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格曼：這一次，美國名譽掃地

紐約時報：這一次，美國名譽掃地

《紐約時報》31日發(fā)表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的專欄文章，作者稱這場危機讓美國喪失了名譽和可信度，然而在應對危機方面，美國的做法是正確的，相比之下歐洲領導人則不負責任，只可惜現(xiàn)在美國已經不再具有勸服他們的領導能力。

十年前，《時代周刊》的封面上出現(xiàn)了當時的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聯(lián)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當時的財政部副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時代周刊》將這三巨頭譽為“拯救世界委員會”，贊揚他們帶領全球金融體系度過了一場危機。那場危機在當時頗為嚇人，不過跟今天我們正在經歷的這場危機相比卻是小巫見大巫。

封面上的三個人都是美國人，但沒有人覺得有何不妥。不管怎么說，在1999年，在應對全球危機上美國毫無疑問擔當著領袖角色。這種領袖地位部分來自于美國的財富，但更重要的方面，它反映了美國是大家效仿的榜樣。當時所有人都認為，美國是知道如何正確地發(fā)展金融的國家。

真是今非昔比啊！

不必去在意三巨頭中的兩人此后成了雜志封面的反面人物，媒體造神之后通常都會迎來名譽掃地這樣的事情。(現(xiàn)在掌管國家經濟委員會的薩默斯先生依然風頭正健。)遠為重要的是，我們過去對自己金融健全的鼓吹已經被證明蒼白乏力，以前我們還使勁勸說別的國家改變自己的運作方式呢。

的確，現(xiàn)而今的美國看起來就像是經濟上的麥道夫:多年來受人尊重，乃至敬畏，但結果卻發(fā)現(xiàn)完全是一場騙局。

2000年初，當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危機逐漸平息的時候，薩默斯先生作了一個演講，現(xiàn)在讀來令人痛苦。在談到那場危機的根源的時候，薩默斯先生指出了發(fā)生危機國家的欠缺之處，言外之意，則是不如美國之處。這些地方歸結起來就是“資本充足和監(jiān)管有力的銀行”以及可靠的、透明的企業(yè)會計。噢，天哪！

順便提一下，薩默斯先生在演講中提到的一位分析師是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在這一期的《大西洋月刊》上，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現(xiàn)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的約翰遜先生撰文稱美國當前的困境與過去俄羅斯和阿根廷的危機“驚人地相似”，包括任人唯親的資本家所起的關鍵作用。

他寫道，在美國與在第三世界一樣，“大型企業(yè)的利益(美國則是金融家)在制造危機方面扮演著核心角色，在政府的暗地支持下，不斷加大賭注，直到最后不可避免地崩盤。更令人警醒的是，他們現(xiàn)在正運用他們的影響力來阻止快速讓經濟停止滑坡所需的各種改革。”

于是，前天《泰晤士報》一篇關于歐洲對奧巴馬的反應的文章題目叫做“說英語的資本主義候審”便不足為奇了。

現(xiàn)在，公平起見，我們必須說美國遠不是唯一一個銀行出問題的國家。許多歐洲領導人仍在否認歐洲大陸的經濟和金融問題，而事實上可能與美國的問題一樣嚴重——不過這些國家強勁得多的社會安全網意味著我們可能要遭受大得多的痛苦。但這場危機令美國喪失了大部分可信度以及大部分領導能力，這卻是事實。

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同許多其他經濟學家一樣，我一直在回顧“大蕭條”，從中尋找可以幫助我們避免重蹈覆轍的經驗和教訓。20世紀30年代初最顯著的一點是，世界對危機的反應由于主要經濟體未能采取合作而大打折扣。

當前這場危機具體情況非常不同，但對合作的需要卻絲毫不減。奧巴馬總統(tǒng)本周所言極是:“我們所有人都要采取措施來提振經濟。我們不想要這樣的情況:有些國家作出了非同尋常的努力，而其他國家則無所作為。”

然而這正是我們所面臨的處境。即便美國在經濟上的努力我也不認為是充分的，但卻要遠遠高于大部分其他富裕國家的行動意愿。按理，本周的G20峰會應該是奧巴馬總統(tǒng)的一個機會，斥責、呼吁尤其是歐洲領導人趕緊采取行動。

但是現(xiàn)而今，國外領導人已經沒心情聽美國官員講演了，即便當美國人正確的時候(比如這一次)。

這場金融危機已經帶來了很多成本，其中之一就是對美國聲譽的破壞，我們在損失這一資產的同時也正是我們和世界最需要它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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