第四、地球上的特殊大氣壓是產生地球人類的至要條件同時也是地球人唯一可以適應的氣壓環境，第五、地球的體積、重量以及比重是為地球人量身定做的。

知道了這個道理，我們就會明白，無論是人類創造的財富，還是發展科學的目的，都應該以人類和地球為主。人類當然可以了解和探索外太空，但人類不能本末倒置，把別“人”的家園當成自己的家園來對待。人類應該把有限的資金和和地球上有限的資源用到人類和地球保健上，而不是盲目自大的開發火星、開發宇宙。這種行為是非常可笑和滑稽的，無異于一只老鷹要把家安在虎窩里。

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應該關注這些問題，不能任由科學家和政治家為了滿足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浪費人類有限的財力和地球上有限的資源，要讓他們把資金和資源用到人類的每個分子身上。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必須負擔起自己的責任，不能任由少數幾個人為了那些變態的念頭瘋狂聚斂財富，然后瘋狂花錢。我們起碼應該知道，地球上的資源屬于全人類共有，不僅僅屬于我們，也屬于未來為出生的地球人，我們絕不能允許某些人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而剝奪將來出生的地球人的生存權。

為了保障將來出生的地球人的生存權，人類必須學會有節制的生活，不要貧窮，但也不要奢侈。只有這樣，才能保障在人類種群自然滅絕之前，讓所有的地球人都能正常地活著，都有資源可用。

所以做以上分析和說明，不單是為了告誡美國人，也是為了告誡我們所有的人，美國式的生活方式是錯誤的，是對未來出生的地球人的掠奪和犯罪。地球無疑是人類的資源寶庫，然而，自從進入到20世紀，就在短短的一百年時間里，在地球表面以下十公里的范圍內的資源，就被人類消耗大半。以這樣消耗的速度與消耗量而言，難道要讓一千年以后出生的人鉆進高溫的巖漿里尋找資源么？

四

不知道經濟學家是根據什么標準劃分三次產業結構的，第一產業是農業，第二產業是工業，這應該不存爭議，但第三產業就不那么科學。國際上的慣例是把房地產業和物流運輸業歸類到第三產業中，流弊巨大。

房地產業明顯屬于建筑業，把房地產業劃歸服務業，人們很容易誤判國民經濟運行的質量。1980年代以后世界各國的經驗證明，經濟出問題以至影響社會穩定，毛病大多出在房地產業上，中國從1990年代開始，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因為房地產業的畸形發展連續兩次引發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物流運輸業看似是車、船、飛機、管道運輸的事業，實際上是建筑業起了決定性作用。通常我們說的基本建設，其實主要指的就是路、橋、港口、機場、隧道、管道的建設。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耗資巨大，對GDP拉動的效果立竿見影，譬如在青藏鐵路的修建過程中，中國GDP增長率一下子就高出一個百分點還強。再譬如說洋山港，一下子投進去1300個億，資金爆炸性的使用，其發揮的威力抵得上半個浦東了。有分析和非常具體的數據表明，2005年以后幾年里，每年中國物流用固定資產投資都高于一萬億人民幣。那么在分析物流運輸業的時候，就必須考慮這個因素了。

一般的經濟學觀點認為，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大，經濟運行的質量就好，但同時又認為，建筑業的規模必須適度才行。這便成了自相矛盾，因為在發達國家也包括中國，房地產業和物流運輸業占GDP的比重都很大，最近十年，美國房地產業占GDP比重一直在11%左右。中國的比重更高，從2003年開始，房地產業給經濟增長率的貢獻高于兩個百分點，房地產業和建筑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遠遠超過10%。物流用固定資產投資的規模不用分析，肯定遠遠高于房地產業的投資規模。

以上分析足夠說明，第三產業本身的結構有問題，隱藏了很多不可預測的風險，也就是說，不能把第三產業作為衡量經濟運行質量的標準。比如說美國，進入1990年代后，第三產業產值占GDP的79.3%，從數字上看，經濟運行的質量那是相當的好，但其中11%來自房地產業，結果引爆了美國金融危機。房地產業和物流用固定資產投資就像兩枚埋在第三產業里的地雷，前者是顯性的，后者是隱性的，但不論顯性還是隱性埋名，只要被觸發，整個國民經濟運行體系就被它們炸的稀巴爛。中國在這方面的問題比美國的更加嚴重，縣域經濟和市級財政主要是靠房地產業和礦產業這兩大塊支撐著，這正是幾個房地產商就能綁架中國經濟的深層原因。

這個結果說明，必須把房地產業和物流運輸業從第三產業中剝離出來，或者獨立計算，或者劃歸建筑業，因為物流運輸業首先是物流用固定資產的投資，同時也依賴于這種投資，一般的來說，建筑材料包括和建筑相關的礦產資源、人力資源的運輸，通常可以占到物流總量的三分之一。進入1990年代以來，第三產業在世界服務貿易構成中，國際運輸服務占38.5%，國際旅游占28.2%，其他服務占30.8%。此足見物流運輸業的威力，美國是全世界物流運輸業最發達的國家，但正因此，便掩蓋了物流運輸業背后埋藏的巨大隱患，從而誤導美國包括全世界對美國經濟運行質量的理解。

1975年美國GDP構成比例是：第一產業占3.36%，第二產業占33.5%，第三產業占65.1%。第三產業所占比重看似很高，實際上是計算的方法所致，如果把房地產業和物流運輸業從中剝離，第三產業的數字不會超過45%。建筑業對美國GDP貢獻高達14%，沒有這個支撐，美國物流運輸業想有作為也難。

但是到1980年，情況出現了巨大的改變，美國工業制造業在GDP中所占比重下滑了10個百分點，到1990年，這個數字變成了15%。善于思考的福特汽車公司經理菲利普·考德威爾憂心忡忡的說：“美國經濟實質上已經成為服務性經濟，很少強調擴大制造能力，以滿足日益發展的國外耐用品市場的需要。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國平民的就業人數增加了一千五百萬，即20%，然而幾乎所有增加的就業人員都在服務性工業部門和政府部門工作，制造職業工人數僅占美國職工總數的25%弱。實際上，我們已經成為世界上許多工業化國家的經濟殖民地，我們出口農產品和原料，進口制成品，我們如果繼續朝這個方向走下去，我們將無力建立一個生氣勃勃的平衡經濟體系。”

美國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卻不這么認為，他們也許看的更遠些，至于有多遠，現在的結論是，他們看到的距離僅僅是30年，——1975——2005年。因為2005年以后的事實說明，他們對美國經濟所做的轉型化處理，給美國經濟和社會帶來的不過是30年的虛假繁榮，他們是把一顆大樹的主根據掉，然后依靠加強側根發育的能力給這棵大樹提供養料，這樣主次顛倒的低級錯誤，雖然在短時間里可以給美國帶來巨大的好處，但從長遠利益看，其危害性是致命的。

極有見地的，是菲利普·考德威爾所作的預測：“如果中國成功的實現了全面的工業化，那么二、三十年后，我們可能必須像今天和日本激烈競爭那樣和中國制造商競爭。”這就是美國企業家的素質。菲利普·考德威爾于1980年3月出任福特汽車公司的CEO，他當時接下的事一大對爛攤子，福特公司在經歷了長達5年的高增長期后，陷入嚴重的生存危機，賬面上出現了高達14億美元的巨虧，市場分額不到16%。這是福特汽車公司有史以來最為艱難的時期，菲利普·考德威爾給福特汽車公司德貢獻是，6年后，福特汽車公司的利潤高達32.9億美元。1997年——2000年的驕人業績則震驚日本，四年利潤總額高達390億美元。

菲利普·考德威爾非常鄙視索羅斯、巴維特這些人，說他們不務正業，靠投機倒和金融詐騙誤導美國和美國人民，他擔心美國和美國人信奉的哲學觀念和價值標準會被金融投機生意摧毀。曾擔任尼克松競選演說起草人的理查德·惠倫，跟菲利普·考德威爾持同樣的觀點，他說：“美國正在衰退的原因，不僅僅是由于工廠從美國國內大規模外遷，在低工資國家里雨后春筍般的建立起來，更在于我們自身。我們放棄了曾經使我們領先的那些價值標準、觀念以及經商辦法，忘記了使我們繁榮強盛的源泉。我們曾一度相信要有行為準則、勤儉、投資以及承擔風險的私人企業。但過去數年和當前我們卻鼓勵、推銷和支持了完全相反的價值標準和行為方式，造成了我們的軟弱，這種軟弱使我們感到羞愧，也是咎由自取。”

真正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美國企業家和政治責任感的美國政治家，雖然不認同美國經濟轉型的模式取向，但世界上的確存在這樣一種“真理”，——正確的一方往往敗給錯誤的一方。當時光進入1990年，美國經濟已經從錯位演化成本末倒置，從前的丑角變成了正面人物，金融投機從1929年以后嚴厲打擊的對象，變成了備受輿論、學者、政治家們追捧的明星，反價值觀的人反而成了新的具有活力的價值標準，反文化行為變成了文化行為。更尤甚之，美國哲學家竟然呼吁美國社科界和美國人放棄哲學，理查·羅蒂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他在《哲學和自然之鏡》中說，不要研究什么哲學，只要把那些哲學名詞和文化符號讀懂就足夠了。理查·羅蒂否定真理，否定精神追求，否定群體意義，鼓吹現世的而不是現實的實用主義，鼓吹絕對的個人主義。理查·羅蒂的理論給美國和中國人的思想造成了極大的混亂，從某種角度上講，他對今日美國和今日中國社會的道德危機及一系列社會問題諸如賣淫嫖娼、吸食毒品、行賄受賄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受理查·羅蒂思想的影響，吸毒、賣淫、賭博、金融投機在美國都成了受法律保護的行為，因此由這些行為衍生的商業行為也就成了合法行為。這對法律是個巨大的諷刺，無論拉斯維加斯在管理上多么科學，也只能說是黑道上的規矩，然而在美國它竟然是合法生意。有人分析，美國地下經濟的產值不下15000億美元，至少占有美國GDP總量的10%強，如果加入特服經濟著一大塊，這個規模肯定高于中國GDP總量。從這里看，美國的社會問題對美國社會既是負面問題同時也是巨大的好處，美國極力向全世界推銷美國社會和美國文化模式，打的旗號是自由、民主、人權，但背后真正的動機則是金錢，是金錢在做怪。

從前的配角也搖身一變成了主角，從前的主角則變成了配角。按照中國人的話說，從前的保姆變成了女主人，從前的女主人卻下崗了。具體到一家企業來說，因為產品利潤下滑，老板就關閉了生產線，然后依靠廠醫務室、財會室、計算機室、研發室、話務室、司法顧問、招待所、廣告部以及廠球隊、文藝隊、廠作家、廠歌廳、保齡球館、健身房、浴池招攬生意……

這雖說是個簡略的比喻，卻揭示了后工業化時代美國的經濟形態，當這些大大小小的“三產”形成一定規模以后，經濟轉型就算大功告成了。

事實上，美國經濟轉型走的就是這么一條路子，只不過美國經濟轉型比這嚴謹、規范，而且由國家做后盾，美國經濟轉型用了十年時間就初步實現了，但這種新型經濟的起飛則是1990年以后的事，1983年美國每百人又有個人計算機還不到10臺，到1993年，這個數字變成了60。美國信息產業技術在GDP中所占比例從1983年的微不足道，變成了1993年的24%。汽車工業則變成了4%。

這種把“助產（三產）”變成“主產”的經濟模式究竟應該怎樣界定，目前經濟學界還沒有一致的見解，中國人習慣上稱之為服務型經濟。

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并不能適用于服務型經濟，因為服務型經濟是一種十分另類的經濟模式。譬如說文化產業，是含有大量精神因素的經濟行為，而精神是無法用金錢度量的，比如明星演唱會，是一種純粹的精神消費，經濟學上的任何一種模型都不能套用，正如美國的期貨交易，完全不受供需關系的影響，就是那么幾個金融炒家在操作，拉高了就出貨，打壓到低位再吃進。明星演唱會的門票價格也是人為操作，把明星的人氣炒高了，就雇傭黃牛哄抬票價，最近幾年地產商們也在這么干。對于這種經濟現象，無論是斯蒂格利茲還是薩繆爾森抑或凱恩斯的理論都不起作用，第一、我們無法分析成本，第二、我們無法構建一個有效的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供需曲線滑動模型，第三、這有點像談戀愛，只要自己喜歡，花多少錢都值，那么我們就不得不分析了，這種邊際收益究竟來自哪里，是臉蛋、身材，還是個人名氣、又或者老爸老媽有權有錢。

邊際收益和邊際消費是市場經濟學家們的一大發現，但一般人并不了解這其中掩藏的秘密，打個比方說，一個有家室的男人，如果請自己的妻子吃飯，那就構不成邊際消費，因為他在這樣的消費中得不到邊際效用，也就是說得不到最大滿足和享受的快感。但要是請別人的妻子或其她女性吃飯，那就構成了邊際消費，這種消費對男人來說會產生邊際效用。每增加一單位的邊際消費，他收獲的邊際效用就越多用經濟學家的話解釋就是享受的心理快樂越多。因此，男人在邊際消費的過程中，必然要追求邊際效用的最大化。但僅僅依靠量的變化，無法實現邊際效用的最大化，唯一的途徑是通過質的變化也就是擁有邊際收益的女子，才能實現邊際效用的最大化。

那么什么是女子的邊際收益或者什么樣的女子才能有邊際收益呢。從女人本身來講，漂亮的臉蛋、搖曳的身姿、個人社會名氣以及有權有勢的家庭背景，都是構成邊際收益的要素。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世間女子都有邊際效用，區別在于邊際效用的大小不同。這便涉及到美學問題。我們知道，美具有兩種性質，即客觀性和主觀性。從客觀性上來講，美女是大家公認的績優股，所以大家爭相入場吸貨，但最終結果是，一跟到底的未必賺，半路出貨的也未必賺，只有一個人可能賺，個別人則是有賺有賠。透徹一點說，賺與賠都是自己感覺上的事，感覺賺了便賺了，感覺賠了便賠了。從主觀性上說，情人眼里出西施，感覺她美麗，麻子放光彩，瘸子也來派。那么就給經濟學家出了個大難題，這種精神商品的買賣關系可該怎樣分析呢？

再一個問題也必須考慮，比如好萊塢的大片，可能暴利驚人，也可能賣砸了鍋，它并不像汽車或計算機那樣受市場引導。為了符合市場“需求”，并有效的培育和引導市場，好萊塢就不得不制作“對路”產品，——恐怖、血腥、暴力、淫穢影片。美國人管這叫商業文化。從道德和倫理角度說，把這樣的“文化”用武力方式推銷給別人，與鴉片戰爭沒有任何區別，似乎，至今還沒有一個經濟學家用他的理論分析過鴉片貿易。現在的美國，毒品貿易額每年高達2000億美元，經濟學家卻集體失語，因為他們解釋不了這種特殊的經濟行為。

服務型經濟總體上說沒有規律可循，不同“產業”有不同的“產業”特點，比如說同樣做律師，有人一分鐘就能收入幾百美元，但他給客戶帶來的收益，可能只是別人的一句道歉。而有的律師一個小時只收幾百美元，但他卻能為客戶帶來幾萬甚至幾十萬美元的收益。很明顯的，如果按照個人貢獻與個人收入掛鉤的原理分析，律師產業就是說不同的。

經濟學無疑是研究經濟行為的，但是對發生在邊沿經濟領域的經濟行為就失去用武之地。

第二章 世界經濟一體化是怎么回事

一

美國經濟轉型是個巨大的系統工程，一是要把利潤很低的制造業小心謹慎的轉移到國外，而且必須賺錢；二是制造業外遷后，必須保障美國人有足夠的生活日用品；三是在制造業外遷的同時，大量的下崗人員必須能在其他新興產業找到工作；四是這些新興產業必須能夠保障美國在世界科技發展和經濟總量中的領先優勢，亦即不降低而且必須提高美國的綜合國力，換句話說美國依然有能力左右世界；五是必須迅速擴大新興產業的國際生存空間同時有效的保護其利益。

前四個問題基本不構成問題，正如1993年美國人自己說的那樣，美國經濟已形成“新的良性循環發展模式”，進入了“新經濟時代”，這不但是美國人自己的看法，全世界也一致認同，美國已經取代日本，重新摘取了世界經濟競爭力第一的桂冠，從1990年開始，美國商品出口年增長率連續四年高達5.6%，在國際出口總額中，美國的占有率高達12.6%，世界十大銀行中，1985年美國交了白卷，到1994年美國一家獨占七席，全球五百強企業中，美國一家占了162席。全球五十家贏利最多的企業中，有31家來自美國。進入九十年代后，美國的失業率雖然偶有上升，但總的趨勢是下降，下面幾組數字可見1961年以后及90年代美國失業率變化情況：

1961——1970年：失業率：5.6%

1971——1980年：失業率：6.5%

1981——1990年：失業率：6.4%

1991年：失業率：6.6%

1992年：失業率：7.3%

1993年：失業率：6.7%

1994年：失業率：6.5%

1995年：失業率：5.7%

1996年：失業率：5.4%

1997年：失業率：4.9%

1998年：失業率：4.5%

1999年：失業率：4.2%

九十年代美國失業率逐年降低的事實說明，美國經濟轉型在技術層面上做的無可挑剔，既沒有引發失業潮，也沒有導致美元貶值，1989年以后，美國工人的實際收入或曰相對收入迅速提高。

改革是1980年代全世界的主旋律，中國的思路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小步推進，摸著石頭過河。概括起來一句話：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雖然1989年出了大問題，但根源不在經濟上，而是政治開放走過了頭，政治上急躁冒進，從而引發了社會危機。嚴格的意義上講，1989年中國社會的腐敗問題是部門各自為政追逐自身利益和權力者的特殊化現象，官倒的確存在，但錢并沒有裝進哪個領導腰包。如果把1989年的問題歸咎到腐敗、權錢交易，現在會讓人覺得非常滑稽可笑。眾所周知，今天中國社會的腐敗現象可謂肆無忌憚，但卻看不到引發大規模動蕩的可能性，因為政治上比較小心。

但蘇聯不愿意畏畏縮縮，蘇聯的改革首先是從政治改革開始，剛愎自用的戈爾巴喬夫權力還沒有穩固，就急不可待的吹響了新思維的號角，他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開篇即說：“改革是業已成熟的需要”，然后的事實所證明，即不成熟，也不需要，他最最需要的是調動一起積極因素反腐敗。1980年代蘇聯社會所有矛盾的焦點是肆無忌憚的腐敗及由此派生的影子經濟，影子經濟總量占蘇聯國民經濟總量的25%，其收益相當于蘇聯的軍費開支。如果把這個問題解決了，此消彼長，蘇聯的國民經濟總量就會增加50%。但戈爾巴喬夫卻選擇了相反的做法，不是去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而是努力滿足他們的愿望，把蘇聯經濟劃分成兩部分，即俄羅斯經濟體和加盟共和國經濟體，這無疑是告訴蘇聯的少數民族，好處只能由俄羅斯人獨占，吃虧你們大家背。這個做法與南聯盟塞爾維亞人的做法如出一轍，區別在于，南聯盟分家不是塞爾維亞人的倡議，而蘇聯分家則是俄羅斯人的倡議，既如此，人家又何樂而不為呢。雖然說在蘇聯存在其間，少數民族吃了大虧，但從今后分家另過，再不受你的窩囊氣。超級大國的蘇聯，一夜之間，就這么分崩離析了。

分家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普通老百姓分家，沒有三年日子都緩不過來，何況身軀龐大、行動笨拙的蘇聯帝國。蘇聯經濟是一體化性質的經濟，各加盟共和國各自有明確的經濟分工，如今解體了，你有的我沒有他也沒有，我有的他沒有你也沒有。完整的工業和經濟體系，就此被拆得七零八落，大家無一不是缺東少西。

政治改革不是兒戲，絕不能心血來潮。

成績優異的當然是美國，在八十年代里，身為兩任總統的里根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經濟轉型，二是“星球大戰”，三是顛覆蘇聯。這三件事三位一體，相輔相成，美國的信息產業、版權產業、超微產業當年都是“星球大戰”計劃的重中之重，這些新興產業一方面填補了制造業外移留下的經濟真空，另一方面拖垮了本已氣喘吁吁的蘇聯經濟，可謂是一舉三得。

里根的辦法很原始，沒有多少技術含量，但非常的實用。一是騰籠換鳥經濟轉型，制造業及低利潤企業一概外遷，取而代之的是信息產業、版權產業、娛樂產業、律師產業、特服產業和軍轉民企業，環境保護產業和超微產業當然也很重要，這在前邊已有分析。為了給這些新型產業創造國際生存空間同時也是為了保護這些新型產業的利益，美國對法律進行了大量的修改，凡是在經濟轉型后不利于美國的條款，或刪或增，比如美國綜合貿易法中專門針對中國的“超級301條落”和“特別301條款”都是在1988年出現在美國法律條文中的，美國國會議員動輒以此威脅中國。1988年美國還修改了美國關稅法中的337條款，這在當時主要是針對日本的，337條款強化了美國對其知識產權的保護，主要涉及專利權、商標權、版權、或集成電路芯片布圖設計專有權等，337條款給美國帶了巨大的經濟利益，進入21世紀后，僅版權產業一項，就占了美國國民經濟總量的33%，版權產業是美國所有產業中的龍頭老大，超過了航空、航天、汽車和它的三大出口支柱產業。337條款后來也成了美國要挾中國的另一大利器。1988年，美國在法律中加入了很多霸王條款，但客觀的說，其中有些條款是雙刃劍，限制別人的同時，對自己也非常不利，因為美國制造業外遷后，美國經濟已經與世界融為一體，而這些條款實際上等于損害了美國海外企業的利益。

二是大規模的發放個人信貸，以消費拉動經濟發展。這件事目前地球人都知道。

三是兼并，通過資產的重組，打造企業航空母艦。20世紀80年代是美國企業的春秋戰國時代，俗稱“世紀大兼并”，一些大企業有實力的企業，通過股票收購、并購、股權債權轉讓（有人說趁人之危）、合資等形式鯨吞中小企業。

這樣冷酷的兼并對美國、美國人、美國經濟究竟是福還是禍，按照萊維·巴特拉30年一個周期的觀點分析，無疑要到21世紀才能見分曉。

包括老牌的并且在華爾街當過頭牌的雷曼兄弟，在這次兼并潮中也未能幸免，1984年，美國運通公司以3.6億美元的開價，收購了雷曼兄弟公司。不過必須承認，這次收購雖然在道義上有落井下石之嫌，手法還算很人道，當時雷曼兄弟手中僅有3億美元資金。1994年，運通主動剝離非核心業務，把雷曼踢出來，雷曼又獲得新生。獨立后的雷曼雖然開局不利，但經過調整迅速從華爾街脫穎而出，市場價從1994年的20億美元爆增到2007年的450億美元，然后從天上一跤跌下來，現在的雷曼已經是個歷史名詞。

雷曼事件是個巨大的陰謀，是高盛、對沖基金、美聯儲以默契形式聯手做的局，甚至還包括CNBC。

美國對沖基金的規模高達2萬億美元，從理論上說，這群配合默契一呼百應的金融流氓，只要他們想做，包括高盛也必死無疑。高盛雖大，手中也不可能有2萬億美元的短期流動資金。有人沒準會說，高盛可以在一夜之間“隔夜拆借”到2萬億美元，理論上當然成立，但事實上是不可能，這個作惡多端的惡魔，不知有多少人巴望著他倒霉呢，假如有一天高盛遇到了支付危機，別指望有人幫忙，沒準還上來踩他兩腳。但問題在于，對沖基金不敢去太歲頭上動土。人所共知，高盛的人主宰著美國政府、美聯儲、美國國會，包括中央情報局高盛也指揮得動，如果對沖基金敢對高盛下手，高盛一定會修改美國法律，讓“賣空”徹底退出歷史舞臺。“賣空”是對沖基金賺錢的看家法寶，如果法律禁止“賣空”，那就是對沖基金的末日。深知個中利害的對沖基金，做了最明智的選擇，——與高盛狼狽為奸。只要是高盛不喜歡的，一個眼神或一封匿名的電子郵件，他們就像狼一樣的撲過去，一瞬間把獵物生吞活剝，皮毛不留。2008年，一封來自高盛的匿名電子郵件外加CNBC的兩張黑嘴，轉瞬之間，數座金融大廈轟然坍塌，——貝爾斯登、雷曼、美林公司、摩根士丹利、美國國際集團、華盛頓互惠銀行、美聯銀行。僅僅一個月時間，CNBC電子屏幕上滾動的黑名單無一幸免。

搞垮這些公司的手法是千篇一律的——無券賣空。美國政府和美聯儲則從頭到尾都一直冷眼觀戰，中情局也僅僅是象征性的調查一下，走完過場，萬事大吉。

“無券賣空”中國股民并不懂，其實原理很簡單，打個比方說，張三是養雞專業戶，他有技術、懂市場，同村的養雞戶李四、王五、趙六、陳七、馬八把自家的雞交給他代養，每年從中拿一定的分紅。劉九不養雞，但是他發現了市場秘密，如果把張三養雞場里的雞拿出來賣掉，然后隔一段時間，等雞價從10元一斤降到5元一斤的時候，買相同數量的雞還回去，他從中每斤就可以賺到5元錢。這就是“無券賣空”。問題是，劉九把張三養雞場里的雞賣掉后，張三賺到的雞蛋錢就會下降，張三賺錢有三個來源，一是雞生蛋，二是蛋生雞，三是馬太效應，養雞場規模越大，來送雞的客戶就越多。這就是邊際收益。反過來，如果雞場里的雞少了，人們就會懷疑他養雞的能力，是不是真的賺錢，那么不但不會有新客戶來，同時老客戶也會走人。毫無疑問，張三的養雞場也就黃攤了。比這尤為嚴重的是，劉九賺錢以后，二狗子、大忽悠、小丟子也看出了竅門，也加入到“賣空”的行列，幾個人一聯手，三五天時間，張三的養雞場就歇菜了。

“無券賣空”是有風險的，如果市場上雞的價格上漲，那么“賣空”的劉九等人就會賠錢，為了防止賠錢，劉九等人就打組合拳，“賣空”張三雞場的同時，“做多”另外一家養殖場。一般的市場規律是，當雞肉價格下降的時候，豬肉的價格肯定會高漲，比如說禽流感流行的時期，養雞戶就賠錢，但養豬戶就會賺大錢，所以劉九等人就兩頭做，這頭“賣空”張三的養雞場，那頭“做多”蘇三的養豬場，如果在張三這頭賠了，就用蘇三那頭賺的來補。因為是成雙成對的做，對沖基金幾乎沒有賠的。

雅虎大股東之一臭名昭著的兼并流氓卡爾·伊卡恩，當年就是靠“對沖”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幾萬美元一下子翻了28000倍。在1980年代的兼并大潮中卡爾·伊卡恩更是出盡風頭，一躍躋身世界億萬富豪榜前五十名。卡爾·伊卡恩就像個吃人的惡魔，無論是誰只要讓他盯上了，必定是血本無歸。有人形容卡爾·伊卡恩是血腥貪婪的非洲獵狗，在他的眼里無一不是獵物。這個在軍營和街頭靠玩“三張”游戲艱難長大的孩子，沒有學到友善、寬容、幫助，反而卻從中體悟到人性的冷酷和殘忍，他堅信，所謂生存，就是人淘汰人的游戲；所謂社會，就是人吃人的舞臺。他目光像狼一樣的陰森、狡猾、血腥，當他揣著從證券交易中贏來的第一捅金的時候，目光就已經盯上了全美國，甚至包括波音、福特、克萊斯勒這些企業巨人。當他告訴誰：“我一直都在購買你的債券”的時候，其實你已經無路可走了，套用小沈陽那句經典的臺詞，卡爾·伊卡恩的生存哲學就是：走別人的走，讓別人無路可走。80年代的美國企業兼并是血腥的，這根本不像市場，更像賭場，有錢的玩死沒錢的，會出老千的玩死守規矩的，運氣好的玩死點背的。到了90年代初，美國企業格局已經面目全非，許許多多老牌的公司都被淘汰出局。

讓美國尷尬的是第六種矛盾：——收之桑榆，失之東隅。制造業外遷后，美國經濟實際上已經與世界經濟融為一體，比如長達13年的中美貿易大戰，看似是中國吃虧，實際上美國也沒占便宜，這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必然結果。美元升值雖然能夠提高美元在國際市場上的采購能力，這無疑有利于提高美國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同時降低貧困人口數量，但卻降低了美國國內制造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這將擴大美國的貿易逆差；美元貶值雖然能夠提高美國國內制造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這無疑有利于美國企業和企業家同時會縮減美國的貿易赤字，但卻降低了美元的購買力，美國美國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會下降同時貧困人口數量會上升。

這個矛盾讓美國國會吵的不可開交。
二

在矛盾中世界適應著美國，美國也開始學習著適應世界，因為它需要中國價格低廉的商品，需要中東、俄羅斯、利比亞、委內瑞拉的石油，需要印度的軟件，同時它還需要錢。八十年代后期美國雖然軟實力上取得巨大優勢，但如果跟國際上的需求不配套，那就成了皇帝的女兒。打個比方說，《米老鼠和唐老鴨》錯位的藝術組合雖然搞笑，但如果別人看不懂，看了不笑，就只能是滿足內需的產品。NBA雖然精彩，但中國人更喜歡看乒乓球，中央電視電臺顯然不會購買轉播權。好萊塢盛產大片：《蜘蛛俠》、《泰坦尼克號》、《廊橋遺夢》……，要是不符合中國人的審美觀，看了就嘔吐，好萊塢就別指望中國市場。《哈里波特》美國孩子看了就上癮，沒準是中國孩子的催眠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百老匯的音樂劇，就像美國人看不懂中國的京劇一樣，中國人也是門外漢。百老匯的音樂劇既有政治標準又有藝術標準，科技含量高的沒法形容，音樂劇是對諸多學科的藝術整合，文學、戲劇、詩歌、音樂、舞蹈、繪畫、雕塑、建筑、聲光藝術、電影、雜技、魔術等等可謂包羅萬象，耗資巨大，但中國人看上5分鐘就睡著了。

八十年代中期，日本人拍著胸脯說，五年最多十年，中國就會成為音樂劇大國，帶著這種19世紀80年代代判讀中國人的極度自負的自信，十年后的一天，日本人帶著《西區故事》和《美女與野獸》來敲中國的大門，最終鎩羽而歸。于是日本人懂了，要想讓日本的音樂劇在中國打開市場，首先必須培育中國的市場，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日本人出錢在中國藝術院校建立自己的演員基地，花錢送中國年輕人去日本深造，花錢幫中國人拍戲，效果如何，目前很難說。音樂劇不是相聲小品，移情歸根結底是藝術授體與受眾的心靈共鳴，在受眾的觀念里存儲著藝術原形，所以藝術一經展示，就能在頃刻間激活受眾的情感需要。音樂劇是西方的歌劇藝術表現形式，它表現的藝術原形跟中國人的生活經歷一般都有很大出入，所以對中國人而言，這種本身就強調必須借助抽象、幻想感知的藝術，不但抽象，簡直是不可理喻。日本人總以為很懂中國，其實一直未懂。

真懂中國和中國人的是美國人，美國人比日本人聰明絕頂，或者說不像日本人那么一根筋，雖說《悲慘世界》在上海大劇院上演賺足了彩頭，但美國人并不糊涂這其中是怎么回事。上海人骨子里就是商人，所以贏得上海人的喝彩，不是因為音樂劇本身的魅力，而是因為美國的魅力，只要是美國的東西，上海人統統喜歡，他也許看不懂，但他會來捧場。對中國社會來講，任何一種西方藝術，如果想打開中國的市場，重要的不是去占領上海，而是必須打動北京、西安、南京和長春人，這四個城市才真正的代表了中國文化和中國人對文化、藝術的欣賞水準。

從上海回去后，美國人放棄了音樂劇，再來的時候，手里拿的是《米老鼠和唐老鴨》、《亂世佳人》（飄）、《大西洋底下來的人》、《加力森敢死隊》、《草原小屋》，這基本上代表了中國人骨子里立體的審美和精神需求。《米老鼠和唐老鴨》匪夷所思的想象，讓習慣了線式思維的中國人嘆為觀止，不由得激發了中國人了解美國和美國人的欲望，這些好笑的美國佬，怎么跟以往電影和畫報上的美國人完全不一樣，他們是那樣的逗趣、詼諧、達觀，他們不是用善與惡去理解世界，而是用兼容、共處、平等處理生活。《米老鼠和唐老鴨》老少咸宜，播出時萬人空巷。《大西洋底下來的人》打開了中國人探求科學、熱愛知識的心扉，科學和知識一片蒼白的中國忽然發現，不看不知道，世紀真奇妙。《加力森敢死隊》則符合60后出生的一代人的理想、追求和生命價值取向，愛拼才會贏，想活得更好，就得敢冒風險。《草原小屋》以19世紀70年代俄克拉瑪州鄉村為背景，描寫了一戶純樸、勤勞的農民家庭和諧、歡樂的感人故事。在以往的中國電影中，拓荒者一律是苦大怨深的形象，饑寒交迫，駝背彎腰，夏天一家人早出晚歸、披星戴月，冬天一家人蜷縮成團。要么就是些面無表情、心如死灰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形象。《草原小屋》則讓人看到了另一個世界里另一種人的另一種活法和生存觀，這個家庭人人平等，父親總是面帶笑容，在任何困難面前都極度自信，他對妻兒呵護備至，虎背熊腰的漢子，卻有女人般揉嫩的情懷，不像中國的父親或丈夫，總是板著冷冰冰的面孔，威嚴的喝斥老婆孩子，他跟子女既是父子關系也是朋友關系，一個夏天，兩歲的小不點穿著衣服、鞋子進水盆里喜刷刷、喜刷刷，中國父親一定會把女兒抱出來，然后教育她一番，他這位父親則是另一種心態，他對妻子微笑說：瞧吧，連衣服都幫你洗了。二女兒身體有殘疾，但父親沒并沒有像中國父親那樣給她額外的呵護，而是鼓勵她跟別的孩子一樣，去競爭去奮斗，這沒有什么了不起，身體殘疾并不代表能力也殘疾。

《草原小屋》頓時把中國人帶入劇情，從這一刻起，中國人開始了深刻的反思，我們對家的理解，我們的家庭文化、家庭秩序是否真的就如我們自己認為的那么好，我們對子女的教育對子女愛的模式真的是成功的嗎？進而聯想到，我們的生存方式、生存態度以至我們的文化、哲學、價值觀是正確的嗎？

每個人都在對號入座，批判就是從這里開始的，然后迅速上升到哲學層面。

《亂世佳人》描寫了美國南北戰爭期間惡狼陀（亞特蘭大）一戶富家女孩的愛情悲喜劇，但他真正想展示給中國人的，是美國文化的寬容與和解精神，戰爭結束了，居然沒有戰犯，沒有逃兵、沒有叛徒、沒有奸細，戰場上兵戎相見殺紅了眼的敵手，面對面坐到一起談上了生意，他們沒有說“相逢一笑泯恩仇”，也不用賠禮道歉，仿佛以前什么也沒有發生過。當然，對中國人而論，《亂世佳人》是各做各菜，女人從中體驗愛情，各個津津樂道，有滋有味；男人從中體驗婚姻，一旦愛上一個不該愛的女人，這一輩子就徹底交待了。同期登陸中國的還有《根》，如果說前邊的文學作品都是正面描寫美國，《根》則是對美國社會種族歧視現象不加掩飾的批判，在這個社會，解放了的奴隸，還是奴隸。《根》不但讓中國人看到了美國社會的另一面，也看到了美國人的自我批判精神。

從1949年以后，美國一直幻想著從三條不同的路徑進入中國：朝鮮半島、印支半島、亞東走廊，結果無一不是失敗。但這一次他改變了策略，它以文化為載體，跳著輕快的華爾茲，表情嫵媚的飄洋過海。

一枚糖衣炮彈，勝過千萬噸鋼鐵，中國和中國人一下子就被擊中了。這是一種過電的感覺，讓中國人的心靈和中國社會微起波瀾，有一點癢、有一點疼痛、有一點失落、有一點妒忌、還有一點陶醉和甜蜜。

我們曾經反反復復的念叨“全球經濟一體化”這個概念，但我們很少有人思考過“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真正含義，美國人比我們聰明，他們非常清醒，經濟一體化就是文化、觀念、生活方式、生存態度甚至是政治的一體化，當有那么一天，中國人都美國人化了的時候，中國的大市場就被美國徹底攻克了，只有擁有中國市場，“全球經濟一體化”才是貨真價實的一體化，那么美國經濟轉型才算是真正的成功了。

最早提出“全球經濟一體化”這個概念的是荷蘭經濟學教授簡·丁伯根，他使用純數學的方法，用以有的經驗和數據，構建了一種動態的宏觀經濟發展模型，在他的《商業循環理論的統計檢驗》一書中，美國復雜多變的國民經濟運行體系變成了48個方程式。簡·丁伯根未免形而上學，經濟行為說到底是人的行為，周而復始的經濟危機就充分說明，流于機械的經濟模型根本不足以反映經濟行為的本質，因為經濟不是孤立的行為，而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它包羅萬象、矛盾交織、錯綜復雜，不要說幾十個數學方程式，即便每秒能進行１千萬億次數學運算的計算機，也不可能給出一個標準的答案。而人，也只有人，才能真正理解經濟行為的原理，——有錢大家賺，有飯大家吃。反之，如果背離了這個規則，總有一天，會遭到經濟行為本身的報復。

標準普爾、穆迪、惠譽國際是世界上最權威也是最嚴肅的信用評級機構，清一色的數學和物理學統計博士出身的精英，運用的據說是當今世界上最完美的分析模型：蒙特卡羅隨機模擬和相關性矩陣等方法，據說，這些分析模型可以把概率風險計算到千萬、億萬分之一，據說曼哈頓工程、阿波羅登月都曾經大顯身手，原子彈準確的爆炸、飛船準確的入軌、轉軌、彈出登月艙、絲毫不差的降落月面，并在規定的時間升空與飛船對接，哪怕計算差一毫秒，這一切都要前功盡棄。這個結果說明，這些模型和精英是多么的科學和智慧，然而，他們可能經受得住大風大浪的考驗，卻總是在小河溝里翻船，它們連同操作它們的主人在僅會損人利己的對沖基金和毫無技術含量的次貸面前一敗涂地，那些經過層層包裹的、次貸中的次貸、垃圾中的垃圾，揣揣不安的走進來，得意忘形的走出去，每個“包裹”上都蓋著三個鮮紅的A字。

　 雷曼垮掉后，李溦、黃小軍等人合著了《別了，雷曼兄弟》一書，這可以看作百年老店雷曼賺到的最后一桶金。幾位文筆不錯，也非常專業，既有文采又有學術。看得出來，他們對雷曼感情至深，尤其是書的前三十頁，出自脂粉之手，怨怨艾艾、艷骨俠腸，不是王二姐思夫，也是為情人抱打不平，讓人不勝唏噓，好男人都死光了，遂使小女子成名。

但雷曼果真像她們說的那么值得同情么？

如果說高盛做孽的數量是“數不可數”的N次方，雷曼做下的孽就是“數不可數”，經雷曼之手包裝出售的次債垃圾不下2萬億美元，讓多少人血本無歸，又有多少人飲彈自殺？那從帝國大廈上縱身一躍的瞬間，“我輕輕的來，正如我輕輕的去”，真的有這么浪漫嗎？鮮血開出的花朵，不是美麗，是罪惡，是罄竹難書的罪惡。

據說，華爾街匯聚了全世界所有的精英，各個頭腦抵得上超級計算機，但辯證的看，他們也就是一臺臺機械的缺乏人類思維的計算機。《別了，雷曼兄弟》其實寫到90頁就可以收筆了，因為看到這里，讀者就已經知道了結果，這群沒有人類思維的白癡，用無數根花花綠綠的火柴，構建起一座座金融大廈，卻不懂得思考，只要其中一根被點燃，一瞬間火燒連營，盡成烏有。

毛澤東說：“高貴者最愚蠢”，現在學當也不晚。

當然，美國人并不都是白癡，尤其是美國的政治家，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比中央黨校的教授們還要深入，當他們研究透徹了以后，這個一貫崇拜實力的國家，撇下刀槍，極盡魅惑的向中國社會和中國人輸出他們的文化和價值觀，在中央情報局和平演變中國的《十條誡令》中，用非常具體和明確的語言說：“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宣傳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播。只要讓中國的青少年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不得不承認，他們確實成功了，舉目四望，今日中國社會除了人的膚色，其他一切跟美國社會已經不分彼此。

可口可樂、麥當勞、星巴克、街頭旱冰、礦泉水、麥當勞、牛仔褲、電視機、計算機、互聯網、伊妹兒、沙發、席夢思、空凋、電風扇、組合音響、廣告、時尚雜志、手機、化妝品、美容、離子燙、商品直銷、專賣店、健身、保齡球、高爾夫、姚明、阿聯、耐克鞋、山地車、別墅、汽車、家庭游泳池、旅游度假、休閑中心、暢銷書、連續劇、影碟、軟件、追星、演唱會、超短裙、露背裝、露臍裝、一夜情、離婚、再婚、第三者、二奶、小蜜、歌廳、洗浴中心、毛片、嫖娼賣淫、吸毒、走私、未婚同居、單親家庭、律師、股票、地產商、商業壟斷、公務員、超市、超前消費、實用主義……數的很累，實在是數不下去了。

武力是不能征服中國人的，但當我們看到以上名詞、概念，我們唯一能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忘了我是誰！經濟不是孤立的行為，經濟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對美國來講，“全球經濟一體化”就是搞定13億中國人，對中國來說，是高達2萬億美元的停留在賬面上的美國國債。

三

    市場無疑是培育出來了，問題是如何打開這個大市場，巨大的中國市場，給美國企業提供了巨大的發展和想象空間，他們顯然已經等得不耐煩。中國市場的形成，讓美國社會出現了三種不同的聲音，一派從遏制蘇聯和國際地緣戰略需要的角度出發，鼓勵華盛頓與北京結盟，其代表人物是黑格、傅立民、洛普等人。中國人按照自己非敵即友的思維方式，把他們說成是親華派，這絕對是一廂情愿，美國政府中從來不就存在親華派，無論他們對中國持何種態度，都是為了美國利益。中國如果沒有89年那一檔子事，老布什應該也屬于“親華派”，1970年代初期，得到尼克松賞識的老布什出任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北京的大街小巷，留著老布什與夫人芭芭拉歡顏的身影，他們騎著自行車，穿行于六月的風中，一時成為中國人茶余飯后的佳話。司徒雷登也是一位中國通，但他接觸到的都是中國上流社會的人士，1949年毛澤東寫了《別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看后大惑不解，因為他一直認為“中國人”需要他。老布什接觸的是中國底層社會的普通老百姓，所以老布什知道，中國人為什么不需要司徒雷登。

   老布什從自己的切身體會中，深刻地意識到中國人需要什么樣的美國和美國人。在北京的歲月，讓老布什眼前一亮，看到了與美國社會傳說中截然不同的中國人，溫和、淳樸、與人為善，跟中國人在一起，他有安全感，這樣的民族怎么會喜歡武力，怎么會喜歡占領和征服，不可能，絕不可能。中國之兵非好戰，從這時開始，老布什心底里有了這個概念。但美國政治波詭云橘，有人并不希望華盛頓和北京走的太近，這種勢力來自兩個不同的利益群體，一者是與臺灣有密切經濟來往的人，一者是與蘇聯有利益關系的人，他們想看到的結果是，北京越亂越好。當然，美國政府包括老布什本人也希望中國一夜之間改變顏色，如是之則中國市場必然對美國門戶開放，為了這個愿望，美國社會內部的“親蘇派”、“親臺派（李潔明、伍夫維茲和錢尼等）”與純屬于意識形態思維的反華派結盟，做了一次冒險的嘗試，鼓勵他們在華的代理人走上街頭。據說，美國之音已經為此準備了一份長達10分鐘的賀詞，美國政府也作了相同的準備。

    中國遠不像他們想象的那么簡單，那么容易江山易主，半個月后，似乎一切又回到了從前。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風波之后，老布什不得不大義滅親，黑格掛冠而去，但更大的可能是，撇了官印，拂袖而去。黑格顯然不同意這些人的做法，黑格有長長的軍旅生涯，一生游走世界各地，對各個國家和民族的人情世故、脾氣秉性了若指掌。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使館事件發生后，黑格痛心疾首的呼吁，“據我多年與中國交往的經驗，中國人民是喜歡美國人民的，并且愿意向美國學習，尤其是在經貿和科技方面。中國人民現在最關心的是穩定與經濟發展。”黑格非常反感美國國內的保守主義勢力，在蘇聯解體后把中國當成假想敵的做法，黑格批評他們根本就不了解中國事務和中國歷史，“中國的實力確實在增強，但數千年的中國歷史證明，中國不是一個擴張主義的國家，從未尋求霸權。研究戰略的人往往重視別人的軍事能力，并據此制訂自己的戰略計劃。但是，那種只看對方軍事實力，不看對方動機的戰略評估是片面的。”

    因為長期在軍界服役，黑格對中情局玩的那點貓膩心知肚明，他非常清楚，89年風起于青萍之末，“青萍”就是中情局。黑格不愧是一位具有偉大人格魅力和政治智慧的將軍。但中國也不要忘了，黑格畢竟是美國人，同時還是Compuserve公司，米高梅影片公司、Interneuron制藥公司的董事會成員，美國在線公司的董事之一。 

    89風波后傅立民雖然沒能獲任駐華大使，但損失最大的還不是他，而是原中國處處長洛普，被開除公職了，最終在華盛頓一家小學找到了一份工作。老布什雖然在感情上同情洛普，但官居總統身不由己，他迅速與洛普劃清了界限。這個結果讓人齒冷至極，中美兩國怎么是那么的相像，世態炎涼，人情冷暖喲。據老布什自己說，89年的風波以后，他不敢給中國領導人打電話，讓人不能不疑惑：誰在偷聽？只是可惜了洛普，這位耶魯大學的高材，美國最年輕的外交官，真實身份是情報官員，如日中天的政治生命，就這樣被斷送了。

    傅立民的人生雖然多災多難，如果跟洛普比，或許該滿足了，克林頓就任美國總統后，傅立民出任助理國防部長，積極勸說克林頓重建中美關系。傅立民后來認為，這是他人生中的最杰出作品。克林頓給他的回報是，——公共服務最獎章。因為事實正如傅立民所說，“中國的變化比你們理解的要大。事實證明我是對的。”

    失敗和挫折教育了中國，也教育了美國，美國人似有所悟，——中國就算是個熟透的香瓜，也是留給“中國人”吃的，聰明的“美國人”應該學會分享。清醒之后，信奉實用主義的“美國人”迅速掉頭，由此拉開了“美國人”與“中國人”即合作又斗爭各取所需“中國人”稱之為經濟互補的歷史新篇章。

    這種合作與斗爭的結果是，美國窮人更窮了，中國富人更富了，暴富的速度快的讓人不敢想象。

    中美兩國關系當然也有了巨大改變，以前是敵對關系，后來變成了非敵非友關系，這種關系，不由得讓人想到了“曖昧”這個詞匯。

    需要指出的是，在追求和“完善”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美國政府扎扎實實地做了八件大事。第一件，為美國企業開拓準確的是培育海外市場，這件事美國政府做的非常成功，在整個發展中國家，除北朝鮮、伊朗、古巴、委內瑞拉、利比亞，其余盡收囊中，伊拉克后邊沒人，也敢跟美國尥蹶子，就成了今天這樣。第二件事，借助華爾街金融炒家之手，從歐佩克手中奪回石油的定價權。第三件事，依靠美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或曰布雷頓森林體系，忽悠新興國家為美國經濟兩頭買單。第四件事，依靠WTO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美國人奴役別人的游戲規則強加于人；第五件事，通過美國消費拉動的經濟模式，硬性確立美國認證標準的絕對權威。第六件事，依靠美國各大超級銀行，從華爾街搜刮世界財富。第七件事，依靠10臺根服務器把持互聯網，借此壟斷信息產業的軟件和軟件業務。第八件事，依靠GPS系統，壟斷信息產業的硬件和硬件業務。

    第一件事，已經交待的很清楚了，依照順序下邊從第二件事開始分析，——美國是怎樣奪回石油定價權的。

    說到石油這個話題，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歐佩克，歐佩克成立于1960年，發起國是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委內瑞拉，目的是聯合起來對付西方石油公司，以維護自己的石油收入。后來又增加了8個成員國：阿爾及利亞、阿聯酋、卡塔爾、利比亞、尼日利亞、安哥拉、厄瓜多爾、印尼（現在已被暫停成員國資格）。在歐佩克成立后的最初13年里，并沒有太大的作為，巨大的資源效應沒有發揮出任何優勢，產油國經濟凋敝，民生困苦。變化出現在1973年，作為對西方國家在中東戰爭中支持以色列的回擊，歐佩克成員國阿拉伯率先發難，當年12月宣布收回石油標價權，并將其積陳原油價格從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史稱“第一次石油危機”。

    這次石油危機，引發了二戰后最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到1975年底，美國工業生產下降了15.1%，GDP下降了5.7%，700多家銀行倒閉，825萬人失業，失業了高達9%，道瓊斯指數比1973年底二季度下降了60%，固定資本投資下降24%，企業設備投資下降了48%，消費物價在1974年上漲11.4%的基礎上，又上漲了11%。1974年美國之音開始了對蘇的俄語廣播，借著石油危機的機會，塔斯社等幾家對美國廣播把美國之音好好的嘲笑了一回，美國之音理屈辭窮，厚著臉皮方熬下來。

    熬不下來的是美國經濟和美國普通老百姓。

    石油危機一是逼著美國經濟轉型，二是提醒了美國政府，失去油價的定價權，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由此，石油期貨誕生了。創建石油期貨交易的本意是在低價時購進石油用作儲備，但很快美國人就發現，交易量對油價的影響很大。最著名的一個案例是理查德·阿蓮茨，2008年1月2日，通過電腦他向紐約原油期貨交易市場發了一份訂單（1000桶），購進1單原油期貨，下單時，油價是99.50美元/桶，結果他創造了一個奇跡，油價旋即升到100.00美元/桶。當油價沖破100.00美元/桶再折回來定格到99.40美元/桶的時候，理查德·阿蓮茨損失了600美元。

    從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油價是可以人為操作的，或者說，客觀上定價權在歐佩克手里，但如果有人手中有足夠的資金，對世界石油有限的產能就構成了絕大的挑戰，大多數國家石油儲備不過1——3個月而已，如果這位炒家能夠在3個月的時間里每日購進日產量的三分之一，油價就能炒到天上去。當然，他不必每天購買，他可以通過高拋低吸的方式把資本的效應利用到最大化。

    對這位炒家而言，只要石油還是人類最重要的燃料來源，油價的高低對他都不構成損失，相反還可以帶來巨大利益。

    秘密發現后，美國政府、美國各大超級銀行、金融炒家開始聯手了。因為制造業已經外移，美國無須擔心運費上漲導致制造業產成品成本提高，尤其是當美國經濟轉型完成以后，美國產品幾乎不需要多少汽油了，光盤雖說是化工產品，但生產一張光盤的材料成本不過1.1美分，（這還是以2008年油價最高點位計算參照）。2006年美國信息產業產值是10277億美元，占美國GDP總量的9%，2003年美國生物產業產值占GDP總量的15%，美國金融產業產值占GDP總量的6——8%，這幾乎就是不許需要汽油的產業，華爾街的“礦工”們，只需要幾部電話、一臺電腦，外加大量的盒飯、咖啡、雪茄和出口成臟的時間就足夠了。美國版權產業的產值占美國經濟總量的33%，丑角產業雖然拿不上臺面，總量卻很高，占美國GDP總量的10%，和這些產業比，律師產業雖然不高，但110萬律師的龐大群體，至少由此衍生出2000億美元的需求。這些產業的總合差不多等于美國經濟總量的80%，而這些產業的最大特點是，都不怎么需要石油。

    美國對石油的需求，70%來自家庭汽車，美國家庭擁有汽車的數量，比中國的手機還多。一個家庭有兩三輛汽車在美國稀松平常，加在一起購買汽油的資金是天文數字，攤薄以后，美國工薪家庭還是負擔得起的，買得起車，自然就用得起油。

    美國敢于哄抬油價的第二層原因，是新興國家為了貿易順差刻意壓低本國對美出口產品的價格，這等于說，高油價對美國消費者的購買力沒有任何影響。

    但美國真正具備操控油價的實力則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情，這個時候，華爾街的金融炒家已近聚斂了大量的財富，期貨市場上，10億、20億美元的交易已經不算大宗交易，動輒就是100億美元的交易。量子基金創建于20世紀60年代末期，最初只有400萬美元，到了1997年，已經變成了60億美元。九十年代中期，量子基金更是四面開花，英鎊、德國馬克、墨西哥比索被殺的紛紛落荒而逃。亞洲金融危機則是金融炒家一次集體行動，從泰國開始，然后席卷東亞各國和地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配合的天衣無縫，當這些受害者經濟瀕臨崩潰的時候，作為提供信貸的交換條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這些國家必須放任本國貨幣貶值，徹底私有化，結果金融炒家們迅速來了個回馬槍，就像買大白菜一樣，瘋狂收購了這些國家的不動產，為這些國家未來的經濟發展埋下了巨大隱患。但這并不算完，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國際油價跌落到10美元/桶，金融炒家順手牽羊，又撿了個大便宜。這正是后來索羅斯叫嚷，油價應該漲到200美元/桶的底氣。到了這個時候，國際油價的定價權算是徹底回到了美國人手中，2008年美國以惡意操縱油價為由欲起訴歐佩克，歐佩克發言人反辱相譏：賊喊捉賊！事實上，小布什操控油價在美國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創建于1945年，1946年5月正式開始運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金主要來自歐美各大私人銀行，按出資比例的不同，各自擁有的總投票權也不同，美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大股東，份額高達17.4%，這等于美國擁有總投票權份額的17.4%，中國也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創始國，但投票權只有2%多一點，等于花錢為別人做嫁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大議題需要85%的通過率，如果美國的17.4%不支持，這個議題就被否決了。事實上，就算中國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注資，也不可能有話語權，因為歐美各大私人銀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屬一體化操作，除非中國所占的份額能超過50%。但如果中國真這樣做了，人家肯定會改變游戲規則。這樣的例子很多，比如1976年美國強迫成員國接受浮動匯率，通過了《IMF章程第八條款第二修正案》，原因在于，“浮動匯率能更好地為美國服務”，時任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下屬之“國際匯率和支付委員會”主席的亨利·羅斯一語道盡天機。但一般人并不懂，為什么“浮動匯率能更好地為美國服務”，因為這個時候，美國已經囤積了大量的黃金，如果實行浮動匯率，黃金和美元之間，價格上此消彼長，你來我往，即賺黃金又賺美元，豈不是兩頭吃么。在1960年之前，美元是與黃金掛鉤的，也就是說美元是金本位的，到了這個時候，美元是美元，黃金是黃金。IMF絕對是美國的功臣。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和批評家查爾斯·德伯在《公司帝國》一書中，站在民權主義的立場，深刻分析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它國際性經濟合作組織的本質，他一針見血的指出，這些所謂的國際性經濟組織，不過是超級跨國公司斂財的工具，在眾多的跨國公司中，排名前200位的企業每年綜合營運收益要比全世界45億民眾個人收入的總和還要多。1995年，這200家企業的總收入已經達到了7.1萬億美元，這一規模遠遠超過了182個國家的經濟實力之和。

我們通常認為，國際政治是國家之間的事務，可是當我們面對這些國際性經濟組織，以提供信貸幫助為交換條件，要挾發展中國家改變國家體制和經濟體制的時候，那只所謂的“看不見的手”自然就浮出水面了，所謂“自由市場”根本就沒有自由，不過是奉這些超級跨國公司之命行事而已。這些世界級的影子內閣，不但主宰著世界人民的命運，同時也主宰著各國政府。哈佛大學世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杰佛里·薩克斯對此有非常透徹的了解，他尖銳地批評說：“大英帝國曾經把資深官員直接派往埃及和土耳其的金融部門。與過去不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采用了更為隱蔽和巧妙的手法，悄然潛入了大約75個發展中國家的核心決策部門，所涉及的人口總和高達14億。事實上，這些政府的一舉一動，已經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格操控。”用我們的話說，這是一個巨大的資本和資本家聯盟，通過這個聯盟，這些資本家共同瓜分世界財富。

杰佛里·薩克斯說這話的時間是1995年，顯然他還沒有來得及把中國某些人也納入到這個聯盟，而在其后的十幾年中，中國經濟的核心智囊的一言一行，無一不符合杰佛里·薩克斯的看法。他們打著改革、發展、效率、速度、競爭的幌子，赤裸裸的鼓勵、縱容腐敗和血腥積累，誘惑和誤導中國政府照章行事。

　 “腐敗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權力進行公益決策的人不肯輕易放棄和交出他們的權力，而改革又不能從其手中強奪，就只能通過腐敗與賄賂的錢權交易的方法進行購買。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改革的成本費。” ——張曙光　

“中國是否應健全福利與社會保障制度？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厲以寧接著是論證“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

根據厲以寧的觀點，劉吉從政治上總結說：“共同富裕觀是代表落后的，反動的。”

“保守地說，今后10年，中國的大城市，無論是上海、北京還是南京，房價要漲3倍；大膽地說，10年房價要漲5倍以上。” ——王建

寥寥數例，便已足見杰佛里·薩克斯的眼力，超級跨國公司的確已經悄然潛入中國的核心決策部門，區別在于，這些人有的百般為自己辯護，愣說是別人在誣蔑，有的裝傻充愣，倒是樊綱很坦誠，挑破了這層窗戶紙，“經濟學家就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言外之意，干了，怎么著，想給我定個罪名嗎？

我們當然不會給他們定什么罪名，但歷史和社會已經把他們釘在了恥辱柱上。最近20年，新民權運動已經放棄種族、民族、國家界限，他們站在全世界勞動者的立場上，嚴厲批判這些跨國公司借助國際性經濟合作組織操縱世界經濟的行為，同時一些正義的有良知的經濟學家也開始提出質疑，斯蒂格利茲就是經濟全球化的尖銳批評者，2002年，《紐約時報》出版了斯蒂格利茲的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滿》，書中斯蒂格利茲痛陳經濟全球化的弊病，他明確指出，華盛頓的一小撮是IMF的代理人，他們正在給世界帶來一場浩劫。斯蒂格利茲嚴厲譴責IMF借助亞洲金融危機強迫亞洲各國無條件開放市場的惡行。他又說，美國人幫助俄羅斯制定的休克療法，是在屠殺俄羅斯人民。1997年以后，斯蒂格利茲顯然已經看懂，面對瘋狂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他的《經濟學》理論已經淪為手紙。從這時開始，斯蒂格利茲從市場經濟的支持者開始后退，他不斷地向全世界預警，由于經濟全球化過分的受跨國公司的利益驅動，全球貧困者的聲音已經完全被忽略了，他們將會變得更加貧困，這背離了自由和民主的宗旨。這不是發展，是對弱小國家和貧困者的毫無人道的奴役和盤剝。

斯蒂格利茲的分析是正確的，就在全世界經濟學家和CEO們喋喋不休爭論斯蒂格利茲是對是錯的同時，IMF和世界銀行發布的數據顯示，照目前貧困化的發展趨勢看，到2015年每天生活不到1美元的人口將增加1億，目前這個數字是3.07億，2015年會變成4.2億。

比斯蒂格利茲更早些時候，1992年4月24日，美國《洛杉磯時報》指出：“西方經濟學家經常喋喋不休的要求世界窮國放棄其經濟保護和限制措施，摒棄馬克思學說，使經濟轉變成市場經濟。窮國照著做了，但是他們接著發現，由富國經營的全球市場幾乎沒有他們的發言權，反而關閉著，無法打進去，聯合國開發計劃署4月23日發表文告稱：富國設立的貿易壁壘，使窮國每年損失5000億美元，相當于發達國家對窮國贊助額的10倍。”

9.11事件是突然的嗎？顯然不是。

不特發展中國家遭受這些跨國公司的奴役和盤剝，一些發達國家同樣不能幸免，日本是社會市場經濟體制國家，國民經濟要接受國家產業政策的指導和控制，這是一種計劃和市場兼容的經濟體制，日本用這種模式創造了日本經濟神話。美國的跨國公司幾乎起來造華盛頓的反，華盛頓不由自主的向日本施壓，逼著日本搞經濟體制改革。正常的頭腦都知道，所以要搞經濟體制改革，是因為這種經濟體制缺乏活力，不能產生效益的結果。但現在卻反過來了，經濟體制改革不是因為這種體制缺乏活力，恰恰是因為這種體制極富活力，能夠創造更大的效益。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跟誰說理去呢？1985年，美國幾乎是向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日本不怕中國怕美國，最后以日元巨幅升值平息了美日貿易戰。從那時開始，日本經濟一路下坡。

西德是美國第二大競爭對手，西德跟日本一樣，也是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德國是馬克思主義的故鄉，西德雖說是資本主義社會，但經濟中卻含有大量的馬克思主義成分，宏觀控制很嚴厲，反對經濟上的自由放任，當然也反對把經濟卡死、管死、困死。一般情況下，國家只是為市場的運行制定規則，并不具體參與經濟，但市場失靈的時候，國家就積極參與經濟。第一次石油危機給市場經濟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但西德是第一個走出衰退了，同時衰退的程度也不深，從1974年到1975年西德聯邦政府投入1000億馬克刺激經濟。正是這種經濟體制，才保障了西德在世界上領先的優勢，按照馬克思的某些觀點分析，80年代的聯邦德國，的確有共產主義的形態，高福利、高工資、低失業率，工人享有廣泛的權利。

但德國不是日本，任憑美國指手畫腳，全當了耳旁風。

迄今為止，美國資本家們還沒有過血雨腥風的階級斗爭的教訓，他們不知道階級斗爭的利害，所以對發生在世界各國的階級沖突他們總是表現出幸災樂禍的神情，然后準備著漁翁得利。香港人說，出來混總是要還的，美國資本家也不例外，只不過時機不到。

包括WTO也不是一個公平的和為貧困者謀福利的組織，WTO是一個超越聯合國和超越各國政府超越法律的機構，也就是說，如果是高盛的想法，美國總統也必須服從，這正是資本家們的精明過人之處。WTO具有廣泛的仲裁和執行權力，WTO所開列的各項條款沒有一項聽取過勞工階層的意見。從法治社會和民主社會的角度講，WTO是一個非法組織，它相關的咨詢過程從來就沒對公眾開放過，公眾也未獲得過任何旁聽WTO會議的機會，由它召集的每一個聽證會勞工階層都沒有資格出席，這些會議跟中國的價格聽證會性質完全相同，一些由跨國公司精心挑選出來的專業人士，做出一個個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必須遵守的裁決和決定。美國法律精神的實質重在公民參與，但是WTO的裁決卻不許公民參與，不能不讓人探問：美國政府惡意縱容這種行為，難道說，美國的法律是用來破壞的？說到家，是為了維護美國企業的利益，在WTO框架下，美國是最大贏家，美國的轉基因食品和含有激素的牛肉，今天已經端上世界各國人民的餐桌。我們需要記住的是，生物產業產值占美國GDP總量的15%。

從字面上看，IMF是為了幫助各國處理債務問題以及平衡貿易，IMF的職能是：制定成員國間的匯率政策和經常項目的支付以及貨幣兌換性方面的規則，并進行監督；對發生國際收支困難的成員國在必要時提供緊急資金融通，避免其他國家受其影響；為成員國提供有關國際貨幣合作與協商等會議場所。但是，在做這些善事的時候，沒有一次是無條件的，豈止不是無條件的，而且條件極其苛刻。即便如此，還要視IMF的大股東們的需要才行。

開放市場是IMF提供資金支持的首要交換條件，第二個條件是放開價格，第三個條件是私有化，第四個條件是貨幣自由兌換。這讓國際金融炒家們發了血財，1997亞州金融危機，國際炒家在亞洲數國和地區兩進兩出，如入無人之境，目前分析，這些國家和地區早晚還得出事，因為他們的不動產掐在金融大鱷們手里，只要這些國家房地產價額再次暴漲起來，必定會遭到瘋狂拋售。而越南顯然已經先走一步了，沒有十年，越南別想翻身。

阿根廷是南美的南非，這兩個國家就像地球大陸的兩只腳，一只是好望“腳”，一直是和恩“腳”，兩國的社會變遷也大致相同，先獨裁后民主。兩國經濟也有的一比，70年代都屬于發達國家。但八十年代后期，兩國的差距迅速拉大了，南非經濟因為有大量美國資本墊底的因素，民主體制建立后，經濟經過一段調適，很快又恢復過來。阿根廷經濟主要是本國資本引導，阿方辛雖然給阿根廷人帶來了民主，也同時帶來了貧窮，他毫無原則的向美國妥協，一步到位，徹底私有化、自由化，從而導致國民經濟處于高度失控狀態。到2002年，阿根廷失業率超過了18%，比索貶值75%。一份資料是這樣評價阿根廷經濟體制改革的：“以極其迅速和徹底的方式，在不到五年的時間內就基本上完成了對石油、化工、鋼鐵、煤炭、電信、交通運輸、電力、供水、軍工和媒體等重要領域的國營企業的私有化過程。與此同時，還取消了國家對經濟的管制，在金融、對外貿易等領域實現了全面的市場化和自由化。外國資本廣泛參與國營企業私有化，涉足所有關乎國計民生的經濟領域。”讓人頓時想起那個恐怖的“休克療法”。嚴重的說，這是一條不歸路，保守的說，沒有一個經濟循環周期，阿根廷舊夢難溫。IMF開出的藥方是，阿根廷必須實施零赤字財政，這等于向阿根廷關上了貸款的大門。人們很難理解IMF的動機，美國可以靠赤字高消費，卻不允許阿根廷借錢喝粥。這么做的道理其實再簡單不過了，跨國公司還沒有完成全面收購阿根廷的計劃，只有當這個計劃完成后，IMF的貸款才會打到阿根廷的戶頭上。包括世界銀行，跟IMF其實也是一個鼻孔出氣。

五

傳統意義上的政府，是領地、人民和管理機構的統一體，它的首腦必須由人民或人民代表選舉產生，它的權利觸角不能超越領地和領地上的人民，它所制定的法律必須由人民制定至少由人民代表們制定，同時它的司法機構所作出的任何判決，也必須是人民參與的結果。但是當這些國際性經濟組織出現后，這一切都被破壞了，這些國際性經濟組織具有事實上的世界政府職能，他們所制定的“法律”對全世界都具有約束效力，任何違反這些“法律”的行為，都將受到他們的嚴厲制裁。

然而我們發現，這些擁有殺生予奪大權的國際性經濟組織并非民眾意志的體現，它的首腦也不是人民或人民代表選舉產生，而是跟這些成員出資的份額多少有關，誰是這些機構的大股東，誰就有權利制定世界秩序并主宰世界。而當這些身份特殊的統治者違背民意的時候，全民普選對他們的去留卻不起任何作用。20世紀50年代，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和新制度學派的領軍人物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批評說，不到一百家大型企業主宰著美國的經濟生活，政府與商界越來越緊密的勾結在一起，使得這些企業不顧一切的追逐利潤，并廣泛的向公共事務和私人空間滲透。20世紀最偉大的企業理論家阿道夫·伯利的分析更加透徹，他認為，公司帝國越來越像政府，權力無限膨脹，他們手中所掌握的政治影響力是不能以傳統的私有制邏輯來判斷的。

到了20世紀90年代，通過國際性經濟組織公司帝國不但控制了各國政府，而且還控制著人民，在他們制定的苛刻規則里，從服飾到一言一行甚至于人的思維，都被嚴格控制。企業可以隨意查看雇員的電子郵件、信用卡上的存款，甚至包括女雇員生兒育女都要受到嚴格限制。他們居然可以隨意剝奪人的權利，這實在是太可怕了。事實上，有些企業已經在實行軍事化管理了，通過這種管理，樹立上級的絕對權威，下級對上級絕對服從包括情感上的絕對忠誠。

在金融企業，雇員的一舉一動隨時處于安保部門和管理者的監控之下，包括衛生間更衣室都不能躲開攝像頭，如果雇員不接受這些踐踏人權的霸王規則，就得接受失業。

因為財富，美國的各大超級銀行被中國學者們描述的美輪美奐，然而在美國學者筆下，他們是一家家金融強盜，為了追求更快的投資回報，他們利用手中掌控的巨額資金，肆意攪動世界外匯和貨幣市場，1996年，惠譽國際信用評定公司國際經濟部主任柯爾頓分析，“目前，在以提供實際產品和服務目的生產性世界經濟體系中每投入1美元，那么據估計將有20——50美元被用于純金融性活動——‘投資’基金已近完全脫離了創造實際價值的活動。”

這個分析說明，龐大的世界資本市場或者說華爾街，并非為了世界經濟發展而是為了金融投機而存在。

目前世界上研究和分析美國資本市場的書籍而很，但這些書籍太過專業而且視野狹窄，他們大多是就事論事，缺乏高屋建瓴和宏觀把握文字的醒徹和深邃。1940年，一位經歷過美國19世紀鍍金時代的學者在著作中說，“從前，入侵者總是從高山、草原以及海洋襲來，而強盜貴族們則是在所有支撐著社會運行的部門展開掠奪，我們必須搞清楚，他們是如何攫取政府、學校、新聞媒體以及教堂的資源的，他們最終是如何把雙手伸向主流社會……伸向人們的日常行為以及思維模式的。”雖然查爾斯·德伯在著作中沒有給我們提供這位銳思者的名字，但卻給我們以巨大的靈感啟發，我們必須全面的、歷史的用相互聯系的觀點看待這個問題復合體，以下從八個方面討論美國超級財團攫取財富的手段：

1、銀商結合。1896年，為了獨霸聯結美國東部工業城市與煤炭基地的大動脈薩斯科哈納鐵路，華爾街最大的金融投機家喬伊·顧爾德聯合吉姆·費斯克偽造了一大批公司債券，這使他們手中的股份額超過了這家公司總股份的一半，被他們買通的紐約州法院為他們大開綠燈，在查封薩斯科哈納總公司的同時，免去了薩斯科哈納鐵路總裁拉姆杰的職務。當司法程序走完后，喬伊·顧爾德迅速帶領工人民兵前往接管鐵路，遂于拉姆杰領導的工人民兵展開激烈槍戰，流血成河，最終被美國政府出動軍隊彈壓。

吃了大虧的拉姆杰發誓報仇雪恨，遂求助華爾街金融投資家摩根，摩根決定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條件有兩個，一是拉姆杰必須雇用摩根的岳父做該案的代理律師，二是事成之后要得到薩斯科哈納總公司3000股新債券的回報，后來還有一些極富戲劇性的插曲，拉姆杰打贏了官司，拉姆杰繼續做公司總裁，摩根則當上了副總裁。由于摩根手中的股份已經超過了拉姆杰個人擁有的股份，摩根已經成了薩斯科哈納總公司事實上的老大。如果把這個故事拍成電影，我們很容易就會聯想到上海灘上的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人。

這是摩根在兼并之路上邁出的第一步，也是金融寡頭支配美國社會和經濟生活的開始。摩根總結說：用以推動歷史的不是法律，而是金錢，只是金錢！到了20世紀初的1912年，75歲的老摩根已經擁有48個董事頭銜，美國鋼鐵公司、大通銀行、莫頓信托公司、第五大道信托公司，美國通用電氣以及美國一些主要的鐵路公司盡歸麾下。堪稱幽默的是，這位畢生擅長趁火打劫的商界“奇才”，其人生格言居然是“信用”二字。“信用”顯然不會是這么簡單，別人所以對他講信用，是因為不講信用會給自己帶來致命的傷害，比如喬伊·顧爾德，被摩根投入私人監獄。他所以對別人講信用，是因為他有對別人講信用的實力和自信。同樣以喬伊·顧爾德為例，喬伊·顧爾德可以買通紐約州法院，但當摩根出現后，判決就變成了另外一種結果。大魚吃小魚，現在的中國人倒也不大驚小怪。

2、銀政結合。1892年，美國第22、24任總統克利夫蘭在回給美國某鐵路擁有者杰伊·古爾德的電報中露骨的說：“在我擔任美國總統期間，不會做任何傷害到商界利益的事情。”這位總統雖然政績糟糕，但非常講哥們義氣，1894年，美國鐵路工人罷工，克利夫蘭迅速派軍隊血腥鎮壓。他對為工人辯護的代表們說，“如果他們（工人）打算增加工資，不如要求我先解散美國政府。”同年卡內基鋼鐵公司工人也舉行了大罷工，鎮壓更為血腥，死傷慘重，工會領導者全部被判入獄，工會組織也從美國企業消失了。

現在一般人都很難分清，美國政府所做出的決策，究竟是來自美國總統辦公室或美國國務院，還是產生于高盛董事會或同學會私人聚餐的聊天中。高盛雖然是一家公司，倒更像是一家培養高級領導干部的學校，從高盛走出來的人，不但遍布美國政府權力的各個角落，也同時把觸角延伸到世界各地，那些數不盡數的徒子徒孫，對高盛高山仰止。在世界各國政府也包括中國的金融部門、財政部門，一聽到“高盛”兩字，有人就有了回故鄉的感覺。親不親故鄉人，很難讓人想象，高盛究竟給這些人吃了什么藥，在他們心里，沒有國家、民族這些概念，有的只是一個“高盛”。這同時也可以看作內外結合。如果說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政府是為摩根和洛克菲勒服務的，那么當今世界各國政府就是為高盛服務的。

3、銀基結合。有人形容美國各大投行和對沖基金是一根繩上的兩只螞蚱，比喻雖然恰當，卻不夠具體，更簡單和具體一點說，這兩者的關系類似于中國的商業銀行與地產商的關系，牛市的時候，兩者是穿一條連襠褲的哥們弟兄，銀行把錢借給地產商，以至還鼓勵和誘惑地產商多多貸款。這個時候的銀行不會擔心高杠桿率會造成信貸損失，因為買房子的蜂擁而至，房子越多越賺錢，銀行甚至還刻意擴大杠桿貸款規模，貸款越多回報越多。但熊市的時候情況就變了，銀行一方面不得不給地產商的假按揭放貸，另一方面又催著他們還貸。投行和對沖基金其實就是這么回事，只不過技術層面比這更復雜一些罷了。

從法律上說，美國的杠桿率是有上限的，然而由于“無券賣空”的存在，這個上限實際上只存在于理論之中。如果沒有“無券賣空”和杠桿機制，買入10000元股票，最大損失就是10000元，有了這兩個因素，損失就沒有上限了。杠桿率用中國麻將的規矩說，就是“滾”（驢打滾），“滾”和“跑”不一樣，“跑”是要用現金的，如果“跑”10元錢，無論是賠是賺，都是這10元；“滾”不需要現金，只是一個抽象的倍數，如果“滾”的單位是20，贏了就賺了20倍，輸了則陪20倍。這還沒有計算莊家、明杠、暗杠、點炮、自摸、明提這些因素，如果把這些因素計算在內，非賠傾家蕩產不可。倘或是亡命之徒，腰里揣著100元上去就“滾”20倍，一旦輸了，不掉腦袋算怪，跟賭徒不同，對沖基金要用自己手中的債券作擔保，賺了兩家分賬，杠桿率越高，兩家賺的越多，賠了則投行自負。問題是，當這些債券跌破了頭時，可能分文不值。雷曼就是這么垮掉的，一點不值得同情。

對沖基金已有很多專業人士詳細分析過，本書不敢班門弄斧，點到為止了。

4、銀學結合。跟中國一樣，很多美國學者也愿意為企業代言。曾經是美國“契約派”的領軍人物，著名的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1970年在一份公開聲明中說，“商界所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只有一個，——那就是提高其自身的利潤水平。”這樣的聲音在今天的中國甚囂塵上，“契約派”成員的很多人都是美國各個學科的領軍人物，從事著經濟學、法學、政治理論、社會問題和其他政策的分析和研究工作，或者是美國著名學府的著名教授，同時供職于“美國企業家協會”和其他研究所，美國各大報刊上給他們開辟了各種各樣的專欄，知恩圖報的企業或基金會諸如“奧林基金會”不吝巨資傾囊贊助。1991年“契約派”出版了《公司法的經濟學架構》，這本書的作者同時也是“契約派”的精神領袖，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及商學院教授丹尼爾·菲舍爾和美國巡回上訴法院的法官佛蘭克·伊斯特伯克，把企業行為界定為純粹私人性質的“契約關系”，這種“契約關系”是自發的和自愿的，具有至高無上的效力。他們的意圖很明顯，假如雇傭合同違反了勞動法，當以雇傭合同為準，因為這屬于“契約關系”，代表著自由社會的精神。如果本著他們這種精神，美國各大銀行不但可以拒絕雇用懷孕的女性，同時還可以為所欲為。

5、銀媒結合。99%還多的美國新聞機構和學術期刊都有財團們的股份，或者就是財團們創建的，譬如：通用電氣擁有國家廣播公司（NBC），西屋集團擁有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時代華納于1996年收購了特納廣播網，締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垂直整合媒體公司，而微軟在這些公司中都占有股份。總之，在美國，隨便一家媒體都不是獨立存在的。美國媒體的聲音，基本上就是這些財團的聲音。有時候所以會出現某種反對聲音，完全是商業利益需要。

6、銀法結合。1905年，紐約州立法機構決定對面包廠每周60小時工作制實施干涉，但被最高法院否決，否決的理由是，紐約州立法機構既無權剝奪工人超時工作的權力，也無權剝奪企業要求工人超時工作的權力，因為美國憲法賦予了美國企業要求工人超時工作的權力。判決依據來自《第十四修正案》，修正時間1887——1897年，這個修正案在美國憲法中至今依然完好保存。這個修正案規定：法人與公民享受同等待遇。因此美國的企業跟市民的房前屋后一樣，成了私人領地，無論在領地中發生任何事情，都不允許別人干涉。《第十四修正案》的宗旨是為了保護被解放了的奴隸、保護人權和自由，一不留神，給企業做了件大好事。好在如今的美國企業家還算厚道，否則他要是要求女職員必須裸體工作，那也是合法的。但要是換成中國，就很難說了，因為中國企業家都很“守”法。

7、銀戰結合。美國在海外用兵，無所謂正義還是非正義，說的通俗點，戰場就是市場，武器訂單和戰后重建，讓美國的財團滾雪球似的膨脹起來，另一大收獲是，通過戰爭，消滅了海外競爭對手。電影《巴頓將軍》家喻戶曉，也讓美國人引以為傲，最最高興的是福特汽車公司，這等于巴頓在為他們免費做廣告，二戰期間福特汽車生產線超負荷工作，僅福特吉普車就銷售了60萬輛，飛機、坦克、大炮、航母、大小戰艦……，二戰后美國經濟的繁榮，無一不與此有關聯。朝鮮戰爭期間，美國鋼鐵公司的銷售人員說：“我們的銷售根本就不是在賣東西，而是在給罵罵吵吵的客戶們分配東西。”最近美國社會又出現了一種聲音：要是能有第二次珍珠港事件就好了。

8、銀券結合。這個話題很大很長，先簡略的說幾句，后面將有單獨分析。中國人觀念里的商業購買工具就兩種：人民幣、信用卡。美國可不是這么回事，用中國人的腦瓜，永遠也想象不出美國人有多聰明，他們用來商業采買的金融工具比劉謙的魔術還讓人看不懂。美元只是一種傳統的貨幣，在金融市場所占的份額可能不到15%，信用卡所占份額大概也是這樣，信用卡消費總額大概在每年10000億美元左右，剩下的份額屬于名目繁多的企業和銀行發行的債券。以中國人的理解，這些債券應該不具有購買力，然而一當進入債券交易市場，就有了貨幣功能，債券購買人可以以市值為資本金，在世界市場上購買任何物資。但這只是一個小頭，大頭是叫做“信用違約互換”的那種東西，英文縮寫是CDO，這究竟是個什么東西呢？打個比方說，你從農行買了中糧發行的債券，豐年債券的價格就會漲，你就有回報，荒年抑或倒霉趕上三年自然災害，中糧破產了，債券也就白買了。為了保戶你的利益，農行告訴你，如果你每月交點錢給我，那么有一天中糧破產了，你把債券賣給我就是了，我一兌一的還給你。也就是說，你交給農行的錢就是用來購買信用的，如果中糧違約了，農行負責兌現信用，這就是信用違約互換。到2007年，CDO的發行總量是45萬億美元，看好了啊您，45萬億美元。美國2007年GDP總量是13.8萬億美元，等于說，美國人不吃不喝的干三年，還堵不上這個大窟窿。“無券賣空”和“杠桿貸款”看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其實也具有貨幣功能，很復雜后邊再說吧。總之你記住，美國各家銀行不但有發行貨幣的權力，還有擴張貨幣職能的本領比如令人談虎色變的“無券賣空”和“杠桿貸款”。

六

市場經濟的規律是，濫印紙幣會引發通貨膨脹和紙幣貶值。但現在美國卻出現了奇怪的現象，狂印美元的同時，通貨膨脹、金價上漲、美元升值同時并存。為了救市，伯南克擼胳膊挽袖子，幾個夜晚就印出1.15萬億美元，并迅速砸向市場。查爾斯·R·莫里斯統計，截至2006年底，外國人和外國政府持有的美元儲備是5萬億美元，其中主要以美國國債的形式儲備，美國人手中持有的美元有多少，至今沒有詳細數據，可能沒有，因為美國老百姓沒有儲蓄的習慣。歐洲央行2008年發布的數據說，2007年歐元全球流通量是6100億歐元，約合8000億美元，已經超過了美元在全球的流通量。這等于提醒伯南克，即便外國人手中持有的美國國債不兌現，假如美國財政部增發的紙幣進入流通領域，美元至少要貶值55%。

然而結果卻是相反的，美元不但沒有貶值，反而強勁升值，從2008年7月開始，美元已經有兩輪大幅度升值了，第一輪升值美元指數在三個多月的時間里上漲超過12%，這意味著對世界主要貨幣美元升值12%。目前第二輪升值還沒有結束，而2009年下半年美元還要有第三輪升值。

斯蒂格利茲的理論在這里已經分文不值。一方面是紙幣泛濫，另一方面紙幣又大幅度升值，根子出在哪里呢，就出在石油期貨市場上，有人在惡意的操控油價。目前的國際油價維持在50美元左右/桶，2008年油價最高點位是147美元/桶，和現在這個價格比較，下降了將近100美元/桶，相當于下降了66%，這實際上等于美元購買國際原油的能力提高了66%，也就是說，當美元和石油掛鉤以后，現在的美元升值了66%。伯南克印制1.15萬億美元只不過才使美元貶值55%，而當油價下降66%后，即便增發1.15萬億美元，美元還有11%的升值空間。但事實上這個空間遠不止11%，因為伯南克增發的1.15萬億美元主要投向債券市場。這意味著，就算伯南克狂印3萬億美元，美元也不會貶值的。

在中國人看來，美元升值對中國是利好，至少不用為手中巨額的美國國債擔心了，同時還能擴大中國對美出口，扶持危難中的中國制造業，很多中國學者都持這種觀點。但是他們卻沒有思考過，美國人這么做的動機究竟出自何處？

曾幾何時，以巨額外匯儲備為后盾，中國很多企業摩拳擦掌，準備趁美國經濟危機之際掀起一輪并購美國企業的狂潮，但現在他們都傻眼了，美國企業不但沒有變成大白菜，反而比以前更值錢了，昨天收購一家美國企業，可能要花10000億人民幣，現在沒有15000億人民幣別想拿下來。從這多出的5000億人民幣中，美國一下子就能撈回去800多億美元。

美元升值對中國外貿出口也不會有太大幫助，因為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限制了美國普通消費者的購買力，2008年高盛提供的數據顯示，2007年2月至8月物價指數月率平均增幅僅為0.13%，但2008年CPI增長率卻高達0.39%，月率增幅推動總體CPI和核心CPI年率增幅分別接近4.5%和2.5%。以這樣的增幅分析，美國普通消費者對中國外貿出口不可能有作為。但同時美國大財團的實力卻因為美元升值大大提高了。這真是一著妙棋，其一、經濟危機不但沒有損害美國財團的利益，相反還讓美國財團從中獲利；其二、中國對美出口并沒有因為美元升值而同步增長，相反還持續下降，同時中國對美采購卻要消耗更多的人民幣，這無疑消減了中國的貿易順差。這個結果意味著，美元貶值吃虧的是中國，美元升值吃虧的還是中國。反觀美國，美元貶值占盡便宜，美元升值依然占盡便宜。

金融危機對美國來說損失的只是幾個金融皮包公司，但美國并沒有吃虧，美國通過這些皮包公司，已經賺夠了本，那些垃圾債券早已經轉到了其他國家手中。時寒冰在個人博客中披露，中國的外匯儲備中，次債份額超過了5000億美元。日本的損失也不少，日本產經新聞社披露，截至2008年3月，統計出來的數據顯示，日本各大金融機構2007財政年度損失已逾1.9萬億日元，他們分析，隨著次債危機的加深，日本的損失將會更大。日本究竟損失了多少，好面子的日本人肯定不會說的，但從三菱證券那種“羊愛上狼”的交易中，日本的損失肯定不會少于中國。李溦和黃小軍在書中描述，三菱證券在摩根士丹利股票價格一個星期下跌了70%時候，居然還答應按照原來的股票價格進行交易。

究竟該怎樣分析各國的損失，只要觀察一下各國央行向本國商業銀行注資的數額大致就看懂了，但中國要另算才行。2008年美國次債危機發生后，俄羅斯三個月就損失了外匯儲備的35%，俄羅斯的外匯儲備曾經高達6000億美元，目前只剩下240億美元支撐著俄羅斯龐大的金融體系。俄羅斯國內有人把責任推給普金，這是別有用心，普京純屬代人受過。普京是1999年12月31日接葉利欽班的，而這次金融危機的禍根是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期間埋下的。為了彌補國內財政赤字，當時的俄政府一方面向西方大舉借債，另一方面大量發行年收益率30——70%的債券，為了賣出債券，當時的俄央行出臺了一個強制性條文，命令各家銀行至少要購買5000億盧布（舊）的債券。

債券回報率高達30——70%，看似很劃算，但由于到年底時俄羅斯通脹率已高達70%，實際上會給債券持有人帶來很大損失。有人形容當時的俄羅斯盧布不如手紙，這個形容并不夸張，盧布（新）對美元的比價從年初的6∶1猛跌到17∶1，非官方的銀行間交易價為22∶1。以年收益30%的債券為例，如果你購買了10000盧布，到年底會變成13000盧布，按照官方比價可能兌換764.70美元。按照非官方比價可能兌換成590.90美元。但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兌換時銀行會告訴你，盧布已經貶值70%，1998年12月底，俄羅斯通貨膨脹率高達70%，也就是說，原來的100盧布，現在只等于30盧布，10000盧布等于3000盧布，13000盧布等于過去的3900盧布，即便按照官方的兌換比價，你只能得到兩百多美元。按照非官方的兌換比價，你的損失就更大了。而如果你不買這些債券，或者購買后以20%的損失（官方和非官方間的兌換比）讓“利”轉手，然后購進美元，至少可以兌換成8000÷17=473.70美元。

為了彌補預算赤字，當時的俄羅斯發行了大量的短期債券，規模可能占赤字財政的80%。俄羅斯央行當然是占便宜了，吃虧的是商業銀行和普通老百姓，商業銀行為了減少損失，不得不低價甩賣，以5損1的比例廉價賣給了西方銀團和金融炒家。交易完成過后，俄羅斯各家銀行為去一大塊心病而覺得撿了大便宜，西方銀團和金融炒家覺得這個底抄的很值。1998年美國通脹率幾乎為零，這意味著美國不缺錢，短期國債是負利率，10期國債利率也不高，顯然，抄底俄羅斯就是金融炒家們最正確的選擇，遂集體行動，給俄羅斯債券市場來了個大掃除。

2007年，俄羅斯經濟大翻身，油價先是在66美元/桶高位運行，到第四季度一蹦高沖上100美元/桶。石油讓俄羅斯發了大財，外匯儲備高達6000億美元，相比俄羅斯火熱的經濟形勢，美國經濟則危機四伏，美元在俄羅斯失寵，俄羅斯人爭先恐后的拋售美元，從2007年1月開始，美元兌盧布匯率跌破1∶26后便一路下滑。俄羅斯人開始后悔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2007年第四季度當油價突破100美元關口的時候，俄羅斯人為自己過去的短視頓足捶胸。

就在這時，戲劇性的場面出現了，俄羅斯天隨人愿，市場上有人開始拋售當年的俄羅斯債券，但現在這些債券身價已經十數、數十倍了，所以幾天時間，俄羅斯外儲就消失了35%。當年收購這些債券的時候，金融炒家和西方銀團也就花了幾十億美元，現在換回來的2100美元。俄羅斯用了8年時間，吸干了腳下的一大座油湖換來2100億美元，旋即進了別人腰包，以目前的油價計，這座油湖的油量是42億桶。

郎咸平教授的看法當然也是有道理的，但這個因素，他顯然給忽略了。經濟學家永遠也搞不懂金融危機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因為他們不知道站在金融炒家的利益上思考問題，而是站在他們的對立面思考。當索羅斯說油價要漲到200美元的時候，其實他已經悄悄地出貨了，而經濟學家們考慮的是，在147美元/桶的時候，應該多吃盡一些石油，免得便宜都讓炒家們占去。一個人在出貨，另一個人在接盤，這就是金融危機。要想切實理解金融危機，首先必須把自己定位成國際金融炒家，如果炒家換成你，你該怎樣運作。

但接盤的不僅僅是中國、日本、俄羅斯，還有全世界：蘇格蘭銀行、瑞士信貸、德意志銀行、巴黎銀行旗下的三大投資公司血本無歸、兩家澳大利亞對沖基金罪有應得、德國商業銀行、IKB德意志銀行……

中東石油王子們的損失可能最大，在全美國9000多家的對沖基金中，可能都有他們的股份，當然，對這些1600億美元還不夠吃一口的王子們來說，二、三萬億美元的損失，不過就是吃飯時不小心咬了一下腮幫子而已。

無論怎么分析都讓人覺得，美國的金融危機是有預謀的，并且蓄謀已久。從拉高油價開始，以油價暴跌結束，美元由漲到跌，再由跌到漲，財富在全世界轉了一圈，最終又回到美國財團手里。

伯南克把美國金融危機歸罪有中國人熱愛儲蓄，包括查爾斯·R·莫里斯也持這個論調。真應該拿老大的板子狠狠的拍打他們的屁股，讓這些習慣于屁股決定嘴巴的人知道，屁股犯了錯誤就該打屁股。

金融危機不是中國人儲蓄造成的，也不是歐佩克造成的，而是美國空手套白狼的經濟模式造的孽。

1960年代末期，隨著日本經濟的迅速崛起和歐洲經濟的繁榮，小馬拉大車的美元，已經無法承擔世界儲備貨幣角色的重任，到1970年美國已經寅吃卯糧，貿易盈余僅為17億美元，美國經濟事實上已經停滯了，通貨膨脹率高達6%，黃金儲備迅速減少，即便沒有1973年的石油危機，美國經濟也要衰退。這也正是尼克松放棄每盎司黃金44美元固定兌換比例的原因。浮動匯率的實施，讓美國的貿易伙伴們一夜間貨幣貶值20%，損失最慘重的是日本，他們手里攥著的全是美元。法國人氣的破口大罵，我們辛辛苦苦的把閨女養大了，卻必須讓美國人先過夜。美國人既然如此霸道，歐佩克當然有權提高油價，美國人憑什么用硬紙片來交換我們的石油。

美國人自知理虧，再后來那些經濟學權威和社會學權威，眾口一詞的把美國1970年代的經濟衰退歸咎于“嬰兒潮”，他們一般這樣評價：六、七十年代的潮水般長大的美國青年，擴大了社會福利開支，而且這些青年不學無術，沒有一技之能，只會大架斗毆搞文化大革命運動，致使美國生產效率和生產力雙雙下降。拉不出屎怪茅樓，幸虧那時中國閉關鎖國，否則中國就會成為第一被告。

事實上要給美國六、七十年代的青年平反也不難，只要我們搞懂貨幣擴張是怎么回事就一目了然了。

美國經濟學家們熱衷于貨幣擴張，為什么要貨幣擴張呢？為了擴大消費，為什么要擴大消費呢？為了讓企業回收足夠多的資金投入生產。要害就在此處，好好的企業怎么就沒錢投入生產了呢？原因不外乎兩點，一是企業把資金都投入到擴建廠房和購買新設方面了，造成開工無力，用老百姓的話說，蓋了房子就沒了娶媳婦的錢。二是工人的工資太低，較低的消費能力不足以支持企業擴大生產。這二者是因果關系，于是就形成了惡性循環，工人工資越底，企業就越是收不回錢來，企業越是沒錢，工人工資就越低。那么怎樣才能擺脫這個魔咒呢？答案是：多印點紙幣給工人增加工資。“1971年，尼克松政府超額印發了10%的美元，這是美國歷史上（到那時為止）貨幣增長率最大的一次，于是，經濟增長率服服帖帖的開始復蘇。”莫里斯語，“到1972年大選時，再次恢復到超過5%。”

看到這里，不要說那些自詡為市場經濟的理論家們，就算是凱恩斯復活，他也得心服口服，——美國經濟停滯不前，跟“嬰兒潮”沒關系，跟歐佩克沒關系，跟中國人愛儲蓄沒關系，旨在于美國資本家一口吃個胖子的貪欲思維。

從法律上說，或者按照布雷頓森林協議說，世界各國誰都有權利貨幣擴張，唯獨美國不應該享受這個權利，這是美元作為貨幣領主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因為美元是金本位的，別人貨幣擴張后對美元會有相應的貶值，美元并不會受到損傷。但美元如果實行貨幣擴張，就等于領主拿著紙片子強行索取物資，它靠的是權力，而不是背后有多少黃金。如果沒有領主權，華爾街的金融販子就算再有本事，也沒人用真金白金購買他們的紙片子。但正因為有了領主權，華爾街的概念美元就都成了財富，隨便設計一個概念貨幣，甭管它是垃圾還是有毒的廢棄物，只要它的名字叫“債券”，就能從別人的手里套來真金白銀。

七

接著上一節的話題，我們對世界各國和地區的經濟做一個簡略的分析，如果你是美國財團或者是國際金融炒家，應該把目光落在哪里？

繼續盯著華爾街？只有傻瓜才會做這樣的選擇，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至少在未來的10年里，不會有人對美國金融市場感興趣。美國的房地產？如果美國經濟再次轉型，房地產業將首當其沖遭到拋棄，中國政府已經做出了正確的選擇，美國政府也不會看不懂，靠房地產拉動經濟等于養一只老虎為自己狩獵，當獵物被吃光以后，下一個獵物就是自己——國家。美國政府當然有義務和責任為美國公民提供居所，但目前這種靠房地產投機拉動經濟的模式肯定會改變，也許，美國政府將不再鼓勵甚至限制人們擁有第二套房，除非你能證明第二套房不是用作投資。

收購俄羅斯石油公司當然求之不得，但目前還不到時機，俄羅斯雖然再次遭到金融危機，然而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今日的俄羅斯非從前的俄羅斯，兩次金融危機沒有任何可比性，這次金融危機雖然來勢兇猛，但俄羅斯既未傷筋更未動骨，而且就算是傷筋動骨，一向對美國深懷戒心的俄羅斯，也不會把自己的經濟命脈——石油，交給美國人打理。對美國財團和國際金融炒家而言，除了石油，目前的俄羅斯幾乎沒有可以選擇的投資品種。

再次抄底石油期貨？目前這個價位做作短線不是不可以，但絕對沒有供大資金長期投資的價值。

冰島已經垮了，海外資產目前已被凍結，作為對這種凍結的回應，冰島政府接管了銀行，這意味著，冰島欠西方各國的債務有了一個明確的說法，你欠我的我不用你還，我欠你的也別想要。冰島靠金融產業致富，然后摔倒在這個產業上，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個只有31萬人口的海洋孤島，從今后可以自謀職業了，繼續捕魚撈蝦大概是最好的選擇。

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是西歐的北大門，在經濟上也是西歐各國的防火墻，金融危機發生后，　匯豐環球外匯交易策略主管潘達維(David Bloom)說：“挪威克羅諾(krone)是終極的避險天堂。它可能是全球最佳貨幣。”果然不負潘達維厚望，短暫的貶值后，克羅諾牛氣沖天，從2009年初開始演繹了一場波瀾壯闊的升值行情，三個月時間里，兌美元已升值3%，兌換歐元升值了11%，這不由得讓人想到身高馬大的挪威女足，綠茵場上氣勢如虹。瑞典、芬蘭經濟有濃郁的計劃成分，銀行牢牢地掌握在國家手中，錢當然是私人的，但怎么花，必須由國家說了算。獨特的北歐模式，讓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在金融危機中獨善其身，深思的同時，我們應該想到，馬克思主義不是美國人說的那么糟糕。

英法德雖然身陷困境，但這些國家有前車之鑒，尤其是英國，自從當年被索羅斯狠狠地敲了一筆竹杠之后，軍情五處就盯上了這個擾亂國際金融秩序的兇手，英國應對金融危的方法很簡單，只要你美國印美鈔，我們英國就印英鎊，以毒攻毒，不改歐洲海盜們打架的老規矩。目前看，英法德與中日俄聯手的趨勢越來越明朗，日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所以作出讓步，增加其它國家在該組織的發言權，顯然是群策群力的結果，但盡管如此，大家也未必完全滿意，雖然還不會搞出一種國際貨幣取代美元，但未來這些國家間的貿易結算，肯定是盡量不使用美元。南歐諸國意大利、希臘、西班牙在金融危機中與歐盟保持統一立場，這不但增強了自身抵御風險的能力，也增強了歐盟反擊美國財團和金融炒家的實力。其他南歐國家可以忽略不計，經濟本身就一直不咋地，沒人去哪里投機。

歐盟最大的軟肋是新加入歐元區的中、東歐國家，捷克、羅馬尼亞、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烏克蘭及波羅的海三國都是重災區。這些國家受災的原因別無二致，市場拱手于人，近乎成了西歐大國商品的傾銷地，但手頭又沒錢，所以就從西歐各國借錢消費，公共債務越積越多，本國貨幣大幅度貶值，經常賬戶赤字高達20%。美國人敢于借錢消費，是因為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還不上欠款，多印點就是了。但這些國家被加入歐元區的喜悅沖昏了頭腦，以為這就可以過上共產主義生活了。據國際金融協會統計，這些國家從西歐銀行貸款的總額高達3.675萬億美元。這其中至少有50%屬于死貸。病急亂投醫，這些國家現在厚著臉皮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伸手要錢，但IMF的錢是好要的嗎？G20會議上，中國答應向IMF注資400億美元，這絕對是冤大頭，心懷鬼胎的歐盟各大國，雖然因內部分贓不均爭吵不休，雖然與IMF一直齟齬不斷，但在對付中日俄的問題上，總是能保持高度默契。最可恨的就是原東歐那些社會主義國家，為了討好歐美大國，討得殘羹冷炙，一直充當西方大國反華戰略的馬前卒。中、東歐的許多國家基本上都屬于流氓國家，跟越南沒有質的不同，把錢給他們就等于喂了狼。

仔細研究后發現，東歐各國的經濟危機與美國次貸危機并沒有直接關聯，而是西歐各國為了自保，金融危機發生后迅速從東歐撤回資金使然，有便宜只能西歐大國得，出了麻煩卻想甩給別人，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果真如此，豈不等于說，你跟婊子睡覺，要由別人買單嗎。中國不需要這些婊子，對他們的妓術也不感興趣。但是我們也得看到問題的另一面，既然老鴇們跑了，用低廉的價格把妓院盤下來，將來也沒準有大的回報。相信美國財團和國際金融炒家也看懂了這道理。

眼光越過地中海是廣袤的非洲大陸。突尼斯是摩薩德搜集阿拉伯國家情報的集散地，貿易嚴重依賴歐洲市場，靠旅游賺外匯，國內生產總值300億美元左右，國內市場狹小，外國投資很少，大資金幾乎沒有回旋余地。埃及是農業國，但原材料和勞動力價格都很高，吸引外國投資的能力有限，自然也沒有多少投機的可能性。金融危機對非洲國家影響最大的是南非，南非經濟和美國財團聯系緊密，這次金融危機對南非影響很大，這證明，有些兔子連窩邊草也不放過。2008年10月8日南非《星報》說，中國是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一聽就知道是美國人的口吻，不值一駁。不過從中卻可以看出，南非越來越像美國的經濟殖民地，南非黑人真的獲得解放了嗎？令人懷疑。

非洲雖大，但能給美國財團和金融炒家帶來投資價值的鳳毛麟角，除非，他們敢于經受索馬里海盜和土著部落AK47步槍的考驗。

石油與戰火是中東永恒的主旋律，但精明的猶太商人和阿拉伯商人絕不會給美國財團和國際金融炒家多少機會。而且伊朗不容別人染指，伊拉克早已花落美國。

南亞有投機價值的只有印度，但印度市場封閉很嚴，外貿和金融自成一體，不容外國染指，國內金融市場無論是火爆還是冰冷，別人都沒有機會，印度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很強，印度國會議員有很濃郁的莊園主心態，一草一木不丟于別人。印度雖然已經實行市場經濟，但只是內部運營的市場經濟。印度經濟就像印度人的性格，總是那么悠哉游哉、不緊不慢，別人好的不得了時，他也不怎么好，別人壞的不可收拾，他也不怎么壞。沒有落差的經濟，等于沒有機會。

越南已經被抄家抽光了血，但現在就進場收購似乎為時還早，越南人的嘴巴現在還很硬，一方面滿臉堆笑的跟中國要錢，另一方面又跟中國耀武揚威。這是個不講信義的國家，從驅逐華僑開始，一樁樁一件件，處處與中國為敵。對付這樣的國家要不急不惱，只要記住金融炒家的招路就行了，每隔幾年，就給他曝一次光，要讓他徹底明白，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中國有實力的企業家要認真研究越南市場，越南經濟遠未到底，越南人不認為自己的經濟垮掉了的說法目前看還是有一定道理的，世界銀行2007年曾答應未來5年內向越南貸款40億美元，越南遭遇金融危后，世行肯定要收緊錢袋了。IMF一直都不看好越南，不要說目前囊中羞澀，僅有幾百億美元，就是有很多錢，也不會給越南，原因不言自明。

在IMF的框架下，中國要學會討價還價，尤其是對越南和東歐這些國家，絕不能濫施仁慈，否則與自虐無異。中國一定要嚴肅的告訴美國和IMF，亞洲有些國家和有些事務，必須由中國說了算，責任與權利必須對等。

除越南外，金融炒家在東盟難有作為，自經歷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除新加坡外，東盟其他成員國至今還在氣喘。

東亞國家，最讓美國財團和金融炒家覬覦的是中國制造業，假如中國政府不迅速出手救助這些落難的孩子，抱養一群將來不愁沒錢養老。就美國的國家利益考慮，如果能搞定中國的制造業，就等于幫助美國經濟轉型，這些海外企業，既能保證美國的消費需求，又能保證美國有充足的美元，而中國得到的不過是有限的稅收和工人們較低的工資。假如能實現這宏愿，雖然是在中國辦廠，其實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眼光向東是澳大利亞，在煙波浩淼的太平洋上，澳大利亞就像一朵水仙花，靜靜的開。澳大利亞為什么一枝獨秀，因為中國和日本明爭暗斗，讓澳大利亞的鐵礦石成了貴重金屬。世界三大鐵礦石生產廠家有兩家在澳大利亞，中日兩國從澳大利亞進口運輸成本遠低于巴西鐵礦石。假如中國房地產業持續低迷，澳大利亞經濟難免會休克，最近幾個月澳大利亞經濟已有初冬味道，資源行業的股價跌跌不休，企業深陷債務危機。美日兩國雖然是澳大利亞的傳統盟友，但自身難保，對澳大利亞眼睜眼閉。陸克文回天乏術，把全部希望寄托于中國經濟V形反轉。沒準，美國財團和金融炒家已經蠢蠢欲動，在澳大利亞企業關門的瞬間，從門縫間驚鴻一閃，中國要保持高度警惕，絕不能讓澳大利亞礦產資源花落旁門。拿好錢，該出手時就出手。

綿長的安第斯山脈，把南美大陸一分為二，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讓南美諸國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間左右逢源，成功地躲開了兩次世界大戰。但是，他沒能躲開美國財團和金融炒家，當馬島戰爭的硝煙散盡，阿根廷率先向美國財團敞開了大門，從這一刻開始，阿根廷告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向貧窮和落后國家靠近。阿根廷已經被美國財團廉價收購，包括世界頂級的阿根廷足球，后面站著的都是美國大老板。

智利沒有選擇阿根廷的道路，智利雖然是市場經濟，但不追求高速度，嚴格限制熱錢入境，1991年6月智利央行出臺了強硬措施，規定流入智利境內的短期資金必須拿出30%存入央行，而且不付利息。這個措施極大地提高了外資流入的成本，有效抑制了資本投機。同時智利央行積極扶持本國中小企業發展，培育民族工業。智利經濟的另一大特點是，財富分配上注意向底層社會傾斜，較好地緩和了國內階層矛盾。智利銅儲量占世界總儲量的38%，世界居第一位，銅價暴漲的時候，智利獲益巨大，僅此一項純收入就高達427億美元，相當于智利GDP的30%，這筆資金智利政府沒有亂花，而是存儲起來，用作減稅、提供補貼和救濟窮人。2009年1月，智利政府向國內170萬戶家庭每家都送了一個大紅包，相當于人民幣600元。蒼蠅不叮無縫的蛋，阿根廷經濟危機雖然對智利有影響，但影響有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智利人民很幸福。

秘魯經濟也屬于資源型的，世界銀行分析，2009年拉美地區經濟整體上萎縮，但秘魯、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將繼續保持增長勢頭。

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的國家，最近幾年巴西經濟發展很快，境內熱錢涌動，經濟一直在高位運行，私人消費是GDP的主要推動力，占GDO增長率的一半左右。2008年1月巴西外匯儲備高達2067億美元，但其中有900億美元屬于境外熱錢，這對巴西雷亞爾絕非好事。08年以后，巴西通脹率和利率都在高位運行，雷納爾兌美元貶值了60%。消費者信心開始下降，出口形勢及其不妙。2008年底巴西政府凈公共負債率的比重高達36%。截至2009年3月，巴西外債總額已達1926億美元。這一切都意味著，巴西經濟嚴重過熱。 假如你是熱錢的錢主，你的第一個選擇肯定是——撤離。

熱錢撤離將會給巴西帶來什么結果？不妨作一個簡單的計算，巴西外匯儲備2067﹣熱錢900﹣外債1962=負795億美元。

危險正在向巴西迎面撲來。

八

民工們知道，掙錢一定要去繁華的都市，哪里有建筑企業，哪里就能找到機會。金融炒家更懂這個道理。

仔細的讀者想必也已發現，凡是美國財團和金融炒家們的獵獲物，都是經濟表現非常出色的國家或地區。這些國家有這樣幾個共性，一是資金可以自由出入鏡，可以自由兌換；二是實行浮動匯率，巴西是個例外，最近幾年巴西雷亞爾放棄了與美元掛鉤。三是消費需求旺盛，老百姓手中似乎有花不完的錢。四是房地產業轟轟烈烈，買房子就像不要錢一樣，大家瘋搶。但這并非就意味著這些國家真的很有錢，而是說明熱錢流入太多，造成經濟的虛假繁榮。直到有一天，當政府和老百姓都覺得明天就是共產主義的時候，噩夢從天而降。

中國所以免于被國際金融炒家們暗算，受益于三個方面因素，一是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國際游資來去多有不便，他們雖然可以借助一些地下渠道把資金帶入中國境內，但成本很高，一般要支付10——15%的手續費，一來一去就是20——30%。這是“國際”慣例，中國外逃資金轉移也是這個價。成本高，獲利就必須更大，但中國證券市場并沒有可供高回報率的投機品種，大資金想指望一下子就賺幾十倍、幾千倍，那是癡人說夢，能賺一倍就頂天了。扣除證券交易稅、資金過境的手續費、證券交易代理費，能賺40%也就這樣。這樣的回報率對國際金融炒家而言，顯然是很不劃算的，如果把資金投入其他國家或地區，同樣的資金可能獲得幾十倍的回報。美國人制定的國際資本游戲規則，等于是開門緝盜，中國一定要堅持自己的規則，只要美國不對金融投機行為做嚴格的限制，就不能允許人民幣自由兌換。

二是銀行為國有。北歐三國成功防范金融危機的經驗說明，國家嚴格監控銀行是明智的選擇。銀行不同于其它企業，絕不能搞自由化，銀行可以是私人的，但資金怎么運作，必須接受國家指導。目前看，中國有些銀行就有點失控，假按揭肆虐，損失很大。

三是中國普通勞動者收入很低，房地產市場雖然火爆，但絕大多數老百姓都望房興嘆，靠炒房致富風險巨大，炒房難免會炒成房東。總的來看，中國商品房的主要消費者是中高收入階層，最近三四年，有些人購買了好幾套房，囤積居奇，準備將來大賺一筆。這些人都有點利令智昏，或者說是他們錯判了形勢。這些人認為，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是個不爭的事實，任何人都無法改變，所以他們相信，地方政府在個人利益和地方利益的雙重驅動下，會讓房價越漲越高。這些人要么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要么就是與權力圈聯系密切的，或者本身就掌握著很大的權力。其實這些人都是小聰明，根本就不懂政治，所以他們把現代社會視同封建社會。在現代文明社會里，任何一個國家政府和最高權力擁有者，都不會允許極少部分人肆無忌憚的巧取豪奪，否則必然引發社會大規模動蕩，他可能為了某種急需暫時對極少數人作些妥協，容忍他們得到某些額外的利益，但是，一當這種急需沒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就一定會改變策略，讓社會恢復秩序。另一個問題是，任何一個最高權力的擁有者，都不可能容忍極少數人架空自己的行為，無論這些人的實力多么強大，在最高權力擁有者的面前，其實都不堪一擊。

在2009年3月份之前，國內國外的很多人還認為，中國的房地產業帶動著中國GDP的半壁江山，放棄地產業會給中國經濟帶來致命傷害。但是短短一個月后，他們就不得不重新審視中國政府的決心，放棄房地產業也沒什么了不起。兩會后，中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新措施，鼓勵和扶持住房多渠道化，這說明兩個問題，一是中國政府不再把房地產業視同國民經濟的支柱型產業，從今后，這個產業將與其它產業一樣，不享受任何特殊待遇。二是中國政府把安居、醫療、教育從經濟行為中剝離，今后將更多的從民生角度去考慮。

讓我們記住2009年這個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時間，從這個時刻開始，炒房將成為歷史名詞。

中國下一步要做的，是從根本上扭轉外貿出口嚴重依賴美國市場的現象。中國美兩國經濟具有很強的互補性，美國是知識經濟，中國是傳統經濟，美國向中國出口的是智力商品，中國向美國出口的是體力商品。中國的體力商品成本很高，這些商品有重量、有體積、需要很大很多的廠房、倉庫、運輸工具、勞動力，消耗很多的原材料、燃料和人力和運力，同時對環境的破壞也很大。但這些商品的利潤都讓美國中間商和零售商拿走了，中國企業得到的那一部分，不是來自產品，而是來自工人的工資。查爾斯·德伯在向公眾演講時說：“大部分聽眾都穿著耐克或者銳步牌子的鞋。因此，我的問題往往會把討論的重點很快引向有關企業海外生產基地的工作環境。我們的話題常常涉及一些殘酷的事實——在印度尼西亞以及中國，來自鄉村的年輕女孩子走進制鞋工廠。在那里，她們為了一天掙到一美元而必須從事長達14個小時的工作。然而，如此低水平的收入甚至連她們自己的基本生活都無法保障。不可避免的，我們也會討論到相關企業從每雙鞋子中所獲得的豐厚回報——成本不足5美元的商品也許會以150美元的標價被出售。”一般的觀點認為，美國在海外的企業，給工人支付的工資比駐地國企業要高出一大截，那么我們可以想象，在本國企業里打工的工人，他們的工資將會低到何種程度？如果美國海外企業支付工資的標準是1美元/天，中國企業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就是1﹣X，這個X，就是中國企業從出口產品中拿到的“利潤”。

美國一直堅持認為，中國從對美貿易中獲益巨大，事實上中國的外匯儲備中沒有美國一分錢，這些外匯儲備來自中國工人的工資。美國人的工資收入占GDP的49%，中國人的工資收入僅占GDP的14%，中國企業的用工成本可能僅有美國企業的2%，中國企業用工成本不到企業總成本的10%。2003年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統計的數據顯示，2001年各國制造行業工人每小時工資美國是19.86美元，中國僅有0.53美元。為什么會有如此之大的差距呢？原因就在于美國中間商的蠻橫壓價，美國中間商不是按照美國產品成本費用構成比例的原則開價，而是對中國企業實施“特別關照”，產品本應合法獲得的利潤空間，全部被美國中間商和零售商占有了，中國企業只能打工人工資的主意。美國一些政客和非政府組織喋喋不休的指責中國侵犯勞工權益，卻從來不考慮美國中間商應該負哪些責任，事實上美國在華企業也黑透了，在中國新勞動法出臺之前，微軟、通用電氣、麥當勞等企業和美國商會都極力反對。針對這些企業的阻撓，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三大刊物之一《新聞周刊》批評說，這些美國企業，完全把中國當成了血汗工廠和廉價勞動力的供應基地。他們甚至還反對工人在這些企業里建立自己的工會。

從維護人權和保護勞工利益的角度講，美國國會應該通過一項法律，限制并制裁美國企業和中間商盤剝外國企業和外國工人的行為，如果美國議員們的確認為人權沒有國界，就不應該漠視美國企業和美國商人踐踏人權。然而美國的國會議員總是用另一種思維看待中美貿易問題，一方面要求中國減少對美出口，否則就對中國實施反傾銷措施，為此美國對中國輸美產品制定了苛刻的限制條件，甚至達到了雞蛋里挑骨頭的程度。中美貿易規則完全是由美方單方面制定的，中方只能被動的接受，而不能提出任何合理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國又要求中國更多的購買美國國債，以支持美國人的高消費。美國花中國的錢買中國的產品，同時又要求中國減少對美出口，倒讓人覺得，第一、中國強迫美國必須跟中國借錢，第二、中國用中國產品誤導了美國人高消費。按老百姓的觀點看，這老美整個就咱中國的一活爹，吃著中國還數落著中國，而且伺候不好還不行。

中國不應該像守財奴那樣過分追求外匯儲備，發展經濟的目的不是為了守著一堆美元過錢癮，有時間就拿出來數數，而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國首先應該著眼于國內，盡快改善人民的教育、醫療和居住矛盾，在致力于實現外貿結構均衡的同時，積極擴大內需，把市場轉向國內消費者。政治家必須從社會角度和歷史跨度上深刻思考經濟問題，而不是像經濟學家那樣，純粹是為了賺錢而謀劃經濟，這樣的發展模式會把中國帶入歷史周期，經濟學家的理論只考慮經濟成本，不分析社會和歷史成本。依照萊維·巴特拉的周期率分析，每隔30年社會經濟就要出現一次大蕭條，財富損失三分之一，這無疑等于說，如果這30年間GDP平均增長率是12%，那么有了這次大蕭條，GDP平均增長率就變成了9%，既然是這個結果，在設計GDP增長率的時候，定在9%豈不更穩妥。

像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沒有必要迷戀國外市場，國內消費增加10%，GDP至少會增加一個百分點。2008年中國社會消費總額是10.8萬億人民幣，增加10個百分點就是10800億人民幣。況且，即便我們有了很多外匯儲備，我們也不可能買到我們想要的東西，對美、俄、日也包括歐洲國家來講，中國永遠是他們遏制的對象，對因特爾來說，其最有價值的資產，就是設計微處理器的部分，對美國來說，其最有價值的資產就是知識資產。他們能賣給我們的，永遠是過時的產品。然而即便是這樣的產品，他們還要獅子大開口，我們用一列車的皮鞋換回來的不過才是波音飛機的一個艙門。

美國的智力產品成本很低，今天的美國企業，運行模式中已不再需要重要的生產性資產，正如托馬斯·A·斯圖爾特在書中說的那樣，“雅虎生產和控制用于為其金融網站服務的“原材料”的工廠，只是位于地下室里，標記著‘不許觸摸’字樣的三個服務器。”他們賣給我們的商品，是一個個沒有重量、體積和顏色的邏輯符號，是品牌和知識產權。但就是這樣一些幾乎沒有成本的東西，卻總是能狠狠的敲詐我們一大筆。

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壟斷，在讓發展中國付出巨大代價的同時，不但使發達國家財源滾滾，同時也是這些發達國家要挾和欺凌發展中國家的殺手锏，當他們擁有了這些高科技手段以后，就不許別人衛星上天了。甚至包括私人企業，都對別人進行種種限制，比如微軟，它的東西別人就得搭配著買，否則就沒法用，以這樣的強盜邏輯而言，難道說，娶了一個漂亮妞，就必須把她們家瘸腿的妹妹也捎上不成，而微軟的規矩是，漂亮妞和瘸腿妹妹是連體嬰，你買也得買，不買也得買，并且還只能使用她們家生產的連體牌安全套。保護知識產權不等于知識壟斷，更不等于用知識產權敲別人竹杠，這不是賣產品，而是在賣抽象的概念，人們很難相信，一片安乃近大小的電路板，就可以賣到3、4美元，這不由得讓人想到當年的哥倫布，用一船玻璃球從印第安人手里換回來一船黃金。

在中美貿易中，中國扮演著童養媳的角色，可以明確的說，中國經濟學家用市場換技術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技術在不斷更新，但我們不能永遠出讓我們的市場。而且用市場換技術無論社會成本還是經濟成本都是巨大的。要改變這個被動局面，中國就必須改變思維模式，不是用市場換技術，而是用重金買人才，雖然是重金，但相對市場而言，其實是微不足道的。打個比方說，美國硅谷的高級工程師年收入最高的可能數百萬美元，低者幾十萬美元，看似工資很高，實際上要是跟花在購買美國高技術產品上的錢比較，不過九牛一毛。

中國不能老盯著外匯儲備，要把外匯儲備變成生產力。中國在科技研發方面的投入都不及美國零頭的五分之一，2004年度美國在科技研發方面的投入是2922億美元，中國只有156億美元。中國的“硅谷”搞了近三十年，實際上一直充當著美國信息產業產品代理商和推銷員，那些所謂的軟件公司，從股市上圈來錢，不是用作產品研發，而是用來繼續圈錢和搞房地產開發，那些軟件業減名人，熱衷于出名和寫論文，除了激光彩排，再沒有一樣拿得出手的東西。

中國的信息產業不能指靠私人企業，必須以國家為產業主體，大量的從歐美和印度引進人才，我們再不能盲目相信中國電子工程師們的豪言壯語了，他們除了開發一些兒童游戲，賭博、算命之類的東西，乏善可陳。

九

知不足而后學。

現在來看，美國經濟空心化雖然頗遭非議，但美國執意發展高技術的國家戰略是無比英明的，這一點只要讀者一閱托馬斯·A·斯圖爾特的《“軟”資產》就會心悅誠服。雖說軟資產是多維組合，包括管理、售后服務、情緒智力、品牌、變異思維等多種因素，但只有當信息產業出現，這些因素才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在過去，波音公司如果要對自己飛機的質量和各項性能指標作技術分析，就必須派出員工攜帶儀器走訪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用戶，但現在波音公司總部的技術檢測部門通過互聯網可以直接訪問每一架飛機內部的計算機系統。今天的噴氣客機駕駛員座艙內除了有復雜的計算機和通訊系統外，還有1000多個微處理芯片，通過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波音公司可以隨時掌握每一架飛機內部幾十萬個零部件的安全狀態。更令人感到驚訝的是，現在的汽車比當初人類登月時用的登月車裝配的計算機還多，這些輸入了大量信息的汽車，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代步或運輸工具，而是一個個現代指揮中樞、公司和一座座現代化的流動工廠，譬如為建設跨海大橋而專門設計制造的罐裝混凝土運輸車，車內復雜的計算機系統，把配料、溫度、攪拌時間、路途時間都精確得不差分毫，而且這些數據一經生成其變化情況就會在工程指揮中心的電子屏幕上顯現出來。工程指揮中心可以通過與市內交通指揮中心聯網，讓駕駛員從屏幕上獲得最佳行走路線。

這些變化告訴我們，當建筑業分享信息革命好處的同時，信息產業無疑是最大的贏家。雖然至今還沒有一個具體的分析，說明其他產業從信息革命中的獲益與信息產業本身獲益的比例關系，但僅微軟公司的事例就足可證明，這個比例一定是非常懸殊的，1975年，當比爾·蓋茲從Basic語言及源代碼轉讓中收獲到18萬美元的時候，龐大的波音帝國甚至認為，這只是一個天才兒童在玩耍兒童游戲時賺了點外財而已，然而25年以后，這個玩著兒童游戲長大的孩子，個人財富竟然超過了1000億美元，其公司市值是4204億美元，同一時期，波音公司市值是350億美元，通用電氣被稱為美國經濟的領頭羊，市值也僅僅是3325億美元。在互聯網還沒有進入商業化之前，有人嘲笑因特爾公司是異想天開，面對比爾·蓋茨的這個空前巨大成就，誰還敢說互聯網僅僅是供兒童們玩樂的東西。

2000年，美國最大的汽車網上銷售商通過互聯網銷售了價值15億美元的汽車，當我們分析它銷售成本的時候發現，傳統廣告費用有了較大幅度的下降，因為在互聯網上做廣告，給一個人看與給一億人看的成本是一樣的，但卻增加了另一項成本——網絡支出，這筆費用通過不同途徑流向了那些形形色色的信息產品制造商和網絡運營商，這可以用一個圖形來表示：

但我們現在看到的僅僅是一家公司給信息產業所作的貢獻，而事實上美國有99%甚至更多的企業都開通了電子商務，不僅于此，這些公司還把廣告、咨詢業務、售后服務、資金往來、會議辦公、數據分析、文件傳輸、跟蹤調查等等統統搬上了網。美國一家公司的統計顯示，每年全世界要生產700——2400兆兆字節的新信息，每兆兆字節都等同于100萬本普通的書籍，那么我們不妨想象一下，從這些信息的傳輸中，信息產業將會得到多么巨大的收益。

電子商務教父杰夫·貝索斯是亞馬遜網上書店的創始人和CEO，他從一間電話亭大小的“公司”做起，4年后，亞馬遜書店的市值高達300億美元，這個數字等于美國兩家擁有百年歷史和一千多家連鎖店的書店的市值之和。亞馬遜書店能夠為顧客提供4700萬件包括圖書、CD、DVD、游戲軟件等貨品，亞馬遜書店就是分布在全世界各個地區的一些城市地下室里的一臺臺電子計算機，亞馬遜書店的倉庫就是他的數據庫，這個數據庫能夠為顧客提供想購買的幾乎任何一種圖書、音像制品或游戲軟件。亞馬遜書店有超過40萬種的商品，這些商品比傳統銷售形式要優惠40%。然而亞馬遜書店既沒有辦公樓、門市房，也沒有倉庫。在供應鏈中，信息替代了存貨，這個做法同樣適用于制造業，福特汽車的工程師馬克·菲利浦說：“上述做法意味著，我們可以去掉整個建造金屬原型的階段，以及在開始建造生產線之前，就可以知道所設計的生產線能夠有效運行。”托馬斯·A·斯圖爾特分析認為，用虛擬生產線來代替實物原型的做法，每年可以為福特汽車創造約2億美元的價值。而對于圖書行業而言，沒有庫存幾乎就意味著不需要流動資金。因為在零售業中，流動資金主要是用來支持庫存的。如果依靠實物資產或者說是傳統的書店，像Barnes & Noble和Borders這樣的大型書店，一千家連鎖店如果每家都要保持足夠多的商品，僅資金沉淀一項可能就高達上百億美元。

在信息時代，亞馬遜書店無疑是個大贏家，但更大的贏家是美國和美國的信息產業。1990年美國經濟學家們還在懷疑，美國在信息技術上的投資可能無法得到正比回報，然而1994年以后，再沒有人爭論這個問題了，因為，美國勞動生產率正在以每年2.8%的速度遞增，大約是20年前平均增長率的2倍，而上述增長的一半來自信息技術和軟件。同時也為社會提供了巨額的就業機會，2006年美國商務部的統計顯示，美國一半的勞動力都受雇于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的主要供應商或使用者。事實上，在家庭計算機出現以后，傳統就業觀念就被徹底打破了，人們足不出戶就可以得到一份工作或者開辦一家公司。8086是一個讓90后孩子們陌生的詞匯，然而正是這個如今看來老掉牙的計算機和他所應用的笨拙語言，不但把人類帶進了信息時代，同時還成就了數不清的曾經的無名小卒，有人靠開網站躋身IT名流，有人靠在網絡上寫字、唱歌、繪畫躋身文化和娛樂圈，有人靠網絡上開公司成了商界名流，還有些人更為聰明，在網絡上出售照片、視頻、音頻或者聊天賺的溝滿濠平。在信息時代，資金雖然還是重要的資本，但已經不是唯一的資本，因為，人腦對信息技術的理解與發現，甚至是比資金還重要的資本。就理解層面而言，只要學會在網絡上推銷自己，就等于跨進了成功的大門；就發現層面而言，Basic語言可以締造神話，發明鼠標同樣可締造神話，還有人發明了U盤，于是誕生了另一個神話。

2000年，美國雖然有60%的公司還沒有建立自己的電子商務戰略，但即便如此，美國企業間通過互聯網進行的購銷金額也已經達到了3360億美元，但五年后也就是2005年，全球網上企業間銷售額高達6.3萬億美元，大約是總銷售額的42%。大概直到這個時候，全世界才恍然大悟，美國政府為什么早在1985年就作出了修改知識產權法的奇怪舉動。

擔任過英國大型計算機服務公司ICL首席專家的伊麗莎白·朗克曾經回憶說，1998年ICL與微軟公司建立了戰略聯盟，我突然意識到，微軟的技術知識是極其重要的戰略資產。”很顯然，伊麗莎白·朗克不夠聰明，事實上豈止微軟的技術是重要的戰略資產，包括互聯網都是美國最為重要的戰略資產。

從法理上說，當互聯網商業化運營以后，ICANN對所有的客戶都應該一視同仁，IP協議一經簽訂，它就必須嚴格遵守合同，因為它收了客戶的錢。事實上遠非如此，正如美國所有的私人公司一樣，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后，即刻斷絕了與軸心國的貿易關系，此前雙方簽訂的所有商業合同都不再有效。同時從ICANN這個機構的性質上，我們也能推理出它只代表美國的國家利益，ICANN明確的承認，它是一家非盈利性機構，職責就是監察com、.net、.org的頂級域名的分配。這等于告訴我們，ICANN認為它是在免費為客戶們義務工作，雖然ICANN靠域名斂財是不爭的事實，域名販子瑞恩·杰克遜在他的《域名評論》一書中披露，2005年以后，域名注冊每年給ICANN帶來的收入不下3000萬美元，而它每年收取的年費可能多達3億美元。至于美國的網絡運營商VeriSign，從COM、NET、ORG中更不知賺了多少，自VeriSign與ICANN簽下了代理協議，股票的價格不到數月就從幾美元沖過了200美元。

有人指責ICANN與VeriSign聯手敲詐消費者，但這又怎樣？既然ICANN認為他僅僅是一家非營利性機構，那么它就有權利自由尋找合作伙伴，同時也有權利隨時中止與任何一家客戶的合作關系，把這家客戶的IP地址從主根服務器上刪除掉。對于普通的網民而言，在一家網站上的IP被刪后可以另擇一家網站，此地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但是如果一個國家或這個國家的門戶網站的IP都被刪除，這個國家就等于被解除了武裝。雖然客觀上不存在ICANN封殺歐洲客戶的可能性，但歐洲互聯網域名注冊機構一直要求ICANN與客戶簽訂正式的商業合同，而不是目前這種既非商業性質亦非官方性質的無法律效力的草簽。歐洲互聯網域名注冊機構的目的很明確，一是通過正式合同確保自身的利益不受傷害，二是即便因某種原因受到了傷害，將來也能通過這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索賠。但ICANN王顧左右而言他。而美國政府則明確指出，美國商務部對頂級域名清單有最后準駁權，美國政府絕對不放棄對主根服務器的控制權。

對于美國政府的強硬聲明，有人指責美國是搞霸權主義，一是借助主根服務器控制世界，二是壟斷性經營互聯網。應該說這兩種因素的確都存在，而且不特如此，在計算機的系統軟件上，也存在著以上兩種因素。除微軟、因特爾、蘋果等少數幾家美國公司外，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開發的應用軟件，都可能會因為缺乏系統軟件源代碼而發生與系統軟件互不兼容的現象，譬如，河北省人事廳設計的計算機等級考試系統，與微軟的系統軟件就存在沖突，使用河北省人事廳的這套軟件之前，就必須卸載微軟操作系統。印度號稱軟件大國，全世界70%的軟件都是由印度開發的，可是，軟件的核心程序也就是涉及與源代碼銜接的那一部分程序，都是由美國公司在絕對保密狀態下單獨完成的。這不由得會讓人想到可口可樂那間密室，只有在飲料中勾兌了由這間密室里提供的“味精”，這種飲料才叫可口可樂。

2004年后，微軟雖然公布了部分源代碼，但這是毫無意義的，正如可口可樂公開“味精”中的大部分成分一樣，準確的說，只要其中一種成分不公開，那么部分公開與不公開沒有任何區別，缺一不可。

從純粹的技術角度講，獲得源代碼并非很困難的事情，一些天才的程序員完全可以破解源代碼的秘密，但是，由于美國法律為知識產權提供保護，即便破解了源代碼，也無法使用，否則就侵犯了別人的知識產權。由于這個因素的存在，源代碼事實上就成了企業和國家最有價值的商業資產和戰略資產，就這個道理說，微軟出售的實際上是源代碼。軟件和源代碼的關系就好比巫師與咒語一樣，真正值錢的是咒語而不是巫師。假如先入為主的商業規則不改變，那么我們無論怎樣氣憤，都只能接受這個事實，這沒有辦法，因為互聯網技術起源于美國，并在美國發展起來，除非我們不打算參與電子商務和網絡生活，否則我們唯一的出路是另起爐灶，再下一代互聯網建設上捷足先登。

辯證的分析，美國的做法雖然讓全世界感到難以接受，但如果換位思考一下，或則說，如果互聯網技術不是起源于美國而是起源于俄羅斯、歐洲、日本或者中國，這些國家肯定也不會放棄既得利益，道理很簡單，誰也不會把自己的東西拿出來與全世界共產。

以往我們講知識就是財富，這只說對了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知識就是權利，誰掌握了某種新知識，誰就在該領域獲得了主宰別人的權利。譬如美國率先掌握了信息技術，自然就擁有了在信息領域發號施令的權利，在商業時代，規則永遠青睞先行者，比如中國人發明了激光照排技術，目前第八代激光照排系統已經搶占了全球90%的華文市場，那么毫無疑問，在這個領域，中國就擁有絕對的話語權。

展望下一代互聯網技術，可能不會再由一家壟斷，它可能會像電話網一樣，不需要一個總的中樞控制系統解析，城際間就可以自由訪問。

十

近年來，GPS已被中國人廣泛的熟知，這是一個全球性的無線電導航、定位和定時的多功能系統，但至于這個多功能的系統其功能究竟多在哪里，不要說普通的中國人搞不懂，就連美國政府也不一定都搞得懂。從理論上說，美國的電子工程師和軟件工程師必須遵守美國法律，除了要完成美國國防部及情報機構交辦的規定“動作”外，不得在芯片和軟件程序中作任何手腳。而問題卻在于，芯片上密密麻麻的電子管和讓人摸不著頭腦的程序語言，就跟眾說紛紜的《紅樓夢》一樣，“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的確存在著這樣一種危險，如果芯片設計者或軟件程序員精神不健康，或者在電子管上做點手腳，或者在程序上做點手腳，美國的核武器沒準會滿天飛。實際上美國政府一直都有這方面的憂慮，早在十年前美國軍方就發現，美國核武器實驗室數據庫里有黑客們留下的足跡，而2006年，5名15歲至17歲的少年干脆就大搖大擺的進去旅游觀光，美國政府也許并不擔心他們真的有能力開啟核武器，因為破解開啟核武器的程序比開著汽車上月球還困難，但美國政府卻擔心這樣一些問題，一、那些電子管的作用是否真的就像設計者描述的那么真實，這些設計者會不會給自己留著暗道，既然他們可以幫助美國軍方和情報機構做手腳，那么他們如果額外的再添加一點懸念，不也同樣是神不知鬼不覺么？客觀地分析，那些電子管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只有設計者本人心里最清楚，因為芯片跟人腦是性質完全相同的東西，每一個電子管就好比大腦中的一個神經元，除了表象外，沒人知道其潛在的本性。二、這些電子管的集合，會不會像人腦一樣，在外界某些特殊因素的刺激下突破理性界限，或者運行到某個生命節點就會自然變異。人工智能其實就是一把雙刃劍，既能給人類帶來福音，也能給人類帶來災難，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電子工程專家敢于否定這種危險性，相反，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突飛猛進，他們對人工智能潛在的危險性越來越表現出不安。三、支持操作系統的程序真的沒有任何問題嗎？早在視窗“95”推出時，澳大利亞軍方就發現了該軟件有個神秘的文件包，會自動的向微軟總部發送信息，而2008年發生在中國的“黑屏”事件，則讓微軟惡意操控計算機操作系統的秘密大白天下。

“哪有那么多和平，我眼中看到的都是危險和威脅，”張召忠將軍在接受烏有之鄉采訪時說的一席話并非杞人憂天。為了擺脫受制于人的命運，雖然有些國家已經能夠自主研發CPU，但他們卻無法擺脫互聯網和GPS導航系統完全由美國控制著的現實：一、這些國家自主研發的CPU如果不能與互聯網和GPS導航系統兼容，就必須自己建立一套獨立的網絡和衛星導航系統，這兩者是密不可分的，缺一不可。目前歐洲、俄羅斯和中國雖然都擁有了或正在構建自己的衛星導航系統，但由于在轉為民用時上這個導航系統更多的要借助互聯網，這就使得他們自己的衛星導航系統變成了純粹軍事目的的東西，否則一旦接入互聯網，就可能出現不兼容問題。二、如果這些國家研發的CPU能夠與互聯網和GPS兼容，那就會在很多方面涉及到知識產權糾紛。

事實上能夠開發制作芯片的廠家并非只有因特爾一家，美國其它公司以及俄羅斯、歐洲、日本、中國都有這個能力，但由于因特爾公司奉行先入為主的市場戰略，從進入市場開始就瘋狂的申請專利，使得集成電路芯片布圖設計幾無潛力可挖，無論其他人如何絞盡腦汁，最終都難免要跟因特爾公司的專利擦出火花。因特爾公司不惜巨資供養著一支能言善辯的律師隊伍，每天都在挖空了心思研究如何才能給別人制造個侵權罪名，心理上的忌憚，IBM、HP、摩托羅拉等寧肯放棄CPU這塊肥肉，也不想自找麻煩。事實上業內人士都非常清楚，“p4”的微處理器并非就是最好的，它所以能夠壟斷市場，不是因為技術優勢，而是因為從8086開始，X86系列的CPU芯片的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幾乎盡數變成了因特爾公司的專利產品。有人或者認為，“至強”和“安騰”應該是對“奔騰”的升級換代，其實才不是那么回事，所謂“至強”不過是四個或八個“P4”的物理組合，“安騰”么，就是將發動機的馬力增大一倍罷了，或者說是把馬換成了大象。

真正具有換代意義的處理器，應該說是太陽微系統公司正在研發中的硅光子芯片，這項技術如果能夠成功，無疑將為計算機技術帶來一次革命性的改變，因為使用的是光學元件，元件與元件之間、芯片與芯片之間的金屬連線就可以取消了，使用這種處理器的計算機具有三大特點，一是體積超小，這種計算機可以不需要主機廂，在顯示器里只要有個火柴盒大小的空間就足夠了；二是速度極快，理論上說，速度可接近光速；三是能耗消耗很少，因為是激光在硅光學元件上通訊，電阻幾乎不存在，所以不會有電能和熱能的轉換，那么也就不再需要排風扇。

太陽微系統公司的戰略是對的，要想在微處理器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就不能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必須有技術創新才行，要敢于突破傳統技術的束縛。太陽微系統公司的成功經驗其實是個絕好的案例，雖然當初死板的商業運作模式曾經給太陽微系統公司帶來一次巨大的商業災難，但一如既往的堅持發明創新的思想無疑是太陽微系統公司一次次振興的制勝法寶，太陽微系統公司的專利芯片和架構具有無與倫比的性能，它采用的JAVA編程語言是互聯網的通行標準，2005年5月在公司嚴重虧損的情況下，太陽微系統公司計劃在兩年內推出尼亞加拉芯片，但僅用一年時間就實現了，這種芯片幾乎顛覆了傳統處理器的工作原理，硅谷的工程師們認為，尼亞加拉的性能比當今最強大的芯片還要強大15倍。同時放大的還有公司CEO喬納森·施瓦茲的個人收入，由2005年的300萬美元爆增到2280萬美元。

從這個角度上看，美國所以能夠控制世界，不僅僅在于美國可以無節制的印制鈔票，不僅僅在于美國有很多航空母艦，不僅僅在于美國有很多核武器，更在于美國人擁有積極的發明創新精神，其實細想，從愛迪生發明電報的那一刻開始，后來的世界格局就已經注定了。

一份資料分析說，GPS衛星導航系統從研發到進入商業運營，美國總共投入了300億美元，但獲得的回報卻高達幾十、數百倍，單單美國國內汽車導航業務一項，GPS衛星導航代理公司每年就獲純利潤30億美元。歐洲航天局說，“伽利略”衛星導航系統為歐洲創造了14萬個就業崗位，從提供服務中每年經濟收益高達90億歐元，這還沒有計算出售航空和航海設備終端和芯片的收入。同時他們分析認為，“伽利略”衛星導航系統具有巨大的社會效益，在交通管理、旅游、民航和測量等方面將會有效的降低生產成本，每年至少會為歐洲節約2000億歐元。

僅僅是在歐洲，衛星導航就有這么大的收益，那么在全世界范圍內，它蘊藏的商機又該如何計算呢？

雖然面臨著歐洲、俄羅斯和中國的競爭，但在互聯網由美國控制的情況下，在衛星導航領域美國一家獨大的局面短期肯定是難以改變的，這是因為，天空可以由大家共享，地面上卻是誰也離不開互聯網。從提供服務這一塊分析，GPS的市場占有率至少不低于70%，尤其是在中國，隨著私人汽車的普及，GPS產值每年都在以90%的增長率提高著，2002年GPS服務年產值是5.14億美元，2003年已經變成了9億美元，到了2007年則高達50億美元，2008年GPS的全球市場已經擴大到313億美元。來自賽迪的一份資料說，2006年中國GPS手機銷售量為10.5萬部，2007年前九個月市場就銷售了29.4萬部。而2007年全球PND市場銷售量則高達1896萬部。但這些數字實際上僅僅是指衛星導航、定位和定時的收益，而GPS所能承攬的業務遠不止于此。

GPS具有廣泛的用途，凱立德的董事長張文星介紹說：“隨著GPS生產技術的提高，GPS產品不僅可以以獨立的產品（車載或者便攜）形態發展，而且向PDA、手機、MP4、數碼相機、游戲機等領域滲透，與各種消費電子形態融合，從而實現不同的應用。”

GPS產業顯然已經成了新的經濟增長極，但最大的贏家并非那些GPS接收機制造商，而是裝在接收機里邊的芯片的制造商，這才是GPS的核心技術，一份資料分析，在全球GPS專用芯片市場，僅美國SIRE公司一家，市場占有率就高達70%，“SiRF主要的應用領域集中在4個方向：移動電話、車載系統、便攜式計算設備和嵌入式商業設備。我們用的CF接口GPS、GPS-mouse以及藍牙GPS接收器等等，這些設備大部分都是使用的SiRF公司的芯片和固件。”SIRE公司不過是在1995年才剛剛注冊成立的一家公司，一出手就令人乍舌的拿下市場份額的70%，其公司背景實在是讓人刮目相看。

中國在全球芯片市場的占有率可能不到1.2%，中國產芯片的優勢在于價格，比國外同類產品低50%，但是，對于這種高技術產品，僅有價格優勢顯然是不夠的，技術才是決定市場占有率的關鍵因素，核心芯片性能的優劣，不但決定著GPS產品的性能，也決定著接受終端是否能得到更多更好的服務。

2005年，美國AMD公司很大方的向中國無償受讓X86架構微處理器的核心技術，一時間讓中美兩國內媒體轟動，美方媒體多是反對，中方媒體多是歡呼，而事實上，X86架構微處理器的線路布圖在歐洲、俄羅斯或者日本早就成為歷史垃圾了，大家所以還在使用它，不是因為這項技術沒有過時，而是因為其低廉的市場價格還能得到消費者的認同。同時也讓人懷疑AMD醉翁之意不在酒，因為就在2005年，中國人自主研發的龍芯一號問世了，而X86架構微處理器無疑對龍芯構成了巨大的市場壓力。這是因為，X86架構微處理器雖然已經是過失技術，但比龍芯還是先進一至兩代，同時龍芯還存在侵權嫌疑。龍芯的架構和MIPS架構非常接近，能95%兼容MIPS。國內有專業人士說，我們可以通過正式渠道，與專利人協商，支付一定的使用費獲得許可。從法律上看是這么回事，但從技術上講，這條路根本就走不通，因為誰也不敢保證，專利人在轉讓技術時會不會有所保留，對于微處理器這種高智能產品，隨便在一個電子管上打點埋伏，就會給一個國家埋下致命隱患。

買來的孩子誰敢保證沒有外心？

《非誠勿擾》中葛優與徐若萱有一段對白堪稱精彩：

徐若萱：你不是說你不在乎孩子是不是親生的嗎？
葛優：孤兒我認可，父母雙全是另一回事，寶馬車頭放一奔馳標，這不太合適吧，出了故障，奔馳零件配不上，寶馬又不管修，咋辦？

徐若萱：能開不就行嗎？
葛優：這娶老婆生孩子的事情，我還是自力更生吧，不接受外援

電子技術跟生孩子就是一回事，中國一定要走自主研發的道路，一定要堅持高起點，絕不能跟著別人亦步亦趨，否則無論是經濟建設還是國防建設，永遠都擺脫不了受制于人的命運。然而現實卻讓人很無奈，中國的PC產業，看似做得很大、很了不起，實際上只是一個個來料加工的組裝廠而已，方正也罷、聯想也罷，都是從美國進口芯片。尤其讓人心里不舒服的是，因特爾和AMD爭奪市場份額，吃虧的卻始終是中國，中國的PC企業哪一方都不敢得罪，哄完這個在給那個賠不是。

所謂CPU，說白了，就是一點石頭加幾根金屬絲罷了，然而就這么點成本的東西，開價高達成千上萬甚至幾萬、十幾萬元，僅此一項，外國公司主要是美國，每年至少從中國賺走一兩百億美元。

與美國企業家和科學家比較，中國的企業家和科學家們實在是缺乏國家和民族責任感，他們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賺錢上，這樣的國家就算再有錢，就算人人都是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充其量是跟阿拉伯國家劃等號罷了。甚至都不如人家，人家至少還有本拉等。中國人應該效仿猶太人，無論走到天涯海角，心里永遠裝著自己的國家和民族。

第三章 現代經濟成分和一些變量分析

一

市場經濟學研究的是市場經濟，它的成立必須具備兩個最基本的前提，一是世界市場至少還有基本的貿易自由，雖然貿易保護主義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說總是或多或少的存在，但總體上看，這種保護無關自由貿易的本質。緣于這種自由，經濟行為中的各種元素有了各自的用武之地，元素與元素之間能有機的整合并彼此影響，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就比較好地反映了市場經濟中的一些重要規律，如他所言，消減稅收就能刺激經濟，而增大開支也同樣會給經濟提供動力。這兩者是有機的統一，目的都是為了提高消費能力，消減稅收是為了讓工人和企業有更多的錢，工人敢于花錢，企業敢于投入；羅斯福的成功經驗說明，在經濟危機期間，大規模的增加公共開支，在價格水平相對低位運行的同時，總需求與總供給會激增，這是因為，一、大規模增加公共開支，在很短的時間里就業人數驟增，可以有效的快速的拉動消費，二、公共項目投資巨大，這種超級的政府采購，能夠快速激活整個產業鏈條，對經濟的拉動有立竿見影的收效。

二是買賣公平。所謂買賣公平，是指在世界市場中，雖然某些產品可能存在價格壟斷，但這種壟斷對經濟的影響力非常有限，在市場中所占的份額極小，遠不足以改變經濟行為的生態平衡。比方說，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美國，汽車的價格可能被壟斷，但汽車不是生活必需品，雖然美國家庭擁有汽車的比例很高，平均每六人擁有一輛汽車，產值高達全國總產值的8%，但在世界范圍來講，能夠消費起汽車的只是極少數人而已，也就是說，損失掉美國總產值的8%對全世界來講是無足輕重的。反過來講，假如這種商品不是汽車，而是糧食、棉花和石油這些對經濟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商品，這種公平交易的原則就會被徹底破壞掉。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毋庸置疑，所謂市場經濟就不再是真實的市場經濟，而是被人為操控著的經濟行為。比方說，19世紀90年代中期的美國，農牧業連續數年遭遇天災，農副產品價格應該暴漲才對，但結果卻正好相反。由于少數幾家大公司惡意操縱市場，從世界各地大量進口農副產品向市場傾銷，導致國內小麥價格跌落到每蒲式耳五角以下，玉米價格跌到每蒲式耳兩角八分，棉花五分錢一磅。這個現象，顯然是市場經濟學所無法解釋的。

貿易自由和買賣公平這兩個前提缺一不可，任何一個遭到破壞，市場經濟學就會失去存在的價值。無論是凱恩斯的理論，還是斯蒂格利茲的理論，都不能適用于被人為壟斷著的市場，因為這個市場并不能真實反映經濟規律，它所體現的僅僅是少數幾個壟斷者的個人意志。事實上這也正是今天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比如說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價格與供需基本上沒有什么關系，其一、房屋需求總體上是由投機行為來決定的，這種規模巨大的投機交易，并不能真實反映市場需求。真正的需求是要由消費來體現的而并非投機，房地產投機不是消費，而是隱性的供給增加，因為這些房子最終要投入市場，與正規的房地產商們爭奪市場份額。從2005年開始，中國房屋銷售總額中每年至少有25%落到炒家手里，但由于這些年房價節節攀升，炒家拿出來出售的房子很少，絕大部分其實都被囤積起來。這一方面給房地產市場造成需求旺盛的假象，從而誤導了地產商，盲目的購進土地，盲目的擴大規模，最終導致資金凝滯。另一方面也誤導了銀行，盲目的放貸，最終有大部分都變成了不良貸款。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目前地產商手里積壓的房屋至少需要兩年時間才能消化掉，國家統計局顯然沒有考慮到炒家手里積壓的房屋數量，如果加入這個因素，這個時間就不是兩年了，而是三至四年。其二、中國的房價就跟中國式官員一樣，只能升不能降。只升不降的商品價格顯然不是市場行為，因為市場經濟中，受供需關系的影響，任何一種商品其價格走向都是波浪形的，而中國的房屋價格逆市上漲，顯然有悖經濟規律。

經濟學家在分析市場行為的時候存在著一個致命的誤區，即把投機也看作自由的一部分，我們當然不否認，某種程度的投機行為能夠活躍市場，可以起到刺激經濟的作用，比如說1980年代，中國靠著為數眾多的小商小販的長途販運，即搞活了城鄉市場，又解決了就業問題，同時還給國家帶來了稅收。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這種投機行為只能在個別領域存在而不應該是無限的和全方位的，尤其是對國民經濟運行具有重要和重大指標意義的領域中，就必須堅決遏制投機行為，比如說房地產市場、金融市場、能源市場，放縱投機行為就會給經濟帶來致命的傷害。美國經濟危機的原因雖然很多，但房地產市場、金融市場和能源市場中投機泛濫無疑是極其重要的因素。其中美國金融市場的投機行為，不能簡單的看作個體性質的投機，而必須看作美國政府是以國家為行為主體赤裸裸的出老千。在東北的麻將桌上，有一種牌被稱作“惠”，“惠”牌什么牌都能頂，所以東北人打牌都喜歡做“七頓”，因為有了“惠”，叫牌就特別的快，倘或手氣好的時候，連坐數樁“七頓”自摸也是有的。但“惠”畢竟是有限的，一幅麻將中只有四張牌是“惠”，而問題卻在于，有些時候當輸家突然驗牌后卻發現居然多出兩張“惠”來，毫無疑問，有人出了老千。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所有的輸贏統統都不能算數。美國金融市場的問題就與此類似，美聯儲明明只發行了5萬億美元的紙幣，然而市場上流通的“惠”居然是這5萬億美元的10倍，結果全世界都被美國“惠”顧了。

美國所以能夠“惠”顧別人，原因就在于美元與黃金脫鉤，從此就沒有了衡量美元的價值尺度，換句話說，美元究竟值多少錢，旨在于美聯儲的需要，當美聯儲需要美元貶值的時候，就暗示炒家把油價拉高；美聯儲需要美元升值的時候，就暗示炒家把油價砸下來。無論如何都讓人接受不了，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美元，幾天前買1桶石油還需要147美元，但眨眼間，147美元就可以賣4桶石油了，這樣的美元哪里還有國際儲備貨幣的樣子呢？不然我們再來看一下金本位時期美元與油價的關系，從1948年至20世紀60年代末，石油價格一直維持在每桶2.5美元至3美元區間。這是因為，這一時期美元是與黃金掛鉤的，35美元等于1盎司黃金，后來美元雖然略有貶值，38美元等于1盎司黃金，但由于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因素，產油國每售出大概11.7桶石油，就可以得到1盎司黃金。目前黃金的最新價格是930美元等于1盎司黃金，油價是60美元/桶，也就是說，產油國要售出15.5桶石油才能得到1盎司黃金。與那時比較，產油國顯然吃大了大虧。而油價147美元/桶的時候，則又讓石油進口國吃了大虧，因為1盎司黃金才能買到6.5桶石油，而恰恰在這一時間段，美國動用了石油儲備。慘的是那些沒有石油儲備的國家，買同樣數量的石油，要付出兩倍的黃金才行。這無疑背離了公平交易的原則，在這里，市場經濟學成了一摞廢紙。

客觀地分析，從美元與黃金脫鉤的時刻開始，經濟學就開始淡出歷史了，及至國際金融炒家走進國際期貨市場，經濟學就徹底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其一、由于價格受到人為操控，那只影響經濟的“看不見的手”自然就失去了作用，那么經濟走勢跟經濟學也就沒什么關系了。以石油為例，歐佩克的調查結論是，石油的日產量與日消耗量大體相等略有剩余，這意味著油價應該穩定在某個價位上才對，但事實上根本不是這么回事，影響價格的真正力量是國際炒家，而面對國際炒家們炒出來的價格，誰還敢相信經濟學中的供需曲線呢？其二、由于美元的購買力忽大忽小，指望用經濟學原理導出貨幣供應的數量無異于癡人說夢，各個國家最為明智的選擇，大概就是摸著石頭過河了，感覺著要硬著陸了，就把銀根收緊一點；感覺這是要軟著陸了，就把銀根放寬松點，否則就得像中國這樣才行，有很多很多錢，白扔三、兩千億就當花錢買教訓。其三、美國泛濫成災的金融衍生工具使經濟學變成一種非常荒謬的東西，它甚至根本就理解不了，美國的通貨膨脹率為什么是一位數，而不是兩位數或者三位數。因為按照經濟學的原理來分析，紙幣供應每增加一倍，通貨膨脹就翻上一番，而美國各種貨幣供應的增加量都快追上阿富汗尼了。

與傳統經濟學沖突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彩電、冰箱、計算機、小排量汽車等商品，并不像經濟學分析的那樣，價格會隨著需求的擴大而上升，而是與此相反，需求量越大，價格就越低。所以出現量價背離，是因為這些商品有潛在的利潤空間，價格下降后，生產廠家雖然在一個購買者身上賺到的錢少了，但由于消費群體迅速擴大，總利潤卻大幅增加了。這一問題的關鍵之處是，經濟學家沒有對不同的消費群體作具體分析，他們只是泛泛的談論消費，而企業家不是這樣，企業家是針對不同的消費人群生產不同的產品，也就是說，在企業家眼里，消費能力是無限的，所以聰明的企業并不依賴高價位賺取利潤，而是通過挖掘各種各樣的新的消費群體來增加利潤。典型的例子就是山寨手機、山寨電腦，它并沒有跟正規廠家爭搶客戶，而是把眼光瞄準低收入人群。與山寨手機相比，中國的地產商算不上合格的商人，他們的眼光緊緊地盯著高檔、豪華、大戶型房屋，而忽略了50、60、70平米戶型的市場需求。中國總體上說是個窮人的國度，大戶型住房需求有限，有巨大需求空間的，是小戶型住房，地產商如果推出50、60、70平米戶型樓盤，即便價格不低，也會被搶瘋的。其中50平米的住房肯定倍受參加工作不久的年輕人的喜歡，60平米的住房對進城打工的家庭極具誘惑力，70平米的住房則不但是低收入家庭的首選，同時也能受年收入三、五萬元這樣的三口之家的歡迎。中國地產商的問題在于他們既不懂經濟，也不懂社會和人。可笑的是，中國有些經濟學家也跟地產商們一樣糊涂，雖然心里想給地產商們幫們，但結果卻是“好”心辦壞事，以其昏昏使地產商昭昭。

文化產業對經濟學家來講更是一筆糊涂賬，他們可能永遠都搞不懂，怎么“超級女生”就能給湖南衛士帶來三億元的短信收入。而哈利波特居然比中國式煤礦還賺錢，《福布斯》發布的數據顯示，從2007年6月至2008年6月，哈利波特的作者羅林收入高達1.6億英鎊。比羅林賺錢更省事的是美國日間脫口秀節目主持人奧普拉·溫芙瑞，她連筆墨都不動，對這鏡頭就靠嘴巴，在一年時間里凈賺了2.6億美元。

現代經濟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異，甚至可以這么說，凱恩斯有關“邊際消費遞減”的三大定律已經完全過時了。

凱恩斯所以作出那樣的假設，是因為他對消費群體的理解有誤，他僅僅把消費群體劃分成富人和窮人兩部分，也許在他的那個時代，這樣劃分是正確的，但在今天來看，這樣劃分就有很大局限性。從世界范圍講，美國的消費群體大體上應該三分，即：很富很富的人、中產階層、窮人；美國窮人很少，可以忽略不計；其中很富很富的人，符合凱恩斯的理論，“在收入增加的時候，消費也隨之增加，但消費增加的比例遠不如收入增加的比例大”。但美國很富很富的人也很少，也可以忽略不計；美國真正的消費大軍是中產階層。中產階層是另一種情形，隨著收入的增加，消費水平以倍數增加。總體的看，隨著中產階層收入的增加，美國中產階層的儲蓄就變得越來越少，進而變成負儲蓄，2005年12月《第一財經日報》披露，美國中產階層負債率高達8萬億美元，相當于同年美國GDP的三分之二。我們知道，美國的中產階層是消費的主力軍，如果按照凱恩斯的理論分析，美國不應該發生經濟危機才對，因為作為消費主力軍的美國中產階層的邊際消費不是遞減而是遞增。但事實上與凱恩斯的觀點正好相反，美國的經濟危機恰恰不是由于消費不足造成的，而是放縱消費所致。

美國的問題用一句話概括：高收入導致低儲蓄。這個現象在中國同樣存在，在房地產市場上的投機，導致中產階層家庭負債率普遍偏高，一份資料分析，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月收入2萬元的家庭，負債都不低于100萬元。如果沒有穩定的工作，經濟危機對這些家庭的影響將是巨大的。中國與美國的不同是，很富很富的人與中產階層的總和只占中國人口總數的10%左右，消費主力軍是占人口總數80%的普通工薪家庭和農民，這些家庭收入偏低，邊際消費的能力更低，由于對養老、教育、醫療等問題的擔心，基本生活資料開支之外的有限結余，通常會被這些家庭存入銀行。所以中國的問題用一句話概括：低工資導致高儲蓄。中國基本上是這樣一種情況，月入10000元至20000元的家庭是負儲蓄，月入6000元至10000元的家庭幾乎沒有多少儲蓄，月入3000元至5000元的城市家庭以及富裕一點地區的農民有儲蓄。

高收入導致低儲蓄和低收入導致高儲蓄，這個現象經濟學顯然是解釋不了的，因為這里邊所涉及到的是經濟學以外的社會心理學問題，大致有這樣幾個因素，一是對政府的信任度，信任度越高，居民消費水平就越高，儲蓄就越少，反之儲蓄就會增加；二是社會福利、救濟制度的完善程度影響著消費者信心，社會福利、救濟制度缺失，低收入人群就會有危機感，那么他們就會盡可能多的儲蓄；三是對國民經濟的預期影響著消費信心，比如現在的美國人對經濟不看好，消費水平隨之大幅度下降；四是消費者對個人能力的理解也影響著消費信心，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農民工雖然賺錢很少，但花錢更少；五是與工作的穩定性有關，有一份穩定的工作，花錢時膽子就相對大些，否則工作朝不保夕，花錢自然就要仔細掂量。

同時這個現象也說明，中美兩國驅動經濟的模式正好相反，美國是靠消費驅動，中國是靠投資驅動。這個問題下一節將有具體分析。

二

這一節重點闡述美國經濟發展模式問題。

所謂經濟發展模式，是各種經濟成分的構成形式在社會學和哲學層面的抽象概括，換一種形式說，就是從宏觀上駕馭經濟的發展思路或設計，它不涉及經濟行為中那些帶有技術操作性質的東西，它只泛泛的提供一個巨大的運行腳本，但這其中不可避免的涵蓋了經濟建設的動機這樣的問題，也就是說，經濟發展的目的是什么？

美國經濟建設的動機從根本上說，是要保障自己擁有足夠的戰略威懾直至戰勝別人的軍事能力，所以美國經濟帶有濃郁的戰爭色彩。比較客觀地做個評判，最近三十年，美國所謂的“新經濟”走的就是一條“軍轉民”的路子，也就是說，“軍轉民”就是最近三十年美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模式。

美國“新經濟”中隨處可見“星球大戰”的影子，雖然這有歪打正著的嫌疑，但的確成全了美國，不但使美國擺脫了長達15年之久的經濟衰退，同時也把美國推上了一個發展巔峰。其具體操作方法是，當某一個純粹軍事目的的科研項目具備了一定的產業規模后，在保證核心技術不會泄漏的前提下，轉入商業化運營。

為了給那些新興產業開拓準確地說是制造市場，美國采取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手法，對于歐洲和日本這些國家，美國大肆兜售中國威脅論、俄羅斯威脅論，以至伊拉克、北朝鮮、利比亞威脅論，通過這種無事生非的、幻化多端的威脅，誘使歐洲和日本上鉤，自動納入美國平戰一體化的經濟發展模式。美國是這樣對他的歐洲伙伴和日本跟班講的：以因特網和其他任何數字技術為根基的產品，是對傳統武器和傳統戰爭觀念的巨大顛覆，它以更低的成本創造出更快的生產、交易和通訊速度，它甚至不需要火器配合，只要幾十個字節長度的邏輯程序，就可以讓敵人的武器在瞬間失去用武之地。如果宣傳不起作用，美國就找個合適的對象給自己的新產品轟轟烈烈的做上一番廣告。讓許多歐洲人感到難為情的是，美國的廣告“秀”有時候“秀”過了頭，像征服格林納達、海地這樣的彈丸之地，美國都要動用高科技武器，讓人怎樣看都覺得，這跟用噴氣式飛機進攻印第安部落等同。

雖然有大材小用之嫌，但美國通過戰爭推銷產品的目的卻達到了。第一次海灣戰爭中，伊拉克在陸地擁有雄厚的戰爭實力，5000輛坦克、3000門火炮、3000輛裝甲運輸車，直接作戰兵力120萬人。然而在美國雄厚的科技實力面前，簡直是不堪一擊，僅僅42天，伊拉克就被徹底打趴了，43個師中有38個被重創或全殲，12萬人失蹤、6.2萬人被俘，4000輛坦克、1500輛裝甲運輸車、3000門火炮被擊毀。而地面進攻從開始到結束，總共才用了100小時。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方面的損失，比之伊拉克方面的損失，則可以忽略不計。

第一次海灣戰爭，美國動用了科技成果的全部家底，預警機、電子戰飛機、無人駕駛飛機、智能炸彈等等，其中具有不同用途的衛星就動用了60顆，這些衛星可以為美國提供有關戰區地形、氣候以及伊拉克軍隊的幾乎所有信息，同時有效的保障了己方通勤、通訊和人員、物資、機械的調動。美國的紅外掃描技術，不分晝夜的實施全天候監控，美國巨型電子計算機每一分鐘就可以向戰區指揮系統傳輸一次更新后的信息……

第一次海灣戰爭的經驗說明，在用高科技武裝起來的軍隊面前，單純的數量優勢已失去意義，戰爭不再是鋼鐵和人數的比拼，而是數字技術和硅晶技術的較量。戰爭結束后，歐洲和日本對美國的科技實力佩服得五體投地，從此訂單源源不斷地流向美國的新興產業。然而不久后這些用戶們就發現，隨著美國新興產業不斷的推陳出新，他們就得不停的買新汰舊，否則跟美國手里控制的核心技術就配不上套。

頻繁的更新換代，讓歐洲吃了大虧，同時也讓歐洲清醒過來：跟著美國亦步亦趨，永遠是挨宰的角色，于是歐洲人團結起來了，撇開美國走自主研發的道路：空客、阿利亞娜、伽利略等等。但對于互聯網，歐洲卻萬般無奈，因為市場已經徹底被美國壟斷了，想取而代之，除非能開發出下一代互聯網。歐洲顯然還不具備這樣的技術實力，或者說，就算具備了技術實力，也不具備那樣的經濟實力。因為歐元沒有美元那樣的本領，不管金庫里有多少黃金，只要紙幣印出來，拿到市場上就能花。

因為歐元缺乏美元那樣的神通，歐洲經濟的發展模式也就相對保守了許多，歐洲無論如何也不敢放棄制造業。歐洲各國經濟的發展模式雖然各有不同，但在社會層面卻有相同點，歐洲各國普遍采用“社會三方合作”模式，制定經濟發展的政策、方針必須經由政府、資方和工人代表協商解決，任何一方都不能單方面制定措施，這實際上就是共同受益，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歐洲經濟發展的模式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精神，相比美國資本家，歐洲資本家更具平民精神也更有社會責任感和道義感，他們不是為了賺錢而賺錢。歐洲社會和歐洲各國從對立到融合，從戰爭到合作，從強霸到文明，無疑是接受戰爭教訓和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雙重結果。尤其值得贊美的是斯勘的那維亞半島，他們不但代表著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也代表著人類文明模式的未來，北歐諸國不追求經濟的高速度，也不追求美國式的消費，他們更喜歡那種有人文氣息和平民氣息的輕松和諧的社會與經濟生活。歐洲經濟發展模式，從本質上說是政治結構和權力分配模式，經濟行為不過是政治行為的特殊表現，這意味著，歐洲人對經濟行為的看法發生了深刻的改變，他們不再把經濟看成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看成嚴肅政治問題，因此，歐洲的經濟發展模式，也就成了政治結構和權力分配模式，——“社會三方合作”模式。歐洲的經濟發展模式，也許不會給經濟帶來高效益和高速度，但卻把歐洲社會帶進了政治進步和精神文明的快車道。股市中有句話非常辯證：不賠就是賺。這句話對歐洲非常合適，60年的和平，這是多少錢能買來的呢？歐洲經濟是無法簡單的用經濟學來分析的，如果一定要用經濟學來計算，那么歐洲的經濟收益應該有五項：1、戰爭開支被節省下來；2、戰后重建的費用被節省下來，一正一負，歐洲從中賺了雙倍；3、資源被節省下來；4、人口沒有受到損失或者說勞動力沒有損耗；5、人才沒有流失。

如果把十年之癢看成一個特殊現象的話，俄羅斯的經濟發展模式跟法、德模式大體相似，發展是硬道理，強國強軍是硬道理，滿足人民需要也是硬道理。俄羅斯是高福利社會，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俄羅斯民族是個浪漫的民族，同時非常自戀。俄羅斯經濟有點像普希金，雖然家道中落，卻不改貴族氣質，花錢總是那么大方。讓人嘆服，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對于那些底層社會的生命而言，不求能像美國人那樣不怎么干活還能大把大把的花錢，也不求置身斯勘的納維亞半島憑海臨風，但求能有俄羅斯政府免費提供的住房，那么這樣的人生，百年后也足以瞑目了。

韓國與日本大體上是同一模式：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而實際上，只要講效率優先，公平就很難兼顧。人類社會細劃一下，可以劃分成五個階段：匱乏文明階段、文明初始階段、準文明階段、文明成熟階段、高級文明階段。北歐諸國處于高級文明的初期；英、法、德和俄羅斯處于文明成熟階段的初期，俄羅斯可能偶爾會有反復；韓國和日本屬于準文明階段的中期，美國大體處在準文明階段的后期 中國剛剛進入文明初始階段，印度則屬于匱乏文明階段。中印兩國之所以有這個區別，是因為中國社會至少在法律上不允許種姓制度存在，而印度法律公然為種姓制度提供保護。一個存在種姓制度的社會，無論它的中產階級群體外在的文明多么好看，也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文明，印度與非洲一些奴隸制與民主制并存的國家在性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古羅馬式的文明，這種文明的別稱叫——野蠻。

在批判印度社會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自己存在的問題。中國的精英知識群體和富人階層，其實非常羨慕印度社會，而那些如今已經風燭殘年的舊貴族子弟，則不加掩飾的流露著對49年以前的那種生活方式的留戀。暴富起來的奴隸，雖然不曾經驗過貴族生活，但他們無師自通的踐行著貴族式的行為方式，他們管家中年老的保姆叫李媽、張媽，吩咐她們稱自己的兒子為大少爺、二少爺，女兒為大小姐、二小姐。聽到這樣的稱謂，無法不讓人想到“復辟”這個詞匯。

正如富人們對自己身份的界定相同一樣，中印兩國經濟發展的模式也頗為一致，——靠原始積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模式。

美國針對中國采取的策略與對歐洲采取的策略恰好相反，美國對歐洲散布中國威脅論，但對中國則渲染美國威脅論。美國通過各種方式方法和不同渠道暗示中國并讓中國確信，用高科技術武裝起來的美國軍事力量，最多七天時間，就可以打敗中國。如果中國打算避免這個可怕的結果，唯一的辦法是用中國的市場換取美國的技術。

市場交給美國以后中國發現，購買美國技術就像上賊船，上船容易下船難。一個經典的例子是，接入互聯網以后中國發現，上了互聯網就必須買美國的計算機，買了美國的計算機，還必須買美國設計的操作程序，買了操作程序又發現，如果不安裝美國的殺毒軟件，所有的錢都白花了，但安裝完殺毒軟件美國人說，你們的電腦過時了，要換下一代計算機才能跟我們新開發出來的程序配套。

如果說此前的美國是靠戰爭發財，那么這一次，美國和美國人則靠兜售現代戰爭理論搜刮了全世界。

從戰略和技術層面分析，美國的“軍轉民”模式是非常成功的，雖然“星球大戰”計劃并沒有真正的落實，但效果是相同的，戰爭的最終目的也無非是為了賺錢。美國的高明之處在于，就拿個虛擬的“星球大戰”虛晃幾下，兵不血刃賺了大錢。

我們當然承認美國的科技實力領先世界，辯證的看，歐洲、俄羅斯、日本、中國所以大把大把的購買美國國債、次債，所以把市場拱手相讓，無非是想跟美國換點高新技術罷了，不然要是美國沒有科技優勢，就算美元是世界儲備貨幣，面對美國寅吃卯糧的經濟形勢，也沒人會拿真金白銀換他的紙幣。

可是這些國家都犯了一個低級的錯誤，他們忽略了這樣一個問題：既然技術是美國賺錢的工具、看家的法寶，豈會賣給別人。除非是他們用舊了的技術。事實其實也正如此，美國賣給別人的技術無一不是過時的東西。賣給歐洲的技術比美國自己用的技術要落后一代，賣給日本的落后兩代，賣給印度的落后三代，賣給中國的基本上是美國準備找個地方扔掉的東西，比如X86架構的集成電路。

美國經濟的發展模式是一種低成本高收益的模式，這種模式雖然讓美國盛極一時，也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甚至是致命的缺陷。美國的高科技產品不是生活必需品，這就決定了美國“新經濟”的局限性，它對國際經濟環境的要求極其苛刻，1、國際經濟處于繁榮時期，個人有較多的消費欲望和消費資金，能大量購買精神或類精神需求的產品。2、國家有足夠的資金購買美國的高技術，更新自己的軍事指揮、作戰、通勤、通訊和后勤保障系統。3、美國必須有足夠的市場，一般規模的市場根本不足以支持美國高技術產業的生產能力。高技術產品雖說是本小利大，但前期投入動輒就是天文數字，如果沒有足夠大的市場，沒有幾十年時間，別指望把投資收回來。這正是美國絞盡腦汁開發國際市場包括中國市場的原因。

在經濟陷入低迷的時期，人們對經濟的預期信心較低，消費會變得格外謹慎，許多與基本生活需求無關的商品，在經濟繁榮時期人們趨之若鶩，在經濟低迷時期乏人問津，比如電腦、軟件、GPS接收機等產品，就被從個人消費菜單上劃掉了。文化產業受到的沖擊將更大，吃飯、穿衣、取暖、照明都不敢做過多的奢求，誰還有心思聽明星演唱會、看大片、看體育比賽？誰還有心思上網沖浪？包括民事訴訟案件，這一時期都急劇下降了。而汽車工業和飛機制造業受到的打擊將是致命的，從1929年開始，每出現一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汽車工業和飛機制造業就會經歷一次恐怖的兼并。

綜合多種因素，最終的結論是，美國經濟不可避免地要陷入長期衰退，美國將會像當年的英國、后來的俄羅斯、以及古代中國、古羅馬帝國一樣，從超級大國的椅子上跌下來，從此混入二流國家的行列。在后面將會談到這個問題：“Z”型，——永恒的帝國夢魘！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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