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拉斯：世界經濟危機挑戰拉美新左翼政府的改良主義

世界經濟危機挑戰拉美新左翼政府的改良主義

作者：［美］詹姆斯·彼得拉斯

國外理論動態 2期

　　[美]詹姆斯·彼得拉斯　著　陳剛　譯
　　
　　美網站http：//www.venezuelanalysis.org2008年10月5日刊登了美國著名左翼學者詹姆斯·彼得拉斯題為《因“自由市場”崩潰而陷入危機的拉美“新左翼”》的文章，認為當新自由主義的全面危機到來時，拉美新左翼的改良措施將可能難以應對。該文認為，拉美新左翼政權(或稱后新自由主義政權)雖然采取了一些反貧困措施和稍微擴大了一些社會開支，但是它們都沒有根本性地改變它們繼承下來的新自由主義基本經濟結構：近幾年的經濟復蘇高度依賴初級農礦產品的出口以及國際熱錢的流入、資本相對于勞動的巨大優勢仍然如舊，因此當如今的世界經濟危機來臨時，這些政權將暴露出其脆弱性。它們可能利用凱恩斯主義來贏得短暫穩定，但凱恩斯主義幾年后的失敗將使它們被更激進的左翼即社會主義或更極端的右翼即法西斯主義代替。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信奉新自由主義學說并陷入與美國的自由貿易協定的右翼政權正追隨美國而走上經濟崩潰之路，看到這點并不令人奇怪。不過日漸加深的危機還以同等的或更大的力量影響了巴西、厄瓜多爾、阿根廷、玻利維亞和尼加拉瓜的所謂“中左翼”政權。
　　拉丁美洲經濟崩潰的一致性提出了涉及變革、獨立的主張、脫鉤(decoupling)和后自由主義(post-liberal)模式的重要問題，而該模式是許多政權的領導人、理論家及美國、歐洲的進步拉美作家過去幾年所創建的。
　　被一些作家稱為拉美的“粉紅色潮流”并被另一些更活躍的評論家稱為新“革命政權”(還有一些更審慎的分析家稱之為“后新自由主義”民主)的這些政權的失敗提出了有關一個新的、有活力的、不再從屬于美國的非正統模式是否出現的重要問題。
　　面對著中左翼經濟的崩潰，其早先的意識形態鼓吹者搖擺于如下兩者之間：鴉雀無聲和避免任何結構性的說明，以及或只是拋出對美國“賭場資本主義”的“指責”。后一種姿態回避了問題的實質：是中左翼政權的國內政策開放了它們的經濟，才使其格外易受華爾街投機活動的影響。直到最近的經濟崩潰以前，“中左翼”的知識分子捍衛者們都對本國經濟與華爾街的關聯只字不提，他們沉醉于暫時性的高增長率，而那被他們歸功于“新的非正統模式”。
　　“拉美新左翼”理論家所采納的回避問題及指責外國的立場反映出了對這些國家真正發生的情況的基本誤解，或者無知。他們用對華麗詞藻和象征性變革的情感滿足以及受邀參加“中左翼”總統私人晚宴的榮幸代替了對實質性政策和結構延續性的準確分析。要應對現有的影響該地區的經濟崩潰，以及絕大多數受雇傭、靠薪水生活、非正規就業的工人及農民面臨的災難性后果，第一步就是要立足現實和擺脫幻想。
　　
　　“拉美新左翼”(其評論家的稱謂)
　　
　　盡管拉丁美洲的“中左翼”政權在社會結構、經濟發展水平和絕對財富方面都有廣泛的并且某些情況下意義重大的差異，但這些政權的評論家、擁護者及反對者都聲稱它們在與新自由主義決裂，在追求一種極為不同的社會經濟模式，一種與過去相決裂的非正統經濟戰略，它把“市場”和“國家”聯結在一起，以追求某些人所宣稱的“21世紀社會主義”。
　　這種論證方法通過指出12個“轉變”或變革的領域而說明新中左翼的“新穎性”。與先前的新自由主義政權相比，“新中左翼”理論家主張中左翼政權有如下新做法：
　　1．采納一種新的更負社會責任的經濟模式，以尋求“大眾融入”、文化的多樣性和社會正義；
　　2．結束“自由市場的新自由主義”，并用“國家一市場模式”來取代它；
　　3．開始推動“社會的轉變”(阿根廷)，“民主和文化革命”(玻利維亞)，“21世紀社會主義”(厄瓜多爾)，以及建基于負責任的財政和社會正義之上的長時期的高增長(巴西)；
　　4．停止對原住民的歧視和剝削(巴西和厄瓜多爾)，并給印第安人增加權利(玻利維亞)；
　　5．采取行動以取代對西方市場的依賴，并且通過尋求區域的一體化來結束華爾街的支配；
　　6．發展美洲玻利瓦爾替代計劃組織、南美國家聯盟和加勒比石油計劃組織等區域政治和經濟組織，它們標志著獨立的、替代性的新區域經濟結構的創建；
　　7．促進新型的參與式民主，以使大眾階級對政府政策的制定擁有更大的直接發言權；
　　8．在更大的經濟獨立性基礎上發展多樣化的市場，特別是亞洲(尤其是中國)、歐洲和中東市場，以有效地與美國經濟“脫鉤”，并結束美國的“霸權”；
　　9．在促進農礦出口的戰略基礎上積聚大量的外匯儲備，從而建立起長期保險金，以抵御未來出口商品在價格和需求方面的下降趨勢；
　　10．通過財政紀律以及避免“民粹主義”式地在大型社會計劃、基礎設施計劃上大筆開支，因此積聚了大規模的預算盈余；
　　11．推行有利于機會的更大社會平等的政策，親勞工的收入政策，放寬信貸，增加消費品進口，并增加針對領撫恤金者、小孩和窮人的食品計劃上的花費；
　　12．在國家與外國的跨國公司之間建立公私伙伴關系，通過平等的合作來取代外國的支配，并增加本國的收益。
　　根據“中左翼”政權支持者的看法，這些政權的先進性、可持續性和有活力的“證據”已通過2005年-2007年的這段時期得到了說明，在其間高增長、高收入、預算和貿易盈余以及屢次的選舉勝利是常態。
　　
　　幻想的終結：遭報應的2008年
　　
　　過去五年里中左翼政權及其知識分子捍衛者都表現出不愿意面對其社會經濟戰略的結構性缺陷及脆弱性。更明確地來說，中左翼政權及其知識分子捍衛者拒絕承認其“變革”的主張和21世紀社會主義其實是建立在虛幻的假定基礎上的。
　　危機從美國、歐洲向拉丁美洲擴展，這是中左翼政權延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它們都維護相同的經濟統治階級，且追求的經濟戰略都依賴投機資本的流入、債務融資以及農礦出口精英。
　　盡管有“21世紀社會主義”(委內瑞拉的查韋斯、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厄瓜多爾的科雷亞和尼加拉瓜的奧爾特加)、“獨立模式”(巴西的盧拉)和“社會主義模式”(智利的巴切萊特和烏拉圭的巴斯克斯)這樣的浮夸詞語，但這里提到的這些政權仍保留了甚至深化了新自由主義模式的主要結構特征和政策。它們仍然非常依賴全球市場：事實上因為強調利用價格方面的暫時飆升來出口初級產品(農礦商品)，它們都使全球市場最壞的特征更為突出了。其結果就是，它們極大地增加了自身受外部震蕩影響的可能性。隨著2008年世界性經濟衰退的開始，需求的崩潰使龐大的貿易盈余終止了，并引起了所有相關經濟因素的大滑落：外匯儲備驟然減少。建立在出口關稅基礎上的政府收入急劇下降。本國貨幣因為外國投資者和國內投資者向他們認為堅挺的貨幣和安全的天堂逃逸而貶值。
　　與西方知識分子的民粹主義一民族主義的想像相反，所有中左翼政權的發展戰略都建立在民族主義的資產階級、國家和外國投資者之間的戰略伙伴關系基礎上。在金融崩潰之初，外國資本開始大量地向外和向上逃逸，這使巴西和阿根廷的股市被壓低50％以上，并且因為本國儲蓄者和投資者將本國貨幣兌換為美元、歐元和日元而促成了事實上的貶值。隨著歐盟和美國的實體經濟開始衰退，預計到其初級商品的出口需求會急劇下降的本國資本家和金融精英通過減少生產部門的投資而作了回應。這引發了附屬的和相關的國內制造業和服務行業的更大規模的下降。
　　同時遭受金融震蕩和世界性經濟衰退的沖擊是中左翼政權貫徹的單方面出口市場政策的直接結果。中左翼政權的領導人口頭上贊成“區域一體化”(美洲玻利瓦爾替代計劃組織、南方共同市場和南美國家聯盟)，甚至為此努力而建立了完整的行政結構，并在最初投入了少量的資源。這種關于區域性的花言巧語與世界市場——仍是它們增長的推動力——中正在進行的和逐步發展的“一體化”相比顯得過于渺小。由于這些政權深深卷進了初級商品繁榮，因此它們最大限度提高了拉丁美洲地區之外的市場的重要性。隨著經濟低迷時期的到來，甚至區域一體化計劃(南方共同市場)都因阿根廷轉向保護主義而面臨瓦解。
　　暫時性的貿易和預算盈余被用來進一步加深初級部門的擴張，增加農礦精英的財富，和鼓勵投機投資商的大量涌入，他們在兩到三年間就把股票的估價抬高了一倍和兩倍：市盈率成了泡沫比率。
　　中左翼政權的模式是建立在經濟的“初級產業化(primarization)”及投機性投資的繁榮基礎上的，而這幾乎為所有西方知識分子所忽略了。他們被少量的“民粹主義”措施搞得眼花繚亂，并選擇集中注意它們：盧拉為1000萬窮人家庭(他們構成了其東北部選舉客戶群的一部分)提供的每月30美元(45雷亞爾)的食品籃；基什內爾對人權的促進及每月150比索(50美元)的失業救濟金；埃沃·莫拉萊斯的文化本土主義及其與國際石油和天然氣公司的“合資公司”(被錯誤地稱為“民族主義”)，以及拉斐爾·科雷亞贊成21世紀社會主義的宣言和增加了社會支出。
　　中左翼政權的理論家沒有分析如下事實：社會支出方面的少量增長是在這樣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框架內發生的，它保留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所有結構特征。隨著海外初級商品價格的暴跌，政府計劃里最先縮減的部分指向了反貧困計劃，而它本來為貪婪的、投機性的、農礦產品驅動的經濟模式提供了遮羞布。整個“左翼譜系”都忽略了這個事實，即為社會改革供給資金的國際收支及預算盈余是依賴“熱錢”流入的。熱錢從性質上說進來容易逃逸也迅速，尤其在回應其“本國市場”的災難時更是如此，更不用說面對世界范圍的金融崩潰了。因此，中左翼政權所采納的已經很微薄的社會措施本來就是脆弱的，非常依賴高度投機性資本的多變行為和世界市場。
　　中左翼政權聲稱拉丁美洲正在通過與亞洲(中國、韓國、日本和印度)加強聯系來和美國市場脫鉤，并且巴西正在發展成為世界強國(作為金磚四國集團——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的一個成員國)，這已被證明是錯誤的。巴西向亞洲的農礦出口高度依賴世界的價格，而那是由美國、歐盟以及其他許多國家和地區的需求來決定的。深度的世界性衰退和信貸崩潰深深地影響了亞洲對美國和歐盟的出口，而這反過來又導致了拉丁美洲對亞洲的初級商品出口的下降。沒有一個亞洲國家能夠維持其來自拉丁美洲的商品進口，因為它們不能夠替代國內的需求。中國的階級分化和階級剛性限制了大眾消費。
　　拉丁美洲并未“脫鉤”，它是全球鏈的一部分，而全球鏈將它與美國及歐盟經濟的難以預測的變化聯結在了一起。巴西總統盧拉企圖將巴西危機的責任推給美國的“賭場資本主義”，以使其對初級商品出口和熱錢的深深的結構性依賴政策得以擺脫批評，而那偏離了主題：是巴西政權的政策開放了大門，使其容易遭受美國投機資本崩潰的全部有害影響。
　　中左翼政權并沒有背棄新自由主義的“出口模式”，它們也沒有作出任何努力，通過再分配政策來激活國內市場或大眾消費。工業化是從屬于商品出口的。城市的資本收益和勞動收入比有利于利潤而非工資。利息所得和所有權所得仍然朝有利于資本的方向高度傾斜，并因而削弱了國內需求。對農礦精英的支持及對土地改革的拒斥減弱了數百萬無地農民、自給農民、鄉村勞工和小農場主的國內購買力。稅收補貼和刺激——而非累進稅——排除了重建社會服務(公共衛生、教育、救濟金和社會保障計劃)的可能性，而那本來可以促進國內的生產和投資。中左翼政權并沒有投資在生產的關鍵點上，以聯結互補性的國內各區域和經濟各部門。中左翼政權的投資把本國的地方生產現場與港口聯結在了一起，而后者是與海外市場相聯的。伴隨著對出口的大推動，中左翼政權的戰略削弱了其國內需求，并因而避開了結構的變革。對社會支出的強調取決于大資產階級的農礦出口部門的績效。甚至它們的“社會轉移支付”也被證明是無法維持的。而沒有微薄的反貧困計劃，就很難區分中左翼政權與其傳統的新自由主義的前任政權。
　　在商品價格迅速增長時期，有幾個中左翼政權——亦即巴西和阿根廷——將其數百億美元收益用于償還它們先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官方借貸者所欠的債務，聲稱這會“使”它們“自由地”推行“獨立的政策”，盡管貧困水平仍停留在警戒線上，而像住房、交通、學校和醫院等公共設施則變糟了。雖然外國的外債的某些方面下降了，但是其他主要是美元和歐元形式的私有外債則飛漲了，并受到了中左翼政權的鼓勵。由于這些政權有較高的國內利率，因此國內企業的海外借款急劇增多，而外國投機商、放款人及美國、歐盟銀行的海外子公司也放寬了貸款標準。隨著美國和歐盟的金融崩潰，外國資本的流入枯竭了，而短期債務則被催收。資金的流入轉變為大量的流出，從而壓低了貨幣的價值。巴西和阿根廷的股市在不到五個月時間里(2008年6月至10月)下跌超過50％，并且信貸稀缺的危機開始引起投資的困難。
　　商品價格急落，國家的收入因為銅價下降了60％(從2008年6月的每噸9000美元降為2008年10月的每噸3900美元，而同期油價從每桶147美元降為64美元)而受嚴重影響。更糟糕的是，中左翼政權外債的減少對應于內債的增加，而內債借自外國銀行子公司和本國金融集團。后者通過向海外銀行借錢來貸款給這些政權，因此整個信貸、金融鏈仍然依賴美國和歐洲的私營金融機構。這反映出來的不是后新自由主義政權與金融依賴的決裂，而是中左翼政權通過本國的中介機構效仿了它。與商品價格暴跌相聯的金融危機展現的是令人難堪的一體化及中左翼政權對以帝國為中心的市場的從屬。股票市場的持續下跌和本國貨幣向美元的大量轉移則揭示出了中左翼政權經濟政策整體上的不穩定及其完全自由主義的性質。
　　中左翼政權將其暴利的主要部分用于建立外匯儲備，以吸引外國的借款、信貸和投資者，及緩解經濟下降趨勢的影響，而不是大規模地投資于人力資源和國內市場。其結果就是，在面對出口收益方面的收入下降時，外匯儲備提供了暫時的救急手段。可是，這些政權正在運用外匯儲備來使私有銀行體系免于經濟困難，以及安撫那些想把本國貨幣兌換為美元和歐元的驚慌失措的投資者。隨著儲備的耗盡，中左翼政權正在采取反動財政政策。金融恐慌的消極影響再次揭示了中左翼政權戰略的又一個負面的(“自由主義的”)構成：它依賴未受管制的股市，而該股市極易受到商品價格方面的任何下降趨勢的影響。
　　中左翼政權的經濟政策和主要的私有經濟行為者深陷于投機的世界，正如任何“新自由主義”政權一樣。中左翼政權的政策完全缺乏大眾的監督，其原因在于大眾完全被排除在制定經濟決策的所有政府職位(中央銀行、經濟部、財政部、商務部、工業部、農業部和礦產部的部長)之外。參與式民主的自我標榜被揭示出完全是一場鬧劇。此外，中左翼政權(委內瑞拉是個部分的例外)還授予中央銀行以“自主權”，取消了國會的監督，并促進了中央銀行和私有金融精英之間更緊密的聯系。
　　
　　結論
　　
　　隨著資本主義金融體系在全世界大部分國家的崩潰以及全球性衰退從帝國主義國家向拉丁美洲的擴展，最主要的中左翼政權都未能免受這雙重震蕩。因為它們選擇了初級商品出口模式，所以它們就特別容易遭受世界需求和價格快速下降的影響。盡管適度的財政政策的確使它們逐步建立了外匯儲備，并因而為它們提供了部分的和暫時的緩沖手段，以經受住第一波的資本轉移和以美元計價的債務償還，但應當記住的是，“穩健的財政政策”的另一面是對社會問題和經濟多元化的忽略。如果在中期通過對生產性就業的投資、有利于無地農民的土地改革和國內市場的發展來消除貧困，北部危機的影響原本是可以減輕的。
　　盧拉、埃沃·莫拉萊斯和政治領導們曾與達沃斯的經濟精英交好，并且排他性地把重點放在與跨國公司的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上，放在來自華爾街的“熱錢”上，還將賭注放在農礦出口上，多年以后他們又試圖把責任完全推在帝國主義國家的危機身上，這聽起來很不誠實。高水平的儲備、相對高的價格(盡管與記錄價格相比仍下降了70％)、部分流動資金的暫時回報以及世界市場上信貸的輕微放寬——這是美國和歐盟超過150000億美元的公共資金注入的結果——已經將下跌減緩。然而，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某個特定時刻拉美中左翼政權的立場，而在于其現今移動的方向以及原有的、推動經濟走向深度衰退的負面的結構性特征。隨著儲備的減少及農礦精英面對價格下降時的減資，嚴重的負乘數效應到來了，依附性部門被逼破產。同樣重要的是，經濟衰退正在導致深遠的和廣泛的國家支出縮減。由于財政保守主義已成為重要經濟部門和中央銀行職員的信條，因而中左翼政權非常不可能改變路線，實行財政赤字，增加大規模的、長期的公共投資，重組其經濟，以及重新定位公共政策的社會基礎。
　　到2009年年底，拉美的中左翼政權將感受到世界性經濟衰退的全面沖擊，正好在那個時候其耗盡的外匯儲備會使海外的和本國的資本投資進一步喪失信心。拉美的中左翼政權將無法再依賴其主要的“經濟推動力量”農礦精英來為進口提供資金，它將缺乏海外投資及對其出口商和銀行的貸款，并將面對來自底層的強大壓力。失業的工人和雇員、面臨破產的本國銀行、關閉車間的制造商、負債的消費者以及財產不夠維持需要和生活水平的按揭貸款者將走上街頭，強烈要求國家干預：既來自左翼也來自右翼。
　　面對著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初級產業化”加“少量社會轉移支付”的“非正統模式”的失敗，中左翼政權有兩種可能的選擇。一種選擇將包括大規模的緊急援助，以解救占統治地位的金融和農礦業精英。中左翼政權可以嘗試通過社會緊縮、解聘公共雇員、減少工資和大規模地減少公共投資來將成本強加在工人、城市貧民、農民和公共雇員身上。第二種選擇將意味著進口替代戰略的復興，包括對企業的公共投資和與之相伴的破產銀行、戰略性經濟部門的國有化，以及國家政策的大規模轉變，即從資助破產的農業出口商轉向資助合作社和面向本國市場而生產的家庭農場。
　　第一種選擇將面臨社會對降低生活水平的抵制，從而必然要求更多的國家鎮壓，并有可能導致中左翼政權的垮臺。更反動的右翼正在“幕后”等著攫取權力，及對抗那些由危機所引起的、發展中的社會運動。
　　第二種選擇要求中左翼政權的內部階級構成有較大的轉變，即與現有政治聯盟的決裂以及對“大眾階級”的大規模社會動員。
　　第二種選擇將依賴本國商業集團、制造商、債務人、工會、左翼政黨和農民運動的脆弱聯盟，亦即民族主義一民粹主義聯盟的出現，它準備拋棄農礦出口模式，擱置海外債權，并且實行赤字以便為經濟復蘇籌措資金。
　　然而，在長期的世界性的信貸困難壓力下，大資本家、小資本家與勞工、自給農場主、農民之間的聯系可能瓦解，并且導致想超越“凱恩斯主義的”資本主義而走向經濟的社會主義化的要求。由于世界性經濟衰退長期的、不斷加深的性質，對外貿易的進一步下降，私營機構貸款的枯竭，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深遠的和廣泛的對資本主義的不信任，后一種選擇將受到支持。在公眾的腦海里，資本主義顯然是與過度投機、金融崩潰、儲蓄的損失及私有公司的破產相聯的。
　　最后一個警告：雖然世界性的經濟衰退和金融崩潰表明中左翼政權既不是民粹主義的、民族主義的，也不是與新自由主義決裂，但這并不意味著近期會朝左轉，原因很簡單，中左翼政權嚴重破壞了獨立的階級動員。右翼或者另一種形式的左翼的更新過的“國家主義”以及強制性的進口替代政策會暫時減輕世界性危機的最壞影響。然而，凱恩斯主義的失敗有可能導致法西斯主義的、鎮壓性的“復辟主義政權”，或者導致激進的、社會主義的解決辦法。在這場危機中，考慮到中左翼政權所引發的“分裂”以及危機帶來的深度“震動”，所有的政治選擇都是“可能的”。
　　未來的政治經濟結局不是由某種玄想的觀念來決定的。政治的結局取決于階級斗爭和對國家權力的爭奪。目前社會斗爭的結局尚難預料，因為在世界資本主義衰敗的廢墟上還沒有一個左翼社會運動作好了擔當領導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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