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學者談“顏色革命”、“街頭政治”和美國分化西化中國戰略

專家學者談“顏色革命”、“街頭政治”和美國分化西化中國戰略

2005 年4月12日，教育部社科中心和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聯合召開“美國西化、分化中國戰略的特點及我們的對策”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結合東歐中亞發生的“顏色革命”、“街頭政治”，對美國推行“街頭政治”的策略和手段、“顏色革命”對我們的啟示、美國西化分化中國戰略的必然性和現實威脅性、新形勢下美國西化分化中國戰略的特點、如何應對美國西化分化中國的圖謀等方面作了探討。現將研討會部分發言和材料整理14份信息報上，供參閱。

1.“街頭政治”的含義和實質

2.美國推行“街頭政治”的策略和手法

3.美國傳媒在“顏色革命”中“功不可沒”

4.美國非政府組織（NGO）是“顏色革命”的調色板

5.中亞獨聯體國家“顏色革命”對中國周邊的影響

6.“顏色革命”給我們的啟示和對策建議

7.布什連任后加緊推行西化、分化中國戰略圖謀的主要原因

8.美國西化、分化中國戰略的現實威脅性

9.布什連任后美國西化、分化中國戰略的新特點

10.新形勢下美國西化、分化中國戰略的渠道和手段

11.從《參考消息》上的部分信息看交往合作也是另一種形式的遏制

12.抵御美國西化、分化的三個關鍵問題

13.抵御美國西化、分化圖謀的對策建議

14.反西化、分化工作應緊緊地圍繞年輕人展開

“‘顏色革命’、‘街頭政治’和美國分化西化中國戰略”系列信息之一

“街頭政治”的含義和實質

吉爾吉斯斯坦政府在“街頭政治”的沖擊下垮臺，拉開了西方勢力向中亞地區輸出“顏色革命”的序幕。“顏色革命”是指21 世紀初期一系列以顏色命名的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進行的政權變更方式，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利用目標國家的社會矛盾和困難，制造政治危機，發動社會抗議、街頭抗爭，推翻合法政權的顛覆運動。“街頭政治”往往是這種顛覆運動的最后階段，即有組織的群眾性街頭抗爭的政治活動。對美國來說，就是通過鼓動和支持一國的反對派發動民眾，走上街頭，向當局施壓，直至和平奪權，改變政權性質。

西方國家搞“街頭政治”由來已久。最近幾年，“街頭政治”越來越成為美歐等西方國家用以干涉別國內政，改變政局和進行國際政治斗爭的重要手段。

一、“街頭政治”是西方介入一國內政的通道

“政治斗爭”的最高目標是奪取政權，斗爭的形態不外是和平與暴力兩種。“街頭政治”斗爭一般是和平地進行。當今利用和平形式搞“街頭政治”，則可以舉起所謂 “人權”、“民主”、“自由”的旗幟，舉行罷工、罷市、罷課、游行、集會，甚至可以選擇在國家的中心廣場安營扎寨，長期堅持下去。對于這種“和平”行動，當局往往難于對付，只能以和平方式來處置。而向來以維護“人權”、“民主”、“自由”自詡的美國等西方國家，一旦發現有爆發“街頭政治”運動的國家，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公開介入。

對于“街頭政治”發起者來說，作為反對派，一開始與當局的力量對比是不對稱的，必然需要外界的援助和支持來改變自己的不利地位，這就為西方的介入提供了內應的“線人”。西方國家對他們想要的“街頭政治”也決不是被動應付，等待人家的“邀請”，而是有計劃地進行“制造”的。比如此次烏克蘭總統選舉，美國早在大選前半年多就制定出了行動計劃，包括人員培訓、資金援助、國際介入等。以尤先科為代表的反對派，不過是充當了這一計劃的理想執行人而已。

二、“街頭政治”是“選舉干預”的重要手段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他們認為的所謂違反國際民主原則的國家采用了“人道主義干預”，改變一個國家政權。現在則采用所謂“選舉干預”，即通過干預一個國家的大選，使其走上“民主化”，實際是親西方化的道路。

當然美歐等西方國家決不會對世界上任何一個在民主選舉中發生舞弊的國家都進行干預，而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眾所周知，冷戰時期，美國的最大心病是遏制和肢解蘇聯；冷戰后，美國最大的心病則是包圍和遏制俄羅斯。但在葉利欽之后的俄羅斯幾次選舉中，由于普京總統治國有方和個人威望，美國暫時還難以有所作為，只能采取迂回包抄的辦法，先從獨聯體國家下手。獨聯體雖是一個非常松散的聯合體，缺乏凝聚力，但仍是俄羅斯抵御西方遏制的一道屏障。那里定期舉行的總統換屆選舉為美國等西方國家提供了進行“選舉干預”的契機。

正如美國智庫、專門從事所謂“支持自由世界”活動的美國民主基金會負責人格爾什曼總結的，“選舉干預”之所以能夠如此成功，在于他們抓住了實現格魯吉亞“玫瑰革命”的幾個基本因素：反對派應擁有一位著名的領袖人物；國際社會參與這一事件的程度；外國觀察員在何種程度上實施對選舉的監督。這三個基本因素可以說是進行“選舉干預”獲得成功的模板。有了這塊成功的模板，美國等西方國家今后還會在他們需要使用的國家加以復制使用。

三、“街頭政治”是低價更迭政權的利器

美歐等西方國家打著“民主”旗號更迭一國政權，不外乎兩種手段，一是武力手段，另一是和平手段。前者有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后者有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劇變，南斯拉夫米洛舍維奇下臺，以及最近發生的所謂“顏色革命”。兩種手段相比較，用前者花費大、人員傷亡和財物損失大、生態破壞嚴重，有時即使是速戰速決，但留下的后遺癥和善后要處理的問題成堆，處理起來既費錢、費力，又十分棘手，甚至變成難以卸去的包袱。在伊拉克戰爭中，至2004年末，美國軍費等各種開支已達1480億美元，長期駐軍高達15萬人，美軍死亡人數已接近1300人左右，這兩個數字隨著問題的拖延，還在不斷增加。

相比較而言，用“民主和平”的手段，即通過選舉干預，搞“街頭政治”，由本國民眾自己選出一個使美國等西方國家放心滿意的政府，代價低、收獲高、見效快、更主動，而且已經在俄羅斯勢力范圍的獨聯體國家嘗到屢試不爽的甜頭。在此次烏克蘭選舉中，美國為使尤先科上臺，從2004 年4月制定計劃算起，到年末塵埃落定，時間不過八九個月，就算加上發現尤先科并加以“培養”和訓練反對派組織，也不過一二年的時間。美國花費的錢，媒體披露的最高數字是6500萬美元，還有說直接用于大選的是1500萬美元，與伊拉克已花費的1480億美元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從人員來說，在選舉中，美國和其他7個國家大使館、4個國際基金會派出的國際觀察和監督員共1萬多人，是“零傷亡”。尤先科上臺后，烏克蘭外交已從此前的俄美“兩邊奉圓”和“親俄”，轉而明顯傾向西方。

格、烏、吉等國“顏色革命”的成功，也使獨聯體其余國家的反對派受到很大鼓舞。白俄羅斯的一個人權組織領導人說：“烏克蘭對白俄羅斯產生了巨大影響。它讓我們看到了勝利的希望，因為我們意識到俄羅斯并不像它希望的那樣強大。”

四、“街頭政治”是進行“兩個冷戰”的重要手段

早在1989 年11月，針對當時新的國際形勢，鄧小平就告誡我們：“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44頁）“兩個冷戰開始”，一個是對社會主義的，不久蘇聯東歐演變了；還有一個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很多人當時還不以為然。現在看來，“大中東和平計劃”的推行、“顏色革命”的接連發生，恰恰證明了鄧小平同志當年預見的正確性。如果說前一個“冷戰”是針對思想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后一個“冷戰”實際上是美國要獨霸和主宰世界，建立一個為它所控制的政府。其結果不在于是否選擇社會主義，而在于是不是真正符合它美國的全球戰略。如果不是，美國就要用“冷戰”來搞掉你。

現在美國的西化、分化圖謀實際上就是一個新的冷戰。它在背景、手段和渠道上與以前不大一樣。比如，過去兩個社會是對抗的、你死我活的，現在社會主義陣營沒有了，中國和美國是建設性的戰略伙伴關系，兩國友好往來，甚至說中美關系處在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而最好時期實際上也是西化、分化新的戰略圖謀實施的開始，即由過去的對抗變成現在的拉攏甚至麻痹。賴斯最近訪問日本時的講話值得我們注意，她認為共產黨政權就是暴政，希望中國的改革進一步“民主化”，實際上就是要中國接受美國的所謂民主價值觀。

“‘顏色革命’、‘街頭政治’和美國分化西化中國戰略”系列信息之二

美國推行“街頭政治”的策略和手法

鑒于“街頭政治”比使用軍事手段代價小得多，而效果又好得多，美國越來越青睞于搞“街頭政治”，預計今后會以更大的熱情和投入將“街頭政治”這一套推而廣之。在實踐中，美國已積累了十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做法。

一、利用非政府組織打先鋒，為“街頭政治”營造適宜氛圍

“街頭政治”與和平演變有所不同。和平演變是西方對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項長期戰略，它需要長期做工作方能見成效。而“街頭政治”則是一項戰術，它需要在較短時間內解決問題。當然，二者也有緊密聯系：“街頭政治”是和平“演變”到一定程度的發酵形式，是量變進入質變階段，是完成“演變任務”的收獲階段。人們在蘇東劇變時見到的就是這種情形。但是，蘇聯東歐國家的改旗易幟只是消除了美國對社會主義的偏見和恐懼問題，并沒解決它們親不親美的問題。因此對美國來說，對那些不親美甚至還有點反美的國家還存在“二次革命”的問題。要“革命”就需要“造輿論”，美國將這個“造輿論”的工作交給了非政府組織。

目前，全球NGO 多達數百萬個，活動范圍涵蓋文化教育、衛生保健、生態保護、宗教慈善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國NGO就有150萬個之多，它們的政治主張和社會要求千差萬別，有反全球化的，有反霸的，也有特別熱衷“民主”“自由”宣傳的。美國就利用這一類NGO打進需要“二次革命”的國家，讓它們在那里各顯其能，為反政府游行做好心理上和輿論上的準備。在烏克蘭選舉中，當反對派的支持者被問到“為什么要支持尤先科”時，很多人答道：“支持尤先科就是支持民主。”可見，西方數千個NGO在烏克蘭沒有白忙。

二、開辦講習班，培養“街頭政治”的骨干力量

美國知道，光有西方的NGO在面上吹吹打打、制造氣氛是不夠的，最重要的還必須有人，特別是骨干分子。

美國十分重視“人才”的培養問題。2000 年3月，美國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希爾頓飯店舉辦“非暴力抵抗講習班”。24名南斯拉夫反對派領導人秘密前往受訓。這些人在“專家”指導下學會了如何組織罷工、罷課，如何通過手勢進行交談，如何克服恐懼心理，如何動搖一個“獨裁政府”的統治等等。這些人學成回國后很快就投入反對米洛舍維奇的“街頭政治” 中。2003年夏天，美國在前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又辦了一個講習班。格魯吉亞反對派領導人薩卡什維利應邀前往接受有關進行塞爾維亞式“溫和革命”的培訓。幾個月后，薩氏便在格魯吉亞成功發動“玫瑰革命”，隨之登上了總統寶座。2004年秋，美派遣1000余人分赴烏克蘭14個州，為“橙色革命”及時培養、輸送了大批骨干。

三、精心挑選代理人

“街頭政治”實際就是街頭群眾運動。沒有強有力的領軍人物，這種“運動”既難以堅持，更不可能取勝。對美國來說，要確保“街頭政治”成功，選準代理人是最關鍵的一著。美國選代理人的標準是：年富力強，有個人魅力，沒有劣跡，但最重要的是親美，而且必須是100% 地對美親，99%都不行。老謀深算的謝瓦爾德納澤下臺后還在抱怨說：“我是美國政府最堅定的支持者，他們為什么要這樣對待我？”其實，局外人看的很清楚，精明的謝氏在與華盛頓同榻而眠的時候，還偶爾向莫斯科送一下秋波。山姆大叔瞧見了，心中不悅，遂起“換馬”之念，因為他容不得“他的人”對他有半點不忠；因為他更知道：用人不當，滿盤皆輸！

現在看來，波蘭的瓦文薩、捷克斯洛伐克的哈韋爾、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烏克蘭的尤先科等還是令美國滿意的。

四、設立指揮部

有了活動氛圍，有了骨干分子和領軍人物，基本上就可以開始活動了。這時需要的就是設立指揮部，負責統一協調指揮。

2000 年初，美在匈牙利成立了“促進南斯拉夫民主辦公室”，派高官坐鎮指揮。2002年4月，美在其駐格魯吉亞使館設立了“促進格魯吉亞民主辦公室”。美駐格大使邁爾斯毫不隱諱地表示，他出使格魯吉亞的主要任務就是促進該國“以民主方式實現政權更迭”。據悉，2004年秋，美在烏克蘭鄰國也成立了一個“辦公室”，尤先科曾奉召過境面受機宜。

五、選好突破口

美國知道，欲使“街頭政治”成功，必須選準突破口。1999 年，美國對南聯盟連續狂轟濫炸了78天，可沒有將米氏炸趴下。科索沃戰爭結束后，美支持南反對派大搞“街頭政治”，隔三差五上街游行，要求米氏下臺，但米氏不予理睬，照樣閑庭信步。反對派的活動以失敗告終。何也？米氏一不好色，二不貪財，三不講排場，四不圖享受，作風與人品近乎完美，反對派幾乎找不到任何把柄可置他于死地。最后，美國人決定通過選舉把他搞掉。實踐證明，這是他們可以大展拳腳的高招。從此，選舉就成了美國搞垮一國政權的“法寶”。

六、慷慨解囊，為反對派搞“街頭政治”買單

搞“街頭政治”，尤其是選舉是很花錢的，而反對派又大多是窮光蛋。“街頭政治”的一切開銷，包括向反對派的電臺、報刊、電視臺提供資助，為反對派候選人做廣告宣傳，南斯拉夫、格魯吉亞、烏克蘭反對派的支持者從各地趕往3國首都聲援的旅費、住宿費和“勞務費”等等，統統都得由美國人掏腰包。美國在這方面也不吝嗇，每年為“促進民主”的撥款就高達10億美元，各種民間基金會掏的錢也不在小數。有評論認為，沒有美國人在財政上的大力支持，反對派要獲得成功幾乎是不可能的。

七、利用媒體“妖魔化”當權派，為反對派奪權制造“法理”依據

美國利用其在新聞傳播領域的強勢地位，對當事國實施媒介“轟炸”，一面不厭其煩地播放反對派的聲明、講話，最大限度地影響受眾和選民；另一面則集中力量“妖魔化”當權派，給他們貼上“獨裁”、“反民主”、“反人道”、“違反人權”的標簽，然后大張撻伐，為反對派奪權制造所謂的“法理依據”。

八、大打“經濟牌”，對當事國選民誘壓兼施

在南斯拉夫、格魯吉亞、烏克蘭等國，經濟普遍不好，美國在這里玩“經濟牌”很容易奏效。南斯拉夫長期遭國際制裁，北約78 天的轟炸，使其蒙受的直接損失超過過1000億美元，老百姓的困苦可想而知。美在大選中對南選民露骨地表示：反對派上臺，經濟制裁立即取消，大量經援隨后就到；反之一切照舊！在烏克蘭，美國告誡選民：“選擇尤先科便能告別貧困！”這些說法事后證明對處在困境中的南、烏等國選民產生了相當大的作用。

九、施高壓不準當局動武，為反對派放開手腳奪權保駕護航

美國知道，“街頭政治”的克星是武力，所以它總是以“國際輿論”甚至軍事手段施壓，以“經濟制裁”相威脅，迫使當局不使用武力。它一面捆住當事國當局的手腳，一面讓反對派有恃無恐地放開手腳干，以至不達目的絕不罷休。人們在南斯拉夫、格魯吉亞、烏克蘭三國選戰中均看到了這種情形。

十、帶頭宣布不承認不利于反對派的選舉結果，為反對派翻盤力挽狂瀾

如果上述各種辦法還不能確保反對派在選舉中獲勝，那么美國就使出最后一招——以“選舉中存在舞弊”為由，帶頭宣布不承認不利于反對派的選舉結果。

在南、格、烏、吉選舉中，反對派起初都沒撈到便宜，格、烏、吉的當權派政黨竟還勝出。美馬上指責選舉“不公”、“存在舞弊”，率先宣布不承認這樣的結果，致使當事國局勢大亂。南、格反對派亂中奪權，烏、吉反對派成功翻盤。至此，四國的“二次革命”圓滿結束，“街頭政治”便迅速退潮。

“‘顏色革命’、‘街頭政治’和美國分化西化中國戰略”系列信息之三

美國傳媒在“顏色革命”中“功不可沒”

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先后爆發的所謂“顏色革命”，不禁使人聯想起上世紀80 年代末至90年代初發生的東歐劇變。將兩者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很多相似之處：都發生在原蘇聯或獨聯體的勢力范圍內；反對派均獲得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持；都是利用選舉的時機實現政權更迭。應當說，國家內部出問題是造成東歐劇變和“顏色革命”最主要的因素，但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美國的傳媒在其中起的推波助瀾作用。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在東歐劇變過程中，美國之音等媒體可謂“功不可沒”。美國前總統老布什曾這樣評價：“這是我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無形戰場上最成功的勝利。”此后，美國在宣揚其“自由民主”價值觀念上，將傳媒的作用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舉近期最典型的例證：布什反復提及“民主”一詞的就職演說，在大力炒作后通過互聯網和電視第一時間傳播到全球；近期曝光的，在美軍進入巴格達時由美國政府預制的那條“謝謝你布什，謝謝你美國”的假新聞。

在格、烏、吉等國先后爆發的所謂“顏色革命”中，美國傳媒更是“功不可沒”。格魯吉亞等國作為原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早在冷戰時期即受到美國之音等媒體的“重點進攻”。近年來，隨著傳播媒介特別是國際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美國式的價值觀念對這些國家產生了更深的影響，尤其是那些較少接受原蘇聯模式教育、對新鮮事物好奇的年輕人。美國強大的傳媒機器在這些國家時刻都在高速運轉：當這些國家的掌權者有違美國意愿行事時，美國便利用傳媒對其民主建設、經濟發展和人權狀況等大肆抨擊；當美國準備改變其現政權時，便憑借已宣揚多年的“自由民主”意識對該國民眾進行反政府煽動；當“革命形勢”出現后，即開始對美國所支持的反對派領袖大加贊賞，給反對派以廣泛的輿論支持；而一旦“革命”成功，美國媒體便迅速將消息傳遍世界，希望借此推動“多米諾骨牌”效應。

那么，美國的傳媒力量到底有多強大？也許可以從如下一組數字中得出答案：美國共有電視臺近1300 家，有線電視網約8000家，廣播電臺近9000家。《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報紙的文章被其他國家媒體的轉載率長期高居世界前列。有學者統計，美國控制了全球75％的電視節目生產和制作，而在美國本土的電視中，外國節目的占有率只有1.2％；美國電影產量占全球影片產量不足10％，卻占領全球電影總放映時間的一半以上。還有學者研究，美國的國際問題報道能力約是俄羅斯的7.2倍；美國媒體的經濟實力更是俄羅斯的109.9倍。

美國傳媒一方面向其他國家輸出美國式的“自由民主”價值觀，以此動搖別國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根基；另一方面利用其掌握的強大輿論機器，在國際上丑化別國形象，為其“改造”這些國家掃清國際輿論的障礙。可見，從東歐劇變到“顏色革命”，美國傳媒的煽惑作用雖不是決定性的，影響卻是不可低估的。

“‘顏色革命’、‘街頭政治’和美國分化西化中國戰略”系列信息之四

美國非政府組織（NGO）是“顏色革命”的調色板

“顏色革命”正在改變歐亞大陸政治地圖，而美國政府用來調制這些“顏色”的調色板，正是無處不在的、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NGO）。

一、美國政府資助的“第三部門”

非政府組織獨立于政府體系之外，同時又不具有企業的營利性質，所以被稱為是繼政府和企業之后的“第三部門”。恰恰是這種獨立性、社會性和非營利性特點，吸引了美國政府某些部門的注意。

美國利用NGO 輸出美式“革命”，具有以下顯著優點：美國政府可以躲在幕后，避免嚇跑那些厭惡美國霸權的老百姓；NGO的親和力與獨立形象，更具迷惑性和號召力；數以萬計的NGO及其相互之間的復雜聯系構成了遍布世界的巨大網絡，可以為美國力量傳輸提供現成的平臺；NGO本身的資本積累和融資能力可以放大美國政府投入的 “種子資本”的力量，形成一種“杠桿效應”。

從美國國務院下屬的國際開發署官方網站透露的情況看，目前美國政府倚重的組織主要有國際共和黨協會、國家民主基金會、美國和平協會等，并通過這些組織發展和資助下游組織。但是，從媒體所反映的情況看，美國政府直接聯系的NGO 遠不止這幾家，至少還包括在獨聯體活動頻繁的“自由之家”，以及大名鼎鼎的億萬富翁索羅斯旗下的開放社會研究所。索羅斯雖然是布什的“對頭”，曾出資 1000萬美元資助民主黨選舉，但是在推進其他國家的“民主化”改造方面，他與布什有著“共同興趣”。應當注意的是，索羅斯及其資助的組織僅僅是一個典型代表，還有許多實力雄厚的相似機構在做著同樣的事情。

二、美國非政府組織的“投資”與“收益”

美國政府每年“為推動全球民主”開列的預算高達10 億美元，而通過上述組織向目標國的反政府組織輸送的資金占了其中很大一部分。1998年到2000年，為了搞垮米洛舍維奇，美國提供5500萬美元支持南聯盟的反對派，法、德等國提供了另外的2000萬美元。美國民主基金會官員公開宣稱，僅2003年和2004年，美國就花費6500萬美元資助烏克蘭的反對派。假如算上民間獲得的資金（比如索羅斯的投入），再考慮到目標國遠低于西方的物價水平，美國通過NGO送來的錢的確能辦很多事情。

這些錢是無償的嗎？考察資金的使用過程，我們就會發現，美國政府的這筆支出其實是一種非常合算的投資。美國國際開發署每年從國會得到財政撥款，分配給幾家主要的NGO，通過他們的網絡在幾個主要目標國進行再分配。這些錢被用來組建反政府網絡、出版各種政治性論著、免費發放教人如何推翻政府的小冊子、把選中的積極分子送到美國進行培訓等等。這些努力的最終結果是導致目標國的政權更迭。國際開發署官員毫不掩飾地透露了他們的如意算盤：“給改革派提供資金，讓其創立聯盟發動群眾。當政局變化使改革派掌握大權后，前期提供的資金援助就成了對未來的一筆投資。”

美國人收回投資的途徑非常多：地緣戰略和地區安全關系的改變將使本地區的軍備需求顯著增加，美國無疑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從機會成本的角度來看，省錢就等于賺錢，同樣是對付米洛舍維奇政權，軍事手段比起NGO的非暴力手段來，花費的美元多出了成千上萬倍。

三、美國NGO對他國滲透的慣用伎倆

美國NGO對他國的滲透，其戰略總體上可以用柔性政變一詞來概括，其中除了發掘、擴大和利用目標國國內政治矛盾外，還有以下一些慣用伎倆：

1.灌輸新概念。亂國先要亂思想，美國NGO系統地創造和傳播一系列新概念，為即將采取的行動披上合法的外衣，比如把號召人們制造大規模騷亂稱為“非暴力抵抗”等，其目的就是所謂“占領道德制高點”。

2.傳播讖語。公開預言將出現政權更迭，以此來吸引公眾的注意，改變公眾對未來的預期，從而改變人們的行為。

3.打造組織。最初是建立一些“青年俱樂部”，用免費的小東西和奇談怪論吸引年輕人參與他們的活動，然后逐步政治化、組織化，形成一批骨干隊伍。他們是各種政治運動的首選動員對象。

4.培養和扶植反對派。一方面他們把選中的未來領袖們接到美國面授機宜，另一方面非常重視實踐出真知。格魯吉亞被選中的基佳·波克里亞本身就是一家本土NGO的創建者，他同時獲得了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研究所以及有美國官方背景的歐亞大陸研究所的資助。受索羅斯的派遣，他曾多次前往塞爾維亞，向當時正在“倒米”的組織學習反政府“非暴力”斗爭的實際經驗。此后還多次將塞爾維亞的骨干分子請到格舉辦培訓班，傳授訣竅。

5.民意測驗。他們搞的民意測驗，目的不是獲取信息，而是在私底下誤導民意，是一種全面的政治心理重塑。

6.非暴力手段。他們把行動刻意保持在“非暴力”的界限內，為的是能夠“讓普通人敢參與到其中來，同時，國際社會也因此可以源源不斷地提供物質和道義支持”。前美國軍官、國家民主基金會塞爾維亞項目主管丹尼爾·瑟沃就曾對受訓人員說：“非暴力的戰爭是和平的戰爭，但是作戰使用的各種基本原理也是非常適用的，比如在決定性的點上集中最大兵力，應當采取進攻而不是防守策略……”顯然，他的訓導被忠實地反映到各次“顏色革命”的策劃過程中，比如在搞游行的頭一夜從幾百里外雇來大量示威者以實現關鍵時刻的戰略集中。

“‘顏色革命’、‘街頭政治’和美國分化西化中國戰略”系列信息之五

中亞獨聯體國家“顏色革命”對中國周邊的影響

上個世紀80 年代末90年代初發生的蘇聯東歐劇變產生了多米諾骨牌效應，一些國家背離了社會主義，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現今發生在中亞獨聯體國家這一連串的“顏色革命”會不會引發西方所希望的又一次多米諾骨牌效應，波及中亞地區另外四個政權：哈薩克、土庫曼、烏茲別克與塔吉克，是值得注意的，這是當前國際政治斗爭所面臨的新課題。

吉爾吉斯斯坦原本是中亞地區的“民主”模范生，阿卡耶夫對反對黨與媒體自由的有限度寬容，向來頗受西方國家肯定，沒想到如今他的政權卻率先垮臺。這從一個側面告訴我們，劇變后的蘇東國家雖然改變了社會性質，但還不能走上獨立的資本主義道路，還必須聽命于美國的指揮，服務和服從于美國的全球戰略和國家利益。

中亞的獨聯體國家毗鄰中國，中亞國家的“顏色革命”，對我們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國家領土邊界問題和上海合作組織問題。中俄及中亞國家都是上海合作組織的締約成員國。這一組織對中國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加強反恐合作，打擊東突三股勢力，防范和遏制“疆獨”。2002 年，吉爾吉斯斯坦與中國就領土主權爭議達成協議，同年兩國進行首次聯合“反恐”軍演。二是經濟利益問題。中亞廣闊的市場為中國擴大出口和西部地區的開放提供了機遇，中亞地區豐富的石油資源，是中國多元化能源戰略的主要保障之一。如果說美國在這些中亞國家增加駐軍，部署遠程偵察機，無疑對我安全造成負面影響。另外一個影響是東突勢力問題。中亞國家中僅吉爾吉斯斯坦就與中國有一千多公里的共同邊界，它和新疆開通了伊爾克什坦、吐爾尕特等陸路口岸，人員往來頻繁，“東突”分子活動猖獗。2003年11月，在吉高等法院宣布為非法的四個恐怖組織當中，三個與“東突”有關。

美國在獨聯體國家進行“顏色革命”不僅僅是為了在這些國家推行民主，更有戰略上的考慮，主要是為了削弱俄羅斯和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在北約經過兩輪東擴后，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已經受到很大擠壓，但西方仍在想方設法進一步削弱俄羅斯在歐洲地區特別是獨聯體地區的主導地位，削弱它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同時，美國也在利用“顏色革命”考驗中國。雖然美國還沒有把中國當成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但對中國動手是遲早的事情，我們要有應對的戰略。

“‘顏色革命’、‘街頭政治’和美國分化西化中國戰略”系列信息之六

“顏色革命”給我們的啟示和對策建議

1．思想上高度重視“顏色革命”的發生及其危害。“街頭政治”是當前美國搞“兩個冷戰”的重要手段。要充分利用南、格、烏、吉的事例，在廣大干部和高校師生中開展形勢政策教育，請相關領導和專家做報告，講清“街頭政治”的實質與危害，以增強識別力和免疫力，自覺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局。

2．要高度重視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種種矛盾。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還在拉大、失業率上升、有的官員貪污腐敗、部分青年人信仰缺失、一些領導干部嚴重脫離群眾，在一定條件下，也有可能誘發“顏色革命”。對此應引起高度重視并加緊研究對策。要采取堅決措施，遏制兩極分化和貪污腐敗，這是防止“街頭政治”最具根本性的辦法，是治本之策。

3．要切實加強黨的執政基礎。面對社會矛盾和沖突，不怕有人反對，就怕沒人支持。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的反對派勢力并不十分強大，但多數群眾在社會危機中保持中立，袖手旁觀，結果政府一觸即潰。這說明執政黨沒有可靠的階級和群眾基礎，政權缺乏特定的社會群體作為其支持者。我國正處在改革和體制轉型時期，經濟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我們黨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僅表現為發展生產力和提高經濟水平，還必須與特定的階級、集團血肉相聯，這樣黨的執政地位才有結構性的支撐。在我國，黨的執政基礎主要是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其他社會階級和集團是團結的力量。離開了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的支持，無論經濟怎樣發展、社會如何富裕，黨和國家政權都不能得到真正的鞏固。

4.要明確執政宗旨，切實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當權派為誰執政？是為黨派、小集團，還是為個人和家族？“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如果不是為了廣大群眾的利益，就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執政就沒有根基。只有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不斷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才能使社會穩定，使國家長治久安。而為人民謀利益，必須密切聯系群眾，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如果領導干部脫離群眾、高高在上，甚至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不可避免地要被掀翻在地；為人民謀利益，還必須勤政廉政。貪污腐敗，巧取豪奪，搜刮民脂民膏，人民是不會容忍的。

5．要切實加強黨和政權對軍隊、警察等國家機器的絕對領導，加緊建立“街頭政治”的應急機制，遇事快速處理，避免事態擴大、蔓延。在格、烏、吉三國發生的“顏色革命”中，當反對派走上街頭，甚至進行打砸搶的情況下，原政權雖然在形式上也控制著軍隊、警察，但它們或不敢使用、或指揮失靈，警察和軍隊竟保持中立，甚至出現臨陣倒戈的現象。沉痛的教訓表明，應對所謂的“街頭政治”，我們決不能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在殘酷的政治斗爭面前，如果當權者軟弱無力，不采取斷然措施，最終只能自食其果。

6．要認真對待和謹慎處理近期發生的涉日游行示威活動。反對日本的右翼勢力，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崛起，給小泉一點顏色看看，本來無可非議，但是，從北京、上海發生的幾起游行示威活動來看，都發生了打砸搶的行動，雖然是極少數人所為，但造成的后果是嚴重的，非但不能達到愛國的目的，反會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授人以柄。一些惟恐天下不亂的人，利用青年人的愛國熱情，挑起事端，散布謠言，擾亂治安，制造混亂，借反日之名，行反政府之實。中國一旦發生類似中亞國家的街頭政治，后果要比上述國家嚴重千倍萬倍。當前要認真做好廣大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的思想工作，將其情緒和愛國熱情引導到符合中央精神的軌道上來。對日本右翼勢力的回擊，一定要堅持“以兩手對兩手”，一方面要認清日、美等帝國主義的本質，看清其猙獰面目；另一方面，要通過政治、外交、經濟手段，有理、有利、有節地與日本的右翼勢力進行堅決的斗爭。

鑒于“顏色革命”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建議中央組織人力跟蹤不同國家“顏色革命”發生過程以及最新發展動態，對近年來美歐等西方國家策劃“顏色革命”的策略和手法以及國外不同國家“街頭政治”的不同結果進行深入的研究。

“‘顏色革命’、‘街頭政治’和美國分化西化中國戰略”系列信息之七

布什連任后加緊推行西化、分化中國戰略圖謀的主要原因

美國加緊對我推行西化、分化的圖謀，是由其國家利益、階級本性、霸權主義的政治立場所決定的。當前所表現出的種種特點，有著十分深刻復雜的原因：

第一，美國歷來把稱霸世界作為其國家利益的核心內容。冷戰結束后，美國“一超獨強”，其全球戰略由“爭霸”發展為“獨霸”世界，它的如意算盤是確保其全球“領導”地位不受任何挑戰，將其價值體系和生活方式全面推廣到全世界。美國認為，21世紀，阻礙其實現全球霸業的主要的或潛在的對手就是中國。盡管中國一再宣示堅持和平發展道路，但對美國而言，只要中國實力日增，它們就感到寢食難安。中美之間在國家根本利益上的沖突具有戰略性和本源性，是不可能消除和調和的。

第二，美國與中國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上的根本對立。反共、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在美國統治者那里是根深蒂固的，這是由他們的階級本性和國家本質決定的。他們認為自己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是最好的、最正確的、最合理的，從來不能容忍與自己對立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存在。從社會主義國家誕生之日開始，在地球上消滅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就是美國的一貫意圖和戰略目標。出于階級本性和反動立場，美國西化分化中國的戰略也是一以貫之、千方百計、花樣翻新、始終不變的。可以概括為四個“凡是”：凡是妄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組織、勢力和個人，它們都極力扶植和庇護；凡是有可能影響中國政治穩定、引發動亂的事件，它們就設法插手；凡是會給中國抹黑的活動，它們就大肆渲染；凡是有利于西方思想文化滲透的機會，它們就百般利用。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美國總是不遺余力地“妖魔化”中國，千方百計地遏制和滲透，其目的就是要把中國共產黨人趕下臺，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最終將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成為他們的附庸國。這是美國任何時候都不會放棄的。蘇東劇變后，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大國，西方敵對勢力更是把中國看成眼中釘、肉中刺和最后的社會主義堡壘，必欲除之而后快。

江澤民同志說過：“西方國家無論如何不愿意看到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的存在，總是要想方設法進行刁難和破壞，這是由他們的本質決定的，是由他們長期的、根深蒂固的反共傳統決定了的，在民族意識中就長期灌注著反共基因。這一點我看它是‘一百年不會變’。”對此我們必須始終保持清醒頭腦，任何時候都不能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第三，保守主義思潮在美國政界的進一步加強。去年在美國，無論是全國性的大選，還是許多地方性的選舉中，保守派勢力普遍得到加強。不僅布什取得了大選的勝利，而且在參眾兩院的選舉中共和黨均取得了多數。布什連任后自認為霸權主義政策得到了選民的支持，推行強權政治的權力基礎有了加強，因而將更加毫無顧忌地關注四年后給后世留下什么政治遺產。布什連任后，對其直接控制下的龐大權力機構——國務院、國防部、國家安全委員會、三軍總參謀長聯席會議、中央情報局等（還有世界銀行）通過調整，加強了保守力量的控制。同時，美國的國防開支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長。美國國防預算由2000年的3000億美元猛增到2004年的4500億美元。國防部的雇員（包括現役軍人和公職人員）超過200萬人，占聯邦政府雇員總數的3/4。在保守主義加強軍事力量的背景下，美國必欲大力扼制“潛在對手”。美曾公開把中國列為2015年前后的“全球性對手”。

第四，美國經濟在短暫衰退之后從2003年起再次復蘇，并在科技創新和尖端技術發展運用方面進一步領導國際潮流，使美國感到它更有條件實現其意識形態輸出，實現其西化、分化的政治戰略。2004 年美國經濟增長速度是4%，為近幾年來之最高，當年增加了大約220萬個工作機會，是1999年以來最多的一年。美國商會會長在2005年1月高興地指出：“事實上，美國經濟的表現比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都要好。美國正在創造出數量很多的新的工作機會，失業率低，通貨膨脹低，美國工人的收入在增加。經濟強勁增長的勢頭將會在2005年保持下去。在正常情況下，美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會達到3.7%，或者更高。”所以，美國自視其經濟、政治實力更強了。另一方面，中國經濟連年持續穩定增長，中國的經濟實力已居世界第6位，外匯儲備居世界等2位，對亞太地區和國際事務的影響日益增強。中國力量的快速上升，必然引發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動，進而影響美國戰略目標的實現。在美國看來這無疑是嚴峻的挑戰。保障美國在世界政治中的霸權地位、經濟中的主導地位，輸出美國的價值觀念，這是美國對外戰略的既定目標。所以，它決不愿意看到中國和平發展，而要千方百計地扼制中國，想方設法西化、分化中國。

“‘顏色革命’、‘街頭政治’和美國分化西化中國戰略”系列信息之八

美國西化、分化中國戰略的現實威脅性

美國西化、分化中國的戰略，不僅有必然性，而且具有重大現實威脅性。

1.國際政治力量對比嚴重失衡，美國事實上取得了“一超獨強”的地位。這種態勢短期內不會發生根本變化，這就為美國提供了最重要的戰略資本，使其明顯加快了謀取全球霸權、建立“單極世界”的步伐和野心，使美國霸權主義呈現出比以往更大的侵略性、擴張性、進攻性和冒險性。

2.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和美國經濟連續十多年的增長，使美國可以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廣泛的貿易聯系，在輸出商品、經貿往來和跨國經營活動的同時，將其政治理念、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滲透到世界各地。美國的經濟總量已從90年代占世界的22%上升到了今天的33%。

3. 美國的軍事實力奠定了其在世界上的絕對軍事優勢。美國的軍費開支長期居世界第一位，2005年財政年度的國防預算為4017億美元，占世界軍費總額的 40%強，幾乎等于所有其他國家國防預算的總和。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裝備，軍事基地遍布全球，軍事干預的觸角可以伸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憑借其軍事實力，美國擺出一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勢，宣布了“先發制人”的戰略，瘋狂露骨地不惜用武力強行改變別國的政權和社會制度。美國國防部2001 年9月30日在《四年防務評估》中說：“美國軍隊必須有能力根據總統指令，將美國的意志強加于任何對手，包括敵對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這種決定性擊敗對手的能力包括改變敵對國家的政權，占領其領土，直至徹底達成美國的戰略目標。”

4. 美國文化產業迅猛發展，已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和進行文化擴張、對外滲透的重要工具，而領先的科技優勢和發達的信息技術，使美國獲得了施加思想政治影響和滲透的全新手段。這些年來，美國以科技實力為依托，大搞“思想文化殖民”和“精神心理進攻”，無疑增大了我國維護政治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的難度。

5.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占優勢、“敵攻我守”的態勢，將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存在，這為美國推行西化、分化提供了機遇。美國政要聲言，要充分利用這個“全球無敵手”的機遇期，“徹底摧毀共產主義的所有陣地”，并針對中國不斷采取一系列措施。

6.我國改革開放廣泛深入發展，整個社會處于深刻變動之中，既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注入了生機與活力，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與進步，同時也在客觀上給西方敵對勢力進行思想文化滲透提供了更大的活動空間和機遇，增大了我們抵御西化、分化的復雜性與艱巨性。

“‘顏色革命’、‘街頭政治’和美國分化西化中國戰略”系列信息之九

布什連任后美國西化、分化中國戰略的新特點

布什連任后，一如既往地繼續實施對我國西化、分化的圖謀，變本加厲地推行對我的扼制政策，顯示出一些新的特點：

第一，調整全球軍事戰略部署，把軍事戰略重點轉移到包括中東在內的亞太地區，把近期反恐與長期遏制中國結合起來。通過調整軍事戰略部署，確定以靠近中國的關島作為美國向亞洲地區施加影響的核心基地，增加戰略轟炸機、核潛艇和巡航導彈的布署，加強機動能力和遠程打擊能力，同時加強在中亞的軍事存在。據報導美國已在中亞國家租用和新建了13個軍事基地，最近又決定在阿富汗建立四個軍事基地。這樣就在東西兩個方面構成了對中國的嚴重威脅。同時，千方百計地扼制中國的防衛力量，反對歐盟解禁對華軍售、反對以色列賣預警飛機等給中國。

第二，進一步加深和擴大雙邊“安全同盟”，并將雙邊安全同盟多邊化，開展多邊軍事演習，以建成所謂一體化的伙伴關系，以便隨時可以組成共同作戰聯盟。除了加強原來的美日韓、美日澳軍事同盟并進行軍事演習外，美正加強和提升美日同盟。美國為了擺脫自己因伊拉克戰爭而在國際上的孤立處境，進一步推進扼制中國、稱霸全球的戰略，認為日本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它竭力支持日本夢寐以求的重新走上政治、軍事大國道路的夢想，支持日本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默許日本修改“和平憲法”，慫恿日本“自衛隊”跨出國門活動，將日本納入美國“導彈防御系統”，提升日本在美國亞太地區軍事部署中的地位作用，強化日美軍事同盟，使日美同盟從地區性同盟提升為世界性同盟。今年2月29日，日美外長及國防部長舉行會談后發表的聯合聲明，竟然將臺灣視為“共同安全考慮”，把內海議題納入“共同戰略目標”，聲稱對臺海形勢共同承擔責任，赤裸裸地直接干涉中國內政。最近美還邀請臺灣軍方參觀美軍事演習。美國賦予日本的一項主要“使命”，就是要配合美國來牽制中國的崛起。日本政府近年來調整對華政策，正是為了體現美國為它確立的“新角色”。

第三，大力加強與東盟各國的關系，以遏制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防止東盟國家完全倒向中國，并企圖構筑亞洲版北約，全面圍堵中國。今年2 月底，賴斯曾對新加坡外長表示，東亞首腦會議，應是開放性會議。意指東亞首腦會議不應只是東盟及中、日、韓三國首腦，而應擴大到更多國家。日本立即亦步亦趨地適應美國的需要，積極活動，爭取在年底將在馬來西亞召開的東亞首腦會議擴展到區域外國家，認為東亞首腦會議不是東盟加中日韓三國，而是要再加上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等國，以便扼制東亞首腦會議向以中國為核心的地區化方向發展的趨勢。同時，由美國主導的“北美——亞洲公約組織”（即亞洲版北約）正在籌備中。早在2002年拉姆斯菲爾德訪問澳大利亞時就提出要建立亞洲版北約的構想，該計劃甚至把臺灣包括在內。后來美澳日曾就這個問題進行過磋商。2003 年5月，美國防部與印度政府高級顧問又討論了亞洲版北約的可能性。構建亞洲版北約，主要是想抗衡上海合作組織、削弱中國在亞洲和上海合作組織中的作用和影響。美國正對上海合作組織中的一些成員做工作，以增加對其軍事經濟援助為誘鉺，引誘中亞國家退出上海合作組織，力圖瓦解上海合作組織。所有這些，都是美國企圖聯合中國周邊國家共同扼制中國。

第四，促進同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自由化和制造同中國的貿易爭端，確保美國經濟利益的實現和扼制中國經濟的發展。美國已與日本和新加坡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并正在與臺灣商討簽署美臺自由貿易協定，竭力牽制中國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市場和東盟承認我市場經濟地位。美國還經常不斷地在中美經貿關系中制造事端、提出調查如反傾銷調查、外匯管理、人民幣匯率機制、貿易赤字等等，并加強對我履行世貿組織承諾的監督和檢查。我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美是對我提出“調查”和“檢查”最多的國家。

第五，進一步加強意識形態滲透活動，特別是向我輸出“民主化”的價值觀。布什在其連任的就職演說中公然把向非西方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輸出“民主化”價值觀作為基本國策。在實踐中，美把伊拉克、阿富汗作為民主化改造樣板，在格魯吉亞、烏克蘭等國支持街頭政治進行“民主化”改革，并連連得手，最近又在蒙古、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發生作用。布什曾直言不諱地表示：“同中國開展貿易活動不僅對美國的農場主和工業家有利，而且能幫助宣揚民主價值觀”。近來美國報刊談論用非軍事手段實現政權更迭的文章日益增多，鼓吹通過接觸和經貿政策促使中國等國內部變化。他們企圖通過參與我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推動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和加強與中國知識階層，特別是學術界和非政府組織的聯系、促進中國人權特別是宗教自由的活動（賴斯訪華時特地去教堂做禮拜）以及媒體傳播等手段推進對中國“民主化”“自由化”的影響。

“‘顏色革命’、‘街頭政治’和美國分化西化中國戰略”系列信息之十

新形勢下美國西化、分化中國戰略的渠道和手段

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社會經濟成份、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我國社會生活多元、多樣、多變的特征日趨明顯，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差異性、多變性日趨增強，人們的價值取向也日益呈現多樣性。現代科技迅猛發展，信息知識在世界范圍廣泛傳播，思想文化交流呈現跨國界、快捷性、多樣性的鮮明特點，五光十色的思想信息大量拋灑在人們面前，愚昧落后的，封建殘余的，腐朽庸俗的，政治反動的，不一而是。因此，西方資產階級思潮大量涌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抵御和防范的難度很大，滲透、演變的現實危險客觀存在。

美國實施西化、分化中國戰略的渠道很多，主要有：

1.利用“人權”問題進行干擾破壞。美國把“促進海外的民主與人權”列為國家安全戰略的三大核心目標之一。一年一度的“世界人權狀況年度報告”，一直批評中國“人權紀錄不佳”、“在人權方面的合作與進展令人失望”。幾乎每年都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搞反華提案（除了2005年），利用人權問題對我國際軍事合作、經貿往來進行刁難，還直接干預我國對一些個案的處理，甚至由總統、國務卿出面對辦案提出要求。

2.利用民族問題加緊對我實施“分化”。美國政府專門設立了所謂“西藏特派員”，聲稱“監視西藏人權狀況是其主要職責之一”。他們積極支持新疆民族分裂勢力和達賴集團的分裂活動，加緊推進“新疆問題”、“西藏問題”國際化；在反恐問題上搞雙重標準；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中抓到了華人“東突分子”，不交給我國處理，竟然出資幫助他們在美國成立所謂“東突流亡政府”。

3.利用宗教對我進行滲透顛覆。除了在《人權報告》中進行攻擊外，美國國際宗教委員會還發表年度報告對我國的宗教問題進行攻擊。他們不惜投入巨資，進行非法傳教活動；扶植我國天主教地下勢力，爭奪我天主教領導權。

4.利用“民運”組織，精心培植顛覆力量。在美國注冊的民運組織有220 多個；美國政府給予“民運”分子“永久居留權”或美國國籍；向“民運”勢力提供大量資助，培植“民運領袖”；支持他們“組黨結社”、“以商養政”；策動為 “六四”翻案；極力插手人民內部矛盾；策動“工運”、“農運”；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為名，惡毒攻擊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大搞所謂“民間修憲”。

5.利用“臺獨”勢力破壞我國家統一，危害我國家安全。美國把臺灣當作“不沉的航空母艦”，實施“以臺制華”戰略。美國國會通過多項涉臺法案，支持縱容“臺獨”分裂勢力。與臺灣搞軍事交流與合作，大幅度提升售臺武器的數量與質量，強化美日臺軍事聯系與合作演習，承諾支持臺灣自衛。

6.利用“法輪功”邪教組織進行搗亂破壞。庇護李洪志，污蔑我國政府取締“法輪功”是侵犯“信仰自由”。向“法輪功”邪教組織提供資助和活動場所，幫助他們設立網站，支持他們在境外發展。為恢復發展境內地下組織，策劃實施電視插播活動，攻擊我廣播電視（鑫諾衛星）信號，加緊反動宣傳。去年12月以來，拋出“九評共產黨”等系列反動文章。

7.利用港澳作為反共反華的前沿陣地。支持港澳的所謂“民主派”，培養“反中亂港”、“反中亂澳”的代理人，利用各種傳媒造謠惑眾，挑撥港人與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關系，破壞“一國兩制”的香港穩定。

美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的手段和措施很多，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其極為機密的《行事手冊》中，專門制定了搞垮中國的《十條誡令》，淋漓盡致地表現了西方敵對勢力的惡毒用心與卑鄙手段。他們的手段主要有：

1.利用傳統媒體擴大覆蓋面，進行思想滲透，千方百計削弱我主流輿論的影響。在對它國實施西化、分化圖謀的過程中，美國傳媒的作用非常大。它一方面向其他國家輸出美國式自由民主價值觀，動搖別國意識形態和文化根基，另一方面運用強大輿論機器造勢，甚至不惜造謠編造，丑化別國形象。其煽惑作用和推波助瀾的影響不可低估。

當今世界80 —90%的新聞，被美國和西方通訊社壟斷，美聯社、路透社和法新社基本主宰了全球國際新聞報道。美國控制了全世界75%的電視節目生產和制作，每年向國外發行的電視節目超過30萬小時。西方利用廣播、衛星電視網絡已構成對我全方位、立體式的包圍網。據2003年監測結果顯示，西方主要國家和敵對勢力在我周邊地區共設有30多個轉播臺，每天使用普通話和多種方言，170多個頻率對我國播出60多小時的節目，再加上一些國家從本土發射的廣播信號，共有50個境外電臺使用300多個頻率對我進行廣播。衛星電視頻道達400多個，在我國上空構建了密集的衛星電視網。據統計資料顯示，美國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報道，按題目來看，負面的占1/2，中性的占1/4，稍有點積極意義的占1/4；如果按字數計算，90%以上的文字是反華的。

2.利用互聯網等新興媒體，與我爭奪思想文化新陣地。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曾經說過：“中國不會拒絕互聯網這種技術，因為它要現代化，這是我們可乘之機，我們要利用互聯網把美國的價值觀送到中國去。”據統計，目前全球因特網服務器內存中，中文信息只占4%。（內含新加坡、臺灣的中文信息）網上一般的信息，美國提供的占80%，服務信息占95%。他們利用互聯網傳播西方的價值觀，宣揚色情、淫穢和暴力等腐朽思想文化；雇傭大批“寫手”，采取網絡貼文、電子郵件、手機短信等手段，制造反動輿論，對我進行“信息圍攻”；資助各種敵對勢力建立網站，支持他們利用互聯網聯絡指揮、組織策劃、蠱惑人心、煽動鬧事；加緊開發新技術，企圖突破（有的已突破）我國的“信息關防”。

3.利用發達的文化產業和多種形式，沖擊我文化市場，實施思想文化滲透。美國文化產業迅猛發展，已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在美國400 家最富有的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產業，美國每年出口文化產品約在600億美元以上。美國以合法的方式向我輸入影視劇、圖書、網絡游戲等文化產品，既獲取巨大經濟效益，又傳播西方的文化觀念。他們注重利用各種基金會、非政府組織到我國辦學、開講座、創辦俱樂部，搞文化沙龍，吸引國內人員外出受訓，資助研究項目等辦法，進行名為“文化交流”的滲透。目前，好萊塢、可口可樂、麥當勞、肯德基以及西方的圣誕節、情人節等等，都成了美國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擴散的載體，美國政府每年要專門拿出一大筆錢來搞“文化外交”，以加強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文化滲透。

4.利用某些社會敏感問題，造謠污蔑，惡意炒作，攻擊我國的政治制度，歪曲和貶損黨的歷史，丑化黨和政府的形象，煽動人們對黨和政府的不滿。

5.曲解、丑化、淡化我民族文化傳統，消解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他們采取多種手法，惡意放大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封建落后面，極力丑化中華民族文化傳統。包括通過影視作品、卡通漫畫、電子游戲等對我傳統文化經典進行戲說，歪曲、損害我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更有甚者，一些進口的境外游戲軟件，夾雜著蓄意丑化中國人民解放軍、虛構恐怖分子襲擊天安門、篡改二戰歷史、將臺灣納入日本版圖等反動內容，以時尚潮流的形式，吸引人們特別是青少年推崇西方文化，淡忘民族文化，削弱對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基本認同。

美國西化、分化圖謀在我國社會生活中已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在某些人包括少數領導干部身上甚至已經得逞。在西方思想文化和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蝕影響下，一些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嚴重扭曲，發生畸變，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肆虐滋長，不少黨員甚至高級領導干部在權力、金錢、美色面前打了敗仗，在政治大是大非面前不辨方向。有的成了政治上的庸人和糊涂蟲，道德上腐化墮落；有的侵吞公款逃亡國外；極少數人甚至叛國投敵。正在成長的青少年一代受的消極影響更是令人憂心。

“‘顏色革命’、‘街頭政治’和美國分化西化中國戰略”系列信息之十一

從《參考消息》上的部分信息看

交往合作也是另一種形式的遏制

布什第二任期里，對中國的政策會怎么樣？從西方輿論最近一個時期的報道與評論中，可以看出包藏在“友好”、“合作”詞句里面的究竟是什么東西。下面摘錄一些《參考消息》上提供的信息：

2005年3月19日，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日本。她在演講中強調布什政府外交核心是“擴大自由”的方針，將致力于在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亞洲地區推行民主，要求中國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表示中國實力的上升給本地區既帶來機遇又帶來挑戰。美國能夠在亞洲發揮建設性作用。她說：“憑借美國的經濟實力和美國以安全和民主價值觀為基礎在亞洲地區建立的盟友關系，可以使中國朝著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方向發展”。（3月21日）

最近，賴斯提出了一個新說法：“暴政據點”。列出了六個國家的名單：伊朗、朝鮮、古巴、緬甸、白俄羅斯、津巴布韋。（以前有過“流氓國家”、“邪惡軸心”等說法）英國《金融時報》1月20日發表文章分析說：“一位來自政府防衛機構的資深分析人士認為，美國的最終目標不是這6個據點，而是布什政府認為正在走下坡路的俄羅斯和美國今后最主要的對手中國。”

3 月25日《參考消息》集納了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英國《金融時報》、香港《南華早報》、臺灣《中國時報》等幾篇評述文章，標題是《美國要以友好方式遏制中國？——從賴斯中國之行看美對華政策走向》。文章說：“在喬治·凱南——這位對蘇聯遏制政策的設計師去世不到24小時后，賴斯就在東京提出了一種新的、經過修改的‘友好’形式來遏制中國”。“賴斯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冷戰斗士，是已故喬治·凱南遏制蘇聯戰略的推崇者，雖然她非常圓滑，但她卻始終想著它。”美國對北京的態度，雖然早已從“圍堵”走向了“交往”，美國高層人士一再信誓旦旦地表示美國將積極和中國交往，美國在朝核反恐等重大外交議題上需要中國的合作，但與此同時，美國對中國的崛起仍有極大的戒心，美國視中國為未來最大的威脅，擔心中國的發展會具有挑戰其主導地位的能力。賴斯把“中國的崛起”稱為“全球政治中的一個新因素”，又說：“盡管美國把中國當成一個伙伴并希望中國繁榮，但美國并不清楚中國的政治方向”。還說：亞洲的“戰略環境”要求美國與日本、韓國和印度建立更為密切的關系。賴斯一方面同中國領導人握手，一方面又公開指出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之際，歐盟不宜解除對華武器禁運。一位駐北京的歐洲外交官直言玄機：“美國當然要加強與中國的交往，但話說回來，交往不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圍堵嗎？”一位分析家認為，美國與日本、韓國、印度結盟似乎將包圍中國。

美國《外交政策聚焦》雜志2月22日發表了文章《將中國龍逼到墻角》，《參考消息》2005年2月27日刊登文章《美鷹派“圍困中國龍”論調有所抬頭》，認為其表現是：冷戰思維未變，構筑軍事包圍。新任中央情報局局長戈斯說，中國軍隊的現代化構成了對美國的直接威脅。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參院講話說，不出十年，中國海軍的規模就會超過美國，共和黨強硬派一直主導著美國對華政策，主張與中國對抗的院外集團一直沒有銷聲匿跡。對抗主義者的目標是：用軍事基地包圍中國，支持臺灣獨立，努力顛覆中國共產黨專政。中美對抗的焦點是布什政府正在亞洲部署的反彈道導彈防御系統，迄今為止，美已贏得了日本、澳大利亞的支持，現正爭取印度的加入。（自稱是為了對付朝鮮，其真正目標是對待中國的洲際導彈）用軍事基地包圍中國的戰略正在進行中，除傳統的日、韓基地外，關島正成為重要戰略根據地。美還試圖在東南亞和南亞建立軍事基地，目前正與印度方面談判（在印度的蘇拉威西島建立海軍基地），也在加強同泰國、新加坡、印尼、斯里蘭卡和馬來西亞的軍事關系，這種包圍趨勢還蔓延到中亞，美在吉爾吉斯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多茲別克斯坦都擁有軍事基地。

香港《亞洲周刊》3 月6日文章《中國威脅論再起威脅中國》。文章說：“隨著中國的逐漸崛起，新一波的‘中國威脅論’已告出現，它顯露在美國右翼聯手的新圍堵策略里”。“從去年年底到目前為止的一連串美國動作，都絕對不容低估”，“北京必須深刻地知道，新的‘中國威脅論’來勢洶洶，必須廣泛動員并做好因應之道。”（2005年 3月1日）

在今年第一季度的《參考消息》上，有關外電報道的部分標題摘錄如下：

《美日聯手軟硬兼施遏制中國》2月19日

《“美日臺同盟”雛形躍上紙面》2月23日

《美日臺反潛聯盟瞄準中國潛艇》1月5日

《五角大樓密切關注中國軍力發展》2月20日

《美日合謀遏制中國增強軍力》1月14日外電

《布什訪歐阻攔對華軍售解禁》法新社2月21日電

《試圖控制技術資金外流，強調保持美國經濟實力，美一些議員力主限制與中國貿易》2月20日

《美國又揮人權大棒，老調重彈妄評中國“人權記錄不佳”》3月2日

《加緊海洋調查，部署新式戰機，日本針對中國不斷有新動作》據3月4日日本朝日新聞，讀賣新聞

《日本針對中國加強航空戰力》據3月17日日本《廣經新聞》

《日本牽制中國動作頻頻》3月29日。

“‘顏色革命’、‘街頭政治’和美國分化西化中國戰略”系列信息之十二

抵御美國西化、分化的三個關鍵問題

一、當前我們面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中國的嚴峻形勢

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進行西化、分化，實施和平演變的圖謀一直沒有改變，對此我們也一直保持警惕，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是，我們對美國西化分化中國的戰略圖謀沒有在全黨完全形成共識。在有些方面，我們看到的是一種不設防的狀態。比如，在我國的外國基金會、非政府組織非常多，有無形的、有形的、注冊的、沒注冊的，但是我們有沒有研究過、有沒有調查過這各式各樣的外國基金會、非政府組織，有哪些是幫助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繁榮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有哪些則抱著對我國進行分化西化的目的？對此我們缺乏整體的把握。由于缺乏這種整體性的認識，特別是沒有得到全黨的共識，我們對西方分化西化的警惕和抵制就容易空洞化、空泛化，就容易浮在意識形態宣傳的表面。

二、對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美國西化、分化戰略的兩個基本判斷

第一，在今后一個時期，美國西化、分化中國仍然以和平演變為主。“9·11” 以后，美國為實現其全球霸權戰略，越來越多地采取以軍事手段為后盾，推行經濟霸權、金融霸權的手法。但是，美國并沒有放棄和平演變的方法，特別是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美國更傾向于采用和平演變的辦法。剛剛去世的教皇保羅二世，跟美國總統布什談到這個問題時曾經說，對中國的演變只能采取和平演變的辦法。以壓促變，是布什在第二任期內對付中國的一個基本手段。

第二，美國西化、分化中國的著力點問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主要的變化之一是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動。中國現在的工人階級已經不是當年的工人階級，農民也不是當年的農民，以改革開放之初的個體工商戶和現在的工商企業家為主體的社會階層正在形成。這是二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經濟結構變動最突出的結果，也是對未來中國的政治影響最大的因素。從世界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經驗中可以看出，一個政權的顛覆往往是官民矛盾的集中體現，這種矛盾不是某一個階級、一個集團與政權的矛盾，而是以一個階級為主，整合各種社會矛盾，當這些社會矛盾在特定情況下都指向原有政權時，這個政權就最容易被顛覆。在中國，有些新生的階層和利益集團掌握著巨大的社會資源，有較強的動員能力，有較高的組織程度。如果有人整合各種社會矛盾，選擇時機發動全面動亂，很可能就是美國西化、分化中國的著力點。

三、抵制美國西化、分化中國戰略的三個關鍵問題

第一，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鞏固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改革和社會轉型時期是執政黨喪失其原有階級基礎的危險期。因為體制改革或社會轉型，意味著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利益關系的調整和社會利益格局的重構。一方面，原來的普通勞動者階層并非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它們可能與黨疏遠；另一方面，在改革中成長起來的新的階層，經濟上具有一定實力后，希望獨立發揮作用，可能與執政黨的理念和政策發生沖突。結果可能表現為社會各個階級階層無論受益多少都存在不滿情緒。一旦遭遇重大問題，并有外國支持的背景，執政黨和政權就會遇到嚴重挑戰。在吉爾吉斯斯坦這次變局中，反對派組織的抗議運動規模并不很大，但由于政權孤立、虛弱，一觸即潰。這是“顏色革命”給我們的深刻教訓。

但是，政治的法則是不怕有人反對，就怕沒人支持。我們看到“顏色革命”的悲劇，同樣也看到在西方更大的分化西化、和平演變以及武裝干涉顛覆威脅之下的一些國家，如委內瑞拉，在很長時間內堅持住、抵抗住美國西化分化的圖謀，其根本經驗就是牢牢地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占委內瑞拉人口70%的中下層勞動人民的堅定支持。這是值得我們好好研究和認真吸取的。我們黨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只有堅定地依靠工人階級、勞動人民，才有可能長期執政，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第二，在意識形態方面，思想意識形態的宣傳教育同國家處理對外關系，既有聯系，又要有區別。我們既要和日本搞好關系，又要講“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殺。我們的理論、意識形態、指導思想、宣傳教育涉及到我們國家、民族的核心價值，而我們的外交、經濟社會政策，更多的是從政策、策略層面考慮，和核心價值可以有差距。比如我們不能僅僅根據外交政策的變化來隨時調整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和標準。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不能隨著局勢和具體政策的變化而變化，否則，就會失去主心骨。

第三，大力加強反腐敗。反腐敗的關鍵是要割斷官商的聯系，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直系親屬從商的問題。最近我國發生的一系列重大群體性事件背后浮現出的深層次矛盾，就是官商之間的聯系，這對我們的政權威脅太大了，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

“‘顏色革命’、‘街頭政治’和美國分化西化中國戰略”系列信息之十三

抵御美國西化、分化圖謀的對策建議

一、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科學發展觀，盡快提升我國綜合國力。因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最重要表現是，它能更快地推進生產力和社會綜合發展的能力，具有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

二、必須對美國西化分化中國圖謀有高度警惕。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們與西方國家的交往越來越多，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我們一定要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透過現象認清美國霸權主義的本質，對美國這個大資產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國家，這個把自己的生存和繁榮建立在不斷擴張基礎上的國家，絕不能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三、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談論民主、人權時，人民民主專政武器不僅不能丟，而且必須強化，其中包括意識形態手段。要清醒地認識到，只有共產黨領導才能保證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

四、要加強對青年的教育，尤其是愛國主義教育，培養四有新人，特別是有理想的一代。鄧小平同志說，“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如果有一大批精通馬克思主義并具有堅定信仰的青年，我們國家就大有希望。

“‘顏色革命’、‘街頭政治’和美國分化西化中國戰略”系列信息之十四

反西化、分化工作應緊緊地圍繞年輕人展開

東歐中亞發生“顏色革命”之后，國內互聯網上已經有人在討論中國今后的革命應該使用什么顏色。這些東西通過很多渠道滲透到年輕人的思想當中，加上國內年輕人長期以來對西方民主思想的盲目崇拜和理想主義沖動，并與臺灣年輕的民主理想者產生互動，形成一種要改變大中華顏色的思想，這是對黨的執政地位的真正威脅。

怎樣教育、引導年輕人，在方式方法上我們要作些探討和調整。西方有很多新的文化入侵的方式。比如一些描述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化生活、倡導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書，如李歐梵的《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 -1945》在北京完全脫銷，有人說國內“白領”“小資”幾乎人手一冊。李歐梵用西方計量史學的方式，加上時髦的寫作，把大上海當年渴望跟西方接軌的夢，重新找回來。現在有很多張愛玲、張恨水的作品，以及梁思成與林徵音的故事等都被搬上了銀幕。但我們對這些題材沒有好好利用。比如，我們可以告訴年輕人，三四十年代中國大都市確實存在燈紅酒綠的生活，但是當時正是國家危亡時刻，包括北大清華學生在內的許多年輕知識分子拋棄燈紅酒綠的生活，而作了另一種選擇，這種選擇是高尚的；我們還可以把年輕的知識分子在延安的生活和在國民黨國統區的生活做一下比較，這樣才能體現出黨的先進性，才能讓他們體會到保持共產黨先進性的重要，才能抵御西方的西化分化。

現在的年輕人擔憂的是什么問題？最近他們在網上熱烈討論的是，澳大利亞礦石漲價了，美日不讓我們加入美洲銀行，不讓我們參與購買巴西的礦石、阿根廷的大豆。很多年輕人認為，美國現在對中國已經不僅僅是思想文化滲透，而是直接用剛性手段來分化西化中國了。比如澳大利亞礦石漲價、石油漲價、逼迫我們半年內人民幣升值等等，就完全是剛性手段。其結果只能造成我們內斗。比如我們的造船業并不擔憂鐵礦石漲價、鋼材漲價，因為他們與國內鋼廠簽訂了鋼材價格鎖定協議，也就是說，鐵礦石漲價造成的鋼材漲價等負擔完全由鋼廠工人來背。這不就造成兄弟內斗嗎？我們注意西方的軟性手段，注重思想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當然是對的，因為美國現在仍然在采用這些方式，并運用了更新的包裝，但另一方面，年輕人現在感受更多的是美國、日本等國家對他們未來切身利益的直接侵害。這就是他們現在感覺到的最主要的威脅。一方面我們在宣傳美好的生活，一方面他們感到面臨殘酷的現實。由此他們產生了民族危機感，而且他們的民族危機感絲毫不比我們這些沒有多少生存壓力的人感受得輕，相反比我們沉重得多。由此他們產生了民族主義情緒。而這種情緒與我們的主流宣傳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因為主流宣傳要求我們要理性，要和平發展。在一次與北京某著名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學生訪談時，學生們不管是親美的還是反美的，都認為“和平崛起”根本是“扯淡”，他們認為提出“和平崛起”是不懂國際關系。

現在年青人獲得信息的渠道非常多，密度非常高，而且篩選也很快，有許多消息根本不是從主流渠道得到的，比如這次反對日本修改教科書和進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游行，他們是通過另外的信息來源渠道組織起來的，讓我們覺得很突然。他們也知道美國對付我們的“十大誡令”，以及現在美國西化分化我們的方法，但他們要采取另外的方式，比如是不是要把馬立誠、時殷弘殺了呀，砸個汽車呀，砸個日本店呀，而且有些行動前兩天已經付諸實施了。這種行為是不理性的。

這代年輕人是中國未來二十年甚至五十年這一社會最關鍵時期的中堅力量。我們現在所做的所有這些反西化分化工作，都應該更加緊密地圍繞他們、貼近他們展開。現在的教育缺乏深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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