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新政與新自由主義的終結
2009年03月26日 人民論壇雜志
嚴海波
能夠終結新自由主義的，可能不是某個國家的政府，也可能不是某些知識精英，更不會是資本精英，而是新自由主義帶來的日益嚴酷的社會現實
正如美國選民所期望的，奧巴馬上臺之后開始推行其“新政”。他正式舉起了凱恩斯主義的旗幟，主張“大政府，小市場”，拋棄了里根執政以來禍害美國和世界最普通民眾30年的新自由主義教條，著力推行政府大規模金融監管和經濟運作，加大政府對經濟金融的救助力度和直接干預程度，刺激經濟增長。
決裂新自由主義，奧巴馬能否比肩羅斯福
人們對奧巴馬“新政”的聯想更多地來自于80年前那場大危機，以及臨危上臺的羅斯福總統。1929—1933 年的危機是當時資本主義世界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大面積的企業倒閉、工人失業、股票下跌，使美國民眾陷入了痛苦、恐懼、絕望之中。面對嚴峻的政治經濟形勢，羅斯福大力推行凱恩斯主義，放棄了產生危機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提出了一系列以救濟、改革和復興為主要內容的政策措施，以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發展公共投資來刺激經濟。羅斯福“新政”恢復了民眾對國家發展的信心，并引領美國的工業、農業全面復蘇。
伴隨奧巴馬競選和上臺全過程的，是源于美國的、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危機。人們對金融危機的認識，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奧巴馬的當選及其當選后的作為。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與新自由主義的大行其道有著重要的關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拉大國內的收入差距，財富向少數人手中集中的速度加快，為了滿足華爾街金融利益集團的貪婪而弱化金融監管，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給世界帶來了巨大的風險。
奧巴馬提出的競選綱領，滿足了埋藏在民眾心中對“變革”的期許。他最終得以當選，說明美國民眾再也無法忍受小布什政治上新保守主義、經濟上新自由主義的亂折騰了。更確切地說，美國金融危機的發生，真正終結了新自由主義對這個國家乃至對世界主流意識形態長達30年的影響，歷史上以反馬克思主義和凱恩斯主義起家的新自由主義走向沒落，必然使人們重新認識凱恩斯主義的各項政策。社會主義中國經歷長期的經濟快速增長，在危機中采取的各種有效的反危機措施，正在成為提振世界經濟增長信心的榜樣。美聯儲前主席沃克爾甚至說，這次危機可能不會埋葬資本主義，但是一定會埋葬美國模式的金融資本主義。
危機成為新自由主義“棄機”
奧巴馬上臺之初，美國國內問題叢生。美國金融危機已經演化為全球金融危機，各項經濟指標顯示危機逐步惡化，并沒有見底的跡象。世界各國正經歷著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一是金融機構接二連三的倒閉，二是危機從金融領域蔓延至實體經濟，三是社會處于嚴重的失衡之中。
從以上問題可以看出，服務于富人的新自由主義確實為美國闖下了大禍，但是，新自由主義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仍然沒有大的改變，這才是問題的關鍵。盡管新自由主義體制引發了諸多金融危機和經濟社會災難，又造成了無數的失業者和流浪者，但是，仍有一些不負責任、甚至別有用心的學者還在把新自由主義鼓吹成“上帝”一樣的詞匯，鼓吹為唯一能挽救人類的經濟和社會秩序。
在各國政府和經濟學家的譴責聲中，新自由主義逐漸成為理論反思的熱點，但這并不代表現實中新自由主義力量的削弱。目前，新自由主義在政界、學界、商界仍有著根深蒂固的力量，他們在嚴峻的社會現實面前，要么換了一身偽裝的外衣，積蓄力量等待反擊；要么借機采用貌似國有化的策略，用納稅人的血汗錢、養老錢救助和維護大資本家的利益，待危機度過，重新私有化了事。
新政能走多遠
可以說，任何理論上不徹底、行動上首鼠兩端的政策，最終仍舊難以挽救危機中的底層民眾。一些政府會披著凱恩斯主義的外衣，訴諸民粹主義的救助經濟口號，繼續保護新自由主義的既得利益集團。因為日益固定化的利益格局、強大的資本力量時刻在明處或者暗處左右著政策的發力點。
奧巴馬上任后，已經出臺了三項重大方案，分別是總額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金融行業救助計劃以及房市拯救計劃。此外，他還許諾在4年任期內使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削減一半。從目前市場的反映來看，奧巴馬的經濟政策還沒有起到明顯的作用。這時候，有人開始帶著各種動機、用各種腔調質疑奧巴馬凱恩斯主義傾向的經濟政策。其實，這不能怪奧巴馬沒有能力，也不能怪奧巴馬“新政”的方向有什么錯誤，怪只能怪小布什政府留下的攤子太爛了。奧巴馬一上任就“繼承”了深不見底的金融危機、成千上萬失去工作和收入的居民以及超萬億美元的財政赤字。里根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用不斷膨脹的債務彌補不斷增加的政府赤字，用一個個金融和房地產泡沫掩蓋前一個泡沫，最后接到這一棒的人，就是奧巴馬。
奧巴馬“新政”才剛剛開始，接下來能夠走多遠，還有待觀察。“新政”透露出來的信息顯示，奧巴馬試圖走一條不同于小布什的道路，一條起碼表面上不是新自由主義的道路。但是，這條道路最終能否惠及美國中下層居民，最終能否改善全球經濟生態，目前還是一個未知數。
(作者為中共中央編譯局中國現實問題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新自由主義模式與危機根源
2009年03月26日 人民論壇雜志
朱安東 《人民論壇 》(2009年第6期)
我們必須看到，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經濟社會并非完全沒有影響，當前我國存在的諸多矛盾，如貧富分化、消費不振以及教育醫療方面的問題等等，恐怕都與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不無聯系
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泛濫加劇了世界經濟的結構性矛盾
新自由主義剛開始推行時確實緩解了發達國家內部的矛盾，但是，從全球范圍來看，各種更具根本性的矛盾不僅沒有緩解，反而更加深化。經濟增長速度降低、貧富分化加劇以及世界經濟結構性矛盾加深是新自由主義的重要后果，而這些，又成為了導致這次全球性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基礎條件。
經濟增長減速。在1973年到1998年期間，全球產出的年平均增長率比黃金時代(1950-1973年)下降了近40%，而新自由主義時期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與前一個時期(1951-1980年)相比則下降了一半。據統計，1980-1998年期間，有118個國家有相關數據，其中有32個國家是負增長。
隨著金融自由化而來的，是各種投機泡沫的迅速發展。由于受到發達國家資本市場泡沫的影響，一方面是世界性的生產能力過剩，另一方面是世界上大部分人民處于相對和絕對貧困化狀態，從而導致全球性的有效需求不足。這兩個因素同時存在，直接的后果就必然是經濟危機。
此外，美國和歐洲、日本、中國經濟之間的結構性矛盾近年來也急劇加深。最近這些年來，美國從日本、歐洲和中國大量進口，為穩定日本和歐洲的經濟以及中國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但同時也形成了巨額的外債，從而大大削弱了美元的地位。而美元幣值的穩定是其他個人或者機構愿意借錢給美國的一個基本條件。這就形成了一個死結，美國要減少貿易赤字，就得減少從日本和歐洲的進口，而這很可能給這兩個地區的經濟雪上加霜，把他們推入衰退的泥潭，這反過來又有可能加深美國自己的危機。反之，如果美國任由當前的趨勢發展，則極有可能帶來美元的大幅度貶值，失去美元的霸權地位。但由于現在還沒有任何一種貨幣能取代美元的地位，美元大幅度貶值后很可能出現國際金融市場的大混亂局面。
新自由主義旗幟下的金融自由化是這次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的近30年時間里，由于實行了嚴格的監管政策，美國沒有出現過一次嚴重的金融危機，沒有一個重要的金融機構破產。而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每隔10年左右就會發生一次較大的金融危機，大型金融機構破產也不時發生。導致這種差異的原因就是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在上世紀70年代的危機中，美國金融資本的影響力逐漸增大，美國國會在80年代初通過了解除對金融行業進行嚴格管制的兩個法案，更在1999年廢止了分業經營的法案。
在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影響下，美國實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其結果是：金融市場幾乎沒有監管、信息極不透明、欺詐成風。2002年安然事件發生后，美國政府、媒體都強調安然等只是幾個“壞蘋果”，只要識別出來并進行處理就行。事實上，安然等公司當時幾乎所有的做法和行為方式都是華爾街通行的，只是由于各種偶然因素遇到了無法控制的困難而被拋棄而已。在這次金融危機當中暴露出來的情況再次驗證了這一點。
為了轉嫁風險，所有這些機構都試圖在獲取各種豐厚的傭金和手續費的同時把風險轉嫁到下一個買家的身上，最后形成了一個以次級按揭貸款為基礎的證券倒金字塔。但是，當市場上所有的機構都這樣思考和行為時，市場的參與者都既是賣方又是買方，轉移出去的風險又被轉移了回來。因而，當次貸危機爆發時，所有機構都受到了影響。在這次危機爆發后，美國當局也認識到了這些問題，出臺了33年以來最嚴厲的一個金融改革方案，目的就是要加強對金融市場的嚴格監管。這在一定程度上回歸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那種體制。
新自由主義時期的經濟增長模式是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
這次金融危機中引起人們廣泛關注的一個現象是美國私人部門的債務問題。20世紀70年代的危機之后，美國的投資一直增長乏力，于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刺激消費。但是，在新自由主義的指導下，為保證資本回報率，美國統治集團采納了一系列打擊工人力量的措施(如直接打擊工會、解除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等)，工人的實際工資下降，貧富分化加劇，社會消費能力下降。為了保持生活水平，在投入更多的勞動時間的基礎上，美國家庭不得不大量借貸消費。其后果是美國家庭部門的欠債越來越多，超過了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90%和美國家庭部門可支配收入的130%。正是這種脆弱的金融狀況給這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和急劇發展奠定了基礎。
多年來，國內外許多有識之士已經指出了新自由主義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在實踐中是有害的。但所有這些都沒有這次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給我們的教訓更為深刻。我們看到，隨著這次危機的到來，雖然有部分新自由主義學者的反對，但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首先拋棄了他們長期鼓吹的新自由主義，厲行政府干預，這本身就是對新自由主義的沉重打擊。
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之所以能夠保持多年來快速的經濟增長，與我國對新自由主義的抵制是有著密切關系的。但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經濟社會并非完全沒有影響，當前我國存在的諸多矛盾，比如貧富分化、消費不振以及教育醫療方面的問題等等恐怕都是與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不無聯系的。可喜的是，我們注意到，在許多領域我們已經開始重新反思相關的政策，在逐步排除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在這次危機中以及之后，我們應該更為全面地在各領域清理這種思潮對我國的各種影響。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落實科學發展觀，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作者為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發展經濟學部主任)
延伸閱讀
新自由主義的重災區
吳易風
第一類是俄羅斯和其他東歐國家。在快速私有化原則的推進下，最重要的改革是國有企業私有化。國有小企業私有化方式是“逐個地出售”。國有大企業私有化方式是“先把國有企業轉變為國家擁有全部股票的股份公司，然后再將它們私有化。”在這個過程中，俄羅斯出現了腐敗性資產掠奪帶來的不公平。
第二類是發生金融危機的亞洲國家。以泰國為例，在西方國家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影響下，在西方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壓力下，泰國過早、過度地開放金融市場，撤掉了所有自我保護的屏障，結果爆發了一場嚴重的金融危機，最終發展成為亞洲金融危機。
第三類是拉美國家。拉美國家多年來一直是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試驗場。比如，阿根廷金融危機很快發展成為債務危機以至經濟危機，并引起政治動蕩。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導，見《新自由主義及其后果》)
新自由主義為何不能成普遍模式
2009年03月26日 人民論壇雜志
《人民論壇 》(2009年第6期)
當前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再次宣告了主張“市場萬能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與政策的失敗
新自由主義的一些主張帶來消極后果
新自由主義所推行的私有化理論與主張，對實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中國來說，顯然不能接受。我們是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的提法在我國也較普遍，但我們既認識到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和靈敏性，也認識到市場經濟自身的缺陷與負面效應。市場并不是萬能的，市場失靈時就需要發揮政府調控的作用。黨的十四大報告在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的同時，也強調指出“要看到市場有其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必須加強和改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胡錦濤同志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也指出：在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同時，要“克服市場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
新自由主義的一些主張，會給一些國家帶來消極后果，也為國際壟斷資本控制全球經濟提供了一個有利的機制。這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對金融自由化的國家造成巨大的沖擊。我國不會引發西方國家那樣的金融危機，正是得益于沒有搞金融自由化。新自由主義推行全球一體化，實際上是推行全球西方化。作為新自由主義最新形態的“華盛頓共識” ，其核心內容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述，是“快速的私有化”、“快速的自由化”、“快速的政府的角色最小化”，這也是美國主導全球化的核心內容。
現實證明了新自由主義理論與政策的失敗
盡管西方國家向全球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但迄今為止，新自由主義沒有也不可能成為全球普遍模式，其主要原因有兩個。
一方面，從理論上說，它不符合當代經濟社會發展的總的歷史趨勢。如果說，在生產社會化程度還不是很高、市場經濟發展的規模和相互依存與制約的復雜關系遠不像今天這樣緊張的20世紀以前的年代，經濟自由主義推崇的自由市場經濟可以只靠“看不見的手”發展的話，20世紀30年代以來經濟社會和市場經濟發展的新變化，實體經濟、金融體系和虛擬經濟的大規模發展及其相互依存與矛盾的復雜關系凸顯，就不能再只依靠“看不見的手”去調節經濟生活了。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運行，需要借助國有經濟的實力實行國家干預或政府調控。社會主義國家則不僅經濟運行需要國有經濟的主導，而且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本身也需要以公有制為基礎。
另一方面，從經濟實踐來看，新自由主義不但在社會主義國家行不通，就連實行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會導致經濟社會生活的混亂等嚴重的消極后果。從事實來看，凡接受和推行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國家，如俄羅斯、東歐和拉丁美洲等國家和地區，最后都陷入困境。
俄羅斯和東歐國家根據新自由主義方案改革的結果，導致經濟10年倒退，失業人數增加，少數人暴富，社會矛盾凸顯。1989年，俄羅斯的GDP是中國的2倍多，而10年后，卻只達中國的1/3。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50-70 年代，30年中年均經濟增長5.6%，接受新自由主義模式后，其經濟改革雖曾取得一定成效，但最終帶來嚴重問題：失業、兩極分化、貧困化、社會發展緩慢，金融危機頻發，民族企業倒閉。
總的來看，哪個國家接受新自由主義的模式，那個國家最終就會掉入陷阱，發生災難。因此，國內外不少有見識的學者，展開對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的批判。當前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再次宣告了主張“市場萬能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與政策的失敗。(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新自由主義思潮變遷
2009年03月26日 人民論壇雜志
衛興華
所謂新自由主義，是相對于古典自由主義而言的，也是古典自由主義的極端演化與發展。在西方經濟學中，新自由主義是指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大蕭條以來，與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相對立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潮。
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期主義的較量
隨著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特別是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資本主義國家需要有為壟斷資本主義辯護、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及其理論相對立的新的經濟理論。在20世紀20-30年代出現了一場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大論戰，新自由主義由此開始登上了經濟學的歷史舞臺。其完成形態是“華盛頓共識”。
哈耶克作為代表人物，極力主張私有化，反對實行任何形式的國家經濟計劃。他認為國家干預和搞經濟計劃會損害效率，甚至貨幣發行權也應由私人銀行承辦，不應由政府壟斷。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的弗里德曼曾擔任尼克松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他反對政府干預私人經濟，認為只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資本主義體系就可以穩定發展。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盧卡斯，也是當代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他以經濟人理性和人的行為理性預期假設為立論基礎，否定了凱恩斯主義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政策主張，認為這種政策是無效的。
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都興起于20世紀30年代。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震撼了全世界，于是以凱恩斯為代表的國家干預主義出現了。凱恩斯面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所陷入的嚴重危機，主張發揮兩只手的作用，將政府干預這只“看得見的手”與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結合起來。
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并存使新自由主義成為經濟學的主流
盡管以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繼續為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辯護，但是到20世紀30—60年代，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已成為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在安德森寫的《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教訓》一書中，就這樣描述了當時新自由主義的窘境：“在1945年或1950年，如果你真誠地提出一些今天標準上的新自由主義的觀念或政策，你將會受到嘲笑或被送入瘋人院。”
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經濟發展中的“滯脹”，即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并存。面對這種新現象，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無法解釋，也難以提供對策，于是反對凱恩斯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就借機抬頭，上升為主流經濟學。英國的撒切爾政府和美國的里根政府，其經濟政策也轉而選擇了新自由主義，從而為新自由主義的擴張起到了支持和推動的作用。
美國模式的蛻變
2009年03月26
左大培 《人民論壇 》(2009年第6期)
20世紀90年代好象是美國化的年代，但實際上，現代的技術和社會條件使美國模式也不得不發生蛻變，隨著這些蛻變的積累，很有可能的是，美國“自由的市場經濟”的色彩將會減少，而行政干預和法律規制的成分將會增加。
政府規制的增多：美國各級政府的規制實際上越來越多，這種政府規制往往是由州或地方的政府規定的。在一家銀行門口摔傷的老太太可以起訴這家銀行要求賠款，因為該銀行沒有樹起“雪天小心路滑”的警示牌。
非自由化市場的“產業政策”：美國人傳統上是反對由政府出面推行產業政策的。但一些美國學者的研究報告指出， 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某些產業恢復了相對的競爭力，這是美國政府的產業政策奏效的表現。
必須監管的“混合銀行”：正是由于美國政府機構一直不想加強對金融業的監管，最終導致了2007年之后的金融危機，這勢必會迫使美國政府加大對金融業的監管力度。
機構持股的增長：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大公司股份中個人持有的份額大幅度下降，而機構持有的比例則明顯上升。
學習“豐田生產方式”：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汽車制造業明顯復蘇，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國的大汽車制造公司學習和掌握了日本汽車制造公司的管理方法，特別是所謂的“豐田生產方式”。
濫用個人自由：現實當中的“追求自由者”往往會力圖利用任何自由主義的政策和宣傳而為所欲為。例證之一是美國人的持槍自由。
濫用人際信任的信貸體系：銀行大量提供信用卡鼓勵超前消費的做法，造成了美國人“高消費、低儲蓄”的傾向。美國因過度負債而破產的家庭越來越多，使美國甚至全世界金融體系變得極其脆弱，而一旦發生危機，就可能導致美國“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瓦解。
集體主義精神返潮：“911”恐怖襲擊激發了美國人的集體主義精神，它造成一種集體主義的精神壓制，并將支持美國政府對整個社會和人們的思想進行干預和控制。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三大預言”的實踐困局
2009年03月26日人民論壇雜志
朱諧漢
當前，全球性金融海嘯在西方呈現出向制度危機和意識形態危機轉化的態勢，人們審視危機，發現馬克思為資本主義弊端所開出的處方并沒有過時
最近20年的實踐初步證明，西方“三大預言”是經不起歷史和實踐檢驗的。
新自由主義的拉美困局
上世紀末，以新自由主義為內核的“華盛頓共識”，在發生金融危機的某些拉美和東南亞國家大行其道。但是，僅僅幾年時間，“華盛頓共識”在實踐面前就瀕于破產。
拉美國家是“華盛頓共識”的最初試驗區，但一些拉美國家卻為此付出高昂代價。國有企業私有化，使一些產業向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集中，失業問題更為嚴重。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兩極分化和貧困化十分嚴重。例如，墨西哥在改革前，有兩位億萬富翁，20世紀90年代后期增加到20多位；與此同時，貧困人口未見減少，反有增加之勢。墨西哥恰帕斯州農民“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兩極分化和貧困化日益加劇。民族企業陷入困境，這種情況在開放度較高的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國尤為明顯，國家職能明顯削弱，社會發展被嚴重忽視。金融自由化導致金融危機頻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的巴西貨幣危機和2001年的阿根廷債務危機等等，這都與金融自由化有關。
曾經接受“華盛頓共識”的國家，如今則逐步走上了尋求符合自身發展與改革要求的道路：馬來西亞在金融危機期間就拒絕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方案。泰國在危機后探索新的發展道路，大力支持農村地區和小企業的發展。2002—200 3年，泰國經濟增長速度達到5%左右，是東南亞的最高水平。受金融危機打擊最大的印尼也毅然終止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韓國早早地還清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巨額貸款，走上新的發展道路。
“華盛頓共識”是為西方“資本大鱷”張目的。中國在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堅持和完善政府的宏觀調控，加強對市場的監管；在發展公有制經濟的同時，鼓勵其他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既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又注意維護自身利益和國家經濟、金融安全。正是由于采取了正確的發展道路，才使得中國能在上世紀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中獨善其身，在本次金融海嘯中受傷較輕！
近20年中國的發展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及時的“改弦更張”，宣告了“華盛頓共識”的破產！
“大中東民主計劃”碰壁
民主和自由等所謂“普世價值”，從來都是具體的而非抽象的，是歷史的而非超歷史的。同時，一個好的民主制度總是與一個國家一定時期的歷史、文化和政治傳統密切聯系。對一個國家來說，能促進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民生幸福的民主，就是個好東西。反之，引起經濟衰退、政局動蕩和百姓痛苦的民主，則是一個壞東西。
蘇聯解體后，美國制定了所謂“大中東計劃”，大規模地向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巴基斯坦等國家和地區推銷其美式民主制度。實踐證明，無論哪個國家，如果不考慮本國國情，而移植了這種制度，不是經濟出現停滯，民生凋敝，就是政權頻繁更迭、政局動蕩。相反，那些堅持走本國特色民主政治發展道路的國家，則普遍政局穩定、經濟繁榮、社會和諧。中國近20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和民主政治的穩步推進，也初步證明了“西方民主”沒有普世性。
民主制度的本質特征是人民當家作主，由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實施對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的決策、監督與管理。在西方一些國家的選舉中，選民僅是公民的一部分，實際參加投票的選民往往不足國民總數一半，而選舉中勝出的候選人的得票率有時僅有48%對47%的微弱優勢。實現了48%選民的意志，犧牲了47%民眾的利益，這種“民主”能體現全民意志嗎？
中國發展質疑“共產主義滅亡論”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每年以平均9.8%的發展速度增長，創造了世界歷史的奇跡。國內生產總值從197 8年的3645億，到2008年的突破30萬億，是世界年均增長率的3倍多，經濟總量位列世界第三。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86元，實際增長39倍多，長期困擾中國的短缺經濟狀況得到根本改變。從1978年到2007年，中國進出口總額由206億美元，提高到21737美元，躍居世界第三，實際使用外資累計近10000億美元，真正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強勁引擎。特別是香港、澳門的如期回歸，使中國在國際舞臺影響力的進一步擴大，顯示了社會主義中國的強大活力，也反映出社會主義中國已經找到了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中國與俄羅斯、巴西、印度并稱為“金磚四國”，通過中國與其他三國的發展比較也許更能看到中國的體制優勢：1 990年中國的GDP只有3546億美元，是俄羅斯經濟總量的61.23%，巴西的76.12%，僅比印度多377億美元；2006年中國的GDP增長至26847億美元，分別是俄羅斯、巴西、印度的3.66倍、4.32倍和3.35 倍，足見近20年中國經濟的活力。
曾經宣揚“到下個世紀共產主義將不可逆轉地在歷史上衰亡”的布熱津斯基，被迫承認“只有中國目前的發展似乎才預示著共產主義的復興”。
當前，全球性金融海嘯在西方呈現出向制度危機和意識形態危機轉化的態勢，人們審視危機，發現馬克思為資本主義弊端所開出的處方并沒有過時。西方人形象地說：“馬克思又回來了。”(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三大預言”的思想脈絡與時代背景
2009年03月26日 人民論壇雜志
羅文東郭志法
預言之一：新自由主義將成為全球普遍模式
歷史背景：1989年，社會主義的挫折和計劃經濟的失敗使廣大發展中國家無所適從，出現了意識形態真空，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思想和改革思路引導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深陷債務危機的拉美各國)擺脫貧困。為此，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邀請了拉美國家代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洲開發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以拉美國家經濟調整和改革為主題的研討會，形成“華盛頓共識”，其核心是用西方新自由主義模式取代蘇東計劃經濟。
新自由主義，產生于20世紀20—30年代。它是依據新的歷史條件對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加以改造而來，更加強調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
新自由主義真正占據主流經濟學地位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當時，因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主張的“國家干預主義”,無法解決西方經濟長期陷入“滯脹”狀態的難題，給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提供了契機。而新自由主義興起的根本原因，還是它迎合了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向發展中國家擴張的需要。而“華盛頓共識”的出籠更使新自由主義成為主導世界經濟的主流經濟學流派。
代表人物：威廉姆森。在他看來，“華盛頓共識”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靈丹妙藥”。
主要內容：強調市場萬能論，放松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解除外匯管制，消除貿易壁壘，使國有企業私有化，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實現經濟自由發展，實現市場主體的平等競爭。其精神實質是：放大了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色彩，強調公有制會使經濟變得更糟，社會主義必然導致集權，國家干預只能造成經濟效率的損失；主張推行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即全球資本主義化。
當時影響：近30年以來，新自由主義在英美等發達國家很盛行，是美國幾任執政者的主體意識。隨著“華盛頓共識 ”的形成與推行，新自由主義嬗變為國際壟斷資本的經濟范式和政治綱領。
當前現實：“華盛頓共識”在不同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實踐結果令人失望。東亞一些國家在90年代先后實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結果釀成了1997年由泰國開始并波及整個東亞地區的亞洲金融危機，使一些國家的經濟至今還沒有恢復到亞洲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推行“華盛頓共識”，結果導致失業率高居不下，兩極分化加劇，民族企業陷入困境，政局動蕩混亂等。各種弊端的顯現引起了民眾對華盛頓共識的普遍不滿，拉丁美洲成為抵制和反對新自由主義政策最為強烈的地區。尤其是當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更令人們對新自由主義政策開始反思和抵制。
預言之二：西方民主制度將一統天下
歷史背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蘇聯和東歐各國在改革進程中出現了重大挫折。從1989年到1990年短短一年多時間里，東歐的波蘭、匈牙利等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改變了性質；1991年，蘇聯也宣布解體，各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背離了社會主義道路。
東歐劇變后不久，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司副司長、原蘭德公司分析家弗朗西斯·福山發表了《歷史的終結？》一文，并在1992年將此文擴展為轟動一時的著作《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認為西方民主將一統天下，歷史已經終結。
代表人物：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
代表著作：《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
主要內容：福山認為，東歐劇變和資本主義取得冷戰勝利的根源在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優于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其他非西方國家的各種民主制度，并斷言西式民主制度將成為普世制度：“我們正在見證的不僅是冷戰的結束，也不是二戰后一個特別的歷史時期的結束，而是歷史的終結，即人類思想進化史的終結，而且西方的自由民主政體將作為政府的最終形式得到普遍推廣。”
福山通過兩個方面來闡述他的觀點：一是歷史事實，包括蘇東劇變和全球現代化浪潮。在他看來，蘇東劇變標志著共產主義的失敗，而全球的現代化就是西化。二是普遍史理論。他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并因此構成了歷史的終結。
當時影響：福山《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一書一經出版，就引起了各方面的熱烈反應，曾連續數周名列暢銷書排行榜之首。由此在東西方學術界掀起了軒然大波，贊成、反對之聲此起彼伏，很快形成了一股彌漫全球的“終結熱”。與此同時，蘇式政治制度遭到廣泛批評，許多發展中國家紛紛“改旗易幟”，實行西式議會民主制度。
當前現實：20年過去了，當年走上西式民主化道路的國家政治分裂、國內動蕩成為普遍現象：拉美推行西式民主的國家在世紀之交發生一系列社會動蕩，多位民選總統中途退位。
預言之三：共產主義將不可逆轉地在歷史上衰亡
歷史背景：20世紀80年代末期，由于蘇東社會主義國家自身在實踐上出現了一些重大失誤，最終釀成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向何處去成為當時歷史背景下的重大課題。于是“共產主義衰亡論”應運而生。
代表人物：布熱津斯基(美國當代著名的戰略思想家，曾任美國前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代表著作：《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大失控與大混亂》
主要內容：《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認為共產主義違背了歷史規律，因而它將“不可逆轉地在歷史上衰亡”，“共產主義將作為20世紀最反常的政治與理性畸形物載入史冊”；《大失控與大混亂》中對社會主義也進行了種種詰難，該書把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提并論，把列寧、斯大林與希特勒視為同類，誣之為“極權主義”，是“有組織的瘋狂的政治”、“造成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流血”等等，并稱正因為這種“強制性烏托邦是一種進行全面控制的企圖”，因而它“生產了一臺自我毀滅的機器”，所以“這個制度必然垮臺”。
當時影響：在《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出版后不到兩年，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陣營最終瓦解，中國在艱難中探索，這更加使各國對“共產主義衰亡論”確信不疑。
當前現實：共產主義并沒有在世界范圍內銷聲匿跡。作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依然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現有社會主義國家仍在進行總結、調整和改革，積極探索實現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國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越南、朝鮮、老撾、古巴四國，在世界社會主義處于低潮和西方國家干涉、演變的強大壓力下，保持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本國社會政治穩定。(作者分別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導；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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