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我們需要相對保守的金融體制"
日期：2009-03-17 作者：姜澎 來源：文匯報
本報記者 姜澎
“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發達國家制訂的很多政策和規則對發展中國家很不公平。如果中國按照有人曾經要求的那樣‘更全球化’、‘更開放’，那么在全球經濟金融危機之下，中國現在的經濟狀況會比我們預想到的更糟糕。中國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的全球化進程不應該過快，否則將給經濟發展帶來風險。”昨天，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教授應復旦大學上海論壇邀請，作了題為“金融危機與全球經濟：對經濟理論與政策意味著什么”的主題演講，并接受了記者專訪。他談到，此次經濟危機持續時間的長短，取決于各國政府的應對措施是否具有全球觀念；缺乏全球性的應對措施，將導致經濟危機難以結束。
“金融海嘯現在可能是十年一遇”
“因為缺乏風險意識，或者說是某種動力和刺激壓過了風險意識，那就會有人不顧一切地嘗試過度的風險，想換取更大的利益。所以風險應當是所有學經濟的人的必修課。”在昨天的演講中，斯蒂格利茨教授這樣忠告。
他舉例說，在此次金融危機中，不少金融企業本已面臨破產，但為了“翻身”，他們愿意冒巨大的風險，因為如果在這樣的“賭博”中輸了，他們不會死得更慘，但如果贏了，則可以徹底復活。他坦率指出，那些律師和金融從業人員，從來不聽有關風險的課程，甚至一些新入行的金融師認為風險一說已經過時。他說：“當我在普林斯頓讀書時，風險是我們學的第一課；可那些年輕人到華爾街開始工作時，他們從來不去聽其他人談論風險問題。”
他提到，信息不對稱也會帶來嚴重后果，“對于金融市場來說，最愚蠢的事情就是那些金融家相信他們正在做會使市場發生大變化的大事，但評估風險時，卻往往使用前10年到15年的數據。用落后的數據作為新產品推出的風險評估依據，結果可想而知。”
“還有另外一點需要我們考慮，那就是我們曾經認為金融海嘯應該百年一遇，但現在可能是十年一遇——所以我們用于金融分析的模型，不能再用時間跨度那么長的模型，而應該選用跨度比較短的模型”，斯蒂格利茨稱：“總而言之，我們需要的是一個相對保守的金融體制”。
“發展中國家的全球化進程要慎重”
“發展中國家對于自己的全球化進程要十分慎重”，斯蒂格利茨認為，中國在金融和資本市場的開放上尤其要慎重。
他認為，經濟全球化可以給經濟的發展帶來好處，但事情的另一面是經濟全球化使得任何金融危機都會以最快速度影響到全世界。“我覺得在目前情況下，應當重新定義‘全球化’。盡管全世界都被納入全球化體系，但我們可以發現，發達國家提出的很多政策和游戲規則，其實很不公平，特別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顯得更不公平。”
斯蒂格利茨說他注意到，聯合國不久前提出了三點重要建議，提出需要有一個全球的金融體制、全球的金融協調機構、全球的新金融系統。“中國在全球經濟恢復的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應當起到能讓全球經濟穩定下來的作用”。
斯蒂格利茨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斯蒂格利茨，是當今世界負有盛名的經濟學家之一，是世界公共部門經濟學領域最著名的專家。他26歲時成為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1993年至1997年在克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任職，后任主席。1997年至1999年擔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
斯蒂格利茨教授為信息經濟學的創立作出了重大貢獻，2001年，他由于在“充滿不對稱信息市場的分析”方面的理論建樹，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從1981年至今，斯蒂格利茨多次來中國，對中國有較多較深入的了解。
斯蒂格利茨：中國若注資IMF 游戲規則先要改
2009年3月17日 來源：東方早報 作者：王誠誠
“與其向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注資，中國不如選擇更能尊重本國基本原則的組織進行資金援助。”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昨日在復旦大學舉辦的“上海論壇”發表演講時表示。
斯蒂格利茨舉例說明，不允許干涉國家內政是中國的基本原則，但IMF多次違規。他認為，不僅針對中國，IMF等國際組織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援助經常都是有條件的，而這顯然有失公平。
在全球性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此前作為IMF等國際組織資金提供者的發達國家紛紛自顧不暇，因此IMF等組織開始向外匯儲備充裕的中國申請援助。對此，有專家提議，中國有可以考慮注資IMF，但在幫助其渡過難關的同時，應提高中國在這些國際組織中的話語權。而這一提議顯然被斯蒂格利茨潑了冷水。
斯蒂格利茨強調，國際貨幣儲備體系、金融監管等游戲規則均有待于改變，發展中國家應獲更多支持與保護。
曾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斯蒂格利茨是IMF等國際經濟組織的一貫批評者，在昨日的論壇中，他又多次提及發展中國家在全球體系中受到的不公正對待。他尤其提到，為應對經濟危機，美國所提出的很多政策，其實是很不公平的，特別是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
斯蒂格利茨稱，這次金融危機是“美國制造”，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很多發展中國家受到的沖擊更為嚴重。“中國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情況還不算太糟，而對很多資金相對匱乏的國家來說，則面臨更為艱難的困境。”
“是時候改變游戲規則了。”他呼吁，“我們的金融政策的整個框架其實是有錯誤的，沒有辦法讓經濟得到可持續發展。經濟全球化可以帶來一些好處，但它同樣也會帶來一些問題。經濟全球化使得現在的這個問題以最快的速度向全球蔓延。現在需要重新定義全球化了。”
斯蒂格利茨表示，未來我們需要的金融體制應該是全球性的，應該具有一個全球的金融協調機構，以及一個全球性的新金融系統。
在為發展中國家鳴不平的同時，斯蒂格利茨也表示，寄希望于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盡快恢復增長，以帶動全球經濟走出陰霾的想法“顯得過于樂觀”。
在他看來：“在全球化如此廣泛的背景下，美國遇到如此大的金融危機，你很難說中國還能夠一直保持不變。2009年整個世界的經濟增長將是負數，這樣的危機會危及所有的國家，不僅僅是在出口方面，包括住房、消費在內所有增長都將有所下降。”
不過，斯蒂格利茨也肯定了中國對于世界經濟的意義，他表示，中國在全球經濟的恢復當中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國需要恢復自己的信心，以幫助全球經濟穩定下來。
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終結IMF一家獨大
【作者：李關云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現在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資金,并不是最佳選擇。”3月16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應“上海論壇2009”邀請,在復旦大學發表演講之際,依然旗幟鮮明地扮演IMF批評者的角色。
而在2天之前,3月14日舉行的G20財長會議上,與會各國已經原則上同意對IMF注入資金。但是,斯蒂格利茨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
2001年,斯蒂格利茨因為在市場非對稱信息上的研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市場失靈,需要政府進行有效監管。正因為如此,斯蒂格利茨一向重視政府對市場的監管,與向來提倡“去監管化”的IMF意見相左。
斯蒂格利茨認為,去監管化是金融危機的源頭之一,倡導去監管化的IMF的信譽最近也受到影響。“如果不改變監管規則,市場很難恢復信心。”
“75年前凱恩斯已經說過,全球貨幣儲備存在問題,他認為創立IMF應該會有所作為,但是IMF沒有發揮作用。”斯蒂格利茨指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全球金融體系有過很多改革倡議,但一旦經濟恢復,改革的議題就束之高閣。
上海市政府金融服務辦公室主任方星海是斯蒂格利茨的弟子,他戲稱斯蒂格利茨走的也是一條“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在普林斯頓、斯坦福、麻省理工學院等美國一流大學任教多年之后,斯蒂格利茨一度出任克林頓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之職,1997年起又擔任過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高級副行長職務。
斯蒂格利茨向本報記者表示,今年是50年來第一次全球經濟負增長,這也是全球化時代遭遇的第一次經濟危機;要走出衰退,各國必須攜手應對。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東南亞各國還可以依靠出口增長迅速走出衰退,但這一次全球步入衰退,不可能依靠出口。” 斯蒂格利茨說。
除了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沖擊之外,斯蒂格利茨認為,宏觀經濟層面的一些深層次原因,也是本次全球經濟衰退的根源所在。他指出,“根本問題是全球需求不足,現在資金從發展中國家匯聚到美國,由美國來拉動消費,這肯定是不可持續的。”
全球需求不足問題與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有關,斯蒂格利茨認為,“當時世界銀行和IMF處理得很糟糕,發展中國家認為必須要積累外匯儲備。一個東南亞國家的首相非常坦白地說,1997年金融危機讓他們認識到,如果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一旦陷入支付危機而向IMF求救,其附加條款要求的一系列緊縮政策會讓本國經濟長期衰退。”
單個國家的理性決策,導致全球都在積累資金,而不是進行消費。這就導致全球最富裕的美國,需要入不敷出的花錢,今天去花明天的錢,從而保證全球經濟正常運轉。斯蒂格利茨說,“這種增長模式本身就是畸形的,這才是最根本的問題。”
那么,如何解決這些全球經濟根本性的問題？現有的解決危機的機制是否有效？在對斯蒂格利茨采訪之中,本報記者試圖追尋這些問題的答案。
拒絕IMF的理由
《21世紀》:在3月14日召開的G20財長會議上,中國也與其它成員國一樣,承諾為IMF提供更多資金,你如何評價中國的這個決定？
斯蒂格利茨:我覺得中國更應該為新的援助機制,或者區域性的貨幣共同基金提供資金,而不是把錢給IMF。
《21世紀》:你在演講中提到,全球需求不足是此次經濟衰退的根源,有能力的國家必須幫助那些缺乏資金的發展中國家刺激經濟,但你又強調各國向IMF提供資金并非最佳選擇,這是為什么？
斯蒂格利茨:我們需要讓分配救助資金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以往我們給予IMF這個機構過大的權力。而IMF自身在治理方面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他們一直在倡導去監管化,而這正是這一輪金融危機的根源之一。而IMF以前的貸款一般都有附加條款要求實行緊縮性貨幣和財政政策,正因為這些附加條件,實際上很多國家在需要資金的時候并不情愿去找IMF。而我們需要所有的國家都采取擴張性的政策來應對全球需求不足,這樣就有必要去創造新的援助貸款機制,建立新的國際貨幣貸款機構。
考慮注資區域性的貨幣穩定基金
《21世紀》:但如果不對IMF注資的話,各國還有其他選擇嗎？你認為將由什么機構來代替IMF實施資金管理的職能？
斯蒂格利茨:作為聯合國大會國際貨幣及金融體系改革協會專家組的主席,我非常樂意向愿意出資的各國推薦這個機構。我們正在做一項研究報告,去探討進行這一項變革的具體步驟。在新貸款機制的監管體制方面,我們會廣泛考慮發展中國家以及出資者的利益。比如,“國家事務不受外部干擾”是中國的一個基本原則,但IMF就沒有很好地尊重這個原則。所以,我覺得中國至少應該找一個尊重自己基本原則的機構進行注資。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聯合起來,完全可以迅速建立一個新的貸款機制。
我覺得中國提供資金幫助別國刺激經濟是必不可少的,但這種援助模式必須要有可持續性,也符合中國一直以來所要求的基本原則。如果新的貸款機制不能迅速建立,中國可以先考慮一些區域性的貨幣穩定基金,比如清邁協議所倡導建立的亞洲區域性外匯儲備基金（規模確定為1200億美元,但由于中日韓三方出資比率尚未確定,還未注資）,再比如南美洲部分國家組建的共同外匯儲備基金FLAR。這些基金都能夠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融資渠道。
《21世紀》:你率領的聯合國專家組正在尋求更好的調動貸款機制,目前是否已經有了一個具體的計劃？
斯蒂格利茨:我們在未來幾周內就會做出一個方案,目前還不方便透露。
創造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
《21世紀》:你目前就職的聯合國大會國際貨幣及金融體系改革協會,是否打算建立一個新的IMF？
斯蒂格利茨:不是新的IMF,我們希望所建立的機構的職責不會像IMF那么廣,而是專注于建立國際貨幣儲備體系。
《21世紀》:你既然認為美元本位的外匯儲備體系問題很大,歐元美元二元儲備體系則更加糟糕,那么你如何定義理想中的外匯儲備體系？
斯蒂格利茨:我說的這個全球外匯儲備系統,有一點類似于IMF的特別提款權（SDR）,這是一種新的信用貨幣,但并非由IMF所主導。類似于清邁協議那樣,各國按照份額注入資金,為國際社會提供一個渠道來創造一種新的全球硬通貨,各國持有這種新的貨幣,并且承諾進行兌換。現在的SDR在外匯儲備中所起的作用太小了,我們要更加頻繁的利用這種新創造的國際貨幣來平衡國際收支,而且以前SDR在分配上傾向于發達國家,未來的國際貨幣的份額應該更加公平地進行分配。
《21世紀》:如何建立這一個全新的全球貨幣體系？是自上而下地簽訂全球統一協定,還是自下而上從區域性貨幣基金入手逐漸走向聯合？你認為走哪一條路的成功率比較高？
斯蒂格利茨:簽訂全球協定建立統一的全球貨幣體系肯定是最理想的模式,但從清邁協議和南美洲FLAR起步的可操作性要高很多。因為,美國肯定會拒絕放棄發行美元這種全球貨幣從而以低成本獲得各國資金的資格。但反過來看,如果所有國家都選擇了新的貨幣體系,美國的那個優勢也就自然喪失了。
G20峰會或將受阻于
“細節里的魔鬼”
《21世紀》:你對4月份即將召開的20國集團（G20）峰會有什么預期？各國是否能夠達成一些實質性的合作框架,來扭轉全球經濟衰退？
斯蒂格利茨:我相信他們肯定會提出一些合作機制,會談經濟刺激計劃的必要性、加強監管的必要性、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必要性,但他們能做的也就僅此而已。
我的意思是,各國將很難針對一些復雜問題達成共識,比如說加強監管的程度方面,歐洲期望的監管強度肯定要比美國高,二者很難協調。各國都會宣稱歡迎強勁的經濟刺激計劃,但我們很難去量化評估全球經濟刺激計劃之中各國所做的貢獻。就算是美國這一個國家,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在刺激經濟方面都會出現自相矛盾的情況,聯邦政府現在推出2年800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增加開支,但根據最近的預測數據,各個州政府每年的收入總共要減少1500億到2000億美元,其支出也將相應減少。兩相抵消之后,美國每年經濟刺激計劃僅有2000億美元,不足GDP的2%,遠遠不夠。
而世界各國都會從各自的國家利益出發,那就更難達成一致。各國都會同意說要幫助發展中國家,但我覺得美國更愿意說,IMF應該從更多國家借錢來幫助美國,我覺得在一些重要的細節問題上,G20很難達成共識。
《21世紀》:G20各國為何會產生這些分歧？
斯蒂格利茨:產生分歧是可以理解的。第一,發達工業國希望支持IMF,因為這是由他們控制的,他們甚至宣稱IMF是他們的機構;第二,美國希望IMF向其他國家募資,但問題是其他國家為什么要向IMF這樣一個理念與本國差異巨大的機構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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